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回归
［普利茅斯，英国，1768年］
我和欧迈相识的机缘，始于3月的某个周二的雨后，当时我在普利茅斯港口闲逛。我总是在普斯茅斯到处闲逛，要么就是去喝酒。这个地方很潮湿，多雨，临海，还有数不清的酒。这里每个人好像都沉溺于此。我认出一个人是塞缪尔·瓦利斯船长(1)，因为我在市政大厅看到过他的画像。他穿着蓝色的制服外套，和另一个人在码头一边走一边说话。
我刚来普利茅斯一个月。这次我想出海寻找我的女儿，我心里一直无法放下她，也不会放弃寻找她的行踪：如果生命中没有挂念的人，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真相不得而知。我不停地寻找，却只有一次次失望。
我跑去瓦利斯船长旁边，站在他面前，迎面而对。
“我听说你正缺人手，”我对他说，“在驾驶‘海豚号’航行大海的途中。”
他们继续朝前走，瓦利斯船长看了我一眼。如同其他许多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一样，他此刻活生生地站在我眼前。他身上精致华美的制服，不仅没有突出他的优点，反而更加暴露他的缺点，矮胖，大腮帮子。他看起来像是个养尊处优的贵族，不像个航海家。但不久前，他才刚刚发现一个岛，并且人们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那个岛。此时，他小小的绿豆眼打量着我，眼里有不屑。
“你是谁？”他傲慢地问道。
“我叫约翰·弗雷。”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名字。
瓦利斯船长的同伴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这个小动作意思很明显了。这个人看起来和瓦利斯先生很不一样，他眼光犀利，不过嘴巴很柔和，一直带着笑意。他穿着黑色大衣，尽管现在还没那么冷。他是托比亚斯·菲尔诺，过去这些年我也常常听人提起他。他们两人都在这个港口中途休息，给船只补给食物和淡水。“为什么我们要把你招来我们的船上呢？”
“我会不少东西，先生，你们可能缺这样的人。”
“比如呢？”菲尔诺问我。
我从我包里翻出一个黑色的三孔木笛，放在唇边，吹当地的一首民谣《比斯开港湾》。
“你笛子吹得不错。”菲尔诺脸上露出一个微笑。
“我还会拉小提琴。”我没说鲁特琴，因为那时候几乎人人都会鲁特琴。就像现在我们也不会在面试时强调我们会用复印机。
菲尔诺先生眼前一亮，然后跟旁边人说了些什么。
瓦利斯先生听了他的话，沉吟了一会儿，回道：“菲尔诺，我们是去航行，不是去开音乐会。”
菲尔诺先生深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虽然这么说有点鲁莽，但瓦利斯，我觉得音乐在我们的远洋过程中，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东西。”
“我还会别的。”我对瓦利斯恳切地说道。
他给我一个嘲讽的表情。
“我能扬帆，给桅杆擦油，我还会修理绳索。我识字，看得懂地图。我还能给炮膛装火药，并且瞄准和发射炮弹。我会说法语和荷兰话，不过我荷兰话说得不太好。我还可以值夜，我什么都能做的，先生。”
菲尔诺先生大笑起来，瓦利斯船长依然摆着一副硬邦邦的死人脸，不过看我的表情总算柔和了一点。他走路时外套被风吹得像船帆一样猎猎作响。
“我们明早6点就会出发，港口见。”
“好的，先生，6点，我会准时到那里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伦敦，现在］
卡米拉从窗子外面经过的时候，我正在给九年级学生讲社会史。生活像做了一个痛苦的梦。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没有人口袋里有支票。英国的银行里面，放的全都是硬币……”
我本能地举起手，想和她打招呼。她看到我了，但没有理我，连头都没有偏。安东看着我的手举起又落下。
这周一直是这样，卡米拉对我视而不见。在办公室里，她不再和我目光接触，我俩在路上遇到的时候，她也不和我打招呼。我伤害了她，我知道。我也不想去纠缠她，让她更难过。我打算这周过完，就出发去澳大利亚，离这里远远的。有一次在学校里碰见的时候，她的表情看上去非常难过，我终于忍不住和她说话：“卡米拉，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她微微点头，视我为空气，快步走开了。
这天晚上，我又来到了公园，亚伯拉罕和另一只小猎犬嬉戏打闹。我看着熟悉的老地方那空荡荡的长椅，想起卡米拉曾在这里依偎在我怀中。触景伤情，越发显得悲伤和寂寥。
下周六开始，假期就到了。我就得动身飞去澳大利亚，我已经把亚伯拉罕放在宠物托管所寄养了。这天，我正在超市准备一些出行用品，刚往购物篮里丢了一管旅行装牙膏，突然看到达芬妮穿着家居的T恤，也推着手推车在逛超市。我不想让她知道我要远行，于是用一本《新科学家》杂志盖住了我的牙膏和防晒霜。
“嘿，哈泽德先生！”她看到我了，笑着和我打招呼。
“嘿，贝洛太太！”
我不得不和她寒暄几句。她说她刚刚在路上碰到卡米拉准备去哥伦比亚路的鲜花市场。
达芬妮的眼睛里满是八卦。“要是我不是你的老板，而是你的邻居，我肯定要忍不住八卦一下的，可惜我的身份恰恰相反。不过说真的，格雷女士是不是对我们新来的历史老师格外青睐有加呢？”
我觉得超市的灯亮得有点刺眼。
“不过这当然不是我能开口的事，我是校长，校长不该管这些事的。办公室恋情也不是值得鼓励的好风气。不过……她这周怎么这么安静呢，你注意到了吗？”
我挤出一个笑容：“你想错了，这是个假消息。”
“我只是觉得也许你的鼓励会让她心情好一点呢。”
“我觉得我可能是最不适合去做这件事的人了。”
一阵尴尬的沉默。我很尴尬，我不知道达芬妮是否觉得尴尬。我发现她购物车里有一瓶朗姆酒，还有一大包意大利面。
“你准备开派对吗？”我试图转移话题。
她否认：“不是啦，我倒是想，但这瓶酒是给我妈妈的。”
“这么多，她不和别人一起喝吗？”
“啊，没有！上帝保佑她，她真的太爱喝酒了。她住在瑟比顿，我们旧房子那里，她喜欢和她那些老朋友待在一起，也老是要求我给她悄悄带酒。她年纪大了，反而有点淘气，我经常觉得我像是美国那种在禁酒区域违法的走私犯。这种感觉……”
我想起自己原来在亚利桑那州弹钢琴的时候，月光透过酒瓶，和屋子里的灰尘一起随着音乐起舞。
“她肾脏功能不好，酒精让她的身体负担很重，本来应该节制的。但她总是说，她已经87岁了，接下来的日子该享福了，每多活一天都是赚的。她可真是顽固的老人家，唉！”
“听起来您母亲活得很潇洒。”我努力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她的对话中，但我很痛苦，不由自主地想卡米拉在学校里的一举一动，苍白的脸色，故意在办公室远远躲着我。
不过达芬妮接下来的话让我一下子回神了。
“对的，我妈妈确实活得很洒脱。但是有个事情，她最近认识了几个同龄的朋友，里面有个女人，说她已经很老了，是国王威廉一世（1027—1087年）时期出生的人，她肯定是疯了！”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玛丽恩，但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假如玛丽恩还活着，看起来应该不会像个老女人，她应该看起来比我还年轻才对。而且玛丽恩出生的时候是詹姆斯国王当权，不是威廉一世。
“可怜的玛丽·彼得！她可能是老年痴呆了吧！她甚至害怕看电视，不过是个可爱的老顽固。”
玛丽·彼得。
我猛然扭头看向达芬妮。我还记得当时在哈克尼区，玛丽·彼得不见之后人们的闲话。露丝在市场上认识了她，她总是穿黑衣服，有一次我们听到她在街上和亚当老太太吵架，她跟我们说她没有“来处”。
“是吗，真的吗？真是可怜的女人！”
达芬妮走了之后，我丢下自己挑选的东西，快步走出超市。我心里怀着热切的隐秘的希望，飞快打开手机，开始查最近一班去瑟比顿的车。
养老院在路后边，门前有许多树。我从小路走进去，有点犹豫自己应该怎么办。除了不远处的一个邮差，附近一个人都没有。我深吸一口气。
生活的规律总是那么奇怪，而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了解这一点。几十年、几个世纪，甚至更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但是它的规律就在那里。事物发展的速度会发生变化，会有波动，但其中固有的结构和套路，是层层嵌套一成不变的。这种说法有点令人困惑。打个比方，当你第一次听到某个音乐家在乐器上很有造诣，当时会觉得很陌生和迷茫，但是如果你坚持了解下去，你就会变得对这个领域越来越熟悉，并且会和你以前的一些生活经验结合起来。
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的节奏都在加快。巨大的信息量可能会在一秒内涌入，所有事情都在一瞬间发生。还有一种情况：世界上的人群中可能会有一秒钟突然安静，这只是一种短暂的停顿，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新的嘈杂涌来。有时是你自己不想要这种停顿，你会突然焦躁，“我不能再这样做了，我需要改变”，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有时另一件事发生了，你没有主动做出改变。根据牛顿第三定律，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当事情开始发生时你没有做出应对，其他事情就开始连锁反应。更有甚者，有时候有些事情甚至根本就没有解释：为什么错过一辆公共汽车，要等很久才会有下一辆？为什么生活中所有的不幸和痛苦会同时发生？我们别无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观察生活的规律，然后逆来顺受地活着。
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里的空气。
养老院门口没有标志，只有满地枯黄的落叶，以及门口歪歪扭扭用粉笔写出来的名字。这也是唯一能判断是我要来的地方的标志。这栋建筑本身就很破旧，至少二十年了。浅橘色的砖墙、褪色的窗棂，无不显示着它的沧桑。这个地方整体透露出一股沉沉的死气。
我走了进去。
“你好。”我隔着玻璃窗户，对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女人打招呼。她拉开了窗子。“我来这里找玛丽·彼得。”
她看着我，露出了一个活泼明快的笑容，总算驱散了这栋建筑的暮气。她的态度比我之前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要好很多。
“嗯，对的，你刚刚给我们打过电话，对吗？”
“对的，是我，汤姆·哈泽德。我之前在哈克尼区认识她。”
她看着电脑屏幕，点了几下鼠标。“嗯，好的，她同意见你了，这边请。”
“太好了。”我往里走的时候，脚上踩着的地毯非常厚重，一瞬间恍惚觉得自己穿过了时光。
玛丽·彼得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她比从前更加老态和虚弱。她的头发灰白，像是蒲公英，皮肤下的血管清晰可见，像是世界地图。但我仍然可以依稀看出来，当年我们在哈克尼区见面时的影子。四百年了。
“我记得你。”她说，“那天你冒冒失失闯入市场，后来你还和那个浑蛋起过争执。”
“是威洛先生。”我还记得他浑身刺鼻的香料味道。
“对的。”
她的呼吸很沉重。每一次呼吸都像是风箱在刮嗓子。她手指颤颤巍巍，抚了一下自己的眉毛。
“我很头痛，记不清发生了什么。”
“我也是，一想起过去的事情就头痛。”我说。
“他们来了又走了，只有我一直都在。”
我对她的坦率感到惊讶，她真是毫不避讳，什么都敢说。她应该至少过了两百年的老年时光了。
“我没有。”她仿佛一眼看穿了我心中所想，“所以我来这里了，在这儿我说什么别人都不会较真儿。”
“没有危险？”
“我大概只有两年好活了。”
“你不能肯定啊，也许你还能再活五十年呢。”
她摇头：“我希望别。”
“你觉得怎么样？”
她笑起来，好像我说了个笑话。
“一切快结束了，你瞧，我身上有不少毛病。当医生跟我说，我还能再活几周，我就意识到，自己差不多只能活两年了，最多不过三年，所以我知道自己安全了。来这里，更安全了。”
没有意义了，假如她仍然害怕不安全，她又何必跟这里的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年纪呢？
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大部分坐在椅子上，有些在玩数独，还有些在发呆。
“你是露丝的爱人，她常常提起你。之前她和妹妹一起卖水果，我就站在她们旁边卖花。汤姆这样了，汤姆那样了，汤姆又干吗了。见到你之后，她仿佛有了主心骨。她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女孩。”
“我爱她。”我对她说，“她很坚强，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她笑了，笑容里隐约有同情。“我是个不争气的老东西啦，跟她俩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心脏不好。”
她看了看屋子四周，有人把电视打开看了，电视刚刚开始放一个节目叫《阳光下的新生活》，一对西班牙夫妇，站在他们的饭馆里忙忙碌碌，看起来压力很大的样子。
玛丽的脸从电视上转回来，她看起来若有所思，仿佛有点犹豫，然后她对我说：“我看见你的女儿了。”
“你在说什么？”
“你的女儿，玛丽恩。”
“玛丽恩？”
“对，就不久前，在一家医院里。”
这个消息太过突然，我还来不及反应。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找人，找灵感，找东西，遍寻不至，有时候又在你几乎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意外之所以是意外，就是因为它自己也不知道何时会出现。
“你说什么？”
“在索萨尔的一家精神病院。当时我是门诊病人，神志不清疯疯癫癫的老女人。而她，一直都在那里，我这才认识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出生之前，我就已经走了，对吧？”
“那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我女儿呢？”
她看着我，仿佛我问了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她告诉我的，她对每个人都说为什么她会待在那里，没人相信她的话。她疯了，当然这是医院的看法……她有时候说法语，有时候又唱歌。”
“她唱什么？”
“一些老歌了，非常、非常老的歌。她还一边唱，一边哭。”
“她还在那里吗？”
玛丽摇头：“不，她走了，真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呢——”
“什么意思，为什么奇怪？”
“有一天晚上，她出去了。那里的人说那天医院很吵，貌似起了争执。然后第二天我去的时候，她就不见了。”
“哪里，她去了哪里？”
玛丽叹了口气，停了一会儿。看起来既悲伤，又困惑，她努力回想：“没人知道，也没人提。他们只是说，她出院了。但我们也不确定，整件事情都透露着古怪，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在那种地方，就是这样的。”
我听不下去了。我苦苦寻找着，有一天，希望这只小鸟来了，停了短暂的十秒，然后又倏地飞走了。“她会去哪里？她说过她有什么地方想要去的吗？她肯定会提过的吧？”
“我真的不知道了，我不清楚。”
“她有提起过什么地点吗？”
“她一直在游荡，所以跟我们提过很多她去过的地方，比如加拿大。”
“加拿大哪里？多伦多？我之前也在多伦多待过。”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是。她还去过苏格兰，我猜的，她口音有苏格兰那边的腔调。我觉得她可能环游过整个欧洲。”
“你觉得她会在伦敦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跌坐回去。我努力思考。听到玛丽恩还活在世上，我松了一口气，随即又开始担心，她是不是受了很多苦。
我怀疑是不是信天翁社会带走了她。我怀疑是不是有人拘禁了她，柏林的研究机构，或者别的地方。“听着，玛丽，”我对她说，“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再谈论过去的事情了，这会让玛丽恩遇到危险，可能你自己也会有危险。你好好想想，跟别人提你的年纪，确实非常危险。”
她脸上痛苦的神情一闪而过，她畏缩地坐在椅子上。一分钟过去了，她在思考我的话，并且消化它们。
“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非常非常爱她。你懂吗？我们在一起了，悄悄地，在一起二十年了。我们都很小心，不敢谈爱这个字，因为这很危险。爱本就是如履薄冰。”
我点头，我懂她。
“有时，要真正开始一段人生，你只能说出真相，做你自己，即使那会给你带来危险。”
我握住玛丽的手：“你真的帮了我很多忙。”
有个护士进来，问我需要喝点什么。我道谢之后婉拒了。
然后我压低声音，悄悄问玛丽：“你听说过信天翁社会吗？”
“没，我没听说过。”
“好吧，小心一点。别再跟普通人说太多了，真的。”
我看着墙上的钟，已经14点45分了，离飞机起飞还有三个小时。
我只好匆匆叮嘱玛丽：“你一定要小心。”
她疲惫地摇头，闭上眼睛。她的叹息声低得像一只猫的呢喃。“我太老了，已经不必再害怕什么了，也不想再去撒谎了。”她靠在椅子上，握着扶手，指节发白，“你也一样。”
我出门打给海德里希。
“汤姆，事情怎么样了？”
“你知道她还活着吗？”
“谁？”
“玛丽恩、玛丽恩！你找到她了吗？你知道她还活着的事吗？”
“汤姆，冷静一点。我不知道啊，你说清楚一点儿。”
“她还活着，她之前在索萨尔的一家医院里，然后又不见了。”
“不见了？是被带走了吗？”
“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她自己逃跑了。”
“从医院逃跑？”
“对，那是一家精神病院。”
一个邮差从旁边经过，我只好压低声音：“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不能再去澳大利亚了，我得去找她。”
“假如她是被抓走的……”
“我不知道。”
“假如她是被别人抓走的，你一个人是没办法找到她的。听我说、听我说，我会让艾格尼丝关注柏林那边的消息，但是澳大利亚的事情也很重要。我们会找到她的，假如她是被人抓走的，那她很有可能在柏林，或者北京，或者硅谷。你一个人是不可能找到她的。你已经去了伦敦，但是你没有找到她。”
“我没有找她，我在伦敦只是浪费时间。”
“对，汤姆，你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就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别的事要做，你得先去赶飞机。”
“我不可以，我做不到。”
“假如你想要找到玛丽恩，你就必须打起精神来，汤姆。你必须去，并且把你的朋友给带回来。说不准他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线索呢。你知道的，信天翁之间不少都有联系。你需要打起精神来，汤姆。事实就是，你不知道玛丽恩在哪里，但我们已经确定你朋友在哪儿。况且柏林的位置也不会变。玛丽恩已经活了四百年，不急于这几个星期了，先去澳大利亚吧。我向你保证，我发誓，我们所有人会一起努力帮你找到她。你说对吗，汤姆？”
我不能告诉他玛丽·彼得的事，我不想把一个无辜女人牵扯进危险中来，她是绝对不可能加入信天翁社会的。“我只是，想要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