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
“我想，咱们坐安乐椅应该会更舒服些。”
我帮助他从阳台远端把两张长长的柳条安乐椅拉过来。然后，我们抬起脚，斜躺了下来。从绑在椅子上的头垫上，我马上闻到了一股气味，就是我曾嗅到过的浴巾、手套上似有似无的老式香水味。我可以肯定，这气味不属于康奇斯或老玛丽亚。如果是他们的气味，我早该闻到了。一定还有个女人，她经常用这张椅子。
“要界定我的意思得花很长的时间，必须讲我一生的经历。”
“七个月来，我一直生活在只能讲最初级英语的人中间。”
“现在我的法语讲得比英语好。但没有关系。听得懂就行了。”
“‘只是沟通。’”
“谁说的？”
“一位英国小说家。”
“他不应该这样说。小说是最坏的沟通形式。”
我在黑暗中偷笑。静默。星星发出信号。他开始讲了。
“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的父亲是英国人。但他是做生意的，主要是从黎凡特地区进口烟草和葡萄干。他的竞争对手中有一个希腊人，那人住在伦敦。一八九二年，这个希腊人的家乡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他的大哥和妻子在一次地震中死了，地震就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面的群山里。三个孩子得以幸存。两个小的是男孩，被送到南美洲去投靠三叔。最大的孩子是个姑娘，十七岁，被带到伦敦帮助她的叔父料理家务。她的叔父就是我父亲的竞争对手，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鳏夫。她有一种带有意大利血统的希腊女人特有的美。我父亲与她邂逅相识。他的年纪比她大得多，但人长得很好看，我想他可能还会讲点通俗希腊语。两家有共同的商业利益，结合起来有利可图。简而言之，他们结了婚……然后就有了我。
“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母亲的歌声。无论她是快乐还是伤心，她总是唱着歌。她的古典歌曲唱得很好，还会弹钢琴，但我记得最牢的是希腊民歌，她总是在伤心的时候唱。我记得她告诉过我这样的情景（那是后来的事）：站在远处的山坡上，看着赭色尘埃缓缓地飘上蔚蓝色的天空。当有关她父母的消息传来时，她充满了对希腊的极大仇恨。她要离开希腊，永不再回来。像许多希腊人一样。她像许多希腊人一样，从不承认自己过的是背井离乡的生活。这就是出生在世界上最美丽最残酷的国家的代价。
“我母亲爱唱歌，从我记事的时候起，音乐就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小时候是个神童，九岁就举行了个人首场音乐会，大家都对我很好。但是在学校里我是个坏学生，其他各科都学不好。我并不笨，但我很懒。我只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件事：弹好钢琴。所谓责任感，主要就是假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看成至关重要，而我却从来不擅长此道。
“我很幸运，有一个出类拔萃的音乐老师——查尔斯·维克托·布鲁纽。音乐老师常见的许多毛病他都有：为自己的教学法而自负，为自己的学生而自负。如果你没有天分，你会感到是在受嘲弄，很痛苦；如果你有天分，经过刻苦学习，你就可能成为天使。但是他在音乐理论方面很有造诣。这在当时意味着他有独到的见解。当时的大多数钢琴演奏者只想表现自己，因此他们便拼命发展表现自由节奏乐段的速度和技巧。现在已经没有人那样弹琴了，也没有人能那样弹了，甚至也没有人想那样弹了。罗森塔尔和戈多斯基一类的琴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布鲁纽远远走在他的时代前面，至今我只想听他演奏许多海顿和莫扎特的奏鸣曲。
“然而，他最大的成就——我说的是一九一四年以前——是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把古钢琴和钢琴都弹得那么好。我第一次拜他为师，正是他在逐渐放弃钢琴的时期。古钢琴对指法技巧的要求与钢琴完全不同，要改变并不容易。他梦想能有一所古钢琴学校，尽早培养出纯粹的古钢琴演奏家。他常常说，不是要培养那种穿着化装舞会服装的钢琴师。
“我十五岁时，就患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精神崩溃’。布鲁纽逼我逼得太凶了。我对游戏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是一个走读生，我被允许专攻音乐。在学校里我从未交过真正的朋友，这也是因为我被当成了犹太人。但是医生说，我身体恢复以后，应该少练一点琴，要经常到户外去。我做了个鬼脸。有一天，我父亲回家时带回来一本很贵的有关鸟类的书。我连最普通的鸟都分不清楚，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但是我父亲的猜测还真是富于灵感的。我躺在病床上，看着书中各种鸟类的生硬图片，想看到实物活鸟的愿望油然而生——开始我只能透过病房的窗户听鸟儿歌唱。我是通过声音认识鸟的。突然，连麻雀的叫声都似乎有些神秘了。在我们的伦敦花园里听过千百次的鸫鸟和黑鸟叫声，现在听起来就像以前从未听过一样。此后，鸟给我的一生带来了极不平凡的经历。
“你瞧我小时候的情况，又懒又孤寂，是的，非常孤寂。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个女孩子气的男孩。音乐方面有天分，其他什么都不行。我是个独子，被父母宠坏了。当我进入人生第十六个年头时，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我早年初露的才气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一点是布鲁纽先看出来的，后来我也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达成默契，不告诉我的父母，但对我来说还是难于接受这一事实。到了十六岁才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天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此时我已坠入情网。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时她十四岁，我比她大一岁，那是我精神受到创伤后不久。我们住在圣约翰树林，不少发达的商人在那里建有富丽堂皇的白色小楼房，我们住的就是那样一幢房子。你知道那种房子吗？一条半圆形的私人车道，一个有圆柱的门廊。屋后是一个长形的花园，花园尽头有一个小果园，六七棵长得太高的苹果树和梨树。虽然凌乱，但长得郁郁葱葱。在一棵酸橙树下有我自己的‘房子’。六月里的一天——一个晴朗的日子，骄阳似火，万里无云，像希腊一样——我正在读一本肖邦的传记。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你要知道，在我这个年纪，回忆第一个二十年的经历，要比回忆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二十年清晰得多。我正在看书，而且毫无疑问地把自己当成了肖邦。我的身旁放着那本有关鸟类的新书。这事发生在一九一〇年。
“我们家的花园和邻居家的花园隔着一堵砖墙。突然间，我听到墙那边有声响。那房子是空的，我好生奇怪。后来……出现了一个脑袋。小心翼翼地。像一只小老鼠。那是一个小姑娘的脑袋。我半藏在凉亭里，她不容易看到我，我倒有时间仔细观察她。她的头部暴露在阳光下，一头淡黄色的秀发垂在脑后，看不太清。太阳偏南，阳光照射在她的头发上，呈现出一片模糊的光明。我看见她背阴的脸，她的黑眼睛，她那张好奇的半开着的小嘴。她神情严肃，怯生生的，但又装出胆大的样子。她看见我了。在那一片模糊的光明中，她吃惊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她似乎更挺直了，像一只鸟。我从凉亭的入口处站立起来，仍然在背阴处。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笑。青春期不可言传的全部神秘在空气中颤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讲不出话来……后来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她的名字。
“神秘的气氛被打破了。我过去的一切也被打破了。塞菲里斯 [19] 有一行诗：‘破碎的石榴树缝里布满了星星？’就是那样一种情景。她消失了，我又坐了下来，但要继续把书看下去已经不可能了。我走到靠近房子的墙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和一些女人银铃般的声音逐渐消失在一扇门后。
“我处于一种病态之中。但是那第一次见面，那神秘的……怎么说呢，信息，从她的光明传到我的背阴处来的信息，搅得我好几个星期心神不宁。
“她的父母搬进了隔壁的房子。我和莉莉面对面地见面了。我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这不全是我的想象。这种联系既来自她，也来自我，是一条共同的脐带，我们都不敢说出来，但我们又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许多日常方面她跟我没有什么两样。她在伦敦的朋友也很少。这个童话的最后一笔是她也爱好音乐。虽然不是特别有天赋，但是爱好音乐。她的父亲是爱尔兰人，家产殷实，性情古怪，但热爱音乐，他的长笛吹得很好。他当然要和布鲁纽见面，布鲁纽有时候到我们家里来，通过布鲁纽他认识了多尔梅什 [20] 。多尔梅什使他对八孔竖笛发生了兴趣。这在当时是另一种被人们遗忘的乐器。我还记得莉莉第一次用八孔竖笛独奏的情景，竖笛是多尔梅什做的，她父亲为她买下了它，笛子的声音不很响亮。
“我们两家的关系变得很亲密。我为莉莉伴奏，我们有时候奏二重奏，有时她父亲也参加进来，有时两位母亲引吭高歌。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大陆。菲茨威廉的维金纳琴曲谱集、阿尔博 [21] 、弗雷斯科巴尔第 [22] 、弗洛贝格 [23] ——在那些作品里人们突然认识到一七〇〇年之前早已有了音乐。”
他停住了话头。我想点一支香烟，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希望他能继续讲下去。于是我把香烟夹在手指间，等待着。
“是的，我认为她有一种波提切利作品的美，金色长发，灰紫色的眼睛。但是这样说又使她显得太苍白，太前拉斐尔化。她拥有妇女界已不复存在的某种素质。她非常温柔，但不多愁善感。她无忧无虑，但不是幼稚无知。她很容易受伤害，也很容易被逗弄。当她逗弄别人时，很像是一种爱抚。我这样描绘她，你听了可能觉得太平淡无奇。当然，我们年轻人当时追求的是精神高于肉体。莉莉是个很美的姑娘，但是只有她的心灵才是举世无双的。
“除了当时的行为规范以外，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别的障碍。刚才我说过，我们的兴趣爱好很相似，但是我们的性格却截然相反。莉莉一向善于自制，很有耐心，乐于助人。我则容易激动，喜怒无常，非常自私。我从未看见过她损坏过任何东西，伤害过任何人。但是我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就非马上得到不可。我讨厌我自己，莉莉也讨厌我。我常常认为自己的希腊血统是黑色血统，和黑人的血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我很快就爱上了她的肉体。同时她也爱我，把我当成哥哥看待。当然我们心里明白，我们是要结婚的。我们两心相许的时候，她才十六岁。但是她几乎从不许我吻她。你简直无法想象，和一个女孩子那么亲密，却几乎没有机会吻她。我的欲望是很纯洁的。当时的流行观念是大家要保持贞洁，我也不例外。但我并不完全是英国人。
“我有一个祖父，实际上是我母亲的叔父。他已经加入了英国籍，但是他的英国崇拜从未发展到禁欲或者人人爱戴的地步。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很坏的老人。他对我的不良影响比我自己想出来的坏主意少得多。我总是用希腊语跟他交谈，你也许知道，希腊语本来就是一种诉诸感官而不委婉的语言。我偷偷看了他书架上的一些书。我看到了《巴黎人的生活》。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一个文件夹，里面有许多彩色雕刻图。从此我开始有一些色情的胡思乱想。莉莉娴静庄重，戴一顶草帽，帽子顶部扎着浅色绢网，有如夏日里的烟雾，至今那顶帽子历历在目，所以我现在还能给你描绘得这么详细……她穿一件长袖、高领、粉红和白色相间的条纹上衣……着深蓝色窄底裙。一九一四年春天我陪她穿过摄政公园。六月在科文特花园的画廊，听夏里亚宾 [24] 唱《伊戈尔王》歌剧，我站在她身后，她看得入了迷，在炎热中几乎晕倒——那一年的夏天真热……莉莉，晚上在我的脑海里成了一个寡廉鲜耻的年轻妓女。从真实莉莉想象出另一个莉莉，我想这是严重的心理变态。我又一次为自己的希腊血统而羞愧难堪，但又苦于无法摆脱这一现实。我把一切都归咎于希腊血统，结果吃亏的是我的母亲，可怜的女人。即便没有她亲生儿子的参与，我父亲一家已经让她受够了羞辱。
“当时我以此为耻。现在我为自己有希腊、意大利和英国血统，甚至有点凯尔特血统而感到自豪。我父亲有一个祖母是苏格兰人。我是欧洲人，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我希望自己是纯粹的英国人，以便在莉莉面前显示，我没有掺杂任何一丝别的血统。
“你当然知道，那比我少年时代的《天方夜谭》更荒谬的东西，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欧洲青年想象出来的。我当时才十八岁。战争爆发了。头几天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和平富足的日子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也许每个人都想来一场变革，来一番清洗，来一次大屠杀。但这对我们这些不关心政治的公民来说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一种纯粹军事性的荣耀，而这种事情应该由正规军和英皇陛下战无不胜的海军去解决。在我的生活天地里，不存在什么强制征兵或者志愿当兵的问题。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打仗。毛奇、比洛、福煦、黑格、弗伦奇等各国将领的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后来发生了蒙斯和勒卡托的严重事件，可谓闻所未闻。德国人的效率、有关普鲁士警卫队的恐怖故事、比利时的暴行、伤亡名单带来的巨大冲击，还有基钦纳，百万大军。接着在九月发生了马恩省战役——已经完全谈不上光明正大了。八十万人——不妨想象一下八十万大军集结在海上的情形——八十万支蜡烛，一口大气全吹灭了。
“十二月来临了。社交界的‘轻浮女子’和‘花花公子’全都销声匿迹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告诉我，如果我不上前线，他和我母亲都不会说我的不是。当时我已经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那里的气氛起初是反对当志愿兵的。战争与艺术或艺术家毫无关系。我还记得我父母和莉莉的父母讨论战争的情形。他们一致认为战争不人道。但是我父亲和我的对话却变得紧张起来。他成了一名特别警官，是当地紧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的副官的儿子在战场上壮烈捐躯。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沉默着不说话，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说完后撇下我母亲和我走了。他没再说什么，但一切都很清楚了。不久以后的一天，莉莉和我站在大路旁，看着一支队伍从街上开过去。刚下过雨，路面很潮湿，人行道上闪闪发亮。队伍是开到法国去的，我们身边有人说他们是志愿兵。在煤气灯的黄色光辉中，我看见他们边走边唱歌，显得斗志昂扬。我们周围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哔叽军装被雨淋湿的味道隐约可闻。行进中的军人和围观的群众都处于陶醉状态，情绪激动，表情严峻，充满信心，一种中世纪式的信心。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战战兢兢地同意战争。
“我对莉莉说，他们疯了。她似乎没有听见。但是等他们走远了，她转过头来对我说，如果我明天要去死，我一定是疯了。我听了简直目瞪口呆。我们默默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她一路上一直在哼一首歌，现在我心平气和地相信——但当时却不能——她哼的是一首时代之歌。”
说到这里，他打住了，轻声唱出这首歌：
“我们会想念你，我们会吻你，
但是我们认为你应该上前线。”
“在她身边，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又一次埋怨自己不争气的希腊血统。它不但使我成为一个胆小鬼，而且使我成为一个好色之徒。当我回顾以往，情况的确如此。希腊人很幼稚，看不出战争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与之相比，我还算不上真正的胆小鬼，专为自己打算的胆小鬼。希腊人从来没有社会责任一说。
“我们到了家门口，莉莉吻了一下我的脸颊，跑进屋里去了。我理解她，她不能向我道歉，但她可以对我表示怜悯。我在极度痛苦之中度过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我见到莉莉，告诉她我要去当志愿兵。她听了，两颊顿失血色，痛哭着投入了我的怀抱。当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也紧紧地拥抱我，但她的拥抱纯粹出于伤心。
“我顺利通过了体格检查，被接受入伍，我成了一个英雄。莉莉的父亲把他自己的一把旧手枪送给我。我父亲开了香槟酒。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手里拿着手枪，大哭一场，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自己要去从事一项高尚的事业。以前我从未有过公益精神。我还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那一半的希腊血统。我终于成了一个完全的英国人。
“我被编入伦敦第十三步枪队——路易丝王子的肯辛顿团。在部队里我成了两个人：一个是负责监视的，一个则试图忘记另一个在监视。我们接受的训练，与其说是去厮杀，不如说是去丧命。我们必须以两人之间相隔两步的距离前进——顶着每分钟发射二百五十发子弹的机枪火力。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做法一样。如果我们确实认真考虑过要参加战斗的话，我们无疑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当时流行的谎言是，志愿兵的职责只限于警卫和通讯。正规军和后备役军人才是野战部队。此外，每星期都有人对我们说，因为战争耗资巨大，最多再过一个月就打不下去了。”
我听见他在安乐椅里动了一下。接着是一阵静默，我等待着他把故事继续讲下去，可是他不说话了。天上，星星在洁净明亮的云层中闪烁，阳台像是它们底下的一个舞台。
“喝杯白兰地好吗？”
“我希望你继续讲下去。”
“咱们还是喝点白兰地吧。”
他站起来，点燃了蜡烛。接着他消失了。
我躺在安乐椅里，望着天上的星星。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五三年相距遥远，一九一四年在一颗行星上，绕着那些最遥远最昏暗的恒星转。空间无垠，时间却有节奏。
此时，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脚步声，这一次走近了，同样是快速的脚步。但是天气太热，并不适宜于快速行走。显然有人急着要到这幢屋子来，而且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迅速走到阳台护墙边。
我赶得及时，正好看见屋子远端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正在上台阶，就在柱廊底下。我未能看得很清楚，因为我的眼睛适应了一段黑暗之后，突然被烛光弄眩了。但可以肯定不是玛丽亚，是白色的，流动的白色，是一件长大褂或者睡衣。我只看到了第二眼，但我知道那是个女人，而且不是老妇人。我甚至怀疑，有人有意安排让我看到她。因为如果有人想要进入屋子而不被别人听到，就不应该穿过那片砾石地，而应该从后面或者另一端进来。
卧室里传出声响，康奇斯出现在照亮的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瓶酒和两只酒杯。我等到他把盘子放在蜡烛旁，才对他说：
“你知道，有人刚从楼下进来。”
他一点也没有露出惊奇的样子。他取出瓶塞，小心地倒出白兰地。“是男人还是女人？”
“女人。”
“啊，”他递给我一杯白兰地，“这是克里特岛的阿卡季恩隐修院培养出来的。”他熄灭了蜡烛，坐回椅子里。我还站着。
“你说过你独自一人过日子。”
“我是说我喜欢给岛民们我独自生活的印象。”
他的声音冷冰冰的，使我感到自己太天真了。那女人就是他的情妇，出于某种原因，他不让我和她见面，或者她不想见我。我走过去，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
“我讲话缺乏技巧，请原谅。”
“不是缺乏技巧，可能是想象力少了一点。”
“我想，也许是我注意到了自己不该认真注意的东西。”
“注意到什么是无法选择的，尼古拉斯。但是如何解释却是可以选择的。”
“你说得对。”
“耐心些。”
“对不起。”
“你喜欢这白兰地吗？”
“非常喜欢。”
“它总是让我想起法国的雅文邑白兰地。现在该继续讲我的故事了吧？”
他重又开口叙述，我嗅着夜晚的空气，感受到脚底下混凝土的坚硬，还摸到口袋里有一段粉笔。我把双脚抬离地面，在安乐椅上躺了下来，心里有一种感觉很强烈：有什么东西要从我和现实之间溜过去。
“传令兵。”
“就是这名字。我们的训练连长是个正规军军官，三十岁上下，名字叫蒙塔古上尉。他的腿以前受过伤，当时刚恢复服现役。他脸色苍白，有几分文雅之气，蓄淡淡的漂亮胡子。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愚蠢的人之一。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的训练尚未结束，他就接到紧急命令，要他到法国任职。同一天他告诉我，他认为他能通过关系安排我跟他在一起任职，他说这话时像是送给我一件了不起的大礼物似的。只有像他那样没头脑的人，才看不出我并没有真正的热情。但遗憾的是他已经相中了我。
“他的头脑一次只能想一件事。他只懂得迅猛攻击。那是福煦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攻击的力量在于人多势众，’他常常说，‘人多势众的力量在于动力，动力的力量来自士气。高昂的士气，巨大的动力，强有力的攻击，就意味着胜利！’他敲了敲桌子说，‘胜利！’他硬是要我们牢牢记住这几句话。在练刺刀的时候，大家都要拉长声调高喊‘胜——利！’真是个可怜的傻瓜。
“我同父母、莉莉在一起度过最后的两天。我们俩山盟海誓，彼此向对方表示永远相爱。她和我父亲一样，都受到英勇牺牲思想的毒害。我母亲一言不发，只说了一句古老的希腊谚语：人死了不可能再勇敢。后来我记住了这句话。
“我们的队伍直接开上前线。前方有一个连长死于肺炎，蒙塔古就是去接替他的职位的。那是一九一五年初，雨下个不停，有时雨雪交加。城镇灰暗，天空更加灰暗。我们大部分时间只好待在铁路专用线上的固定列车里。大家都知道参战部队的情况。新兵一路高歌，走向死亡，他们受了战争是浪漫之旅的欺骗，其他人则成了战争现实的傀儡，走向最后的死亡。他们就像走遍每一个卡西诺赌场的可悲老头老太一样，明知最终的赢家必定是轮盘式赌博机，但却无论如何不走开，非继续赌下去不可。
“我们连续数日不断调动。终于有一天，蒙塔古对连队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战斗，是一种新的战斗，一定能取胜的战斗，我们可以在一个月内打到柏林。第二天晚上，我们上了火车。火车开到一片平原中部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接着我们行军东进。堤坝和柳树被笼罩在黑暗之中。蒙蒙细雨不停地下着。队伍里逐渐有消息传开，说我们要进攻的地方是德国一个叫作新沙佩勒的村落。德国人将受到一次全新的攻击，部队将使用大炮和新型飞机发动大规模进攻。
“没多久，我们走进了一片十分泥泞的田野，长官让我们朝着一片农舍前进。进入进攻阵地之前有两个小时可以休息。没有一个人能睡得着。天气很冷，又不准生火。此时真正的自我冒了出来，我开始感到害怕。但是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真会害怕，那也是早就知道的事。当兵打仗是我心甘情愿来的。战争就是这样使人走向堕落的，它利用我们的自豪感，让我们心甘情愿去卖命。
“黎明之前，我们缓慢地向进攻阵地移动，其间队伍停下来多次。我无意中听到蒙塔古和一个参谋的谈话。黑格的第一军团全部投入了战斗，第二军团作为后备。如此庞大的兵力数字，似乎给我带来了一种安全感，注入了一股暖流。但是紧接着，我们进入了战壕。战壕是可怕的地方，有小便所的臭味。第一批炮弹落在了我们附近。当时我仍十分幼稚，尽管经过了所谓的训练，听了大量的宣传鼓动，但是我从未真正相信会有人想要杀我们。长官命令我们停止前进，把身体紧贴在战壕边上。炮弹带着咝咝声呼啸而至，炸裂开来，接着是短暂的寂静，然后是土块泥沙到处散落的情形。这时，我从长期的睡梦中清醒过来了，吓得浑身发抖。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每个人的孤立。使人陷于孤立的不是战争状态。众所周知，战争能把人聚集在一起。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可就不同了，那里有真正的敌人，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兵力数量再大也不能给我壮胆。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唯有死亡，我的死亡。我的同志、蒙塔古、战无不胜的德国人，同样都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那情景堪称疯狂，尼古拉斯。三月的一个早晨，成千上万人站在战壕里，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印第安人、法国人、德国人——干什么？如果真有地狱，那就是地狱。刀山火海，算不上地狱，一个完全没有理性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地狱。那个德国村庄在那一天成了货真价实的地狱。
“东方的天空缓慢地泛出了鱼肚白，细雨也停了。战壕外的什么地方传来了颤抖的鸟叫声。我听出来是一只篱雀，那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最后声音。我们又继续向前移动，进入了准备发动进攻的战壕。步枪旅将组成进攻的第二梯队。德国兵的战壕在我们前方不到二百码处，我们的前沿战壕距离他们的战壕只有一百码。蒙塔古看了看表，举起一只手。完全的寂静。他的手落了下来。大约有十秒钟，什么也没有发生。接着，在我们后方远处战鼓齐鸣，震耳欲聋。接着，短暂的静寂。突然间，前方的整个世界全炸开了花。大家都伏下头来。大地在震撼，天空在震撼，人的思想也在震撼，一切都在震撼。你无法想象那一次炮击的头几分钟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炮火掩护，火力最密集的一次。
“一个通讯员沿着交通沟从前方的战壕跑过来。他的脸上和军装上有一道一道的红色。蒙塔古问他是不是受伤了。他说，前方战壕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德国战壕里喷出来的血溅了一身。他们彼此太靠近了。要是他们能停下来想一想彼此之间的距离……
“半小时之后，火力转移到了村庄上空。蒙塔古透过潜望镜进行观察，随后喊道：‘他们冲上去了！’接着又喊：‘德国佬完蛋了！’他跳上胸墙，对他周围的全体官兵挥手，要我们从战壕里探出头来看一看。只见前方一百码处，有一长列士兵正缓步穿越伤痕累累的大地，朝着一些残树断墙移动。有一些零星的枪声。一个人倒下了，接着他又站起来，继续往前跑。他只是偶然跌倒。那支队伍到达村口的房子时，我周围的人开始欢呼起来，对方也欢呼起来，以示回应。一颗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这一下轮到我们前进了。路不好走。当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恐惧被恐怖取代了。没有人朝我们开一枪。但是地面上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可怕。分不清是什么东西，有粉红的，有白的，有红的，沾满了泥浆，还沾着卡其军装的碎片。我们越过自己的前方战壕，如入无人之境。当我们挺进到德国人的战壕跟前时，已经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一切全被埋葬或炸毁了。我们在那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躺在弹坑里，似乎很太平。北边的火力还很猛烈。喀麦隆人陷入了重围，二十分钟之内丧失了全部军官，只剩下一个，士兵被消灭了五分之四。
“前方破烂的农舍之间出现了一些人，手举得高高的，有些人由朋友搀扶着。他们是第一批战俘，许多人身上都沾有黄色的德国炸药。白昼的白幕映衬出黄色的人。有一个俘虏径直朝我走来，一下子栽倒了，支着头，如在梦中一般，跌进了深深的弹坑。过了一会儿，他重新出现，从坑沿爬了上来，慢慢地站立起来，接着又一次栽倒在地上。其他的战俘看到这一情景都哭了。有一个战俘在我们面前吐了血，随即瘫倒在地。
“我们朝着村庄迅疾奔跑，之后来到了一个以前一定是条街道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凄凉，残垣断壁、碎石瓦砾、破碎椽子和德国炸药的黄色污迹随处可见。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雨珠在石头上、死尸的皮肤上闪光。在屋子里又捉到了许多德国人。短短十分钟之内，我饱览了战争这一屠杀场的全貌缩影。血、裂开的伤口、从肌肉里穿透出来的骨头、断肠的恶臭——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在那一天之前，我连一个安详的尸体都未曾见过，目睹那种惨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不仅仅是恶心和恐怖。我看到好几个人恶心得直呕吐，但我并不恶心。那是一种强烈的新信念。没有任何东西能为战争开脱罪责。即使英国沦为普鲁士的殖民地，也要强过这种情景一千倍。你可以看得出，这种惨景给新兵以教育，让他们产生疯狂杀人的欲望。但是我的感情恰恰与此相反。我产生的是一种不能被别人杀害的疯狂欲望。”
他站起来了。
“我要对你进行一次考验。”
“考验？”
他走进卧室，不一会儿又返身出来，他把我们吃晚饭时放在桌上的那盏油灯端了出来。在白色的灯光下，他把取来的东西放在桌上。我看到一粒骰子、一个摇动器、一只小碟子和一只药丸盒。他坐在桌子对面，我抬眼望他，看见他严厉的眼睛正盯视着我的眼睛。
“我要向你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走向战争，为什么人类总是不断地走向战争。原因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政治的。走向战争的不是国家，而是人。这就像盐一样。一个人一旦参加过战争，他的一生中就有了盐。你懂吗？”
“当然懂。”
“在我的理想境界中，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凡是二十一岁的年轻人，都应该接受一次考验。他们应该到一家医院去掷一次骰子。骰子的六面中有一面是表示死亡的。如果他们掷出来的恰好是那一面，他们就应该被没有痛苦地处死。没有狼狈的处境，没有野兽般的残忍，无辜的旁观者也不会遭到伤害。只是到医院去掷一次骰子而已。”
“这对改善战争状况一定有好处。”
“你真这样认为吗？”
“这是显而易见的。”
“你能肯定吗？”
“如果能做得到的话。”
“你说你在上次战争中从未见过真正的战斗？”
“没见过。”
他拿起药丸盒，抖出来的竟然是六枚大臼齿，略带黄色，其中有两三枚曾经充填过。
“这些牙齿是在上次战争中发给双方的间谍的，供他们被审讯时使用。”他把一枚臼齿放在碟子上，用摇动器轻轻戳了它一下，它便碎了。它一碰就破，很像酒心巧克力。但那无色液体有苦杏的气味，有刺激性，令人害怕。他迅即随手把碟子端走，放到阳台较远的一个角落里，然后转身回来。
“自杀药丸？”
“正是。氢氰酸。”他拿起骰子，给我看了六个面。
我微笑着说：“你要我掷吗？”
“我在一秒钟内给你再现整个战争场面。”
“你认为我不想掷吗？”
“好好想一想。从现在起，一分钟之后，你就可以说，我冒过死亡之险了。我掷骰子赌命，我赢了。劫后余生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一具死尸摆在你面前不是让你很为难吗？”我仍在微笑，但已经有点笑不出来了。
“一点不为难，我很容易就能证明这是一起自杀案。”他盯着我，目光穿透了我，就像三叉戟刺穿一条鱼。我知道，这样做的人，一百个有九十九个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但是他的情况与众不同。我在开口拒绝之前，已经开始感到紧张了。
“这像俄式轮盘赌。”
“更少失手。这些药丸几秒钟就能起作用。”
“我不想掷了。”
“你可就成了胆小鬼了，我的朋友。”他身子往后一靠，目光注视着我。
“我想，你一定是认为勇敢的人都是傻瓜。”
“因为他们坚持反复滚骰子。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肯冒一次生命危险，那么他不但是傻瓜，而且还是胆小鬼。”
“你对我的前任也进行过这种考验吗？”
“约翰·莱弗里尔既不是傻瓜，也不是胆小鬼。米特福德也不是懦夫。”
他占了上风。掷骰子定死活实在太荒唐，但我又不想让人家叫胆小鬼。我伸出手去取摇动器。
“等一等。”他向前探出身子，用他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并把一枚牙齿放在我这边。“我不玩假的。你必须对我发誓，如果骰子上出的数字是6，你就得吃下这一粒药丸。”他的表情极为认真严肃。我感到自己已经愿意吞服毒药丸了。
“我发誓。”
“凭着对你最神圣的一切。”
我犹豫了一下，耸耸肩，然后说：“凭着对我最神圣的一切，我发誓。”
他把骰子交给我，我把它放进摇动器。我随便快速地摇了几下，掷出骰子。骰子在桌布上滚动，撞在铜灯座上，反弹回来，摇来晃去，落定了。
是一个6。
康奇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我心里立即明白，我永远永远不会拿起那一粒药丸。我不敢看他。就这样可能过了十五秒钟。后来我笑了，望着他，摇摇头。
他再次伸出手来，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我，拿起我身边的那枚牙齿，放进嘴里，咬碎，吞下了液体。我脸红了。他仍然注视着我，伸出手，把骰子放进摇动器，掷出来。又是一个6。他又做了一次，仍然还是6。他吐出了牙齿的空壳。
“你刚才所做的决定，同我在四十年前的那个早晨在德国村庄所做的决定完全一样。你的行为完全是一个聪明人应有的行为。我祝贺你。”
“可是你说过的话呢？理想境界？”
“一切理想境界纯粹都是胡说八道。渴望冒生命之险是我们最严重的变态。我们来自黑夜，我们走进黑夜。为什么要生活在黑夜里呢？”
“但是这骰子是灌了铅的。”
“爱国主义、宣传、职业信誉、团体观念——这一切都是什么东西呢？灌了铅的骰子。只有一个小小的差别，尼古拉斯。在另一张桌子上，这些是真的。”他把剩下的几枚牙齿放回盒子里去。“不是在有色塑料壳里放一点杏仁甜酒。”
“另外两个人——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他笑了。“社会用来控制危险的另一种手段——不让它的奴隶有选择的自由——是告诉他们过去比现在好。约翰·莱弗里尔是个天主教徒。他比你明智，他甚至不受诱惑。”
“米特福德呢？”
“我不会浪费时间去教一个盲人。”
他的双眼继续冷冰冰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是想肯定我理解并接受了他含蓄的恭维，但又似乎不想做得太过分，于是他把灯灭了。在黑暗之中，我思绪茫然。原先他还假装把我当成客人，现在连最后的伪装也抛弃了。这一切他以前显然全都做过。他所描绘的德国村庄恐怖情景令人信服，但是不断重复讲述就显得不自然了。生动的真实感变成了一种技巧，其真实性是通过排练获得的。这就像一个卖东西的人在兜售他的商品，他有意透露那东西是二手货，而你却被说服，真心实意地认为它是全新的。这是对一切真实的亵渎。我不会相信表面现象……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与此同时，他已经又开始在编织他的网，我又一次自投罗网。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我帮助他从阳台远端把两张长长的柳条安乐椅拉过来。然后，我们抬起脚，斜躺了下来。从绑在椅子上的头垫上，我马上闻到了一股气味，就是我曾嗅到过的浴巾、手套上似有似无的老式香水味。我可以肯定，这气味不属于康奇斯或老玛丽亚。如果是他们的气味，我早该闻到了。一定还有个女人，她经常用这张椅子。
“要界定我的意思得花很长的时间，必须讲我一生的经历。”
“七个月来，我一直生活在只能讲最初级英语的人中间。”
“现在我的法语讲得比英语好。但没有关系。听得懂就行了。”
“‘只是沟通。’”
“谁说的？”
“一位英国小说家。”
“他不应该这样说。小说是最坏的沟通形式。”
我在黑暗中偷笑。静默。星星发出信号。他开始讲了。
“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的父亲是英国人。但他是做生意的，主要是从黎凡特地区进口烟草和葡萄干。他的竞争对手中有一个希腊人，那人住在伦敦。一八九二年，这个希腊人的家乡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他的大哥和妻子在一次地震中死了，地震就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面的群山里。三个孩子得以幸存。两个小的是男孩，被送到南美洲去投靠三叔。最大的孩子是个姑娘，十七岁，被带到伦敦帮助她的叔父料理家务。她的叔父就是我父亲的竞争对手，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鳏夫。她有一种带有意大利血统的希腊女人特有的美。我父亲与她邂逅相识。他的年纪比她大得多，但人长得很好看，我想他可能还会讲点通俗希腊语。两家有共同的商业利益，结合起来有利可图。简而言之，他们结了婚……然后就有了我。
“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母亲的歌声。无论她是快乐还是伤心，她总是唱着歌。她的古典歌曲唱得很好，还会弹钢琴，但我记得最牢的是希腊民歌，她总是在伤心的时候唱。我记得她告诉过我这样的情景（那是后来的事）：站在远处的山坡上，看着赭色尘埃缓缓地飘上蔚蓝色的天空。当有关她父母的消息传来时，她充满了对希腊的极大仇恨。她要离开希腊，永不再回来。像许多希腊人一样。她像许多希腊人一样，从不承认自己过的是背井离乡的生活。这就是出生在世界上最美丽最残酷的国家的代价。
“我母亲爱唱歌，从我记事的时候起，音乐就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小时候是个神童，九岁就举行了个人首场音乐会，大家都对我很好。但是在学校里我是个坏学生，其他各科都学不好。我并不笨，但我很懒。我只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件事：弹好钢琴。所谓责任感，主要就是假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看成至关重要，而我却从来不擅长此道。
“我很幸运，有一个出类拔萃的音乐老师——查尔斯·维克托·布鲁纽。音乐老师常见的许多毛病他都有：为自己的教学法而自负，为自己的学生而自负。如果你没有天分，你会感到是在受嘲弄，很痛苦；如果你有天分，经过刻苦学习，你就可能成为天使。但是他在音乐理论方面很有造诣。这在当时意味着他有独到的见解。当时的大多数钢琴演奏者只想表现自己，因此他们便拼命发展表现自由节奏乐段的速度和技巧。现在已经没有人那样弹琴了，也没有人能那样弹了，甚至也没有人想那样弹了。罗森塔尔和戈多斯基一类的琴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布鲁纽远远走在他的时代前面，至今我只想听他演奏许多海顿和莫扎特的奏鸣曲。
“然而，他最大的成就——我说的是一九一四年以前——是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把古钢琴和钢琴都弹得那么好。我第一次拜他为师，正是他在逐渐放弃钢琴的时期。古钢琴对指法技巧的要求与钢琴完全不同，要改变并不容易。他梦想能有一所古钢琴学校，尽早培养出纯粹的古钢琴演奏家。他常常说，不是要培养那种穿着化装舞会服装的钢琴师。
“我十五岁时，就患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精神崩溃’。布鲁纽逼我逼得太凶了。我对游戏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是一个走读生，我被允许专攻音乐。在学校里我从未交过真正的朋友，这也是因为我被当成了犹太人。但是医生说，我身体恢复以后，应该少练一点琴，要经常到户外去。我做了个鬼脸。有一天，我父亲回家时带回来一本很贵的有关鸟类的书。我连最普通的鸟都分不清楚，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但是我父亲的猜测还真是富于灵感的。我躺在病床上，看着书中各种鸟类的生硬图片，想看到实物活鸟的愿望油然而生——开始我只能透过病房的窗户听鸟儿歌唱。我是通过声音认识鸟的。突然，连麻雀的叫声都似乎有些神秘了。在我们的伦敦花园里听过千百次的鸫鸟和黑鸟叫声，现在听起来就像以前从未听过一样。此后，鸟给我的一生带来了极不平凡的经历。
“你瞧我小时候的情况，又懒又孤寂，是的，非常孤寂。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个女孩子气的男孩。音乐方面有天分，其他什么都不行。我是个独子，被父母宠坏了。当我进入人生第十六个年头时，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我早年初露的才气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一点是布鲁纽先看出来的，后来我也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达成默契，不告诉我的父母，但对我来说还是难于接受这一事实。到了十六岁才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天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此时我已坠入情网。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时她十四岁，我比她大一岁，那是我精神受到创伤后不久。我们住在圣约翰树林，不少发达的商人在那里建有富丽堂皇的白色小楼房，我们住的就是那样一幢房子。你知道那种房子吗？一条半圆形的私人车道，一个有圆柱的门廊。屋后是一个长形的花园，花园尽头有一个小果园，六七棵长得太高的苹果树和梨树。虽然凌乱，但长得郁郁葱葱。在一棵酸橙树下有我自己的‘房子’。六月里的一天——一个晴朗的日子，骄阳似火，万里无云，像希腊一样——我正在读一本肖邦的传记。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你要知道，在我这个年纪，回忆第一个二十年的经历，要比回忆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二十年清晰得多。我正在看书，而且毫无疑问地把自己当成了肖邦。我的身旁放着那本有关鸟类的新书。这事发生在一九一〇年。
“我们家的花园和邻居家的花园隔着一堵砖墙。突然间，我听到墙那边有声响。那房子是空的，我好生奇怪。后来……出现了一个脑袋。小心翼翼地。像一只小老鼠。那是一个小姑娘的脑袋。我半藏在凉亭里，她不容易看到我，我倒有时间仔细观察她。她的头部暴露在阳光下，一头淡黄色的秀发垂在脑后，看不太清。太阳偏南，阳光照射在她的头发上，呈现出一片模糊的光明。我看见她背阴的脸，她的黑眼睛，她那张好奇的半开着的小嘴。她神情严肃，怯生生的，但又装出胆大的样子。她看见我了。在那一片模糊的光明中，她吃惊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她似乎更挺直了，像一只鸟。我从凉亭的入口处站立起来，仍然在背阴处。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笑。青春期不可言传的全部神秘在空气中颤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讲不出话来……后来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她的名字。
“神秘的气氛被打破了。我过去的一切也被打破了。塞菲里斯 [19] 有一行诗：‘破碎的石榴树缝里布满了星星？’就是那样一种情景。她消失了，我又坐了下来，但要继续把书看下去已经不可能了。我走到靠近房子的墙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和一些女人银铃般的声音逐渐消失在一扇门后。
“我处于一种病态之中。但是那第一次见面，那神秘的……怎么说呢，信息，从她的光明传到我的背阴处来的信息，搅得我好几个星期心神不宁。
“她的父母搬进了隔壁的房子。我和莉莉面对面地见面了。我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这不全是我的想象。这种联系既来自她，也来自我，是一条共同的脐带，我们都不敢说出来，但我们又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许多日常方面她跟我没有什么两样。她在伦敦的朋友也很少。这个童话的最后一笔是她也爱好音乐。虽然不是特别有天赋，但是爱好音乐。她的父亲是爱尔兰人，家产殷实，性情古怪，但热爱音乐，他的长笛吹得很好。他当然要和布鲁纽见面，布鲁纽有时候到我们家里来，通过布鲁纽他认识了多尔梅什 [20] 。多尔梅什使他对八孔竖笛发生了兴趣。这在当时是另一种被人们遗忘的乐器。我还记得莉莉第一次用八孔竖笛独奏的情景，竖笛是多尔梅什做的，她父亲为她买下了它，笛子的声音不很响亮。
“我们两家的关系变得很亲密。我为莉莉伴奏，我们有时候奏二重奏，有时她父亲也参加进来，有时两位母亲引吭高歌。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大陆。菲茨威廉的维金纳琴曲谱集、阿尔博 [21] 、弗雷斯科巴尔第 [22] 、弗洛贝格 [23] ——在那些作品里人们突然认识到一七〇〇年之前早已有了音乐。”
他停住了话头。我想点一支香烟，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希望他能继续讲下去。于是我把香烟夹在手指间，等待着。
“是的，我认为她有一种波提切利作品的美，金色长发，灰紫色的眼睛。但是这样说又使她显得太苍白，太前拉斐尔化。她拥有妇女界已不复存在的某种素质。她非常温柔，但不多愁善感。她无忧无虑，但不是幼稚无知。她很容易受伤害，也很容易被逗弄。当她逗弄别人时，很像是一种爱抚。我这样描绘她，你听了可能觉得太平淡无奇。当然，我们年轻人当时追求的是精神高于肉体。莉莉是个很美的姑娘，但是只有她的心灵才是举世无双的。
“除了当时的行为规范以外，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别的障碍。刚才我说过，我们的兴趣爱好很相似，但是我们的性格却截然相反。莉莉一向善于自制，很有耐心，乐于助人。我则容易激动，喜怒无常，非常自私。我从未看见过她损坏过任何东西，伤害过任何人。但是我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就非马上得到不可。我讨厌我自己，莉莉也讨厌我。我常常认为自己的希腊血统是黑色血统，和黑人的血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我很快就爱上了她的肉体。同时她也爱我，把我当成哥哥看待。当然我们心里明白，我们是要结婚的。我们两心相许的时候，她才十六岁。但是她几乎从不许我吻她。你简直无法想象，和一个女孩子那么亲密，却几乎没有机会吻她。我的欲望是很纯洁的。当时的流行观念是大家要保持贞洁，我也不例外。但我并不完全是英国人。
“我有一个祖父，实际上是我母亲的叔父。他已经加入了英国籍，但是他的英国崇拜从未发展到禁欲或者人人爱戴的地步。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很坏的老人。他对我的不良影响比我自己想出来的坏主意少得多。我总是用希腊语跟他交谈，你也许知道，希腊语本来就是一种诉诸感官而不委婉的语言。我偷偷看了他书架上的一些书。我看到了《巴黎人的生活》。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一个文件夹，里面有许多彩色雕刻图。从此我开始有一些色情的胡思乱想。莉莉娴静庄重，戴一顶草帽，帽子顶部扎着浅色绢网，有如夏日里的烟雾，至今那顶帽子历历在目，所以我现在还能给你描绘得这么详细……她穿一件长袖、高领、粉红和白色相间的条纹上衣……着深蓝色窄底裙。一九一四年春天我陪她穿过摄政公园。六月在科文特花园的画廊，听夏里亚宾 [24] 唱《伊戈尔王》歌剧，我站在她身后，她看得入了迷，在炎热中几乎晕倒——那一年的夏天真热……莉莉，晚上在我的脑海里成了一个寡廉鲜耻的年轻妓女。从真实莉莉想象出另一个莉莉，我想这是严重的心理变态。我又一次为自己的希腊血统而羞愧难堪，但又苦于无法摆脱这一现实。我把一切都归咎于希腊血统，结果吃亏的是我的母亲，可怜的女人。即便没有她亲生儿子的参与，我父亲一家已经让她受够了羞辱。
“当时我以此为耻。现在我为自己有希腊、意大利和英国血统，甚至有点凯尔特血统而感到自豪。我父亲有一个祖母是苏格兰人。我是欧洲人，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我希望自己是纯粹的英国人，以便在莉莉面前显示，我没有掺杂任何一丝别的血统。
“你当然知道，那比我少年时代的《天方夜谭》更荒谬的东西，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欧洲青年想象出来的。我当时才十八岁。战争爆发了。头几天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和平富足的日子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也许每个人都想来一场变革，来一番清洗，来一次大屠杀。但这对我们这些不关心政治的公民来说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一种纯粹军事性的荣耀，而这种事情应该由正规军和英皇陛下战无不胜的海军去解决。在我的生活天地里，不存在什么强制征兵或者志愿当兵的问题。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打仗。毛奇、比洛、福煦、黑格、弗伦奇等各国将领的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后来发生了蒙斯和勒卡托的严重事件，可谓闻所未闻。德国人的效率、有关普鲁士警卫队的恐怖故事、比利时的暴行、伤亡名单带来的巨大冲击，还有基钦纳，百万大军。接着在九月发生了马恩省战役——已经完全谈不上光明正大了。八十万人——不妨想象一下八十万大军集结在海上的情形——八十万支蜡烛，一口大气全吹灭了。
“十二月来临了。社交界的‘轻浮女子’和‘花花公子’全都销声匿迹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告诉我，如果我不上前线，他和我母亲都不会说我的不是。当时我已经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那里的气氛起初是反对当志愿兵的。战争与艺术或艺术家毫无关系。我还记得我父母和莉莉的父母讨论战争的情形。他们一致认为战争不人道。但是我父亲和我的对话却变得紧张起来。他成了一名特别警官，是当地紧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的副官的儿子在战场上壮烈捐躯。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沉默着不说话，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说完后撇下我母亲和我走了。他没再说什么，但一切都很清楚了。不久以后的一天，莉莉和我站在大路旁，看着一支队伍从街上开过去。刚下过雨，路面很潮湿，人行道上闪闪发亮。队伍是开到法国去的，我们身边有人说他们是志愿兵。在煤气灯的黄色光辉中，我看见他们边走边唱歌，显得斗志昂扬。我们周围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哔叽军装被雨淋湿的味道隐约可闻。行进中的军人和围观的群众都处于陶醉状态，情绪激动，表情严峻，充满信心，一种中世纪式的信心。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战战兢兢地同意战争。
“我对莉莉说，他们疯了。她似乎没有听见。但是等他们走远了，她转过头来对我说，如果我明天要去死，我一定是疯了。我听了简直目瞪口呆。我们默默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她一路上一直在哼一首歌，现在我心平气和地相信——但当时却不能——她哼的是一首时代之歌。”
说到这里，他打住了，轻声唱出这首歌：
“我们会想念你，我们会吻你，
但是我们认为你应该上前线。”
“在她身边，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又一次埋怨自己不争气的希腊血统。它不但使我成为一个胆小鬼，而且使我成为一个好色之徒。当我回顾以往，情况的确如此。希腊人很幼稚，看不出战争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与之相比，我还算不上真正的胆小鬼，专为自己打算的胆小鬼。希腊人从来没有社会责任一说。
“我们到了家门口，莉莉吻了一下我的脸颊，跑进屋里去了。我理解她，她不能向我道歉，但她可以对我表示怜悯。我在极度痛苦之中度过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我见到莉莉，告诉她我要去当志愿兵。她听了，两颊顿失血色，痛哭着投入了我的怀抱。当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也紧紧地拥抱我，但她的拥抱纯粹出于伤心。
“我顺利通过了体格检查，被接受入伍，我成了一个英雄。莉莉的父亲把他自己的一把旧手枪送给我。我父亲开了香槟酒。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手里拿着手枪，大哭一场，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自己要去从事一项高尚的事业。以前我从未有过公益精神。我还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那一半的希腊血统。我终于成了一个完全的英国人。
“我被编入伦敦第十三步枪队——路易丝王子的肯辛顿团。在部队里我成了两个人：一个是负责监视的，一个则试图忘记另一个在监视。我们接受的训练，与其说是去厮杀，不如说是去丧命。我们必须以两人之间相隔两步的距离前进——顶着每分钟发射二百五十发子弹的机枪火力。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做法一样。如果我们确实认真考虑过要参加战斗的话，我们无疑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当时流行的谎言是，志愿兵的职责只限于警卫和通讯。正规军和后备役军人才是野战部队。此外，每星期都有人对我们说，因为战争耗资巨大，最多再过一个月就打不下去了。”
我听见他在安乐椅里动了一下。接着是一阵静默，我等待着他把故事继续讲下去，可是他不说话了。天上，星星在洁净明亮的云层中闪烁，阳台像是它们底下的一个舞台。
“喝杯白兰地好吗？”
“我希望你继续讲下去。”
“咱们还是喝点白兰地吧。”
他站起来，点燃了蜡烛。接着他消失了。
我躺在安乐椅里，望着天上的星星。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五三年相距遥远，一九一四年在一颗行星上，绕着那些最遥远最昏暗的恒星转。空间无垠，时间却有节奏。
此时，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脚步声，这一次走近了，同样是快速的脚步。但是天气太热，并不适宜于快速行走。显然有人急着要到这幢屋子来，而且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迅速走到阳台护墙边。
我赶得及时，正好看见屋子远端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正在上台阶，就在柱廊底下。我未能看得很清楚，因为我的眼睛适应了一段黑暗之后，突然被烛光弄眩了。但可以肯定不是玛丽亚，是白色的，流动的白色，是一件长大褂或者睡衣。我只看到了第二眼，但我知道那是个女人，而且不是老妇人。我甚至怀疑，有人有意安排让我看到她。因为如果有人想要进入屋子而不被别人听到，就不应该穿过那片砾石地，而应该从后面或者另一端进来。
卧室里传出声响，康奇斯出现在照亮的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瓶酒和两只酒杯。我等到他把盘子放在蜡烛旁，才对他说：
“你知道，有人刚从楼下进来。”
他一点也没有露出惊奇的样子。他取出瓶塞，小心地倒出白兰地。“是男人还是女人？”
“女人。”
“啊，”他递给我一杯白兰地，“这是克里特岛的阿卡季恩隐修院培养出来的。”他熄灭了蜡烛，坐回椅子里。我还站着。
“你说过你独自一人过日子。”
“我是说我喜欢给岛民们我独自生活的印象。”
他的声音冷冰冰的，使我感到自己太天真了。那女人就是他的情妇，出于某种原因，他不让我和她见面，或者她不想见我。我走过去，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
“我讲话缺乏技巧，请原谅。”
“不是缺乏技巧，可能是想象力少了一点。”
“我想，也许是我注意到了自己不该认真注意的东西。”
“注意到什么是无法选择的，尼古拉斯。但是如何解释却是可以选择的。”
“你说得对。”
“耐心些。”
“对不起。”
“你喜欢这白兰地吗？”
“非常喜欢。”
“它总是让我想起法国的雅文邑白兰地。现在该继续讲我的故事了吧？”
他重又开口叙述，我嗅着夜晚的空气，感受到脚底下混凝土的坚硬，还摸到口袋里有一段粉笔。我把双脚抬离地面，在安乐椅上躺了下来，心里有一种感觉很强烈：有什么东西要从我和现实之间溜过去。
19
“我入伍之后，来到法国已经有六个多星期了。我不善于耍弄枪杆子。我甚至不能令人信服地用刺刀刺中凯泽·比尔的模拟像。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机灵’，而且还发现我跑得很快，于是选中了我当连队通讯员，这就是说我也有了某种职务，那名堂我忘了……”“传令兵。”
“就是这名字。我们的训练连长是个正规军军官，三十岁上下，名字叫蒙塔古上尉。他的腿以前受过伤，当时刚恢复服现役。他脸色苍白，有几分文雅之气，蓄淡淡的漂亮胡子。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愚蠢的人之一。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的训练尚未结束，他就接到紧急命令，要他到法国任职。同一天他告诉我，他认为他能通过关系安排我跟他在一起任职，他说这话时像是送给我一件了不起的大礼物似的。只有像他那样没头脑的人，才看不出我并没有真正的热情。但遗憾的是他已经相中了我。
“他的头脑一次只能想一件事。他只懂得迅猛攻击。那是福煦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攻击的力量在于人多势众，’他常常说，‘人多势众的力量在于动力，动力的力量来自士气。高昂的士气，巨大的动力，强有力的攻击，就意味着胜利！’他敲了敲桌子说，‘胜利！’他硬是要我们牢牢记住这几句话。在练刺刀的时候，大家都要拉长声调高喊‘胜——利！’真是个可怜的傻瓜。
“我同父母、莉莉在一起度过最后的两天。我们俩山盟海誓，彼此向对方表示永远相爱。她和我父亲一样，都受到英勇牺牲思想的毒害。我母亲一言不发，只说了一句古老的希腊谚语：人死了不可能再勇敢。后来我记住了这句话。
“我们的队伍直接开上前线。前方有一个连长死于肺炎，蒙塔古就是去接替他的职位的。那是一九一五年初，雨下个不停，有时雨雪交加。城镇灰暗，天空更加灰暗。我们大部分时间只好待在铁路专用线上的固定列车里。大家都知道参战部队的情况。新兵一路高歌，走向死亡，他们受了战争是浪漫之旅的欺骗，其他人则成了战争现实的傀儡，走向最后的死亡。他们就像走遍每一个卡西诺赌场的可悲老头老太一样，明知最终的赢家必定是轮盘式赌博机，但却无论如何不走开，非继续赌下去不可。
“我们连续数日不断调动。终于有一天，蒙塔古对连队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战斗，是一种新的战斗，一定能取胜的战斗，我们可以在一个月内打到柏林。第二天晚上，我们上了火车。火车开到一片平原中部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接着我们行军东进。堤坝和柳树被笼罩在黑暗之中。蒙蒙细雨不停地下着。队伍里逐渐有消息传开，说我们要进攻的地方是德国一个叫作新沙佩勒的村落。德国人将受到一次全新的攻击，部队将使用大炮和新型飞机发动大规模进攻。
“没多久，我们走进了一片十分泥泞的田野，长官让我们朝着一片农舍前进。进入进攻阵地之前有两个小时可以休息。没有一个人能睡得着。天气很冷，又不准生火。此时真正的自我冒了出来，我开始感到害怕。但是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真会害怕，那也是早就知道的事。当兵打仗是我心甘情愿来的。战争就是这样使人走向堕落的，它利用我们的自豪感，让我们心甘情愿去卖命。
“黎明之前，我们缓慢地向进攻阵地移动，其间队伍停下来多次。我无意中听到蒙塔古和一个参谋的谈话。黑格的第一军团全部投入了战斗，第二军团作为后备。如此庞大的兵力数字，似乎给我带来了一种安全感，注入了一股暖流。但是紧接着，我们进入了战壕。战壕是可怕的地方，有小便所的臭味。第一批炮弹落在了我们附近。当时我仍十分幼稚，尽管经过了所谓的训练，听了大量的宣传鼓动，但是我从未真正相信会有人想要杀我们。长官命令我们停止前进，把身体紧贴在战壕边上。炮弹带着咝咝声呼啸而至，炸裂开来，接着是短暂的寂静，然后是土块泥沙到处散落的情形。这时，我从长期的睡梦中清醒过来了，吓得浑身发抖。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每个人的孤立。使人陷于孤立的不是战争状态。众所周知，战争能把人聚集在一起。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可就不同了，那里有真正的敌人，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兵力数量再大也不能给我壮胆。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唯有死亡，我的死亡。我的同志、蒙塔古、战无不胜的德国人，同样都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那情景堪称疯狂，尼古拉斯。三月的一个早晨，成千上万人站在战壕里，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印第安人、法国人、德国人——干什么？如果真有地狱，那就是地狱。刀山火海，算不上地狱，一个完全没有理性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地狱。那个德国村庄在那一天成了货真价实的地狱。
“东方的天空缓慢地泛出了鱼肚白，细雨也停了。战壕外的什么地方传来了颤抖的鸟叫声。我听出来是一只篱雀，那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最后声音。我们又继续向前移动，进入了准备发动进攻的战壕。步枪旅将组成进攻的第二梯队。德国兵的战壕在我们前方不到二百码处，我们的前沿战壕距离他们的战壕只有一百码。蒙塔古看了看表，举起一只手。完全的寂静。他的手落了下来。大约有十秒钟，什么也没有发生。接着，在我们后方远处战鼓齐鸣，震耳欲聋。接着，短暂的静寂。突然间，前方的整个世界全炸开了花。大家都伏下头来。大地在震撼，天空在震撼，人的思想也在震撼，一切都在震撼。你无法想象那一次炮击的头几分钟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炮火掩护，火力最密集的一次。
“一个通讯员沿着交通沟从前方的战壕跑过来。他的脸上和军装上有一道一道的红色。蒙塔古问他是不是受伤了。他说，前方战壕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德国战壕里喷出来的血溅了一身。他们彼此太靠近了。要是他们能停下来想一想彼此之间的距离……
“半小时之后，火力转移到了村庄上空。蒙塔古透过潜望镜进行观察，随后喊道：‘他们冲上去了！’接着又喊：‘德国佬完蛋了！’他跳上胸墙，对他周围的全体官兵挥手，要我们从战壕里探出头来看一看。只见前方一百码处，有一长列士兵正缓步穿越伤痕累累的大地，朝着一些残树断墙移动。有一些零星的枪声。一个人倒下了，接着他又站起来，继续往前跑。他只是偶然跌倒。那支队伍到达村口的房子时，我周围的人开始欢呼起来，对方也欢呼起来，以示回应。一颗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这一下轮到我们前进了。路不好走。当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恐惧被恐怖取代了。没有人朝我们开一枪。但是地面上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可怕。分不清是什么东西，有粉红的，有白的，有红的，沾满了泥浆，还沾着卡其军装的碎片。我们越过自己的前方战壕，如入无人之境。当我们挺进到德国人的战壕跟前时，已经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一切全被埋葬或炸毁了。我们在那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躺在弹坑里，似乎很太平。北边的火力还很猛烈。喀麦隆人陷入了重围，二十分钟之内丧失了全部军官，只剩下一个，士兵被消灭了五分之四。
“前方破烂的农舍之间出现了一些人，手举得高高的，有些人由朋友搀扶着。他们是第一批战俘，许多人身上都沾有黄色的德国炸药。白昼的白幕映衬出黄色的人。有一个俘虏径直朝我走来，一下子栽倒了，支着头，如在梦中一般，跌进了深深的弹坑。过了一会儿，他重新出现，从坑沿爬了上来，慢慢地站立起来，接着又一次栽倒在地上。其他的战俘看到这一情景都哭了。有一个战俘在我们面前吐了血，随即瘫倒在地。
“我们朝着村庄迅疾奔跑，之后来到了一个以前一定是条街道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凄凉，残垣断壁、碎石瓦砾、破碎椽子和德国炸药的黄色污迹随处可见。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雨珠在石头上、死尸的皮肤上闪光。在屋子里又捉到了许多德国人。短短十分钟之内，我饱览了战争这一屠杀场的全貌缩影。血、裂开的伤口、从肌肉里穿透出来的骨头、断肠的恶臭——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在那一天之前，我连一个安详的尸体都未曾见过，目睹那种惨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不仅仅是恶心和恐怖。我看到好几个人恶心得直呕吐，但我并不恶心。那是一种强烈的新信念。没有任何东西能为战争开脱罪责。即使英国沦为普鲁士的殖民地，也要强过这种情景一千倍。你可以看得出，这种惨景给新兵以教育，让他们产生疯狂杀人的欲望。但是我的感情恰恰与此相反。我产生的是一种不能被别人杀害的疯狂欲望。”
他站起来了。
“我要对你进行一次考验。”
“考验？”
他走进卧室，不一会儿又返身出来，他把我们吃晚饭时放在桌上的那盏油灯端了出来。在白色的灯光下，他把取来的东西放在桌上。我看到一粒骰子、一个摇动器、一只小碟子和一只药丸盒。他坐在桌子对面，我抬眼望他，看见他严厉的眼睛正盯视着我的眼睛。
“我要向你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走向战争，为什么人类总是不断地走向战争。原因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政治的。走向战争的不是国家，而是人。这就像盐一样。一个人一旦参加过战争，他的一生中就有了盐。你懂吗？”
“当然懂。”
“在我的理想境界中，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凡是二十一岁的年轻人，都应该接受一次考验。他们应该到一家医院去掷一次骰子。骰子的六面中有一面是表示死亡的。如果他们掷出来的恰好是那一面，他们就应该被没有痛苦地处死。没有狼狈的处境，没有野兽般的残忍，无辜的旁观者也不会遭到伤害。只是到医院去掷一次骰子而已。”
“这对改善战争状况一定有好处。”
“你真这样认为吗？”
“这是显而易见的。”
“你能肯定吗？”
“如果能做得到的话。”
“你说你在上次战争中从未见过真正的战斗？”
“没见过。”
他拿起药丸盒，抖出来的竟然是六枚大臼齿，略带黄色，其中有两三枚曾经充填过。
“这些牙齿是在上次战争中发给双方的间谍的，供他们被审讯时使用。”他把一枚臼齿放在碟子上，用摇动器轻轻戳了它一下，它便碎了。它一碰就破，很像酒心巧克力。但那无色液体有苦杏的气味，有刺激性，令人害怕。他迅即随手把碟子端走，放到阳台较远的一个角落里，然后转身回来。
“自杀药丸？”
“正是。氢氰酸。”他拿起骰子，给我看了六个面。
我微笑着说：“你要我掷吗？”
“我在一秒钟内给你再现整个战争场面。”
“你认为我不想掷吗？”
“好好想一想。从现在起，一分钟之后，你就可以说，我冒过死亡之险了。我掷骰子赌命，我赢了。劫后余生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一具死尸摆在你面前不是让你很为难吗？”我仍在微笑，但已经有点笑不出来了。
“一点不为难，我很容易就能证明这是一起自杀案。”他盯着我，目光穿透了我，就像三叉戟刺穿一条鱼。我知道，这样做的人，一百个有九十九个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但是他的情况与众不同。我在开口拒绝之前，已经开始感到紧张了。
“这像俄式轮盘赌。”
“更少失手。这些药丸几秒钟就能起作用。”
“我不想掷了。”
“你可就成了胆小鬼了，我的朋友。”他身子往后一靠，目光注视着我。
“我想，你一定是认为勇敢的人都是傻瓜。”
“因为他们坚持反复滚骰子。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肯冒一次生命危险，那么他不但是傻瓜，而且还是胆小鬼。”
“你对我的前任也进行过这种考验吗？”
“约翰·莱弗里尔既不是傻瓜，也不是胆小鬼。米特福德也不是懦夫。”
他占了上风。掷骰子定死活实在太荒唐，但我又不想让人家叫胆小鬼。我伸出手去取摇动器。
“等一等。”他向前探出身子，用他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并把一枚牙齿放在我这边。“我不玩假的。你必须对我发誓，如果骰子上出的数字是6，你就得吃下这一粒药丸。”他的表情极为认真严肃。我感到自己已经愿意吞服毒药丸了。
“我发誓。”
“凭着对你最神圣的一切。”
我犹豫了一下，耸耸肩，然后说：“凭着对我最神圣的一切，我发誓。”
他把骰子交给我，我把它放进摇动器。我随便快速地摇了几下，掷出骰子。骰子在桌布上滚动，撞在铜灯座上，反弹回来，摇来晃去，落定了。
是一个6。
康奇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我心里立即明白，我永远永远不会拿起那一粒药丸。我不敢看他。就这样可能过了十五秒钟。后来我笑了，望着他，摇摇头。
他再次伸出手来，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我，拿起我身边的那枚牙齿，放进嘴里，咬碎，吞下了液体。我脸红了。他仍然注视着我，伸出手，把骰子放进摇动器，掷出来。又是一个6。他又做了一次，仍然还是6。他吐出了牙齿的空壳。
“你刚才所做的决定，同我在四十年前的那个早晨在德国村庄所做的决定完全一样。你的行为完全是一个聪明人应有的行为。我祝贺你。”
“可是你说过的话呢？理想境界？”
“一切理想境界纯粹都是胡说八道。渴望冒生命之险是我们最严重的变态。我们来自黑夜，我们走进黑夜。为什么要生活在黑夜里呢？”
“但是这骰子是灌了铅的。”
“爱国主义、宣传、职业信誉、团体观念——这一切都是什么东西呢？灌了铅的骰子。只有一个小小的差别，尼古拉斯。在另一张桌子上，这些是真的。”他把剩下的几枚牙齿放回盒子里去。“不是在有色塑料壳里放一点杏仁甜酒。”
“另外两个人——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他笑了。“社会用来控制危险的另一种手段——不让它的奴隶有选择的自由——是告诉他们过去比现在好。约翰·莱弗里尔是个天主教徒。他比你明智，他甚至不受诱惑。”
“米特福德呢？”
“我不会浪费时间去教一个盲人。”
他的双眼继续冷冰冰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是想肯定我理解并接受了他含蓄的恭维，但又似乎不想做得太过分，于是他把灯灭了。在黑暗之中，我思绪茫然。原先他还假装把我当成客人，现在连最后的伪装也抛弃了。这一切他以前显然全都做过。他所描绘的德国村庄恐怖情景令人信服，但是不断重复讲述就显得不自然了。生动的真实感变成了一种技巧，其真实性是通过排练获得的。这就像一个卖东西的人在兜售他的商品，他有意透露那东西是二手货，而你却被说服，真心实意地认为它是全新的。这是对一切真实的亵渎。我不会相信表面现象……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与此同时，他已经又开始在编织他的网，我又一次自投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