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圣诞节前那几天，我心情特坏，近乎绝望。我开始无缘无故地讨厌这所学校，讨厌它的运作方式，讨厌它的选址：位于优美天然的景色中央，却显得暗淡隐蔽，像个监狱。艾莉森不再写信了，我也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是常理之中的事。外部世界，英国，伦敦，变得虚幻起来，这很荒唐，有时甚至令人害怕。我断断续续与之保持书信联系的两三位牛津朋友，也沉落到地平线之下湮没了。我有偶尔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海外广播的习惯，但这些新闻广播似乎是来自月球的，它们所关注的时局与社会和我已经没有任何联系。难得一见的英国报纸变得越来越像它们自己的系列特写“百年前的今天”。全岛的人似乎都感受到了这种与当代现实隔绝的处境。每天从雅典开来的船出现在东北地平线上之前几个小时，港口的码头上总是挤满了人。尽管他们知道船只停靠五分钟，上船或下船的旅客可能不到五个，他们还是要看。我们仿佛都是囚犯，对获救仍然抱有渺茫的希望。
然而小岛依然十分美丽。临近圣诞节时，天气变得恶劣又严寒。咆哮的蓝色大海卷起巨浪，狠狠地撞击着学校海滩上的砂石。大陆上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白雪。越过波涛滚滚的大海，壮观的白色山肩如同从北斋 [12] 的画中跳出一般，矗立在西北面。岛上的小山变得更加光秃，更加寂静。我出去散步往往是出于百无聊赖，但每次出去都能发现新的僻静之处，新的地方。但是最后，这一十全十美的自然领域变得令人生畏了。在这片土地上，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能利用它，它不适合我。我是城里人，我没有根。我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又无法回到一个更古老的时代。结果我成了一个斯喀戎 [13] 式的无所归属的人。
圣诞节假期来了。我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游玩。我只能一个人去，好让自己离开学校清静一下。要是艾莉森没有跟上别的男人，我会飞回英国去找她。我曾经考虑过要辞职，但又想到这样打退堂鼓等于承认自己再次失败。我对自己说，只要春天一来，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我一个人在斯巴达过圣诞，独自在皮尔戈斯迎新年。乘船回弗雷泽斯之前，我在雅典待了一天，又去逛了一回妓院。
我很少想艾莉森，但我感觉到她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想要把她抹去，但抹不掉。有时候我想终身不结婚，过隐修生活。有时候我又渴望有一个可以讲话的姑娘。岛上的女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种，灰黄色的脸略显阴郁，和独立教会 [14] 的教徒一样容易被勾引。倒是有些男学生更吸引人，他们风度高雅，个性鲜明，和刻板的英国私立学校学生——一群穿粉红色制服的蚂蚁，全是从阿诺德的教学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很不一样。我有过和纪德一样的矛盾心情，但得不到回应，因为资产阶级的希腊最痛恨男色关系，阿诺德之流在那里可以活得很自在。此外，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是懂得了（揭穿了我自己教育中的一个谎言）同性恋也可能带来安慰。这不仅是因为孤寂——而是因为在希腊。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英国传统观念在这里显得十分可笑。我是否会做这种社会不可饶恕的事，纯粹是个人的欲望问题，像抽不抽一个新牌子的香烟一样，从道德观点上看，事情就这么简单。在北边，善和美也许是可以分离的，但在希腊则不然。
现在谈我的诗。我已经开始写诗，写弗雷泽斯岛，写希腊。写诗对于我，从哲学角度看是深刻的，从技术角度看是令人激动的。我越来越梦想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功。我盯着房间的墙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想象好评如潮，著名诗人纷纷给我写信；名望、赞美、更高的名望纷至沓来。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的绝妙定义，她说：“诗人与出版无缘”，当一个诗人就是一切，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诗人倒无所谓。这一聊以自慰的文学前景，是我脱离现实构筑起来的，它开始支配我的生活。学校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人如果被毫无意义的日常工作所包围，怎么能写出完美的诗歌呢？
但是，三月里一个凄凉的星期天，我对诗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把过去写的希腊文诗歌拿出来读，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大学生水平，没有节奏，没有结构，平庸的见解，用超量的华美修辞笨拙地加以掩饰。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学在东英格兰写的其他诗歌。它们也不见得好些，甚至更糟。发现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样，几乎把我彻底埋葬。我不是诗人！
这一发现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安慰，它带给我的只是极端的愤怒：在同一个脑袋里，进化的精灵竟然允许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写作的极端无能并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惨叫，像兔子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我拿起过去所写的全部诗歌，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发疼。
接着，我到山里去散步，尽管当时天很冷，还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世界终于公开宣布与我作对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谴责，是我无法置之不理的。即使是我最坏的经历，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们有如燃料、矿石，最终是可以利用的，并不全是废物和痛苦的经历。我历来把诗歌看成是救急的工具——是紧急出口、救生衣、辩解。现在我身处茫茫大海，救生圈像铅一样沉下去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自怜的眼泪。我的脸僵硬麻木有如面具，与三角墙顶端雕像的脸无异。我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我坠入了地狱。
有一种人介入社会而毫无意识，另一种人则是通过控制社会来介入。第一种人是工具，是齿轮，第二种人是工程师，是司机。但是已经决定退出的人，只具备在自己的存在和虚无之间表示脱离社会的能力。这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想，我写作，我绘画，故我在”。连续几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虚无，比过去肉体上的和社会上的孤独更可怕——一种被放逐到孤岛上的形而上学之感。那是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像癌症或肺结核。
才过了一天，不是一星期，就真的摸到了：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长了两个疮。我自己也料到会这样。二月底我去过雅典，又逛了一次克菲西亚的妓院。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又冒了一次险。当时似乎没什么事儿。
一整天，我处于震惊之中，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在职的，学校的医务工作由他负责，另一个是不苟言笑的罗马尼亚老人，虽处于半退休状态，但还接待一些病人。校医不断进出教师休息室，我不能去找他。因此我去找了佩达雷斯库医生。
他看了两个疮，又看看我，耸耸肩。
“可喜可贺呀，”他说。
“是……”
“我介绍你到雅典去看一个医生。我把他的地址给你。你是在雅典染上这个病的吗？”我点点头。“雅典的鸡很会传染，只有疯子才会到雅典去上鸡的当。”
他有一张蜡黄色的老脸，戴夹鼻眼镜，笑中不怀好意。他是被我的问题逗笑的。我还是可以治好的。我虽然没有传染性，但不应再有性行为。他如果有适用药品苄星青霉素，他是可以给我治的，但他弄不到这种药。他听说，在雅典的一家私人诊所可以搞到，但我得花大钱了，要知道药物确实生效得等八个星期。他冷冰冰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所能提出的只有古老的砷和铋疗法，而且无论如何我必须先做化验检查。他对人的同情心早已丧失殆尽，当我付给他诊疗费时，他用一双龟眼看着我。
我站在他门口，还傻乎乎地想得到他的同情。
“我真该死！”
他耸肩，开门送我出来，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只能告诉我患了什么病。
情况真是糟透了。离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星期，但我想立即离校，回英国去。但一想到伦敦我就受不了，在希腊，人们不知道我是谁，在小岛上则不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佩达雷斯库医生，有一两个老教师是他的好朋友，我知道他们常去找他打牌。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笑容，仔细聆听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从中推测出发生了什么情况。我认为，第二天我就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出了冷漠的幸灾乐祸。有一天早上课间休息的时候，校长对我说：“打起精神来，于尔菲，不然我们可就要说你是为希腊美女而伤心了。”在我听来，这话已经讲得够白了。听了这话之后大家发出的微笑，在我看来也超出了正常的限度。看完医生不过三天，我就断定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我的病情，包括学生在内。每逢他们在低声耳语，我都能听到一个词“梅毒”。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里，希腊的春天突然来临了。只两天时间，似乎遍地都开满了银莲花、兰花、日光兰、唐菖蒲花。到处可以看到迁飞的鸟群。这种景象只有春天才能见到。鹤在天上排成高高低低的队列，呱呱叫着从头顶上飞过。天是蓝的，不掺杂一点杂色。学生们在歌唱，哪怕是最严厉的老师，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周围整个世界全都起飞了，唯独我被固定在地上。一个没有天才的卡图卢斯被迫居住在一个叫作莱斯比亚的无情地方！夜晚变得很恐怖，有一天晚上，我给艾莉森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的一切；告诉她，她在酒吧写的那封信，我还记得，而且我相信她说的话；告诉她我讨厌我自己。那时，我有意把信写得充满怨恨，因为我离开她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不合算的赌博，也是输得最惨的一次。我本来是可以和她结婚的，起码在这荒凉之地也能有个伴侣。
这封信我没有寄出去，但一次又一次，一夜又一夜，我都想到自杀。我仿佛觉得死亡早已瞄上了我的家庭，先是从我不认识的两个叔父开始，一个死在伊普尔，另一个死在帕斯尚尔，然后轮到我的父母。全都是毫无意义的横死，赌输了。我的处境甚至连艾莉森都不如，她恨生活，我恨自己。我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我属于虚无，属于乌有。我仿佛觉得，我所能创造的就只剩下我自己的死亡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仍然认为，我的死亡可能会使认识我的每一个人受到指责。它将证实我全部的玩世不恭，它将证明我全部的孤独自私，它将成为最后的黑色胜利，留在人们记忆里。
学期结束前一天，我感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学校的看门人有一把老式的十二毫米口径的枪，有一次他曾主动提出要借给我，如果我想去山里打猎的话。我去向他借枪，他很高兴，往我口袋里塞满了子弹。松树林里到处都有鹌鹑。
我走上学校背后的一条隘谷，爬到一个小山口，进了树林。我很快置身于树荫之中。北边，在水那方，阳光下依然是那片金色的大陆。空气很轻很温暖，天空呈耀眼的蓝色。山上离我很远的地方，可以听到有人赶着羊群回村的铃声。我走了一段时间，像是在寻找一个自我解脱的合适地方。我必须保证不能让别人看见。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布满乱石的山谷。
我装上一发子弹，坐在地上，靠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在我周围到处有麝香兰从松针中露出来。我把枪倒过来，往枪管里看，往那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黑色圆管里看。我计算了自己的脑袋应该摆放的角度。我把枪筒顶在右眼上，转头，这样子弹就会像黑色的闪电穿过我的大脑，把我的后脑勺炸开。我把手伸向扳机——这全是试验，排练——发现不容易扳得着。因为尽力前倾，我想在最后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可能偏离原来的位置，把整个计划搅黄了。于是我找来了一段树枝，刚好可以插在扳机和扳机护圈之间。我把子弹退出来，把树枝插进去，然后坐下来，把枪放在双膝之间，脚底放在树枝上，枪口离我的眼睛一英寸。脚一踩，咔嚓一声，简单极了。我重新装上了子弹。
后山上传来了一个姑娘的声音，一定是赶羊群下山的。她正纵声歌唱，无拘无束的声音喊到了最高限度。听不出她唱的是哪首歌，歌声时断时续，是土耳其的民歌，这歌声听起来似曾相识，但不是在这个地方。记得有一天，我听到学校后山上有人唱歌，声音和这个姑娘很相似。歌声飘落到教室里，引得学生们咯咯地笑。但是此刻歌声似乎非常神秘，是孤寂和痛苦的心声，相形之下，我自己的孤寂和痛苦显得渺小、荒唐。我坐着，把枪横放在双膝上，歌声透过夜空飘落下来，我一时无法动弹。我不知道她唱了多久，但是天黑下来了，大海的颜色逐渐淡化成珍珠灰。群山上方，在落日依然强烈的照耀下，高空中有粉红色的条状云彩。整个陆地和大海都容纳了阳光，似乎阳光就是温暖，即使热源移开了，热气也不会立即消失。姑娘朝着村子的方向移动，歌声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了。
我再次举起枪来，把枪口对准自己。树枝插进去了，只等我的脚往下猛地一踩。空中非常寂静。我可以听到从雅典开来的船在许多英里之外鸣汽笛，正朝着小岛开来。但这汽笛声像在一个真空之外。现在是死亡时刻。
我什么也没做。我在等待。西边群山上空，晚霞由很淡的黄色逐渐变成有光亮的淡绿色，然后又变成清澈彩色玻璃般的蓝色。我等待，我继续等待，我听见轮船的汽笛声更近了。我在等待最后的决心，我在等待黑色的时刻的到来，好抬起我的脚往下一踩。但我不能。我一直感到有人在注视着我，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我上演这一幕是为了某一个人。这种行动必须是自发的，纯洁的，道德的，才可取。在这凉丝丝的春夜里，我的头脑逐渐为一个想法所占据：我即将采取的行动不属于道德范畴，而基本上属于审美范畴。我是要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意义深长的、和谐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追求的是象征性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是一种可以留在记忆中的死亡，不是真正自杀后的真正死亡，不是消灭肉体的死亡。
声音，光线，天空。
天开始黑下来了，雅典轮船的汽笛声逐渐远去，我仍然坐在地上抽烟，枪就放在我身旁。我对自己重新作了评价。我明白，从此以后，我将永远被人鄙视。我过去一向十分消沉，现在依然如此，但我同时一向很虚伪，今后仍将如此，用存在主义的语言叫作不可信。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自杀，我知道自己想继续保持自尊心，无论我变得多么虚假，病得多么厉害。
我举起枪，盲目地向空中开了一枪。枪声使我感到震惊。回声，一些树枝掉了下来。四下里一片沉寂。
“打到什么飞禽走兽了吗？”看门的老头问我。
“开了一枪，”我说，“没打中。”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然而小岛依然十分美丽。临近圣诞节时，天气变得恶劣又严寒。咆哮的蓝色大海卷起巨浪，狠狠地撞击着学校海滩上的砂石。大陆上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白雪。越过波涛滚滚的大海，壮观的白色山肩如同从北斋 [12] 的画中跳出一般，矗立在西北面。岛上的小山变得更加光秃，更加寂静。我出去散步往往是出于百无聊赖，但每次出去都能发现新的僻静之处，新的地方。但是最后，这一十全十美的自然领域变得令人生畏了。在这片土地上，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能利用它，它不适合我。我是城里人，我没有根。我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又无法回到一个更古老的时代。结果我成了一个斯喀戎 [13] 式的无所归属的人。
圣诞节假期来了。我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游玩。我只能一个人去，好让自己离开学校清静一下。要是艾莉森没有跟上别的男人，我会飞回英国去找她。我曾经考虑过要辞职，但又想到这样打退堂鼓等于承认自己再次失败。我对自己说，只要春天一来，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我一个人在斯巴达过圣诞，独自在皮尔戈斯迎新年。乘船回弗雷泽斯之前，我在雅典待了一天，又去逛了一回妓院。
我很少想艾莉森，但我感觉到她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想要把她抹去，但抹不掉。有时候我想终身不结婚，过隐修生活。有时候我又渴望有一个可以讲话的姑娘。岛上的女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种，灰黄色的脸略显阴郁，和独立教会 [14] 的教徒一样容易被勾引。倒是有些男学生更吸引人，他们风度高雅，个性鲜明，和刻板的英国私立学校学生——一群穿粉红色制服的蚂蚁，全是从阿诺德的教学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很不一样。我有过和纪德一样的矛盾心情，但得不到回应，因为资产阶级的希腊最痛恨男色关系，阿诺德之流在那里可以活得很自在。此外，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是懂得了（揭穿了我自己教育中的一个谎言）同性恋也可能带来安慰。这不仅是因为孤寂——而是因为在希腊。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英国传统观念在这里显得十分可笑。我是否会做这种社会不可饶恕的事，纯粹是个人的欲望问题，像抽不抽一个新牌子的香烟一样，从道德观点上看，事情就这么简单。在北边，善和美也许是可以分离的，但在希腊则不然。
现在谈我的诗。我已经开始写诗，写弗雷泽斯岛，写希腊。写诗对于我，从哲学角度看是深刻的，从技术角度看是令人激动的。我越来越梦想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功。我盯着房间的墙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想象好评如潮，著名诗人纷纷给我写信；名望、赞美、更高的名望纷至沓来。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的绝妙定义，她说：“诗人与出版无缘”，当一个诗人就是一切，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诗人倒无所谓。这一聊以自慰的文学前景，是我脱离现实构筑起来的，它开始支配我的生活。学校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人如果被毫无意义的日常工作所包围，怎么能写出完美的诗歌呢？
但是，三月里一个凄凉的星期天，我对诗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把过去写的希腊文诗歌拿出来读，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大学生水平，没有节奏，没有结构，平庸的见解，用超量的华美修辞笨拙地加以掩饰。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学在东英格兰写的其他诗歌。它们也不见得好些，甚至更糟。发现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样，几乎把我彻底埋葬。我不是诗人！
这一发现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安慰，它带给我的只是极端的愤怒：在同一个脑袋里，进化的精灵竟然允许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写作的极端无能并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惨叫，像兔子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我拿起过去所写的全部诗歌，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发疼。
接着，我到山里去散步，尽管当时天很冷，还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世界终于公开宣布与我作对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谴责，是我无法置之不理的。即使是我最坏的经历，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们有如燃料、矿石，最终是可以利用的，并不全是废物和痛苦的经历。我历来把诗歌看成是救急的工具——是紧急出口、救生衣、辩解。现在我身处茫茫大海，救生圈像铅一样沉下去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自怜的眼泪。我的脸僵硬麻木有如面具，与三角墙顶端雕像的脸无异。我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我坠入了地狱。
有一种人介入社会而毫无意识，另一种人则是通过控制社会来介入。第一种人是工具，是齿轮，第二种人是工程师，是司机。但是已经决定退出的人，只具备在自己的存在和虚无之间表示脱离社会的能力。这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想，我写作，我绘画，故我在”。连续几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虚无，比过去肉体上的和社会上的孤独更可怕——一种被放逐到孤岛上的形而上学之感。那是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像癌症或肺结核。
才过了一天，不是一星期，就真的摸到了：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长了两个疮。我自己也料到会这样。二月底我去过雅典，又逛了一次克菲西亚的妓院。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又冒了一次险。当时似乎没什么事儿。
一整天，我处于震惊之中，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在职的，学校的医务工作由他负责，另一个是不苟言笑的罗马尼亚老人，虽处于半退休状态，但还接待一些病人。校医不断进出教师休息室，我不能去找他。因此我去找了佩达雷斯库医生。
他看了两个疮，又看看我，耸耸肩。
“可喜可贺呀，”他说。
“是……”
“我介绍你到雅典去看一个医生。我把他的地址给你。你是在雅典染上这个病的吗？”我点点头。“雅典的鸡很会传染，只有疯子才会到雅典去上鸡的当。”
他有一张蜡黄色的老脸，戴夹鼻眼镜，笑中不怀好意。他是被我的问题逗笑的。我还是可以治好的。我虽然没有传染性，但不应再有性行为。他如果有适用药品苄星青霉素，他是可以给我治的，但他弄不到这种药。他听说，在雅典的一家私人诊所可以搞到，但我得花大钱了，要知道药物确实生效得等八个星期。他冷冰冰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所能提出的只有古老的砷和铋疗法，而且无论如何我必须先做化验检查。他对人的同情心早已丧失殆尽，当我付给他诊疗费时，他用一双龟眼看着我。
我站在他门口，还傻乎乎地想得到他的同情。
“我真该死！”
他耸肩，开门送我出来，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只能告诉我患了什么病。
情况真是糟透了。离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星期，但我想立即离校，回英国去。但一想到伦敦我就受不了，在希腊，人们不知道我是谁，在小岛上则不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佩达雷斯库医生，有一两个老教师是他的好朋友，我知道他们常去找他打牌。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笑容，仔细聆听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从中推测出发生了什么情况。我认为，第二天我就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出了冷漠的幸灾乐祸。有一天早上课间休息的时候，校长对我说：“打起精神来，于尔菲，不然我们可就要说你是为希腊美女而伤心了。”在我听来，这话已经讲得够白了。听了这话之后大家发出的微笑，在我看来也超出了正常的限度。看完医生不过三天，我就断定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我的病情，包括学生在内。每逢他们在低声耳语，我都能听到一个词“梅毒”。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里，希腊的春天突然来临了。只两天时间，似乎遍地都开满了银莲花、兰花、日光兰、唐菖蒲花。到处可以看到迁飞的鸟群。这种景象只有春天才能见到。鹤在天上排成高高低低的队列，呱呱叫着从头顶上飞过。天是蓝的，不掺杂一点杂色。学生们在歌唱，哪怕是最严厉的老师，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周围整个世界全都起飞了，唯独我被固定在地上。一个没有天才的卡图卢斯被迫居住在一个叫作莱斯比亚的无情地方！夜晚变得很恐怖，有一天晚上，我给艾莉森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的一切；告诉她，她在酒吧写的那封信，我还记得，而且我相信她说的话；告诉她我讨厌我自己。那时，我有意把信写得充满怨恨，因为我离开她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不合算的赌博，也是输得最惨的一次。我本来是可以和她结婚的，起码在这荒凉之地也能有个伴侣。
这封信我没有寄出去，但一次又一次，一夜又一夜，我都想到自杀。我仿佛觉得死亡早已瞄上了我的家庭，先是从我不认识的两个叔父开始，一个死在伊普尔，另一个死在帕斯尚尔，然后轮到我的父母。全都是毫无意义的横死，赌输了。我的处境甚至连艾莉森都不如，她恨生活，我恨自己。我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我属于虚无，属于乌有。我仿佛觉得，我所能创造的就只剩下我自己的死亡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仍然认为，我的死亡可能会使认识我的每一个人受到指责。它将证实我全部的玩世不恭，它将证明我全部的孤独自私，它将成为最后的黑色胜利，留在人们记忆里。
学期结束前一天，我感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学校的看门人有一把老式的十二毫米口径的枪，有一次他曾主动提出要借给我，如果我想去山里打猎的话。我去向他借枪，他很高兴，往我口袋里塞满了子弹。松树林里到处都有鹌鹑。
我走上学校背后的一条隘谷，爬到一个小山口，进了树林。我很快置身于树荫之中。北边，在水那方，阳光下依然是那片金色的大陆。空气很轻很温暖，天空呈耀眼的蓝色。山上离我很远的地方，可以听到有人赶着羊群回村的铃声。我走了一段时间，像是在寻找一个自我解脱的合适地方。我必须保证不能让别人看见。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布满乱石的山谷。
我装上一发子弹，坐在地上，靠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在我周围到处有麝香兰从松针中露出来。我把枪倒过来，往枪管里看，往那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黑色圆管里看。我计算了自己的脑袋应该摆放的角度。我把枪筒顶在右眼上，转头，这样子弹就会像黑色的闪电穿过我的大脑，把我的后脑勺炸开。我把手伸向扳机——这全是试验，排练——发现不容易扳得着。因为尽力前倾，我想在最后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可能偏离原来的位置，把整个计划搅黄了。于是我找来了一段树枝，刚好可以插在扳机和扳机护圈之间。我把子弹退出来，把树枝插进去，然后坐下来，把枪放在双膝之间，脚底放在树枝上，枪口离我的眼睛一英寸。脚一踩，咔嚓一声，简单极了。我重新装上了子弹。
后山上传来了一个姑娘的声音，一定是赶羊群下山的。她正纵声歌唱，无拘无束的声音喊到了最高限度。听不出她唱的是哪首歌，歌声时断时续，是土耳其的民歌，这歌声听起来似曾相识，但不是在这个地方。记得有一天，我听到学校后山上有人唱歌，声音和这个姑娘很相似。歌声飘落到教室里，引得学生们咯咯地笑。但是此刻歌声似乎非常神秘，是孤寂和痛苦的心声，相形之下，我自己的孤寂和痛苦显得渺小、荒唐。我坐着，把枪横放在双膝上，歌声透过夜空飘落下来，我一时无法动弹。我不知道她唱了多久，但是天黑下来了，大海的颜色逐渐淡化成珍珠灰。群山上方，在落日依然强烈的照耀下，高空中有粉红色的条状云彩。整个陆地和大海都容纳了阳光，似乎阳光就是温暖，即使热源移开了，热气也不会立即消失。姑娘朝着村子的方向移动，歌声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了。
我再次举起枪来，把枪口对准自己。树枝插进去了，只等我的脚往下猛地一踩。空中非常寂静。我可以听到从雅典开来的船在许多英里之外鸣汽笛，正朝着小岛开来。但这汽笛声像在一个真空之外。现在是死亡时刻。
我什么也没做。我在等待。西边群山上空，晚霞由很淡的黄色逐渐变成有光亮的淡绿色，然后又变成清澈彩色玻璃般的蓝色。我等待，我继续等待，我听见轮船的汽笛声更近了。我在等待最后的决心，我在等待黑色的时刻的到来，好抬起我的脚往下一踩。但我不能。我一直感到有人在注视着我，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我上演这一幕是为了某一个人。这种行动必须是自发的，纯洁的，道德的，才可取。在这凉丝丝的春夜里，我的头脑逐渐为一个想法所占据：我即将采取的行动不属于道德范畴，而基本上属于审美范畴。我是要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意义深长的、和谐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追求的是象征性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是一种可以留在记忆中的死亡，不是真正自杀后的真正死亡，不是消灭肉体的死亡。
声音，光线，天空。
天开始黑下来了，雅典轮船的汽笛声逐渐远去，我仍然坐在地上抽烟，枪就放在我身旁。我对自己重新作了评价。我明白，从此以后，我将永远被人鄙视。我过去一向十分消沉，现在依然如此，但我同时一向很虚伪，今后仍将如此，用存在主义的语言叫作不可信。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自杀，我知道自己想继续保持自尊心，无论我变得多么虚假，病得多么厉害。
我举起枪，盲目地向空中开了一枪。枪声使我感到震惊。回声，一些树枝掉了下来。四下里一片沉寂。
“打到什么飞禽走兽了吗？”看门的老头问我。
“开了一枪，”我说，“没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