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融合
早晨醒来，我的感官变得尤其灵敏，粗糙的棕色松树皮、啄木鸟惯常的俯冲飞行，此类细节都显得十分清晰。由于步行四天来到大本营而造成的疲惫感也消失了。这是孢子的又一个副作用，还是因为一晚上的充分休息？我感觉精神好极了，根本不在乎答案。
然而，我的沉思很快被噩耗打破。人类学家失踪了，她帐篷里的个人物品也不见了。在我看来，更糟的是，心理学家似乎情绪不太稳，就像没睡觉似的。她古怪地眯缝着眼，头发比平时散乱。我注意到她靴子两侧沾有泥土。她倾向于将重心移到右侧，好像受了伤。
“人类学家在哪儿？”勘测员问道，而我站在一边，试图理清状况。我没说出口的问句是，你把人类学家怎么了？我知道这样问不太公平。心理学家跟从前并无分别；她的秘密魔法被我发现并不一定代表她就是个威胁。
面对我们逐渐增强的恐惧，心理学家作出如下奇特的陈述：“我昨晚跟她谈过。她发现这座……建筑……让她感到不安，甚至不想继续参与勘探。她已经回边界等待撤离。她带走了一部分报告，好让上级了解我们的进展。”心理学家总是习惯在不合适的时机露出一丝微笑，让我很想扇她一巴掌。
“但她留下了装备——还有枪。”勘测员说。
“她只带走必需的物品，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更多——包括额外的一把枪。”
“你认为我们需要额外的枪吗？”我问心理学家。我的确很好奇。我发现，在某些方面，心理学家就跟地下塔一样有趣，包括她的动机、她的理由。此刻为何不使用催眠？虽然我们都曾经过反射调节，有些事或许仍无法通过暗示来解决，或者重复多次效果便会减退，又或者由于昨天的经历，导致她现在精力不足。
“我想我们不知道会需要些什么，”心理学家说，“但假如人类学家无法正常工作，我们绝对不需要她留在这儿。”
我和勘测员瞪着心理学家。勘测员交叉抱着双臂。我们都训练过如何留意观察同事的精神状况，以发现突发的紧张或失常迹象。她的想法多半跟我一致：我们此刻需要作出选择。我们可以接受心理学家关于人类学家失踪的解释，也可以拒绝。假如拒绝的话，那就相当于指责心理学家欺骗了我们，因而在重要时刻对她的权力可以不予承认。假如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往回走，试图赶上人类学家，以证实心理学家的叙述……然后我们还愿意回大本营吗？
“我们应该继续执行原计划，”心理学家说，“我们应该去调查……那座塔。”在眼前的形势下提到塔，就像是公然乞求我的支持。
但勘测员犹豫不决，仿佛仍在抵抗心理学家昨晚的催眠暗示。这让我担心另一件事。在调查完地下塔之前，我不能离开X区域。这一事实已渗透我的全身。此种情况下，我无法想象这么快又失去一名组员，留下我独自跟心理学家相处。因为我仍对她不太放心，也不清楚孢子的效果。
“她说得对，”我说，“应该继续执行任务。没有人类学家我们也能应付。”但我专注地凝视着勘测员，以此向她俩明确示意，人类学家的事以后还要再查。
勘测员沉着脸点了点头，然后移开视线。
我听到心理学家长舒了一口气，不知是因为解脱还是疲惫。“那就这么定了。”她说，然后从勘测员身边擦过，开始准备早餐。以前总是人类学家做早餐。
在地下塔边，情况又变了。我和勘测员准备好轻便的袋子，带上食物和水，足够在下面待一整天。我俩都带了武器，也都戴上呼吸面具以隔离孢子，尽管那对我来说为时已晚。我俩也都戴着配有固定照明灯的硬质盔帽。
然而心理学家站在外围地势较低的草地上说：“我就在这儿戒备。”
“戒备什么？”我怀疑地问道。我不愿让心理学家处于视线之外。我希望她也身处勘探的风险之中，而不是站在我们头顶上方，暗示着居高临下的一切优势。
勘测员也不满意：“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三个人更安全。”她的语气近乎恳求，似乎承受着巨大压力。
“但你们需要确认入口是安全的。”心理学家一边说，一边将弹匣压入手枪。刺耳的摩擦声造成的回音比我预期的更久。
勘测员紧紧握住突击步枪，我看到她的指关节都发白了：“你得跟我们一起下去。”
“大家一起下去的话，风险并无回报。”心理学家说，从她的语调，我听出其中含有催眠指令。
勘测员紧握步枪的手放松下来。一时间，她的面容似乎变得有些模糊。
“你说得对，”勘测员说，“当然，你说得对。非常有道理。”
我感到一阵恐惧。现在是二对一。
我思考了片刻。心理学家凝神注视着我，而我也与她对视，头脑中却闪现出可怕的景象。比如回来时发现入口已被堵住；或者心理学家趁我们走出来时，将我们逐一射杀。只不过一星期来，她每晚都可以将众人在睡梦中杀死。
“这没那么重要，”稍过片刻之后，我说道，“对我们来说，你在上面跟在底下一样有价值。”
于是，在心理学家警惕的眼神下，我们跟先前一样钻了下去。
我们刚到平台层，尚未抵达那较宽的楼梯和墙上的字，我便首先注意到……这座塔在呼吸。不仅塔有呼吸，而且当我走上前用手触摸墙壁时，其内部似有回荡的心跳声……它并非由石头构成，而是活体组织。墙面上依然空荡荡的，但浮现出银白色的光泽。世界仿佛在摇晃，我沉重地倚着墙坐下，勘测员来到我身边，试图帮我站起来。当我终于站起身，却发现自己在颤抖。我不知如何用文字来描述这骇人的一刻。这座塔是某种活体生物。我们钻入了一个有机生命体内部。
“怎么了？”勘测员问我，她的声音隔着面罩，显得很沉闷，“出什么事了？”
我抓住她的手，将她的手掌强行按到墙面上。
“放开我！”她试图抽回手，但我仍然按住她。
“感觉到了吗？”我毫不放松，“你能感觉到吗？”
“感觉到什么？你在说什么？”当然，她很害怕。在她看来，我的行为毫无理性。
我仍坚持道：“振动。类似心跳的节奏。”我放开她的手，退后一步。
勘测员深深吸了口气，继续把手按在墙上：“没有。也许没有。不，什么都没有。”
“那这堵墙，它是由什么构成的？”
“当然是石头。”她说。在我头盔灯投下的光弧中，她脸上布满深邃的阴影，眼睛显得很大，陷在一圈黑影里，面罩则使她看上去缺了鼻子和嘴。
我深吸一口气，想要说明一切：我被感染了。心理学家对我们的催眠比想象中更深。那些墙是活体组织构成的。但我没开口。相反，我“收拾起自己的烂摊子”，这是我丈夫常用的说法，意思是振作精神。我收拾起自己的烂摊子，因为我们还得继续前进，而勘测员看不到我所见的景象，也感受不到我所经历的现象。我无法跟她解释。
“没事，”我说，“我一时失控。”
“你瞧，我们现在该回到地面上去。你产生了恐慌。”勘测员说。我们都曾被告知，在X区域，可能会有幻觉。我知道，她认为我出现了此种状况。
我拿起腰带上的黑盒子：“不——它没有亮。我们很安全。”这是个玩笑，但相当无力。
“你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她不放过我。
你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我心想。
“也许吧，”我承认道，“但那不是也很重要？不也是勘探的一部分？应该列入报告？我看到了你看不见的东西，这或许很重要。”
勘测员权衡了一下：“你现在感觉怎样？”
“很好，”我撒谎道，“现在没看见什么了。”我继续撒谎。我的心脏像是被困在胸腔里的动物，仿佛想要爬出来似的。勘测员此刻笼罩在一圈由墙壁的荧光所产生的光晕中。世界并未向后倒退，周围的一切没有离我远去。
“那我们继续，”勘测员说，“但你得保证，如果再看到任何反常现象都要告诉我。”
对此，我记得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反常？就像墙上奇怪的文字由微小的未知生物群落构成？
“我保证，”我说道，“你也会跟我一样，对不对？”转守为攻，让她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出问题。
她说：“只是别再碰我，不然我会伤到你。”
我点头同意。她不愿意相信我比她强壮。
凭借这一并不完美的协定，我们继续走下楼梯，进入塔的脏腑之中，而在塔身深处，各种各样的生物层出不穷，仿佛瑰丽的恐怖秀，我虽然难以完全理解，但仍尽力而为。从我职业生涯的最初开始，我就总是尽力尝试。
我在一栋出租的房子里长大，其后院有个泳池，里面长满植被。每次有人问起我为何会成为生物学家，我都会想到那泳池，它就像吸引我的磁石。我母亲是一名忧虑过度的艺术家，获得过一定成就，但有点太嗜好酒精，并且总是在艰难地寻找新客户。而我父亲是个经常失业的会计师，专门研究迅速致富的方案，却往往一无所获。他们俩似乎都没有能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有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被扔进这个家，而不是在那里出生似的。
虽然那形似肾脏的池子相当小，但他们并无意愿或意志力去清理。我们搬进去不久，池子周围就生出高高的草来。莎草和其他高茎植物生长茂盛。围绕着泳池的栅栏边，灌木丛也越窜越高，遮掩住链条。泳池周围有一条地砖铺成的小路，砖块的裂缝里生出青苔。沉积的雨水使得水位缓缓升高，而水藻让水面变得越来越浑浊。蜻蜓不停地在这一区域盘旋搜索。牛蛙迁了进来，水中总是有弯弯扭扭的黑点，那是它们的蝌蚪。水黾和水栖甲虫开始以此为家。父母要我把三十加仑容量的水族箱处理掉，但我将鱼都扔进了池子，其中一部分在环境的突变中生存下来。本地的鸟类，比如苍鹭和白鹭，受到青蛙、鱼和昆虫的吸引，也开始出现。令人惊奇的是，池子里居然还有小乌龟，但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搬来数月之后，水池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生态系统。远处角落里有一张生锈的草坪躺椅，是我专门放置在那里的。我经常缓缓穿过吱嘎作响的木门，坐在那张椅子上观察池中的一切。尽管对溺水有一种强烈且理由充足的恐惧，但我仍喜欢待在水边。
屋子里，我父母跟世上所有普通人一样，干着各种繁琐无聊的事，有时还搞出很大声响。然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迷失在水池的微型世界里。
我的专注无可避免地招致了父母毫无益处的说教，他们说我长年内向自闭，令人担忧，仿佛那样可以让我相信，他们依然拥有支配权。他们提醒我说，我朋友不够多（或根本没有），我好像不太努力，我应该做一份兼职。然而当我数次告知他们，我得躲着那些恃强凌弱的校霸，就像一只无奈的蚁狮，不得不藏身于校外废弃的碎石矿底下，他们却没有反应。而当某一天，我“无缘无故”往同学脸上揍了一拳，就因为她午餐时跟我打招呼，他们也没说什么。
于是我们继续执着于各自的理念。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我最喜欢假扮生物学家，而这种代入往往导致你与模仿对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哪怕只有远观才像。我把对池塘的观察写在几本日志中。我认识每一只青蛙，“老扑腾”和“丑跳跳”就完全不同，我知道哪个月草丛中会生出许多蹦来蹦去的小青蛙。我知道哪种苍鹭是迁徙的候鸟，哪种整年都会出现在此。甲虫与蜻蜓较难辨认，它们的生命周期也较难察知，但我仍勤勉地尝试了解。自始自终，我都避免阅读生态学与生物学书籍。我想要自己先发掘信息。
要是顺着我的意思——作为一个没有伴儿的小孩，又善于利用独处的时光——我希望可以永远观察这座微型乐园。我甚至将防水灯和防水相机装配到一起，计划将其沉入黑黝黝的水面，通过相机按钮上长长的连线拍摄照片。我也不知道那是否能成功，因为我突然不再有充足的时间。我们的运气到了头，无法继续负担租金。我们搬到一套狭小的公寓中，家里塞满母亲的画作，而在我看来，它们都跟墙纸差不多。替水池的命运担忧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折磨。新屋主能否明白它的美丽，能否理解让它维持原状有多重要？还是会为了恢复泳池的实际功能而把它毁掉，轻率地造成一场屠杀？
我一直不知道结局——尽管始终忘不了那繁荣茂盛的生物圈，却无法鼓起勇气返回。我只能向前看。通过观察水池中栖息的生物，我学到许多东西，并致以实用。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我再也没有回头看。当一个项目资金耗尽，或者我们的观察区域忽然被房产开发商买去，我便不再返回。有些死亡不可以重复经历，有些牵绊埋在体内太深，当它断裂时，会震动你的脏腑。
随着我们钻入地下塔中，长久以来，我头一回再次感受到儿时那种由新奇发现而带来的振奋。但我也等待着断裂的那一刻。
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与蠕虫共享……
塔内的楼梯层出不穷，泛白的台阶仿佛神秘巨兽的牙齿，盘旋而下。除了顺势而行，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有时候，我也希望像勘测员那样，感知受到限制。而今，我明白了心理学家为何要为我们提供庇护，我也很困惑，她自己要如何承受，因为没人替她提供……任何类型的庇护。
一开始“只有”文字，但那已经够我们困惑的了。它们总是在左边墙上，差不多同样高度，我试图记录，但数量实在太多，意义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因此要搞清其含义就像追踪骗局一样困难。我和勘测员立即达成一致：我们记下文本，但如要拍摄这些不停延伸、永无终止的语句，需得改天再来一次。
……与蠕虫共享且在黑暗中聚集以其生命之力包围世界而其余昏黄大厅中不可思议的黑影挣扎扭动因少数不可见且不可被见者缺乏耐心……
这些文字中带有险恶的意味，若是将其忽略，显然感觉不太放心。而当我们试图整理共同观察到的生物学现象时，自己的语句也被那气氛感染。也许心理学家想要我们看一看那些字，研究它们是如何被写上去的。也许忽略塔墙的物理存在本身就是一项艰巨耗力的任务。
我们开始向下方的黑暗中走去，并共同经历了以下现象：空气温度降低，也更潮湿，同时还有一种温和的甜味儿，仿佛淡淡的花蜜。我们也都看见文字里的手掌形生物。天花板比想象中要高，当我们抬起头，凭借盔帽上的灯，勘测员能看见亮闪闪的漩涡状轨迹，类似蜗牛或蛞蝓留下的粘液。天花板上点缀着一簇簇苔藓与地衣，还有像洞穴虾那样透明的微小生物，细长的腿仿佛踩着高跷，体现出极强的韧性。
有些现象却只有我能看见：随着塔的呼吸，墙壁微微起伏。文字的颜色如波浪般变化，像是某些种类的乌贼的闪光触手。另外，在文字的上方三寸至下方三寸范围内，有若隐若现的幻影，仿佛是以前的文字，也同样使用花体字母。不同层面的文字构成类似水印的效果，呈浅淡的绿色或紫色，浮现在墙面上，唯有这一迹象表明，它们可能也曾是凸出的字母，而其内容大多与主线重复，但也有例外。
当勘测员拍摄活体文字样本时，我便去读那些幽灵字体，想看看有多少区别。它们很难辨识——几条支线互相重叠，时断时续，一不小心就看花了眼，甚至分辨不出单独的字词。墙壁中这许多幽灵文本意味着此一过程已持续很久。然而，由于不清楚每个“周期”的长度，我甚至无法以年为单位来粗略估算。
墙上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交流元素。我不太确定勘测员是否看得见。我决定试探她一下。
“这个你认得吗？”我一边问勘测员，一边指着墙上交错的网状花纹。它从幽灵字体的下方一直覆盖到其上方，主要集中在中段。一开始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有规律的花纹，它有点像许多蝎子头尾相连串在一起，逐渐突起，然后又平复下去。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语言。也许只是装饰花纹，谁知道呢。
让我甚为欣慰的是，她能看见。“不，我不认识，”她说，“我可不是专家。”
我感觉一阵恼怒，不过不是针对她。我和她的头脑都不适合此项任务。我们需要语言学家。就算盯着那网状图案看得再久，我最具原创性的想法或许也就是感觉它们像是锐利坚硬的珊瑚枝杈。而对勘测员来说，它们大概就像一条大河的诸多湍急支流。
然而最终我还是拼凑起支线中的若干语句：世间尚存邪恶为何我应安息……上帝之爱眷顾理解忍耐的底限并懂得原谅的人……被选中为更强者效力。假如说主线是一种黑暗而费解的布道文，那这些片段与其宗旨类似，只不过语句结构没那么艰深。
它们是否出自更长篇幅的叙述？出自以前勘探队的成员？假如真是那样，目的为何？前后共经历了多少年？
然而所有问题都需要等到返回地面的光亮之中再说。我就像个机器人，机械地拍摄着一串串词语——即使勘测员以为我拍的是白墙，或者偏离了真菌文字的主体——对这些支线语句，我试图保持距离，避免妄加猜测。与此同时，主线文字依然继续延伸，依然令人不安：……午夜阳光下的黑水中果实将成熟而黑暗中的金色果实将豁裂揭示出泥土中致命的柔软……
这些文字令我有种挫败感。我一路收集样本，但并不太专注。用镊子塞进玻璃试管里的这些碎片……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猜不会太多。有时，你能预感到显微镜无法揭示真相。不久，墙中透出的心跳变得实在太大声，我趁勘测员不注意，停下来戴上耳塞，以阻隔心跳声。我们戴着面具继续往下走，听力则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受到限制。
注意到变化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她。但向下行走一小时之后，勘测员在我下方的楼梯上停了下来。
“你有没有觉得墙上的字变得更……新鲜？”
“更新鲜？”
“最近写的。”
一时间，我只能瞪着她。我已适应目前的状况，尽可能扮演一名中立的观察者，仅仅记录细节。但我感觉那好不容易获取的距离感又悄悄地消失了。
“关掉你的灯？”我建议道，并同时熄灭了自己的。
勘测员犹豫不决。经过我上次的冲动表现，她得要过一阵才能再信任我。她不可能不假思索地回应这样一个会使我们立即陷入黑暗的请求。但她还是关灭了灯。事实上，我特意把枪留在腰带上的枪套里，她只需松开绑带，从肩头卸下突击步枪，便能以流畅的动作在瞬间将我消灭。这种对暴力的预期并无任何合理依据，却出现得太过容易，仿佛有外力将其塞入我脑中。
黑暗中，塔的心跳依然在我耳中震荡，随着墙壁抖颤的呼吸，文字轻轻摇曳。我发现，与记忆中楼上的各层相比，它们的确显得更有活力，颜色更鲜亮，闪光更强烈。此种效果甚至比墨水笔写的更为明显。明亮湿滑，新鲜的感觉。
站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点，我抢在勘测员之前开口，以图将此发现据为己有。
“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书写文字，它可能还在继续写。”我们正在探索一个有机生命体，其中可能含有另一个神秘的有机生命体，而后者正用更多其他有机生命体在墙上书写文字。这使得儿时那片覆满植被的水池显得太简单、太单调。
我们重新打开灯光。我看到勘测员眼中含有恐惧，但也有一种奇怪的坚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我的。
“你为什么说什么东西？”她问道。
我没明白。
“你为什么说‘有什么东西’，而不是‘有什么人’？为什么不是‘人’？”
我只是耸耸肩。
“拔出你的枪。”勘测员说道，她的语调中带着一丝厌恶，但也掩盖了某种更深层的情绪。
我遵从她的吩咐，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然而握枪让我感觉笨拙别扭，仿佛这一举动并不适合即将面对的形势。
在此之前，一直是我领头走在前面，而现在，我们仿佛互换了角色，探索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显然，我们已建立起一套新规程，不再记录墙上的文字与生命体，脚步也快了许多，注意力集中在解读前方的黑暗，并且压低语声，仿佛怕人听见。我先走到弯弧处，勘测员在背后掩护，然后换她走到前面，我跟随在后。我们从没提起要返回。监视我们的心理学家就好像在千里之外。我们全身充斥着紧张不安的能量，因为也许答案就在下方。活生生会呼吸的答案。
至少勘测员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她无法感觉到或听到墙壁的心跳。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前进，连我也难以想象是谁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我回头望向边界，看到一片闪亮的空白，而此刻我脑中就只有这一景象。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不可能是人类。
为什么？原因很明白——继续下行二十分钟之后，勘测员终于也注意到了。
“地上有东西。”她说。
没错，地上有东西。一段时间以来，台阶上都覆盖着一层残留物。我没有停下仔细查看，因为怕勘测员担心，也不确定她是否最终会发现。残留物从左边墙一直覆盖到距离右边墙两英尺处。换言之，它占据了楼梯上八九英尺宽的区间。
“让我看一下。”我说道，但并不理会她颤抖的手指。我跪下来，扭头让头盔灯照亮上方的阶梯。勘测员回身走上去，站在我身后仔细观看。残留物闪烁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略微有些反光，还夹杂着类似干血块的红色小碎片。我用笔戳了一下。
“有点像粘液，”我说，“大约半英寸厚，覆盖着台阶。”
总体感觉是，曾有某种东西顺着楼梯滑行。
“这些印痕是怎么回事？”勘测员一边问，一边再次俯身指点。她压低了嗓音，在我看来那并无意义，而且她的语声不太自然。但我发现，每次留意到她变得更为惊恐，我自己却更镇静。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印痕。滑行，或者拖拽，但速度很慢，因此从残留物中能看出不少情况。她指出的印痕呈椭圆形，大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共有六个，分成两列散布于阶梯上。其内部有许多细小的凹陷，像是纤毛留下的印迹。每个印痕的外围十英寸左右，有两圈不规则的线条，如同波浪一般起伏，就像裙子的褶边。而自“褶边”向外，还有更多淡淡的“波纹”，仿佛能量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它类似于退潮时海浪在沙滩上留下的痕迹，只不过线条被擦得模糊不清，就像炭笔画。
这一发现令我着迷。我忍不住凝视着那足迹，以及其中的纤毛印痕。我猜想，这种生物可以矫正楼梯倾斜的角度，就像带有自动稳定系统的摄像机能矫正地面的颠簸起伏。
“你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勘测员问道。
“没有，”我答道，我使劲忍了忍，避免过于刻薄尖酸的回答，“没有，我从没见过。”某些三叶虫、蜗牛和蠕虫都会留下相对简单的痕迹，但隐约与此有些相似。我确信，外面世界里从没人见过像这样大而复杂的痕印。
“那又是什么？”勘测员指向稍高处的一级台阶。
我将灯光指向该处，看到残余物中有个隐约的鞋印。“我们自己的靴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她摇了摇头，盔帽上的灯光随之左右颤动。“不，你看。”
她指出我和她的鞋印。这属于第三个人，而且是向上返回的。
“你说得对，”我说，“是另一个人，不久前曾来过这里。”
勘测员迸出一串咒骂。
当时，我们没想到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足印。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首批勘探队的报告中，X区域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原始空旷的荒野。第二和第三批勘探队没有返回，他们的命运揭晓之后，勘探活动暂时停下来。等到勘探再次启动，用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志愿者，他们对其中的风险至少有一定了解。自此以后，勘探队的成果参差不齐。
第十一期勘探队尤其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其中有个事实我尚未完全坦率地说明。
我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医务员。他从来就不想当医生，而是希望加入应急救援队或急救中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场为伤员鉴别分类”。一个朋友招募他进入X区域勘探队。在他转换到急救服务之前，他们曾共同为海军工作。一开始他不太确定，没有答应，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他。这给我们之间造成许多摩擦，尽管我俩本来就已矛盾重重。
我知道查出这条信息并不难，但我希望你在阅读本文时会认为我是个可信而客观的见证人，志愿参与X区域的工作也并非因为与勘探目标无关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事实，我丈夫的勘探队员身份与我加入的原因并不相干。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通过他而受到X区域的影响呢？他前往边界大约一年之后，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人。我手握棒球棍，离开卧室，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发现丈夫站在冰箱旁，依然穿着勘探制服，他在喝牛奶，奶液沿着下巴和脖子滴落。他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剩余的食物。
我无言以对，只能瞪视着他，仿佛他是海市蜃楼，只要我动一动，或者开口说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比无影无踪更虚无。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我需要与这突然出现的幽灵保持一点距离。他不记得如何离开X区域，也完全不记得返回的旅途，只是对勘探任务本身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他有种古怪的平静，当问及所发生的事，他会显得略有些恐惧，也承认自己的失忆很反常。我们曾经为他去X区域的事而争执，我们的婚姻由此而开始瓦解，但他的这部分记忆似乎也消失了。他以前总是以各种方式指责我疏远冷淡，有时说得隐晦，有时则不那么隐晦，而现在，他自己也有一种疏离感。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脱掉他的衣服，让他去洗澡，然后带他走进卧室，骑在他身上与他做爱。我试图找回记忆中那个人的碎片。他与我完全不同，外向冲动，总是期待有助于人。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业余帆船手，每年都有两周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去海边驾船出海。我发现他如今完全变了。
他在我体内的时候，一直仰视着我，通过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的确记得我，但就像隔着一层雾气。不过这暂时也有点作用，能让他显得更真实，能让我假装一切正常。
但只是暂时而已。他回到我生命中只待了大约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晚上，他们便把他带走了。经过冗长拖沓的安全审核之后，我可以去观察所探访，直到他最后的日子。在那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地方，他们对他进行测试，试图突破他的平静与失忆，然而并不成功。他跟我打招呼，就像是老朋友——仿佛一个支点，让他的存在显得更可信——而不是爱人。我承认，我去看他是因为仍抱有希望：我曾经了解的这个人还有一星半点的残留。但我并未发现任何迹象。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他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手术切除的全身性癌变。即使是在那天，他仍用那种略带疑惑的表情注视着我。
六个月后，他死了。在这整个期间，我始终无法逾越他的面具，无法找到我曾经了解的那个人，不管是通过我自己跟他的互动，还是后来看他们的面谈录像。勘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经过面谈，他们最后也都死于癌症。
无论X区域中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并没有回来。没有真正回来。
随着我们继续深入黑暗的地底，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丈夫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不知道我的感染对此会有何影响。我的历程与他相同，还是他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使是类似的经历，他的反应有何不同？而这又会如何改变往后的事？
地上的粘液越来越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的碎片是下面那东西释放出的活体组织，因为它们在粘液里扭动。覆盖物的颜色变得更鲜亮，仿佛为我们铺设的金色地毯，好让我们踩着它去参加一场奇特而华丽的宴会。
“我们要不要回去？”我跟勘测员有时会说。
另一人则会说：“过了下一个转角，再往前一点，然后我们就回去。”对我们之间脆弱的信任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好奇心的考验，看我们是选择无知还是危险。我们的好奇心与恐惧并存。我俩小心翼翼，一步步在粘滞的分泌物中行走。即使我们不停地前进，那粘液仍像要拖住鞋底似的，但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最终将会趋于停止。只要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当勘测员拐过一个转角，她忽然退回来，撞到我身上，并将我推上几格楼梯，而我也并不抵抗。
“下面有东西，”她在我耳边低语道，“像是一具尸体，或者一个人。”
我没有指出尸体有可能就是人的：“它有在墙上写字吗？”
“没有——倚坐在墙边。我只粗略地瞥了一眼。”面罩里，她的呼吸又急又浅。
“男人还是女人？”我问道。
“我觉得它是个人，”她忽略我的提问，继续说道，“我觉得它是个人。我觉得它是。”尸体是一回事；但不管经历多少训练，都无法让你准备好遭遇怪物。
然而，不调查一下这个新谜团，我们不能爬出塔去。不能。我抓住她的肩膀，让她看着我：“你说倚在墙边坐着的像是个人。那不是我们追踪的东西。这跟另一个人的鞋印有关。你很清楚。我们可以先看一眼，然后回到上面去。不管发现什么，我们都不再往前走了，我保证。”
勘测员点点头。到此为止，不再深入地下，这一想法足以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只要完成这最后一件事，很快会见到阳光。
我们再次向下走去。此时，楼梯显得尤其黏滑，不过也许是由于我们紧张不安。我们缓缓行走，依靠右边空白的石墙保持平衡。塔很安静，停止了呼吸，其心跳突然减缓，比先前显得更遥远，但这或许是因为我只听见血液在自己头脑里奔流。
转过墙角，我看到那个身影，并用头盔灯将它照亮。假如我迟疑片刻，便永远不会再有勇气。那是人类学家的尸体，倚靠在左边的墙脚下，双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仿佛在祈祷，嘴里有绿色的东西溢出来。她的衣服似乎有种奇怪的模糊感。她的身上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几乎难以察觉，我猜勘测员根本就看不见。我想不出有哪种情形，人类学家依然还能活着。我只是想到，心理学家骗了我们。她在高处守着入口，仿佛是一种威慑，突然间，那沉重的压力让我简直无法忍受。
我伸出手掌示意勘测员待在后面别动。我往前走，灯光照向下方的黑暗。我经过尸体，确认楼梯再往下是空的，然后迅速回上面来。
“在我检查尸体的时候保持警戒。”我说。我没告诉她，我隐约感觉到地下深处有某种东西在缓缓移动。
“那真是尸体？”勘测员说。也许她以为是更稀奇古怪的东西，也许她以为那人只是睡着了。
“是人类学家。”我说。她肩膀的姿态变得紧张起来，看得出，她理解其中的含义。她一言不发，从我身边挤过去，站到尸体另一侧，突击步枪指向黑暗之中。
我轻轻地跪在人类学家身边。她的脸几乎难以辨认，剩余的皮肤上布满古怪的灼痕。她的下颚像是被人残忍地用力掰折，一股绿色的灰烬从中流淌出来，堆积在她胸口。她的手搭在膝部，掌心向上，已经没有皮肤，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细丝状物体，以及更多灼痕。她的双腿看上去就像溶化到一半，又融合在一起，一只靴子不见了，另一只扔在墙边。人类学家周围散落着一些取样试管，就跟我带的那种一样。她的黑盒子已被压坏，躺在距离尸体数英尺远处。
“她怎么了？”勘测员低语道。她在站立警戒中，时不时不安地回头看我，仿佛这里发生的事尚未结束。仿佛她预期人类学家会活过来，变成可怕的怪物。
我没回答她。我最多只能说不知道，而这句话也许证明了我们的无知或无能，或两者兼有。
我用灯光照亮人类学家上方的墙壁。数英尺长的区间里，文字起伏不定，忽上忽下，然后才逐渐恢复平稳。
……深渊的阴影仿似畸形花朵的花瓣盛开于头颅中令思维扩展至任谁都难以承受……
“我想她是干扰了那东西在墙上写字。”我说。
“它把她弄成了这样？”她像是在乞求我找出另一种解释。
我找不出，因此没有回答，只是继续观察，而她就站在一旁看着我。
生物学家并非侦探，但我开始像侦探一样思考。我查看周围地面，先是辨认出阶梯上自己的足印，然后是勘测员的。我们扰乱了原先的脚印，不过我仍可以看出一些痕迹。首先，那怪物——不管勘测员的期望如何，我无法想象那是个人类——显然是猛地转回身来。粘液残留物不再是平滑的移动轨迹，而是构成顺时针漩涡，我想象中的“脚”所留下的印迹在突然转变中被拉得更长。然而在漩涡之上，我还能看出鞋印。我小心绕开这片冲突的证据，捡起那只靴子。漩涡中间的脚印的确是人类学家的——我也能顺着残缺的鞋印追溯到右边墙壁，她似乎曾紧扒住墙面。
我脑中开始形成一幅景象，人类学家悄悄地在黑暗中摸下来，观察那东西书写文字。尸体周围闪亮的玻璃试管让我猜测，她大概是企图采集样本。但这是多么疯狂与轻率！风险实在太大，而我印象中人类学家根本不是那种冲动或勇敢的类型。我静立片刻，然后继续顺着楼梯往上走，并示意勘测员守在原地，尽管这让她很不安。假如有可供射击的目标，她或许会比较平静，但我们只有自己的想象。
十几级阶梯之后，我仍能在狭窄的视野中看到死去的人类学家。在这里，我找到面对面的两组鞋印。一组属于人类学家，另一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勘测员的。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仿佛看到了一切。半夜里，心理学家叫醒人类学家，将她催眠，然后一起进入塔内，并一路下行至此。这时，心理学家给催眠状态下的人类学家下了一道她应该也知道是自杀性的命令。于是人类学家径直走到在墙上写字的怪物身边，试图采集样本——并因此而丧命，多半十分痛苦。接着，心理学家逃跑了。毫无疑问，当我从此处往下走回去时，没有再发现她的脚印。
我是否对人类学家感到怜悯与同情？软弱，受困于陷阱之中，她别无选择。
勘测员仍在不安地等着我：“你发现什么了？”
“另外有个人跟人类学家在一起。”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勘测员。
“但心理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我，“到了早上我们反正都会下来的。”
我感觉就像从千里之外看着勘测员。
“我不知道，”我说，“但她一直在催眠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平静。也许这勘探的目的跟他们所说的不同。”
“催眠。”她的语气就好像那个词毫无意义似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勘测员似乎很怨恨——怨恨我，或者我的推测，但不知是哪一样。然而我理解其中原因。
“因为，出于某些原因，我变得不受催眠影响，”我告诉她，“今天我们下来之前，她把你催眠了，以确保你会尽责。我看着她这么做的。”我想要向勘测员坦承——告诉她我是如何变得不受影响的——但我相信，那将是错误的举动。
“你居然什么都没做？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她有考虑要相信我。也许她脑中仍有些模糊的残留印象。
“我不想让心理学家知道她无法催眠我。”而且我想要下来。
勘测员静立思考了片刻。
“信不信由你，”我说，“但请相信一点：等我们回到地面时，需作好准备应付任何情况。我们需要束缚住或杀死心理学家，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计划。”
“她为什么要有所计划？”勘测员问道。她的语气是鄙视，还是依然只有恐惧？
“因为她得到的命令跟我们的不一样。”我说道，仿佛像是在向个孩子解释。
她没有回答，我认为这是她开始接受这一概念的迹象。
“我先上去，因为她无法影响我。你得戴着这个，也许能帮你抵抗她的催眠暗示。”我将额外的一副耳塞递给她。
她犹豫地接过去。“不，”她说，“我们一起上去，同一时间。”
“这不明智。”我说。
“我不管这是怎么回事。我得跟你一起上去。我不会等在黑暗中让你来解决一切问题。”
对此，我思索了片刻，然后说：“好。不过假如我发现她开始控制你，我就得阻止她。”至少是尝试阻止。
“假如你是对的，”勘测员说，“假如你讲的是实话。”
“我是的。”
她没有理会，继续说：“尸体怎么办？”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达成了一致？希望如此。也许在返回途中，她会试图缴我的械。也许心理学家早就让她准备好应付这种状况。
“把人类学家留在这儿。我们不能负担太重，也不知道会携带什么样的污染。”
勘测员点点头。至少她不感情用事。我们都清楚，人类学家就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已。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人类学家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她被迫执行一项会导致自己死亡的任务，一定充满恐惧。她看见了什么？在一切陷入黑暗之前她看到的是什么？
返回之前，我捡起一支散落在人类学家周围的玻璃试管，其中有微量的暗金色物质，仿佛黏乎乎的血肉。也许临终前她终究还是采集到了有用的样本。
我们向着光明攀爬回去。为了让自己分心，我一遍遍回想训练时的情形，寻找有什么线索与信息可以解释我们的发现。但我一无所获，只是发现自己竟如此容易受骗，以为他们告诉我的是有用的东西。训练时，重点始终是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回头想来，我感觉他们当时几乎是故意在掩饰和误导，还装作是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受到惊吓与打击。
地图是最首要的误导，因为其作用不就是强调一些东西，又隐藏一些东西吗？他们总是让大家查看地图，记住其中的细节。六个月中，那不知名的教官不停地训练我们记忆灯塔的位置。它在大本营的哪个方位，距离这片房屋有多远，离那一片又有多远。我们需要勘测的海岸线有多长。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而不是大本营。我们太习惯于地图，习惯于它的尺寸，习惯于其中的内容，以至于想不到去问为什么，甚至想不到去问有什么。
为什么是这一段海岸？灯塔里有什么？为什么营地设在森林中，远离灯塔，却靠近地下塔（当然，它并不存在于地图中）——还有，大本营是否一直设在此处？地图以外有什么？如今我知道催眠暗示的作用有多强，因而意识到，集中注意力在地图，这本身或许就是一条植入的暗示。我们不提问题是因为被预设了不要提问的指示。而灯塔或许也是触发催眠的潜意识信号，不管它是象征意义的，还是真实的——无论扩张成X区域的是何种存在，灯塔可能就是一切的中心。
他们给予我的本地生态系统概述也有类似的障眼效果。我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熟悉此处的过渡生态系统，包括可能遇到的动植物群落、交叉授粉现象，等等。但我也接受了关于菌类和地衣的加强课程。鉴于墙上的文字，我此刻赫然意识到，这才是所有研习的真正目的。假如地图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那生态学研究才是真正替我作准备的课程。除非是我太多疑，不然的话，那意味着他们知道塔的存在，而且可能一直都知道。
我的怀疑由此开始延伸。我们需接受高强度的生存与武器训练，以至于大多数夜晚，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倒头便睡。即使偶尔一起参训，也是分头行动。第二个月时，他们消除了每个人的名字。只有X区域里的东西可以有名字，而且都只是最宽泛的词条。这同样是一种扰乱，防止提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只有通过了解具体细节才能提得出。不过必须是恰当的细节，而不是像X区域有六种毒蛇这样。没错，这是一种猜测，然而我没心情去排除哪怕最不现实的状况。
当我们准备好越过边界时，已经了解一切……但其实也一无所知。
我们从地底钻出来，扯掉面具，眨着眼走进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但心理学家并不在附近。我们已准备好应付任何情形，却没考虑到心理学家会消失。这让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那是普通的一天，天空明亮蔚蓝，林立的树木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取出耳塞，发现根本听不见塔的心跳。塔底下看到的情景与日常平凡的一切竟然可以共存，这让人颇为困扰。就像潜水至深海后上浮太快，只不过让我们得减压症的是记忆中所见到的生物。我们一直在附近寻找心理学家，相信她是躲了起来。我们希望能找到她，因为她一定会给出解释。一段时间过后，继续在塔边的同一区域搜寻显得有些病态。然而在将近一小时内，我们却始终停不下来。
最后，我无法否认事实。
“她走了。”我说。
“她可能回大本营去了。”勘测员说。
“你是否同意，她的消失是一种负罪的表现？”我问道。
勘测员向草丛中啐了一口，凝神注视着我：“不，我不同意。也许她出了什么事。也许她需要回营地。”
“你看到了脚印，也看到了尸体。”
她用步枪指了指：“我们先回大本营。”
我完全无法看透她。不知她是对我产生了敌意，还是仅仅出于谨慎。总之，来到地面上让她胆大起来，而我还是希望她多一点犹疑。
然而回到大本营之后，她的坚决又有些消退。心理学家并不在。不但不在，她还带走了一半补给和大部分枪支，或者是将它们埋到了别处。因此我们知道心理学家还活着。
你得明白我当时的感受，还有勘测员的感受：我们是科学家，接受的训练是为了观察自然现象，以及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不曾受训应对此等奇异事件。在特殊状况下，即使存在假想的敌人，也是一种安慰。如今我们经历的事可谓前所未有，任务开始不到一周，我们不仅在边界上失去语言学家，现在连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没了。
“好吧，我放弃，”勘测员一边说，一边扔下步枪，垂头丧气地坐到在人类学家帐篷门前的椅子上，而我则在帐篷里面翻查搜寻，“我暂且相信你。因为我实在别无选择。因为我没有更好的推测。现在怎么办？”
人类学家的帐篷里依然毫无线索。她的恐怖命运仍使我心惊。被迫自寻死路。假如我猜得没错，那心理学家就是凶手，比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更残忍。
我没有回答勘测员，于是她又加强语气重复道：“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我从帐篷里钻出来，说道：“检查我拿到的样本，冲洗并查看照片。明天也许再回到塔底下去。”
勘测员发出刺耳的笑声，她在竭力思考如何回答。一时间，她的脸仿佛像要撕裂开来似的，也许她仍在跟催眠暗示的残余效果奋力抗争。最后，她终于说：“不。我不要再下去那地方了。而且那是隧道，不是塔。”
“那你想要干什么？”我问道。
她似乎突破了壁垒，语速变得更快，也更坚决：“回到边界，等待撤离。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下去，假如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心理学家此刻正在暗地里策划，哪怕只是寻找借口跟我们解释。不然的话，假如她因为受到攻击而致死伤，那更是需要赶紧撤离的理由。”她点起一支烟。那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存货之一。两股长长的烟雾从她鼻子里喷出来。
“我还不打算回去，”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行。”尽管发生了这许多事，我依然一点也没打算返回。
“你喜欢这地方，是真喜欢，对吗？”勘测员说。那其实并非问句，她的语气中带着怜悯或者说厌恶，“你认为这应该持续得更久？告诉你吧，即使是在模拟失败结果的军事演习中，我见过的形势也比这更好。”
她的观点或许没错，但她受到恐惧的驱使。我决定偷师心理学家的拖延策略。
“那就先看一看带回来的东西，然后再作决定。明天你随时可以出发返回边界。”
她又吸了口烟，仔细琢磨着。毕竟去边界需要步行四天。
“有道理。”她说，态度暂时缓和下来。
我没说出心里的想法：也许没那么简单。她穿越回边界之后，或许会跟我丈夫的情况一样，失去独立人格。但我不想让她感觉毫无出路。
下午的剩余时间里，我都在自己帐篷外临时搁置的桌子上用显微镜观察样本。勘测员则在充当暗室的帐篷里冲洗照片，这对习惯于数码上传的人来说是件繁琐的事。等待照片显影的时候，她又去翻查前期勘探队留在大本营的各种地图与文件。
那些样本就像是一串莫名的笑话，我无法理解其精妙之处。构成墙上文字的细胞结构不同寻常，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细胞极为完美地模拟了某种腐生生物。我提醒自己，下次要记得从文字后面的墙壁上取样。我不知道菌丝渗入有多深，底下是否还有结节，而表面的菌丝是否只起到岗哨的作用。
手掌状生物的样本组织根本难以解释，虽然这很奇怪，但无法从中获取任何信息，我的意思是，样本里并无细胞，只有连续的琥珀色表面，内部还有一些气泡。当时，我的解释是，这批样品受到了污染，或者此种有机组织分解太快。后来我又有个想法，但那来得太迟，来不及测试：我吸收了该生物的孢子，有可能导致样本作出某种反应。我没有合适的医疗设备，无法检测自从那次遭遇之后，我的身体与思维是否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然后是人类学家试管里的样本。基于明显的理由，我将它留到最后。我让勘测员取出一部分，抹在玻璃片上，用显微镜观察，并记下结果。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要我来做？”
我略一迟疑：“理论上说……可能有污染。”
她紧咬牙关，表情生硬：“理论上说，你跟我的受污染程度为何会有不同？”
我耸耸肩：“没什么特殊原因。但我是第一个发现墙上有字的人。”
她看着我，发出刺耳的笑声，仿佛我在胡言乱语。“我们已经走得那么深。不管这地方是怎么回事，你真以为面具可以保护我们吗？”她错了——我认为她错了——但我没有纠正她。出于许多原因，人们可能忽略或简化信息。
于是没什么可再多说的，她继续干她的事，我依然眯缝着眼通过显微镜观察从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身上取下的样本。起初，我搞不清这是什么，因为太出乎意料。那是脑组织——不是别的脑组织，而是人类的脑组织，只不过稍许有点异常。我当时的想法是，样本已经变质，但即便如此，也并非因为我的缘故：勘测员的记录与我所见到的完全吻合，而当她稍后再看时，也确认样本并无变化。
我通过显微镜窥视，然后抬起头，而后继续窥视，仿佛无法看清样本。最后，我定下心凝神注视，直到眼中只剩下一堆圆圈和歪歪扭扭的曲线。这真是人类的吗？还是它在冒充人类？正如我所说，它有些异常。而且人类学家是如何取样的呢？就拿着个勺子走到怪物跟前问“我能搜集你大脑的活体组织吗？”？不，样本一定是取自外部表层。就是说，不可能是脑组织，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是人类。我再次产生飘忽晕眩的感觉。
此时，勘测员走过来，将冲印出的照片扔到我桌上。“毫无用处。”她说。
墙上文字的照片全都是混乱的彩色荧光，仿佛对焦不准，而除文字之外的影像则是一片黑暗，少数过渡区域的照片也全都失焦。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墙壁缓慢稳定的呼吸所致，也许它还释放其他引起光线扭曲的因素，比如热量之类。这让我想到，我并未从墙壁上取样。我认出文字是生命体，我知道墙壁也是生命体，但我的大脑依然把墙当作无生命的物体，把它当作建筑的一部分。
“我理解。”勘测员说，她显然误解了我的咒骂，“你的运气如何，那些样本怎么样？”
“不行，运气太糟。”我一边说，一边依然注视着照片，“地图和文件里有什么吗？”
勘测员用鼻子出了口气。“什么鬼东西都没有，只是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观察灯塔，前往灯塔，住在那该死的灯塔里。”
“所以我们一无所获。”
勘测员并不理会，而是说道：“现在怎么办？”显然她很厌恶这个问题。
“晚餐，”我说，“然后沿着营地周围转一转，确保心理学家没躲在灌木丛里。然后再考虑一下明天做什么。”
“我告诉你吧，有一件事明天我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回到那隧道里。”
“塔。”
她瞪着我。
没必要与她争辩。
黄昏时分，我们在营火边吃晚饭，熟悉的哀号声又从盐水沼泽那里传来。我专注于用餐，几乎没有注意。不知何故，食物非常美味。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之后，又去添加，惹得勘测员疑惑地瞪视着我。我们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交谈意味着制订计划，而我定的计划她肯定不喜欢。
起风了，天开始下雨。我感觉每一颗落下的雨滴都像是有着诸多刻面的液体钻石，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折射出光芒。我嗅到海洋的味道，脑中想象着翻滚的波浪。风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夹带着沼泽芦苇的泥土气息，钻入我的每一个毛孔。在塔内的封闭空间里，我试图忽略自身的变化，但我的感知似乎太过敏锐。我仍在逐渐适应，但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想到，仅仅一天之前，我还是另一个人。
我们轮流值夜。让心理学家偷偷摸进来似乎比牺牲睡眠更不明智。她知道营地周围每一根警报触发线的位置，而我们还没时间将它们卸掉重装。我让勘测员值第一轮岗，以示诚意。
半夜里，勘测员进来叫醒我值第二轮岗，但我早已被雷电吵醒。她心情烦躁地上床睡觉去了。我怀疑她并不信任我，只是经过一天的压力，她肯定一刻也无法再睁开眼。
雨依然很大。我并不担心帐篷会被冲走——这是军队制式的，可以承受除龙卷风外的一切天气——但如果我一直保持清醒，还不如去体验一下暴风雨。因此我走到外面，步入杂乱灼人的雨水和阵阵狂风中。我听见帐篷里传来勘测员的鼾声，她或许曾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入睡。营地边缘的信号灯发出昏暗的光线，在其照射之下，帐篷就像是一块块三角形的阴影。我感觉连黑暗都有了生命，围绕在我四周，仿佛具备实际形体。我甚至不能断言这是不是一种凶险的存在。
那一刻，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个梦——训练、从前的生活、我离开的那个世界，所有这些都不再重要。唯有此时此地才有意义，而且并非因为我受到心理学家催眠。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控制下，我透过树木间参差狭窄的空间，凝视着远处的海岸。在那里，黑夜、云团与海洋汇聚成一片更广阔的黑暗。再往远处，是另一道边界。
接着，就在那黑暗中，我看到闪动的橙色光芒。只是一小缕光，悬在高高的天空中。我很疑惑，但随即意识到，一定是源自灯塔。我看着它略略移向左上方，消失片刻之后，又出现在更高处，然后便永远消失了。我等待那光芒重新出现，但它再也没有亮起。不知何故，光线熄灭越久，我就越不安，仿佛在这奇怪的地方，一点亮光——不管什么样的亮光——就是文明的迹象。
我丈夫从第十一期勘探队返回，在他与我单独相处的最后一天里，也下了一场暴雨。那一整天就像梦境一样清晰，既熟悉又怪异——在熟悉的日常惯例中，有一种怪异的平静，甚至超越在他走之前我所习惯的气氛。
在他出发去勘探前的数周中，我们经常争吵——激烈地争吵。我将他推到墙边，朝他砸东西，试图击穿他那盔甲般牢固的决心，但如今我知道这多半是催眠暗示强加于他的。“你要是去了，”我对他说，“也许就回不来；就算回来，我也不能保证会等你。”对此，他发出令人恼怒的笑声，并说道：“哦，你一直在等我吗？我到了吗？”当时，他已下定决心，任何阻碍只不过是刺耳的笑话——无论是否被催眠，这都是十分自然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要决定去做一件事，就会不计后果，一路走下去，让冲动变成动力，尤其是当他感觉自己的贡献意义重大，甚至超越自身的存在时。这是他当初跟随海军进行第二轮巡航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关系变得很脆弱，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很合群，而我偏好独处。这曾经是促进我俩关系的动力，但如今已不再有效。从前，我不仅觉得他英俊，更赞赏他那自信外向、乐于与人接触的性格——我认为这是对我自身个性的一种有益补偿。他也颇具幽默感，我们初次相逢，是在本地一个拥挤的公园里。他假装我俩都是侦探，正在为调查案件而监视一名嫌犯，并由此渗透瓦解了我的沉默寡言。借由编造周围忙碌人群的生活，我们也谈及彼此的日常。
即使当他感觉已突破我的防线，我依然谨慎而孤僻。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来说一定就像是个谜团。也许我是个待解的谜，也许他只是认为一旦对我有所了解，就能继续突破，找到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我。在一次争执中，他也的确如此承认——试图将他志愿参加勘探这件事归结为某种标志，以证明我将他推拒得有多远，但后来，他惭愧地收回了这番话。为避免误解，我明确地告诉他：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那个人并不存在，我表里如一，也永远不会改变。
在交往早期，我们经常躺在床上聊天。我曾告诉他泳池的事，他被深深吸引住了，或许还期待会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关于我孤独的童年时代，他避而不谈，只是专注于泳池本身。
“要是我的话，就会在池子里开船。”
“船长一定是‘老扑腾’，”我答道，“一切愉快而完美。”
“不，因为我会发现你闷闷不乐，固执阴郁。相当的阴郁。”
“那我会发现你轻率肤浅。真心希望乌龟把你的船撞沉。”
“那样的话，我会造一艘更好的船，然后告诉大家，有个阴郁的孩子老是跟青蛙说话。”
我从不跟青蛙说话；我讨厌将动物拟人化。“所以，假如小时候的我们不喜欢对方，那会怎样？”我问道。
“哦，就算那样，我仍然会喜欢你。”他咧嘴笑道，“你会让我着迷，我会跟你去任何地方。毫不犹豫。”
于是我们就这样以特有的方式重归于好。性格截然相反，却因此建立牢固的关系，我俩对此引以为豪。我们始终陶醉于此种构想中，仿佛那是永不消散的波浪，直到婚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以熟悉的方式将我们摧毁，令人深感沮丧。
然而当他从勘探队返回，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不再重要。我没问问题，也没提及以前的争执。他回来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在他身边醒来，我就知道，我俩相处的时间已到了尽头。
我替他煮早餐，外面大雨如注，闪电在近处闪烁。我们坐在厨房餐桌边，透过玻璃移门，可以看到后院。我们谈论鸡蛋与培根，态度礼貌得令人痛苦。他称赞我新装的灰色鸟食容器，以及随着雨点波动的庭院水景。我问他睡眠是否充足，感觉如何；甚至问他与昨晚相同的问题，比如回来的旅程是否艰辛。
“不，”他说，“毫不费力。”他露出微笑，跟以前那种令人恼火的笑容有几分相似。
“路上用了多久？”我问。
“没多久。”我无法解读他的表情，然而从他呆滞的脸上，我能感觉到悲哀，仿佛他内心仍希望交流，却力不从心。自从我与丈夫相识以来，他从不曾如此忧郁悲哀，因而我有点害怕。
他问起我的研究工作，我告诉他一些新的进展。当时，我所效力的公司正致力于开发能够分解塑料等非生物降解物质的天然产品。这份工作很无趣。之前，我一直依靠各种研究经费在野外考察。再往前追溯，我曾是激进的环护主义者，参与示威抗议，并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电话寻找潜在的捐助人。
“你的工作呢？”我试探性地问道。关于这个谜团，我不知还有多少绕圈的余地，因此随时准备把话题岔开。
“哦，你知道，”他的语气就像才离开了几周，仿佛我是他的同事，而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妻子，“哦，你知道，就那样。没什么新鲜的。”他喝了一大口橙汁——是真的认真品尝，一时间，屋里就只有他享受的气氛。然后，他随口问起房子里的其他改良之处。
早餐后，我们坐在门廊上，看着瓢泼大雨和药草园里的积水。我们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回屋里做爱。那是一种神情恍惚、不断重复的交媾动作，只是因为困在这样的天气里，才感觉比较轻松舒缓。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假装，那现在就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丈夫并没有完全回家。
午餐之后是看电视——我为他找到一档双人帆船竞赛的重播——以及更多乏味的交谈。他问及一些朋友，但我无法给出答案，我从没再见过他们。这些人其实并非我的朋友，我不会去交朋友，而是从丈夫那里转承。
我们玩一种桌面游戏，对其中一些愚蠢的问题抱以笑声。然后，他记忆中的空缺明显暴露出来，我们停止游戏，沉默笼罩着彼此。他阅读报纸和喜爱的杂志，看电视新闻，但也许只是在装模作样。
我在沙发上打了个盹，醒来后雨停了，而他不在我身边。我逐一查看每间屋子，却找不着他。我尽量克制住惊慌。最后，我来到室外，在房屋的侧面找到了他。他站在几年前买的小船跟前。那船塞不进车库。虽然只是一条大约二十英尺长的游艇，但他很喜欢。
我走上前，挽住他的胳膊，他脸上有一种疑惑而近乎凄凉的表情，仿佛记得这船对他很重要，却想不起原因。他并未对我的存在有所表示，而是继续盯着船看，显得越来越茫然。我能感觉他在尝试唤起某种重要的记忆，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跟我有关。当时他要是能想起来，或许就可以告诉我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于是我俩只是呆呆地站着，尽管我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与重量，也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但其实我们相隔甚远。
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无法忍受——受不了他那无缘无故、难以名状的焦虑与沉默。我带他回到室内，他没有阻止我，也没有抱怨。他没有回头看那艘船，我想我就是在此时下定了决心。假如他回头看，假如他有反抗，哪怕只是一下子，情况或许就会不同。
当他快要吃完晚餐时，他们乘着四五辆没有标识的小车和一辆监控面包车过来，将他带走。进门时，他们举止并不粗暴，也没有高声叫嚷，更看不见手铐和武器。相反，他们对他态度恭敬，甚至可以说是敬畏：谨慎小心，就像处理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他离开时并未抗议，而我也任由他们把这陌生人从家中带走。
我无法阻止他们，但也无意阻止。与他相处的最后数小时中，我越来越恐慌，也越来越确信，在X区域的经历已将他变成一具空壳，就像毫无情感的机器，就像素不相识的人。他的每一个反常举动、每一句反常的话，都令我记忆中那个人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保留住他的印象依然很重要。因此我拨打他以前留给我的紧急号码：我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也无法跟这个状态异常的人继续相处下去。坦白讲，看着他离去，我有种解脱的感觉，而不是背叛的负疚感。我还能怎么办？
如前所述，我经常去观察所探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谈话录像来看，即使在催眠状态下，他也的确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说，除非是他们没给我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话语中始终存在的悲哀。“我沿着那条路从边界走向大本营，仿佛永远走不到头。路上花了很长时间，但我知道，回程的时间会更久。我没有同伴，只有孤身一人。那些树其实不是树，鸟也不是鸟，而我也不是我自己，只是长时间在路途中行走的某种存在……”
这其实是他返回之后，我在他身上发现的唯一特质：深邃而永无止境的孤独，就好像他获得了某种天赋，却不知拿它如何是好。于是那天赋就变成毒药，最终要了他的命。但它能杀死我吗？最后几次见面时，我凝视着他的眼睛，徒劳地盼望着能了解他的思维，于是这个问题便渗入我脑中。
我的工作重复性越来越强。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我总是想到X区域，感觉倘若不去看一看，便永远无法知道它是什么样。没人能够明确告诉我，也没有谁的描述可以替代亲眼所见。因此，在丈夫死后几个月，我便志愿申请参加X区域的勘探。前期勘探队成员的配偶从来没有过报名签约的。我猜想，他们接受我，部分原因是想看一看此种联系是否会带来不同。他们接受我，是一种试验。不过，也有可能打从一开始，他们就料想到我会加入。
早晨，雨停了，天空蓝得灼人，几乎没有一丝云。唯有帐篷顶上散乱的松针，以及地上的泥水坑和落枝，才显示出昨晚有过一场暴风雨。影响我知觉的光亮感扩展到了胸部，我无法用其他词语描述这种感觉。我体内有一种光亮感，仿佛某种能量与期待，如同针刺一般麻痒，并且有力地帮助我抵抗睡眠不足。这是变化的一部分吗？但即便如此，也没关系——我无法阻挡自身的转变。
我发现自己在灯塔和地下塔之间犹豫不决，我必须作出决断。那光亮感似乎倾向于立即回到黑暗之中，其原因或许与勇气有关。不假思索、毫无计划地一头扎进黑漆漆的塔里，那是信心的体现，坚决而不计后果，除此之外，便无任何依托。然而我现在知道，昨晚有人在灯塔中。如果心理学家躲在那里，我就可以追踪到她，从而在继续探索地下塔之前，对它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昨晚相比，这似乎越来越重要，因为关于地下塔的未知数增加了十倍。因此，当我与勘测员交谈时，已经打定主意去灯塔。
早晨的气味与感觉属于新的开始，但新开始并未出现。勘测员不仅不愿意回地下塔，对灯塔也同样不感兴趣。
“你不想知道心理学家是否在那里？”
勘测员看了我一眼，仿佛我的话很愚蠢：“当她守在制高点，四面八方视线毫无阻拦？在一个据说储藏着武器的地方？我宁愿留在这儿赌一赌运气。你要是聪明的话，也应该这么干。也许你会‘发现’，你并不喜欢脑袋上有个弹孔。另外，她有可能在别处。”
她的固执让我很难办。出于纯粹务实的原因，我不愿分头行动——他们的确说过，以前的勘探队在灯塔里存有武器——而且我相信，勘测员很可能会离开我独自回家。
“要么去灯塔，要么去地下塔，”我试图回避问题，“在回地下塔之前找到心理学家会比较好。她看见是什么杀了人类学家。她没把所知的情况都告诉我们。”未说出口的想法是：一两天过后，塔里那个在墙上缓缓写字的怪物或许就消失了，或者走到前面很远，我们再也追赶不上。然而这又让我脑中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那座塔永无止境地向地底延伸，有着无穷无尽的层级。
勘测员抱起双臂：“你是真不明白，对吗？任务结束了。”
她害怕了吗，还是因为不喜欢我，所以才不愿赞同？无论原因何在，她的反对和脸上得意的表情让我很恼火。
此时此刻，我干了一件现在想来十分后悔的事。我说：“假如马上回塔里去，风险并无回报。”
我自认为很巧妙地念诵出心理学家的催眠暗语，然而勘测员脸上一阵战栗，暂时的扭曲过后，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明白我的意图。那甚至都不是惊讶的神情，更像是她早就渐渐对我形成某种印象，而现在得到了印证。于是我也明白，催眠暗语只有心理学家能用。
“为达到目的，你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对不对？”勘测员说。然而事实是，她握着步枪。我有什么真正的武器呢？我告诉自己，我不希望人类学家死得毫无意义，因此才建议如此行动。
她见我没有回答，便叹了口气，然后语气疲惫地说：“你知道吗，我在洗那些没用的照片时终于搞明白了。最令我不安的，不是隧道里那怪物，不是你的行为举止，也不是心理学家干的事，而是我手中握的枪。就这把该死的枪。我把它拆开清洗，发现那是三十年前的部件拼凑起来的。我们带的东西没一样是现代的，包括衣服和鞋，全都是以前的垃圾，修修补补又拿出来。我们相当于一直活在过去。类似于历史再演。但为什么呢？”她嘲弄似的哼了一声，“你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从没一次跟我讲过这样多话。我想要说，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况相比，这条信息最多只能算稍许有点令人惊讶。不过我并没说出口。我必须言简意赅。
“你会在这儿等我回来吗？”我问道。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她答得太快，语气也不对，令我很不安。
“随你便。”
“做不到就别答应。”我说道。我早已不相信承诺。生物学规律，我相信。环境因素，我相信。承诺，我不信。
“快滚吧。”她说。
于是，我们的对话到此为止——她斜躺在摇摇晃晃的椅子里，捧着突击步枪，而我出发前去寻找昨晚见到的光源。我背着满满一袋食物和水，还有两支枪，再加上取样用的设备，以及一台显微镜。不知何故，带上显微镜让我感觉比较安全。虽然我力图说服勘测员一起去，但心中仍有几分期待可以有机会独自勘察，不必依赖或担心他人。
我数次回头张望，直到小径拐过一个弯。勘测员一直坐在那里瞪视着我，仿佛是我自己短短数天前的扭曲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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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沉思很快被噩耗打破。人类学家失踪了，她帐篷里的个人物品也不见了。在我看来，更糟的是，心理学家似乎情绪不太稳，就像没睡觉似的。她古怪地眯缝着眼，头发比平时散乱。我注意到她靴子两侧沾有泥土。她倾向于将重心移到右侧，好像受了伤。
“人类学家在哪儿？”勘测员问道，而我站在一边，试图理清状况。我没说出口的问句是，你把人类学家怎么了？我知道这样问不太公平。心理学家跟从前并无分别；她的秘密魔法被我发现并不一定代表她就是个威胁。
面对我们逐渐增强的恐惧，心理学家作出如下奇特的陈述：“我昨晚跟她谈过。她发现这座……建筑……让她感到不安，甚至不想继续参与勘探。她已经回边界等待撤离。她带走了一部分报告，好让上级了解我们的进展。”心理学家总是习惯在不合适的时机露出一丝微笑，让我很想扇她一巴掌。
“但她留下了装备——还有枪。”勘测员说。
“她只带走必需的物品，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更多——包括额外的一把枪。”
“你认为我们需要额外的枪吗？”我问心理学家。我的确很好奇。我发现，在某些方面，心理学家就跟地下塔一样有趣，包括她的动机、她的理由。此刻为何不使用催眠？虽然我们都曾经过反射调节，有些事或许仍无法通过暗示来解决，或者重复多次效果便会减退，又或者由于昨天的经历，导致她现在精力不足。
“我想我们不知道会需要些什么，”心理学家说，“但假如人类学家无法正常工作，我们绝对不需要她留在这儿。”
我和勘测员瞪着心理学家。勘测员交叉抱着双臂。我们都训练过如何留意观察同事的精神状况，以发现突发的紧张或失常迹象。她的想法多半跟我一致：我们此刻需要作出选择。我们可以接受心理学家关于人类学家失踪的解释，也可以拒绝。假如拒绝的话，那就相当于指责心理学家欺骗了我们，因而在重要时刻对她的权力可以不予承认。假如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往回走，试图赶上人类学家，以证实心理学家的叙述……然后我们还愿意回大本营吗？
“我们应该继续执行原计划，”心理学家说，“我们应该去调查……那座塔。”在眼前的形势下提到塔，就像是公然乞求我的支持。
但勘测员犹豫不决，仿佛仍在抵抗心理学家昨晚的催眠暗示。这让我担心另一件事。在调查完地下塔之前，我不能离开X区域。这一事实已渗透我的全身。此种情况下，我无法想象这么快又失去一名组员，留下我独自跟心理学家相处。因为我仍对她不太放心，也不清楚孢子的效果。
“她说得对，”我说，“应该继续执行任务。没有人类学家我们也能应付。”但我专注地凝视着勘测员，以此向她俩明确示意，人类学家的事以后还要再查。
勘测员沉着脸点了点头，然后移开视线。
我听到心理学家长舒了一口气，不知是因为解脱还是疲惫。“那就这么定了。”她说，然后从勘测员身边擦过，开始准备早餐。以前总是人类学家做早餐。
在地下塔边，情况又变了。我和勘测员准备好轻便的袋子，带上食物和水，足够在下面待一整天。我俩都带了武器，也都戴上呼吸面具以隔离孢子，尽管那对我来说为时已晚。我俩也都戴着配有固定照明灯的硬质盔帽。
然而心理学家站在外围地势较低的草地上说：“我就在这儿戒备。”
“戒备什么？”我怀疑地问道。我不愿让心理学家处于视线之外。我希望她也身处勘探的风险之中，而不是站在我们头顶上方，暗示着居高临下的一切优势。
勘测员也不满意：“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三个人更安全。”她的语气近乎恳求，似乎承受着巨大压力。
“但你们需要确认入口是安全的。”心理学家一边说，一边将弹匣压入手枪。刺耳的摩擦声造成的回音比我预期的更久。
勘测员紧紧握住突击步枪，我看到她的指关节都发白了：“你得跟我们一起下去。”
“大家一起下去的话，风险并无回报。”心理学家说，从她的语调，我听出其中含有催眠指令。
勘测员紧握步枪的手放松下来。一时间，她的面容似乎变得有些模糊。
“你说得对，”勘测员说，“当然，你说得对。非常有道理。”
我感到一阵恐惧。现在是二对一。
我思考了片刻。心理学家凝神注视着我，而我也与她对视，头脑中却闪现出可怕的景象。比如回来时发现入口已被堵住；或者心理学家趁我们走出来时，将我们逐一射杀。只不过一星期来，她每晚都可以将众人在睡梦中杀死。
“这没那么重要，”稍过片刻之后，我说道，“对我们来说，你在上面跟在底下一样有价值。”
于是，在心理学家警惕的眼神下，我们跟先前一样钻了下去。
我们刚到平台层，尚未抵达那较宽的楼梯和墙上的字，我便首先注意到……这座塔在呼吸。不仅塔有呼吸，而且当我走上前用手触摸墙壁时，其内部似有回荡的心跳声……它并非由石头构成，而是活体组织。墙面上依然空荡荡的，但浮现出银白色的光泽。世界仿佛在摇晃，我沉重地倚着墙坐下，勘测员来到我身边，试图帮我站起来。当我终于站起身，却发现自己在颤抖。我不知如何用文字来描述这骇人的一刻。这座塔是某种活体生物。我们钻入了一个有机生命体内部。
“怎么了？”勘测员问我，她的声音隔着面罩，显得很沉闷，“出什么事了？”
我抓住她的手，将她的手掌强行按到墙面上。
“放开我！”她试图抽回手，但我仍然按住她。
“感觉到了吗？”我毫不放松，“你能感觉到吗？”
“感觉到什么？你在说什么？”当然，她很害怕。在她看来，我的行为毫无理性。
我仍坚持道：“振动。类似心跳的节奏。”我放开她的手，退后一步。
勘测员深深吸了口气，继续把手按在墙上：“没有。也许没有。不，什么都没有。”
“那这堵墙，它是由什么构成的？”
“当然是石头。”她说。在我头盔灯投下的光弧中，她脸上布满深邃的阴影，眼睛显得很大，陷在一圈黑影里，面罩则使她看上去缺了鼻子和嘴。
我深吸一口气，想要说明一切：我被感染了。心理学家对我们的催眠比想象中更深。那些墙是活体组织构成的。但我没开口。相反，我“收拾起自己的烂摊子”，这是我丈夫常用的说法，意思是振作精神。我收拾起自己的烂摊子，因为我们还得继续前进，而勘测员看不到我所见的景象，也感受不到我所经历的现象。我无法跟她解释。
“没事，”我说，“我一时失控。”
“你瞧，我们现在该回到地面上去。你产生了恐慌。”勘测员说。我们都曾被告知，在X区域，可能会有幻觉。我知道，她认为我出现了此种状况。
我拿起腰带上的黑盒子：“不——它没有亮。我们很安全。”这是个玩笑，但相当无力。
“你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她不放过我。
你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我心想。
“也许吧，”我承认道，“但那不是也很重要？不也是勘探的一部分？应该列入报告？我看到了你看不见的东西，这或许很重要。”
勘测员权衡了一下：“你现在感觉怎样？”
“很好，”我撒谎道，“现在没看见什么了。”我继续撒谎。我的心脏像是被困在胸腔里的动物，仿佛想要爬出来似的。勘测员此刻笼罩在一圈由墙壁的荧光所产生的光晕中。世界并未向后倒退，周围的一切没有离我远去。
“那我们继续，”勘测员说，“但你得保证，如果再看到任何反常现象都要告诉我。”
对此，我记得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反常？就像墙上奇怪的文字由微小的未知生物群落构成？
“我保证，”我说道，“你也会跟我一样，对不对？”转守为攻，让她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出问题。
她说：“只是别再碰我，不然我会伤到你。”
我点头同意。她不愿意相信我比她强壮。
凭借这一并不完美的协定，我们继续走下楼梯，进入塔的脏腑之中，而在塔身深处，各种各样的生物层出不穷，仿佛瑰丽的恐怖秀，我虽然难以完全理解，但仍尽力而为。从我职业生涯的最初开始，我就总是尽力尝试。
我在一栋出租的房子里长大，其后院有个泳池，里面长满植被。每次有人问起我为何会成为生物学家，我都会想到那泳池，它就像吸引我的磁石。我母亲是一名忧虑过度的艺术家，获得过一定成就，但有点太嗜好酒精，并且总是在艰难地寻找新客户。而我父亲是个经常失业的会计师，专门研究迅速致富的方案，却往往一无所获。他们俩似乎都没有能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有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被扔进这个家，而不是在那里出生似的。
虽然那形似肾脏的池子相当小，但他们并无意愿或意志力去清理。我们搬进去不久，池子周围就生出高高的草来。莎草和其他高茎植物生长茂盛。围绕着泳池的栅栏边，灌木丛也越窜越高，遮掩住链条。泳池周围有一条地砖铺成的小路，砖块的裂缝里生出青苔。沉积的雨水使得水位缓缓升高，而水藻让水面变得越来越浑浊。蜻蜓不停地在这一区域盘旋搜索。牛蛙迁了进来，水中总是有弯弯扭扭的黑点，那是它们的蝌蚪。水黾和水栖甲虫开始以此为家。父母要我把三十加仑容量的水族箱处理掉，但我将鱼都扔进了池子，其中一部分在环境的突变中生存下来。本地的鸟类，比如苍鹭和白鹭，受到青蛙、鱼和昆虫的吸引，也开始出现。令人惊奇的是，池子里居然还有小乌龟，但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搬来数月之后，水池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生态系统。远处角落里有一张生锈的草坪躺椅，是我专门放置在那里的。我经常缓缓穿过吱嘎作响的木门，坐在那张椅子上观察池中的一切。尽管对溺水有一种强烈且理由充足的恐惧，但我仍喜欢待在水边。
屋子里，我父母跟世上所有普通人一样，干着各种繁琐无聊的事，有时还搞出很大声响。然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迷失在水池的微型世界里。
我的专注无可避免地招致了父母毫无益处的说教，他们说我长年内向自闭，令人担忧，仿佛那样可以让我相信，他们依然拥有支配权。他们提醒我说，我朋友不够多（或根本没有），我好像不太努力，我应该做一份兼职。然而当我数次告知他们，我得躲着那些恃强凌弱的校霸，就像一只无奈的蚁狮，不得不藏身于校外废弃的碎石矿底下，他们却没有反应。而当某一天，我“无缘无故”往同学脸上揍了一拳，就因为她午餐时跟我打招呼，他们也没说什么。
于是我们继续执着于各自的理念。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我最喜欢假扮生物学家，而这种代入往往导致你与模仿对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哪怕只有远观才像。我把对池塘的观察写在几本日志中。我认识每一只青蛙，“老扑腾”和“丑跳跳”就完全不同，我知道哪个月草丛中会生出许多蹦来蹦去的小青蛙。我知道哪种苍鹭是迁徙的候鸟，哪种整年都会出现在此。甲虫与蜻蜓较难辨认，它们的生命周期也较难察知，但我仍勤勉地尝试了解。自始自终，我都避免阅读生态学与生物学书籍。我想要自己先发掘信息。
要是顺着我的意思——作为一个没有伴儿的小孩，又善于利用独处的时光——我希望可以永远观察这座微型乐园。我甚至将防水灯和防水相机装配到一起，计划将其沉入黑黝黝的水面，通过相机按钮上长长的连线拍摄照片。我也不知道那是否能成功，因为我突然不再有充足的时间。我们的运气到了头，无法继续负担租金。我们搬到一套狭小的公寓中，家里塞满母亲的画作，而在我看来，它们都跟墙纸差不多。替水池的命运担忧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折磨。新屋主能否明白它的美丽，能否理解让它维持原状有多重要？还是会为了恢复泳池的实际功能而把它毁掉，轻率地造成一场屠杀？
我一直不知道结局——尽管始终忘不了那繁荣茂盛的生物圈，却无法鼓起勇气返回。我只能向前看。通过观察水池中栖息的生物，我学到许多东西，并致以实用。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我再也没有回头看。当一个项目资金耗尽，或者我们的观察区域忽然被房产开发商买去，我便不再返回。有些死亡不可以重复经历，有些牵绊埋在体内太深，当它断裂时，会震动你的脏腑。
随着我们钻入地下塔中，长久以来，我头一回再次感受到儿时那种由新奇发现而带来的振奋。但我也等待着断裂的那一刻。
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与蠕虫共享……
塔内的楼梯层出不穷，泛白的台阶仿佛神秘巨兽的牙齿，盘旋而下。除了顺势而行，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有时候，我也希望像勘测员那样，感知受到限制。而今，我明白了心理学家为何要为我们提供庇护，我也很困惑，她自己要如何承受，因为没人替她提供……任何类型的庇护。
一开始“只有”文字，但那已经够我们困惑的了。它们总是在左边墙上，差不多同样高度，我试图记录，但数量实在太多，意义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因此要搞清其含义就像追踪骗局一样困难。我和勘测员立即达成一致：我们记下文本，但如要拍摄这些不停延伸、永无终止的语句，需得改天再来一次。
……与蠕虫共享且在黑暗中聚集以其生命之力包围世界而其余昏黄大厅中不可思议的黑影挣扎扭动因少数不可见且不可被见者缺乏耐心……
这些文字中带有险恶的意味，若是将其忽略，显然感觉不太放心。而当我们试图整理共同观察到的生物学现象时，自己的语句也被那气氛感染。也许心理学家想要我们看一看那些字，研究它们是如何被写上去的。也许忽略塔墙的物理存在本身就是一项艰巨耗力的任务。
我们开始向下方的黑暗中走去，并共同经历了以下现象：空气温度降低，也更潮湿，同时还有一种温和的甜味儿，仿佛淡淡的花蜜。我们也都看见文字里的手掌形生物。天花板比想象中要高，当我们抬起头，凭借盔帽上的灯，勘测员能看见亮闪闪的漩涡状轨迹，类似蜗牛或蛞蝓留下的粘液。天花板上点缀着一簇簇苔藓与地衣，还有像洞穴虾那样透明的微小生物，细长的腿仿佛踩着高跷，体现出极强的韧性。
有些现象却只有我能看见：随着塔的呼吸，墙壁微微起伏。文字的颜色如波浪般变化，像是某些种类的乌贼的闪光触手。另外，在文字的上方三寸至下方三寸范围内，有若隐若现的幻影，仿佛是以前的文字，也同样使用花体字母。不同层面的文字构成类似水印的效果，呈浅淡的绿色或紫色，浮现在墙面上，唯有这一迹象表明，它们可能也曾是凸出的字母，而其内容大多与主线重复，但也有例外。
当勘测员拍摄活体文字样本时，我便去读那些幽灵字体，想看看有多少区别。它们很难辨识——几条支线互相重叠，时断时续，一不小心就看花了眼，甚至分辨不出单独的字词。墙壁中这许多幽灵文本意味着此一过程已持续很久。然而，由于不清楚每个“周期”的长度，我甚至无法以年为单位来粗略估算。
墙上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交流元素。我不太确定勘测员是否看得见。我决定试探她一下。
“这个你认得吗？”我一边问勘测员，一边指着墙上交错的网状花纹。它从幽灵字体的下方一直覆盖到其上方，主要集中在中段。一开始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有规律的花纹，它有点像许多蝎子头尾相连串在一起，逐渐突起，然后又平复下去。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语言。也许只是装饰花纹，谁知道呢。
让我甚为欣慰的是，她能看见。“不，我不认识，”她说，“我可不是专家。”
我感觉一阵恼怒，不过不是针对她。我和她的头脑都不适合此项任务。我们需要语言学家。就算盯着那网状图案看得再久，我最具原创性的想法或许也就是感觉它们像是锐利坚硬的珊瑚枝杈。而对勘测员来说，它们大概就像一条大河的诸多湍急支流。
然而最终我还是拼凑起支线中的若干语句：世间尚存邪恶为何我应安息……上帝之爱眷顾理解忍耐的底限并懂得原谅的人……被选中为更强者效力。假如说主线是一种黑暗而费解的布道文，那这些片段与其宗旨类似，只不过语句结构没那么艰深。
它们是否出自更长篇幅的叙述？出自以前勘探队的成员？假如真是那样，目的为何？前后共经历了多少年？
然而所有问题都需要等到返回地面的光亮之中再说。我就像个机器人，机械地拍摄着一串串词语——即使勘测员以为我拍的是白墙，或者偏离了真菌文字的主体——对这些支线语句，我试图保持距离，避免妄加猜测。与此同时，主线文字依然继续延伸，依然令人不安：……午夜阳光下的黑水中果实将成熟而黑暗中的金色果实将豁裂揭示出泥土中致命的柔软……
这些文字令我有种挫败感。我一路收集样本，但并不太专注。用镊子塞进玻璃试管里的这些碎片……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猜不会太多。有时，你能预感到显微镜无法揭示真相。不久，墙中透出的心跳变得实在太大声，我趁勘测员不注意，停下来戴上耳塞，以阻隔心跳声。我们戴着面具继续往下走，听力则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受到限制。
注意到变化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她。但向下行走一小时之后，勘测员在我下方的楼梯上停了下来。
“你有没有觉得墙上的字变得更……新鲜？”
“更新鲜？”
“最近写的。”
一时间，我只能瞪着她。我已适应目前的状况，尽可能扮演一名中立的观察者，仅仅记录细节。但我感觉那好不容易获取的距离感又悄悄地消失了。
“关掉你的灯？”我建议道，并同时熄灭了自己的。
勘测员犹豫不决。经过我上次的冲动表现，她得要过一阵才能再信任我。她不可能不假思索地回应这样一个会使我们立即陷入黑暗的请求。但她还是关灭了灯。事实上，我特意把枪留在腰带上的枪套里，她只需松开绑带，从肩头卸下突击步枪，便能以流畅的动作在瞬间将我消灭。这种对暴力的预期并无任何合理依据，却出现得太过容易，仿佛有外力将其塞入我脑中。
黑暗中，塔的心跳依然在我耳中震荡，随着墙壁抖颤的呼吸，文字轻轻摇曳。我发现，与记忆中楼上的各层相比，它们的确显得更有活力，颜色更鲜亮，闪光更强烈。此种效果甚至比墨水笔写的更为明显。明亮湿滑，新鲜的感觉。
站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点，我抢在勘测员之前开口，以图将此发现据为己有。
“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书写文字，它可能还在继续写。”我们正在探索一个有机生命体，其中可能含有另一个神秘的有机生命体，而后者正用更多其他有机生命体在墙上书写文字。这使得儿时那片覆满植被的水池显得太简单、太单调。
我们重新打开灯光。我看到勘测员眼中含有恐惧，但也有一种奇怪的坚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我的。
“你为什么说什么东西？”她问道。
我没明白。
“你为什么说‘有什么东西’，而不是‘有什么人’？为什么不是‘人’？”
我只是耸耸肩。
“拔出你的枪。”勘测员说道，她的语调中带着一丝厌恶，但也掩盖了某种更深层的情绪。
我遵从她的吩咐，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然而握枪让我感觉笨拙别扭，仿佛这一举动并不适合即将面对的形势。
在此之前，一直是我领头走在前面，而现在，我们仿佛互换了角色，探索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显然，我们已建立起一套新规程，不再记录墙上的文字与生命体，脚步也快了许多，注意力集中在解读前方的黑暗，并且压低语声，仿佛怕人听见。我先走到弯弧处，勘测员在背后掩护，然后换她走到前面，我跟随在后。我们从没提起要返回。监视我们的心理学家就好像在千里之外。我们全身充斥着紧张不安的能量，因为也许答案就在下方。活生生会呼吸的答案。
至少勘测员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她无法感觉到或听到墙壁的心跳。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前进，连我也难以想象是谁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我回头望向边界，看到一片闪亮的空白，而此刻我脑中就只有这一景象。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不可能是人类。
为什么？原因很明白——继续下行二十分钟之后，勘测员终于也注意到了。
“地上有东西。”她说。
没错，地上有东西。一段时间以来，台阶上都覆盖着一层残留物。我没有停下仔细查看，因为怕勘测员担心，也不确定她是否最终会发现。残留物从左边墙一直覆盖到距离右边墙两英尺处。换言之，它占据了楼梯上八九英尺宽的区间。
“让我看一下。”我说道，但并不理会她颤抖的手指。我跪下来，扭头让头盔灯照亮上方的阶梯。勘测员回身走上去，站在我身后仔细观看。残留物闪烁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略微有些反光，还夹杂着类似干血块的红色小碎片。我用笔戳了一下。
“有点像粘液，”我说，“大约半英寸厚，覆盖着台阶。”
总体感觉是，曾有某种东西顺着楼梯滑行。
“这些印痕是怎么回事？”勘测员一边问，一边再次俯身指点。她压低了嗓音，在我看来那并无意义，而且她的语声不太自然。但我发现，每次留意到她变得更为惊恐，我自己却更镇静。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印痕。滑行，或者拖拽，但速度很慢，因此从残留物中能看出不少情况。她指出的印痕呈椭圆形，大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共有六个，分成两列散布于阶梯上。其内部有许多细小的凹陷，像是纤毛留下的印迹。每个印痕的外围十英寸左右，有两圈不规则的线条，如同波浪一般起伏，就像裙子的褶边。而自“褶边”向外，还有更多淡淡的“波纹”，仿佛能量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它类似于退潮时海浪在沙滩上留下的痕迹，只不过线条被擦得模糊不清，就像炭笔画。
这一发现令我着迷。我忍不住凝视着那足迹，以及其中的纤毛印痕。我猜想，这种生物可以矫正楼梯倾斜的角度，就像带有自动稳定系统的摄像机能矫正地面的颠簸起伏。
“你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勘测员问道。
“没有，”我答道，我使劲忍了忍，避免过于刻薄尖酸的回答，“没有，我从没见过。”某些三叶虫、蜗牛和蠕虫都会留下相对简单的痕迹，但隐约与此有些相似。我确信，外面世界里从没人见过像这样大而复杂的痕印。
“那又是什么？”勘测员指向稍高处的一级台阶。
我将灯光指向该处，看到残余物中有个隐约的鞋印。“我们自己的靴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她摇了摇头，盔帽上的灯光随之左右颤动。“不，你看。”
她指出我和她的鞋印。这属于第三个人，而且是向上返回的。
“你说得对，”我说，“是另一个人，不久前曾来过这里。”
勘测员迸出一串咒骂。
当时，我们没想到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足印。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首批勘探队的报告中，X区域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原始空旷的荒野。第二和第三批勘探队没有返回，他们的命运揭晓之后，勘探活动暂时停下来。等到勘探再次启动，用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志愿者，他们对其中的风险至少有一定了解。自此以后，勘探队的成果参差不齐。
第十一期勘探队尤其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其中有个事实我尚未完全坦率地说明。
我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医务员。他从来就不想当医生，而是希望加入应急救援队或急救中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场为伤员鉴别分类”。一个朋友招募他进入X区域勘探队。在他转换到急救服务之前，他们曾共同为海军工作。一开始他不太确定，没有答应，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他。这给我们之间造成许多摩擦，尽管我俩本来就已矛盾重重。
我知道查出这条信息并不难，但我希望你在阅读本文时会认为我是个可信而客观的见证人，志愿参与X区域的工作也并非因为与勘探目标无关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事实，我丈夫的勘探队员身份与我加入的原因并不相干。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通过他而受到X区域的影响呢？他前往边界大约一年之后，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人。我手握棒球棍，离开卧室，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发现丈夫站在冰箱旁，依然穿着勘探制服，他在喝牛奶，奶液沿着下巴和脖子滴落。他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剩余的食物。
我无言以对，只能瞪视着他，仿佛他是海市蜃楼，只要我动一动，或者开口说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比无影无踪更虚无。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我需要与这突然出现的幽灵保持一点距离。他不记得如何离开X区域，也完全不记得返回的旅途，只是对勘探任务本身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他有种古怪的平静，当问及所发生的事，他会显得略有些恐惧，也承认自己的失忆很反常。我们曾经为他去X区域的事而争执，我们的婚姻由此而开始瓦解，但他的这部分记忆似乎也消失了。他以前总是以各种方式指责我疏远冷淡，有时说得隐晦，有时则不那么隐晦，而现在，他自己也有一种疏离感。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脱掉他的衣服，让他去洗澡，然后带他走进卧室，骑在他身上与他做爱。我试图找回记忆中那个人的碎片。他与我完全不同，外向冲动，总是期待有助于人。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业余帆船手，每年都有两周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去海边驾船出海。我发现他如今完全变了。
他在我体内的时候，一直仰视着我，通过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的确记得我，但就像隔着一层雾气。不过这暂时也有点作用，能让他显得更真实，能让我假装一切正常。
但只是暂时而已。他回到我生命中只待了大约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晚上，他们便把他带走了。经过冗长拖沓的安全审核之后，我可以去观察所探访，直到他最后的日子。在那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地方，他们对他进行测试，试图突破他的平静与失忆，然而并不成功。他跟我打招呼，就像是老朋友——仿佛一个支点，让他的存在显得更可信——而不是爱人。我承认，我去看他是因为仍抱有希望：我曾经了解的这个人还有一星半点的残留。但我并未发现任何迹象。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他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手术切除的全身性癌变。即使是在那天，他仍用那种略带疑惑的表情注视着我。
六个月后，他死了。在这整个期间，我始终无法逾越他的面具，无法找到我曾经了解的那个人，不管是通过我自己跟他的互动，还是后来看他们的面谈录像。勘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经过面谈，他们最后也都死于癌症。
无论X区域中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并没有回来。没有真正回来。
随着我们继续深入黑暗的地底，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丈夫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不知道我的感染对此会有何影响。我的历程与他相同，还是他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使是类似的经历，他的反应有何不同？而这又会如何改变往后的事？
地上的粘液越来越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的碎片是下面那东西释放出的活体组织，因为它们在粘液里扭动。覆盖物的颜色变得更鲜亮，仿佛为我们铺设的金色地毯，好让我们踩着它去参加一场奇特而华丽的宴会。
“我们要不要回去？”我跟勘测员有时会说。
另一人则会说：“过了下一个转角，再往前一点，然后我们就回去。”对我们之间脆弱的信任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好奇心的考验，看我们是选择无知还是危险。我们的好奇心与恐惧并存。我俩小心翼翼，一步步在粘滞的分泌物中行走。即使我们不停地前进，那粘液仍像要拖住鞋底似的，但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最终将会趋于停止。只要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当勘测员拐过一个转角，她忽然退回来，撞到我身上，并将我推上几格楼梯，而我也并不抵抗。
“下面有东西，”她在我耳边低语道，“像是一具尸体，或者一个人。”
我没有指出尸体有可能就是人的：“它有在墙上写字吗？”
“没有——倚坐在墙边。我只粗略地瞥了一眼。”面罩里，她的呼吸又急又浅。
“男人还是女人？”我问道。
“我觉得它是个人，”她忽略我的提问，继续说道，“我觉得它是个人。我觉得它是。”尸体是一回事；但不管经历多少训练，都无法让你准备好遭遇怪物。
然而，不调查一下这个新谜团，我们不能爬出塔去。不能。我抓住她的肩膀，让她看着我：“你说倚在墙边坐着的像是个人。那不是我们追踪的东西。这跟另一个人的鞋印有关。你很清楚。我们可以先看一眼，然后回到上面去。不管发现什么，我们都不再往前走了，我保证。”
勘测员点点头。到此为止，不再深入地下，这一想法足以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只要完成这最后一件事，很快会见到阳光。
我们再次向下走去。此时，楼梯显得尤其黏滑，不过也许是由于我们紧张不安。我们缓缓行走，依靠右边空白的石墙保持平衡。塔很安静，停止了呼吸，其心跳突然减缓，比先前显得更遥远，但这或许是因为我只听见血液在自己头脑里奔流。
转过墙角，我看到那个身影，并用头盔灯将它照亮。假如我迟疑片刻，便永远不会再有勇气。那是人类学家的尸体，倚靠在左边的墙脚下，双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仿佛在祈祷，嘴里有绿色的东西溢出来。她的衣服似乎有种奇怪的模糊感。她的身上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几乎难以察觉，我猜勘测员根本就看不见。我想不出有哪种情形，人类学家依然还能活着。我只是想到，心理学家骗了我们。她在高处守着入口，仿佛是一种威慑，突然间，那沉重的压力让我简直无法忍受。
我伸出手掌示意勘测员待在后面别动。我往前走，灯光照向下方的黑暗。我经过尸体，确认楼梯再往下是空的，然后迅速回上面来。
“在我检查尸体的时候保持警戒。”我说。我没告诉她，我隐约感觉到地下深处有某种东西在缓缓移动。
“那真是尸体？”勘测员说。也许她以为是更稀奇古怪的东西，也许她以为那人只是睡着了。
“是人类学家。”我说。她肩膀的姿态变得紧张起来，看得出，她理解其中的含义。她一言不发，从我身边挤过去，站到尸体另一侧，突击步枪指向黑暗之中。
我轻轻地跪在人类学家身边。她的脸几乎难以辨认，剩余的皮肤上布满古怪的灼痕。她的下颚像是被人残忍地用力掰折，一股绿色的灰烬从中流淌出来，堆积在她胸口。她的手搭在膝部，掌心向上，已经没有皮肤，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细丝状物体，以及更多灼痕。她的双腿看上去就像溶化到一半，又融合在一起，一只靴子不见了，另一只扔在墙边。人类学家周围散落着一些取样试管，就跟我带的那种一样。她的黑盒子已被压坏，躺在距离尸体数英尺远处。
“她怎么了？”勘测员低语道。她在站立警戒中，时不时不安地回头看我，仿佛这里发生的事尚未结束。仿佛她预期人类学家会活过来，变成可怕的怪物。
我没回答她。我最多只能说不知道，而这句话也许证明了我们的无知或无能，或两者兼有。
我用灯光照亮人类学家上方的墙壁。数英尺长的区间里，文字起伏不定，忽上忽下，然后才逐渐恢复平稳。
……深渊的阴影仿似畸形花朵的花瓣盛开于头颅中令思维扩展至任谁都难以承受……
“我想她是干扰了那东西在墙上写字。”我说。
“它把她弄成了这样？”她像是在乞求我找出另一种解释。
我找不出，因此没有回答，只是继续观察，而她就站在一旁看着我。
生物学家并非侦探，但我开始像侦探一样思考。我查看周围地面，先是辨认出阶梯上自己的足印，然后是勘测员的。我们扰乱了原先的脚印，不过我仍可以看出一些痕迹。首先，那怪物——不管勘测员的期望如何，我无法想象那是个人类——显然是猛地转回身来。粘液残留物不再是平滑的移动轨迹，而是构成顺时针漩涡，我想象中的“脚”所留下的印迹在突然转变中被拉得更长。然而在漩涡之上，我还能看出鞋印。我小心绕开这片冲突的证据，捡起那只靴子。漩涡中间的脚印的确是人类学家的——我也能顺着残缺的鞋印追溯到右边墙壁，她似乎曾紧扒住墙面。
我脑中开始形成一幅景象，人类学家悄悄地在黑暗中摸下来，观察那东西书写文字。尸体周围闪亮的玻璃试管让我猜测，她大概是企图采集样本。但这是多么疯狂与轻率！风险实在太大，而我印象中人类学家根本不是那种冲动或勇敢的类型。我静立片刻，然后继续顺着楼梯往上走，并示意勘测员守在原地，尽管这让她很不安。假如有可供射击的目标，她或许会比较平静，但我们只有自己的想象。
十几级阶梯之后，我仍能在狭窄的视野中看到死去的人类学家。在这里，我找到面对面的两组鞋印。一组属于人类学家，另一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勘测员的。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仿佛看到了一切。半夜里，心理学家叫醒人类学家，将她催眠，然后一起进入塔内，并一路下行至此。这时，心理学家给催眠状态下的人类学家下了一道她应该也知道是自杀性的命令。于是人类学家径直走到在墙上写字的怪物身边，试图采集样本——并因此而丧命，多半十分痛苦。接着，心理学家逃跑了。毫无疑问，当我从此处往下走回去时，没有再发现她的脚印。
我是否对人类学家感到怜悯与同情？软弱，受困于陷阱之中，她别无选择。
勘测员仍在不安地等着我：“你发现什么了？”
“另外有个人跟人类学家在一起。”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勘测员。
“但心理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我，“到了早上我们反正都会下来的。”
我感觉就像从千里之外看着勘测员。
“我不知道，”我说，“但她一直在催眠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平静。也许这勘探的目的跟他们所说的不同。”
“催眠。”她的语气就好像那个词毫无意义似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勘测员似乎很怨恨——怨恨我，或者我的推测，但不知是哪一样。然而我理解其中原因。
“因为，出于某些原因，我变得不受催眠影响，”我告诉她，“今天我们下来之前，她把你催眠了，以确保你会尽责。我看着她这么做的。”我想要向勘测员坦承——告诉她我是如何变得不受影响的——但我相信，那将是错误的举动。
“你居然什么都没做？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她有考虑要相信我。也许她脑中仍有些模糊的残留印象。
“我不想让心理学家知道她无法催眠我。”而且我想要下来。
勘测员静立思考了片刻。
“信不信由你，”我说，“但请相信一点：等我们回到地面时，需作好准备应付任何情况。我们需要束缚住或杀死心理学家，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计划。”
“她为什么要有所计划？”勘测员问道。她的语气是鄙视，还是依然只有恐惧？
“因为她得到的命令跟我们的不一样。”我说道，仿佛像是在向个孩子解释。
她没有回答，我认为这是她开始接受这一概念的迹象。
“我先上去，因为她无法影响我。你得戴着这个，也许能帮你抵抗她的催眠暗示。”我将额外的一副耳塞递给她。
她犹豫地接过去。“不，”她说，“我们一起上去，同一时间。”
“这不明智。”我说。
“我不管这是怎么回事。我得跟你一起上去。我不会等在黑暗中让你来解决一切问题。”
对此，我思索了片刻，然后说：“好。不过假如我发现她开始控制你，我就得阻止她。”至少是尝试阻止。
“假如你是对的，”勘测员说，“假如你讲的是实话。”
“我是的。”
她没有理会，继续说：“尸体怎么办？”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达成了一致？希望如此。也许在返回途中，她会试图缴我的械。也许心理学家早就让她准备好应付这种状况。
“把人类学家留在这儿。我们不能负担太重，也不知道会携带什么样的污染。”
勘测员点点头。至少她不感情用事。我们都清楚，人类学家就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已。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人类学家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她被迫执行一项会导致自己死亡的任务，一定充满恐惧。她看见了什么？在一切陷入黑暗之前她看到的是什么？
返回之前，我捡起一支散落在人类学家周围的玻璃试管，其中有微量的暗金色物质，仿佛黏乎乎的血肉。也许临终前她终究还是采集到了有用的样本。
我们向着光明攀爬回去。为了让自己分心，我一遍遍回想训练时的情形，寻找有什么线索与信息可以解释我们的发现。但我一无所获，只是发现自己竟如此容易受骗，以为他们告诉我的是有用的东西。训练时，重点始终是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回头想来，我感觉他们当时几乎是故意在掩饰和误导，还装作是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受到惊吓与打击。
地图是最首要的误导，因为其作用不就是强调一些东西，又隐藏一些东西吗？他们总是让大家查看地图，记住其中的细节。六个月中，那不知名的教官不停地训练我们记忆灯塔的位置。它在大本营的哪个方位，距离这片房屋有多远，离那一片又有多远。我们需要勘测的海岸线有多长。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而不是大本营。我们太习惯于地图，习惯于它的尺寸，习惯于其中的内容，以至于想不到去问为什么，甚至想不到去问有什么。
为什么是这一段海岸？灯塔里有什么？为什么营地设在森林中，远离灯塔，却靠近地下塔（当然，它并不存在于地图中）——还有，大本营是否一直设在此处？地图以外有什么？如今我知道催眠暗示的作用有多强，因而意识到，集中注意力在地图，这本身或许就是一条植入的暗示。我们不提问题是因为被预设了不要提问的指示。而灯塔或许也是触发催眠的潜意识信号，不管它是象征意义的，还是真实的——无论扩张成X区域的是何种存在，灯塔可能就是一切的中心。
他们给予我的本地生态系统概述也有类似的障眼效果。我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熟悉此处的过渡生态系统，包括可能遇到的动植物群落、交叉授粉现象，等等。但我也接受了关于菌类和地衣的加强课程。鉴于墙上的文字，我此刻赫然意识到，这才是所有研习的真正目的。假如地图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那生态学研究才是真正替我作准备的课程。除非是我太多疑，不然的话，那意味着他们知道塔的存在，而且可能一直都知道。
我的怀疑由此开始延伸。我们需接受高强度的生存与武器训练，以至于大多数夜晚，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倒头便睡。即使偶尔一起参训，也是分头行动。第二个月时，他们消除了每个人的名字。只有X区域里的东西可以有名字，而且都只是最宽泛的词条。这同样是一种扰乱，防止提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只有通过了解具体细节才能提得出。不过必须是恰当的细节，而不是像X区域有六种毒蛇这样。没错，这是一种猜测，然而我没心情去排除哪怕最不现实的状况。
当我们准备好越过边界时，已经了解一切……但其实也一无所知。
我们从地底钻出来，扯掉面具，眨着眼走进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但心理学家并不在附近。我们已准备好应付任何情形，却没考虑到心理学家会消失。这让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那是普通的一天，天空明亮蔚蓝，林立的树木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取出耳塞，发现根本听不见塔的心跳。塔底下看到的情景与日常平凡的一切竟然可以共存，这让人颇为困扰。就像潜水至深海后上浮太快，只不过让我们得减压症的是记忆中所见到的生物。我们一直在附近寻找心理学家，相信她是躲了起来。我们希望能找到她，因为她一定会给出解释。一段时间过后，继续在塔边的同一区域搜寻显得有些病态。然而在将近一小时内，我们却始终停不下来。
最后，我无法否认事实。
“她走了。”我说。
“她可能回大本营去了。”勘测员说。
“你是否同意，她的消失是一种负罪的表现？”我问道。
勘测员向草丛中啐了一口，凝神注视着我：“不，我不同意。也许她出了什么事。也许她需要回营地。”
“你看到了脚印，也看到了尸体。”
她用步枪指了指：“我们先回大本营。”
我完全无法看透她。不知她是对我产生了敌意，还是仅仅出于谨慎。总之，来到地面上让她胆大起来，而我还是希望她多一点犹疑。
然而回到大本营之后，她的坚决又有些消退。心理学家并不在。不但不在，她还带走了一半补给和大部分枪支，或者是将它们埋到了别处。因此我们知道心理学家还活着。
你得明白我当时的感受，还有勘测员的感受：我们是科学家，接受的训练是为了观察自然现象，以及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不曾受训应对此等奇异事件。在特殊状况下，即使存在假想的敌人，也是一种安慰。如今我们经历的事可谓前所未有，任务开始不到一周，我们不仅在边界上失去语言学家，现在连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没了。
“好吧，我放弃，”勘测员一边说，一边扔下步枪，垂头丧气地坐到在人类学家帐篷门前的椅子上，而我则在帐篷里面翻查搜寻，“我暂且相信你。因为我实在别无选择。因为我没有更好的推测。现在怎么办？”
人类学家的帐篷里依然毫无线索。她的恐怖命运仍使我心惊。被迫自寻死路。假如我猜得没错，那心理学家就是凶手，比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更残忍。
我没有回答勘测员，于是她又加强语气重复道：“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我从帐篷里钻出来，说道：“检查我拿到的样本，冲洗并查看照片。明天也许再回到塔底下去。”
勘测员发出刺耳的笑声，她在竭力思考如何回答。一时间，她的脸仿佛像要撕裂开来似的，也许她仍在跟催眠暗示的残余效果奋力抗争。最后，她终于说：“不。我不要再下去那地方了。而且那是隧道，不是塔。”
“那你想要干什么？”我问道。
她似乎突破了壁垒，语速变得更快，也更坚决：“回到边界，等待撤离。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下去，假如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心理学家此刻正在暗地里策划，哪怕只是寻找借口跟我们解释。不然的话，假如她因为受到攻击而致死伤，那更是需要赶紧撤离的理由。”她点起一支烟。那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存货之一。两股长长的烟雾从她鼻子里喷出来。
“我还不打算回去，”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行。”尽管发生了这许多事，我依然一点也没打算返回。
“你喜欢这地方，是真喜欢，对吗？”勘测员说。那其实并非问句，她的语气中带着怜悯或者说厌恶，“你认为这应该持续得更久？告诉你吧，即使是在模拟失败结果的军事演习中，我见过的形势也比这更好。”
她的观点或许没错，但她受到恐惧的驱使。我决定偷师心理学家的拖延策略。
“那就先看一看带回来的东西，然后再作决定。明天你随时可以出发返回边界。”
她又吸了口烟，仔细琢磨着。毕竟去边界需要步行四天。
“有道理。”她说，态度暂时缓和下来。
我没说出心里的想法：也许没那么简单。她穿越回边界之后，或许会跟我丈夫的情况一样，失去独立人格。但我不想让她感觉毫无出路。
下午的剩余时间里，我都在自己帐篷外临时搁置的桌子上用显微镜观察样本。勘测员则在充当暗室的帐篷里冲洗照片，这对习惯于数码上传的人来说是件繁琐的事。等待照片显影的时候，她又去翻查前期勘探队留在大本营的各种地图与文件。
那些样本就像是一串莫名的笑话，我无法理解其精妙之处。构成墙上文字的细胞结构不同寻常，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细胞极为完美地模拟了某种腐生生物。我提醒自己，下次要记得从文字后面的墙壁上取样。我不知道菌丝渗入有多深，底下是否还有结节，而表面的菌丝是否只起到岗哨的作用。
手掌状生物的样本组织根本难以解释，虽然这很奇怪，但无法从中获取任何信息，我的意思是，样本里并无细胞，只有连续的琥珀色表面，内部还有一些气泡。当时，我的解释是，这批样品受到了污染，或者此种有机组织分解太快。后来我又有个想法，但那来得太迟，来不及测试：我吸收了该生物的孢子，有可能导致样本作出某种反应。我没有合适的医疗设备，无法检测自从那次遭遇之后，我的身体与思维是否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然后是人类学家试管里的样本。基于明显的理由，我将它留到最后。我让勘测员取出一部分，抹在玻璃片上，用显微镜观察，并记下结果。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要我来做？”
我略一迟疑：“理论上说……可能有污染。”
她紧咬牙关，表情生硬：“理论上说，你跟我的受污染程度为何会有不同？”
我耸耸肩：“没什么特殊原因。但我是第一个发现墙上有字的人。”
她看着我，发出刺耳的笑声，仿佛我在胡言乱语。“我们已经走得那么深。不管这地方是怎么回事，你真以为面具可以保护我们吗？”她错了——我认为她错了——但我没有纠正她。出于许多原因，人们可能忽略或简化信息。
于是没什么可再多说的，她继续干她的事，我依然眯缝着眼通过显微镜观察从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身上取下的样本。起初，我搞不清这是什么，因为太出乎意料。那是脑组织——不是别的脑组织，而是人类的脑组织，只不过稍许有点异常。我当时的想法是，样本已经变质，但即便如此，也并非因为我的缘故：勘测员的记录与我所见到的完全吻合，而当她稍后再看时，也确认样本并无变化。
我通过显微镜窥视，然后抬起头，而后继续窥视，仿佛无法看清样本。最后，我定下心凝神注视，直到眼中只剩下一堆圆圈和歪歪扭扭的曲线。这真是人类的吗？还是它在冒充人类？正如我所说，它有些异常。而且人类学家是如何取样的呢？就拿着个勺子走到怪物跟前问“我能搜集你大脑的活体组织吗？”？不，样本一定是取自外部表层。就是说，不可能是脑组织，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是人类。我再次产生飘忽晕眩的感觉。
此时，勘测员走过来，将冲印出的照片扔到我桌上。“毫无用处。”她说。
墙上文字的照片全都是混乱的彩色荧光，仿佛对焦不准，而除文字之外的影像则是一片黑暗，少数过渡区域的照片也全都失焦。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墙壁缓慢稳定的呼吸所致，也许它还释放其他引起光线扭曲的因素，比如热量之类。这让我想到，我并未从墙壁上取样。我认出文字是生命体，我知道墙壁也是生命体，但我的大脑依然把墙当作无生命的物体，把它当作建筑的一部分。
“我理解。”勘测员说，她显然误解了我的咒骂，“你的运气如何，那些样本怎么样？”
“不行，运气太糟。”我一边说，一边依然注视着照片，“地图和文件里有什么吗？”
勘测员用鼻子出了口气。“什么鬼东西都没有，只是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观察灯塔，前往灯塔，住在那该死的灯塔里。”
“所以我们一无所获。”
勘测员并不理会，而是说道：“现在怎么办？”显然她很厌恶这个问题。
“晚餐，”我说，“然后沿着营地周围转一转，确保心理学家没躲在灌木丛里。然后再考虑一下明天做什么。”
“我告诉你吧，有一件事明天我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回到那隧道里。”
“塔。”
她瞪着我。
没必要与她争辩。
黄昏时分，我们在营火边吃晚饭，熟悉的哀号声又从盐水沼泽那里传来。我专注于用餐，几乎没有注意。不知何故，食物非常美味。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之后，又去添加，惹得勘测员疑惑地瞪视着我。我们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交谈意味着制订计划，而我定的计划她肯定不喜欢。
起风了，天开始下雨。我感觉每一颗落下的雨滴都像是有着诸多刻面的液体钻石，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折射出光芒。我嗅到海洋的味道，脑中想象着翻滚的波浪。风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夹带着沼泽芦苇的泥土气息，钻入我的每一个毛孔。在塔内的封闭空间里，我试图忽略自身的变化，但我的感知似乎太过敏锐。我仍在逐渐适应，但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想到，仅仅一天之前，我还是另一个人。
我们轮流值夜。让心理学家偷偷摸进来似乎比牺牲睡眠更不明智。她知道营地周围每一根警报触发线的位置，而我们还没时间将它们卸掉重装。我让勘测员值第一轮岗，以示诚意。
半夜里，勘测员进来叫醒我值第二轮岗，但我早已被雷电吵醒。她心情烦躁地上床睡觉去了。我怀疑她并不信任我，只是经过一天的压力，她肯定一刻也无法再睁开眼。
雨依然很大。我并不担心帐篷会被冲走——这是军队制式的，可以承受除龙卷风外的一切天气——但如果我一直保持清醒，还不如去体验一下暴风雨。因此我走到外面，步入杂乱灼人的雨水和阵阵狂风中。我听见帐篷里传来勘测员的鼾声，她或许曾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入睡。营地边缘的信号灯发出昏暗的光线，在其照射之下，帐篷就像是一块块三角形的阴影。我感觉连黑暗都有了生命，围绕在我四周，仿佛具备实际形体。我甚至不能断言这是不是一种凶险的存在。
那一刻，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个梦——训练、从前的生活、我离开的那个世界，所有这些都不再重要。唯有此时此地才有意义，而且并非因为我受到心理学家催眠。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控制下，我透过树木间参差狭窄的空间，凝视着远处的海岸。在那里，黑夜、云团与海洋汇聚成一片更广阔的黑暗。再往远处，是另一道边界。
接着，就在那黑暗中，我看到闪动的橙色光芒。只是一小缕光，悬在高高的天空中。我很疑惑，但随即意识到，一定是源自灯塔。我看着它略略移向左上方，消失片刻之后，又出现在更高处，然后便永远消失了。我等待那光芒重新出现，但它再也没有亮起。不知何故，光线熄灭越久，我就越不安，仿佛在这奇怪的地方，一点亮光——不管什么样的亮光——就是文明的迹象。
我丈夫从第十一期勘探队返回，在他与我单独相处的最后一天里，也下了一场暴雨。那一整天就像梦境一样清晰，既熟悉又怪异——在熟悉的日常惯例中，有一种怪异的平静，甚至超越在他走之前我所习惯的气氛。
在他出发去勘探前的数周中，我们经常争吵——激烈地争吵。我将他推到墙边，朝他砸东西，试图击穿他那盔甲般牢固的决心，但如今我知道这多半是催眠暗示强加于他的。“你要是去了，”我对他说，“也许就回不来；就算回来，我也不能保证会等你。”对此，他发出令人恼怒的笑声，并说道：“哦，你一直在等我吗？我到了吗？”当时，他已下定决心，任何阻碍只不过是刺耳的笑话——无论是否被催眠，这都是十分自然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要决定去做一件事，就会不计后果，一路走下去，让冲动变成动力，尤其是当他感觉自己的贡献意义重大，甚至超越自身的存在时。这是他当初跟随海军进行第二轮巡航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关系变得很脆弱，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很合群，而我偏好独处。这曾经是促进我俩关系的动力，但如今已不再有效。从前，我不仅觉得他英俊，更赞赏他那自信外向、乐于与人接触的性格——我认为这是对我自身个性的一种有益补偿。他也颇具幽默感，我们初次相逢，是在本地一个拥挤的公园里。他假装我俩都是侦探，正在为调查案件而监视一名嫌犯，并由此渗透瓦解了我的沉默寡言。借由编造周围忙碌人群的生活，我们也谈及彼此的日常。
即使当他感觉已突破我的防线，我依然谨慎而孤僻。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来说一定就像是个谜团。也许我是个待解的谜，也许他只是认为一旦对我有所了解，就能继续突破，找到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我。在一次争执中，他也的确如此承认——试图将他志愿参加勘探这件事归结为某种标志，以证明我将他推拒得有多远，但后来，他惭愧地收回了这番话。为避免误解，我明确地告诉他：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那个人并不存在，我表里如一，也永远不会改变。
在交往早期，我们经常躺在床上聊天。我曾告诉他泳池的事，他被深深吸引住了，或许还期待会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关于我孤独的童年时代，他避而不谈，只是专注于泳池本身。
“要是我的话，就会在池子里开船。”
“船长一定是‘老扑腾’，”我答道，“一切愉快而完美。”
“不，因为我会发现你闷闷不乐，固执阴郁。相当的阴郁。”
“那我会发现你轻率肤浅。真心希望乌龟把你的船撞沉。”
“那样的话，我会造一艘更好的船，然后告诉大家，有个阴郁的孩子老是跟青蛙说话。”
我从不跟青蛙说话；我讨厌将动物拟人化。“所以，假如小时候的我们不喜欢对方，那会怎样？”我问道。
“哦，就算那样，我仍然会喜欢你。”他咧嘴笑道，“你会让我着迷，我会跟你去任何地方。毫不犹豫。”
于是我们就这样以特有的方式重归于好。性格截然相反，却因此建立牢固的关系，我俩对此引以为豪。我们始终陶醉于此种构想中，仿佛那是永不消散的波浪，直到婚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以熟悉的方式将我们摧毁，令人深感沮丧。
然而当他从勘探队返回，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不再重要。我没问问题，也没提及以前的争执。他回来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在他身边醒来，我就知道，我俩相处的时间已到了尽头。
我替他煮早餐，外面大雨如注，闪电在近处闪烁。我们坐在厨房餐桌边，透过玻璃移门，可以看到后院。我们谈论鸡蛋与培根，态度礼貌得令人痛苦。他称赞我新装的灰色鸟食容器，以及随着雨点波动的庭院水景。我问他睡眠是否充足，感觉如何；甚至问他与昨晚相同的问题，比如回来的旅程是否艰辛。
“不，”他说，“毫不费力。”他露出微笑，跟以前那种令人恼火的笑容有几分相似。
“路上用了多久？”我问。
“没多久。”我无法解读他的表情，然而从他呆滞的脸上，我能感觉到悲哀，仿佛他内心仍希望交流，却力不从心。自从我与丈夫相识以来，他从不曾如此忧郁悲哀，因而我有点害怕。
他问起我的研究工作，我告诉他一些新的进展。当时，我所效力的公司正致力于开发能够分解塑料等非生物降解物质的天然产品。这份工作很无趣。之前，我一直依靠各种研究经费在野外考察。再往前追溯，我曾是激进的环护主义者，参与示威抗议，并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电话寻找潜在的捐助人。
“你的工作呢？”我试探性地问道。关于这个谜团，我不知还有多少绕圈的余地，因此随时准备把话题岔开。
“哦，你知道，”他的语气就像才离开了几周，仿佛我是他的同事，而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妻子，“哦，你知道，就那样。没什么新鲜的。”他喝了一大口橙汁——是真的认真品尝，一时间，屋里就只有他享受的气氛。然后，他随口问起房子里的其他改良之处。
早餐后，我们坐在门廊上，看着瓢泼大雨和药草园里的积水。我们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回屋里做爱。那是一种神情恍惚、不断重复的交媾动作，只是因为困在这样的天气里，才感觉比较轻松舒缓。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假装，那现在就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丈夫并没有完全回家。
午餐之后是看电视——我为他找到一档双人帆船竞赛的重播——以及更多乏味的交谈。他问及一些朋友，但我无法给出答案，我从没再见过他们。这些人其实并非我的朋友，我不会去交朋友，而是从丈夫那里转承。
我们玩一种桌面游戏，对其中一些愚蠢的问题抱以笑声。然后，他记忆中的空缺明显暴露出来，我们停止游戏，沉默笼罩着彼此。他阅读报纸和喜爱的杂志，看电视新闻，但也许只是在装模作样。
我在沙发上打了个盹，醒来后雨停了，而他不在我身边。我逐一查看每间屋子，却找不着他。我尽量克制住惊慌。最后，我来到室外，在房屋的侧面找到了他。他站在几年前买的小船跟前。那船塞不进车库。虽然只是一条大约二十英尺长的游艇，但他很喜欢。
我走上前，挽住他的胳膊，他脸上有一种疑惑而近乎凄凉的表情，仿佛记得这船对他很重要，却想不起原因。他并未对我的存在有所表示，而是继续盯着船看，显得越来越茫然。我能感觉他在尝试唤起某种重要的记忆，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跟我有关。当时他要是能想起来，或许就可以告诉我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于是我俩只是呆呆地站着，尽管我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与重量，也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但其实我们相隔甚远。
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无法忍受——受不了他那无缘无故、难以名状的焦虑与沉默。我带他回到室内，他没有阻止我，也没有抱怨。他没有回头看那艘船，我想我就是在此时下定了决心。假如他回头看，假如他有反抗，哪怕只是一下子，情况或许就会不同。
当他快要吃完晚餐时，他们乘着四五辆没有标识的小车和一辆监控面包车过来，将他带走。进门时，他们举止并不粗暴，也没有高声叫嚷，更看不见手铐和武器。相反，他们对他态度恭敬，甚至可以说是敬畏：谨慎小心，就像处理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他离开时并未抗议，而我也任由他们把这陌生人从家中带走。
我无法阻止他们，但也无意阻止。与他相处的最后数小时中，我越来越恐慌，也越来越确信，在X区域的经历已将他变成一具空壳，就像毫无情感的机器，就像素不相识的人。他的每一个反常举动、每一句反常的话，都令我记忆中那个人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保留住他的印象依然很重要。因此我拨打他以前留给我的紧急号码：我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也无法跟这个状态异常的人继续相处下去。坦白讲，看着他离去，我有种解脱的感觉，而不是背叛的负疚感。我还能怎么办？
如前所述，我经常去观察所探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谈话录像来看，即使在催眠状态下，他也的确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说，除非是他们没给我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话语中始终存在的悲哀。“我沿着那条路从边界走向大本营，仿佛永远走不到头。路上花了很长时间，但我知道，回程的时间会更久。我没有同伴，只有孤身一人。那些树其实不是树，鸟也不是鸟，而我也不是我自己，只是长时间在路途中行走的某种存在……”
这其实是他返回之后，我在他身上发现的唯一特质：深邃而永无止境的孤独，就好像他获得了某种天赋，却不知拿它如何是好。于是那天赋就变成毒药，最终要了他的命。但它能杀死我吗？最后几次见面时，我凝视着他的眼睛，徒劳地盼望着能了解他的思维，于是这个问题便渗入我脑中。
我的工作重复性越来越强。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我总是想到X区域，感觉倘若不去看一看，便永远无法知道它是什么样。没人能够明确告诉我，也没有谁的描述可以替代亲眼所见。因此，在丈夫死后几个月，我便志愿申请参加X区域的勘探。前期勘探队成员的配偶从来没有过报名签约的。我猜想，他们接受我，部分原因是想看一看此种联系是否会带来不同。他们接受我，是一种试验。不过，也有可能打从一开始，他们就料想到我会加入。
早晨，雨停了，天空蓝得灼人，几乎没有一丝云。唯有帐篷顶上散乱的松针，以及地上的泥水坑和落枝，才显示出昨晚有过一场暴风雨。影响我知觉的光亮感扩展到了胸部，我无法用其他词语描述这种感觉。我体内有一种光亮感，仿佛某种能量与期待，如同针刺一般麻痒，并且有力地帮助我抵抗睡眠不足。这是变化的一部分吗？但即便如此，也没关系——我无法阻挡自身的转变。
我发现自己在灯塔和地下塔之间犹豫不决，我必须作出决断。那光亮感似乎倾向于立即回到黑暗之中，其原因或许与勇气有关。不假思索、毫无计划地一头扎进黑漆漆的塔里，那是信心的体现，坚决而不计后果，除此之外，便无任何依托。然而我现在知道，昨晚有人在灯塔中。如果心理学家躲在那里，我就可以追踪到她，从而在继续探索地下塔之前，对它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昨晚相比，这似乎越来越重要，因为关于地下塔的未知数增加了十倍。因此，当我与勘测员交谈时，已经打定主意去灯塔。
早晨的气味与感觉属于新的开始，但新开始并未出现。勘测员不仅不愿意回地下塔，对灯塔也同样不感兴趣。
“你不想知道心理学家是否在那里？”
勘测员看了我一眼，仿佛我的话很愚蠢：“当她守在制高点，四面八方视线毫无阻拦？在一个据说储藏着武器的地方？我宁愿留在这儿赌一赌运气。你要是聪明的话，也应该这么干。也许你会‘发现’，你并不喜欢脑袋上有个弹孔。另外，她有可能在别处。”
她的固执让我很难办。出于纯粹务实的原因，我不愿分头行动——他们的确说过，以前的勘探队在灯塔里存有武器——而且我相信，勘测员很可能会离开我独自回家。
“要么去灯塔，要么去地下塔，”我试图回避问题，“在回地下塔之前找到心理学家会比较好。她看见是什么杀了人类学家。她没把所知的情况都告诉我们。”未说出口的想法是：一两天过后，塔里那个在墙上缓缓写字的怪物或许就消失了，或者走到前面很远，我们再也追赶不上。然而这又让我脑中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那座塔永无止境地向地底延伸，有着无穷无尽的层级。
勘测员抱起双臂：“你是真不明白，对吗？任务结束了。”
她害怕了吗，还是因为不喜欢我，所以才不愿赞同？无论原因何在，她的反对和脸上得意的表情让我很恼火。
此时此刻，我干了一件现在想来十分后悔的事。我说：“假如马上回塔里去，风险并无回报。”
我自认为很巧妙地念诵出心理学家的催眠暗语，然而勘测员脸上一阵战栗，暂时的扭曲过后，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明白我的意图。那甚至都不是惊讶的神情，更像是她早就渐渐对我形成某种印象，而现在得到了印证。于是我也明白，催眠暗语只有心理学家能用。
“为达到目的，你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对不对？”勘测员说。然而事实是，她握着步枪。我有什么真正的武器呢？我告诉自己，我不希望人类学家死得毫无意义，因此才建议如此行动。
她见我没有回答，便叹了口气，然后语气疲惫地说：“你知道吗，我在洗那些没用的照片时终于搞明白了。最令我不安的，不是隧道里那怪物，不是你的行为举止，也不是心理学家干的事，而是我手中握的枪。就这把该死的枪。我把它拆开清洗，发现那是三十年前的部件拼凑起来的。我们带的东西没一样是现代的，包括衣服和鞋，全都是以前的垃圾，修修补补又拿出来。我们相当于一直活在过去。类似于历史再演。但为什么呢？”她嘲弄似的哼了一声，“你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从没一次跟我讲过这样多话。我想要说，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况相比，这条信息最多只能算稍许有点令人惊讶。不过我并没说出口。我必须言简意赅。
“你会在这儿等我回来吗？”我问道。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她答得太快，语气也不对，令我很不安。
“随你便。”
“做不到就别答应。”我说道。我早已不相信承诺。生物学规律，我相信。环境因素，我相信。承诺，我不信。
“快滚吧。”她说。
于是，我们的对话到此为止——她斜躺在摇摇晃晃的椅子里，捧着突击步枪，而我出发前去寻找昨晚见到的光源。我背着满满一袋食物和水，还有两支枪，再加上取样用的设备，以及一台显微镜。不知何故，带上显微镜让我感觉比较安全。虽然我力图说服勘测员一起去，但心中仍有几分期待可以有机会独自勘察，不必依赖或担心他人。
我数次回头张望，直到小径拐过一个弯。勘测员一直坐在那里瞪视着我，仿佛是我自己短短数天前的扭曲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