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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来自地狱的三个笑话

  那是在一个秋夜,冬日将近,牡鹿嘶鸣,在偏僻的高地之路上,这个沧桑的人对我讲了这个故事。悲伤的黄昏,黢黑的山峦,牡鹿嘶鸣出的无尽愁思,他孤单悲切的面孔。一切如同某个被驱逐的神祗在山谷中上演的最哀伤的戏剧——一部孤独的戏剧,背景是山峦,而他是唯一的演员。有好一段时间,我们看着对方从那一大片荒凉之地走出来,当我们碰面的时候,他开口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会笑死人的事情。我也不憋在心里了。不过我得先告诉你我是怎么摊上这件事的。”我不会用他的话来讲述这个故事,他的言语充斥着悲痛的感叹词和疯狂自责的痛苦。我不会毫无必要地向我的读者传达那弥漫在他的话语中并与他如影随形的悲情。

  他好像一直是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他称之为“西端俱乐部”,在城里这件事或许看似体面,其实却相当低级: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卖保险的,主要代理火险,也有人寿保险和车险,实际上,那就是个互相招揽生意的俱乐部。一天晚上,游戏结束后,其中几个人开始在牌桌上高谈阔论自己的美德,似乎一时忘记了他们的百科全书和没完没了的轮胎。一个胡子上打蜡的小个子不喜欢葡萄酒的味道,于是他大肆吹嘘自己禁酒的美德。其他人的吹嘘挑起了这个悲伤故事讲述者的兴趣,随后,他稍稍将身子探入绿色台面上两团摇曳的烛光中,开始诉说自己的非凡美德,当然,面露怯色。那就是,他不知何为美色,看所有的女人都一样丑陋。如他所料,哑口无言的吹牛者们都站起身来,回家睡觉,扔下他一个人和他无与伦比的美德。但他并非独自一人,因为在其他人走后,一位成员从房间尽头黑暗中的某把低扶手椅上站了起来,走到他面前。他不知道这个人的职业,这会儿只能猜想。

  “你有卓越的美德。”陌生人说。“我没法儿用这种美德做什么。”我可怜的朋友回答。“那么,你肯定会把它贱卖掉。”陌生人说。这个人举止或外表中的某种气质令这个悲伤故事的沧桑讲述者感到自卑,或许也让他觉得极为畏怯,因此他将高傲外表下的心灵收敛得像东方人一样谦卑,或者也许是困倦,或者仅仅是有些醉意。反正,他只是嘟哝了一句“哦,是的”,并未反驳如此疯狂的言辞。陌生人引他来到一个有电话的房间。“我想你会发现我的公司会给你开个好价钱。”他说,接着二话没说就拿出一把钳子,剪断了电话和听筒之间的电线。照管俱乐部的老侍者被留在另一个房间,拖着步子到处收拾当晚的用品。“你究竟在干什么?”我的朋友问。

  “这边走。”陌生人说。他们沿着走廊离开,走到俱乐部后面,陌生人在那儿将身体探出窗外,把断开的电线绑在了避雷针上。我的朋友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根粗铜条,半英寸宽,或者更宽,从屋顶延伸至地面。“请接地狱。”陌生人对着电话开口说道。接着,他将身子探出窗外,把耳朵放在听筒上,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我的朋友就听到他那可怜的美德被重复了几次,接下来是类似“是”或“否”的言语。“他们送给你三个笑话,”陌生人说,“听到笑话的所有人都会笑死。”我想我的朋友并不情愿再待下去,他想回家,他说他不想要笑话。“他们对你的美德评价很高。”陌生人说。奇怪的是,我的朋友对此犹豫了。按照逻辑,如果他们评价很高,本应该会支付更高的价格。

  “噢,好吧。”他说。随即代理人从口袋里拿出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上面写着:“我……接受蒙塔古-蒙塔古先生(以下简称为代理人)的三个新笑话作为报酬,并保证本人符合他的说明和描述,在此委托他替我放弃、取消和让渡一切在这里及其他所有地方由于以下美德带来的奖赏、报酬、补助或奖励,该美德为……对于我来说,所有女人都一样丑陋。”最后十四个字是蒙塔古-蒙塔古先生用墨水填写的。我可怜的朋友正式签了字。“这些是笑话。”代理人说。三张纸片上书写着黑体字。“看起来不是很有意思。”读完之后,他说。“对你没影响,”蒙塔古-蒙塔古先生说,“但是我们保证,听到这些笑话的其他人都会笑死。”

  当电还是新鲜事物的时候,一家美国公司以废纸的价格购买了十万本《电学词典》——结果证明,那时甚至连词典的作者对电都缺乏充分的了解——那家公司向一份体面的英国报纸(实际上就是《大不列颠人》)支付了一万英镑,以便能用报纸的名称为词典冠名。而负责推销《大不列颠电学词典》正是我那不幸的朋友。他似乎很有办法。显然,他只消扫一眼他的顾客,或是看看他们的前院,就能知道是该将这本书推荐为“绝对最新成果,现代科学领域同类成果中最完美的”,还是“稀缺的不完整版,可以买来收藏,向那亲爱的旧日岁月致敬”。就这样,他一直从事这寻常却又奇特的生意,将那晚的记忆抛在脑后,那只是件“有些特别”的事儿罢了。正如人们拐弯抹角说话时,对那些太过平庸的事情既不选择实话实说,也不愿隐晦提及,而是压根儿不说。一天晚上,他穿衣服时,发现了口袋里的三个笑话。这可能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似乎深思熟虑地考量了一番,最后,他前往俱乐部,宴请二十个人。他觉得晚宴没什么坏处,甚至会有助于他的生意,如果笑话有用,他会成为诙谐的家伙,并且他还能藏起两个笑话以备不时之需。

  我不知道他邀请了谁,晚宴办得如何,因为他的语速开始加快,直接就说到了关键的地方,就好像漂到瀑布附近的枝条速度会越来越快一样。晚宴的款待很正式,人们端着波尔图葡萄酒四处走动交谈,两名侍者在边上踱步观望,二十位客人正在吸烟,这时他在桌子一头认真看完并讲出那个最有意思的笑话。他们大笑起来。一个人不慎被正抽的雪茄呛了一口;无意中听到笑话的两名侍者捂嘴窃笑;某位擅长说故事的客人显然并不想笑,却被憋得血管都不正常地鼓胀起来,到最后还是笑了。笑话成功了,一念至此,我的朋友微微一笑。他想对右边的人说点谦虚的话,但是笑声没有停下来,侍者没安静下来。他惊讶地等啊等,哄堂笑声仍在持续,声音显然更响亮了,侍者的笑声和别人一样大。笑声持续了三四分钟后,一个恼人的念头忽然闪现在他的脑海:这不是自然的笑!但是,他怎么会说出如此愚蠢的笑话呢?他明白了其中的荒唐可笑。在那些人,甚至侍者一直对他大笑的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在那些推销员兄弟面前再也抬不起头了。

  笑声依然响亮,甚至有人都喘不上气了。他非常愤怒。交朋友有什么用,他想,就算一个愚蠢的笑话遭到鄙视,他还请他们吃饭了呢。于是,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朋友。愤怒逐渐平息,巨大的苦恼袭来,他静静地起身,悄悄地离开房间,溜出了俱乐部。可怜的家伙,第二天上午,他简直没心思浏览报纸,但是无需浏览,当天的大标题赫然在列,尽管样式常见,头条的句子相当刺眼,内容如下:二十二人死于俱乐部。没错,他随后读到了内容:笑声没有停,有的人可能是血管爆裂,有的人一定是窒息而死,有的人被恶心击倒,有的人则是被心脏病慈悲地带走,他们毕竟都是他的朋友,没有人逃脱,甚至是侍者。都是因为那个来自地狱的笑话。

  他飞快地琢磨起来,那天的记忆清楚得仿佛是个噩梦。他开车来到维多利亚车站,乘坐联运列车到达多佛,乔装打扮一番登船。船上出现了两位警官,笑容可掬,亲切得近乎阿谀奉承,说想找威金-琼斯先生谈谈。威金-琼斯就是他的名字。手腕被戴上了手铐,他坐在三等车厢里,凡是说话定然不是出于自愿,他被两位缉拿者夹在中间,返回维多利亚车站,以谋杀的罪名被送上弓街[插图]的高等法院,准备受审。

  参与审讯过程的年轻辩护律师相当能干,已经进入内阁,想藉此提升自己在法庭上的声望。辩护很巧妙。不夸张地说,辩护陈词成功地表明,设宴宴请二十人,一声不吭就离开,把包括侍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留在那里,直到死去,这种行为不仅不奇怪,甚至是合乎情理的。陈词给陪审团留下的就是这种印象。威金-琼斯先生觉得自己就要自由了,带着那段可怕的经历和另外两个完好的笑话。然而,律师们还是打算尝试一条允许犯人自己作证的新法规。他们不想放弃利用这条法规的机会,唯恐别人会认为他们对新法规不了解——不了解最新法规的律师很快就会被认为跟不上时代,或许每年将会减少高达五万英镑的收入。所以,就算常常会为此害得客户被送上绞刑架,他们也不愿放弃尝试。

  威金-琼斯先生被带到证人席。此前,辩护律师慷慨激昂的出色演讲让男男女女为之潸然泪下。而威金-琼斯先生说出的简单真相乏味无聊,根本换不来他们的眼泪。有的人甚至还付以嗤笑。一个人将所有的客人留下等死,自己则逃亡国外,那似乎不再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了。公道何在,他们问,如果所有人都如此行事又该如何?他讲完故事之后,法官甚至喜滋滋地询问他,是不是能让他也笑死?到底是什么笑话?因为在法院这样肃穆的地方,不需要害怕什么致命的后果。犯人支支吾吾地从口袋里拿出那三张纸,他头一次发现,最好的第一张笑话已经一片空白。但他记得那个笑话,清晰无比。他凭着记忆向法庭陈述了那个笑话。“有一回,主人要他的爱尔兰仆人买份早报,那个一贯诙谐的爱尔兰人说,‘哎呦我去,我祝你早上愉快!’”

  虽然所有笑话在说第二遍的时候似乎都会因为少了些东西而影响效果,但威金-琼斯还是对此后出现的难堪沉寂毫无准备;没有人笑,可正是这个笑话杀死了二十二个人。笑话很糟糕,极为糟糕。辩护律师皱起眉头,门房正在一个小袋子里寻找法官想要的东西[插图]。此时,一句古老邪恶的谚语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在犯人的脑海里无意识地闪现并徘徊——“一不做,二不休”。陪审团似乎正要准备退下。“我还有一个笑话。”威金-琼斯说,立刻读出了第二张纸的内容。他好奇地观察着纸片,想看看是否会变成空白,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处境悲惨的人经常如此。那些词语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就好像被一只敏捷的手扫过。他看到眼前的纸片变得和第一张一模一样,一片空白。这一次,他们都在笑,法官、诉讼律师、听众们,以及从两旁注视他的几个严肃无情的男人,所有人都笑了。这个笑话起作用了。

  他无法坐视到底,也无法承受左右的目光,只能盯着地面走了出去。从那以后,他开始游荡,避开码头,游荡在孤寂的地方。他在高地公路上待了两年,常常忍饥挨饿,始终无依无靠,总是在变换地点,带着那个致命的笑话,孤独地游荡。有时,他也会迫于饥寒,到小酒馆里待上片刻,听人们在傍晚时讲笑话,甚至挑衅他。但他孤寂而沉默地坐着,唯恐唯一的武器离他而去,担心他最后的笑话会给千家万户带来丧事。他的胡须长了出来,变成灰色,夹杂着苔藓和野草,所以我想没有任何人(甚至是警察)现在还能在这片如此不同的土地上认出他就是那位销售《大不列颠电学词典》的衣冠楚楚的推销员。

  他的故事说完了,停顿了下来,嘴唇颤抖,好像还要说点什么。我相信,他当时就打算在高地公路上说出他那个致命的笑话,然后带着三张空白的纸片继续前行,或者再添一项谋杀罪名,被投入重罪犯的囚牢。但最终他没有害人。因此,我匆忙离开,只听到他在身后悲伤地嘟哝,独自在暮色中沮丧地垂首而立,也许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来自地狱的最后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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