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昨天上午我去看医生。由一名卫士领着去，这是一名戴着红臂章的专职卫士。我们坐在一辆红色轿车里，他在前，我在后。没有女伴陪同；在这种场合，我总是孤身一人。
每个月我都要被带到医生那里做一次检查：尿液、内分泌、肿瘤涂片、血液测试。这些都和从前一样，只是现在已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
医生办公室设在一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里。我们乘电梯上去，卫士面朝着我，一言不发。从电梯墙上黑色的镜子里，我可以望见他的后脑勺。到了办公室，我走进去，他则在外面的大厅里，与其他卫士一道坐在专为他们准备的椅子上等候。
在候诊室里还有别的妇女，三个，都穿着红裙子。这位医生是个专家。我们悄悄打量彼此，用目光丈量对方的肚子：可有哪位是幸运儿？护士往电脑里输入我们的姓名和通行证编号，以确认我们的身份。这位男护士有六英尺高，四十岁左右，一道斜疤横穿脸颊。他坐着打字输入，一双手在键盘上大得出奇。肩背式手枪皮套里插着枪。
叫到我了，我穿过门进了里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和外面的一样，白色，毫无特征。惟一的不同是多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屏风，也就是一块绷在架子上的红布，上面印着一只金色眼睛，其正下方是一把双蛇剑，看上去像个把手。蛇与剑是昔日遗留下来的破碎象征物。
在小小的洗手间里把已经准备好的小小的检尿杯灌满后，我在屏风后面脱去了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随后一丝不挂地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下面垫着一张冷冰冰、噼啪作响的一次性用纸。我还用一张东西，一张床单，盖上身体。另外还有一张床单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挡在我脖子前，使医生看不到我的脸。他摆弄的只是一具躯干。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我伸出手，摸到桌子右边的一个小杆，往外一拉。别处什么地方的铃声会随之响起，当然，我是听不见的。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传来脚步声和呼吸声。除非绝对必要，医生是不应跟我说话的。可是，这位医生却话多得很。
“近来如何？”他问。很像从前常听到的日常问话。床单从我身上拿开，一阵风吹来，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根戴着橡胶套、涂了胶状物的冷冰冰的手指头滑进我的身体，在里面戳戳捅捅的。然后手指缩了回去，又伸进来，又缩回去。
“没什么毛病。”医生说，自言自语似的。“疼吗，宝贝儿？”他称我宝贝儿。
“不疼。”我回答。
我的两只乳房被依次揉捏着，看是否丰盈起来还是瘪了下去。呼吸声更近了，我闻到昔日熟悉的烟味，剃须后搽的润肤香水味，还有头发上的烟草粉末味。随后一个十分柔和的声音在我头部附近响起：是他，头顶着我脖子前的床单。
“我可以帮你。”他小声耳语道。
“什么？”我问。
“嘘，”他说，“我可以帮你。我曾经帮过其他人。”
“帮我？”我的声音和他一样低，“怎么帮？”他知道些什么？他见过卢克吗？他发现了什么？他能使昔日再现吗？
“你以为呢？”他问。嗓音仍是低低的。是他的手滑上了我的腿吗？他已经脱掉了手套。只听他说：“门是关着的。没有人会进来。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他提起床单。这张脸的下半部照例戴着白纱布口罩。两只褐色眼睛，一只鼻子，一个长着褐色头发的脑袋。他的手放在我两腿之间。“那些老头子大多要么根本做不了这事，”他说，“要么根本不育。”
我差点喘不过气来：他使用了一个忌讳的字眼。不育。如今在公开场合，根本不再有患不育症的男人之说。只有丰产多育的女人和贫瘠不育的女人之分。这是法律。
“很多女人都这么干，”他继续道，“你想要个孩子，不是吗？”
“是的。”我说。那是事实，我不想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答案。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这句话的含义远远不止一种。
“你正处在易受孕期，”他说，“正是时机。今天或明天都可以。干吗让机会白白浪费掉呢？只要一下子就好了，宝贝儿。”他过去曾这么称呼他妻子，也许现在还是这么称呼。但是，事实上那只是个通称而已。我们全是宝贝儿。
我犹豫不决。他居然自甘冒险，主动把自己给我，为我服务。
“我讨厌看到他们让你受苦。”他喃喃地说。这是出自真心，出自真心的同情。但与此同时，显然他也乐于此道。同情加上其他。他的双眼因为怜悯而湿润，双手紧张而又急不可待地在我身上移动着。
“太危险了，”我说，“不行，我不能做。”如果被当场捉住，惩罚将是死刑，但必须有两个目击证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病房里装了窃听器了吗？有人在门外等着瓮中捉鳖吗？
他的手停了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说，“我看过你的体温记录表。你没剩多少时间了，可它事关你的性命。”
“谢谢。”我说。我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印象：我没有生气，他的建议我乐意听从。他几乎是懒懒地、依依不舍地把手拿开。就他而言，那不会是他最后一句话。他可以在检查结果报告单上弄虚作假，说我得了癌症、不育症，让我和其他坏女人一道被送往隔离营。虽然他还什么都没说，但当他拍拍我的大腿，重又消失在垂挂着的床单后面时，我便知道他有这种权力。这个想法弥漫在空气中。
“下个月再来。”他说。
我在屏风后面重又穿上衣服，双手直打抖。我何故怕成这样？我并没有越界越轨，没有轻信于人，也没有冒什么风险，一切太平。令我恐惧的是面临抉择。一条出路，一个得到拯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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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我都要被带到医生那里做一次检查：尿液、内分泌、肿瘤涂片、血液测试。这些都和从前一样，只是现在已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
医生办公室设在一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里。我们乘电梯上去，卫士面朝着我，一言不发。从电梯墙上黑色的镜子里，我可以望见他的后脑勺。到了办公室，我走进去，他则在外面的大厅里，与其他卫士一道坐在专为他们准备的椅子上等候。
在候诊室里还有别的妇女，三个，都穿着红裙子。这位医生是个专家。我们悄悄打量彼此，用目光丈量对方的肚子：可有哪位是幸运儿？护士往电脑里输入我们的姓名和通行证编号，以确认我们的身份。这位男护士有六英尺高，四十岁左右，一道斜疤横穿脸颊。他坐着打字输入，一双手在键盘上大得出奇。肩背式手枪皮套里插着枪。
叫到我了，我穿过门进了里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和外面的一样，白色，毫无特征。惟一的不同是多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屏风，也就是一块绷在架子上的红布，上面印着一只金色眼睛，其正下方是一把双蛇剑，看上去像个把手。蛇与剑是昔日遗留下来的破碎象征物。
在小小的洗手间里把已经准备好的小小的检尿杯灌满后，我在屏风后面脱去了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随后一丝不挂地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下面垫着一张冷冰冰、噼啪作响的一次性用纸。我还用一张东西，一张床单，盖上身体。另外还有一张床单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挡在我脖子前，使医生看不到我的脸。他摆弄的只是一具躯干。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我伸出手，摸到桌子右边的一个小杆，往外一拉。别处什么地方的铃声会随之响起，当然，我是听不见的。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传来脚步声和呼吸声。除非绝对必要，医生是不应跟我说话的。可是，这位医生却话多得很。
“近来如何？”他问。很像从前常听到的日常问话。床单从我身上拿开，一阵风吹来，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根戴着橡胶套、涂了胶状物的冷冰冰的手指头滑进我的身体，在里面戳戳捅捅的。然后手指缩了回去，又伸进来，又缩回去。
“没什么毛病。”医生说，自言自语似的。“疼吗，宝贝儿？”他称我宝贝儿。
“不疼。”我回答。
我的两只乳房被依次揉捏着，看是否丰盈起来还是瘪了下去。呼吸声更近了，我闻到昔日熟悉的烟味，剃须后搽的润肤香水味，还有头发上的烟草粉末味。随后一个十分柔和的声音在我头部附近响起：是他，头顶着我脖子前的床单。
“我可以帮你。”他小声耳语道。
“什么？”我问。
“嘘，”他说，“我可以帮你。我曾经帮过其他人。”
“帮我？”我的声音和他一样低，“怎么帮？”他知道些什么？他见过卢克吗？他发现了什么？他能使昔日再现吗？
“你以为呢？”他问。嗓音仍是低低的。是他的手滑上了我的腿吗？他已经脱掉了手套。只听他说：“门是关着的。没有人会进来。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他提起床单。这张脸的下半部照例戴着白纱布口罩。两只褐色眼睛，一只鼻子，一个长着褐色头发的脑袋。他的手放在我两腿之间。“那些老头子大多要么根本做不了这事，”他说，“要么根本不育。”
我差点喘不过气来：他使用了一个忌讳的字眼。不育。如今在公开场合，根本不再有患不育症的男人之说。只有丰产多育的女人和贫瘠不育的女人之分。这是法律。
“很多女人都这么干，”他继续道，“你想要个孩子，不是吗？”
“是的。”我说。那是事实，我不想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答案。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这句话的含义远远不止一种。
“你正处在易受孕期，”他说，“正是时机。今天或明天都可以。干吗让机会白白浪费掉呢？只要一下子就好了，宝贝儿。”他过去曾这么称呼他妻子，也许现在还是这么称呼。但是，事实上那只是个通称而已。我们全是宝贝儿。
我犹豫不决。他居然自甘冒险，主动把自己给我，为我服务。
“我讨厌看到他们让你受苦。”他喃喃地说。这是出自真心，出自真心的同情。但与此同时，显然他也乐于此道。同情加上其他。他的双眼因为怜悯而湿润，双手紧张而又急不可待地在我身上移动着。
“太危险了，”我说，“不行，我不能做。”如果被当场捉住，惩罚将是死刑，但必须有两个目击证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病房里装了窃听器了吗？有人在门外等着瓮中捉鳖吗？
他的手停了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说，“我看过你的体温记录表。你没剩多少时间了，可它事关你的性命。”
“谢谢。”我说。我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印象：我没有生气，他的建议我乐意听从。他几乎是懒懒地、依依不舍地把手拿开。就他而言，那不会是他最后一句话。他可以在检查结果报告单上弄虚作假，说我得了癌症、不育症，让我和其他坏女人一道被送往隔离营。虽然他还什么都没说，但当他拍拍我的大腿，重又消失在垂挂着的床单后面时，我便知道他有这种权力。这个想法弥漫在空气中。
“下个月再来。”他说。
我在屏风后面重又穿上衣服，双手直打抖。我何故怕成这样？我并没有越界越轨，没有轻信于人，也没有冒什么风险，一切太平。令我恐惧的是面临抉择。一条出路，一个得到拯救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