尾声
维克图瓦
维克图瓦·德格拉夫一直擅长生存。
她深知生存的关键在于拒绝回首往事。即使在她骑马穿过科茨沃尔德向北疾驰、弯腰低头避开迎面抽来的树枝时，她心中的一部分依然想留在塔里，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感受墙壁坍塌。如果他们必须死，那她也想与他们一同埋葬。
但是生存要求她斩断羁绊。生存要求她只看将来。谁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今天发生在牛津的事件是不可思议的，其后果也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件史无前例。帝国被击中了要害。这一次，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是，维克图瓦已经见惯了不可思议的事。她的祖国的解放甚至在成为现实的那一刻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法国或英国，没有人相信奴隶会要求得到解放，就连最激进的拥护普遍自由的那帮人也不相信，他们从不认为奴隶这种“生物”属于理性的、拥有各项权利的、开明进步的人类。1791年8月海地革命的消息传出两个月之后，让·皮埃尔·布里索(他本人是废奴组织“黑人之友”的创始成员)向法国议会宣称，这一定是假消息，毕竟任何人都知道，奴隶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如此迅速、协调的公然反抗。革命开展一年之后，很多人仍然相信这场动乱很快就将平息，局面将恢复常态，而常态则意味着白人对黑人的统治。
当然，他们错了。
但是，在亲身经历的历史之中，又有谁能理解自己在整幅历史画卷中的角色呢?在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维克图瓦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来自世界上的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在遇见赫耳墨斯社之前，这就是她知道的全部：
1820年，她出生在海地。同一年，海地国王亨利·克里斯托夫因为担心政变而自尽。他的妻子和女儿们逃亡到一位英国救命恩人位于萨福克的家中。维克图瓦的母亲是流亡王后的女仆，她也一同出逃。母亲总是将这次旅程称为她们的大逃亡。刚一踏上巴黎的土地，她便拒绝再将海地视作家乡。
维克图瓦对海地历史的认知包括：黑夜中的咒骂;一座名为无忧宫的壮观宫殿，那是新世界第一位黑人国王的居所;持枪的人们;她无法理解的、含混不清的政见分歧，正是这些分歧迫使她背井离乡，流落到大西洋彼岸。作为一个孩子，她知道自己的祖国是个充满暴力和野蛮权力斗争的地方，因为在法国大家都这么说，而她那位流亡中的母亲也选择相信这种说法。
“我们很幸运，”她的母亲低声说，“我们活着离开了。”
但她的母亲没能活着离开法国。维克图瓦尔始终不明白，她的母亲身为自由人究竟为何会从萨福克被送往巴黎，在退休学者埃米尔·德雅尔丹教授家中劳作。她不知道自己母亲的朋友们对她做了怎样的许诺，其中又是否涉及金钱交易。她只知道在巴黎，德雅尔丹府不允许她们离开，因为这里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奴役，与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里是一片灰色地带，规则没有写在纸上，却不言自明。而当她的母亲病倒时，德雅尔丹一家没有去请医生。他们只是将生病的母亲关在房间里，然后等在外面，直到一位女仆进屋探了探她的呼吸和脉搏，宣布她去世的消息。
在这之后，他们害怕感染，便将维克图瓦锁在橱柜里不让她出来。然而，疾病还是传染了全家上下。医生们再次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疫病传播开来。
维克图瓦活了下来。德雅尔丹教授的妻子活了下来，他的女儿们也活了下来。教授死了，维克图瓦与那些声称爱她母亲、却以某种方式出卖了她的人们唯一的联系也随教授一同消失了。
这个家陷入了窘境。德雅尔丹夫人是个总绷着脸的金发女人，她不擅长记账，花钱大手大脚。家中入不敷出。他们解雇了女仆，理由是既然有维克图瓦，还留女仆做什么呢?一夜之间，维克图瓦背负起几十项杂活：生火、擦拭银器、打扫房间、端茶送水。但她没有接受过干杂活的训练。她从小接受的教育让她擅长阅读、写作和翻译，而不是操持家务。为此，他们经常责骂和殴打她。
德雅尔丹夫人的两个小女儿没有让维克图瓦得到任何安慰。她们总是兴高采烈地告诉来客，维克图瓦是她们从非洲救回来的孤儿。她们总是齐声吟唱：“从桑给巴尔来的，桑——给——巴尔!”
但这还不算太糟。
他们告诉她，她的处境同她所出生的海地相比还不算太糟，那里罪恶横行，正被一个无能且非法的政权推向无政府的贫困状态。他们说，能和我们在一起是你的幸运，这里是安全的文明开化之地。
她相信这一点。她无从得知其他任何说法。
她本可以逃跑，但是德雅尔丹教授夫妇一直将她关在家中，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以至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拥有获得自由的法定权利。维克图瓦在法国的尖锐矛盾中长大：这个国家的公民在1789年发表了人权宣言，却没有废除奴隶制，而且保留了对奴隶的财产权。
解放是一连串巧合、智谋、资源和运气共同造就的结果。维克图瓦翻遍德雅尔丹教授的书信，想要找到一份契约或者任何能证明他确实拥有她和她母亲的文件。她始终没有找到。不过，她倒是得知有一个名叫皇家翻译学院的地方，教授年轻时曾在那里接受教育，事实上，教授曾给那个地方写信提起过她。他告诉那里的人，自己家里有个才华横溢的小女孩，记忆力出众，擅长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自己原本打算带她在欧洲巡回展览。也许他们有兴趣面试她?
就这样，她为自己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德雅尔丹教授在牛津的朋友们终于回信，说他们很乐意请天资聪颖的德格拉夫小姐前往学院就读，并且会支付路费。这时，她觉得自己成功逃脱了。
但是维克图瓦·德格拉夫真正得到解放，是在她遇到安东尼·瑞本之后。直到她加入赫耳墨斯社之后，她才学会以海地人自居。她学会了为她的海地克里奥尔语感到自豪，为这种不完整的、有相当一部分已被遗忘的、与法语难以区分的语言感到自豪。(从前，每当她用海地克里奥尔语说话时，德雅尔丹夫人都会给她一记耳光。夫人总是说：“闭嘴。我告诉过你，你必须说法语，法国人的法语。”)她还了解到，对于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来说，海地革命并不是失败的实验，而是希望的灯塔。
事实上，她了解到革命总是无法想象的。革命将击碎你所熟知的世界。未来不是白纸黑字的定局，而是充满潜在的可能性。殖民者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这让他们惊慌失措，也令他们感到恐惧。
很好。就该如此。
此时此刻，她不确定要去往何方。她的外衣口袋里有几封信：有安东尼临别前的忠告，还有几位联系人的代号。他们在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巴黎还有朋友。也许有一天她会回到法国，但是现在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她知道爱尔兰有一处基地，不过眼下她只想离开欧洲。也许有一天她会回到家乡，亲眼看一看在历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海地。现在，她即将登上一艘驶向美国的航船。在那里，像她这样的人依然没有自由，但这是她能买到票的第一班船，而她需要尽快离开英国。
她还有那封格里芬写给罗宾的信。罗宾从未打开过它，然而她已经读了太多遍，读到可以背下来了。她记住了三个名字：马特利特，奥丽尔和鲁克。她可以在脑海中看到那封信的最后一句——仿佛事后才想起一般在署名前潦草写下的一句：不是只有我们。
她不知道这三个人是谁。她不知道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她总有一天会明白的，而真相将让她眼冒金星、惊恐万分。但是此刻，它们只是象征着无数种可能性的悦耳音节，而可能性——希望——是她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她口袋里装着许多银条，衣服里也缝着银条，她带着那么多白银，以至于身体僵硬沉重、行动不便。她的眼睛哭得红肿，喉咙因抽泣而酸痛。她将死去的朋友们的面孔深深刻在记忆里。她不断想象着他们的最终时刻，想象着墙壁在他们周围坍塌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恐惧和痛苦。
她没有也不愿意回想她的朋友们当初鲜活而快乐的模样。不去想在最美好的年纪被夺去性命的拉米。不去想因为不知该如何活下去而摧毁一座塔楼的罗宾。她甚至不愿去想依然活着的莱蒂;如果知道维克图瓦还活着，莱蒂会追她追到天涯海角。
她知道，莱蒂不可能允许她自由徜徉。对莱蒂而言，哪怕想起维克图瓦都是一种威胁，一种对她生存的内核的威胁。维克图瓦的存在证明了她是错的，而且一直都是错的。
维克图瓦不让自己为这场友谊哀悼，这场友谊真实、可怕、充满伤害。以后自有她哀悼的时候。在海上航行的无数个夜晚，悲伤强烈得快要将她撕碎，她将后悔做出活下去的决定，她将诅咒罗宾将这个重担丢给她，因为罗宾是对的：他不是因为勇敢，他不是在选择牺牲。死亡是一种诱惑，而维克图瓦拒绝了。
现在她不能哭。她必须继续赶路。她必须逃跑，越快越好，哪怕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
她对自己即将遭遇的事情不抱任何幻想。她知道自己将面对难以估量的残酷。她知道面前最大的障碍将是冰冷的漠不关心，而这种漠不关心诞生于一个深入人心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赋予一部分人特权，却对另一部分人极尽压榨。
但她或许能找到盟友。或许她能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安东尼说，胜利是必然的结果。安东尼相信英国的客观矛盾将撕裂这个国家，而他们的运动将取得成功，因为帝国的繁盛从根本上是无法持续的。安东尼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机会。
维克图瓦比他更明白事理。
胜利不是必然。胜利或许已经初具雏形，但是他们必须通过暴力、苦难、殉道者和鲜血才能夺取胜利。胜利要靠智谋、坚持和牺牲来实现。胜利是一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游戏，其中充斥着历史的偶然，一切所谓的顺利都是人们努力的结果。
她无法知道这场斗争今后将采取何种形式。世界上还有许多战斗，许多战线，在印度、中国和美洲都有，对非白人或非英国人的剥削将这些战线联系为一个整体。她只知道，她将出现在每一个不可预测的转折点上，她将战斗到只剩最后一口气。
“Mande mwen yon ti kou ankò ma di ou。”当安东尼第一次问起她对赫耳墨斯社的看法、问起她是否认为他们有可能成功时，维克图瓦这样告诉他。
他绞尽脑汁，用所了解的法语来分析这句海地克里奥尔语的语法，最后还是放弃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问。
“意思是‘我不知道’，”维克图瓦说，“至少，当我们不知道答案或者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答案时，我们就会这么说。”
“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
她对他眨了眨眼：“‘过一会儿再问我，到那时我就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