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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功能你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说，“非常简单。说到充电，盒子里有个电源。你把它插进墙上的插座就行。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再教你另外几个——”
“今天就算了，”他说，“明天吧。”
“好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能读那篇关于咖啡牛的文章，看到他们打算关店的地图?”
我首先想到的是希拉里对“为什么要爬珠穆朗玛峯”的回答，我们刚刚在课本里读到过：因为山就在那儿。然而他也许会觉得我是在耍嘴皮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于是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吗?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想一想，克雷格，想一想。我刚刚读到的内容是别人花钱才能读到的。就算按《华尔街日报》的订阅价来算，每期也要花我九十美分左右，当然比从报摊上直接买要便宜得多。然而有了这个……”他举起手机，用不了几年，成千上万的孩子就会在摇滚音乐会上像他这样举着手机，“现在你明白了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当然明白了，然而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听上去——
“听上去很傻，对吧?”他问，不知道是看穿了我的表情还是读懂了我的心，“白送有价值的情报，这和我了解的一切成功的商业惯例都背道而驰。”
“也许……”
“也许什么?来，说一说你的见解。我不是在挖苦你，你显然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所以请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想到的是弗赖堡博览会，我和老爸每年10月都会去一两次。我们通常会在半路上接上我的朋友玛吉。我和玛吉去坐过山车，接着三个人去吃油炸面圈和甜香肠，最后老爸拖着我们去看新型号的拖拉机。要去设备展区，你必须经过宾果帐篷，那个帐篷可大了。我告诉哈里根先生，帐篷前会有个男人拿着麦克风，对过往宾客说第一局永远免费。
他想了一会儿。“一个诱饵?听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你的意思是说你只能看一篇文章，也许两篇或三篇，然后机器就会……怎么着?把你踢出来?要是你想继续玩，就必须付钱?”
“不，”我承认道，“我猜它和宾果帐篷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愿意看多少篇文章都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但这简直是疯了。免费发放样品是一回事，但白送整家店……”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你注意到了吗?甚至都没有广告。对报纸和期刊来说，广告是一个巨大的现金流来源，真的很大。”
他再次拿起手机，盯着熄灭的屏幕上自己的倒影。随后他放下手机看着我，露出一个古怪而暴躁的笑容。
“克雷格，咱们也许见到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犯错的人并不比我更了解这种事情的实操环节，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场经济地震就快来了，要是我没弄错，它已经在悄然发生。这场地震会改变我们获得信息的时间、方式与地点，因而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停了停，“当然了，还会改变我们的应对之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我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得到一条小狗，你就必须教它怎么去室外解决如厕问题，对吧?”
“对。”
“然而假如你的狗卫生习惯不好，你会因为它在客厅里拉屎而奖励它吗?”
“当然不会了。”我说。
他点点头。“那样会让它养成你最不希望它养成的习惯。换到商业世界，克雷格，绝大多数人其实就像需要教育的小狗。”
我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直到今天也还是不喜欢，不过惩罚/奖励理论倒是很能解释哈里根先生的财富来源。我没多说什么，我在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他。他就像一位老探险家踏上了新的发现征程，听他说这些非常引人入胜。我不认为他真的想教导我，他是在让自己学习，对一个八十五六岁的老人来说，他学得非常快。
“免费样品固然很好，然而你给了人们太多免费的东西，无论是衣服、食物还是信息，人们就会变得期待免费。就像在客厅地板上拉屎的小狗，它们会看着你的眼睛，心里想：‘你教过我，这么做没错。’假如我是《华尔街日报》……或者《金融时报》……甚至该死的《读者文摘》……我会被这个小玩意儿吓得够呛。”他又拿起手机，似乎再也放不下它了。“它就像一根断裂的自来水管，只不过喷出来的是信息，而不是水。我以为咱们说的仅仅是一部电话，但现在我明白了……不，我开始明白了……”
他摇摇头，像是在清理思路。
“克雷格，假如我有正在研发的新药的专利信息，决定把新药的实验结果放出来，让全世界都能看见，普强公司或联合化工会为此损失数百万美元。也可能会有某个心怀不满的家伙，打算在网上泄露政府的机密。”
“他们不会被抓起来吗?”
“也许会。肯定会。然而正如老话说的，牙膏都已经挤出来了……嘿嘿嘿。唉，别管了，你快点回家吧，否则就赶不上吃晚饭了。”
“我这就走。”
“再次谢谢你的礼物。我应该不会经常使用，但我会好好思考一下，至少尽我所能思考一下。我的大脑不如以前那么敏鋭了。”
“我认为你的大脑依然敏鋭。”我说。我并非仅仅想哄他高兴，新闻报道和油管视频为什么没有广告呢?按理说人们应该要看广告的，对吧?“另外，我老爸经常说，真正有用的是思想。”
“这句格言嘛，会说的人多，会做的人就少了。”他说。见到我困惑的表情，他又说：“别管了。克雷格，咱们明天见。”
下山的路上，我踢开那年最后一场雪结成的硬块，思考他刚刚说的话：互联网就像断裂的自来水管，只不过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信息。这句话也适用于我老爸的笔记本计算机，还有学校里的计算机，还有全国的所有计算机。事实上，整个世界都一样。尽管苹果手机对哈里根先生来说是个新事物，他才刚刚学会怎么开机，但他已经领悟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假如生意(至少是他所了解的生意)还想象以前一样延续下去，就必须找到办法修好断裂的水管。我不敢确定，但我认为他预见到了付费墙的出现，而这个词要到一两年后才会被制造出来。当然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该如何绕过限制措施——这个行为将被称为“越狱”。等到付费墙诞生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了免费得到信息，不愿意被迫掏钱。被《纽约时报》的付费墙挡在门外的人转向CNN[13]或《赫芬顿邮报》(通常还气呼呼的)，尽管免费网站的报道并不出色。(当然了，除非你想了解“副乳”之类的新兴词语。)哈里根先生说得完全没错。
那天晚上吃过饭，碗碟洗净收好之后，老爸打开桌上的笔记本计算机。“我发现了一个新网站，”他说，“名叫previews.com，能看即将上映的电影的预告片。”
“真的?快打开看看!”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看了一堆本来要去电影院才能欣赏到的预告片。
哈里根先生会困惑得扯掉头发的——他剩下的那一丁点头发。
● ● ●
2008年3月的那天，从哈里根先生那儿回家的路上，我很确定他弄错了一件事情。他声称他不会经常使用手机，然而我注意到了他盯着咖啡牛关店地图的表情，还有他如何很快就开始用新手机打电话给纽约的某个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律师兼事业管理人，不是什么交易员。)
我没猜错，哈里根先生很喜欢用他的新手机。他就像一个老处女姨妈，六十年不碰烈酒，却在尝了一小口白兰地之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故作矜持的酒鬼。没过多久，每次我下午去他家，都会发现苹果手机放在他心爱的安乐椅旁边的桌子上。天晓得他用手机给多少人打了电话，但我知道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打给我，向我询问他的新宝贝的这个那个功能。有一次他说，这个手机就像老式的翻盖式写字枱，里面全都是小抽屉、暗格和分类储物处，你一个不留神就会漏掉点什么。
他靠自己找到了绝大多数暗格和储物处(在各种互联网信息源的帮助下)，但我是从一开始带他上路的人——说是我为他打开了这扇门也行。他对我说，他讨厌接到来电时响起的叮叮咚咚的木琴旋律，于是我帮他改成了塔米·威内特的《支持你的爱人》里的一小段，哈里根先生觉得这就太让人开心了。我教他怎么设置静音，这样他下午打瞌睡的时候就不会被打扰了。我还教他怎么设置闹钟，怎么录制他不想接电话时播放的留言。(他说得言简意赅：“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他开始在白天打瞌睡的时候拔掉固定电话的接线，我注意到他不把接线插回去的时候越来越多。他给我发文字信息，也就是十年前我们所说的短信。他拍摄他家屋后的蘑菇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别人辨认。他用笔记应用做笔记，搜寻他钟爱的乡村乐艺人的视频。
“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个小时的乔治·琼斯视频，浪费了美好的夏日阳光。”那年晚些时候他对我说，神情既愧疚又有点古怪的自豪。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给自己买一台笔记本计算机。他学会在手机上做的事情都可以在计算机上做，而且计算机屏幕还大得多，他可以仔细欣赏一身珠光宝气的波特·瓦格纳。哈里根先生只是摇摇头，大笑道：“撒旦，退到我的后边去!这就像你教我抽大麻，我很喜欢，于是你对我说：‘既然你喜欢大麻，那你会爱死海洛因的。’克雷格，我看还是算了吧。这个已经够了。”他喜爱地拍了拍手机，就像爱抚一只正在睡觉的小动物。比方说，一只终于养成了卫生习惯的小狗。
2008年秋天，我们在读《射马记》，一天下午，哈里根先生说停一停吧，没完没了的跳舞段落听得他心累。于是我们走进厨房，格罗根夫人在那儿留了一盘燕麦饼干。哈里根先生走得很慢，体重全压在拐杖上。我走在他背后，万一他摔倒，我能及时扶住他。
他坐下，嘟囔一声，做个鬼脸，拿起一块饼干。“我的好埃德娜，”他说，“我喜欢这东西，它们能让我的肠子动起来。克雷格，能给咱俩一人倒一杯牛奶吗?”
我去倒牛奶，这时我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冒了出来。“哈里根先生，你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你明明想住在哪儿就能住在哪儿。”
他拿起他那杯牛奶，和平时一样，做了个祝酒的姿势，我也和平时一样，还他一个祝酒的姿势。“克雷格，你会住在哪儿?要是，按照你的说法，想住在哪儿就能住在哪儿?”
“也许洛杉矶吧，那是拍电影的地方。我可以从搬运器材开始干，一路往上爬。”接着我告诉了他一个大秘密：“也许我能为电影写剧本。”
我以为他会嘲笑我，但他没有。“嗯，反正总要有人去写，为什么不能是你?你难道不喜欢待在老家吗?能看见你父亲的脸，能给你母亲献花。”
“哦，我会回来的。”我说。但他的问题——他提到了我的母亲——让我沉默了下来。
“我想彻底换个环境，”哈里根先生说，“我一辈子都生活在城市里。我在布鲁克林长大，那时候它还没变成……怎么说呢，变成某种盆栽。我希望能在晚年远离纽约。我想住在乡下的某个地方，但不是游客去的那种乡下，就像卡姆登、卡斯廷或巴港。我想找个道路都还没铺过沥青的小地方。”
“很好，”我说，“那你算是来对地方了。”
他哈哈一笑，又拿起一块饼干。“说起来，我考虑过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还有内布拉斯加州……但最后还是觉得那也未免太远了。我请助手搜集了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许多小镇的照片，这儿就是我选中的地点，因为有这座山。各个方向的景色都不错，但景色不算秀丽。秀丽的景色会引来游客，而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游客。我喜欢这儿。我喜欢平静的气氛，我喜欢前前后后的邻居，还有，克雷格，我喜欢你。”
这话让我很高兴。
“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你读到过多少关于我工作经历的内容，但假如你读过，或者以后读到，你会发现很多人认为，我在爬上那些嫉妒成性和脑力不足的人们所谓‘成功阶梯’的时候相当无情。这个看法也不能说是全错。我有敌人，我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克雷格，做生意就像打橄榄球。假如你必须撞倒别人才能达阵得分，那你就他妈最好给我往上冲，否则你为什么要穿着队服进场呢?然而等比赛结束——我的比赛已经结束，尽管我的手还没完全拿出来——你就要脱掉队服回家。这儿现在是我的家了。在美国的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唯一的商店和学校我看很快也要关门了。人们不再‘随便路过喝一杯’。现在我不需要去和永远有求于我的人吃应酬饭，没人邀请我去参加董事会，我不需要去参加无聊得让我想哭的慈善活动，也不会每天清晨五点被第八十一街的垃圾车吵醒。我会葬在这儿的榆树公墓，在内战老兵之间安息，我不需要去强压或者贿赂墓地的管理人，给自己找个好位置。这些理由解释了你的疑问吗?”
既能也不能。他对我来说是个谜，一直到他去世，甚至持续到他去世以后，然而他也许一向如此。我认为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有些人选择了孤独，就像他，也可能我们的世界向来孤寂。“算是吧，”我说，“至少你没搬去南达科他。这一点让我很高兴。”
他微笑。“我也是。再拿一块饼干吧，回家路上慢慢吃。顺便替我向你父亲问好。”
由于税基日益缩减，小镇终于无力支持，我们只有六间教室的哈洛小学于2009年6月关闭，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去安德罗斯科金河对岸的盖茨瀑布市中学念书的未来了。我将有七十名同学，而不是仅仅十二名。那年夏天，我第一次亲吻女孩，不是玛吉，而是她最好的朋友雷吉娜。也正是在那年夏天，哈里根先生去世了，发现尸体的正是我。
我知道他走路越来越困难，也知道他喘不上气的时候越来越频繁，有时候还需要从摆在他钟爱的安乐椅旁的氧气瓶里吸气，但我只是习以为常地接受了这些事情。除此之外，他的去世没有任何预兆，那天的前一天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我读了几章《麦克提格》(我问哈里根先生我们能不能再读一本弗兰克·诺里斯的书，他愉快地答应了)，然后给盆栽浇水，而哈里根先生忙着浏览电子邮件。
他抬头看我，说：“人们开始醒悟了。”
“醒悟什么?”
他举起手机。“这个。互联网真正的意义，以及它能做的事情。阿基米得说过，‘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能撬动地球’。这就是那根杠杆。”
“酷。”我说。
“我刚刚删除了三封广告信和十来封政治宣传信。毫无疑问，我的邮箱地址被交换出去了，就像杂志出售订户地址一样。”
“还好他们不知道你是谁。”我说。哈里根先生的电子邮件是个代号(他喜欢用代号)：pirateking1(海贼王1)。
“要是有人在追踪我的搜索历史，那就不需要知道了。他们可以推测出我的兴趣，由此投我所好。我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我的兴趣。”
“是啊，垃圾邮件确实很烦人。”我说。我去厨房倒空喷壶，放回储藏室里。
我回来的时候，哈里根先生已经用氧气面罩盖住了口鼻，正在做深呼吸。
“那是医生给你的吗?”我问，“他，呃，开了处方?”
他放下氧气面罩，说：“我没有医生。一个人过了八十五岁，想吃多少腌牛肉就吃多少，也不再需要医生——除非他得了癌症。那样的话，有个医生给你开止疼药还是挺方便的。”他的思路转到了别的地方。“克雷格，你思考过亚马逊吗?那家公司，不是那条河。”
老爸有时候会从亚马逊网站买东西，然而，不，我从没真的思考过它。我这么回答哈里根先生，问他想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