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69
罗马。
在我脑海里，希腊已经过去几周了，绝不是现实中的几个小时。阳光一如既往地照耀着，人们也显得很高雅，艺术和建筑很丰富，可就是仿佛意大利人都像他们的罗马祖先一样，在光明、真理和他们自己之间戴了一个奢侈的大面具，像在过度放纵的感官上涂了化妆品。我无法忍受失去属于希腊的那种美丽的不加掩饰、那种人文主义精神。因而我也受不了满目奢华、颇具动物性的罗马人，就像一个人有时受不了镜子里自己的影像一样。
我到达后的一大早便赶了一趟本地火车到蒂沃利和阿尔班山里去。在长途汽车旅行之后，我在苏比亚科吃中饭，然后沿着绿色峡谷上的一条路往上走。一条小径分岔出去，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峡谷。我能听到鸟语和下面传来淙淙的水流声。在路的尽头，一条小径穿过一丛冷冷的冬青属植物，渐渐变细，成为一堵岩石墙前窄窄的阶梯。一座隐修院映入了眼帘，很像希腊东正教派的修院，又像一个雨燕的巢一样踞于悬崖上。一个哥特式的凉廊面朝着秀丽的绿色山谷，朝着下面一带耕种的梯田。内墙上有漂亮的壁画。一切清冷而安静。
在通往里面长廊的一扇门后坐着一个穿黑色服装的老修士。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见见约翰·莱弗里尔，一个在此隐修的英国人。幸好我有他的信件可以出示。老头仔细地鉴别了信上的签名，随后，令我吃惊地——我已经以为我的查询是没有着落的——点点头，便静静地消失在隐修院里较低的楼层里。我则步入厅堂。那里有一系列的恐怖壁画。一幅画画着一个年轻的放鹰狩猎者用长剑刺死自己。另一幅中世纪的漫画画着一个少女，先是在一面玻璃镜前打扮自己，随后是躺在棺材里，而后骨头暴突出了皮肤，最后就成了一具骷髅。这时传来了一阵笑声，原来是一个满脸风趣的老修士和一个年轻修士从我身后的厅堂走过，老者一面走一面用法语责备着年轻人。“噢，如果你认为足球运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主题……”
接着，又一个修士出现了。我一震，知道他就是莱弗里尔。
他高高的个儿，头发剪得很短，棕色的脸上两颊消瘦，戴着眼镜，镜框是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毫无疑问他是个英国人。他略微做了个手势，问我是不是找他。
“我是尼古拉斯·于尔菲，从弗雷泽斯来。”
他同时做出了诧异、羞涩、愠怒的样子。迟疑了好一会儿，他才伸出手来。他的手又干又冷，而我的又粘又热，因为我刚走过一段路。他足足比我高四英寸，比我大四岁，话语里带着一丝有些年轻贵族喜欢装出来的尖刻。
“你这么大老远地跑了来？”
“在罗马中转，还算容易。”
“我以为我已明白告诉你了——”
“是的，你是这么做了，可是……”
我们两人对着残缺不全的语句，茫然而笑。他带着决绝的神情直视我的眼睛。
“我担心你的来访将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已……”我含糊地对着他的修士服挥挥手，“我以为既然你的信落款为……”
“主内某某人？”他浅浅地微笑了一下，“恐怕即便是在这里，我们也受到反伪饰力量的影响。”
他垂下眼睑。我们就那么别扭地站在那里。似乎对我们的别扭感到不耐烦，他做出了一个温和一些的决定，带有抚慰性。
“好啦，现在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带你转一转。”
我刚想说我不是来当观光客的，他已经带我走入里面的一座院子。我看了传统的渡鸦和乌鸦，还有圣花丛，当圣本笃 [1] 轮转到它，它就会开出玫瑰。在我缺乏想象力的脑子里，这种场合的克己苦行的圣洁性总与另一幅场景相形见绌。那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捶打着坚硬的土地，又一下跃入黑莓丛……我觉得佩鲁吉诺 [2] 的画作更容易令人感到崇敬。
关于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毫无发现，但我对于莱弗里尔有了多一点的认识。他在圣穴待了几个星期，其时他刚刚完成在瑞士某家隐修院的见习期。他到过剑桥，读的是历史，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相当不恰当地被认为是”有关宗教改革之前英国修士品级的权威。这也就是他在圣穴的原因——在著名的图书馆里查询资料。自从他离开希腊后，他还没有回去过。他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的模样，颇为忸怩，知道自己应该做出一副游戏隐修士生涯的模样，穿戴整齐，甚至，说得更复杂些，有点讲求虚荣。
最后他带我走下几级台阶，来到隐修院下面的空地上。我带着敷衍赞赏了那里的蔬菜和葡萄园。他又领我走远几步，来到一棵无花果树下的一张木椅旁。我们坐了下来。他没有看着我。
“这令你很不满意。可我提醒过你。”
“见到一个难友令人松一口气。哪怕他是个哑巴。”
他凝望的目光越过一个方形花圃，直视着阳光下峡谷中的炎热景象。我听得见水在深处奔流的声音。
“一个同伴。不是一个受难者。”
“我只不过是想交换意见。”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他的……制度的精粹之处就是让你学会不‘交换意见’。”他使这个词听起来不值一钱。他想打发我走，就差没说出口了。我偷偷瞥了他一眼。
“如果……你现在会在这儿吗？”
“在一条你已经长久旅行的路上搭顺风车，只能说明一个时候。它不能解释为什么。”
“我们的经历一定很不相同。”
“为什么会相似呢？你是天主教徒吗？”我摇摇头。“或者是一个基督徒？”我又摇了摇头。他耸了耸肩。在他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阴影，看上去仿佛他很累。
“但我信仰……慈善？”
“亲爱的友人，你不是想从我这儿得到慈善。你是要我做我不准备做的供认。在我看来，我不做倒是慈悲。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理解的。”他又补充一句，“在我离去之后我相信你会理解的。”
他的声音绝对的冷淡。一阵沉默。
他说：“对不起。你迫使我比我所情愿的更粗鲁了些。”
“我最好还是走吧。”
他抓住这个机会站了起来。
“我不怀任何个人的恶意。”
“当然。”
“让我送你到门口。”
我们往回走，走进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抹着白石灰的门，再走过另外几道门，经过像监狱囚室的地方，回到满是死亡题材壁画的大厅，又见到了那些阴森恐怖的永恒的映像。
他说：“我想问问你关于学校的情况。那儿有一个叫阿芬达奇思的男孩，很有前途。我辅导过他。”
我们在凉廊里逗留了一会儿，在佩鲁吉诺派的壁画旁交换了关于学校的信息。我可以看得出，他不是真的有兴趣，只是尽力显得随和，这有辱他的骄傲。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有些不自然。
我们握手。
他说：“这是欧洲一处伟大的圣地。我们被告知说来访者——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临走时应该感到……我想具体辞令是‘觉得精神焕发，且受了安慰’。”他停了停，似乎觉得我会反对他的意见，或是嗤之以鼻，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得再一次请你相信我保持沉默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
“我尽量相信。”
他很正式地鞠了一躬，是意大利式的而不是英国风格的。我步下石头台阶，走向通过冬青丛的小径。
我在苏比亚科等到晚上，才等到回火车站的巴士。它驶过悠长的绿色峡谷，驶过有村庄的小山，车窗外掠过在秋天中转黄的山杨。天空从最柔和的蓝色变为晚祷时分的粉橙色。老农坐在自家门口，其中一些有着希腊人的脸：神秘、端庄、平和。也许是在等车时喝了一瓶维蒂奇诺白葡萄酒的缘故，我觉得自己属于、永远属于一个比莱弗里尔所属的更古老的世界。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宗教。这种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与对古老的、不变的希腊——拉丁世界半醉态的爱融合了。我是一个外邦人，好不过是个斯多噶派，坏不过是个酒色之徒，而且永远是这样了。
在等火车时，我喝得更醉了。车站酒吧的一个人费了老大功夫才让我明白，西边柠檬绿色天空下一个深蓝的山顶曾经是诗人贺拉斯的牧场。我为萨宾人 [3] 的山干杯。一个贺拉斯强过十个圣本笃，一首诗歌好过一万篇布道。过了很久以后，我意识到在这方面莱弗里尔也许会赞同我的意见，因为他也选择了流放，因为有时静默就是一首诗。
四点钟左右我到达航空集散地附近的一家旅店，试着决定干些什么。十分钟后我拿起电话拨了安·泰勒的号码。没有人接。半小时以后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强迫自己拿起一本杂志来读了一小时，然后打第三次电话，依旧没有人接。我叫了辆出租车到罗素广场。我非常冲动。艾莉森会等我的，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有些迹象。将会发生点什么。不知为什么，我进了一家酒吧，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又等了一刻钟。
最后我已经朝着那所房子走去了。临街的门同以往一样闩着，三楼的门铃旁没有贴着姓名卡。我上了楼梯，站在门外等了一下，听了听，没有动静，这才敲门。没人应。我又敲，随后又敲。音乐声从上边飘来。我在安·泰勒的公寓门上最后敲了一次，而后便走上了楼梯。记得那天晚上我带艾莉森去洗澡时，是和她一起爬这些楼梯的。从那时到现在多少个世界已经幻灭了？可艾莉森依然在那儿，挨得那么近。我决意相信她离得很近，就在上面的公寓里。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绪爆发时作出的决定。
我闭上眼睛，数到十，然后敲门。
脚步声。
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女孩子来开了门。她戴着眼镜，挺胖，涂了太厚的唇膏。我的视线越过另一扇门看到她身后的客厅。那儿有一个小伙子和另一个女孩，动作僵在展示某种舞蹈的过程中。爵士乐声，屋里充满了傍晚的阳光，三个被突然停止动作的形象，停滞了一瞬，这情形活像一幅当代弗美尔 [4] 的画作。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开门的女孩给了个鼓励的微笑。
我后退了。
“对不起，找错房了。”我开始往楼下走。那女孩在我身后喊着问我找谁，我只说，“没关系，二楼。”在她反应过来之前我已走得不见人影了，连同我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肤色，我的退却，还有从雅典来的特殊电话。
我走回酒吧。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去了一家我们曾喜欢过——艾莉森曾喜欢过的意大利餐馆。还是老样子，在布卢姆茨伯里一带较穷的学究和艺术家们中间很有市场：研究生、失业的演员和出版商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很年轻，和我是一类。主顾没有改变，可我变了。我听着周围的嘈杂，这里的与世隔绝性和突然显露出来的无知先是让我倒了胃口，继而又让我觉得被疏远了。我环顾四周，试图寻找一个我在假设中想更多地去认识并与之友好的人，但一个也没有。不必证实，我已失去了我的英国味。这时我想到我的感觉一定同艾莉森常有的感觉一样：在英国人面前如同一个混合体，夹杂着恼怒与迷惘，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过去，这么多相同的东西，然而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比无根还糟……无种。
我又到罗素广场的那套公寓去看了看，但三楼没有灯光。我便回到旅馆，沮丧极了，有如一个很老、很老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经管这所房子的房地产代理商。他们在南安普敦街一家店铺的楼上占据了一排破败的绿色屋子。我认出接待我的职员就是我前一年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位。他记得我，而我也迅速从他那儿获得了他能提供的一点信息。公寓是在七月初租让给艾莉森的——大约是从帕纳萨斯山回来之后十天半个月。他完全不知道艾莉森是否住在那儿。他看了一下新的租契，受让人的地址和转让人的地址一样。
“准是合住的吧，”职员说道。
原来事情是这样。
那我还管什么呢？为什么要继续找她？
但从房地产代理商那儿回来以后，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旅馆里等着，希望得到另外的信息。第二天我搬到罗素旅馆，这样我只要走出大门，就看得见广场对面的房子，等着黑暗的三楼的窗户亮起来。四天过去了，没有灯光，没有信件，没有电话，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陷入一种行动上无能为力的状态，并因此变得不耐烦和沮丧。我想也许他们找不到我了，不知道我在哪里。这么想令我担心，而我又因为自己担心而愤怒。
见到艾莉森的需要淹没了其他一切。就要见见她。把她心里的秘密勾出来，还有其他我叫不上名的事情也要弄清楚。一个星期过去了，时间都消磨在电影院和戏院里，浪费在旅馆房间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等着身边那无情地保持静默的电话响起来。我差点给布拉尼打电报告诉他我的地址，但骄傲阻止了我这么做。
最后我屈服了。我再也受不了那家旅馆和罗素广场，还有那永远空着的公寓。我在一家烟店的布告牌上看到一处地方出租。在夏洛特街北端，托特纳姆考特路另一边，两层制衣房上面一个邋遢的阁楼“公寓”。房租挺贵的，但房里有电话。房东太太虽然住在地下室，却显然是三十年代夏洛特街上波希米亚中的一员，她邋遢、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见面头五分钟她就告诉我狄兰·托马斯 [5] 曾是这所房子的亲密房客。“天哪，有时我得打发他睡觉，可怜的家伙。”我不相信她的话。说狄兰过去常在夏洛特街睡觉就如同吹嘘说伊丽莎白女王过去常在英国乡间旅馆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喜欢她。“我的名字叫琼，人人都叫我肯普。”她的智力就像她房里的陶器和图画一样一塌糊涂，但她的心地是好的。
在我同意租屋后，她站在门口说：“好吧，只要我拿得到你的房钱就行。随时可以带你要的人来。在你之前的房客是个皮条客，绝对是个可人的小伙子。上星期血腥的法西斯主义者们把他逮走了。”
“天哪。”
她点点头。“瞧他们。”我环视一周，看到街角里站的两个年轻的警察。
我还买了一辆旧名爵赛车。车身坏了，车顶漏水，但发动机似乎还能维持一两年。作为一个盛大的首行式，我载着肯普到一家叫作杰克斯特劳城堡的酒店。她狂饮无度，信口开河，但在其他方面她都是我所要且需要的人：热心肠，近乎强迫症的自述狂，毫不怀疑地接受我对于自己没有工作的解释，以她苦涩而温情的方式使我渐渐认命于住在伦敦，做英国人。还有，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每当我的坏情绪袭来时，她都能使我不至于感到太孤独和遭遗弃。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在我脑海里，希腊已经过去几周了，绝不是现实中的几个小时。阳光一如既往地照耀着，人们也显得很高雅，艺术和建筑很丰富，可就是仿佛意大利人都像他们的罗马祖先一样，在光明、真理和他们自己之间戴了一个奢侈的大面具，像在过度放纵的感官上涂了化妆品。我无法忍受失去属于希腊的那种美丽的不加掩饰、那种人文主义精神。因而我也受不了满目奢华、颇具动物性的罗马人，就像一个人有时受不了镜子里自己的影像一样。
我到达后的一大早便赶了一趟本地火车到蒂沃利和阿尔班山里去。在长途汽车旅行之后，我在苏比亚科吃中饭，然后沿着绿色峡谷上的一条路往上走。一条小径分岔出去，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峡谷。我能听到鸟语和下面传来淙淙的水流声。在路的尽头，一条小径穿过一丛冷冷的冬青属植物，渐渐变细，成为一堵岩石墙前窄窄的阶梯。一座隐修院映入了眼帘，很像希腊东正教派的修院，又像一个雨燕的巢一样踞于悬崖上。一个哥特式的凉廊面朝着秀丽的绿色山谷，朝着下面一带耕种的梯田。内墙上有漂亮的壁画。一切清冷而安静。
在通往里面长廊的一扇门后坐着一个穿黑色服装的老修士。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见见约翰·莱弗里尔，一个在此隐修的英国人。幸好我有他的信件可以出示。老头仔细地鉴别了信上的签名，随后，令我吃惊地——我已经以为我的查询是没有着落的——点点头，便静静地消失在隐修院里较低的楼层里。我则步入厅堂。那里有一系列的恐怖壁画。一幅画画着一个年轻的放鹰狩猎者用长剑刺死自己。另一幅中世纪的漫画画着一个少女，先是在一面玻璃镜前打扮自己，随后是躺在棺材里，而后骨头暴突出了皮肤，最后就成了一具骷髅。这时传来了一阵笑声，原来是一个满脸风趣的老修士和一个年轻修士从我身后的厅堂走过，老者一面走一面用法语责备着年轻人。“噢，如果你认为足球运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主题……”
接着，又一个修士出现了。我一震，知道他就是莱弗里尔。
他高高的个儿，头发剪得很短，棕色的脸上两颊消瘦，戴着眼镜，镜框是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毫无疑问他是个英国人。他略微做了个手势，问我是不是找他。
“我是尼古拉斯·于尔菲，从弗雷泽斯来。”
他同时做出了诧异、羞涩、愠怒的样子。迟疑了好一会儿，他才伸出手来。他的手又干又冷，而我的又粘又热，因为我刚走过一段路。他足足比我高四英寸，比我大四岁，话语里带着一丝有些年轻贵族喜欢装出来的尖刻。
“你这么大老远地跑了来？”
“在罗马中转，还算容易。”
“我以为我已明白告诉你了——”
“是的，你是这么做了，可是……”
我们两人对着残缺不全的语句，茫然而笑。他带着决绝的神情直视我的眼睛。
“我担心你的来访将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已……”我含糊地对着他的修士服挥挥手，“我以为既然你的信落款为……”
“主内某某人？”他浅浅地微笑了一下，“恐怕即便是在这里，我们也受到反伪饰力量的影响。”
他垂下眼睑。我们就那么别扭地站在那里。似乎对我们的别扭感到不耐烦，他做出了一个温和一些的决定，带有抚慰性。
“好啦，现在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带你转一转。”
我刚想说我不是来当观光客的，他已经带我走入里面的一座院子。我看了传统的渡鸦和乌鸦，还有圣花丛，当圣本笃 [1] 轮转到它，它就会开出玫瑰。在我缺乏想象力的脑子里，这种场合的克己苦行的圣洁性总与另一幅场景相形见绌。那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捶打着坚硬的土地，又一下跃入黑莓丛……我觉得佩鲁吉诺 [2] 的画作更容易令人感到崇敬。
关于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毫无发现，但我对于莱弗里尔有了多一点的认识。他在圣穴待了几个星期，其时他刚刚完成在瑞士某家隐修院的见习期。他到过剑桥，读的是历史，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相当不恰当地被认为是”有关宗教改革之前英国修士品级的权威。这也就是他在圣穴的原因——在著名的图书馆里查询资料。自从他离开希腊后，他还没有回去过。他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的模样，颇为忸怩，知道自己应该做出一副游戏隐修士生涯的模样，穿戴整齐，甚至，说得更复杂些，有点讲求虚荣。
最后他带我走下几级台阶，来到隐修院下面的空地上。我带着敷衍赞赏了那里的蔬菜和葡萄园。他又领我走远几步，来到一棵无花果树下的一张木椅旁。我们坐了下来。他没有看着我。
“这令你很不满意。可我提醒过你。”
“见到一个难友令人松一口气。哪怕他是个哑巴。”
他凝望的目光越过一个方形花圃，直视着阳光下峡谷中的炎热景象。我听得见水在深处奔流的声音。
“一个同伴。不是一个受难者。”
“我只不过是想交换意见。”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他的……制度的精粹之处就是让你学会不‘交换意见’。”他使这个词听起来不值一钱。他想打发我走，就差没说出口了。我偷偷瞥了他一眼。
“如果……你现在会在这儿吗？”
“在一条你已经长久旅行的路上搭顺风车，只能说明一个时候。它不能解释为什么。”
“我们的经历一定很不相同。”
“为什么会相似呢？你是天主教徒吗？”我摇摇头。“或者是一个基督徒？”我又摇了摇头。他耸了耸肩。在他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阴影，看上去仿佛他很累。
“但我信仰……慈善？”
“亲爱的友人，你不是想从我这儿得到慈善。你是要我做我不准备做的供认。在我看来，我不做倒是慈悲。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理解的。”他又补充一句，“在我离去之后我相信你会理解的。”
他的声音绝对的冷淡。一阵沉默。
他说：“对不起。你迫使我比我所情愿的更粗鲁了些。”
“我最好还是走吧。”
他抓住这个机会站了起来。
“我不怀任何个人的恶意。”
“当然。”
“让我送你到门口。”
我们往回走，走进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抹着白石灰的门，再走过另外几道门，经过像监狱囚室的地方，回到满是死亡题材壁画的大厅，又见到了那些阴森恐怖的永恒的映像。
他说：“我想问问你关于学校的情况。那儿有一个叫阿芬达奇思的男孩，很有前途。我辅导过他。”
我们在凉廊里逗留了一会儿，在佩鲁吉诺派的壁画旁交换了关于学校的信息。我可以看得出，他不是真的有兴趣，只是尽力显得随和，这有辱他的骄傲。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有些不自然。
我们握手。
他说：“这是欧洲一处伟大的圣地。我们被告知说来访者——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临走时应该感到……我想具体辞令是‘觉得精神焕发，且受了安慰’。”他停了停，似乎觉得我会反对他的意见，或是嗤之以鼻，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得再一次请你相信我保持沉默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
“我尽量相信。”
他很正式地鞠了一躬，是意大利式的而不是英国风格的。我步下石头台阶，走向通过冬青丛的小径。
我在苏比亚科等到晚上，才等到回火车站的巴士。它驶过悠长的绿色峡谷，驶过有村庄的小山，车窗外掠过在秋天中转黄的山杨。天空从最柔和的蓝色变为晚祷时分的粉橙色。老农坐在自家门口，其中一些有着希腊人的脸：神秘、端庄、平和。也许是在等车时喝了一瓶维蒂奇诺白葡萄酒的缘故，我觉得自己属于、永远属于一个比莱弗里尔所属的更古老的世界。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宗教。这种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与对古老的、不变的希腊——拉丁世界半醉态的爱融合了。我是一个外邦人，好不过是个斯多噶派，坏不过是个酒色之徒，而且永远是这样了。
在等火车时，我喝得更醉了。车站酒吧的一个人费了老大功夫才让我明白，西边柠檬绿色天空下一个深蓝的山顶曾经是诗人贺拉斯的牧场。我为萨宾人 [3] 的山干杯。一个贺拉斯强过十个圣本笃，一首诗歌好过一万篇布道。过了很久以后，我意识到在这方面莱弗里尔也许会赞同我的意见，因为他也选择了流放，因为有时静默就是一首诗。
69
假如在去过希腊以后，相形之下生活粗俗的罗马令人感到抑郁的话，那么单调死板的伦敦还要糟上五十倍。在经历了爱琴海岸的空旷之后，我已忘记了伦敦的丑陋：那令人数不清的街巷，以及白蚁般的拥挤。两种经历相比就如同见过了钻石以后见泥巴，或者见到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后又坠入阴湿的灌木丛。航空公司的汽车爬过诺霍特和肯辛顿之间那无边的郊区，我坐在车上心里直纳闷：有谁居然应该，或者会凭自由意志选择回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气候？空浮的白云无精打采地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泛游，我听得见人们在说“可爱的天气，不是吗？”但那疲惫的绿色、灰色、棕色……它们似乎把我们见过的伦敦人的行动压缩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单一体。而对于希腊人，有一个特点我已经熟悉到不复注意的程度：每张脸都是独特的，带着明晰的背景。没有一个希腊人与另一个希腊人相像，而那天每张英国人的脸都与其他英国人的脸相同。四点钟左右我到达航空集散地附近的一家旅店，试着决定干些什么。十分钟后我拿起电话拨了安·泰勒的号码。没有人接。半小时以后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强迫自己拿起一本杂志来读了一小时，然后打第三次电话，依旧没有人接。我叫了辆出租车到罗素广场。我非常冲动。艾莉森会等我的，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有些迹象。将会发生点什么。不知为什么，我进了一家酒吧，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又等了一刻钟。
最后我已经朝着那所房子走去了。临街的门同以往一样闩着，三楼的门铃旁没有贴着姓名卡。我上了楼梯，站在门外等了一下，听了听，没有动静，这才敲门。没人应。我又敲，随后又敲。音乐声从上边飘来。我在安·泰勒的公寓门上最后敲了一次，而后便走上了楼梯。记得那天晚上我带艾莉森去洗澡时，是和她一起爬这些楼梯的。从那时到现在多少个世界已经幻灭了？可艾莉森依然在那儿，挨得那么近。我决意相信她离得很近，就在上面的公寓里。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绪爆发时作出的决定。
我闭上眼睛，数到十，然后敲门。
脚步声。
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女孩子来开了门。她戴着眼镜，挺胖，涂了太厚的唇膏。我的视线越过另一扇门看到她身后的客厅。那儿有一个小伙子和另一个女孩，动作僵在展示某种舞蹈的过程中。爵士乐声，屋里充满了傍晚的阳光，三个被突然停止动作的形象，停滞了一瞬，这情形活像一幅当代弗美尔 [4] 的画作。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开门的女孩给了个鼓励的微笑。
我后退了。
“对不起，找错房了。”我开始往楼下走。那女孩在我身后喊着问我找谁，我只说，“没关系，二楼。”在她反应过来之前我已走得不见人影了，连同我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肤色，我的退却，还有从雅典来的特殊电话。
我走回酒吧。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去了一家我们曾喜欢过——艾莉森曾喜欢过的意大利餐馆。还是老样子，在布卢姆茨伯里一带较穷的学究和艺术家们中间很有市场：研究生、失业的演员和出版商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很年轻，和我是一类。主顾没有改变，可我变了。我听着周围的嘈杂，这里的与世隔绝性和突然显露出来的无知先是让我倒了胃口，继而又让我觉得被疏远了。我环顾四周，试图寻找一个我在假设中想更多地去认识并与之友好的人，但一个也没有。不必证实，我已失去了我的英国味。这时我想到我的感觉一定同艾莉森常有的感觉一样：在英国人面前如同一个混合体，夹杂着恼怒与迷惘，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过去，这么多相同的东西，然而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比无根还糟……无种。
我又到罗素广场的那套公寓去看了看，但三楼没有灯光。我便回到旅馆，沮丧极了，有如一个很老、很老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经管这所房子的房地产代理商。他们在南安普敦街一家店铺的楼上占据了一排破败的绿色屋子。我认出接待我的职员就是我前一年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位。他记得我，而我也迅速从他那儿获得了他能提供的一点信息。公寓是在七月初租让给艾莉森的——大约是从帕纳萨斯山回来之后十天半个月。他完全不知道艾莉森是否住在那儿。他看了一下新的租契，受让人的地址和转让人的地址一样。
“准是合住的吧，”职员说道。
原来事情是这样。
那我还管什么呢？为什么要继续找她？
但从房地产代理商那儿回来以后，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旅馆里等着，希望得到另外的信息。第二天我搬到罗素旅馆，这样我只要走出大门，就看得见广场对面的房子，等着黑暗的三楼的窗户亮起来。四天过去了，没有灯光，没有信件，没有电话，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陷入一种行动上无能为力的状态，并因此变得不耐烦和沮丧。我想也许他们找不到我了，不知道我在哪里。这么想令我担心，而我又因为自己担心而愤怒。
见到艾莉森的需要淹没了其他一切。就要见见她。把她心里的秘密勾出来，还有其他我叫不上名的事情也要弄清楚。一个星期过去了，时间都消磨在电影院和戏院里，浪费在旅馆房间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等着身边那无情地保持静默的电话响起来。我差点给布拉尼打电报告诉他我的地址，但骄傲阻止了我这么做。
最后我屈服了。我再也受不了那家旅馆和罗素广场，还有那永远空着的公寓。我在一家烟店的布告牌上看到一处地方出租。在夏洛特街北端，托特纳姆考特路另一边，两层制衣房上面一个邋遢的阁楼“公寓”。房租挺贵的，但房里有电话。房东太太虽然住在地下室，却显然是三十年代夏洛特街上波希米亚中的一员，她邋遢、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见面头五分钟她就告诉我狄兰·托马斯 [5] 曾是这所房子的亲密房客。“天哪，有时我得打发他睡觉，可怜的家伙。”我不相信她的话。说狄兰过去常在夏洛特街睡觉就如同吹嘘说伊丽莎白女王过去常在英国乡间旅馆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喜欢她。“我的名字叫琼，人人都叫我肯普。”她的智力就像她房里的陶器和图画一样一塌糊涂，但她的心地是好的。
在我同意租屋后，她站在门口说：“好吧，只要我拿得到你的房钱就行。随时可以带你要的人来。在你之前的房客是个皮条客，绝对是个可人的小伙子。上星期血腥的法西斯主义者们把他逮走了。”
“天哪。”
她点点头。“瞧他们。”我环视一周，看到街角里站的两个年轻的警察。
我还买了一辆旧名爵赛车。车身坏了，车顶漏水，但发动机似乎还能维持一两年。作为一个盛大的首行式，我载着肯普到一家叫作杰克斯特劳城堡的酒店。她狂饮无度，信口开河，但在其他方面她都是我所要且需要的人：热心肠，近乎强迫症的自述狂，毫不怀疑地接受我对于自己没有工作的解释，以她苦涩而温情的方式使我渐渐认命于住在伦敦，做英国人。还有，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每当我的坏情绪袭来时，她都能使我不至于感到太孤独和遭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