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事件
在20世纪末期，科学界掀起了开发一项科学技术的热潮，其涉及层面之广泛，令人震惊。人们不顾一切，同时急不可耐地使遗传工程商业化。这个行业的发展如此迅速——外界对它的评论也很罕见——以致人们几乎完全难以认清其广度、深度及所包含的意义。
生物技术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到90年代末，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原子能和电脑。一名观察家说：“生物技术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们的医疗保健、我们的食品、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娱乐，甚至我们的身体本身。一切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它将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面貌。”
但是，生物技术革命在三个重要方面却不同于以往的科学变革。
首先，它有广泛的基础。美国进入原子时代靠的是洛斯阿拉莫斯镇的一个科研机构，美国能进入电脑时代，全靠大约十来家公司的努力。但是如今，光在美国就有2000多个实验室在进行生物技术研究，其中500家公司每年在这项技术上就要花费50亿美元。
其次，这些研究工作许多都是轻率的、毫无意义的举动。比如努力设计色泽较浅的鲑鱼，以提高它们在溪流中的能见度；设计方形的树木，使其更便于砍伐；设计可以注射的香味细胞，这样你就可以随时闻到你所喜爱的气味。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儿戏，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生物技术能应用于传统的和与时代潮流息息相关的工业中，比如化妆品工业和针对休闲活动的工业。确实，这种情况使人们更加希望别出心裁地应用这项威力巨大的新技术。
第三，这项工作不受任何约束，无人进行监督，没有任何联邦法律能对它加以控制。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的政府政策来加以管制。而且，由于生物技术产品的范围从药品、农产品，一直到人造雪，要制定一项明智的政策也十分困难。
然而，最使人感到担忧的是，在科学家中找不到监督人员。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几乎所有从事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进行有关生物技术的商业活动。没有超脱的旁观者，每个人都与商业利害息息相关。
分子生物学的商业化在科学史上是最令人目瞪口呆的道德事件，而且其发展速度令人震惊。自伽利略时代到今天的400年中，科学始终是通过对大自然进行自由而公开的探索来向前发展的。科学家无视国界的限制，以为自己超越了暂时的政治利害关系，甚至超越了战争。科学家总是竭力反对在科学研究中互相保密，甚至对那些把自己的发现视为专利的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全人类谋福利。而许多年以来，科学家的发现也确实带有一种独特且无私的性质。
1953年，当两名英国的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破解了DNA的结构时，他们的成果为世人所颂扬，被看作人类精神的胜利，是几个世纪以来寻求用科学方法去理解宇宙的伟大成就。人们满怀信心期待着他们的发现将毫无保留地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30年后，几乎所有沃森和克里克的科学界同行都在从事一种迥然不同的事业。分子遗传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规模宏大、投资几十亿美元的商业活动，不过这种现象的开端，应追溯到1976年4月，而不是1953年。
当时曾举行过一次现今已广为人知的会议。会议中，投机商罗伯特·斯旺逊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赫伯特·伯耶接洽，两个人决定合伙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来运用伯耶的基因剪接技术。他们的新公司——基因泰克公司，很快便在最早创立的遗传工程公司中成为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的一家。
突然间，似乎每个人都在谋求财运亨通。每个星期都有新公司宣告成立，科学家一窝蜂地运用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到了1986年，至少有362位科学家——包括64位科学院院士——在生物技术公司的顾问委员会中挂名。而持有生物技术公司股票或从事咨询工作的人数更是几倍于此。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这种观念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理论科学家抱持一种看法，认定商业都是俗不可耐的。他们把追逐金钱视为智力上极无趣的事情，且认为那样的行为只适合商店老板。而为工业界从事研究，即使是在享有很高信誉的贝尔公司或IBM公司的实验室里工作，也只是那些在大学里无法谋得职位的人所做的事情。因此，理论科学家对应用科学基本上抱持批评的态度，对工业的印象也是一样。他们长期保持的对立情绪使大学里的科学家免于遭受工业界的利益左右，无论何时在技术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都会有一些不牵涉利害关系的科学家在最高层客观地商讨这些问题。
但是今非昔比。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也几乎没有一个科研机构，是与商业无关的。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遗传学研究仍在继续，而且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但这项工作是秘密仓促地进行着的，而且唯利是图。
在这一片商业氛围中，出现个像帕洛阿尔托国际遗传技术公司那样野心勃勃的商业公司也许是必然的。同样，它所制造的一场遗传危机没有给予报道，这自然也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毕竟，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研究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而这个真实事件又发生在中美洲最偏僻的地区，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也还不到20人。当然，只有几人幸免于难。
甚至到最后，在1989年10月5日，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在旧金山高等法院申请通过破产保护时，其过程仍然没有引起新闻界重视。这似乎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是当年破产的第三家小型美国生物工程公司；从1986年起，这是第七家倒闭的生物工程公司。法院的文件几乎都没有公之于世，因为其债权人是在日本从事投资的国际财团，例如蛤（Hamaguri）和伝坂（Densaka）这些财团，向来都避免公开抛头露面。为了防止消息不必要的泄露，高云-斯旺-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丹尼尔·罗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顾问——也出面代表日本投资人。哥斯达黎加的副领事也秘密地发出异乎寻常的请求。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纠纷能悄悄地偃旗息鼓，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达成和解的双方包括著名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签署了一项禁止泄密的协议，对所发生的事件守口如瓶。但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中还有许多重要人物并非协议签署人，他们都很乐意讨论这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导致了1989年8月在哥斯达黎加西海岸一个偏僻小岛上那两天中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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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到90年代末，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原子能和电脑。一名观察家说：“生物技术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们的医疗保健、我们的食品、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娱乐，甚至我们的身体本身。一切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它将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面貌。”
但是，生物技术革命在三个重要方面却不同于以往的科学变革。
首先，它有广泛的基础。美国进入原子时代靠的是洛斯阿拉莫斯镇的一个科研机构，美国能进入电脑时代，全靠大约十来家公司的努力。但是如今，光在美国就有2000多个实验室在进行生物技术研究，其中500家公司每年在这项技术上就要花费50亿美元。
其次，这些研究工作许多都是轻率的、毫无意义的举动。比如努力设计色泽较浅的鲑鱼，以提高它们在溪流中的能见度；设计方形的树木，使其更便于砍伐；设计可以注射的香味细胞，这样你就可以随时闻到你所喜爱的气味。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儿戏，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生物技术能应用于传统的和与时代潮流息息相关的工业中，比如化妆品工业和针对休闲活动的工业。确实，这种情况使人们更加希望别出心裁地应用这项威力巨大的新技术。
第三，这项工作不受任何约束，无人进行监督，没有任何联邦法律能对它加以控制。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的政府政策来加以管制。而且，由于生物技术产品的范围从药品、农产品，一直到人造雪，要制定一项明智的政策也十分困难。
然而，最使人感到担忧的是，在科学家中找不到监督人员。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几乎所有从事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进行有关生物技术的商业活动。没有超脱的旁观者，每个人都与商业利害息息相关。
分子生物学的商业化在科学史上是最令人目瞪口呆的道德事件，而且其发展速度令人震惊。自伽利略时代到今天的400年中，科学始终是通过对大自然进行自由而公开的探索来向前发展的。科学家无视国界的限制，以为自己超越了暂时的政治利害关系，甚至超越了战争。科学家总是竭力反对在科学研究中互相保密，甚至对那些把自己的发现视为专利的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全人类谋福利。而许多年以来，科学家的发现也确实带有一种独特且无私的性质。
1953年，当两名英国的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破解了DNA的结构时，他们的成果为世人所颂扬，被看作人类精神的胜利，是几个世纪以来寻求用科学方法去理解宇宙的伟大成就。人们满怀信心期待着他们的发现将毫无保留地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30年后，几乎所有沃森和克里克的科学界同行都在从事一种迥然不同的事业。分子遗传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规模宏大、投资几十亿美元的商业活动，不过这种现象的开端，应追溯到1976年4月，而不是1953年。
当时曾举行过一次现今已广为人知的会议。会议中，投机商罗伯特·斯旺逊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赫伯特·伯耶接洽，两个人决定合伙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来运用伯耶的基因剪接技术。他们的新公司——基因泰克公司，很快便在最早创立的遗传工程公司中成为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的一家。
突然间，似乎每个人都在谋求财运亨通。每个星期都有新公司宣告成立，科学家一窝蜂地运用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到了1986年，至少有362位科学家——包括64位科学院院士——在生物技术公司的顾问委员会中挂名。而持有生物技术公司股票或从事咨询工作的人数更是几倍于此。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这种观念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理论科学家抱持一种看法，认定商业都是俗不可耐的。他们把追逐金钱视为智力上极无趣的事情，且认为那样的行为只适合商店老板。而为工业界从事研究，即使是在享有很高信誉的贝尔公司或IBM公司的实验室里工作，也只是那些在大学里无法谋得职位的人所做的事情。因此，理论科学家对应用科学基本上抱持批评的态度，对工业的印象也是一样。他们长期保持的对立情绪使大学里的科学家免于遭受工业界的利益左右，无论何时在技术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都会有一些不牵涉利害关系的科学家在最高层客观地商讨这些问题。
但是今非昔比。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也几乎没有一个科研机构，是与商业无关的。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遗传学研究仍在继续，而且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但这项工作是秘密仓促地进行着的，而且唯利是图。
在这一片商业氛围中，出现个像帕洛阿尔托国际遗传技术公司那样野心勃勃的商业公司也许是必然的。同样，它所制造的一场遗传危机没有给予报道，这自然也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毕竟，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研究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而这个真实事件又发生在中美洲最偏僻的地区，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也还不到20人。当然，只有几人幸免于难。
甚至到最后，在1989年10月5日，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在旧金山高等法院申请通过破产保护时，其过程仍然没有引起新闻界重视。这似乎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是当年破产的第三家小型美国生物工程公司；从1986年起，这是第七家倒闭的生物工程公司。法院的文件几乎都没有公之于世，因为其债权人是在日本从事投资的国际财团，例如蛤（Hamaguri）和伝坂（Densaka）这些财团，向来都避免公开抛头露面。为了防止消息不必要的泄露，高云-斯旺-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丹尼尔·罗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顾问——也出面代表日本投资人。哥斯达黎加的副领事也秘密地发出异乎寻常的请求。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纠纷能悄悄地偃旗息鼓，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达成和解的双方包括著名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签署了一项禁止泄密的协议，对所发生的事件守口如瓶。但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中还有许多重要人物并非协议签署人，他们都很乐意讨论这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导致了1989年8月在哥斯达黎加西海岸一个偏僻小岛上那两天中所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