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玛尔塔都会去新鲁达给自己买两只母鸡和一只公鸡。她饲养这些鸡，关心它们无思无虑的生活。它们每天许多个钟头都在圈起来的场地里散步，视线布及天地之间，地上可能找到一点粮食，天上可能出现老鹰。在鸡的世界，下方，脚下是生，上方，头顶是——死。傍晚，玛尔塔把所有的鸡全都赶进鸡埘，早上全都放出来。她给它们送来拌有麦麸的煮烂了的马铃薯——装在一个烤点心用的旧白铁模子里。她侍弄这些鸡没怎么费劲，却每天获得两枚鸡蛋。她有时给我带来一个装白糖的小口袋，口袋里装的却是鸡蛋，蛋壳上满是鸡粪。蛋黄的颜色非常鲜艳，看到这种与太阳真正相似的东西，让人不得不眯缝起眼睛。秋天玛尔塔在一天之内亲手把自己的鸡家族统统杀光。
她这样做我不能理解，头一年我曾好几天不跟她搭腔，将她给我的母狗叼来的鸡骨头扔了出去。玛尔塔整个夏天都不买肉，仅靠蔬菜过日子，这个人准是有恶魔附体。她的那些鸡都养熟了，不怕人，从人的手上啄食点心末子，望着人的眼睛。玛尔塔一连三天用它们炖鸡汤，煮鸡肉，骨头啃到最后一根鸡腱。我真难以相信，这么一个瘦弱的老妇人竟然能在三天之内吃掉三只家禽。
这时她来到我的窗下，说道：
“我买鸡啦。”
“知道了。”我嘟哝了一声。
“你在干什么？”她和解地问。
“我忙着哩。”
她沉默了片刻。我也正好写完了一叠纸。
“这得花你许多时间。”我听到，她在朝阳台的方向走，马上就要登上台阶。我听见她认真擦脚的声音，她进屋前总要把皮鞋底擦得干干净净。过了一会儿。我便看到她坐在走廊里的圆桌旁边，头戴一顶荒诞的运动帽，脸上笑吟吟的。
“不耽误你时间吗？”她说，让我看她篮子里的两只小母鸡和一只小公鸡。
 
我疑心玛尔塔有睡眠的麻烦。说不定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一提到她的梦她总是保持沉默。她说过，她的全部睡眠就是傍晚打两个钟头的瞌睡；说她的身体似乎根本就感觉不到疲倦，只是对天黑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反应。玛尔塔一小觉醒来，就算全天都睡足了。这时她就在厨房里点上一盏小油灯，或是一支小蜡烛，凝视着那点光亮。有时，遇到明亮的月夜，玛尔塔就不点灯摸黑坐着，从厨房的窗口观察月亮。她觉得月亮从来就不是一个样。她曾这样对我说，月亮的模样总是不同，它总是从另一个地方出来，以不同的路线照临云杉树冠。在这种月色清明的夜晚，玛尔塔喜欢出门，朝下走，经过小礼拜堂，然后向山口走去，走到奥尔布利希特家的风磨下边，这座风磨如今只剩下石头和一口井。从这里能看到泛着银光的群山和远方的谷地，看到谷地里闪耀着房屋的灯光，而在新鲁达和远处的克沃兹科上空则会浮现出一片黄色的光彩。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这种光彩看得最清楚。城市灯火通明，宛若在呼求援助。
然而玛尔塔看到的最令人震惊之事是成千上万人的梦，这些人全都睡着了，陷入了一种实验性的死亡，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城市、乡村，顺着公路，挨着边界通道，躺在山中的旅游招待所、医院、孤儿院，躺在克沃兹科、新鲁达，还有看不到甚至感觉不到其存在的一些地方。这些人被浸泡在自己的气味里，被扔在陌生的床上——扔在工人宿舍的上下铺上，扔在拥挤的、用隔板分隔出卧室和起居室的单间住房的长沙发床上。在每个房子里都有着一些温热的、不灵便的躯体，伸开或紧靠着身子的手，轻微颤动的眼皮，眼皮底下不安地来回游移的眼珠子，呼吸的旋律，鼾声的音乐，陡然抛出的古怪的呓语，无意识的脚的舞蹈，在梦的漫游中寻找被子的辗转的躯体。他们的皮肤冒着热气，他们的思想迷离混乱，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无法让人从根本上相信它们的存在。他们的目光在看着某些画面——这正是梦：他们有画面，但他们没有自己。在时间的每一瞬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睡觉。当人类的一半醒着的时候，另一半正纠结在酣梦之中。当一些人醒来的时候，另一些人必须躺下睡觉，这样世界才得以保持平衡。一夜无眠，人的思想就会开始引燃，在世界的所有报刊上字母就会相互混淆，说出来的话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人们就会试图用手把这些话语推塞回嘴里去。玛尔塔知道，大地上的任何瞬间都不可能仅仅是明亮、紧张和有声有色的；在行星的另一面必定有个黑暗、流动、无声和混乱的瞬间跟它平衡。

梦

当梦一再重复过去发生的事件，当梦反复咀嚼过去，把过去变成画面，像过筛子一样筛掉其中的含意，我便开始觉得，过去跟未来一样永远深不可测，永远是个未知数。我经历过一些事情，完全不意味着我已了解它们的含意。因此我惧怕过去，如同惧怕未来一样。一旦发现某种我所认识的、迄今我以为是稳定和可靠的东西，原来完全有可能是由于另一种原因，以一种我从未料想到的方式发生的，原来是它把我引到了另一个不是由我发现的方向，原来我是个瞎子，原来我是睡着了的，我将把自己的现在怎么办？
我带着自己的梦加入网络中的那些人的网站——除了梦，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大家以一种出奇相似和混乱的方式梦见同样的事物。这些梦是我们的财富，同时也是所有别的人的财富。因此也就不存在谁是这些梦的作者的问题，因此我们才如此乐意用所有的语言把梦写进网络，只用一个字母、单个名字① 或代号来署名。这是世界上，谁也没有所有权的唯一的东西。在整个地球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当人们睡着了，在他们的头脑里就会迸出一些杂乱无章的小世界，它们像浮肉一样，长得超常地大和快。或许存在这样的专家，他们知道其中每一个单个的梦的意义，但谁也不知道所有的梦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网络中的梦

我在一座塞满了古旧、狭窄的公寓楼房的阴郁的古城里。我在研究某种稀有的现象：在房屋的外墙上有许多个圆洞，但谁也不知道那是怎样产生的。我所做的正是研究墙上、网上、栅栏上、玻璃上的这些洞。我发现，它们是按照一种显而易见的次序排列的！犹如物体上的小沟道，像是什么东西在飞行过程中遇到障碍物所穿透出来的。但我并不试图确定那是什么东西。吸引我的只是飞行的轨道。起先我觉得，大概是某种东西从天空飞来，在接近地面时又返回天上去。但事实显示的已无可争辩——这是某种从地上飞出并消失在天空的东西，途中也没有遇到特别阻挡它们的物体，因为那些物体都有洞。

忘　却

我去玛尔塔那儿，为她从通向溪流的小径上割荨麻。她两手抱在胸前踏着碎步跟在我身后说，上帝忘记了创造许多动物。
“例如鹬科鸟，”我说，“它会像乌龟一样坚硬，但有两只长脚，会有坚硬、能咬碎一切的牙齿。会在溪流里行走，会吃掉一切脏物、泥淖、枯枝和败叶，甚至吃掉水流从村庄带来的垃圾。”
于是我们想起了上帝出于某种考虑，忘记创造出的那些动物。他忽略了那么多的飞禽，那么多生活在地面的走兽。最后玛尔塔说，最缺的是那种夜里坐在十字路口的动作迟钝的大动物。她没有说那种动物叫什么名字。

德国人

初夏时节牧场上开始出现德国人。他们的灰白脑袋在草海中浮动。他们的金丝眼镜在阳光下愉快地闪光。如此这般说，凭鞋就能认出德国人，他们的鞋总是白色的，而且干净。我们不爱惜皮鞋，我们不尊重脚上的鞋。我们的皮靴粗糙而笨重，经常是用深色的皮革制成的。要不就是长筒胶鞋，斯塔塞克·巴赫莱达还常在胶底上磕烟灰。我们的皮鞋用的常是一些仿皮材料，是一些欧洲街道上常见的黑白对比强烈的时髦牌子运动鞋的仿制品。我们的皮靴永远溅满了黏糊的红色泥土，永远是歪歪斜斜的，永远是冻了冰又烤干了的。
德国人从汽车上涌了出来，他们的游览车为了不引人注目，胆怯地停在小路上。他们分为小组活动，或结成对子走路，最常见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道走，样子像在寻找做爱的地方。他们给空空荡荡的空间拍照，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为什么他们不给崭新的车站拍照，不给教堂的新屋顶拍照，只给长满青草的空空荡荡的空间拍照？曾有许多次我们用茶水和糕点招待他们。他们没有在椅子上无拘无束地坐下，也没有要求更多的东西。他们往往是喝完茶就走了。使我们感到尴尬的是，有时他们想往我们手中塞几个马克。我们担心自己看上去像是野蛮人——由于我们没完没了的修缮，由于那些洒满一地的灰浆，由于台阶的不牢靠的梯级。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最终都要出现在商店前面，许多小孩子在那里等着他们，伸手向他们要果糖。这使某些人感到愤怒，总是弄得有点不愉快。德国人在商店附近分发糖果的几分钟内，在我们头顶上方常常颤动着某种非常爱国的气氛，仿佛连空气也变成红白两色的① ，仿佛空中升起了一面千疮百孔的国旗。那时我们甚至对糖果也不领情，我们感到自己是波兰人。
有些德国人来过多次。有些人邀请村庄里的人（一两个，经常是那些关照过他们德国人坟墓的人）去联邦德国，给他们解决了工作问题。
还有那么一对老年夫妇，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俩曾用手指向我们指出并不存在的房屋。后来每逢节日我们都彼此寄贺卡。他们宽慰我们说，弗罗斯特家族对我们的房屋已不感兴趣。
“为什么有人会对我们的房屋感兴趣？”我恼怒地问玛尔塔。
而她回答：
“因为房子是他盖的。”
一天傍晚，当我们把喝过茶的空瓷杯和装过糕点的小盘子从阳台拿进屋里的时候，玛尔塔说，人最重要的任务是拯救那种正在瓦解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

彼得·迪泰尔

彼得·迪泰尔和他的妻子爱丽卡通过边界的时候，彼得的手上蹲着一只花大姐。他留心地瞥了一眼，见它有七个斑点。他高兴了起来。
“这是欢迎的意思。”他说。
他们走的是一条奇怪的公路干线。公路两边站着穿紧身短裙的姑娘，他们向汽车招手。
傍晚他们抵达了弗罗茨瓦夫，彼得感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认识这座城市。只是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更黑更矮小，仿佛他们进入了随便一张照片里面。在旅馆睡觉前他不得不吞下随身携带的药片，因为他的心脏跳动并不平稳，前后两次跳动的间隙会无限延长。
“我们到这里来得太晚了。”爱丽卡严肃地说，并坐到了床上。“我们太老了，经不起激动。你瞧，我的脚肿得多厉害。”
翌日，他们走马看花地参观了弗罗茨瓦夫，跟他们平生所见过的所有别的城市一模一样。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城市：处于瓦解状态的城市、繁荣的城市、向河流倾斜的城市、深深扎根于土地的城市和一些建筑在沙滩上像霉菌的结构一样脆弱的城市。还有遭到破坏变得杳无人烟的城市，有在坟地上重建起来的城市——后来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就像行尸走肉一般，有分隔成两半、在起着决定作用的唯一的石头桥上保持平衡的城市。
参观城市之后便开始游览山区。喀尔巴阡山满是出售纪念品的摊贩亭，提到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时，彼得固执地将其称为斯赫雷贝豪，似乎是怕与新的波兰名称弄混了。其实他们对途中的景色漫不经心，只想着一件事——何时能朝内乌罗德和格拉兹谷地的方向走得更远一点——他们是否来得及去看所有想看的地方。总而言之，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看曾经有过的一切，他们的眼睛是否能变成照相机，直截了当地把他们看到的东西拍摄下来。
彼得想再次看看自己的村庄，而爱丽卡却想看到见到了自己村庄的彼得。她考虑的是，只有到那时她才能从头至尾理解整个的彼得，理解他所有的忧伤，理解他那些简短的回答，理解他为何会突然改变决定，这种改变常常使她恼火，甚至终于能够理解他为何常常固执地摆纸牌算命，会为一些蠢事而浪费时间，会在公路干线上冒险超车，理解他身上所有挥之不去、令她感到陌生的东西——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四十年中，这些东西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他们在一家乡村家庭小旅店歇脚。在这家旅店，所有注意事项，鼓励、要求、警告、通知，都用德语写得明明白白。在早餐之前，彼得就已穿戴整齐。他走到了房屋的门口。时值五月，苦苣菜开花比平原地区要晚得多。他看到自己的群山，只不过是地平线上一条条云遮雾绕的漂浮的直线。他闻了闻空气。是气味，而不是景色，造成了狂潮巨浪般的画面移动，像过度曝光、不清晰、扯断了胶片的电影，既没有声音、没有高潮，也没有故事情节。
早餐给他们吃的是水煮蛋，早餐后他们就出发了。道路引着他们先是向下，然后平缓向上。蜿蜒的山路东拐西弯，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们经过了散布在山坡的村庄、一些大大小小的房子、一些神秘的溪流——不管它们的外表如何千变万化，总归是同一条小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谷地，像巧克力糖块躺在盒里丝绒衬垫上的凹坑里。
这天最糟糕的感觉是——彼得认不得自己的村庄。它已缩成了一个小村子的规模，缺了房屋，缺了院落，缺了羊肠小道和桥梁。昔日的村庄只剩下一副骨架。他们把小汽车停在上了锁的关闭的教堂前面，教堂后边椴树林中曾经立着彼得的房子。
他闻了闻这个地方，重新放映起这古怪的过往的电影。终于他意识到，这样的电影他到处都能放映：在酒吧，在加油站旁，在地铁里，在西班牙度假的时候或是在购物中心采购物品的时候，说不定那时这钟爱的电影还会比现在看到的更加清晰些，因为那时没有眼睛看到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干扰它。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弄平整了的道路漫游，居高临下地看到村庄，村庄的骨架，看到剩下的几栋房屋，几个小菜园，几棵高大的椴树。但这一切都活着——下方有人在行走，赶着乳牛，狗在奔跑，有个男人骤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按响了汽车喇叭。高一点的地方有个挑着水桶的人向他们招手，房屋烟囱的炊烟袅袅升上天空，鸟儿向西方飞去。
他们坐在路旁的草地上，吃着马铃薯片。爱丽卡匆匆朝他脸上瞟了一眼，她怕看到他湿润的眼睛或者抖动的胡须。那时她就会把装马铃薯片的小袋子放在一边，把他搂到怀中。但他的脸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仿佛是在看电视。
“你自己走远一点吧。”她说，又补充了一句，“瞧，我的脚肿得多厉害。”这话听起来就像副歌。
他没有回答。
“我们来得太晚了。我老了，没有力气向上走。我回到汽车那儿去，在那儿等你。”
她在他手上温柔地亲了一下，回头走了。还听到他最后说的一句话：“给我两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
她心里一阵难过。
彼得·迪泰尔慢慢腾腾、晃晃悠悠地独自走着，眼看着石头和已是含苞待放的野玫瑰花丛。每走几十米就停下脚步，喘着粗气。那时他总要瞧瞧树叶、草基和长在纤细的树干底部的蘑菇，正是那些蘑菇慢慢吃掉了倒下的树木。
起先道路在荒地之间伸展，后来进入云杉林。但森林很快就到头了，彼得现在身后就是迄今一直装在自己心中的群山全景。他只回头望过一次，因为他害怕自己一看会把这景致破坏殆尽。这就像珍贵的邮票，若是看得太勤，便会丧失它原有的色彩和图案。直到他登上山脊方才站定，转着圈子环顾四野，饱览品味这景观，尽情享受。他把世上所有的山跟这些山做过比较，在他看来任何山都没有这么美。那些山要不就是太大，太雄伟，要不就是过于平淡无奇。或者太野，太幽暗，覆盖着森林，像黑森林山那样；或者太缺乏野性，太驯化，太明亮，像比利牛斯山。他掏出了照相机，对准了所看到的景物。咔嚓——照上了散布在各处的村庄建筑物。咔嚓——照上了盖满黑色阴影的幽暗云杉林。咔嚓——照上了一条细线似的溪流。咔嚓——照上了捷克一方黄色的油菜田。咔嚓——照上了天空。咔嚓——照上了云彩。这时他感到喘不过气来，马上就会窒息。
他继续走得更高，到达了旅游的指定路线，一些背着背包的年轻人向他招手问好。汗水蒙蔽了他的眼睛，他擦汗的时候，他们走远了。他感到实在遗憾，他们就这么走了。要不他就能对他们讲讲，自己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如何来到这里，如何在低一点的地方，在潮湿的苔藓上第一次跟女人做爱；或者从山上指给他们看看，奥尔布利希特家的风磨立在什么地方，风车活动的曲轴是村庄的标志。他甚至想在他们身后喊他们，但他肺里缺乏空气。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憋得他喘不过气来。现在就回头岂不是浪费了难得的机会！于是，他以巨大的毅力又向前走了几十米，来到了顶峰，边界线就从此经过。老远就能看到刷白了的分界柱。他完全丧失了呼吸能力，显然早已忘却了稀薄空气对他不利。他忘了，高山的空气对已习惯呼吸潮湿海风的肺可能是更加危险的。
当他想起自己的归程的时候，不禁一阵头晕。“假如我死在这里，又会怎样？”他思忖，挣扎着慢慢走到分界柱。不知何故，他突然觉得很可笑。这么多年生活在港口城市，盖房，恋爱，生儿育女，经历战争，却要穿过半个欧洲来到这里，走这么大一段山路。他暗自好笑，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他站住了，仔细撕开包糖的金箔，但在他把巧克力塞进嘴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咽不下这块糖。他的躯体正在忙别的事。心脏减缓了节奏，动脉松弛了，大脑产生出安然死亡的麻醉剂。彼得坐在分界柱下边，嘴里含着巧克力糖，地平线遥远的一圈慢慢拉走了他的目光。他的一只脚在捷克，另一只脚在波兰。他这么坐了大约一个钟头，一秒钟一秒钟渐渐逝去。最后时刻他还想到了爱丽卡，想到她在下边坐在小汽车里等他回去，她肯定在着急。说不定她已报警。然而此时此刻，在他心中她成了一个洼地的、海滨的和不现实的女人。仿佛他的一生只是一场梦。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死的，因为死亡不是一下子就到来的，而是一点一点逐渐发生的——他身上的一切逐渐崩溃、瓦解。
 
天黑的时候，捷克的边防军发现了他。其中一个军人还在他手上寻找脉搏；另一个年纪较轻的，害怕地望着一道从他嘴里渗出并流到脖子上的棕色的巧克力细流。第一个军人拿出了无线电通话机，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第二个军人，两人同时瞧了瞧手表。两人犹豫了片刻。他们大概是想起了可能会迟到的晚餐，也许是想到了他们还必须写的报告。后来他俩统一了思想，完全一致地将彼得放在捷克一边的这只脚挪到波兰那边。而这样做他们还觉得不够，因而他们又轻轻把整个尸体往北移，拉到波兰那边。随后他们带着负疚感默默无言地离去了。
半个钟头后，波兰边防军的手电筒灯光发现了彼得。其中一名军人叫了一声“耶稣！”就一步跳开了；第二名军人本能地抓起了武器，环顾四周。到处一派静寂，谷地里的城市看上去就像扔掉的巧克力包装纸，上面反射出闪烁的繁星。波兰人瞧了瞧彼得的面孔，彼此悄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在庄严的静默中拉起了他的手和脚，把他抬到了捷克那边。
彼得·迪泰尔在灵魂永远离开肉体之前，就这样记住了自己的死亡——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就在这两边之间做着机械运动，就像站在桥上，在边缘处保持着平衡。在他昏昏欲睡的大脑中出现的最后画面，正是对阿尔本多尔夫木箱木偶戏的回忆——一些小小的木偶在用油彩画出的景物里移动，完成给它们规定的机械动作。走着的是木头人，赶着的是木头乳牛，奔跑着的是木头狗，有个什么人木呆呆地笑着；高一点的地方是另一个形象：挑着水桶，招着手；画出来的炊烟升上了画出来的天空，一群画出来的鸟儿向西方飞去。两对木头军人没完没了将彼得·迪泰尔的木头躯体从一边搬到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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