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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7 恩典时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套常规处理方法形成了,它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起着作用,只要他们坚持得足够长。一场战斗后的几个小时都是紧迫而混乱的,许多人命悬一线。在这里,医生就是勇士,他们知道仅仅为伤口止血就能拯救一条生命,快速的外科手术就能保住一条腿。但在传染病发作时,所有招数都失效了。
接下来是在病菌领域漫长又持续的观察与战斗——没有适合这片领地的武器,仅仅是场消耗战,小事情做了可能没有什么帮助但必须去做,一遍一遍又一遍,与无形的病魔敌人搏斗,怀着微弱的希望,期待那些病体可以支撑得足够长久,超过它的攻击者。
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与疾病进行对抗,就是要把一道阴影推开,黑暗如黑夜一般无情地蔓延开来。我已经战斗了九天,死了四十六个人。
尽管如此,每天黎明,我都按时起床,往我模糊的眼睛里泼点水,然后再次来到战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只带着一桶酒精。
也有些许的胜利,但即便是这些胜利,也在我的口中留下了苦涩的滋味。我发现了感染的可能根源——一起用餐的伙伴之一,一个叫霍华德的人。最开始他在甲板上做炮手,六个星期前被调到了厨房值勤,这是一次意外带来的结果,因为一个收缩炮架压碎了他的几根手指。
霍华德曾在军械室干活,是这一疾病的第一个已知病例——从死去的船医亨特先生不完整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是把那里搞得脏乱不堪的水手之一。接下来的四起病例,全部来自军械室,然后蔓延开来,感染到的人四处走动,在船头留下了致命的污染,感染到其他人,并传染给了全体船员。
霍华德承认他曾在其他干过活的船上见过这样的病,完全能应付得来。然而,当其他人都在甲板上,厨房人手不够时,厨师一口回绝了宝贵的援助之手,理由只是因为“该死的娘儿们都是蠢货”。
埃利亚斯无法说服他,我不得不把船长本人喊过来,他误解了骚乱的性质,带着几个配有武器的士兵来到这里。厨房里的场面异常不愉快,而霍华德被带去了禁闭室——唯一能进行某种程度隔离的地方。他在困惑之中抗议着,要求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我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太阳正西沉入海,金色的辉光铺满西边的海面,如同天堂的街道。我驻足片刻,仅仅片刻,凝神注视。
我曾多次目睹这美丽景色,但它始终给我惊喜。总是被巨大压力包围着,蹚过齐腰深的烦恼和忧愁之渊,作为医生,我会看看窗外,打开门,看向外面,而它会在那里,意料之外又明显无误,这是安宁的片刻。
光从天空蔓延到船上,巨大的地平线不再是一片苍白空虚,而成了欢乐的居所。有那么一瞬间,我住进阳光的中央,温暖又洁净,疾病的恶臭和景象消失了,痛苦从我心中消散。
我从来没有寻找过它,没有给它起过名字。但当安宁之礼物到来时,我总是知道是它。在它持续的时候,我仍然静静地站在那里,想着它是奇怪的又是不奇怪的,因为恩典也应该在这里找到我。
然后光线一点点地移动,这一时刻过去了,像往常一样伴随着它持久的回响离我而去。确认了反射的光,我在身上画了个十字,走下甲板,我晦暗的盔甲依稀闪着光。
四天后,埃利亚斯·庞德死于伤寒。这是致命的感染,他来到医务室,发着烧,昏昏沉沉,被光线刺得不敢睁眼。六个小时后他神志不清,无法起立。第二天黎明,他把他那圆圆的脑袋紧贴在我怀里,喊了声“夫人”,死在我的臂弯里。
我忙完了这一天必须做的事情,在日落时站到了朗读葬礼悼词的伦纳德船长的旁边。见习船员庞德的尸体被裹在他的吊床里,托付给了大海。
我谢绝了船长的晚饭邀请,去了后甲板上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了下来,旁边有一尊大炮,在那里我可以看着外面的水面,不让任何人看到我的脸。太阳在金碧辉煌的光芒中落下,取而代之的是如天鹅绒般布满星星的夜空,但没有恩典的时刻,每个景象里都没有属于我的安宁。
当黑暗笼罩着整条船,它所有的动作开始缓慢下来。我把头靠在大炮上,脸颊下打磨光滑的金属冰凉入肤。一个水手快步从我身边经过,专注于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全身疼得要命,头阵阵作痛,背部僵硬,双脚肿胀,但这些并没有任何意义,相比起来,我心中的痛苦更剧烈。
任何医生都不愿意失去病人。死亡就是敌人,把自己治疗的人输给黑暗天使的魔手,就是被击败,就会感到背叛和无能激起的愤怒,甚至是因失去而产生的人类的痛楚和对死亡结局的恐惧。在这一天的黎明和日落之间,我失去了二十三个病人,埃利亚斯是第一个。
有几个在我擦拭他们的身体或拿起他们的手时死去;还有一些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的吊床里痛苦而死,而我只来得及触碰他们一下。我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这段时间的现实,但我又知道——就在我抓住一个十八岁船员抽搐的身体时,他的肠子正溶解在血和水里——青霉素就可以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但是我没有,难堪像一种溃疡,吞噬着我的灵魂。
装有注射器和药剂的盒子被留在了“阿尔忒弥斯”号,在我备用裙子的口袋里。但即便我将它带在身边,我也不可能会使用它。即便使用,我能拯救的也仅仅是一两个人而已。虽然知道现实是这样,但当我在病人之间穿行,所有武器只是煮羊奶和饼干,以及空空的双手时,怒火因为这一切的徒劳而涌起,我咬紧牙齿,直到我的下巴疼痛难忍。
我的思绪跟我脚步走过的轨迹一样茫然昏乱,看着这些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或是死亡后慢慢松弛平缓下来的面孔,而他们都望着我。望着我。我举起无用的手,狠狠地砸在栏杆上,我砸了一次又一次,在一阵强烈的愤怒和悲伤之中,几乎感觉不到撞击的刺痛。
“停下来!”一个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腕,阻止我再次砸向栏杆。
“放开我!”我拼命挣扎,但他抓得太用力了。
“停下来。”他又坚定地开口。他的另一只胳膊环住我的腰,把我从栏杆处拉回去。“你不能那样做,”他说,“你会伤到自己的。”
“该死的,我不在乎!”我扭动着,想要挣脱他的控制,但随后就放弃了,认输了。那又能怎么样呢?
然后他放开了我,我转过身,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从未见过的人。他不是一个水手,虽然他的衣服因为长时间的穿戴而皱巴巴的,还带有味道,但它们原本很精美,鸽灰色的外套和背心是定制的,极好地显示着他修长的身段,颈部已不挺括的花边是来自布鲁塞尔的高级货。
“你到底是谁?”我惊讶不已。我抹了一把自己湿漉漉的脸颊,闻了闻,并凭直觉努力抚平了我的头发。我很希望阴影能藏住我的脸。
他微微一笑,递给我一块手帕,虽然皱巴巴的,但很干净。“我的名字是格雷,”他说着,温文尔雅地轻轻鞠了一躬,“我猜你一定是著名的马尔科姆夫人,伦纳德船长已经强烈赞美过你的英雄事迹。”听到这个,我皱了皱眉头,他停了下来。
“很抱歉,”他说,“我说错什么话了?我道歉,夫人,我无意冒犯您。”他看上去因为这种想法而着急,我摇了摇头。
“眼睁睁地看着人死去可不是英雄所为。”我回答。我的声音含混不清,于是我停下来擤了擤鼻子。“我只是在这里站会儿,仅此而已。谢谢你的手帕。”我有些犹豫,既不想把用过的手帕还给他,但也不想简单地揣进口袋。他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解决了我的困扰。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吞吞吐吐,犹豫不决,“一杯水?或者是一些白兰地?”他在外套里摸索着,取出一个刻有盾形纹章的袖珍小银瓶,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感激地点了点头,深深地吞下了一大口,被呛得连连咳嗽。酒灼烧着我的喉咙,但我又抿了一口,这一次我谨慎了些,觉得酒温暖了我,让我放松下来,有了力气。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又喝了一口。它很有用。
“谢谢你。”我把瓶子递回去,声音有点嘶哑。感到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唐突,于是我又补充了一句:“我忘了白兰地酒很好喝,我一直用它在医务室给人擦洗。”这句解释把我带回到当天发生的事情的破碎片段里,我瘫坐回刚才一直坐着的火药箱上。
“瘟疫持续不退散的话我得带着它?”他轻声问道。他站在我面前,旁边一盏灯的光在他深色的金发上闪耀着。
“不,会退散的。”我闭上眼睛,感到无比的凄凉,“今天只有一个新病例,昨天有四个,前天是六个。”
“这听起来有希望了,”他评论道,“好像是你战胜了病魔。”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一种浓密又厚重的感觉,就像堆在大炮旁的箱子里的一颗炮弹。“不,我们所做的是阻止更多的人被感染,对那些已经感染上的,我一件事情都做不了,该死的。”
“的确是。”他弯下腰,拿起我的一只手。我虽然很吃惊,但没有阻止他这样做。他用拇指轻轻地抚摸着我手上的水疱,那是被滚烫的羊奶灼伤的,他还碰了碰我的由于一直在酒精中浸泡而红裂的指关节。
“你似乎一直都很活跃,夫人,而某些人什么都不做。”他冷冷地说。
“我当然是在做事情!”我厉声说道,猛地把我的手抽回,“可这没有任何意义!”
“我敢肯定——”他开口说。
“没有意义!”我把拳头砸在大炮上,无声的撞击似乎象征着这一天充满痛苦的徒劳,“你知道我今天失去了多少人吗?二十三个!从早上开始,我的脚就埋在污秽和呕吐物中间,我的衣服紧贴在身上,而这并没有任何意义!我帮不了他们!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我帮不了他们!”
他的脸转到了阴影里,但肩膀是僵硬的。“我听到了你说的,”他平静地说,“你让我羞愧,夫人。在船长的命令下,我一直留在我的船舱里,但我不知道你说的情况,或者说尽管这样,我向你保证,我本该来帮忙的。”
“为什么?”我茫然地说,“这不是你的工作。”
“这是你的吗?”他转过身来,脸朝向我,我看到他很英俊,年纪也许接近四十岁,有着敏锐又精雕细琢的容貌,大大的蓝眼睛惊讶地睁着。
“是的。”我回答。
他端详了一会儿我的脸,表情从惊奇逐渐变为深思:“我懂了。”
“不,你不懂,但这并不重要。”我用手指紧紧地压自己的眉心,威洛比先生给我演示过,这样可以缓解头痛,“如果船长的本意是要你留在自己的船舱里,那么你就应该这么做。医务室有足够的人手帮忙,只是……没什么用处。”我说完,放下我的手。
他走到栏杆旁离我有几英尺远的地方,站在那里,望着面前漆黑的水域,偶尔扬起的海浪遇上了星光,此起彼伏地闪烁着。“我确实懂,”他重复着,好像在跟海浪说话,“我本来觉得你的苦恼只是因为女人善良的天性,但现在我明白这是完全不同的。”他停顿了一下,双手紧握着栏杆,星光下的身影模糊不清。
“我是一名士兵,一名军官,”他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手中掌握着人们的性命——并失去他们。”
我沉默了,他也是。船上的日常声响在远处继续飘荡着,这些声响因为夜晚和人手缺乏而减弱了许多。最后,他叹了口气,又向我转过身来。“归根结底,我想,就是你并非上帝这一事实,”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轻声补充道,“你不可能是上帝,这是真正的遗憾。”
我叹了口气,感觉到紧张情绪从我身上释放出去了。凉爽的风儿从颈部将头发吹起,卷曲的发梢在脸上飘扬,温柔得一如爱抚。“是这样的。”我回答道。
他犹豫了一会儿,好像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然后弯下腰,拿起我的手吻了一下,非常简单,毫不做作。“晚安,马尔科姆夫人。”他说完转身离去,甲板上响起很重的脚步声。
他刚没走出几米远,一个水手匆匆经过,看见了他,大喊一声停了下来。他是琼斯,一名乘务员。
“我的天!你不应该离开你的船舱,大人!夜晚的空气很致命,瘟疫在甲板上飘散——还有船长的命令——您的仆人是怎么想的,竟然让您这样在甲板上散步?”
我新结识的这位朋友满怀歉意地点头致意,并说:“是,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到甲板上来的,可是如果我在船舱里再多待一会儿,我就要窒息了。”
“窒息也好过死在血污中,大人,请原谅我这么说。”琼斯回答得十分严厉。我的朋友对此没有抱怨,仅仅咕哝了一句什么话,就消失在后甲板的阴影里。
琼斯经过的时候我伸手抓住了他的袖子,这让他恐惧极了,一阵乱喊。
“哦!马尔科姆夫人,”他回过神来,瘦骨嶙峋的手护在胸前,“天哪,我以为你是个鬼魂,夫人,请你原谅。”
“请你原谅我,”我礼貌地说道,“我只是想问你,刚才跟你讲话的那个人是谁?”
“哦,他?”琼斯扭头从肩膀上看过去,但那位聪敏的格雷先生早已不见了,“为什么会问这个?那位是约翰·格雷勋爵,夫人,他是牙买加的新任总督。”他冲着那位朋友的方向吹毛求疵地皱了皱眉,“他不应该来这里。船长下了严格的命令,让他待在下面安全的地方,远离危险。我们需要的只是进入港口,如果船上有一位死掉的政治人物,这会引起麻烦的,夫人,恕我直言。”
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然后转向我,点点头:“你要就寝了吗,夫人?我可以给你拿一杯好茶过来,也许还有点饼干。”
“不,谢谢你,琼斯,”我说,“睡觉之前我得去医务室再检查一遍。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好吧,依你,夫人,如你所说,任何时候都行。晚安,夫人。”他用手简短地碰了一下前额,匆匆离去。
走下去之前,我独自在栏杆旁站了一会儿,深深地呼吸着干净、新鲜的空气。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到黎明,星星在我头顶上空燃烧着,明亮又清晰,很突然地,我意识到,我默默祈祷的那恩典时刻,终究还是到来了。
“你是对的,”我最后向着大海和天空大声说道,“一次落日是远远不够的。谢谢你。”我补充了一句,走下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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