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亲姐妹
我们九岁那年，保拉认为我们应该划破大拇指，让我们的血液流进彼此的血管。
我嗤之以鼻。“费这个事儿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流着一样的血。我们是血亲。”
她不为所动。“我知道。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仪式本身。”
午夜时分，借着一根蜡烛的微光，我们在卧室里施行仪式。她用烛火给针头消毒，然后用纸巾蘸着唾沫擦掉烟灰。
我们把黏糊糊的微小伤口贴在一起，吟诵一本三流儿童小说里的可笑誓词，保拉吹灭烛火。就在眼睛还忙着适应黑暗的时候，她又自作主张地低声加了一段：“现在我们会梦见同样的梦境，分享同样的爱人，在同一个小时死去。”
我想愤慨地说“以上都是假的!”，但黑暗和熄灭烛火的气味把抗议憋在了我的喉咙里，而她的誓言没有被推翻。
帕卡德医生说话的时候，我把病理学报告一折二，二折四，执着地想要对齐页边。报告太厚了，我无法折得足够整齐。报告里有我骨髓中增生的畸形淋巴细胞的显微照片，也有引发疾病的病毒的RNA序列的部分打印件，一共有三十二页之多。
相比之下，依然放在我面前桌上的处方却薄得可笑，几乎没有实体。两者完全不相配。上面传统的(难以解读的)多音节草书仅仅是个装饰，药物的名称可靠地加密列在底下的条形码里，药房不可能给我发错误的药物。问题在于，这是能够帮助我的那种药物吗?
“听明白了吗，里斯小姐?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我竭力集中注意力，使劲儿用大拇指按住一条不肯屈服的折痕。她坦白地解释了我的情况，没有使用术语或委婉语，但我依然觉得我漏掉了什么至关重要的细节。她每一句话的开头似乎不是“这种病毒”会如何如何，就是“这种药物”能如何如何。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我本人?能……提高治愈率的?”
她犹豫片刻，但时间不长。“不，真的没有。除此之外，你非常健康。请坚持下去。”她从办公桌里面起身，想要打发我离开，而我开始惊恐发作。
“但是，肯定还有什么办法吧?”我攥紧椅子的扶手，像是害怕她会用蛮力把我拉走。也许她误解了我，也许是我没说清楚。“我应该……停止吃某些食物吗?多参加体育运动?多睡觉?我是说，肯定有什么因素能造成改变。无论是什么，我都会照着做的。求求你，告诉我吧——”我的嗓子几乎哑了，我尴尬地转开视线。绝对不能再这么胡言乱语了。绝对不能。
“里斯女士，我非常抱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蒙特卡洛病就是这样的。事实上，你的运气好得出奇，世卫组织的电脑发现全世界有八万人感染了同一个病毒变种。尽管这个市场不足以支持专门研究，但足以说服制药公司在数据库里搜寻有可能成功的药物。事实上，很多人感染的病毒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就只能靠自己了。你想象一下医药业能给他们多少有益的建议吧。”我终于抬起头，发现不耐烦破坏了她脸上的怜悯表情。
我拒绝因为我的不知感恩而觉得羞愧。我确实出了丑，但我依然有资格说话。“这些我全都明白。我只是觉得也许还有什么是我能够做的。你说这种药也许能成功，也许不能。假如我能为抗击这种疾病献出一分力量，我会觉得……”
觉得什么呢?觉得我更像一个活人，而不是一根试管?一个被动的容器，供神奇的药物和怪异的病毒在里面斗个你死我活?
“……更好。”
她点点头。“我知道，但请你相信我，无论你做什么，都不可能有任何区别。你就像平时一样照顾好你自己吧。别得肺炎，别突然增加或减少十公斤体重，别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曾经暴露在这种病毒之下的人肯定数以百万计，你得病而他们不得病的原因纯粹是遗传性的。能不能治好恐怕也是这样。无论你是开始吃维生素还是不再吃垃圾食品，决定药物对你是否起作用的生物化学作用都不会改变，而我必须提醒你一句，去吃那些所谓的‘奇迹疗法’食谱只会让你生病。卖那些玩意儿的江湖骗子都该进监狱。”
我使劲儿点头表示同意，感觉愤怒使我涨红了脸。欺诈性的治疗方法一直是我最厌恶的东西，尽管现在我终于算是明白了蒙特卡洛病的其他患者为什么会花大价钱去买这些东西：稀奇古怪的食谱、冥想课程、芳香疗法、自我催眠磁带等。兜售这些垃圾的人是那种最恶劣的什么都不信的寄生虫，我一直认为他们的顾客要么是天生容易轻信，要么是绝望得主动放弃了智力，但实际情况没那么简单。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你当然想殊死一搏——用你的每一分力量、你能借到的每一块钱、你清醒的每一个时刻。一天三次、每次吃一粒药，这实在不够努力——而最懂人性的骗子给你的计划总是足够艰辛(或者足够昂贵)，因此患者会觉得他们参与了生死关头所需要的那种斗争。
这一刻共同的愤怒彻底扫清了所有气氛。我们终究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而我表现得像个孩子。我感谢帕卡德医生抽时间帮我看病，然后拿起处方离开诊所。
但是，在去药房的路上，我发现我更希望她对我撒谎——对我说假如我每天跑十公里，每顿饭生吃海带，我的生存率就会大大增加——但随后我愤怒地回过神来，心想：我真的希望她“为了我好”而欺骗我吗?假如根源是我的DNA，那就是我的DNA好了。无论真相多么难以接受，我都应该希望听到实话——而且我应该感谢医生已经放弃了以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作风。
这个世界得知蒙特卡洛计划的时候，我只有十二岁。
一个生物战研究小组(离拉斯韦加斯只有一箭之遥，不过是新墨西哥的拉斯韦加斯，不是内华达的赌城)得出结论：设计病毒实在太辛苦了(尤其是星战小子们永远霸占着超级计算机的时候[1])。既然已经被时间证明有效的盲目突变和自然选择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为什么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许多博士生花了加起来几百年的时间(事实上，为什么要浪费任何智力)呢?
可想而知，研究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他们开发了一个三组件系统：细菌、病毒和改造过的人类淋巴细胞系。病毒基因组的稳定部分允许它在细菌中繁殖，而其余部分的快速变异是通过破坏转录错误修复酶实现的。淋巴细胞经过改造，极大地提高了有幸感染它们的所有变异株的繁殖成功率，使其超过仅限于利用细菌繁殖的那些变异株。
理论上，他们会复制几万亿份这个系统，就像一排又一排的微型生物发牌机，这些系统在地下实验室默默运作，只等收获大奖的时刻到来。
他们的理论还需要全世界最优秀的隔离设施，以及五百二十个人全都严格遵守正规程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没有一瞬间的疏忽、怠惰和健忘。显而易见，他们甚至没去计算如此愿景实现的可能性。
那种细菌按理说无法在人工创造的实验室条件之外存活，但病毒的一个变异株帮了细菌一把，填补了被剪除的基因，从而使细菌不再脆弱。
管理人员浪费了太多时间使用各种无效的化学药剂，最后才硬下心肠来移平实验室所在的地点。然而到了那个时候，风已经让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变得无关紧要了——除非熔化五六个州，然而在选举年，这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最初的传闻称全人类将在一周内灭亡。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混乱、劫掠和自杀(通过电视屏幕上的二手资料。我们所在的居住区相对而言还算平静——说是麻木也行)。世界各地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被机场拒之门外，早在泄漏前几个月就离开母港的船只在码头被烧毁。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大众健康，所有国家都匆忙颁布了严苛的法律。
保拉和我停课在家待了一个月。我提出教她写程序，她不感兴趣。她想去游泳，但海滩和游泳池全都关闭了。就在那年夏天，我终于成功地黑进了五角大楼的一台电脑，尽管仅仅是办公用品采购系统，但得到了保拉应有的崇敬(另外，我俩都没想到回形针有可能那么值钱)。
我们并不相信我们会死——至少不会在一周之内全都死掉——而我们猜对了。歇斯底里平息之后，人们很快发现逃逸的仅仅是病毒和细菌，如果没有经过改造的淋巴细胞对选择过程进行微调，病毒已经从最初致死的毒株中变异出来了。
然而，这对愉快共生的小家伙如今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没完没了地搞出新的变异株。这些变异株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感染人类，也只对被感染者里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是致命疾病。
每年只有百人左右。
回家的列车上，无论我朝哪个方向转，阳光都似乎直射我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车厢里的每一个表面都在反射阳光。强光使我一整个下午越来越严重的头痛变得不堪忍受，于是我抬起手臂遮住眼睛，低着头面对地板。我的另一只手紧紧攥着一个棕色纸袋，里面是一小瓶红黑两色的胶囊，这种药也许能拯救我的生命，也许不能。
癌症。病毒性白血病。我从口袋里掏出揉皱的病理学报告，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最后一页没有神奇地变成大团圆结局，肿瘤学专家系统没有宣称百分之百能够治愈。最后一页只是所有检测的账单，两万七千块。
回到家里，我站着那儿，盯着我的工作台。
两个月前，一次例行的季度体检(我的医保公司要求的，他们永远想扔掉不挣钱的病人)揭示了疾病的初期迹象，我向自己发誓说我会继续工作，继续过我的生活，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沉迷于借钱狂欢、环球旅行或某种自毁胡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这种临终冲动相当于承认失败。我要用环球旅行来庆祝病愈，而不是他妈的得病。
签了合同的工作堆积如山，而病理学检验的账单已经开始计息。尽管我需要分散注意力，也需要挣钱，但我还是呆呆地坐了三个小时，除了思考命运什么都没做。与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八万个陌生人同呼吸共命运，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安慰。
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保拉。既然遗传学原因使我易感，那么她也一样。
作为同卵双胞胎，我们在各过各的生活这方面做得还不赖。她十六岁离家，游历非洲中部，拍摄野生动物，冒着更大的风险拍摄盗猎。然后她去亚马孙，卷入了当地的地权斗争。在此之后，情况就有点模糊了。她总想告诉我她的最新历险，但她行动得太快，我迟缓的内心印象实在跟不上。
我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我甚至十来年没搬过家了。
她只是偶尔回家，而且总是在来往不同大陆的途中，但我们通过电子手段，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她在玻利维亚的监狱里被收走了卫星电话)保持联系。
跨国电信公司都提供一种昂贵的服务，尽管你事先不知道要联络的对象位于哪个国家，你依然可以与对方通话联系。广告说这个任务困难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每一部卫星电话的位置都记录在一个中央数据库里，这个数据库从所有区域性的卫星汇集信息，从而持续更新。由于我凑巧“获得”了查询那个数据库的访问代码，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保拉——无论她在哪儿都一样，不需要支付可笑的附加费用。这更像是一种怀旧行为，而不仅仅是吝啬;这点儿微不足道的黑客行径是个象征性的姿态，证明尽管我即将步入中年，但还没堕落得守法、保守和无趣。
我早就把整个过程自动化了。数据库说她在加蓬，程序计算了当地时间，判断22:23还是个文明人会打电话的时间，于是打了过去。几秒钟后，她出现在了屏幕上。
“凯伦!你还好吗?你看上去糟透了。我以为你上周会打给我的——发生什么了?”
图像非常清晰，音频干净而不失真(非洲中部有可能缺少光纤线路，但地球同步卫星就在头顶上)。我第一眼看见她，就确定她没有感染病毒。她说得对，我看上去像个活死人，而她一如既往地活力四射。她在户外度过了半生，所以她的皮肤比我的衰老得快，但她身上永远笼罩着能量和果决的光环，足以弥补损失。
她离镜头很近，因此我看不清背景，但似乎是个玻璃纤维搭的小屋，点着两盏防风暴灯，比普通帐篷高一个档次。
“对不起，我刚才没看位置。加蓬?你不是在厄瓜多尔吗?”
“对，但我认识了穆罕默德。他是植物学家，来自印度尼西亚。说起来，我们是在波哥大遇见的，他正要去墨西哥参加研讨会——”
“但是——”
“为什么来加蓬?因为这是他的下一站。这儿有一种真菌在侵袭作物，我忍不住要跟来看看……”
我不明所以地点点头，听了十分钟曲折的剧情，但没怎么用心。三个月后，这一切都会变成上古史。保拉以自由职业的大众科学记者身份谋生，在全世界跑来跑去，为杂志撰写文章，为电视节目写脚本，介绍最新的生态灾难。实话实说，我非常怀疑这种过度简化的生态胡话对这颗星球能有什么好处，但她确实过得非常快乐，为此我很羡慕她。我不可能过她那种生活——在任何意义上，她都不是我“有可能会成为”的那种女人——然而尽管如此，有时候在她眼睛里看见我十几年来都没体验过的纯粹兴奋，我还是会觉得心里一痛。
她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在忙着胡思乱想。她突然问我：“凯伦?你到底要不要说出了什么事?”
我犹豫片刻。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的，甚至是她。现在我打给她的理由也显得很荒谬了——她不可能得白血病，那是无法想象的。然后，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做了决定，就不由自主地开始用沉闷而单调的声音讲述这一切。我以奇异的疏离感看着她的表情发生改变：震惊、同情、突如其来的恐惧，因为她意识到了(换我是她，不可能这么快)我的困境对她来说代表着什么。
接下来的事情比我想象中还要尴尬和痛苦。她对我的关心当然是真诚的，但假如她对自身处境的担忧没有立刻开始侵扰她，那她就不是凡人了，而知道这一点之后，无论她怎么大呼小叫，看上去都是那么做作和虚假。
“你找到好医生了吗，你能信任的医生?”
我点点头。
“有人照顾你吗?要我回来吗?”
我生气地摇摇头。“不用，我没事。有人照顾我，我正在接受治疗。但你必须尽快去做检查。”我瞪着她，气不打一处来。我不再认为她有可能感染病毒，但我想强调我打给她是为了警告她，而不是博取同情——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但她终于醒悟了。她轻声说：“我今天就去做检查。我会直接去城里。可以了吧?”
我点点头。我觉得非常疲惫，但松了一口气。我和她之间的尴尬一时间全都化解了。
“能记得把结果告诉我吗?”
她翻个白眼。“当然能了。”
我又点点头。“那就好。”
“凯伦，当心身体。保重。”
“我会的，你也是。”我按下退出。
半小时后，我吃了第一粒胶囊，上床躺下。几分钟后，一股苦味钻进我的喉咙。
告诉保拉是必要的，告诉马丁则是发疯。我认识他才六个月，但我早该猜到他会是个什么反应了。
“搬到我这儿来。我会照顾你的。”
“我不需要被照顾。”
他犹豫了一下，但只是一瞬间。“嫁给我。”
“嫁给你?为什么?你觉得我非要在死前结个婚吗?”
他怒目而视。“别这么说话。我爱你，你还不明白吗?”
我大笑：“我不介意被人可怜，尽管大家都说这样很丢人，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正常的反应，可我不想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怜悯里。”我亲吻他，但他还是瞪着我。至少我在做爱后才把坏消息告诉他，否则他肯定会把我当作一个瓷娃娃。
他转过来面对我。“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苛刻?你想证明什么?证明你是超人?你不需要任何人?”
“听我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需要独立和隐私。你想要我说什么?说我很害怕?好的，我确实很害怕，但我还是原来的我，我还是需要那些东西。”我抬起一只手抚摩他的胸部，尽可能轻柔地说，“所以谢谢你的好意，但还是算了吧。”
“我对你来说并不重要，对吧?”
我呻吟一声，拿过枕头盖在脸上。我心想：等你准备好了再来一发，再叫醒我吧。这回答了你的问题吗?但我没说出口。
一周后，保拉打电话给我。她也感染了病毒。她的白细胞读数在上升，红细胞在下降——她念出的数字正是我一个月前的数字，医生甚至给她开了相同的药。这并不值得吃惊，但我产生了一种难过的逼仄感觉，因为我想到了其中的含义：我们要么一起活下来，要么一起死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念头开始让我着魔，就像巫毒，像童话里的诅咒——我们成为“血亲”的那天夜里她念叨的那句话居然成真了。我们从没梦到过相同的梦境，当然也没爱过相同的男人，但现在……就好像我们受到了惩罚，因为我们不够尊重把我们束缚在一起的奇异力量。
半个我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把我们束缚在一起的奇异力量!这是心灵的噪声，是压力的产物，仅此而已。然而，真相同样令人压抑：尽管我们相距几千公里，但生物化学机制正在用相同的裁决碾碎我们，因为我们无视两人相同的基因，各自打造了不同的生活。
我想利用工作忘记一切。我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假如一天十八个小时坐在电脑终端前那种灰蒙蒙的恍惚状态也能称为成功。
我开始避开马丁，他像小狗似的关怀实在让我不堪忍受。也许他的意图是好的，但我真的没有精力反复为我自己向他辩解。说来奇怪，与此同时，我也极其怀念我和他的争吵;抵抗他过度的母爱至少让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哪怕只是与他期待我会表现出的绝望形成对比也好。
刚开始我每周打电话给保拉，但后来逐渐少了。我们本该是理想的知心朋友——实际上，这句话不可能更真实了。我们的交谈是多余的，我们早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实在太熟悉彼此了。我和她之间不会有卸下负担的解脱感，只会有单调得令人窒息的熟悉感。我们都竭力假装比对方更加乐观，但这是一种透明得令人沮丧的努力。最后，我心想，等我有了好消息(假如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会打电话给她，在此之前，再打电话有什么意义呢?显而易见，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整个童年我们都被迫一起度过。我猜我们是爱着彼此的，但是……我们上学永远在同一个班级里，买同样的衣服，得到相同的圣诞节和生日礼物——而且我们永远同时生病，有着同样的症状，出于同样的原因。
她离开家的时候，我很羡慕她。有段时间我孤独得无以复加，但我突然感觉到了喜悦和自由，因为我知道我并不真的想随她而去，从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我们的人生道路只会相隔越来越远。
现在回头再看，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我们会同生共死，打破这一约束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
开始接受治疗后大约四个月，我的血细胞计数开始转好。我前所未有地害怕我的希望会突然破灭，我每时每刻都在竭力克制自己，以免我提前乐观起来。我不敢打电话给保拉，在我心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误导她以为我们有可能痊愈，然后再被现实当头浇上一盆冷水。甚至当帕卡德医生审慎地(甚至不情愿地)承认情况正在好转时，我也告诫自己，她有可能放弃了她毫不动摇的诚实策略，决定用谎言来宽慰我。
一天清晨我醒来时，一方面还没有完全相信我已经痊愈，另一方面也受够了用担心会失望的阴霾淹没自己。假如我想要百分之百的确定答案，我这辈子都会过得凄凄惨惨;复发永远有可能发生，或者又冒出来一种全新的病毒。
那是个暗沉沉的冰冷早晨，外面大雨如注，但就在我颤抖着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从得病以来，我从没这么高兴过。
工作电脑的信箱里有一封邮件，上面标着“保密”。我花了三十秒才想起我需要的密码，与此同时，我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
发信人是利伯维尔人民医院的行政主任，为我姐妹的去世向我表示他或她的哀悼，同时就尸体的处置事宜询问我的意见。
我不知道我刚开始是什么感觉。不敢相信、负罪感、困惑、恐惧，我离康复只有一步之遥了，她怎么可能死去?她怎么可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死了呢?我怎么可能让她独自死去?我从电脑终端前走开，靠着冰冷的砖墙跌坐下去。
最可怕的是，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不和我联络。她肯定以为我也快要死了，而我们两人最恐惧的事就是一起死去。无论我们过着多么不同的生活，我们都会同时死去，就好像我们是一个人。
药物怎么可能对我有效而对她无效呢?药物对我真的有效吗?偏执妄想一时间控制了我，我怀疑医院是不是伪造了我的检验结果，而我其实已经濒临死亡。但这么想当然很荒唐。
那么，保拉为什么会死呢?可能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她应该回家的——我应该逼着她回家的。我怎么能让她留在那儿，一个第三世界的热带国家，让病毒削弱她的免疫系统?她住在玻璃纤维的小屋里，卫生条件不够理想，很可能还营养不良。我该汇钱给她，该买机票给她，该直接飞过去拖着她回家。
但我没有，我拒她于千里之外。我害怕我们会一起死去，害怕相同性带给我们的诅咒，是我让她独自死去的。
我想哭，但不知为何哭不出来。我坐在厨房里抽噎，但流不出眼泪。我是垃圾，是我的迷信和怯懦害死了她。我不配活下去。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忙着和死在异国他乡所造成的法律和行政难题搏斗。保拉在遗嘱里要求火化，但没说在哪儿火化，于是我安排把她的遗体和财物空运回国。没什么人来参加她的葬礼，我们的父母十几年前在车祸中去世了，尽管保拉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但愿意飞来送她一程的人寥寥无几。
但马丁来了。他搂住我，我扭头对他气呼呼地说：“你都不认识她，你来这儿干什么?”他瞪着我看了两秒钟，既受伤又困惑，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帕卡德医生宣布我完全康复时，我实在做不到假装喜出望外，我没有欢呼雀跃显然让她大惑不解。我可以把保拉的事情告诉她，但我不想被灌一耳朵的陈词滥调，例如我因为活下来而感到愧疚是不合逻辑的反应。
她死了，我却一天比一天健康。负罪感和抑郁时常让我难过，但更多的时候仅仅感到麻木。故事按理说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
按照她在遗嘱里的指示，我把她的大多数物品(笔记本、光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交给了她的经纪人，由其转交给相应的编辑和制作人，其中有些材料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剩下的只有衣物、少量首饰、少量化妆品和其他屈指可数的零碎东西，其中有一小瓶红黑两色的胶囊。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倒出一粒胶囊吃了下去。我自己的药还剩下五六粒，我问帕卡德我该不该干脆吃完，她耸耸肩说反正不会有坏处。
没有余味。每次我吞下我的胶囊时，几分钟后总会尝到一股苦涩的余味。
我拧开一粒胶囊，倒了点儿白色的粉末在我的舌头上。完全没有任何味道。我跑过去拿起我的那瓶药，以相同方式尝了一粒：苦得可怕，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非常努力地克制住自己，没有立刻得出任何结论。我很清楚药物常常和惰性成分混合在一起，而且未必每次都是相同的惰性成分——但为什么要为此使用特别苦的某种物质呢?不，苦味必然来自药物本身。两个药瓶上印着相同的制造商名称和徽标;同样的品牌名，同样的通用名，有效成分的正式化学名称也一样;同样的产品编码，连最后一位数都一样。只有批次号不一样。
首先想到的第一个解释是腐败。尽管我不记得细节了，但我肯定读到过几十个案例，说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医保体系中的职员挪用药物在黑市上倒卖。想要掩盖这样的盗窃行径，最好的办法无疑是用其他东西替代被偷走的药物，如某种廉价、无害又彻底无用的东西。明胶胶囊上只印着制造商的徽标，由于一家公司有可能在生产上千种不同的药物，找一种大小和颜色都相同但便宜得多的药物来偷梁换柱，应该不会太困难。
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的推论。一个遥远国度的无名官僚有可能害死了我的姐妹，但别说把他们绳之以法了，光是想搞清楚他们是谁都不太可能。另外，就算我掌握了真正的致命证据，我又能指望什么结果呢?一个外交官发给另一个外交官的措辞温和的抗议?
我找实验室分析了保拉的一粒胶囊，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但我反正已经负债累累，所以完全不在乎。
胶囊里装满了可溶性无机化合物的混合物。没有药瓶标签上所述物质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具备最微弱的生物活性的东西。这不是随手拿来替换真正药物的廉价药物。
这是一种安慰剂。
我拿着打印结果，呆呆地站了几分钟，试图消化其中的含义。我能理解纯粹的贪婪，但这里有一种缺乏人性的彻底冷漠，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吞下去。肯定有人犯了个诚实的错误，没人能做到这么冷酷无情。
但帕卡德的话再次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像你平时那样过你的日子，别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
天哪，不，医生。我当然不会了，医生。我怎么可能去用任何不相干、不受控的混乱因素干扰试验呢?
我联系了一名全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约她在城区边缘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我开车去那儿，惊恐、愤怒、得意在内心翻涌。我以为自己挖出了十年来最大的丑闻，以为我怀抱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以为我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在扮演凯伦·丝克伍[2]。报复的甘美念头使我头晕目眩。我要杀得人头滚滚。
路上没人试图把我撞出路面。咖啡馆里没几个人，侍者甚至懒得听我们点单，更别说偷听我们交谈了。
这位记者非常和善，她冷静地向我解释人世间的真相。
在蒙特卡洛灾难的余波中，政府通过了大量法案来帮助应对紧急情况，同时废除了大量法案。人们必须开发和评估治疗新疾病的新药，这是一项紧急事务，而要想确保它能顺利进行，就必须移除一些障碍——导致临床试验无比困难和昂贵的法规。
在古老的“双盲”实验中，患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谁分到了药物，谁分到了安慰剂，这部分信息由第三方(或电脑)保管。在给予安慰剂的患者身上观察到的好转必须被考虑在内，这样才能判断药物的真正有效性。
这套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两个小瑕疵。首先，告诉患者他们只有五成机会能得到或许可以救命的药物，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当然了，治疗组和对照组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就预测药物最终投放市场后会发生什么而言，它在数据中引入了大量干扰：哪些副作用真实存在，哪些源于患者的忐忑心情?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你会越来越难以找到患者自愿参加有安慰剂的药物试验。在你逐渐走向死亡的时候，你会对科学方法不屑一顾。你想要最大的生存可能性。假如没有确定能治疗疾病的已知手段，那么尚未通过试验的药物也可以，但凭什么要为了满足某些技术官僚对细节的痴迷，去接受进一步减半的概率呢?
当然了，在美好的往昔，医药界可以用法律来管制无知大众：要么参加双盲实验，要么爬远点儿去死。艾滋病改变了这一切，黑市上充满了尚未通过试验的最新药物，它们从实验室直接流向街头，同时整个议题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化影响。
想要解决这两个瑕疵，办法显而易见。
撒谎欺骗患者。
政府从未通过法案，明确声明“三盲”试验符合法律规定。要是他们这么做了，大众也许会注意到，然后闹得沸沸扬扬。因此他们的做法刚好相反，作为在灾难尾声中发生的“改革”和“合理化”行为的一部分，政府废除或淡化了将这类试验定为非法的所有法令。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还没有任何法院得到机会在这方面做出判决呢。
“医生怎么能这么做?这么欺骗患者?他们怎么能说服自己?更别说其他人了!”
她耸耸肩。“他们难道为双盲实验辩解过吗?优秀的医学研究者必须更在乎数据的质量，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假如说双盲实验已经很好了，那么‘三盲’试验就是好上加好。数据的质量必定会更好，你已经看到了，对吧?对一种药的评估越准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放屁!安慰剂效应根本没那么强大。它也根本没那么重要!谁在乎它能不能被精确地纳入计算呢?说到底，你依然可以对比两种潜在的药物，用一种对比另一种。那可以告诉你哪一种药物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而不需要安慰剂——”
“有时候确实会这么做，但声名显赫的期刊看不起这样的研究。它们获得发表的机会比较少——”
我瞪着她。“既然你知道这一切，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媒体可以揭露真相!一旦让大众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她勉强微笑。“我可以发表文章说这样的做法如今在理论上是合法的。其他人已经这么做过了，但没有登上过头版头条。然而，假如我就任何具体的‘三盲’试验写出任何特定的事实，我面临的将会是五十万美元罚款和二十五年监禁，因为我危害了公众健康。更不用说他们能对我的出版商做什么了。为了应对蒙特卡洛病毒泄漏而颁布的所谓‘紧急’法令依然有效。”
“但那是二十年前了。”
她喝完咖啡，站起来。“你不记得那些专家当时怎么说了吗?”
“不记得了。”
“后果会影响我们未来几代人。”
我花了四个月才攻入药物制造商的网络。
我监控了几个选择在家工作的药厂高管的数据流。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最不懂电脑的那个家伙。一个真正的笨蛋，他用价值一万美元的电子表格软件做普通智力的五岁小孩不用手指脚趾也能做出来的算术题。我看到了电子表格软件给他错误提示时他的笨拙反应。他是老天赐我的礼物，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另外，最美妙的一点，他永远在玩一个乏味而毫无想象力的色情游戏。
要是电脑说：“给我跳楼!”他会说：“你保证不说出去?”
我花了两周简化必须让他完成的任务。刚开始是七十次按键，但最后我减少到了二十三次。
我一直等到屏幕上显示出最具破坏性的画面，然后挂起他的网络连接，由我本人提刀上阵。
致命系统错误!请输入以下恢复指令：
第一次他搞砸了。我拉响警笛，再次下令。第二次他按对了。
我要他按的第一个组合键让电脑脱离了操作系统，进入处理器的微指令调试子程序。接下来的八进制代码对他来说是天书，其实是个微程序，能把电脑内存里的所有内容通过网络复制传给我的笔记本电脑。
要是他去告诉任何一个懂行的人，对方立刻就会起疑心，但他会冒这个风险去解释“故障”发生时他正在干什么吗?我猜他不会。
我已经有他的密码了。电脑内存里有个算法，能告诉我该如何应对网络安全方面的挑战。我进去了。
就我想要达到的目标而言，他们其他的防护手段都不值一提。对竞争者来说有用的数据都保护得很好，但我感兴趣的不是窃取痔疮新药的商业秘密。
我可以大肆破坏。用垃圾填充他们的灾备数据，让他们的银行账户逐渐偏离现实，直到现实突然以破产或偷税指控的形式踹门而入。我考虑了一千种可能性，从最原始的抹除数据到最缓慢和邪恶的悄然侵蚀。
但最后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知道这场战斗很快就会变成政治角力，我个人的小小报复肯定会被挖出来诋毁我，破坏我的正当性。
因此，我只做了绝对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找到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了公司产品“三盲”试验的人员姓名和地址，想办法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告诉了他们。这样的人超过二十万，散布于世界各地，但我发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贿赂基金，很容易就能支付所需的通信费用。
全世界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愤怒，就会分享我们的痛苦和悲伤。但是，我们有一半人在被疾病折磨或走向死亡，因此在全世界听见我们的第一声呐喊之前，我首先要尽我所能拯救每一个人。
我找到了分配药物和安慰剂的程序。正是这个程序杀死了保拉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为的仅仅是获得可靠的试验数据。
我修改了程序。一个非常微小的改变，我增加了一条谎言。
它生成的所有报告都将继续声称参与临床试验的一半患者被分配到了安慰剂。程序将继续创建令人信服的详细文件，其中的数据会完全符合这个谎言。但一个人类永远不会读到的小文件会变得完全不同。这个文件负责控制装配生产线的机器人，它会指示机器人把药物放进每个批次的每个药瓶。
从“三盲”到“四盲”。一条新的谎言，用来抵消其他的谎言，直到欺骗的时代最终结束。
马丁来找我。
“我听说了你在干什么TIM。药物真相。”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剪报。
“‘一个活跃的新组织，致力于根除替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中的庸医、欺诈和欺骗行为。’听上去是个好主意。”
“谢谢。”
他犹豫了一下。“听说你们在招募新的志愿者，帮忙在办公室打杂。”
“没错。”
“我每个星期可以来四个小时。”
我大笑：“咦，真的吗?非常感谢，但我觉得没有你我们也能活下去。”
有一瞬间，我以为他会转身就走，但他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与其说是受伤，不如说是困惑：“你们到底要不要志愿者?”
“要，但是——”但是什么呢?既然他能放下尊严，来奉献一分力量，我也可以放下尊严，接受他的好意。
我同意他每周三下午来帮忙。
我时不时会在噩梦中见到保拉。我会闻着记忆中的烛火气味醒来，确定她贴着我的枕头站在黑暗中，又变成了那个眼神严肃的九岁孩童，迷恋于我们奇异的境况。
但那不可能是那个孩子的幽灵。她从未死去。她长大了，与我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她比我更努力地争取彼此之间的分离。假如我们真的“在同一个小时死去”，会怎么样呢?那不会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改变什么。没有什么能够回溯过往，夺走我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我们各自不同的成就和失败。
现在我意识到了，对我来说如此不祥的血誓，对保拉来说只是个玩笑，她在借此嘲笑我们的命运有可能彼此纠缠的想法。我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想明白?
但我不该吃惊的。事实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她，这也说明了她的胜利是多么彻底。
[1] 会分走算力。
[2]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丝克伍事件》(Silkwood)，讲述了女工丝克伍有感于核电厂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和环境，开始搜集危害公众安全的证据。她决定将资料交给记者的时候，却离奇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