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证人 三
我看向文员，后者摇了摇头。这不是真的，他辩解道(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他的嘴巴受伤严重)，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那个年轻人翻了个白眼，就好像文员是个淘气的孩子，嘴上糊着一圈果酱，却还在坚称自己不知道蛋糕去了哪里。
没问题，我说道，我们可以轻松确认真相。我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个活儿又难又麻烦，而我已经好久没有练习过了。
我先进了老人的脑海。说来挺不好意思的，我进入他的脑海已经不用小心翼翼了。我发现，在你看穿别人时，你其实能够调控——是这个词吧?——他们不适的程度。这一次，我对此一点儿也没上心。我轻易找到了我感兴趣的记忆——他对我的调查所得到的结论里，甚至有一半都是错的。我把这些记忆全部打包带走，又把有关痛苦的记忆给抹消，接着飞快脱了身。我对他儿子做了同样的事。最后轮到文员。我从他脑海中抽身时已经疲倦不堪，汗珠从我脸上滚进了衬衫里，就好像我刚刚冲上一座陡峭的山坡，两只手里还各拖了一捆干草似的。
“他说的是实话，”我答道，“他从来没偷过你的东西，你的钱也不在他手里。”
老人张开嘴，又合上了。年轻人骂我是个骗子，还骂出了种种其他脏话。他父亲叹了口气，叫他闭嘴。
那个文员的脑袋朝前一栽、贴在了他胸口上。他睡着了。“你最好给他松绑、把他扔在随便哪条小巷子里。”我继续说道，“我已经把你对他干的一切从他记忆里抹消了，他苏醒时完全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落到这个下场的。用不着杀他。”我微笑起来，“好了，”我继续道，“我们好像还没谈过酬金。还是按平时的价格?”
老人迷惑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写了张三百安吉尔的汇票。我没有再和他争论。“好了。”我说道，“为你们工作我很荣幸，但就像我跟你儿子说过的那样，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相信我，我会谨慎保密的。不用再送我了，我可以直接走回去。”
我尽可能快速地离开，接着径直向“正义之剑”酒馆走去。这单纯是因为它离得近，而我现在迫切需要来一杯。实际上，我想喝上一杯的愿望如此急切，最后干脆点了掺有蜂蜜和胡椒的红茶。有些你迫切需要的东西是不应该沾的。我正喝着茶，一个我过去认识的人走了过来，告诉我他们在酒馆背后又开了场赌局，问我想不想加入。
我盯着他，咧嘴笑了。“抱歉，”我说道，“我现在一贫如洗。你自己看看就知道。”我又加了一句。
他确实看了看我的打扮，发现我穿着农场干活儿的服饰、靴子，而且已经破旧不堪。“那就去你妈的吧。”他轻快地答道，没有再继续纠缠。
我知道，你肯定想问，我是怎么发掘了这独特的天分，最后成为帝国数一数二的记忆咨询工程师的?
这是个典型的成功故事。一开始，我只是个无知的农场少年，试图逃脱法律的处罚。我来到大城市的时候身无长物、只有身上的一套破烂衣服和对美好生活的梦想。我的能力有过一次早期的意义重大的线路，那时我因为饥饿而来到了羊街上“生产与创业”公司旧楼的后门——你还记得那栋楼吗?当然，为了修建畜栏，它现在已经被拆除了。当时，后门是敞开着的，我能看到里面的厨房，他们正在用烤架烤鸡。周围好像没有人在，于是我溜了进去，自己取了些鸡肉。
我正在开心地往嘴里塞肉时，房东却从阴影中冒了出来，一脚把我踹了半个房间的距离，接着拿起一把砍肉刀。我发誓绝对是直觉起了作用。我径直望穿了他的颅骨，把有关我偷偷摸摸进来、抓起一只烤鸡的记忆取出，接着飞快地溜了出去。再然后，房东手里举着砍刀，疑惑地皱起眉头。你他妈是谁?他问我道。有什么活路可以给我吗?我回问道。没有，你给我滚。我点了点头(我把那只鸡藏在了我身前，衬衫下边)，接着赶紧回到了大街上。
作为一个需要一直辛苦工作才能填饱肚子的人，这段经历让我醒悟了。这套手法明明已经充分完善了，就像有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你已经在梦里学会了银匠的手艺一样。当然了，我把这手法稍微改良了一些。是，我知道，俗话说如果东西没坏，就先别急着修。但修改之后我避过了被踢飞半个房间的那一段，效果还是一样好。后来，我会在没有其他顾客的时候到茶店里去，随意大吃大喝，接着让店主把我忘干净。我把同一套伎俩也用在了廉价旅馆和装修过的出租屋的一众老板、老板娘身上。一等到他们叫我付房租，他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一辈子见都没见过我。是，我惹上过一些麻烦，可到现在，那些麻烦都早已被解决、被忘掉了。我很快再次改良了我的业务模式，开始接到真正能让我赚到钱的工作。到后来，我开始赚大钱了，可不知怎的，到我手头的钱总是留不久。但这不重要。我成功了。我出人头地了，而我这个背景的人很少有能做到这个地步的。
呵，我听见你又发问了。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会抛下过去的一切、抛下一辈子的光辉伟业——更不消说那些钱了——为什么我会跑回去追溯我那卑劣的身世、重操耕田的旧业?
答案不是很明显吗?我吓得不浅。自从我接了那个被强奸的女孩的活儿后，我一直清楚有什么事情非常不对劲。我想闹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却屡屡失败——无妨。我既不是学者，也不是科学家。我只是个实诚的匠人，靠一技之长吃饭。但当手头的活计变得不再安全、不值得再冒这个险时，我就识相地收手。这事很简单。只要我不再回到那种状况中去，就不会受到伤害。我也非常确信，要是我重操旧业，早晚会出乱子。
那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瘦瘦的女孩就站在我身边，鼻子又长又细，两只耳朵几乎没有耳垂。她当时直直地盯着我——并不是眼对眼，而是看着我脑袋一侧。你给我出去，我朝她喊道——我做出口型，却发不出声音。停下。从我脑海里出去。她扭头看着我，皱起眉头，就好像在看一个错别字一样。她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见。她的嘴唇薄薄的，几乎没有颜色。我读不懂她的唇语。这是为了你好，你这蠢女孩，我试图这样对她说。她没有听懂，只是伸手来抢我手中的卷轴，但我把卷轴又拿开了。我可以感觉到她看透了我的颅骨，疼得要命。我叫出声来，接着飞快地脱身——
我不停地自问，会不会还存在别的能力天赋和我一样的人，这有多大可能?区区一个瘦小的女孩，什么名头都没有，却能看透颅骨构成的高墙、看到里面那间图书馆。我碰到的还不完全是这种情况，不是吗?我在女孩自己的脑中碰到了她，而她意识得到我在那里，还试图抢走我的记忆。幸好我跑得快，她没来得及看穿我。我得到的结论是，她做得到我会做的事，但这还不止。在我闯进她脑海的时候，她是意识到了的。她本人就在那个图书馆里，还差一点儿把我手中那份记忆给抢了回去——
再说，她还那么年轻，才二十来岁。跟我刚开始干这一行时差不多大。再给她几年，等她熟悉了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充分训练，说不定还会发展出其他能力来。我到底是碰上了一个什么怪物?
当然了，我也欠了她一个情。要不是她把我吓得不浅，我绝不会有足够毅力放弃这份工作、搬出都城。毫无疑问，这个决定给了我很大益处。
我把那个老人给我的汇票兑现了，又让他们写了一封信给社会与慈善银行。虽然我以后不大可能用得着这笔钱，但在户头上再添个几百安吉尔也不是个坏事。接着我赶上了班车，回到村子，又走了一段路回家。那天在下雨，湿漉漉的青草把我从裤子到膝盖的部分全部濡湿了。我经过了那片遗迹——他们用木瓦板给屋子铺了房顶。我特别指定过，在木瓦板上还要再加一层没有接缝的抛光铜片，但他们暂时还没开始弄那一部分。我远远地看了看那栋楼，离得太远，听不见那个建筑师手下的工人们在说些什么。接着，我抄了近道，穿过树林回家了。湿草散发出的味道真是太美妙了。那会儿就快天黑了。屋子的后门微微留了一条缝，就像我走的时候一样。我进了屋，摸索着想找到油灯和火绒盒。我正要转动火绒盒的把手，房间里突然一亮——
有两个人。直到今天我还记着他们的样子——其中一个拿着一只有深色外壳的灯笼，正把灯笼罩揭开，而另一个优雅地站起身来，把他一直搭在膝盖上的弩举了起来。就是这个举弩的人把一切都搞砸了。这是当然，他居然站在了光源和目标的中间，给了我足够的机会躲开，把门板冲他扔去。我感到了弩箭击中门板时的振动。我简直跟他一样蠢。我浪费了一整秒钟，四处寻找可以把门抵住的东西，没有直接奔进面前那友好的、仿佛与我统一战线的黑暗中去。但感觉到他全力撞在门上的那一刻，我突然又变机灵了。我一松手，让他摔了出来，他被绊了一跤。与此同时，我冲过庭院、朝着干草仓跑去。我朝这个方向逃跑的唯一原因，是我模模糊糊记得自己在那边留了一把干草叉，那是我放在屋外的唯一一把武器。
但麻烦的是，当你只是模糊记得的时候，在一片漆黑里压根儿就找不到那玩意儿。更糟的是，我在干草堆里到处摸索，踩到了一块松动的地砖，它发出怨灵一般的惨叫。在宁静的夜里，那声音传得很远。我定在了原地。这可不是什么战术，单纯是出于恐惧。接着，我听到了鞋钉刮擦石板门框的声音。
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有个晚上，那时我溜过黑暗中的一座花园、走到一栋屋子的高墙前，正抬头眺望一扇窄窄的窗户。那是面向东边的最好的一间卧室，窗户正对着玫瑰花园。修建这栋房子的建筑师一定没有女儿，否则绝不会让窗户和排水管靠得那么近。
那时我体质相当不错，但还是和现在一样笨拙。我的靴跟刮到了一扇窗户石质的窗框，发出一声活像采石场早班时一样的噪音。我定在了原地、从一数到二十。那个女孩母亲的女仆就在女孩隔壁睡，跟我关系可不怎么好。我数到了二十，没听到有摔门或叫喊声，于是翻过窗户，双脚落在了一张高档而精致的维萨尼地毯上。
但有什么不对劲。那女孩本该在房间里的，可现在我只身一人、进了别人家的屋子。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个小偷。
幸运的是，多亏了一个付了我钱的客户，我深谙窃贼之道。我知道如何安静地行动，需要小心什么。我爬过更衣室，进到了她的卧室。到处漆黑一片，但当然了，我很熟悉这个卧室。我有来自一个盲人的记忆，知道该怎么在黑暗中找路。我摸索到了床的位置，可指尖告诉我那张床并不存在。我就这么站在那里，感觉自己愚蠢至极。接着房间门打开了，那光线差点儿刺瞎我。
我得解释一下，那时我离开了有将近六个月，是因为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因为焦虑，我没敢给她写过信。我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留下我们事先约定的暗号——用粉笔在玫瑰花园尽头的日冕底下画一只手和一朵花。当我第二天晚上又回到原处时，她已经留下了回复，是两个十字，暗示再过两天碰头。这么说她人还在，并仍然想见我。可她的房间是空的——
从光线中出现的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男人，只不过我们从没有正式见过面，也没和彼此说过话。在那时，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参议员，也是一个富裕的商人，在棉花和亚麻制品产业混得风生水起。这是在那次大崩盘发生前好几年的事情。崩盘后人们才发现，他名下其实只有一些从党会基金那儿私吞来的款项。他块头很大，秃头，手臂和肩膀健壮结实，活像一个乡下铁匠。至于他对我的态度，就我所知，是基本无视我的存在。他不大能相信我这号人确实存在，但确实有所猜测。当时，他是一个人出现的，但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信号，像是不大情愿在没有别的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和我共处似的。
我已经转身准备逃走了，可他叫住了我：“不，等等。”他的语气里有些特别之处——没有愤怒，只有悲伤。在他上前、举起油灯，好看清我的脸时，我留在了原地。“你比我想象的要矮一点儿。”他说道。
“她在哪儿?”
有一瞬间我觉得他要杀了我。我脑子里那独立运作、负责思考策略的一部分开始忙着分析为什么他用右手拿着油灯，左手却是空着的。没看到武器，所以他要么是真的没带武器，要么会把油灯换到左手、用右手拔刀或剑。再说，如果是想空手掐死我，那必须先出左手，但这样的话，他的站姿也不对，除非他天生是个左撇子——可就在这时他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让我陡然心寒。“她死了。”
我完全可以这么说：在那一刻，我死去了。我可以用各种夸张、哭天抢地的词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我希望我能有那样的文采，可着实做不到。
他继续道：“她怀孕期间出了些问题。是败血病。”
我只剩下重复的力气了，“怀孕。”
他突然发出一种声响，那是响亮、冰冷的一声讥笑，“你不知道她怀孕了?”
“对，我——”我无话可说，只能呆立在那里。
“呵。”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有意思。她以为你猜到了，并因此抛弃了她。不管怎样，这害死了她。整个过程异常缓慢。他们给她喂了罂粟的提取物，可她的痛苦——”他打住话头，耸了耸肩，“你害死了我女儿。”
负责策略的那一部分——有时我也好奇，别人脑子里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结构，还是说我自己比较特殊?如果是后者，会不会和我的特殊能力有关?我经常在琢磨这件事。总之，在那个时刻，思考策略的这部分脑子又活了过来。它告诉我，既然这个男人的妻子——也就是那女孩的母亲——在五年前就去世了，而他也没有近亲，我完全可以把她从他脑海中擦去，让他不再痛苦。我至少能为他做到这一点。但这其实行不通。他公职在身，有成千上万个熟人，每一个都深谙人情世故。要是由于我消除了他的记忆，反而给他落得一个因为过于悲痛而发疯的名声，对现状也没什么帮助。
“我本来想杀了你的，”他说着，直直地盯着我，眼神就像瞄准了目标的箭，“但我觉得让你活下去也好。这样甚至更残酷。”
他说得不错。失去生命本身已经够糟了。如果失去了生命，还不得不四处走动、吃饭，简直糟糕百倍。
因此，在听到那鞋钉刮擦石板的声音时，我突然感到一阵痛苦。说真的，这也不是件坏事。这让我没有完全忽视那脚步声，或是把它和别的什么声音弄混。实际上，这救了我一命——说来倒也挺讽刺的。
脑子里出谋划策的声音又给了我指示。伏下身、保持安静，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小一些。我身上没有武器，而那个穿钉靴的人八成是个比我更老到的打手，但至少，我还有身在暗处这一优势。我知道他人在哪里，但他一时找不到我。当然了，他就在我和房门之间。不过我还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就在这时我突然走了运。他打开了灯笼罩子。那人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
我就像一枚弹子一样冲进他的脑门一侧。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是那个老人派他来的。我对他不情不愿的态度和想退休的念头让我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再说我对他的用处还打了折扣。也罢。我把此人的这份记忆抹消掉了。接着，虽然我对此并不自豪，但我被一阵愤懑的情绪裹挟，顺手还消除了更多记忆——他的名字、他过往的绝大部分，基本上我能找到的一切都被抹掉了。当我从他脑海里出来时，他杵在原地、看起来傻乎乎的。墙边上摆着那把干草叉，我一把抓过来，在他脑袋上把那干草叉砸成两截。我可怜他，也为自己感到羞愧。
那人扔掉灯笼，但它并没有熄灭。干草仓库着火对任何人都不是好事。我抓起灯笼，这时灯火反倒灭了。我走到门边，把灯笼扔了出去。解决了。
我在门口站定，试图冷静下来。实际一点儿考虑，干掉一个雇佣杀手可算不得什么重大胜利。要是那个老人觉得是时候做掉我了，就算干掉他手下一千个步兵，我的处境也不会更安全。这是我自己的愚蠢招致的。由于我买了房子、在一个地方扎了根，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我——这是我之前从来没干过的蠢事之一，而我之前干过的蠢事也着实不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我心里有一份执着，在我没有干尽所有蠢事之前是不会满意的。
是时候离开了。当我偷偷摸到路边时，又暗自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把那两百安吉尔的汇票给存起来。事到如今我如果再接近社会与慈善银行，或是写一张汇票，都无异于自杀。他们会顺着记录找到我，那我就完了。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就是保持隐匿、保持距离了。
于是我径直开始赶路。大约一周后，我终于停下脚步，问别人我现在在哪里。他们一边盯着我，就好像我疯了似的，一边告诉我，这里是斯科利亚。我这运气真是绝了。
别会错意。有些地方比斯科利亚可差劲得多，这样的地方至少有四个。
我从来没有足够时间或精力来学会一种乐器。但尽管我不大乐意，还是有幸见证了伟大的克拉曼基大师最后病危的一刻。那时，克拉曼基记起了他是如何虐待自己的妻子，而这严重加剧了他的病情。这个可怜人只有几天时间可活了，显然他再无机会吹奏长笛。说真的，我干的事情真的不算是偷窃，更多的应该是抢救了一门美好的手艺，让它安全无虞。
部分是出于尊敬，我自那天以后从来没有拿起过任何一支笛子。可克拉曼基的技艺全在我的脑子里。负责谋划的那部分脑子劝我说，那个老人手下的杀手一定不会对旅行音乐家起疑心。再说，不管斯科利亚这个国家有多少缺点，人民对音乐还是非常热爱的。
确实有点儿羞愧，那笛子还是我偷来的。我走过村里的一条街时听到了声音。调子挺好听，但接着笛声停下了。可能是美妙的音乐让我想起了克拉曼基吧，我也不知道。我又等了一会儿，笛声再次响起，我循着音乐来到一座小广场角落的房子前。我走开了，直到天黑才回到原处。之前提到的那名盲人的记忆帮了大忙，让我找到了笛子——它躺在厨房的桌子上。有些人就是这么粗心大意。现在这笛子是我的了。
为了练习一下，我爬到山坡上去。除了笛子，我还在那厨房桌子上找到了一条新鲜面包，附近的泥炭地上也不乏甘甜的泉水。我给了自己三天时间来学会使用，实际上只花了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只是一边啃面包，一边享受亲自演奏音乐的乐趣。
实际上，亲自演奏并不能算成我自己的才华。我承认我半点儿艺术细胞也没有，所以请不要以为听我演奏就跟听克拉曼基一样。我会用他的指法技巧、气息控制，也受过教育，有他的技术。但我缺乏热情、缺乏灵魂——不对，灵魂我还是有的，但在演奏者里算相当差的那种，你不会愿意听的。不是什么天使。这话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但我确实可以吹奏小调，跟一般演奏者差不多水平，甚至比一部分还要好些。在斯科利亚，一个吹笛人总是能挣到几个五分钱硬币。这一带也确实没多少值得你花钱的东西。
去他妈的。我走到下一个镇子，在商业区前边坐下，演奏起来。我甚至没在脚边放帽子——我压根儿就没有帽子——只有音乐，只计音乐本身的价值。一开始，人们不大情愿打赏，毕竟地上也没有个明显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往里边扔硬币。但当地上渐渐积累起两三个五分币、接着慢慢垒成一堆以后，也就不成问题了。商店主人走了出来，我还以为他要轰我走。可他只是给我带了一碗茶来，还有一条面包。他始终保持着安静，没有打扰我。直到我的嘴唇开始发酸，我才停了下来。此时，面前的硬币一只手已经不怎么拿得下了。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一个安吉尔那么多，这比一个熟练工匠一周挣得的钱还要多。
店主邀请我去他家楼上放干草的阁楼过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又开始演奏了。我能记住自己听到的每一首曲子，而这帮了大忙。第三天下雨了，但这也不成问题，因为当地的庄园领主派了辆马车来接我。他今天晚饭时要宴请客人，而如果我那时有空的话，不妨……就这样，一个月后，我搬到了瑟劳诺，斯科利亚第三大的城市，并改为在室内演奏了。来听我演奏的人们必须要在入场前就缴纳费用，不能再把硬币抛在地上了。三个月后，我又发达了。
我好像总是能自力更生，通常还是我心思没放在这方面的时候。
在瑟劳诺的几乎每个晚上我都梦见那个瘦小的女孩。有时候，我梦见她潜匿在黑暗中，拿着把刀到处找我。有时候我梦见自己在河边的街道上与她打了照面。有时她带着刀，有时是绳索或斧头。唯一不变的是，她总是想杀了我。
就在一场招待会上，我从大使本人那儿听说了老家那边政变的消息。他承认说，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召回，就吓得要死，因为他明显是站在老政权那一边的。我问他谁是政变的幕后主使。他四处张望，确保身边没有人在偷听的时候低声向我报出几个名字。其中的两个我听过，正是那对父子。
我提醒自己，我可是个专业人士，我客户的秘密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即使这些客户曾经派过刺客、企图谋杀我，也是如此。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对那位大使说道，我会待在安全的地方避风头。那些跳梁小丑是没法儿长久的，他们迟早会相互厮杀起来，而那之后，一切都会回归正常。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回去。大使朝我露出一个悲伤的笑容。我的妻子和女儿还在国内，他说道，就在首都。
尽管茶碗已经空了，我还是埋头假装在喝茶，考虑着他的话。要是他不回国的话，他们会杀了他的家人。但若是回去，他们会把他和他家人一起杀掉。毕竟他们现在掌权了，有这个能力去消除一切不确定因素。是啊，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我对高级别的政治斗争了解有限。我只是觉得这个大使人挺不错的。在我尤其没有灵感的一天晚上，他在我演奏会的第一排听睡着了——显然，他是个有品位的人，而我喜欢这样的家伙。
大使转身去拿了一块海藻泥夹心的米糕——斯科利亚人们坚信这玩意儿能吃。我盯着他脑袋一侧，再然后，他回过头来，皱着眉头。
对了，大使，我问他道，你们正式结婚了吗?
他瞪着我，就好像我刚刚问了他七的平方根是多少。没有，他答道。
我对他微笑起来。换作是我的话，我说道，我会待在相对安全的斯科利亚。他点了点头。我大概也会这样做的，他答道。
我一找到机会就离开了招待会，回到我在和平广场边上舒适的住所。我感觉难受极了，这只可能是那海藻泥造成的。
谣言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已经在斯科利亚待了六个月了。老家那边发生的事很难传到这儿来。唯一的可靠消息来源正是那位大使朋友——斯科利亚并不承认新政权，于是他继续留了下来。他仍旧被邀请去各种招待会，但不得不借钱以延续生活——而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难民与流放者。除了他告诉我的消息，我也听到过街头巷尾各种天马行空的流言。无比残酷的暴行和政局八卦混在一块，加上恶意诽谤的语气，一听就是假的——既超出了常理，也超出人类的生理极限。但偶尔，我也会听到好像有那么一点儿真实度的话。比如说，那个常常宣称自己能够读心的骗子在政变前夕神秘失踪了。可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读心者，顶替了他的工作。她是站在新政权那边的，也没有掩藏自己所谓的能力。他们利用她对别人进行审问，施行一种极为可怕的刑罚——人为引发的失忆症。传言说，受此刑的人一点儿记忆都不会剩下，甚至记不起他自己的名字——谚语中总说这是比死亡更悲惨的结局。显然，新上任的政府一直迫使那女人忙个不停。女人?哦，是的，我的线人向我保证，那个读心者是个女的，实际上还相当年轻，但就跟一整袋毒蛇加在一起一样难缠。还有，他们给那个老的读心者设了悬赏。抓到死的奖励一万安吉尔，如果是活的，就给两万五。当然了，这都是胡说八道，可是——
我妈以前说我一辈子都会一文不值。二万五千安吉尔，这么大笔钱足够让你天旋地转的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值这么高的价钱呢?这让我有点儿希望自己身边还有家人，这样只要我自首，就能让他们全都享受荣华富贵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我记得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其中一个版本里，我正坐在一面矮墙上，和我最好的朋友聊着天。在另一个版本里，我是站着的。除此之外，这两段记忆一开始是差不多的。直到我轻声低语“我想我认识她的兄弟”，它们从这里开始才有了区别。
在其中一个记忆里，我只是站在原地，既害羞又绝望。而另一个记忆里，我走到她身边，向她介绍了我是谁。她看了我一眼，一副良家淑女打量纠缠不休的陌生人时的模样。接着我问她，她的兄弟是不是某某某，在过去某个时间曾去过学院。是呀，我怎么给忘了，她说着，露出一个微笑，他还提到过你呢。
在另外那段记忆里，我满腹苦涩，想起自己没有受过教育，也因此没有去过哪所精英学校，更没见过哪个漂亮女孩的兄弟。与此同时，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好友施展出他那十足的魅力，只能在心底叹息一声：算了吧。
我补充一下。那时候，我才刚刚在首都待了不到一年。我已经开始克制地使用我的天赋来盈利了。当时我挣了很多钱，并利用这笔钱假扮成了富商家的儿子——我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家是做生意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很多真正的贵族子弟也愿意与暴发户们结识，只要他们足够风趣、打扮不错，也愿意请客喝酒，并赔偿酒馆斗殴带来的损失。没有人特别打探过我究竟是哪个家族的后裔，因为他们总觉得再不济，我父亲至少也会是个富有的葡萄酒商人。我的那个朋友最近刚刚从军校毕业，在一个很好的军团有个挂名(但并不是会过分耽误他闲暇时间的那种名衔)。
他搭讪的那个女孩有个朋友，但我不是很喜欢她。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各种社会活动，但对我而言，那并不是一段欢乐的时光。
听说有人在专业上取代了我，我其实并没有心烦。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我无意继续干这门行当，靠演奏笛子赚钱挺好。我对斯科利亚的好感也在慢慢增长，就好像慢慢生长的地衣一样。但取代我的那个人却让我心神不宁。更不用说我头上还有笔赏金了。我只有待在斯科利亚，才能保证自己安全无虞——虽然两国之间还没有正式宣战，但国境线已经被封闭了。要是我的哪个同胞出现在斯科利亚，一定会很快被注意到、被立刻处理。斯科利亚人对这种事情非常在行。即便如此，两万安吉尔的悬赏还是能给人提供足够动力、让人无视当前的政局。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即便我想，也没这个胆量回国调查那个顶替我的女人。
我只是转而继续吹起笛子来。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产生了变化。可能是我承受的担忧和压力，也可能单纯是克拉曼基的记忆渐渐和我的嘴与手指越来越契合了。我演奏得越来越好了。我也试着拓宽自己的曲库——那些精彩的斯科利亚古典曲目——高尔吉亚、普罗科匹厄斯、柯尔度萨等。虽然我在故乡学到的那些民谣曲调没法儿迸发出无限的魅力，但如果你把克拉曼基的技巧和普罗科匹厄斯的长笛奏鸣曲相结合，将会出现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就算是演奏者的平庸也无法掩盖，哪怕那演奏者是我本人也无妨。此外，熟悉音乐的人总说，伟大的表演者会从他的演奏经历中吸取经验，这本质上也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这种记忆我脑子里可有不少。就连最伟大的大家——就连克拉曼基——也都只能从自己的个人经历中获益，而这限制了他们。要突破这限制别无他法，除非这人碰巧脑子里塞满了别人的人生，或是悲哀，或是欢喜，或是邪恶，或是弱小，或是悲惨。我已经达到一种境界，可以让我演奏的音乐和那些记忆彼此沟通联结。上百个陌生人的记忆给我的音乐以内涵，克拉曼基的记忆令我熟练操作笛键，而在演奏的时候我就这么杵在那里，等到完事以后鞠个躬、把钱拿了。我记得有那么一次招待会，那时我刚刚为一群大使与大臣演奏完音乐。有个傻瓜跑过来找我。那是个老人，看样子好像哭过。他告诉我二十年前他曾亲耳听到过伟大的克拉曼基演奏的奏鸣曲，自那以后就再也不敢听笛子了，因为他生怕那会玷污他对克拉曼基的回忆。可我吹得比克拉曼基还要好，我创造出了新的深度，新的共鸣——
我回应他的态度恐怕相当之粗鲁。
有首曲子我始终是拒绝演奏的，就是奇洛芬的抒情舞曲。在我最好的朋友隶属的军团被派遣到南方以前，我们四人去的一场舞会上，乐队演奏的就是这一首曲子。我一直都祈祷着我朋友离开的那一天尽早到来。那样他就会离首都整整四百英里远，只剩我一个来安慰他那心碎不已的甜心。再说，当他驻扎前线的时候，说不定会和别的什么人陷入爱河，甚至被杀掉——可直到他们演奏抒情舞曲的第二乐章，当我们四人坐在外面的凉台上的时候，我才终于意识到，她是那样深深地爱着他。我记得那时桌上有一只美丽的雕花葡萄酒瓶。我就这么盯着它，心想如果我在桌上把这玻璃瓶磕碎，就能在我朋友来得及反抗之前，拿尖锐的碎玻璃片割破他的喉咙了。我伸手握住那瓶子，指尖感到了它光滑、冰冷的表面。也就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还有更好的报复方式。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既有他对她的记忆，也有我自己对她的记忆。在我们从舞会回家的路上，我把它们全都偷了过来。第二天，他所属的军团朝着南方战线进发。一个月以后他写信给我，说他不停地收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女性寄来的情书——内容惹火得很，他说，惹火到你得戴着手套才拿得住信。他以为这是谁在他身上开的一个大玩笑，还问我他应不应该回信?你就回一个“请把我放在心上”吧，我答道，我会帮你把信送过去，再替你看看她的长相。我也不知道他收到我的信没有，因为不久以后，他就战死沙场了。
政局朝着更糟的方向发展，足以吓得让斯科利亚人愿意进行和谈。新政权派来了一队高级别的代表团，想拜访斯科利亚，以防形势进一步恶化，如此这般。自然，将有很多迎接代表团的活动和招待会。自然，我也受聘要为他们演奏。
我吓得甚至开始打点行装，收拾出了一个包裹来。接着是两个包裹，然后变成了五个——我意识到，我不忍心抛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换句话说，这次，我还没准备好要逃跑。
于是我退而求其次，去见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音乐学院的校长——你敢相信吗?在斯科利亚，全国最顶尖的音乐家同时也是参议会的官守议员。他见到我时很开心，给我上了茶和蜂蜜蛋糕。“你帮我省了件事，”他说道，“我正要找你讨论有关和谈庆典演出的事情。”
我朝他虚弱地笑了笑。“从某方面看，我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件事。”我答道，“我没法儿参加。”
他看我的样子就好像我刚刚剁掉了他的手指。“这可一点儿也不好笑。”他答道。
我深吸一口气。“我可能得告诉你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告诉他。
接着，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把我一生的故事都告诉了他。直到我把话说完以前，他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甚至在我闭嘴以后，还沉默了一段时间。接着，他说道：“但你在斯科利亚期间其实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皱起眉头，“暂时还没有。”
“别跟我瞎扯，”他反驳道，“自从你来到我们这里，你一直都是这个社会上无可指摘、勤勤恳恳的一份子，不是吗?你得告诉我真话。”
我点点头，“对。除了对我的背景撒谎以外。”
“那又不是犯罪，”他飞快地答道，“除非你发了什么誓。这么说，事实就是，你在斯科利亚是清白的。”
我点了点头。“但这算得上什么呢?”我问道，“你真的听我说话了吗?对代表团的人来说，我是他们国家的敌人。此外，我手头还有关于其中两个代表的机密，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他们就死定了。你想清楚啊。”
他确实沉思了一下，但并没有想很长时间，“你不考虑一下——”
“不。这件事上我很肯定。我绝不会泄密。”
他耸了耸肩。“你走之前，帮我个忙，让我忘记你对我说的这番话。毕竟你手里有让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信息，我作为参事，有必须向我的同事们报告的义务。他们要是知道了，只需要不停地拷问你，就能让你吐露消息了。”他皱起眉头，“你真的能消除别人的记忆吗?这太神奇了。”
一时间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谢谢你，”我答道，“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要他们看见我，他们肯定会大发雷霆。他们会以为——”
我的朋友露出一个微笑。“是啊。”他说，“可不是嘛。”他朝前一倾，使劲拍了拍我的背，几乎震松了我三颗牙齿，“被当成秘密武器的滋味怎么样啊?”
这事倒确实证明了焦虑对你的智力会有多大影响。我之前一直都没看出这是怎么回事。“行吧。”我妥协道，“但那个老魔鬼看到我的一瞬间，我的小命也就没了。”
“我们会保护你的。”我的朋友点了好几次头——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可不是嘛，我们当然会保护你的。”他顿了顿，像只被打湿的狗一样使劲甩了几下头。我发现他已经满头大汗了，但现在好像好些了。“行了。”他说，“这事解决了。换个话题。我之前在想，我们要不用尼斯福鲁斯的C调四重奏开场。”
之后，我回了家——我有个不错的住处，就在“权利与光荣”阶梯的对面——我锁了门、关了窗，点亮台灯。我首先看到的东西就是那面镜子。
我用半个安吉尔买下了它，确实买赚了。那是一面真正的银底玻璃镜，梅尊廷工艺，大概有三百年历史了。全斯科利亚只有五到六面这种镜子。把这镜子卖给我的人当时露出一个微笑：给妻子的礼物?给女儿的?给女伴的?我只是冲他笑了回去。我买了一面镜子，一面用钱能买到的最好的镜子，只为了提醒自己记住一些事情。
那会儿离那个女孩去世刚过不久，我被一个手术师叫去了。那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我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这倒也不打紧。他家里挂着这么一面镜子，是廉价的黄铜板材质的，和他家极尽奢华的风格看着完全不搭调。他发现我在打量那镜子，于是告诉了我它背后的故事。当他还年轻、在军队里当外科医师的时候，有一次，他自己也陷入了战斗中，腹部中了一箭。他知道，如果不把那该死的东西尽快拔出来的话，自己就死定了。再加上，附近三十英里以内也再没有别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于是他把这面铜镜设在自己能够看得清楚的地方，在自己身上动了手术。他差点儿没把自己给杀了，之后的一个月也一直病重虚弱得跟条狗似的，但最后还是活了下来。他从此以后一直把这面镜子留下，用它来提醒自己，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天才。
当然了，这次经历也让我思索起来。
那会儿我手头有余裕，于是也给自己买了一面镜子，是银底玻璃镜，梅尊廷风格，大概有三百年历史了。我在一场拍卖会上花了整整二十安吉尔才买下了它。我雇了个木匠，给它做了个特殊的框架，这样它就可以被翻来转去、调整到我想要的角度。接着，一天晚上，我把门窗全部关紧，又点了整整一百盏灯——我想清楚看到自己即将做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计划可不可能成功——我猜，这就和我那个医生客户所做的差不多。就像他一样，这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我知道，只要那些记忆还留在我脑海里，我就没法儿再支撑下去了。
我摆弄着那面镜子，直到我能清楚看见自己脑袋的一侧。接着，我特别使劲地盯着那侧脑袋看。再接着，我成功潜入。
那完全就和平时一模一样。有个图书馆，架子上是一排又一排的卷轴。就和平时一样，我知道要取走哪个卷轴。我把它挑了出来、打开它。可纸面上一片空白。
两天后，我把那镜子给卖掉了。我在一个收藏家那里把它卖了三十安吉尔。我大概是天生比较幸运，能赚到钱吧。
我和我的校长朋友最后还是决定，届时应该演奏普罗科匹厄斯的协奏曲和同理凯旋乐的序曲(我们采用了尤克希纳斯的编曲，而不是席奥多塔斯的版本)。我把我一周里的所有安排都取消了，一直不断练习，直到站都快站不起来的地步。倒不是说我需要刻苦到这个地步，但这至少让我觉得我没有虚度时间。直到今天，我一直怀疑，每当乐团开始演奏凯旋乐序曲的时候，第三枪骑兵里肯定有一整个连队的军人会被吵得捂住耳朵。到头来，这帮全天候对我进行护卫的可怜家伙们肯定已经把这刺耳的音乐听了好几百遍。
(我猜你肯定特别想问我，但我其实并没有消除我朋友的记忆。他后来又临阵脱逃了。他说，与其让别人来替他改转念头，还不如他自己改转念头更好些。我感觉有点儿受了冒犯，但也没把这事情放在心上。我觉得在交往中，一个朋友有权利至少冒犯你一次。)
音乐会是在银星神殿的礼堂举行的，这是我除了帝国礼堂外第二喜欢的演奏场所。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音乐会，毕竟这个礼堂只容得下不到一千人。可接着我想起来，在银星神殿，从乐手休息室到舞台有一条地下通道。直到屏风被撤下以前，观众们是看不到表演者的。在帝国礼堂，你得从主廊穿过，而一个不顾性命的刺客可能端着把刀就朝你冲来，没人能拦得住他。他们对场所的选择还真是体贴，可想起来也有点儿后怕。不过银星神殿礼堂的声音效果也确实很适合普罗科匹厄斯的协奏曲，尤其是较为和缓的第二乐章。
有关银星神殿礼堂的另外一个细节是，你表演时，会处在较高的地势上。也就是说，你会恰恰与全音乐厅最好的座位平齐(也就是最前面的六排座位)——你看得到这些座位上的人，他们也看得见你。我记得在我刚刚站定时，朝面前的人海中扫了一眼。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两个，就是那对父子。他们当时正在互相交谈着，头是转过去的，没有看向舞台这边。接着，当我把长笛举到嘴边，那个老人抬起头、终于看见了我，脸色突然苍白如纸。这就是我开始的信号了。六个音乐小节之后，我忘记了一切，开始演奏起来。
我脑中克拉曼基的部分今天状态极佳。实际上，我并不觉得凯旋乐有多么好听——这曲子比较平庸——但普罗科匹厄斯的乐曲算得上是人类史上的壮举之一(说来确实奇怪，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性格古怪的人居然能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我敢说，只要是号称自己比禽兽好上哪怕一星半点儿的家伙，都会被他的作品打动。一时间，我对身边的一切毫无知觉，直到我吹到第三个乐章渐渐结束时的串音。接着，在音乐停歇，在人们开始鼓掌前的瞬间寂静里，我终于回过神来，朝着底下的观众望去。我本来是在找那老人和年轻人的，但我的注意力被别人分散了。我看到了另一张熟悉的脸，就在那父子二人后面一排。
那人可不只有一点点眼熟——
(有人戳了戳我的后腰，而我突然记起现在应该演奏凯旋乐序曲了。我振作起来，举起笛子。所幸，克拉曼基的肌肉记忆在这时接手，开始演奏起来，而我本人什么都不用做，这倒也挺好——)
她很眼熟，因为我曾见过她。有一次是亲眼看见的，之后又无数次在梦里见过。可另一方面，我终于想起来她到底是像谁，才让我觉得这么眼熟了。是她的坐姿、她脸庞的角度——微微躲闪，下巴又微微扬起。没人能把那瘦削的女孩称作美人，但从那个角度看去，她和她是如此相似，绝对没错。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下了舞台，又是怎么回到休息室去的。可我记得自己坐在房间一角，既没有接过他们端来的茶，也没有接过端来的酒。我那个校长朋友朝我冲来，就像只友善的狗儿，正朝着我兴奋地狂吠——完美，简直太赞了，他的每句话里都带着个“最”字，可他确实也是真心实意的。尤其是凯旋乐，我的老天爷啊，我都不知道一个人居然能把它演奏到那样的程度。我冲他皱起眉头。我压根儿记不得我演奏过凯旋乐续章了——对，我还记得普罗科匹厄斯那首曲子，但那之后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我嘟嘟囔囔，跟他说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拜托了。他没有感到冒犯。当然没问题，他答道，接着确保了没有人上来和我搭话。
那个女孩也来了。是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的对手当然会带着他们的秘密武器前来。我觉得自己足够信任斯科利亚政府，他们肯定知道她能做到什么，并采取了某种方式，来确保她没有对任何重要人士动手脚——可那时我一直在舞台上，而她一直盯着我看。我心中感到一阵恐慌。接着，我又成功让自己镇静了下来。我还清楚地记得每次我和那个老人以及他儿子碰面时的情形——
至少理应如此。可我他妈又怎么能确认这一点呢?
不，理智一点儿吧。我还记得能让他俩立刻被抹脖子的事情。以此推理的话，她一定还没对我动手脚。快做一下心理估算，舞台离礼堂的第八排大约有多远?我其实不大清楚。而且对我自己来说，在抹消人记忆的时候，距离从来不是个问题。只要我能看清一个人的脸，不管我离他有多远，都能潜入此人的脑海之中。但万一这个女孩的能力有距离上的限制呢?说不定她有近视。她始终都眯着眼睛，这也说得通。再说，她的母亲——
我在悟出这一层关系之前，已经发现自己在不自觉地这样想了。二十年前，她的母亲就是近视眼。
但我所爱的女人二十年前已经死了，死于难产。而这女孩的母亲我是见过的，那女人我并不认识(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一张脸)。
我记得，我当时一个人待在舞台旁的休息室里，但在外边的走廊上还有大概半个连的守卫。我闭上双眼，试图思考。如果是我的能力遗传给了她——但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显现出他们有这种能力啊，这说不通。
接着我突然想到，不管怎么说，她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要伤害我，至少这一点我很确信。其他的先不论，这事情应当优先考虑，不是吗?
她大概二十岁。她看起来可能正处于从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任何一个年纪。我从来猜不准女人的年纪。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做了一晚上噩梦。可当我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又被奖赏了一千安吉尔。这恩赐既来自“无刃之矛”本人，也来自代表全斯科利亚公民、满怀感激的议会。好吧，我想道，这心意我领了。
我那个校长朋友整个早上都在开会，但他腾出了一点儿时间来看望我。
“那个姑娘，”在他落座以前我就开了口，“跟着代表团来的那个，你知道她是谁吗?”
他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我们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答道，“可他们坚持要带她来。非如此不可，否则免谈。但她不会出席任何一场商谈会。”
“她是来杀我的。”我说道。
他眨了眨眼。我看得出他是相信我的。“她没法儿突破护卫的防线。”我的朋友指出。
我叹了口气。“这事儿你不懂。”我告诉他说，“她能够从一整只军队的眼皮底下溜走，而你手里只会剩下五万个连自己名字都想不起来的士兵。”
这他倒是没想到，“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我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我答道。
他皱起眉毛，接着一抬头。“我们可以给她下毒。”他提议道。
他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可不行，”我飞快地劝道，“这样做会挑起一场战争的。”
“药性也分三六九等的嘛。”他答道，而我感到全身冰凉，“好吧，我们可以不毒死她，只是让她闹肚子闹得厉害——”
虽然形势已经如此危急，这个念头还是让我不禁笑出声来。
“我是说真的，”他接着说道，“有好几年我的肠胃一直都不好。当你闹肚子的时候，真的什么都顾不上了。这天下不管是哪路神通，只要拉稀拉得够严重，全都会派不上用场的。我们情报局有专人，就擅长这方面的事情。你交给我吧，不会有什么事的。”
他还额外给代表团里的其他人下了药。我猜，他是把药混进了那种臭名昭著的斯科利亚特色猪肉糜里面。这是他们的特色菜，要不是从小吃到大的话，很容易就能把人放倒。代表团里的其他人在一两天后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可那姑娘症状特别严重(我朋友跟我讲得眉飞色舞)，这大概是因为她那么瘦、那么弱不禁风。她至少未来一周之内肯定待在茅房里出不来了。
败者活该遭殃呗，我想着。至少那么极端，却同样行之有效。当然了，相比之下，可能直接杀死她还要人道一些。
可到头来，这疟疾还真要了她的命。整个代表团暂停协商了一整天，半句解释都没给。接着宣告说，他们的其中一个智囊，一位年轻的女士，因食物中毒而不幸辞世。他们宣称，她若仍然在世，一定会希望和谈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们照办了。
他们举办了一场寒碜低调的葬礼，而我坚持要参加，虽然我其实并没有这个权力——只不过，他们正要埋葬的那具尸体有那么点儿可能是我的女儿。当然了，这事儿我可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自己的女儿，在我自己的命令下被害死了，只因为她顶替了她父亲的工作。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了，我并没有办法证明它，不能被证明的事情就不能被当成真事来看。
但我亲眼看着他们在一个架台上修起一只狭长的木盒，在那木盒四周堆满木材、撒了点儿油，点着了火。空气中有一股像极了烤猪肉一样的味道，即便他们试图用香料来掩盖，却始终萦绕不散。当然了，那对父子也在场。他们不停朝我这边看。事后我才意识到，我本来可以在那时候趁机把他们的记忆全都抹个干净，就此摆脱这二人的纠缠。那都是后话了。当时，我还有别的心事。
老天保佑，他们推迟了战争。终有一天两个国家会打起来，这就像落叶归根一样无可置疑，可短时间内肯定不会了。和谈结束后还有一场音乐会，演奏结束之后有个招待会。我站在角落里，试图不引人注目。可是当然，那对父子径直朝着我奔来。
你没跟任何人说过。他们说，这是个陈述句，而我证实了这一点。我指出，是他们俩派人来杀我，害得我背井离乡，还到处悬赏我的脑袋。他们也都承认了，还警告我说管好自己的嘴巴，永远也不准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让我觉得我倒成了犯错的那一方。但他们没有提那个瘦削女孩的事情，我也没有主动询问。
代表团团长同时也是临时政权的临时领导人(叫临时独裁者更恰当些)。他特别称赞了我的演出，并给了我去首都演出的永久邀请，不管我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显然，那父子俩就和我一样善于保守秘密。
后来他们就回去了。我特别害怕自己的护卫也会离开——他们都是军团长选的，很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我的校长朋友宣称，我是国家至宝——当然啦，我已经是斯科利亚公民了，得到这个称号也是名正言顺——这样一来，我理应得到最大的保护，以防我被人窃走、丑化、破坏或是损伤。事后他可没少拿这套说辞开玩笑，不过我都欣然接受了。我重新开始工作。我的演奏会座无虚席，充斥着令人尴尬的掌声，但我也不介意了。我的演奏技术比以往都要来得精湛，并且我也享受着演奏的每一分钟。至于钱嘛——说实话，我已经对钱失去了兴趣，就像一条鱼不会对海洋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一样。
我搬了家，从市中心搬到了北边的郊区。在这里，窗外就是草地和森林，可我时间紧迫，从来没有亲自出去散散步。我很少在家，即使在，也忙于学习、练习新的曲目，或是在我修建的巨大谷仓里和交响乐队一起排练。人们总是议论我，觉得我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实在奇怪。我既不沾酒，也不沾女人。可以理解的是，我也从来不会向任何人解释这个中缘由。
那是一天深夜。我从前一天黎明就一直醒着，一直在练习一首新的协奏曲。这是我委托一个年轻有才的作曲家为我谱写的。这曲子美妙极了。我越是练习，就越觉得曲子里有大文章。我突然想起，要不是有我这个人，要不是我被生下来，过了这么一辈子，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上，这首曲子永远不会被人创作出来。这年轻人简直有才得招人恨，却只对金钱感兴趣。他说他缺钱得要命，是为了他姐姐的嫁妆，还是为了母亲的手术来着?这都不要紧。我给了他两倍报偿，因为这首奏鸣曲真是好得不得了，但我也知道这笔钱会让他短命(此话不假，他二十四岁时死于肝脏衰竭)，我等于是扼杀了他在未来本可以写出的精彩篇章。但你又能拿我怎样呢?
我那时已经实在练习不下去了，于是收好笛子、把它锁了起来，又给自己最后泡了一碗茶，准备去睡觉。我立刻就睡着了，又重新落入了一个熟悉的噩梦中。真见鬼，自从代表团回去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种梦了。我满身大汗地醒了过来，却看见灯是亮着的，房间里除了我还有别人。
那女孩正咬着一只苹果。我看到灯火映照在她的眼中。“你好啊。”她开口道。
我突然呼吸困难。“你是来杀我的吗?”我问道。
“真傻，”她答道，“我要是想，你现在就已经死了。”
我试图坐起身来，但她朝我皱起眉头，于是我待在了原位。“你知道我是谁。”她说道。
“对，”我答道，“我——”这种情况下，言语已经失去了作用，“我曾帮过你一次。”
这话让她笑出声来。那女孩把苹果放在了床上，就在我脚边。“我听说是这样，”她说道，“但我并不相信。你是我父亲。”
我点了点头。“我猜到了。”我答道。
“你猜到了，因为我和你有同样的能力。”她从床上捡起了什么。那是把刀。实际上，那其实是我的刀。
“你是怎么避开守卫的?”
她微笑起来。“我同情他们，”她说道，“但我想他们接下这份活儿也属自愿。他们挡道了。”
“你清除了他们的记忆。”
“对。”
我正等着我脑子里的策略中心提出点儿建议，可我什么也没想出来，“这么做非常过分。”
“你干过更过分的事。”
“我是为了活命，”我答道，“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你。”
“你叫他们在我的食物里放了什么凶险的东西。”她答道，就好像在纠正我逻辑中的一个明显谬误一样。“倒没有要我的命，但确实让我病得不浅。所以我向他们建议，要不我们干脆对外宣称我死掉了，这样他就会以为他成功了，我也就安全了。”她又咬了一口苹果，“听说你出席了我的葬礼。你哭了吗?”
“没有。”
她点了点头。“我告诉他们，我想在他们回去以后，再在这里多待一会儿。我有些工作必须要在这边处理掉，接着我就会回去。”她顿了顿，好像在等着什么，“你怎么还没尝试进到我脑海里来?”
“我不想伤害你。”我告诉她说。
“这谎撒得不错。”她又咬了口苹果，接着把果核扔到房间一角，“你从没想要伤害过谁，不是吗?你从没想要把你的妹妹弄瞎。可你确实这样做了。你是故意把那根枝条往后拉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耸了耸肩。“我知道关于你的一切，”她答道，“比你自己还要清楚。”
“你进过我脑海了。”
这时她真正开始大笑了起来。她发出一声驴叫似的噪音，“你压根儿不知道，不是吗?你压根儿不知道自己造成了多大麻烦。呵，你当然不知道了。你一发现苗头不对，拔腿就跑了。”
“他们想杀了我。”
“我不是说这件事，傻瓜。”她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呼气。“你知道吗?”她说道，“我曾经对你发过誓，但现在我想我要违背誓言了。怎样?如果我违背誓言，你会原谅我吗?”
我瞪着她，“你从来没向我发过什么誓。”
“管别人叫骗子可是很失礼的。怎么说?你会原谅我吗?”
我耸了耸肩，“这重要吗?”
“好吧。”她坐直了一些，把手里握着的刀放下，又把手交叠在大腿上，“大概五年前，我向你保证过。你记不得了，不是吗?”
我摇了摇头。
“我来见过你。”她说道，“你记不得了，但我确实记得。你那时住在一间挺不错的套房里，两栋楼外就是旧剧院。那栋楼的梯级是大理石做的，有一扇高大的橡木门，门上还有面百叶窗。你有个仆人，你让他穿了一身白袍，上面有黄铜的扣子。”她顿了顿，朝我咧嘴笑道，“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
“大门后边是个像大厅一样的房间，”她继续说道，“有大理石的地板，红白相间，像棋盘一样。有三张沙发和一张黄铜桌子。对了，还有棵像是棕榈树的玩意儿，被栽在一个大陶盆里。你还有只鹦鹉，关在鸟笼里的。”
“你继续说。”我只是答道。
“你当时正坐在其中一张沙发上，还有个理发师正在修剪你的胡子。他是个高个子，红头发，是个左撇子。他名字叫尤加。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你当时对他说：‘谢谢你，尤加，今天就这样了。’你记得吗?”
“记得。”
她鼓励地点了点头，“你叫我坐下，接着摇了摇铃铛，叫人端茶上来。茶是盛在一个红白相间的瓷壶里送上来的，茶碗底部还有条龙。我说得对不对?”
“对。”
“你一直等到仆人把茶倒好，接着礼貌地问我有什么事要找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顾客。我告诉你说，我今年十五岁，是你的女儿。”
我盯着她——直视她的双眼，而不是她脑袋一侧，“你继续说。”
“我跟你讲了我生母的事，是养育我的那对夫妇告诉我的。他们是我母亲家族里的仆人。在我六岁的时候，他们逝世了，养母的姊妹后来收留了我。那时我讲完我生母的事，你立刻意识到我说的是实话。”
“继续。”
她冲我微笑起来，“我跟你说了家里有多么穷，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留给我的钱全都花光了。我知道你很富有。我求你给我们一笔钱。”
我感到口干舌燥，“我当时说什么了?”
她冲我皱起眉头，“你当时盯着我看了很久。接着，你又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回答说，我听到了你的传闻。我听说了你是如何潜入别人脑海、取走他们的记忆的。就是凭这一点找到了你，我也有这种能力。当然了，”她继续道，“我也一直不敢肯定你就是我父亲，直到我告诉了你那些秘密，那些关于我母亲的事。那些事你全都知道，我就是在那时开始感觉你是我父亲的。另外，我也亲眼确认过了。”
“你看了——”
“是的，我看了你的记忆。我看到了我母亲的卧室，和我的养母描述的一模一样。再说，根据她的记忆，我也能认出你来。你在她记忆中要年轻许多，但嗓音一直没有变过。”
我的双脚和膝盖变得冰凉。“这么说，”我说道，“你找我要钱。我是怎么回答你的?”
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答，“你说你不会给我任何东西。但只要我为你做一件小事，就能获得四千安吉尔。接着，你从黄铜桌上取下一张纸，写了张汇票给我看。”
“我要你取走我的一段记忆。”我说道，“对吧?”
“当然，除此之外我对你还有何用?”
我紧闭双眼，“你从我这里取走了什么记忆?”
我听见她说：“就是这个。”
我全都记起来了，一清二楚。我记得我听到妹妹在阁楼上哭泣。我记得我听到母亲对父亲大喊着，就是她平常一直叫骂的那一套。又来了，我想着。那时我刚刚把家里养的鸡全都赶回鸡圈。那天下着雨，我身上还穿着外套，是萨斯叔叔(其实他和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留在我家的那件宽大的粗布衣服。我想烤烤火——那时我全身湿透、冷得要命——可这意味着我必须到主厅去，但父母正在那边吵架。我决定原地等着，等他们俩消停下来再进去。
可就在那时，他们从壁炉旁边的一角跨了出来。我看得到他们，但他们看不见我。我父亲蹒跚了两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一定是又喝酒了，而他喝醉以后，总是会犯下蠢事。我看见他伸手从角落拿出手杖。那是根刺李木做的短杖，我可尝够了它的苦头。父亲上前一步，我知道他就要痛揍母亲了。她冲他尖叫起来，你个蠢货，你怎么这么蠢，我真该听我家人的告诫，他们说你什么都不会，而你确实是个废物。我父亲朝我母亲扬起手杖，瞄准了她的头部。经过常年练习，我母亲早已学会埋头躲闪，于是他只打到了她的手臂。我母亲试图向后退，但她的脚被皱成一团的地毯绊住了，于是她面朝父亲栽去。父亲正准备再打她一棍，而我脑子里的策略中心警告说：这次他会击中她，因为她失去了平衡、躲不开了。我突然记起自己右手握着把刀——那是为了割断饲料袋口上的绳索才拿的。我冲向前去，窜到他俩之间。究竟是父亲迎上了刀口，还是我捅了他一下，我真的没弄明白。
我母亲当时死死地盯着他看。我已经松开了刀子。它还插在我父亲身上。他张开嘴，可除了涌出汩汩鲜血以外，他什么话也没说出来。母亲抓住那把刀，把它拔了出来，接着他倒下了，压碎了那张小小的桌子。一个人要不是死了，是不会就这样倒下的。
有那么一阵子，母亲就那样站在原地，手里握着刀，盯着我看。接着我听见楼上传来我妹妹的声音。母亲转身尖叫道：“快去睡觉!”
我试图说些什么，却开不了口。我记得母亲脸上的表情。我遵从了我脑子里的战略官提出的建议，朝后退了一大步，到了她碰不到的地方。
他想杀了你。我说道。
别犯傻了!她厉声驳斥道。他绝不会——
他用棍子打了你，他——
我记得她那么用力地握着刀，指节都泛白了。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就像我一样，她脑子里也有个声音告诉她从哪个距离、哪个角度下刀最好，她要冲出来多远才够得着我，她要怎样用力才不会被我推开，或是挡开刀子。我朝后退了两大步，接着转身就逃——
“你付了我钱，”那个女孩说道，“要我把这段记忆抹掉。这么久以来，我一直为你好好保存着这份记忆，就像个信托人一样。我觉得是时候把它还给你了。”
我扬起一只手挡住头。“不，”我开口道，“求求你，把它收回去吧。我没法儿带着这段记忆活下去。”
也就在这时，女孩咧嘴笑了。“呵，还不止这些呢。”她说道。
我记起父亲找到我妹妹的那一天了。他当时去了谷仓，想去拿他的钩镰，却看见了她——她吊在横梁上，试图自杀。他努力割断绳索，想放她下来，可在震惊与悲痛中他割伤了自己，伤口之深已经到了骨头。他奔进屋来，想找点儿什么止血的东西，而我正好在家。跟我来，他朝我喊道。我记得我亲眼看见了她。我记得我把她从横梁上解下，她就像一捆干草一样落在地上，我父亲因此对我咒骂不止。我记得她留下一张便条，是写在一本书的扉页上的，因为家里没有别的可以用来书写的东西了。她写道，所有人都因为她的丑陋而憎恶她，那都是因为她少了那只眼睛。也就是从那以后，父亲才开始酗酒的。
我记得那天，我终于回到家，发现母亲坐在厨房里。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这地方变得脏污不堪，再不像从前那样，一切干净而整洁了。我收到你的信了，我对她说道。
她看向我。我父亲死去那天，她召集所有邻居搜寻我，因为我杀了自己的父亲，理应被吊死。那天之后，我一直没见过她。
我想要你帮我做件事。她说道。
“够了。”我哀求道，“不管你觉得我对你做了什么，别再折磨我了。”
她看着我，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你杀了我母亲，”她解释道，“这点儿记忆还远远不够。”
我想要你帮我做件事。我母亲说道。
我等待着。但她那副表情，仿佛剩下的无需多讲。
什么事?我问道。
你有那种能力，她说道。我一直听人们说起你，你在首都赚了那么多钱。
是关于钱的事吗?我问道。可她冲我皱起眉头，你能取走人的记忆。
对。我答道。
那好，我想要你进到我脑海里，把关于你的一切记忆全都抹消。一点儿都不要留下。我想要完全忘记你的存在。你办得到吗?对你的弟妹也是一样，我想要他们忘记你。把这些记忆全都取走吧，再也别回来了。我想要的就是这些。
“我想我继承了她这一点，”女孩评论道，“内心强大，意志坚定。”
“见鬼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问道，“我办不到这一点。我只能把记忆取走，没法儿再把它们放回去。”
“我猜我比你更好。”她答道，“不管哪一个方面，都比你好。这也并不是难事。”她扬起一边眉毛，“你还记得吗?那时我十五岁，来找你的时候，你却一心一意只想摆脱这些回忆?但那时你那么富有，我们又那么需要钱。而你从没告诉过我——”她顿了顿，“你从没告诉我，我会在你脑海中看见些什么。而从那以后，这些记忆一直在我脑中，如影随形。是你逼我接过了它们，这就像强奸一样。我绝不会——”
“行了，”我打断道，“你想要我怎么做?”
她两眼大睁。“我想要你记住。”她答道。
我记起了那封信。那信很潦草，是用便宜的栎五倍子墨水写在包装纸上的。信上写着：我来信是想让你知道，她虽然死了，但孩子活了下来。她父亲给了我们一笔钱，要我们把那孩子带走，可现在钱已经用完了，我们一贫如洗，急需金钱救济。你有个女儿。她现在五岁了。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把她带走。
我记得我给他们送去了二十安吉尔的汇票，那是当时我身上所有的钱。但我并没有去找他们。我无法承受那痛苦。我烧了那封信，烧掉了那个名字和那个地址。我想要的并不是她的女儿，我想要的是——
“你没想让我看到这段记忆，”她说道，“但我确实看到了。接着，你又叫我把关于我的记忆全部从你的脑海中擦去，就好像我从来没出生过一样。”她又看了我一眼，“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有其母必有其子?”
我答道：“我可以给你一万安吉尔。我身上只有这些钱了。”
“我可以给你两倍于此的痛苦，”她答道，“可你一定会因悲痛而死，这就太便宜你了。再说，你还忘记了，在首都你还有不少钱，都存在社会与慈善银行的账户上了。那些钱我也要了。”
我给她写了两份汇票。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以确保没有纰漏。接着，她把它们折好，塞进袖子里。“最可悲的是，”她说道，“你一生中做出的最糟的事，全是因为爱——你杀死了你父亲和我母亲。我是说，把你妹妹弄瞎那件事不算，那单纯是愚蠢。你其实蠢得要命，不是吗?你母亲总是这样说你父亲。”她打量着我，就好像在考虑是否要买下我一样，“你快乐吗?”她问道，“我是说，就当下而言。此时此刻的话。”
“我很快乐。”我答道，“至少在今夜以前，是的。”
她啧了一声。“这可不行，”她说道，“我觉得吹笛子给你的幸福感比你这辈子做的所有事情都要多，但这其实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技艺，不是吗?我可不觉得你应该继续留着它，还是让我接管了吧。”
我感到一阵烧灼般的痛苦，就在我耳朵上边一点儿的位置。“抱歉，”她说道，“我其实可以让整个过程完全不疼的，但那会花去我更多精力，而我并不想费这个心思。别担心，”她继续道，“你还是会记得作为一个出名音乐家是个什么感觉。我只夺走被你偷去的东西。这才公平，不是吗?”
我下意识地试图去想该怎样握住一把笛子，该做出怎样的口型，手指该怎样张开、按住笛孔。全都没了，我什么都记不住了。
“以前我一直好奇，”她继续说道，“为什么你没要求我把你对我母亲的记忆抹去。这些记忆一定都很痛苦，可你一直留着它们。别，别跟我解释。”她补充道，“我倾向于觉得你心里最后还有点儿人性，但你只要一开口，可能就会让我失望。我不想进一步折磨你了。你要知道，我不是个残酷的人。只不过，你这人真是让我恶心。我真希望你是只蜘蛛，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碾个粉碎。”
我盯着她，就在她脑袋一侧、那丑陋而没有耳垂的耳朵上方一点的位置。“除了记忆以外，”我问道，“你还能做些什么?”
她露齿而笑，“呵，多了去了。我能在人们脑海中植入念想——比如说，我曾见过一个非常龌龊的男人，他能用自己的特殊能力赚到多得离谱的钱。于是我赋予了他无法遏止的强烈欲望，在把钱赌光之前决不能罢手。这就是公正，你不觉得吗?”
我摇了摇头，“那不是你导致的。”
“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你又怎么确信呢?”她大笑起来，“现在，我觉得你也该为我做点儿事，算是做父亲的补上了这二十年来的生日礼物。”
我突然想起——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记忆，可能是我自己的，也有可能是别人的——有天深夜，我在造船厂被人痛揍了一顿。我想那肯定是我的记忆，因为事情的起因是一笔微不足道的赌债。我记得当时他们还在揍我，但我已经感觉不到了。我觉得自己累到了骨子里，只想躺下睡着，可他们却不肯让我失去意识。
“让我猜猜。”我说道。
接着我进入了她脑海。当我从架子上取下卷轴时，她出现在我身旁、监视着我，确保我没有偷偷插手不该管的事情。接着，我突然记起了上次进入她的脑海时，我是多么粗鲁地对待了她，就好像她是什么恐怖的传染病一样。接着，她把我从她脑海中赶了出去。我发现自己重新倒在了床上，而她正瞪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没事的，”我说道，“没发生什么糟糕的事。你回去吧。”
她皱起眉头。“我认识你吗?”她问道。
“不。”我答道，“别把你袖子里那几张纸弄掉了，它们价值连城。别想了，回家吧。”
她照办了。我也一样。我回到了首都，我真正的归属。
当然了，我也不是就这么直接回去的。我找到我的校长朋友，拜托他帮我安全偷渡过边境。接着，我一路步行(我现在身无分文，还记得吗?)，就这么走回了首都。一想到可能会被认出来我就吓得要死，但所幸一路上没见到任何记得我长相的人。我去了那个老人和他儿子的住所。我对他们的守卫和一些仆人动了手脚，对此我感到惭愧，但他们确实挡了我的道。不过，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我对付那父子俩的手段有多么过分。
不久以后，新政权就垮台了——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毕竟两个革命领导者如今已经变成了植物人。几个月后，他们重新进行了合乎程序的选举。新一任领事和他的内阁官僚参加完就职仪式之后，宫殿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有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长笛手在场演奏助兴。没有人知道她是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但人们认为，她与鼎盛时期的克拉曼基不相上下。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她的职业生涯，不过也只是远远听闻。我从没有真的听她演奏过。认识她的人们说她很快乐，完全醉心于她的乐曲之中。对此我很欣慰。当然了，这些天里，我不再住在首都了。我搬到了佩尔米亚，并在那里买下了一个大农场。现在我已经完全退休了。我猜你一定好奇我是怎么办到的。这个嘛，离开首都之前，我偷了把铁锹，去了城南的旷野挖出了一只大钢盒子，里面装满了金币。多亏了那个文员，他从那父子俩那儿偷了东西，让我知道了这笔财富确切的藏匿点——我从来不泄露职业机密，但我确实也不总是说实话的。不是什么天使，你可能会这样说我。唉，得了。
我不想再耽搁你的时间了，但作为世人中对受苦受难最有发言权的一个，我只想和你分享一些经验教训。我觉得这殊荣落到我头上倒也名正言顺了。我曾为人们带来的苦难，我自己所遭受、见证、经历、施加、品味、分析、享受、拆解、沉湎的一切苦难，数量之多，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曾进入过我的仇人、受我折磨的人和折磨我的人脑海，也进入过你的仇人、受你折磨的人和折磨你的人脑中。我熟悉苦痛，就像鱼儿熟悉水，就像鸟儿熟悉天空一样。我的大半辈子里，苦难滋养了我，为我提供荫蔽。我深深地扎根于苦难之上，像一棵树一样孜孜汲取苦痛。伤痛与磨难塑造了我。可说实话，我已经厌倦了苦痛。
这一路上，我想我已经被磨平了棱角——就像铁匠一样，他们的指尖经过长年累月的磨损，已经失去了精确的触感。我觉得自己已经分不清到底哪份苦痛是属于谁的了。那个在街上哭泣的孩子是我吗，还是某个陌生人而已?实际上，试图做出区分本身已经踏入了误区。试图将这一切用对与错、好与坏来界定，实在是过分单纯了。毕竟，我们一生中所做出的最大错事，都是因为爱。我们所遭受最深的痛苦，亦是因爱招致。在这一点上，那个女孩是对的。在我看来，爱是最强大、也是最顽固的敌人。正是因为爱，才产生了那些能将我们折磨致死的回忆，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冥顽不散。我想一个从没有体会过爱情的人或许能够永生吧。对，一定是这样。否则，若是他死去，这世上还会有谁记得住他呢?
(文颖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