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不只他有这样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人，那些日子全搅和在一起，而超过四十年的岁月，并不能让记忆变得更加鲜明。若要捕捉战争的气氛、保留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个人的回忆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过于仰赖人类记忆也有可能非常危险。有鉴于此，我为敦刻尔克书面资料投入的心力，更胜过花在与当事人采访与联络的时间。
伦敦的国家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是个起点。关于这场撤退行动，最基本的海军总部档案是ADM 199/786-796。这些档案已被人翻透了，但是其中仍有迷人的金块留待勤奋的挖掘者。举例来说，ADM 199/792不仅有韦克沃克将军如今已为人熟知的十五页记述，还保存了更早期且更详尽的四十一页记录，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人碰过——显然是因为字迹模煳，难以阅读。一把高倍数放大镜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记载船只拒绝出航始末的ADM 199/788-B及ADM 199/796-B，至今仍“禁止查阅”。不过有心人可以想出权宜的办法，透过其他文件拼凑出事件原貌。
其他海军总部档案偶尔冒出额外的敦刻尔克数据。ADM 199/360包含了逐日的天气记录。ADM 199/2205-2206则涵盖了多佛与敦刻尔克，以及船只与岸上之间的无线电通信。ADM 116/4504记载了匪夷所思的“致命风筝防空幕”行动。
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扮演的角色，可以从国家档案局的行动记录簿（Operational Record Books）追溯，不过对福斯而言，其中的内容多半过于琐碎，只适合最讲求精准的学者使用。AIR 20/523倒是对战斗机指挥部的贡献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概观。陆军总部的记录往往让读者埋在有关整场战役的大量资料中，不过偶有几份文件是特别针对撤退行动的。WO 197/119详尽叙述克利夫顿准将在尼约波展开的随机防御行动，另外，区指挥官怀特菲尔德上校所写的一篇报告，则描述了敦刻尔克在坦纳特上校抵达之前的混乱状况。
就某方面而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发布的战争内阁历史系列记录CAB44/60-61及CAB44/67-69，是国家档案局里最珍贵的史料。在敦刻尔克行动的决策过程中，电话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些CAB档案包含了许多电话的详尽记录，以及相关信件与电报的内文。
国家档案局并非所有问题的解答。关于这场撤退行动，最有用的单一数据源或许是国防部海军历史局长达三册有关参与船舶的注释索引。这些名为“依字母顺序列表之参与船舶及其出勤记录”的卷宗，偶尔仍因陆续涌现的信息而进行更新，其中包含法国海军历史学家埃尔维·卡拉斯（Hervé Cras）贡献的、有关法国船舶的珍贵资料。
另一个极有帮助的数据源，是空军历史局的历史学家丹尼斯·李察斯（Denis Richards）撰写的皇家空军行动记录。这部标题为《皇家空军纪实：法国与低地国家战役，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的卷册，记录了撤退过程中的逐日行动。
然后还有英国各个著名兵团精心保存的记录，里头往往包含部队的战争日志及个人描述。最有收获的旅行，要属拜访冷溪卫队、掷弹兵卫队、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格洛斯特卫队以及达勒姆轻步兵团等各兵团的团本部。
戈特勋爵和拉姆齐将军的正式电文，总结了敦刻尔克事件的官方说辞。戈特的紧急文件出现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伦敦宪报》（London Gazette）的增刊；拉姆齐的文件则列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的《宪报》增刊。它们有助于修正日期与地点，但两者都算不上杰出的战争文献。
敦刻尔克的非官方资料则多到说不完。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是个丰富的宝库，藏有大量未出版的日记、流水记录、信件、回忆录和录音带。我觉得下列几项特别珍贵：雅克雷中士记录的、有关敦刻尔克岸边初期的混乱状况；二等兵盖兹关于十二号伤员处理站的回忆；科尔中校写给妻子的信，描述了玛洛和布赖迪讷的情形；摩根将军身为拉姆齐参谋长的经历；纽康姆以牧师身份参与大撤退的印象，信号兵莱特的手稿——《捍卫加来的个人经验》。
提供了船只的船运公司，没有几家还保留纪录（许多都在闪电战期间被摧毁了）。不过蒂尔伯利承包集团还保有三位舰长留下的文件。塔夫造船厂有一沓有用的文件与剪报，描述了该公司所做的贡献。
许多事件参与者及家属为我提供了无数未曾发表的描述，其中仅日记就不下十四本。当代书信是另一项重要来源，尤其是拉姆齐将军与其夫人从不间断的家书。
有关敦刻尔克的大量资料，甚至在撤退行动结束以前就开始出现了。《泰晤士报》及其他伦敦报纸的报道乏味得奇怪，不过南部及西南部沿海的地方报就不同了。即便到了今天，它们的描述仍显得生动而逼真，读来津津有味。最精彩的是：六月五日的Evening Argus（布莱顿）；六月十四日的Bournemouth Times and Directorys、六月五日的East Kent Times（拉姆斯盖特）、六月八日的Kentish Gazette and Canterbury Presss、六月八日的Folkestone, Hythe and District Heralds、六月七日的Isle of Thanet Gazettes（马加特）、六月七日的Sheerness Times and Guardians。当然，那段时期的Expresss绝对是“必读”刊物。
当年许多期刊也刊登了目击者描述，例如：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一月份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的《我们去了敦刻尔克》（作者不详）；Blackwood's杂志一九四〇年八月由伊恩·史考特（Ian Scott）发表的《敦刻尔克序幕》，以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由亨尼克尔（M.C.A.Henniker）发表的《敦刻尔克的小改变》；Fortnightly Review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刊登的《敦刻尔克》，作者是菲利普斯（E.H.Phillips）；一九四〇年的King's Royal Rifle Corps Chronicle刊载了魏克中尉的一封重要信函，在六月二日到三日间的晚上，魏克中尉是东面防波堤的代理指挥官。
战争期间在伦敦印行的盟军文宣刊物Belgium杂志，偶尔会刊登参与敦刻尔克的比利时人撰写的文章。乔治·楚浮（Georges Truffant）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发表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
这么多年来，报纸经常以新鲜资料来庆祝敦刻尔克的周年纪念。举例来说，Scarborough Evening News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及五月一日发表一系列由“一名绿霍华军”撰写的精彩文章，借以纪念敦刻尔克十周年。全英国的报社几乎没有一家错过了四十周年。最引人注目的是Manchester Evening News在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及十四日发表的系列报道。
杂志及军事期刊是另一个源源不断的数据源。许多文章分析了希特勒在事件中的角色，例如哈特上尉（B.H.Liddell Hart）一九五五年一月在Army Quarterly发表的《敦刻尔克休止令——深入评析》，以及阿斯普雷上尉（Robert B.Asprey）一九五八年四月同样发表于Army Quarterly的《希特勒与敦刻尔克》。一九八〇年二月，马歇尔-康沃（James Marshall-Cornwall）在History Today杂志发表《利奥波德三世的悲剧》，分析比利时的投降。摩根将军撰写的《与亚历山大共赴敦刻尔克》，刊登于一九七二年四月的Army Quarterly，追述了亚历山大将军接任指挥官的最后那段时期。不过请注意，摩根将军指出阿布里亚尔上将直到五月三十一日都还不打算撤军，亚历山大本人后来发文驳斥这个论述。
多年来，许多船只在大量报道中获得应有的荣耀：“麦尔坎号”，在梅里斯上校（David B.N.Mellis）撰写的《舰桥评述》上，发表于一九七六年十月的Naval Review；“收割机号”，在休·霍金森（Hugh Hodgkinson）撰写的《驱逐舰的洗礼》上，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六月的《布莱克伍德》；“玛西萧号”，在Lloyd's Log一九八一年十月刊登的《挽救伦敦消防船的新尝试》上；斜杠帆驳船，在惠特摩尔（J.O.Whitmore）一九五〇年七月发表于《East Anglian Magazine》杂志的《伊普斯威奇的小船》上。至于长期处于恐惧与疲惫对生理的影响，詹姆斯·道伊（James Dow）在一九七八年春季号的Journal of the Royal Naval Medical Service中有精彩的论述。
说到期刊，绝对免不了提起Dunkirk Veterans Association Journal。这份小小的季刊不仅让协会成员得以保持联系，也是有关撤退行动各种问题与解答的集中点。好比说，百折不挠的山姆·洛夫（Sam Love）就是透过季刊中的专栏，追踪到“赫德号”没有停靠多佛让英军下船，就直接返回法国的故事。
有关敦刻尔克的书籍可以填满一整个仓库。至少有十五本著作专门探讨这场撤退行动，或者撤退之前的几起事件。从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Nine Days Wonder（一九四一年出版），到尼可拉斯·哈曼（Nicholas Harman）的Dunkirk:The Necessary Myth（一九八〇年出版），我全都受益匪浅。其中两本书特别突出：迪凡恩（A.D.Divine）的Dunkirk（一九四四年），以及格雷戈里·布莱克斯兰（Gregory Blaxland）的Destination Dunkirk（一九七三年）。迪凡恩先生亲身参与了小船行动，而布莱克斯兰先生则为战役历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清晰、生动而完整。
两部官方的历史记录并不局限于敦刻尔克，而是翔实记载了整场战役：罗斯基尔上校（S.W.Roskill）的《战争中的海军，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一九六〇年出版），以及埃里斯少校（L.F.Ellis）的《法国与佛兰德斯战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一九五三年出版）。埃里斯的地图会让每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感到羡慕。
已出版的回忆录和日记不胜枚举，有些作者赫赫有名，有些作者则名不见经传。其中翘楚包括：克莱门·阿克里（Clement R.Attlee）的As It Happened（一九五四年）、达夫·古柏（Duff Cooper）的Old Men Forget（一九五三年）、休·道尔顿（Hugh Dalton）的The Fateful Years （一九五七年）、安东尼·艾登的The Reckoning（一九六五年）、伊斯梅将军的Memoirs（一九六〇年）、麦克里欧（R.MacLeod）等人的The Ironside Diaries（一九六二年）、陆军元帅蒙哥马里子爵的Memoirs（一九五八年）、陆军中将波纳尔爵士的Diaries（一九七二年）、陆军少将史毕耶兹爵士的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一九五四年），以及阿瑟·布莱恩特爵士（Arthur Bryant）根据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勋爵的日记改写的The Turn of the Tide（一九五七年）。其中有一本独树一格：丘吉尔的Their Finest Hour（一九四九年）。
其他著作知名度较低，但有时更富启发性：巴特莱特爵士（Sir Basil Barlett）的My First War （一九四〇年）、艾瑞克·布什（Eric Bush）的Bless Our Ship（一九五八年）、富兰克林爵士的The Story of One Green Howard in the Dunkirk Campaign（一九六六年）、巴斯特（Gun Buster，笔名）的Return via Dunkirk（一九四〇年）、霍利斯爵士（Sir Leslie Hollis）的One Marine's Tale（一九五六年）、兰利的Fight Another Day（一九七四年）、罗兹（A.R.E.Rhodes）的Sword of Bone（一九四二年）、史密斯将军（General Sir John G.Smyth）的Before the Dawn（一九五七年）、卫斯托洛普上校（L.H.M.Westropp）的Memoirs（一九七〇年）。
某些有用的传记记载了几位将领的事迹。有关拉姆齐将军，请见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的Ramsay at War（一九五七年），以及查默斯（W.S.Chalmers）的Full Cycle （一九五八年）。考维尔爵士（Sir John Colville）的Man of Valour（一九七二年）约略提到了戈特勋爵。弗雷泽爵士（Sir David Fraser）的Alanbrooke（一九八二年）则对布鲁克勋爵做了一番检验。汉默顿（Nigel Hamilton）的Monty:The Making of a General（一九八一年）巨细靡遗地描述了蒙哥马里元帅的生平。布雷克（George Blake）的John Rutherford Crosby （一九四六年）则是一本私人印行的动人传记，悼念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中尉（后来阵亡）。不知为什么，这本书似乎比其他许多更具企图心的作品更能捕捉敦刻尔克的光辉。
然后还有小队与团部的历史纪录。我好好阅读了五十四大册，对这些史料的精心制作与保存满怀感恩。我特别倚重：丹尼尔（D.S.Daniell）的Cap of Honour（格洛斯特军团），一九五一年；富比斯（Patrick Forbes）和尼可森（Nigel Nicolson）的The Grenadier Guards in the War of 1939-1945，一九四九年；泰勒（Jeremy L.Taylor）的Record of a Reconnaissance Regiment，其中由史考特（Anothony Scott）所写、标题为The Fifth Glosters的一节，一九五〇年；奎尔特（David Quilter）的No Dishonourable Name（冷溪卫队第二营），一九四七年；罗西克（David Russik）的The DLI at War，一九五二年；怀特（W.Whyte）的Roll of the Drum（国王皇家步兵团），一九四一年，麦克尼希（Robin McNish）的Iron Division:The History of the 3rd Division，一九七八年。
其他书籍对故事特定层面提供了重要讯息。比如：有关加来的防御的尼夫（Airey Neave）的The Flames of Calais（一九七二年）；有关铁路的角色的克朗普（Norman Crump）的By Rail to Victory（一九四七年），以及达尔温（B.Darwin）的War on the Line（一九四六年）；关于东南沿海的反应的弗斯特（Reginald Foster）的Dover Front（一九四一年）；关于空中作战的贝德（Douglas Bader）的Fight for the Sky（一九七三年）、佛洛斯特（Larry Forrester）的Fly for Your Life（一九五六年）、艾伦（B.J.Ellan，笔名）的Spitfire!（一九四二年），以及李察斯的The Royal Air Force,1939-1945（一九五三年）。
以下书籍以救援船队为主题：有关小型船只的德鲁（Nicholas Drew，笔名）的The Amateur Sailor（一九四六年），以及霍灵（A.A.Hoehling）的Epics of the Sea（一九七七年）；有关皇家救生艇学会的凡斯（Charles Vince）的Storm on the Waters（一九四六年）；有关MTB和MA/SB的史考特（Peter Scott）的The Battle of the Narrow Seas（一九四五年）；有关“玛西萧号”的英格翰（H.S.Ingham）的Fire and Water（一九四二年）；有关“梅德韦女王号”的明轮蒸汽船保存学会的The Story of the Medway Queen（一九七五年）；有关“麦卡利斯特氏族号”：霍曼（G.Holman）的In Danger's Hour（一九四八年）。
关于敦刻尔克行动的法国面，我觉得官方的法国海军研究——埃尔维·卡拉斯博士所著的Les Forces Maritime du Nord特别有用。这套研究一般不开放给民众阅读，但我有幸获准借阅，也得以一睹法国海军驻伦敦使节团代表欧登达尔将军写给巴黎高层的几封重要书信。
法国领袖发表的回忆录不尽理想。雷诺总理的In the Thick of the Fight（一九五五年）既沉重又自以为是（他甚至称这本书是他的“证词”）。魏刚将军的Recalled to Service（一九五二年）显然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在吐苦水。默戴尔（Jacques Mordal）的Dunkerque（一九六八年）企图结合回忆录与真实的历史。“默戴尔”恰巧是历史学家埃尔维·卡拉斯的笔名。贝洪（Edmond Perron）的Journal d'un Dunkerquois（一九七七年）描述了敦刻尔克百姓饱受战争之苦的经历。
杰出的一般史料包括奥方少将（与默戴尔合着）的The French Navy in World War II（一九五七年）、薄富尔将军（André Beaufre）的1940:The Fall of France（一九六七年）、查普曼（Guy Chapman）的Why France Collapsed（一九六八年），以及夏勒（William L.Shirer）的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一九六九年）。
德国的档案数据完整得令人惊讶。很难想象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大厦将倾之际，那么多史料究竟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不过帝国的迅速崩解，让盟军得以缴获大量完整无缺的记录供人研究，并在日后交还原主。
如今，这些数据全都精心保存于弗莱堡（Freiburg）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库（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可以轻易从中找到有关敦刻尔克的材料。我觉得最有用的是各部队的战争日志和战情报告，包括：A与B集团军，第六与第十八军，第九、十、十四与十九军，第十八步兵师，第一、二与十装甲师；德国第二航空大队，第八航空队，第一海军作战指挥部，S30鱼雷艇，以及U62潜艇。
联邦档案馆还珍藏了有关敦刻尔克战役、未公开的第一手资料。档案Z A3/50包含了凯瑟林空军元帅，以及柴德曼（Hans Seidemann）与施密特（Josef Schmidt）等空军将领的回忆录。档案RH37/6335则包含第十四军一位不具名士兵的生动叙述，内容涵盖从五月二十日往海岸长驱直入到六月二日攻克贝尔格的整段过程。档案Z305则是汉斯·维兹柏（Hans Waitzbauer）的公开日记，他是一〇二炮兵团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年轻无线电操作员。
最重要的一部，则是时任德国陆军参谋长的哈尔德将军所写的日记。它不仅每小时逐条记录事件发展，更坦率地评论了陆军总司令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里的众多人物。我使用的是档案的英文翻译版，藏于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当代史图书馆。
当代发行的史料沿用纳粹的说辞，但媒体却呈现出一九四〇年五月到六月间德国上下弥漫的欢欣气氛。以下是三个好例子：《老鹰》（Der Adler），六月十一日及二十五日；《国防军》（Die Wehrmacht），六月十九日，几乎任何一天的《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
这段时间的德文书籍也同样偏颇，不过偶尔会出现有用的数据。布许（Fritz Otto Busch）的Unsere Schnellboote im Kanal（无出版日期）详细说明了S艇的行动。博尔歇特（Herbert W.Borchert）的Panzerkampf im Westen（一九四〇年）提供了装甲部队挺进时的逸闻趣事。古德里安的Mit den Panzern in Ost und West（一九四二年）其实是以古德里安之名汇集的目击者故事，不过其中由费雪上校身历其境撰写的关于加来的内容，确实是一篇好文章。亨克尔的《地面攻击报道》（一九四一年）中，有关敦刻尔克的章节生动描绘出德军进城时的满目疮痍。
战后至今，德国涌出大量有关敦刻尔克的文章与著作。宣传性的部分消失了，继之而起的往往是妄想、揣测和推诿。某些资料已被翻译成英文：布鲁蒙特利（Guenther Blumentritt）的Von Runstedt:The Soldier and the Man（一九五二年）；嘉兰德（Adolf Galland）的The First and the Last（一九五四年）；古德里安的Panzer Leader（一九五二年）；杰考布森（Hans-Adolf Jacobsen）的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一九六五年）；凯瑟林的Memoirs（一九五三年）；卡尔波（Werner Kreipe）的The Fatal Decisions（一九五六年）；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的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一九六四年）。相关访谈可以从哈特的The German Generals中找到。
希特勒的“休止令”受到权威人士在以下著作中的严厉批评：阿肯（Wolf von Aaken）的Inferno im Westen（一九六四年）、波尔（Peter Bor）的Gespräche mil Halder（一九五〇年）、布克海特（Gert Buchheit）的Hitler der Feldherr;die Zerstörung einst Légende（一九五八年）、英格尔（Gerhard Engel）的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1938-1943（一九七四年）、利斯（Ulrich Liss）的Westfront 1939-1940（一九五九年）。此外，还有其他批评出自较不知名的作者，尚未被翻译成英文。
至于一般性的背景材料，我往往倚重戴顿（Len Deighton）的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lt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一九八〇年）、夏勒的经典作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泰勒（Telford Taylor）的The March of Conquest（一九五八年）、托蓝（John Toland）极其畅销的Adolf Hitler（一九七八年）。这些书籍帮助我理解事件的脉络，其中，泰勒的附录更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