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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不会的，于是接下来的十年，每周的讲经课都是我读《圣经》，直到我去念大学为止——在大学里我学会了抽大麻、喝啤酒和追女孩。哪怕是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也依然上去读经。牧师每周都会提前把要讲什么经文告诉我，按照标准说法：哪一章哪一节。周四晚上的卫理公会青年团契上，我会带着我不会念的词语列表去找他。结果，整个缅因州说不定只有我不但会念“尼布甲尼撒”而且会拼这个词。
我开始每周日向比我年长的人朗诵《圣经》，而在此大概三年前，一位富商搬到了哈洛镇。那时候是世纪之交，也就是他刚卖掉公司并退休之后，大屋甚至都还没完工(游泳池、电梯和沥青车道是后来才建成的)。哈里根先生每周都来教堂，穿一身古旧的黑色正装(后臀部位都洗得下垂了)，打一条早已过时的黑色细领带，稀疏的灰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周里其他的日子，他的头发朝着四面八方伸展，就像爱因斯坦投身于宇宙奥秘一整天后的发型。
当时他只拄一根拐杖，我们起立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会把体重压在拐杖上，我想我到死的那天都不会忘记那些赞美诗……《古旧十架》的歌词里有水和血从耶稣身体侧面的伤口流淌出来，我一想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就像《支持你的爱人》最后一段，塔米·威内特倾尽全力歌唱一样。总而言之，哈里根先生并不真的跟着唱，这样很好，因为他的声音像是生了锈，又尖又细，但他会跟着比口型。他和我老爸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2004年秋天的一个周日(我们这块小天地的所有树木都变得色彩缤纷)，我读的是《塞缪尔记下》的章节，和平时一样，向教众宣读我几乎完全不懂但穆尼牧师会在讲经时解释的词句：“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迦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4]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矜夸。”
我回到长凳上坐下，老爸拍拍我的肩膀，凑到我耳边说：“你说得我耳朵里都快满出来了。”我不得不捂住嘴巴，免得被人看见我在笑。
第二天傍晚，我们正在收拾晚餐的碗碟(老爸洗碗，我擦干再放回柜橱里)，这时哈里根先生的福特车徐徐开上了我们家的车道。他的拐杖咚咚敲响门廊的台阶，老爸在他敲门前就打开了房门。哈里根先生没去客厅，而是像老熟人似的在餐桌前坐下。他接受了老爸给他的雪碧，但拒绝了杯子。“我对着瓶子喝，就像我爸那样。”他说。
他开门见山，不愧于他的生意人名声。哈里根先生说，假如我父亲允许，他希望能每周雇我两到三小时读书给他听。为此他愿意付我每小时五美元。他又说，要是我能帮忙照看他的花园，顺便做点其他杂活儿，例如冬天清扫台阶上的积雪，看见需要擦灰的东西就擦擦灰，那么每周还可以另外再加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周二十五甚至三十美元，一半工时仅仅是为他读书，而我平时做这个活儿却是免费的!我都不敢相信了。攒钱买小型摩托车的念头顿时跳进脑海，尽管我要再过七年才能合法骑摩托。
这事情太美好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我担心老爸会拒绝，但他没有。“别让他念有争议的东西就行，”老爸说，“不能有疯狂的政治内容，不能有极端主义暴力。他念东西也许像个成年人，但他才九岁，刚过生日没多久。”
哈里根先生向老爸做出保证。他喝了几口雪碧，咂了咂枯干的嘴唇。“他读得很好，没错，但那并不是我想雇他的原因。他读得不枯燥，哪怕涉及他不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很厉害了。算不上令人惊叹，但确实厉害。”
他放下汽水瓶，俯身向前，用鋭利的视线盯着我。我时常会在那双眼睛里见到喜悦，但很少会见到友善，2004年的那个夜晚，他的友善绝对没有登门拜访。
“克雷格，关于你今天读的内容，你明白‘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是什么意思吗?”
“不太明白。”我说。
“我猜也是，但你依然准确地使用了愤怒和哀恸的语气。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哀恸’是什么吗?”
“哭号什么的。”
他点点头。“但你没有演得过火，没有弄得太做作，这就非常好了。朗读者是传达者，而不是创造者。穆尼牧师教过你发音吗?”
“教过，先生，有时候教一点。”
哈里根先生又喝了几口雪碧，然后起身，拄着拐杖说：“告诉他，是‘亚实基伦’不是‘亚斯基伦[5]’。这个错误应该是无心之失，说实话也有点好笑，但我这人的幽默感很差劲。咱们周三试试看可以吗，下午三点?那会儿你放学了吗?”
哈洛小学两点半放学。“是的，先生。三点没问题。”
“四点结束，怎么样?会不会太晚了?”
“没问题，”老爸似乎还没从这件事里醒过神来，“我们六点才吃晚饭。我喜欢看本地新闻。”
“不会毁了你的胃口吗?”
老爸哈哈大笑，但我不认为哈里根先生是在开玩笑。“有时候确实会，我可不是布什总统的拥护者。”
“他确实有点傻，”哈里根先生赞同道，“但至少他身边的人都是懂行的。克雷格，周三下午三点见吧，别迟到。我对拖拉没什么耐心。”
“有伤风化的内容也不行，”老爸说，“等他年纪大一点，有的是机会念那些。”
哈里根先生同样做出保证，然而要我说，懂生意的人都明白，承诺这东西只是空口白话，很容易就能打破。不过，《黑暗的心》里确实没有任何有伤风化的内容，而那正是我为他读的第一本书。读完《黑暗的心》，哈里根先生问我懂不懂。我不认为他是想指导我，他只是好奇而已。
“不太懂，”我说，“但库尔茨那家伙疯得够厉害，这个我懂了。”接下来的一本书也没什么有伤风化的——依我的拙见，《织工马南传》写得又长又无聊。然而第三本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可让我开了眼界。2006年，我认识了康斯坦丝·查特莱和她好色的猎场看守人。那年我十岁。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古旧十架》的歌词，也能清楚地回忆起梅勒斯如何爱抚夫人，嘴里喃喃道：“这样就好。”对年轻人来说，他对待她的方式是个很不错的范例，值得记在心里。
读完一段格外劲爆的文字，哈里根先生问我：“你懂你刚刚读的东西吗?”当然，这次还是因为好奇。
“不懂。”我说。但这不完全是实话。比起马洛和库尔茨在比属刚果发生的事情，奥利弗·梅勒斯和康妮[6]·查特莱在树林里的勾当要容易理解得多。性确实很难搞懂，我要一直到上大学前才开窍，但疯狂还要更难懂。
“很好，”哈里根先生说，“但要是你父亲问咱们在读什么，我建议你回答《董贝父子》。反正接下来刚好要读这本了。”
老爸一直没问过我们在读什么(反正没问过那本书)，因此换到《董贝父子》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董贝父子》是我记忆中真心喜欢的第一本成人书。我不想向老爸撒谎，那样会让我感到很难过，尽管我确定对哈里根先生来说，撒谎根本不成问题。
哈里根先生喜欢听我读书是因为他的眼睛容易疲劳。他多半并不需要我给花圃除杂草，佩特·博斯特威克负责修剪他家一英亩[7]左右的草坪，我猜他会很乐意帮忙干这个活儿。还有女管家埃德娜·格罗根，她会乐于为他海量的古董雪景球和玻璃镇纸收藏掸灰尘，但他把这个活儿交给了我。他大概只是喜欢看着我在他身边忙活吧，直到去世前不久他才对我这么说，但我早就知道了。他对我的好感从何而来，我不清楚，现在也不确定我是否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有一次，我和老爸从罗克堡市的马赛尔餐厅吃完饭回家的路上，他突然问我：“哈里根先生有没有以你不喜欢的方式碰过你?”
我要再过几年才会开始长胡子，但我知道他在问什么。老天在上，我们三年级就学过了“陌生人的危险”和“不适当的触摸”。
“你是说他有没有乱摸过我?没有!我的天，老爸，他不是同性恋。”“好的，好的。克雷格，你别那么大脾气。我非问不可，因为你在上面待的时间相当长。”
“他要摸我，至少也该送我两美元的刮刮乐。”我说，老爸听得乐不可支。
我每周差不多能挣三十美元，老爸坚持让我至少把二十美元存进大学储蓄户头。我觉得超级蠢，但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少年时代似乎还有十万八千年那么遥远，大学就像是下辈子的事情，不过每周十美元依然是一笔财富。这些钱一小部分被我花在了豪伊店里午餐柜枱的汉堡和奶昔上，而大部分都在盖茨瀑布市的达利二手书店里变成了旧平装本小说。我买的都不是难啃的那种书，就像我为哈里根先生读的那些(康斯坦丝和梅勒斯不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连《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都很难啃)。我喜欢犯罪小说和西部小说，例如《希拉本德枪战》和《滚烫子弹之路》。为哈里根先生读书是工作，不是卖苦力，但依然是工作。而约翰·D.麦克唐纳的《周一我们杀光他们》就是纯粹的乐趣了。我对自己说，你应该把没存进大学基金的零花钱积攒起来，等到2007年夏天促销的时候买一部新的苹果手机，但苹果手机很贵，要卖六百美元呢，每周十美元得存一年才行。假如你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一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
另外，那些旧平装本小说和它们五颜六色的封面在召唤我。
2007年圣诞节，我为哈里根先生工作已经三年，离他去世还有两年。那天早晨，圣诞树下只有一个礼物包裹在等我，老爸叫我留到最后再拆，先让他愉快地欣赏完我送他的佩斯利呢马甲、拖鞋和欧石楠烟斗。他拆完我送他的包裹之后，我撕开礼物的包装纸，惊喜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收到的正是我渴望已久的宝贝：一部苹果手机。它有数不胜数的各种功能，老爸的车载电话相比之下成了老古董。
后来世界变了很多。到了现在，老爸在2007年圣诞节送我的苹果手机也是老古董了，就像他小时候五家合用的电话线路一样。世界变了很多，新东西层出不穷，而且出现得都那么快。我在圣诞节收到的苹果手机只有六个应用，而且全是预装好的。其中之一是“油管”[8]，因为当时苹果和油管还是伙伴(这一点也改变了);还有SMS，也就是原始的文字短信(没有颜文字，这个词当时还没发明呢，除非你自己用字符拼);以及一个永远出错的天气应用。但另一方面，你能用一个小得可以塞进裤兜的玩意儿打电话了，更伟大的是它安装了浏览器，能把你和外部世界连接在一起。在哈洛这么一个没有红绿灯、只有泥土路的小镇长大，外部世界是个既奇怪又有诱惑力的地方，你渴望能用有线电视无法比拟的方式接触它，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感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史蒂夫·乔布斯，这些东西都出现在了你的指尖之下。
手机里还有一个应用，让我在刚得到礼物的那天早上就想到了哈里根先生。这个应用比他车上的卫星广播系统要酷多了，至少对他那样的人来说肯定如此。
“爸爸，谢谢你，”我拥抱了他，“太谢谢你了!”
“别从早玩到晚就行。话费高得离谱，我会盯着你的。”
“话费会降下来的。”我说。
这一点我也没说错，而老爸一直没有因为话费难为过我。没多少人能让我打电话，但我喜欢那些油管视频(老爸也喜欢)，还喜欢当时被称为3W的东西：国际互联网。有时候我会打开《真理报》网站看文章，不是因为我懂俄语，只是因为我能这么做。
不到两个月后，我从学校回到家，打开信箱，发现有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哈里根先生的老式字体。这是我的情人节贺卡。我走进屋里，把课本扔在桌上，打开信封。贺卡既不花哨也不煽情，那可不是哈里根先生的风格。贺卡上印着一个男人，身穿燕尾服，手捧高顶礼帽，站在一片花田里鞠躬。一旁写着标准的哈里根式的祝语：愿你的一年充满爱与友谊。落款：哈里根先生献上诚挚的祝福。一个男人脱帽鞠躬，奉上美好的祝福，不玩多愁善感那一套，完全是哈里根先生的做派。现在回头再看，我惊讶于他认为情人节也值得寄一张贺卡。
2008年，幸运魔鬼一美元刮刮乐退休，取而代之的彩票名叫松树现金。小小的卡片上有六棵松树。你刮开彩票，要是三棵松树底下的数字相同，那么你就赢得了那个数字那么多的钱。我刮开松树，盯着眼前的景象。刚开始我以为不是搞错了就是在开玩笑，尽管哈里根先生不是会和你开玩笑的那种人。我看了又看，用手指抚摸刮出来的数字，擦掉老爸称之为(顺便还要翻个白眼)“奖券皮”的碎屑。数字还是那些数字。我也许大笑了几声，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扯着嗓子大喊，因为喜悦而尖叫。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我走到哪儿，手机就跟着我到哪儿)，拨通帕梅洛拖拉机与重型机械公司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前台丹尼丝，她听见我说话气喘吁吁，问我是不是出事了。
“没事，没事，”我说，“但我必须立刻和老爸说话。”
“没问题，你等着，”她说，“克雷格，你的电话像是从月球背面打过来的。”
“我用我的手机打的。”天哪，我真喜欢这么说。
丹尼丝哼了一声。“那些东西全都是辐射，我是绝对不会买的。你等着。”
老爸同样问我出什么事了，因为我从没打过电话到公司找他，哪怕是学校大巴没等我就开走的那天。
“老爸，我收到了哈里根先生给我的情人节彩票——”
“要是你打电话是想说你赢了十美元，那也得等我——”
“不，老爸，是头奖!”对当时的刮刮乐彩票来说，那确实就是头奖了。“我赢了三千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