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天 12月18日星期六
东海岸
美国“鸽子”号潜艇救难舰凌晨四时抵达查尔斯顿船坞。苏联水兵都被安置在水兵食堂内，他们都巳变得难以管束了。俄国军官们曾努力去限制他们的人员同援救了他们的美国人接触，实际上这根本办不到。简单地说吧，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人们上厕所。“鸽子”号为来客提供了良好的海军食品，最近的厕所在离舰尾几码处，在去厕所来回的路上，“红十月”号的人员碰到了英国水兵，其中有些人是装扮成士兵的会讲俄语的军官，还有些人是属于士兵级别的俄语专家，是在最后一批苏联人到达“鸽子”号时才空运过来的。他们原以为登上的是一艘敌对的舰艇，但是却遇见了友好的讲俄语的人，这对许多年轻新兵来说，产生了一种征服力量。他们的谈话都录进了暗藏的录音机里，等以后到华盛顿进行检查。彼得罗夫和那三个低级军官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们明白过来以后，就轮流陪同那些人去上厕所，活象承担保护责任的家长一样。但他们还是未能防止这件事情：一名身穿水手长服装的情报官员表示可提供避难，说任何想留在美国的人都会得到许可。十分钟以后，这个消息就在全体水兵中传开了。
美国水兵吃饭的时间到了，俄国军官几乎无法阻止大家相互间的接触；结果是，这些军官光顾忙着巡视各个餐桌，自己却吃得极少。使他们的美国同行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不得不一再拒绝应邀去“鸽子”号军官餐室就餐。
“鸽子”号小心翼翼地驶入船坞，没什么可着急的。当舷梯放妥以后，码头上的乐队奏起了一组苏联和美国乐曲，庆祝这次救援工作中的合作。苏联人原以为由于是在凌晨，他们会在静悄悄的气氛中抵达，可是他们错了。当第一个苏联军官在舷梯上刚下了一半时，就被50盏高强度的电视灯光照得眼花缭乱，电视记者们嚷着提问题。这些记者是从床上被唤起来去采访那艘救难舰的，好在圣诞节期间为晨间广播新闻网提供一条精采新闻。这些俄国人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西方新闻记者这类人，因此，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引起了大混乱。记者们认出了那些军官，于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使竭力控制事态的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大为惊恐。在一个记者面前，这些军官都装作一点也不懂英语，但却发现有一个钻劲十足的记者带来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市南卡罗来纳大学的俄语教授。彼得罗夫在六架摄影机面前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政治上无可指责的套话，但愿整个事件是一场恶梦。用了一个小时才把全部俄国水兵都安排到三辆专门租用的大客车上，然后开往机场。沿途，生满新闻人员的大小汽车与大客车并排疾驶，不断地打扰这些俄国人，闪光灯亮个不停，还叫嚷着各种谁也听不懂的问题。飞机场的景象没有多大差别。空军派来了一架VC—135运输机，但在这些俄国人登上飞机之前，又不得不在记者的海洋中拥挤着前进。伊万诺夫碰到了一位斯拉夫语专家，由于他带着可怕的乡音，俄语讲得一塌糊涂。登机又用了半小时。
12名空军军官安排大家坐好后，就分发香烟和小瓶酒。当这架要员运输机飞到2万英尺高度时，飞行令人十分愉快。一位军官通过机内电话装置向他们宣布以后的计划，要对大家进行体检。苏联第二天将要为他们派出一架飞机，但是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多留一两天，可以充分地体验一下美国的好客。机组人员格外卖力，向他们的乘客介绍着航线途中每个地面文物、城镇、村庄、州际高速公路和汽车站的来历，还通过译员表明全体美国人要求与苏联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表达美国空军对苏联水兵的勇气怀有一种职业上的钦佩心情，并悼念那些先人后己勇敢地留在后面而牺牲的军官。这一整套从头到尾是场冠冕堂皇的骗局，目的是征服对方；这场骗局已开始取得成效了。
飞机在华盛顿郊区上空低飞，快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了。译员解释说，现在他们正飞过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是政府和当地工业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地面上又有三辆大客车在等着他们，这三辆客车并没有走华盛顿特区周围环形公路的路线，而是直接穿城而过。三辆车上的美国军官为交通的拥挤表示道歉，他们说，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一辆小汽车，许多家庭有两辆或者更多；现在人们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省得自己开车麻烦。开自己的车还有麻烦，苏联水兵简直认为这不可思议。他们的政治军官以后会告诉他们，这全是胡说，但谁又能否认路上的成千上万辆汽车呢？这肯定不可能是为了一些水兵而在一小时以内故意安排的一场假把戏吧？当车驶过华盛顿特区东南时，他们注意到黑人也有汽车——几乎没有地方可停放那么多汽车！大客车继续沿林荫路行驶，译员说，他们要是能被允许去参观一下许多公开开放的博物馆就好了。译员还说，在宇航博物馆里有一块由“阿波罗”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石头……这些苏联人看到在林荫路上慢跑的人，成千上百的人正在信步漫走。大客车向北一拐，通过华盛顿西北部漂亮的地区向贝塞斯达开去，这时车上的苏联人都嘁嘁喳喳地说开了。
在贝塞斯达，他们受到电视摄影记者的采访，通过三大电视系统作了实况转播，友好的笑嘻嘻的美国海军医生和卫生员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进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十位大使馆的官员已在那里，他们都在琢磨如何控制住这批人，但从政治上说，又不能对本着缓和精神给予这些人的照料提出抗议。从沃尔特?里德医院和其他政府医院请来的医生们，为每个人作了迅速、全面的医疗检查，尤其是要检查是否受了辐射中毒。在检查时，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身边单独有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有礼貌地询问他个人是否想留在美国，并指出，每个决定要留下的人需要亲自向苏联大使馆的代表去说明意愿——但只要他愿意这样做，他就会获准留下。大使馆官员感到恼火的是，有四个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个人在与海军武官面谈后撤回了决定。美国人很谨慎，把每次会见都作了录象；如果以后对方指责说美国人搞恫吓，就可以马上反驳。
医疗检查做完以后——谢天谢地，放射性照射度很轻微——这些人又吃了一顿，然后上床休息。
华盛顿特区
“早上好，大使先生，”总统说。阿尔巴托夫注意到，佩尔特博士又站在他的主人身边，就在那张宽大的古董桌子后面。他预料这次会见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总统先生，我是来抗议美国政府对我国水兵的未遂绑架。”
“大使先生，”总统厉声回答说，“在一位前地方检察官看来，绑架是一种卑鄙而可恶的罪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容被指控犯有此种罪行——当然更不容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们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绑架别人。你听清楚了吗，先生？”
“除此之外，阿列克谢，”佩尔特用缓和一些的口气说，“如果不是我们，你们说的那些人就不会活到今天。为了救出你们的军人，我们损失了两名优秀人员。恐怕你们至少应该对我们为救援你们的水兵所做的努力表示一点感谢，而且也许可以对那些在救援过程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作一点同情的姿态吧。”
“我国政府已注意到贵国两位军官所做的英勇努力，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确实希望对这次救援表示感谢。尽管这样，先生们，有人下了功夫，蓄意诱使这些人中的某些人背叛他们的国家。”
“大使先生，去年贵国的拖网渔船救出了我国的巡逻飞机的机组人员之后，苏联武装部队的军官用金钱、女人和其他各种诱饵引诱我们的机组人员，要他们提供情报或者同意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对不对？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件事，你知道这种把戏是怎么耍的。当时我们对此没有提出抗议，是不是？没有。那六个人还活着，我们就非常非常感激了。现在，当然罗，他们都回来工作了。贵国对美国普通公民的生命所给予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们仍是感激的。至于当前这件事，每个军官或士兵都被告知，只要他们愿意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没有使用任何武力。我们要求每个希望留在这里的人都要同贵使馆的一位官员见面，这样就给了你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向他说明他行动的错误。这当然是公平的，大使先生。我们没有给钱，也没有用女人。我们不收买别人，我们更不会绑架别人，永远不会。要是谁去绑架人，我就把他关进监狱。我甚至还曾处决了一个。不要再拿这个来指控我了。”总统理直气壮地结束了发言。
我国政府坚持，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送回国，”阿尔巴托夫坚持说。
“大使先生，任何在美国的人，不论其国籍或来到我国的方式如何，都有权受到我国法律的充分保护。我们的法院对此曾多次作出裁决。根据我国的法律，在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情况下，不能强迫任何男人或女人去做违反他意愿的事。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有一艘弹道导弹潜艇在离美国海岸300海里处干什么？”
“一艘导弹潜艇？总统先生？”
佩尔特从总统的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照片，交给阿尔巴托夫。是“海崖”号的录象机录下的，照片上是那枚SS—N—20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
“那艘潜艇的名字是——曾经是‘红十月’号，”佩尔特说。“它已经爆炸，在离南卡罗来纳州海岸300海里处沉没。阿列克谢，我们两国之间有一项协议，即任何此类舰艇不得靠近对方国家500海里即800公里以内的地方。我们想了解那艘潜艇到那里去干什么。不要跟我们说这个导弹是什么捏造出来的——因为即使我们想干这种蠢事，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那是你们的一枚导弹，大使先生，而这艘潜艇还运载了19枚此种导弹。”佩尔特有意把数字说错。“美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说明它是怎样违反我们之间的协议到那里去的，而同时贵国又有那么多其他舰只如此靠近我们的大西洋海岸。”
“那肯定是那艘失踪的潜艇。”阿尔巴托夫主动说。
“大使先生，”总统轻声说道。“那艘潜艇直到星期四才失踪，是你跟我们讲了这件事的七天之后。总之，大使先生，你上星期五的解释与我们掌握的确凿事实并不吻合。”
“你到底要指控什么？”阿尔巴托夫怒气冲冲。
“怎么啦，没有什么指控，阿列克谢。”总统说。“如果那项协议不再起作用，那么它也就不再有效了。我想上星期我们也讨论过这种可能性。美国人民今天晚些时候将会了解事实真相。你对我国很了解，可以想象出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需要有个交代。目前，我看不出贵国舰队还有什么理由呆在我国沿岸。‘救援’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苏联舰队的继续存在只能是一种挑衅。我希望尔和贵国政府考虑一下我的军事将领现在会怎么对我说；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设想一下相反的情况，你们的将领将会对纳尔莫诺夫总书记说些什么。我需要有个交代。如果得不到解释，我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都是我极不愿作出的。请向贵国政府转达这个口信，并告诉他们，既然你们有些人选择要留在这里，我们大约很快就能了解到具体发生的情况。再见。”
阿尔巴托夫离开办公室，转身向左，从西门离去。一名海军陆战队门卫把门打开，但他却没有注意到这种礼貌举动。大使的司机正等在一辆“卡迪拉克”高级小轿车的外面，为他开着门。这位司机是克格勃华盛顿站政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怎么样，”司机说，看了一下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交通情况，然后驱车左拐。
“嗨，会见的情形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现在，我们可以绝对肯定他们绑架我们人员的原因了，”阿尔巴托夫回答说。
“是什么，大使同志？”司机立即问道，克制住自己的恼怒情绪。要是在几年以前，大使这个党的驯服工具是不敢对克格勃内高级官员采取应付拖延态度的。自从安德罗波夫同志逝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失宠了。但情况还会纠正过来的。他对这点很有把握。
“总统就差谴责我们违反双方1979年的秘密协议，蓄意派遣潜艇接近他们的海岸了。他们扣下了我们的人，单独加以盘问，以便了解那艘潜艇的使命是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干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呢？一天？两天？”阿尔巴托夫气愤地摇摇头。“他们也许已经知道，只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许用一个女人，就可使他们松口。总统还提请莫斯科想象一下，五角大楼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要对他说什么！要他去做些什么！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是不是？他们会说我们在演习一场突然核攻击，或许甚至会说就在进行这场攻击！似乎在致力于实现和平共处方面我们还不如他们！这些疑神疑鬼的蠢货，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还感到气愤。”
“你可以责备他们吗，同志？”司机问道。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在进行着整理，分析，考虑向莫斯科总部作出单独报告。
“他还说我们的舰队再也没有理由呆在他们的沿海了。”
“他是怎样说的？是一项要求吗？”
“他的措词是温和的，比我预料的温和。这就引起我的关注了。我认为，他们是在计划采取什么行动。舞弄军刀会发出响声，抽出军刀却是不会发出响声的。他要求对整个事件做出解释。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猜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而这位高级情报人员的确是知道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其本身就是难以置信的。海军和军事情报总局竟能允许发生这样难以相信的大错误，这使他感到吃惊。卡修斯间谍提供的情况简直荒唐之极。司机亲自把卡修斯的情报转交给了莫斯科。难道美国和苏联都可能是某个第三者的受害者？一项行动出了差错，于是美国人要设法找出谁应当负责，以及是怎么造成的，以便他们可以自己去做？这倒还说得通，但是其他的情况呢？路上交通拥挤，他皱起了眉头。他从莫斯科总部接到的命令是，如果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他应当立即查清。他不相信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如果是，那中央情报局的掩盖本事简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盖这样一个复杂的行动有可能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要干上几个星期，去查实有没有掩盖情事，去搞清在兰利和事件现场都有些什么传说，与此同时，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机构也都要采取同一行动。如果中央情报局打入北方舰队的最高司令部，他会发现的。对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报局已经这样做了。军事情报总局要对这场灾难负责；几年前，军事情报总局从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捞到了好处，而现在它可要丢面子了。如果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压军事情报总局和军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能对这桩事件进行自己的独立调查。不管调查中发现了什么，克格勃都会先声夺人，把军队压下去。克格勃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总会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如果发现的结果对其对手造成损害，那就更好……
苏联大使走出去以后，门就关上了，佩尔特博士打开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扇旁门，穆尔法官走了进来。
“总统先生，我得象这样躲在密室里干事已经有一阵子了吧。”
“你真指望这能有效果吗？”佩尔特问。
“是的，我现在就这样指望。”穆尔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这是否有点悬，法官？”佩尔特问道，“我是说，进行一次这样复杂的行动？”
“妙就妙在这儿，博士，事情并不需要我们去干。苏联人将会替我们干。噢，当然罗，我们要有不少人在东欧到处提出许多问题探听消息，巴兹尔爵士的人也会这样做的。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已经问过他们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导弹潜艇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格勃也会很快就发现和怀疑为什么四个主要西方情报机构都在了解同一个问题——他们心想，如果这是我们的行动，这些情报机构就会保持缄默态度的。
“你得了解苏联人面临的困境，他们必须在两种同样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认为，他们最受信任的一名专业军官犯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叛国罪。你已经看过我们有关拉米乌斯艇长的档案。他是共产党的宠儿，一个真正的新型苏维埃人。此外，这种叛逃阴谋必然还有若干同样受信任的军官参与。苏联人有种固定的想法，总认为这种人怎么也不会离开‘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们又拼命设法阻止人们离开他们的国家，我承认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实。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员或一名克格勃间谍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无可挑剔的军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说，一个艇长有许多特权，你可以把这种叛逃比作一个自我奋斗而发迹的百万富翁离开纽约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相信我们通过亨德森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并不高明，但却有大量旁证使之成立，尤其是我们曾努力诱使他们水兵叛逃的事实。你已目睹了他们对此是多么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对文明行为准则的粗暴践踏。后来我们发现这是艘导弹潜艇，总统作了有力的反应。这也是对亨德森情报的有利证据。”
“那么他们会倾向哪一方呢？”总统问。
“先生，这个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而苏联的心理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难懂。要么是十个人集体背叛，要么是外界策划的密谋，在这两者之间要作出选择，我的看法是，他们会选择后者。要他们相信这真是一场叛逃行动，那简直就是迫使他们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谁愿意干那种事？”穆尔得意地作了个手势。“选择后者意味着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外来者的破坏，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统治思想存有内在矛盾要好听一些。此外，我们还知道克格勃将主持这次调查。”
“这是为什么？”佩尔特问道。他被法官的计划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军军事行动的安全受到渗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军事情报总局都要负责。海军和陆军的安全是他们的管辖范围。由于克格勃在我们的朋友安德罗波夫离开人世以后所受到的损害，情况就更是如此。苏联人不能有一个自己调查自己的组织——更不能在情报界内这样做！所以，克格勃伺机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对头。从克格勃的角度来看，外部的煽动是远为吸引人的选择：这有利于克格勃展开一场更大的行动。如果他们证实了亨德森所说的一切并使每个人相信那是真的——当然他们是会那样做的——那么由于是他们揭露了事实，这岂不会使他们神气得多！”
“他们会去证实那些情报吗？”
“当然会的！干情报这个行当，如果你执意要找到什么东西，你就能找得到，不管这个东西真有假有。主啊，拉米乌斯这家伙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该多感激他。这样的良机，真是千载难逢，千万不能丧失。”
“但是克格勃以后的腰杆将变得更硬了，”佩尔特说。“那是一件好事吗？”
穆尔耸了一下肩。“迟早总要发生的。把安德罗波夫搞下台——说不定还是被杀害的——使军队得到太多威信，这正象50年代搞掉贝利亚的情况一样。苏联人象我们一样，依靠对军队进行政治控制，而且比我们更厉害。由于克格勃把他们的最高指挥权夺走了，他们就干了那件肮脏事。这样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样倒也不错，我们能从中获得好处。现在只有几件事还需要我们去做。”
“比如说？”总统问。
“我们的朋友亨德森在一个月左右以后要放出消息说我们有一艘潜艇从冰岛驶出一直跟踪着‘红十月’号。”
“那是为什么呢？”佩尔特不同意。“那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在撒谎，就那艘导弹潜艇而引起的风风雨雨是场骗局。”
“不完全是这样，博士，”穆尔说。”把导弹潜艇开到离我国海岸这样近的地方，这总是破坏协议的行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无法知道那艘潜艇为什么会去那里——只有我们审问了留在这儿的水兵才会知道，当然这些水兵可能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有用的情况。苏联人会料到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完全对他们说真话。我们跟踪了他们的潜艇，并准备随时摧毁她，这个事实正好给了他们想要寻找的说我们搞两面三刀的证据。我们也会说，‘达拉斯’号用声纳系统监测到了反应堆事故，这就可以解释我们的救难舰为什么就在附近。他们知道，嗯，他们肯定怀疑我们隐藏了什么东西。这将使他们对我们究竟隐藏了什么产生错觉。俄国人对这种情况有一种说法，他们管它叫作狼肉。他们将发动一项广泛的行动来刺探我们的动静，不管是什么动静。可是他们将一无所获。中央情报局中唯一知道事实真相的几个人是格里尔，里特和我本人。我们的行动人员接到命令去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够泄露出去的也不过就是这些。”
“亨德森怎么办？我们有多少人知道那艘潜艇的事？”总统问。
“如果亨德森向他们吐露了什么，那他就是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克格勃对双料间谍是要严厉处置的：他们不会相信我们利用他来递送假情报。他明白这一点。同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严密监视他。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艘潜艇的事？或许有100人，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一点。不过记住，他们以为在我们的沿海地区目前有两艘沉没的苏联潜艇。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论什么样的苏联潜艇装备出现在我们的实验空里，全都是从洋底打捞上来的。当然，我们会为此目的而使‘格洛马探险者’号重新开动起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生疑。为什么要使他们失望呢？他们迟早总会把整个事情搞明白的，不过，到那时残缺的废舰体就将在海底了。”
“这么说，我们不能把此事永远保密了？”佩尔特问。
“永远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对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有个计划。在眼下一段时间内，这个秘密应该是相当保险的，因为只有100人知道。一年以后，至少是一年以后，更可能是二、三年以后，他们才会积累到足够的资料，对发生的事有所察觉。不过到那时，就不会有很多实际证据能够证实了。再说，如果克格勃发现了真相，他们会向上报告吗？如果军事情报总局发现了真相，他们肯定会发现的，那么，在他们情报界内部随之而出现的混乱将对我们有利。”穆尔从皮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我说过，拉米乌斯在几个层次内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妙就妙在我们不必多费什么周折，俄国人会完成全部跑腿工作，去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那些叛逃者又怎么办呢，法官？”总统问。
“他们嘛，总统先生，将会得到照顾。我们知道如何办理这件事。我们对中央情报局的殷勤接待很少有什么意见。我们要花几个月时间向他们盘问情况，同时我们还要为他们在美国生活做好准备。他们将获得新的身份，重新接受教育，必要时还要做整容手术。而且，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再去工作——但是他们会想要工作的。他们所有的人差不多都会这样的。我想海军会给他们安排的，如付薪水请他们担任潜艇战术部的顾问，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想见见他们，”总统说，一时感情有点冲动。
“那可以安排，先生。但是必须十分慎重。”穆尔告诫说。
“戴维营，那里应当很安全了。还有瑞安，法官，我希望对他能多加关照。”
“明白了，先生。我们已经很快地把他提上来了。他同我们一起，前途不可限量。”
苏联，丘拉坦
“红十月”号之所以被命令在还远不到拂晓的时候就下潜，是因为有颗卫星在800公里的高空沿地球轨道运行。象“灰狗”客车一样大小的“信天翁”8号卫星，11个月前在苏联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上用重载助推器被送上了高空。这颗大型卫星是雷达海洋侦察卫星，是经特别设计用来进行海上监视的。
“信天翁”8号在当地时间11时31分经过帕姆利科湾。卫星上的程序设计是用来跟踪整个可见地平线上的热接受器的，探询任何可见之物，截获符合其探测参数的任何信号。它不断地在轨道上运行，在飞经美国舰队的舰艇上空时，“新泽西”号上的干扰器都向上发出电波搅乱其信号频率。卫星的录制系统准确无误地把干扰电波录制下来。这种干扰会让操作人员获悉有关美国电子作战系统的一些情况。当“信天翁”8号经过北极时，它前面的抛物面天线就紧跟另一颗卫星——“星火”通信卫星上的载波信号。
当这颗侦察卫星找到它的高飞的同伴时，一个激光旁侧联系装置把“信天翁”录音带上的内容传递过去。“星火”立即把它传送到丘拉坦地面站。美国人也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他们自己的通信卫星传递给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署总部。几乎就在同时，这个数字信号由相距5000英里的两个专家小组予以检验。
“天气晴朗，”一个技师悲叹道，“现在我们才碰上晴朗的天气！”
“那就乘机好好利用一下吧，同志。”一个在他旁边另一架控制台上的人正在观察一颗监测西半球的地球同步气候卫星发来的数据，了解一个敌对国家的天气可以有很大的战略价值。“又有一个冷峰正逼近他们的沿海。他们的冬天和我们的一样。我希望他们过个愉快的冬天。”
“但我们的人在海上过冬不会是愉快的。”那位技师一想到在海上遇到大风暴，心里头就不寒而栗。去年夏天他在黑海上游览了一次，晕船晕得一塌糊涂，狼狈至极。“啊！这是什么？上校！”
“什么事，同志？”那位值勤的上校快步走了过来。
“快看这儿，上校同志。”技师用手指着电视屏幕。“这是帕姆利科湾，在美国中部沿海。看这儿，同志。”屏幕上那块水域的热成象呈现黑色。但是当技师调整显示器时，就变成了绿色，还带有两块白色斑，一大一小。那块大些的白斑曾有两次分成两部分。这是那块水域水面的影象，部分水面比应有的温度高半度。这个差别并不常见，不过这个反应足以证实有什么东西使水增加了热度。
“也许是阳光吧？”上校问。
“不是的，同志，晴朗的天空使整个地区得到均衡的阳光。”技师沉静地说。当他认为自己意识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总是沉静的。“两艘潜艇，也许是三艘，在水下30米处。”
“你肯定吗？”
技师轻轻按了一下开关，显示出雷达图像，图象上呈现出灯芯绒状的微小波浪。
“水面上没有任何东西产生这种热量，上校同志。因此水下肯定有什么东西。每年的这个时候并不是鲸鱼交配的季节。这只能是核潜艇，大概有两艘，也许三艘。据我推测，上校，美国人被我们的舰队部署吓住了，以致要为他们的导弹潜艇寻找掩蔽。他们的导弹潜艇基地就在南边只有几百公里处。也许他们的一艘‘俄亥俄’级舰艇已经在这里找到掩蔽，而且也象我们一样，由一艘探索潜艇保护着。”
“那么它很快就会行动的。我们的舰队正在奉命归队。”
“太可惜了，如能跟踪它多好。机会难得啊，上校同志。”
“是呀。干得好，技师同志。”十分钟后这个情报已发往莫斯科。
莫斯科苏联海军最高司令部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同志，”戈尔什科夫说。“我们现在正在召回我们的舰队，我们可以留下几艘潜艇收集电子情报。美国人在混乱中可能会落下几艘发现不了。”
“很有可能，”舰队作战部部长说。
“‘俄亥俄’号要往南去，可能是去他们在查尔斯顿或金斯湾的潜艇基地。或者向北去诺福克。我们在诺福克有‘科诺瓦洛夫’号，在查尔斯顿一带有‘沙比利科夫’号。我想这两艘舰艇都会在原地停留若干天。我们必须干出点成绩来，向那些政治家们表明我们的海军是名符其实的。能够跟踪‘俄亥俄’号可能就是个开端。”
“我要在15分钟后发出命令，同志。”作战部部长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不赞成他从戈尔什科夫那儿得到的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但是，如果谢尔盖一旦被搞下台，他的地位最有可能来接管这项工作……
“新泽西”号战列舰
就在几分钟前，伊顿接到了“红色火箭”电文：莫斯科刚刚通过卫星向苏联舰队发出了一项很长的行动命令。现在俄国人确实已进退两难，这位海军准将寻思着。他们周围有三个航母战斗编队——“肯尼迪”号，“美洲”号和“尼米兹”号——全部由乔舒亚?佩因特指挥。这三个编队伊顿都能看得到；在作战行动方面他还控制有“塔腊瓦”号，可以加强他的水面行动分队。准将把他的双筒望远境转向“基洛夫”号。
“指挥官，把分队摆到作战位置上去。”
“是。”分队作战军官拿起战术无线电话筒。“蓝色少年，我是蓝色国王。琥珀光，琥珀光，执行命令，我的话完了。”
伊顿等了四秒钟，才听到“新泽西”号的战斗警报。舰艇全体人员纷纷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
“到‘基洛夫’号的距离是多少？”
“37，600码，先生。我们一直在每隔几分钟就秘密地用激光测量一次距离，随问随报，先生。”分队作战军官报告说。“主炮组的炮塔仍然装着炮弹软壳，重炮每隔30秒钟修正一次射击方案。”
旗舰驾驶台上，伊顿指挥椅旁边的电话嗡嗡响了。
“我是伊顿。”
“所有岗位上的人都已就位待命，准将。”战列舰的舰长报告说。伊顿看了看他的秒表。
“很好，舰长。我们确实已把士兵训练得非常出色。”
在“新泽西”号的战斗情报中心，数字显示器表明了到“基洛夫”号主桅的准确距离。从逻辑上讲，第一个目标总是敌人的旗舰。唯一的问题是，“基洛夫”号能够承受多大的惩罚——以及用什么可以首先把它击毁，是炮弹齐发，还是用“战斧”式导弹。射击指挥军官几天来一直在说：重要的是在任何飞机能干预之前就把“基洛夫”号置于死地。“新泽西”号还从未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击沉过一艘舰艇。等了40年，时间可谓长矣。
“他们调转航向了，”分队作战军官说。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多远。”
“基洛夫”号的编队一直是向西航行的，接到信号之后，环形编队中的每艘舰艇都一齐向右拐弯航行。当他们航行到0—4—0方位时，转向便停止了。
伊顿把双筒望远镜放到支架上。“他们正在返航。通知华盛顿，并让我们的人继续待命一段时间。”
杜勒斯国际机场
苏联人要把他们的人弄出美国花了好大气力。一架“伊柳辛”伊尔—62型客机从正常的国际航班中抽调出来，直接从莫斯科派往杜勒斯机场。降落时已日落西山。它几乎是英国VC—10型的翻版。这架四引擎飞机滑行到最远处的服务区加油，一个备用的空勤组与一些不想下飞机舒展腿脚的其他乘客一起被带过来，这样这架飞机就可以立即返航了。两个活动走廊从候机大楼开出两英里，来到这架等侯的飞机前，里面是“红十月”号的水兵。他们正在向外眺望白雪覆盖的原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最后一眼看美国了。他们很安静，还在一小时前，他们在贝塞斯达从床上被叫醒后由大轿车拉到杜勒斯机场。这一次，没有记者打揽他们。
四个军官，九个执勤准尉，以及其他军人，在登机时被分成各个不同的小组，每组人都被带到飞机上的一个隔开部分。每个军官和执勤准尉都各有一个克格勃询问者。当飞机开始起飞滑跑时，盘问也就开始了。待“伊柳辛”飞到航行高度时，大多数舰艇人员心里都在问自己，为什么不选择留下来，同他们那些背叛的同胞在一起。显然，与克格勃人员的这些谈话是不愉快的。
“拉米乌斯舰长是否有奇怪的表现？”一个克格勃少校问彼得罗夫。
“当然没有！”彼得罗夫马上回答，提防着。“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潜艇被破坏了吗？我们能逃出来保住性命就算万幸了！”
“被破坏了？怎样破坏的？”
“反应堆系统。我不应当过问这件事，我不是工程师，不过，是我发现了渗漏。你看，幅射胶片剂量计显示出有沾染。可是轮机舱的仪器却没有。不仅是反应堆受到了损害，而且全部幅射传感仪器也都失灵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米列克辛总工程师不得不重新装配几个仪器去查找反应堆渗漏管道。斯维亚多夫能把这件事说得更清楚，他亲眼看到了。”
那个克格勃官员不停地在记笔记。“那么，你们的潜艇离美国海岸那么近干什么？”
“你这话怎么讲？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接受了什么命令？”
“你们接受的命令是什么，医生同志？”克格勃官员狠狠地盯着彼得罗夫的眼睛。
医生作了解释。最后说道：“我看到了命令，是贴出来让大家看的，象往常一样。”
“是谁签署的？”
“科罗夫上将呗，还能有谁？”
“你没有感到那些命令有点奇怪吗？”少校生气地问道。
“你难道会对给你的命令提出质疑吗，少校同志？”彼得罗夫鼓起勇气说。“我不这样做。”
“你们的政治官员出了什么事？”
在另一处，伊万诺夫正在说明“红十月”号是如何被美国和英国舰艇发现的。“不过拉米乌斯舰长巧妙地躲过了他们！要不是那个该死的反应堆事故，我们就成功了。上尉同志，你必须找出是谁对我们这样干的。我想亲眼看到他的死期！”
克格勃官员没有被打动。“那么舰长最后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他命令我管好我的人，没有必要不让他们和美国人说话。他还说美国人休想找到我们的舰艇。”伊万诺夫一想到他的舰长和舰艇都已不在了，就眼泪汪汪的。他是一个自豪的而且享有特权的苏联青年，父亲是党的科学院院士。“同志，你和你们的人必须查出那些对我们这样干的混帐王八蛋。”
“事情干得很狡猾，”斯维亚多夫在几英尺之外详细讲述着。“甚至米列克辛同志也是在第三次检查时才发现的，他发誓要对于这件事的人给予报复。我亲眼看见的。”中尉说，他忘了他从来没有真正看见。他说得很详细，有时甚至还画图解，说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不了解事件的最终结局，我当时正赶来值班。米列克辛、苏热波伊和布加耶夫连续干了几个小时，想接通我们的辅助动力系统。”他摇了摇头。“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干，但是拉米乌斯舰长不准。我不顾命令又提出了要求，可是被彼得罗夫同志阻止了。”
在大西洋上空航行两小时后，刚刚进行盘问的高级克格勃人员在机尾碰头对笔记凑情况。
“是啊，要是这位舰长真干了，那他是非常内行的。”负责这次初步调查的上校总结说。“他对部下下达的命令是无懈可击的。关于这次任务的命令也是当众宣布并同平常一样张贴出来的——”。
“但是这些人中有谁能认得科罗夫的签名呢？我们总不能去问科罗夫，对不对？”一位少校说。北方舰队司令在卢勃扬卡大楼里第一次受审问调查两小时后得了脑溢血而死去，大家都感到非常失望。“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是伪造的。我们在古巴有一个秘密潜艇基地吧？政委是怎样死的？”
“医生肯定那是一次事故。”另一位少校回答说。“舰长认为他撞着了他的头部，但他实际上是打断了脖子。但我认为他们应当发报请示。”
“有个无线电静默命令。”上校说。“我查过了。这对导弹潜艇来说完全是正常的。这位拉米乌斯舰长难道精于徒手搏斗吗？是不是有可能是他杀害了政委？”
“有这种可能性。”审问彼得罗夫的那个少校沉思着回答说。“他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干那种事并不困难。”
上校不知道是否该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是否有任何证据证明舰艇人员都感到正在酝酿着一场叛逃事件？”大家都摇头表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那么潜艇的日常行动都正常吗？”
“正常，上校同志，”一位年轻上尉答道。“获救的领航军官伊万诺夫说，躲避帝国主义的水面舰只和潜艇的任务执行得很完满——完全根据规定进行，不过在12个小时内是由拉米乌斯这家伙执行的，干得非常出色。我还不觉得这里面有任何背叛行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水兵将在卢勃扬卡大楼里苦挨光阴，直至他们每个人的头脑都被洗刷干净为止。
“很好，”上校说。“迄今还没有迹象表明潜艇上的军官有背叛行为，是吗？我看是没有。同志们，你们要继续进行查问，要温和一些，直至我们抵达莫斯科。可以让大家轻松一些嘛。”
飞机上的气氛逐渐变得比较愉快些了。给每个人上了小吃和伏特加酒，好让大家松松口，也有助于他们同克格勃官员之间的良好同志关系，但是克格勃官员只喝白水。这些水兵都知道，他们将会被监禁一段时日，命中注定，只好认了。但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宿命论。克格勃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去设想那艘潜艇上发生的每个事件。从在波利亚尔内解下最后一根缆绳的时间开始，直到最后一个人进入“神秘”号为止。世界各地的克格勃间谍小组也已开始工作，探听“红十月”号上所发生的事究竟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其他情报机构的阴谋。克格勃一定要找到答案，但负责此案的上校却认为在这些水兵身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红十月”号潜艇
诺伊斯允许拉米乌斯在别人监护下从诊所到军官餐室走动15英尺。病人气色不好，不过这主要是因为他需要洗个澡，刮刮胡子，象艇上的每个人一样。鲍罗丁和曼库索扶着他在桌子头上的座位落坐。
“好了，瑞安。你今天好吗？”
“好，谢谢你，拉米乌斯舰长。”瑞安笑吟吟地端着一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如释重负，因为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已把管理潜艇的问题交给了那些确实懂行的人。虽然他正数着还有多少小时他才能离开“红十月”号，但是他已既不感到晕船也不感到害怕了，这在两星期来还是第一次。“你的腿怎样了，先生？”
“还在疼。我得学着别再让挨上一枪了。我好象还没对你说，我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大家都这样说。”
“也救了我的命，”瑞安回答说，有点不好意思。
“早上好，先生！”是厨师在说话。“我可以为你准备一些早餐吗，拉米乌斯舰长？”
“好吧，我很饿了。”
“很好，一份美国海军早餐。我再去弄点新鲜咖啡来。”他说后就走向通道。30秒钟以后，他端着新鲜咖啡回来了，并为拉米乌斯准备好了一套餐具。“早餐十分钟就得，先生。”
拉米乌斯倒了一杯咖啡。盘子上放着一个小纸袋。“这是什么？”
“咖啡伴侣。”曼库索笑了笑。“是倒在咖啡里的奶油，舰长。”
拉米乌斯撕开小包，疑惑地看了看里面，然后才把它倒进杯子里搅动。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某个时候。”曼库索回答说。“达拉斯”号会定期地上浮到潜望镜深度，接受行动命令，然后通过水下音响通信命令转告“红十月”号。“几小时前我们获悉苏联舰队正向东北返航。日落时我们就会知道确切消息了。我们的人正在紧盯着他们。”
“我们去什么地方？”拉米乌斯问。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你去什么地方？”瑞安想知道。“你在信中究竟讲了些什么？”
“你了解那封信的事儿？怎样知道的？”
“我们了解——噢，我了解信的事，不过我只能说这些，先生。”
“我告诉尤里大叔我们在向纽约驶去，把这艘舰艇作为一件礼物送给美国总统。”
“可是你没有向纽约航行，”曼库索反驳说。
“当然不能。我希望进入诺福克。海军基地离得那么近，为什么还要跑到民用港口去呢？你说我应当对帕多林吐露真情吗？”拉米乌斯摇摇头。“为汁么？你们的沿海水域那么宽阔。”
亲爱的帕多林上将，我在向纽约驶去……怪不得他们象发疯似的！瑞安想。
“我们是去诺福克还是查尔斯顿？”拉米乌斯问。
“我想是去诺福克，”曼库索说。
“难道你不知道他们会派出整个舰队追赶你吗？”瑞安厉声说。“到底为什么要寄那封信呢？”
“他们总会知道的，”拉米乌斯回答说。“他们总会知道的。我估计谁也不会找到我们。可你们把我们找到了，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美国舰长尽量想不露出笑容。“我们在冰岛沿岸附近发现了你们。你们的运气比想象的要好。如果我们按期从英国出航，我们离海岸就会再近15海里，那样我们就可以任意摆布你们了。对不起呀，舰长，但我们的声纳和声纳操纵员都很棒。以后你可以见一见第一个跟踪你的人。他现在正与你们的布加耶夫一起工作。”
“是个军士操舵兵，”鲍罗丁说。
“不是军官？”拉米乌斯问。
“不是。他只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操纵员。”曼库索说，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位军官在声纳装置那里值班呢？
厨师又回来了。他所说的标准美国海军早餐是一个大托盘，上面有一块火腿，两个嫩煎荷包蛋，一团烘烤的土豆肉丁泥，四片烤面包，另外还有一小罐苹果冻。
“如果你还想加一些，就告诉我，先生，”厨师说。
“这是一般的早餐吗？”拉米乌斯问曼库索。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个人喜欢蛋奶烘饼。美国人早餐吃得很多。”拉米乌斯已经动手吃了起来。两天来他没有正正经经地吃过一顿饭，加上他腿部受伤失血，这使他的身体非常需要进食。
“告诉我，瑞安。”鲍罗丁点燃了一支烟说，“在美国什么东西最令人感兴趣？”
杰克指着舰长的盘子说。“食品商店。”
“食品商店？”曼库索问。
“我在‘无敌’号上看了中央情报局的一篇报告，内容是关于那些来到我们这边的人的一些情况。”瑞安不想用“叛逃者”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总是有点贬低别人的身份。“恐怕使你们那边过来的人感到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逛超级市场了。”
“给我讲一讲吧，”鲍罗丁要求道。
“超级市场是一座约有足球场那么大的房子，嗯，也许比足球场小些。从前门进去，取一辆购物小推车。新鲜水果和蔬菜摆在右边；从左边绕着走，慢慢地走过其他各种商品的货架。我从小就是这样买东西的。”
“新鲜水果和蔬菜？现在冬天有吗？”
“冬天又怎样？”曼库索说。“也许贵一点，但是你总能买到新鲜货。我们在舰艇上很想吃这些新鲜东西，可在舰艇上我们能吃到时鲜货和鲜奶大概只有一个星期。”
“那肉呢？”拉米乌斯问。
“想要什么有什么。”瑞安回答说。“牛肉、猪肉、羊肉、火鸡、鸡，应有尽有。美国农民生产效率非常高。美国不但能自给，而且还有许多剩余。你也知道，苏联买我们的粮食。我们给农民钱，是为了让他们少种东西，这真是活见鬼，但是这样才能使生产过多的东西得到控制。”这四个俄国人满脸疑云。
“还有别的吗？”鲍罗丁问。
“还有什么使你感到新奇吗？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辆车。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只要有钱，你想要什么，几乎都可买到。我估计，普通美国家庭每年的收入大约是2万美元。这里的军官挣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事实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是有些头脑的人，当然你们都是有头脑的，只要你愿意工作——当然你们都是愿意工作的，即使没有任何帮助，也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此外，你们可以放心，中央情报局一定会很好照顾你们的。我们不会让人家对我们的好客有所抱怨的。”
“那么我的这些人都会干些什么呢？”拉米乌斯问。
“这倒说不太好，先生，因为我本人从未参与过这种事情。我想你们将会被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轻松一下。中央情报局和海军方面会想跟你们进行详细的谈话。那没什么值得惊奇的，对吧？这个我以前已对你们讲过了。从现在起一年以后，你们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如果有人想同我们一起参加巡航，那也欢迎，”曼库索补充说。
瑞安不知道这话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海军是不会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人登上688级舰艇的，因为这将使他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足以使他回国后可以保住自己的脑袋。
“一个友好和气的人是怎么成为一名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呢？”鲍罗丁问。
“我不是间谍，先生。”瑞安又说了一遍。他不能怪他们不相信自己。“在研究院攻读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把我的名字介绍给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朋友詹姆斯?格里尔上将。几年前，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学术小组，这个小组是被请来核查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情报估计的。当时我正在兴致勃勃地写一本关于海军历史的书。在兰利，我度过了夏季的两个月，写了一篇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论文。格里尔看了很喜欢。两年前，他请我去那里专职工作，我接受了。那是个错误，”瑞安这样说，但并不是真那样认为；或许他真的是那样认为？“一年前，我被调到伦敦与英国情报局一起参加联合情报分析组的工作。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分析各地间谍送来的情报资料。我迷上了这项工作，因为我要分析你们的意图，拉米乌斯舰长。”
“你的父亲是间谍吗？”鲍罗丁问。
“不是。我父亲是巴尔的摩的一个警官。十年前，他和我母亲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了。”
鲍罗丁表示了同情之意。“那么你呢，曼库索舰长，你为什么要当水兵？”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水兵。我父亲是个理发师，我在安纳波利斯时就决定要在潜艇上做事，我认为那很有意思。”
瑞安正在注视着一件前所未见的事：来自两个不同世界，有着两种差异极大的文化背景的军人，正在努力寻找共同点。双方都在探索，寻找性格和经历方面的相似之处，为彼此的相互了解奠定基础。这太有意思了，简直令人感动。瑞安想，这对苏联人来说不知会有多大困难。也许比他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难，因为他们已经破釜沉舟。他们把自己熟悉的一切全都抛弃了，相信会得到更美好的一切。瑞安希望他们会成功，完成他们从共产主义向自由的过渡。在过去两天中，他逐渐认识到，人们要叛逃该有多大的勇气啊！在导弹舱内面对一支手枪，比起一个人向过去的整个生活告别，简直是小事一桩。也真怪，美国人得来自由怎么就全不费功夫。对这些冒过生命危险的人来说，要去适应那些在瑞安这样的人看来全不成问题的东西，会有多大困难吗？是他们这样的人创造了“美国的梦想”，也需要他们这样的人去维持这种梦想。而这些人竟然来自苏联，真是怪事。也许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瑞安听着面前的交谈，心中不禁想道。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美国“鸽子”号潜艇救难舰凌晨四时抵达查尔斯顿船坞。苏联水兵都被安置在水兵食堂内，他们都巳变得难以管束了。俄国军官们曾努力去限制他们的人员同援救了他们的美国人接触，实际上这根本办不到。简单地说吧，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人们上厕所。“鸽子”号为来客提供了良好的海军食品，最近的厕所在离舰尾几码处，在去厕所来回的路上，“红十月”号的人员碰到了英国水兵，其中有些人是装扮成士兵的会讲俄语的军官，还有些人是属于士兵级别的俄语专家，是在最后一批苏联人到达“鸽子”号时才空运过来的。他们原以为登上的是一艘敌对的舰艇，但是却遇见了友好的讲俄语的人，这对许多年轻新兵来说，产生了一种征服力量。他们的谈话都录进了暗藏的录音机里，等以后到华盛顿进行检查。彼得罗夫和那三个低级军官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们明白过来以后，就轮流陪同那些人去上厕所，活象承担保护责任的家长一样。但他们还是未能防止这件事情：一名身穿水手长服装的情报官员表示可提供避难，说任何想留在美国的人都会得到许可。十分钟以后，这个消息就在全体水兵中传开了。
美国水兵吃饭的时间到了，俄国军官几乎无法阻止大家相互间的接触；结果是，这些军官光顾忙着巡视各个餐桌，自己却吃得极少。使他们的美国同行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不得不一再拒绝应邀去“鸽子”号军官餐室就餐。
“鸽子”号小心翼翼地驶入船坞，没什么可着急的。当舷梯放妥以后，码头上的乐队奏起了一组苏联和美国乐曲，庆祝这次救援工作中的合作。苏联人原以为由于是在凌晨，他们会在静悄悄的气氛中抵达，可是他们错了。当第一个苏联军官在舷梯上刚下了一半时，就被50盏高强度的电视灯光照得眼花缭乱，电视记者们嚷着提问题。这些记者是从床上被唤起来去采访那艘救难舰的，好在圣诞节期间为晨间广播新闻网提供一条精采新闻。这些俄国人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西方新闻记者这类人，因此，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引起了大混乱。记者们认出了那些军官，于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使竭力控制事态的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大为惊恐。在一个记者面前，这些军官都装作一点也不懂英语，但却发现有一个钻劲十足的记者带来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市南卡罗来纳大学的俄语教授。彼得罗夫在六架摄影机面前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政治上无可指责的套话，但愿整个事件是一场恶梦。用了一个小时才把全部俄国水兵都安排到三辆专门租用的大客车上，然后开往机场。沿途，生满新闻人员的大小汽车与大客车并排疾驶，不断地打扰这些俄国人，闪光灯亮个不停，还叫嚷着各种谁也听不懂的问题。飞机场的景象没有多大差别。空军派来了一架VC—135运输机，但在这些俄国人登上飞机之前，又不得不在记者的海洋中拥挤着前进。伊万诺夫碰到了一位斯拉夫语专家，由于他带着可怕的乡音，俄语讲得一塌糊涂。登机又用了半小时。
12名空军军官安排大家坐好后，就分发香烟和小瓶酒。当这架要员运输机飞到2万英尺高度时，飞行令人十分愉快。一位军官通过机内电话装置向他们宣布以后的计划，要对大家进行体检。苏联第二天将要为他们派出一架飞机，但是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多留一两天，可以充分地体验一下美国的好客。机组人员格外卖力，向他们的乘客介绍着航线途中每个地面文物、城镇、村庄、州际高速公路和汽车站的来历，还通过译员表明全体美国人要求与苏联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表达美国空军对苏联水兵的勇气怀有一种职业上的钦佩心情，并悼念那些先人后己勇敢地留在后面而牺牲的军官。这一整套从头到尾是场冠冕堂皇的骗局，目的是征服对方；这场骗局已开始取得成效了。
飞机在华盛顿郊区上空低飞，快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了。译员解释说，现在他们正飞过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是政府和当地工业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地面上又有三辆大客车在等着他们，这三辆客车并没有走华盛顿特区周围环形公路的路线，而是直接穿城而过。三辆车上的美国军官为交通的拥挤表示道歉，他们说，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一辆小汽车，许多家庭有两辆或者更多；现在人们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省得自己开车麻烦。开自己的车还有麻烦，苏联水兵简直认为这不可思议。他们的政治军官以后会告诉他们，这全是胡说，但谁又能否认路上的成千上万辆汽车呢？这肯定不可能是为了一些水兵而在一小时以内故意安排的一场假把戏吧？当车驶过华盛顿特区东南时，他们注意到黑人也有汽车——几乎没有地方可停放那么多汽车！大客车继续沿林荫路行驶，译员说，他们要是能被允许去参观一下许多公开开放的博物馆就好了。译员还说，在宇航博物馆里有一块由“阿波罗”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石头……这些苏联人看到在林荫路上慢跑的人，成千上百的人正在信步漫走。大客车向北一拐，通过华盛顿西北部漂亮的地区向贝塞斯达开去，这时车上的苏联人都嘁嘁喳喳地说开了。
在贝塞斯达，他们受到电视摄影记者的采访，通过三大电视系统作了实况转播，友好的笑嘻嘻的美国海军医生和卫生员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进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十位大使馆的官员已在那里，他们都在琢磨如何控制住这批人，但从政治上说，又不能对本着缓和精神给予这些人的照料提出抗议。从沃尔特?里德医院和其他政府医院请来的医生们，为每个人作了迅速、全面的医疗检查，尤其是要检查是否受了辐射中毒。在检查时，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身边单独有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有礼貌地询问他个人是否想留在美国，并指出，每个决定要留下的人需要亲自向苏联大使馆的代表去说明意愿——但只要他愿意这样做，他就会获准留下。大使馆官员感到恼火的是，有四个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个人在与海军武官面谈后撤回了决定。美国人很谨慎，把每次会见都作了录象；如果以后对方指责说美国人搞恫吓，就可以马上反驳。
医疗检查做完以后——谢天谢地，放射性照射度很轻微——这些人又吃了一顿，然后上床休息。
华盛顿特区
“早上好，大使先生，”总统说。阿尔巴托夫注意到，佩尔特博士又站在他的主人身边，就在那张宽大的古董桌子后面。他预料这次会见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总统先生，我是来抗议美国政府对我国水兵的未遂绑架。”
“大使先生，”总统厉声回答说，“在一位前地方检察官看来，绑架是一种卑鄙而可恶的罪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容被指控犯有此种罪行——当然更不容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们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绑架别人。你听清楚了吗，先生？”
“除此之外，阿列克谢，”佩尔特用缓和一些的口气说，“如果不是我们，你们说的那些人就不会活到今天。为了救出你们的军人，我们损失了两名优秀人员。恐怕你们至少应该对我们为救援你们的水兵所做的努力表示一点感谢，而且也许可以对那些在救援过程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作一点同情的姿态吧。”
“我国政府已注意到贵国两位军官所做的英勇努力，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确实希望对这次救援表示感谢。尽管这样，先生们，有人下了功夫，蓄意诱使这些人中的某些人背叛他们的国家。”
“大使先生，去年贵国的拖网渔船救出了我国的巡逻飞机的机组人员之后，苏联武装部队的军官用金钱、女人和其他各种诱饵引诱我们的机组人员，要他们提供情报或者同意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对不对？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件事，你知道这种把戏是怎么耍的。当时我们对此没有提出抗议，是不是？没有。那六个人还活着，我们就非常非常感激了。现在，当然罗，他们都回来工作了。贵国对美国普通公民的生命所给予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们仍是感激的。至于当前这件事，每个军官或士兵都被告知，只要他们愿意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没有使用任何武力。我们要求每个希望留在这里的人都要同贵使馆的一位官员见面，这样就给了你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向他说明他行动的错误。这当然是公平的，大使先生。我们没有给钱，也没有用女人。我们不收买别人，我们更不会绑架别人，永远不会。要是谁去绑架人，我就把他关进监狱。我甚至还曾处决了一个。不要再拿这个来指控我了。”总统理直气壮地结束了发言。
我国政府坚持，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送回国，”阿尔巴托夫坚持说。
“大使先生，任何在美国的人，不论其国籍或来到我国的方式如何，都有权受到我国法律的充分保护。我们的法院对此曾多次作出裁决。根据我国的法律，在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情况下，不能强迫任何男人或女人去做违反他意愿的事。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有一艘弹道导弹潜艇在离美国海岸300海里处干什么？”
“一艘导弹潜艇？总统先生？”
佩尔特从总统的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照片，交给阿尔巴托夫。是“海崖”号的录象机录下的，照片上是那枚SS—N—20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
“那艘潜艇的名字是——曾经是‘红十月’号，”佩尔特说。“它已经爆炸，在离南卡罗来纳州海岸300海里处沉没。阿列克谢，我们两国之间有一项协议，即任何此类舰艇不得靠近对方国家500海里即800公里以内的地方。我们想了解那艘潜艇到那里去干什么。不要跟我们说这个导弹是什么捏造出来的——因为即使我们想干这种蠢事，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那是你们的一枚导弹，大使先生，而这艘潜艇还运载了19枚此种导弹。”佩尔特有意把数字说错。“美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说明它是怎样违反我们之间的协议到那里去的，而同时贵国又有那么多其他舰只如此靠近我们的大西洋海岸。”
“那肯定是那艘失踪的潜艇。”阿尔巴托夫主动说。
“大使先生，”总统轻声说道。“那艘潜艇直到星期四才失踪，是你跟我们讲了这件事的七天之后。总之，大使先生，你上星期五的解释与我们掌握的确凿事实并不吻合。”
“你到底要指控什么？”阿尔巴托夫怒气冲冲。
“怎么啦，没有什么指控，阿列克谢。”总统说。“如果那项协议不再起作用，那么它也就不再有效了。我想上星期我们也讨论过这种可能性。美国人民今天晚些时候将会了解事实真相。你对我国很了解，可以想象出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需要有个交代。目前，我看不出贵国舰队还有什么理由呆在我国沿岸。‘救援’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苏联舰队的继续存在只能是一种挑衅。我希望尔和贵国政府考虑一下我的军事将领现在会怎么对我说；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设想一下相反的情况，你们的将领将会对纳尔莫诺夫总书记说些什么。我需要有个交代。如果得不到解释，我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都是我极不愿作出的。请向贵国政府转达这个口信，并告诉他们，既然你们有些人选择要留在这里，我们大约很快就能了解到具体发生的情况。再见。”
阿尔巴托夫离开办公室，转身向左，从西门离去。一名海军陆战队门卫把门打开，但他却没有注意到这种礼貌举动。大使的司机正等在一辆“卡迪拉克”高级小轿车的外面，为他开着门。这位司机是克格勃华盛顿站政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怎么样，”司机说，看了一下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交通情况，然后驱车左拐。
“嗨，会见的情形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现在，我们可以绝对肯定他们绑架我们人员的原因了，”阿尔巴托夫回答说。
“是什么，大使同志？”司机立即问道，克制住自己的恼怒情绪。要是在几年以前，大使这个党的驯服工具是不敢对克格勃内高级官员采取应付拖延态度的。自从安德罗波夫同志逝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失宠了。但情况还会纠正过来的。他对这点很有把握。
“总统就差谴责我们违反双方1979年的秘密协议，蓄意派遣潜艇接近他们的海岸了。他们扣下了我们的人，单独加以盘问，以便了解那艘潜艇的使命是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干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呢？一天？两天？”阿尔巴托夫气愤地摇摇头。“他们也许已经知道，只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许用一个女人，就可使他们松口。总统还提请莫斯科想象一下，五角大楼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要对他说什么！要他去做些什么！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是不是？他们会说我们在演习一场突然核攻击，或许甚至会说就在进行这场攻击！似乎在致力于实现和平共处方面我们还不如他们！这些疑神疑鬼的蠢货，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还感到气愤。”
“你可以责备他们吗，同志？”司机问道。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在进行着整理，分析，考虑向莫斯科总部作出单独报告。
“他还说我们的舰队再也没有理由呆在他们的沿海了。”
“他是怎样说的？是一项要求吗？”
“他的措词是温和的，比我预料的温和。这就引起我的关注了。我认为，他们是在计划采取什么行动。舞弄军刀会发出响声，抽出军刀却是不会发出响声的。他要求对整个事件做出解释。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猜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而这位高级情报人员的确是知道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其本身就是难以置信的。海军和军事情报总局竟能允许发生这样难以相信的大错误，这使他感到吃惊。卡修斯间谍提供的情况简直荒唐之极。司机亲自把卡修斯的情报转交给了莫斯科。难道美国和苏联都可能是某个第三者的受害者？一项行动出了差错，于是美国人要设法找出谁应当负责，以及是怎么造成的，以便他们可以自己去做？这倒还说得通，但是其他的情况呢？路上交通拥挤，他皱起了眉头。他从莫斯科总部接到的命令是，如果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他应当立即查清。他不相信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如果是，那中央情报局的掩盖本事简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盖这样一个复杂的行动有可能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要干上几个星期，去查实有没有掩盖情事，去搞清在兰利和事件现场都有些什么传说，与此同时，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机构也都要采取同一行动。如果中央情报局打入北方舰队的最高司令部，他会发现的。对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报局已经这样做了。军事情报总局要对这场灾难负责；几年前，军事情报总局从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捞到了好处，而现在它可要丢面子了。如果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压军事情报总局和军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能对这桩事件进行自己的独立调查。不管调查中发现了什么，克格勃都会先声夺人，把军队压下去。克格勃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总会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如果发现的结果对其对手造成损害，那就更好……
苏联大使走出去以后，门就关上了，佩尔特博士打开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扇旁门，穆尔法官走了进来。
“总统先生，我得象这样躲在密室里干事已经有一阵子了吧。”
“你真指望这能有效果吗？”佩尔特问。
“是的，我现在就这样指望。”穆尔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这是否有点悬，法官？”佩尔特问道，“我是说，进行一次这样复杂的行动？”
“妙就妙在这儿，博士，事情并不需要我们去干。苏联人将会替我们干。噢，当然罗，我们要有不少人在东欧到处提出许多问题探听消息，巴兹尔爵士的人也会这样做的。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已经问过他们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导弹潜艇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格勃也会很快就发现和怀疑为什么四个主要西方情报机构都在了解同一个问题——他们心想，如果这是我们的行动，这些情报机构就会保持缄默态度的。
“你得了解苏联人面临的困境，他们必须在两种同样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认为，他们最受信任的一名专业军官犯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叛国罪。你已经看过我们有关拉米乌斯艇长的档案。他是共产党的宠儿，一个真正的新型苏维埃人。此外，这种叛逃阴谋必然还有若干同样受信任的军官参与。苏联人有种固定的想法，总认为这种人怎么也不会离开‘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们又拼命设法阻止人们离开他们的国家，我承认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实。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员或一名克格勃间谍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无可挑剔的军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说，一个艇长有许多特权，你可以把这种叛逃比作一个自我奋斗而发迹的百万富翁离开纽约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相信我们通过亨德森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并不高明，但却有大量旁证使之成立，尤其是我们曾努力诱使他们水兵叛逃的事实。你已目睹了他们对此是多么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对文明行为准则的粗暴践踏。后来我们发现这是艘导弹潜艇，总统作了有力的反应。这也是对亨德森情报的有利证据。”
“那么他们会倾向哪一方呢？”总统问。
“先生，这个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而苏联的心理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难懂。要么是十个人集体背叛，要么是外界策划的密谋，在这两者之间要作出选择，我的看法是，他们会选择后者。要他们相信这真是一场叛逃行动，那简直就是迫使他们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谁愿意干那种事？”穆尔得意地作了个手势。“选择后者意味着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外来者的破坏，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统治思想存有内在矛盾要好听一些。此外，我们还知道克格勃将主持这次调查。”
“这是为什么？”佩尔特问道。他被法官的计划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军军事行动的安全受到渗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军事情报总局都要负责。海军和陆军的安全是他们的管辖范围。由于克格勃在我们的朋友安德罗波夫离开人世以后所受到的损害，情况就更是如此。苏联人不能有一个自己调查自己的组织——更不能在情报界内这样做！所以，克格勃伺机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对头。从克格勃的角度来看，外部的煽动是远为吸引人的选择：这有利于克格勃展开一场更大的行动。如果他们证实了亨德森所说的一切并使每个人相信那是真的——当然他们是会那样做的——那么由于是他们揭露了事实，这岂不会使他们神气得多！”
“他们会去证实那些情报吗？”
“当然会的！干情报这个行当，如果你执意要找到什么东西，你就能找得到，不管这个东西真有假有。主啊，拉米乌斯这家伙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该多感激他。这样的良机，真是千载难逢，千万不能丧失。”
“但是克格勃以后的腰杆将变得更硬了，”佩尔特说。“那是一件好事吗？”
穆尔耸了一下肩。“迟早总要发生的。把安德罗波夫搞下台——说不定还是被杀害的——使军队得到太多威信，这正象50年代搞掉贝利亚的情况一样。苏联人象我们一样，依靠对军队进行政治控制，而且比我们更厉害。由于克格勃把他们的最高指挥权夺走了，他们就干了那件肮脏事。这样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样倒也不错，我们能从中获得好处。现在只有几件事还需要我们去做。”
“比如说？”总统问。
“我们的朋友亨德森在一个月左右以后要放出消息说我们有一艘潜艇从冰岛驶出一直跟踪着‘红十月’号。”
“那是为什么呢？”佩尔特不同意。“那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在撒谎，就那艘导弹潜艇而引起的风风雨雨是场骗局。”
“不完全是这样，博士，”穆尔说。”把导弹潜艇开到离我国海岸这样近的地方，这总是破坏协议的行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无法知道那艘潜艇为什么会去那里——只有我们审问了留在这儿的水兵才会知道，当然这些水兵可能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有用的情况。苏联人会料到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完全对他们说真话。我们跟踪了他们的潜艇，并准备随时摧毁她，这个事实正好给了他们想要寻找的说我们搞两面三刀的证据。我们也会说，‘达拉斯’号用声纳系统监测到了反应堆事故，这就可以解释我们的救难舰为什么就在附近。他们知道，嗯，他们肯定怀疑我们隐藏了什么东西。这将使他们对我们究竟隐藏了什么产生错觉。俄国人对这种情况有一种说法，他们管它叫作狼肉。他们将发动一项广泛的行动来刺探我们的动静，不管是什么动静。可是他们将一无所获。中央情报局中唯一知道事实真相的几个人是格里尔，里特和我本人。我们的行动人员接到命令去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够泄露出去的也不过就是这些。”
“亨德森怎么办？我们有多少人知道那艘潜艇的事？”总统问。
“如果亨德森向他们吐露了什么，那他就是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克格勃对双料间谍是要严厉处置的：他们不会相信我们利用他来递送假情报。他明白这一点。同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严密监视他。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艘潜艇的事？或许有100人，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一点。不过记住，他们以为在我们的沿海地区目前有两艘沉没的苏联潜艇。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论什么样的苏联潜艇装备出现在我们的实验空里，全都是从洋底打捞上来的。当然，我们会为此目的而使‘格洛马探险者’号重新开动起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生疑。为什么要使他们失望呢？他们迟早总会把整个事情搞明白的，不过，到那时残缺的废舰体就将在海底了。”
“这么说，我们不能把此事永远保密了？”佩尔特问。
“永远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对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有个计划。在眼下一段时间内，这个秘密应该是相当保险的，因为只有100人知道。一年以后，至少是一年以后，更可能是二、三年以后，他们才会积累到足够的资料，对发生的事有所察觉。不过到那时，就不会有很多实际证据能够证实了。再说，如果克格勃发现了真相，他们会向上报告吗？如果军事情报总局发现了真相，他们肯定会发现的，那么，在他们情报界内部随之而出现的混乱将对我们有利。”穆尔从皮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我说过，拉米乌斯在几个层次内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妙就妙在我们不必多费什么周折，俄国人会完成全部跑腿工作，去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那些叛逃者又怎么办呢，法官？”总统问。
“他们嘛，总统先生，将会得到照顾。我们知道如何办理这件事。我们对中央情报局的殷勤接待很少有什么意见。我们要花几个月时间向他们盘问情况，同时我们还要为他们在美国生活做好准备。他们将获得新的身份，重新接受教育，必要时还要做整容手术。而且，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再去工作——但是他们会想要工作的。他们所有的人差不多都会这样的。我想海军会给他们安排的，如付薪水请他们担任潜艇战术部的顾问，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想见见他们，”总统说，一时感情有点冲动。
“那可以安排，先生。但是必须十分慎重。”穆尔告诫说。
“戴维营，那里应当很安全了。还有瑞安，法官，我希望对他能多加关照。”
“明白了，先生。我们已经很快地把他提上来了。他同我们一起，前途不可限量。”
苏联，丘拉坦
“红十月”号之所以被命令在还远不到拂晓的时候就下潜，是因为有颗卫星在800公里的高空沿地球轨道运行。象“灰狗”客车一样大小的“信天翁”8号卫星，11个月前在苏联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上用重载助推器被送上了高空。这颗大型卫星是雷达海洋侦察卫星，是经特别设计用来进行海上监视的。
“信天翁”8号在当地时间11时31分经过帕姆利科湾。卫星上的程序设计是用来跟踪整个可见地平线上的热接受器的，探询任何可见之物，截获符合其探测参数的任何信号。它不断地在轨道上运行，在飞经美国舰队的舰艇上空时，“新泽西”号上的干扰器都向上发出电波搅乱其信号频率。卫星的录制系统准确无误地把干扰电波录制下来。这种干扰会让操作人员获悉有关美国电子作战系统的一些情况。当“信天翁”8号经过北极时，它前面的抛物面天线就紧跟另一颗卫星——“星火”通信卫星上的载波信号。
当这颗侦察卫星找到它的高飞的同伴时，一个激光旁侧联系装置把“信天翁”录音带上的内容传递过去。“星火”立即把它传送到丘拉坦地面站。美国人也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他们自己的通信卫星传递给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署总部。几乎就在同时，这个数字信号由相距5000英里的两个专家小组予以检验。
“天气晴朗，”一个技师悲叹道，“现在我们才碰上晴朗的天气！”
“那就乘机好好利用一下吧，同志。”一个在他旁边另一架控制台上的人正在观察一颗监测西半球的地球同步气候卫星发来的数据，了解一个敌对国家的天气可以有很大的战略价值。“又有一个冷峰正逼近他们的沿海。他们的冬天和我们的一样。我希望他们过个愉快的冬天。”
“但我们的人在海上过冬不会是愉快的。”那位技师一想到在海上遇到大风暴，心里头就不寒而栗。去年夏天他在黑海上游览了一次，晕船晕得一塌糊涂，狼狈至极。“啊！这是什么？上校！”
“什么事，同志？”那位值勤的上校快步走了过来。
“快看这儿，上校同志。”技师用手指着电视屏幕。“这是帕姆利科湾，在美国中部沿海。看这儿，同志。”屏幕上那块水域的热成象呈现黑色。但是当技师调整显示器时，就变成了绿色，还带有两块白色斑，一大一小。那块大些的白斑曾有两次分成两部分。这是那块水域水面的影象，部分水面比应有的温度高半度。这个差别并不常见，不过这个反应足以证实有什么东西使水增加了热度。
“也许是阳光吧？”上校问。
“不是的，同志，晴朗的天空使整个地区得到均衡的阳光。”技师沉静地说。当他认为自己意识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总是沉静的。“两艘潜艇，也许是三艘，在水下30米处。”
“你肯定吗？”
技师轻轻按了一下开关，显示出雷达图像，图象上呈现出灯芯绒状的微小波浪。
“水面上没有任何东西产生这种热量，上校同志。因此水下肯定有什么东西。每年的这个时候并不是鲸鱼交配的季节。这只能是核潜艇，大概有两艘，也许三艘。据我推测，上校，美国人被我们的舰队部署吓住了，以致要为他们的导弹潜艇寻找掩蔽。他们的导弹潜艇基地就在南边只有几百公里处。也许他们的一艘‘俄亥俄’级舰艇已经在这里找到掩蔽，而且也象我们一样，由一艘探索潜艇保护着。”
“那么它很快就会行动的。我们的舰队正在奉命归队。”
“太可惜了，如能跟踪它多好。机会难得啊，上校同志。”
“是呀。干得好，技师同志。”十分钟后这个情报已发往莫斯科。
莫斯科苏联海军最高司令部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同志，”戈尔什科夫说。“我们现在正在召回我们的舰队，我们可以留下几艘潜艇收集电子情报。美国人在混乱中可能会落下几艘发现不了。”
“很有可能，”舰队作战部部长说。
“‘俄亥俄’号要往南去，可能是去他们在查尔斯顿或金斯湾的潜艇基地。或者向北去诺福克。我们在诺福克有‘科诺瓦洛夫’号，在查尔斯顿一带有‘沙比利科夫’号。我想这两艘舰艇都会在原地停留若干天。我们必须干出点成绩来，向那些政治家们表明我们的海军是名符其实的。能够跟踪‘俄亥俄’号可能就是个开端。”
“我要在15分钟后发出命令，同志。”作战部部长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不赞成他从戈尔什科夫那儿得到的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但是，如果谢尔盖一旦被搞下台，他的地位最有可能来接管这项工作……
“新泽西”号战列舰
就在几分钟前，伊顿接到了“红色火箭”电文：莫斯科刚刚通过卫星向苏联舰队发出了一项很长的行动命令。现在俄国人确实已进退两难，这位海军准将寻思着。他们周围有三个航母战斗编队——“肯尼迪”号，“美洲”号和“尼米兹”号——全部由乔舒亚?佩因特指挥。这三个编队伊顿都能看得到；在作战行动方面他还控制有“塔腊瓦”号，可以加强他的水面行动分队。准将把他的双筒望远境转向“基洛夫”号。
“指挥官，把分队摆到作战位置上去。”
“是。”分队作战军官拿起战术无线电话筒。“蓝色少年，我是蓝色国王。琥珀光，琥珀光，执行命令，我的话完了。”
伊顿等了四秒钟，才听到“新泽西”号的战斗警报。舰艇全体人员纷纷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
“到‘基洛夫’号的距离是多少？”
“37，600码，先生。我们一直在每隔几分钟就秘密地用激光测量一次距离，随问随报，先生。”分队作战军官报告说。“主炮组的炮塔仍然装着炮弹软壳，重炮每隔30秒钟修正一次射击方案。”
旗舰驾驶台上，伊顿指挥椅旁边的电话嗡嗡响了。
“我是伊顿。”
“所有岗位上的人都已就位待命，准将。”战列舰的舰长报告说。伊顿看了看他的秒表。
“很好，舰长。我们确实已把士兵训练得非常出色。”
在“新泽西”号的战斗情报中心，数字显示器表明了到“基洛夫”号主桅的准确距离。从逻辑上讲，第一个目标总是敌人的旗舰。唯一的问题是，“基洛夫”号能够承受多大的惩罚——以及用什么可以首先把它击毁，是炮弹齐发，还是用“战斧”式导弹。射击指挥军官几天来一直在说：重要的是在任何飞机能干预之前就把“基洛夫”号置于死地。“新泽西”号还从未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击沉过一艘舰艇。等了40年，时间可谓长矣。
“他们调转航向了，”分队作战军官说。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多远。”
“基洛夫”号的编队一直是向西航行的，接到信号之后，环形编队中的每艘舰艇都一齐向右拐弯航行。当他们航行到0—4—0方位时，转向便停止了。
伊顿把双筒望远镜放到支架上。“他们正在返航。通知华盛顿，并让我们的人继续待命一段时间。”
杜勒斯国际机场
苏联人要把他们的人弄出美国花了好大气力。一架“伊柳辛”伊尔—62型客机从正常的国际航班中抽调出来，直接从莫斯科派往杜勒斯机场。降落时已日落西山。它几乎是英国VC—10型的翻版。这架四引擎飞机滑行到最远处的服务区加油，一个备用的空勤组与一些不想下飞机舒展腿脚的其他乘客一起被带过来，这样这架飞机就可以立即返航了。两个活动走廊从候机大楼开出两英里，来到这架等侯的飞机前，里面是“红十月”号的水兵。他们正在向外眺望白雪覆盖的原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最后一眼看美国了。他们很安静，还在一小时前，他们在贝塞斯达从床上被叫醒后由大轿车拉到杜勒斯机场。这一次，没有记者打揽他们。
四个军官，九个执勤准尉，以及其他军人，在登机时被分成各个不同的小组，每组人都被带到飞机上的一个隔开部分。每个军官和执勤准尉都各有一个克格勃询问者。当飞机开始起飞滑跑时，盘问也就开始了。待“伊柳辛”飞到航行高度时，大多数舰艇人员心里都在问自己，为什么不选择留下来，同他们那些背叛的同胞在一起。显然，与克格勃人员的这些谈话是不愉快的。
“拉米乌斯舰长是否有奇怪的表现？”一个克格勃少校问彼得罗夫。
“当然没有！”彼得罗夫马上回答，提防着。“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潜艇被破坏了吗？我们能逃出来保住性命就算万幸了！”
“被破坏了？怎样破坏的？”
“反应堆系统。我不应当过问这件事，我不是工程师，不过，是我发现了渗漏。你看，幅射胶片剂量计显示出有沾染。可是轮机舱的仪器却没有。不仅是反应堆受到了损害，而且全部幅射传感仪器也都失灵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米列克辛总工程师不得不重新装配几个仪器去查找反应堆渗漏管道。斯维亚多夫能把这件事说得更清楚，他亲眼看到了。”
那个克格勃官员不停地在记笔记。“那么，你们的潜艇离美国海岸那么近干什么？”
“你这话怎么讲？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接受了什么命令？”
“你们接受的命令是什么，医生同志？”克格勃官员狠狠地盯着彼得罗夫的眼睛。
医生作了解释。最后说道：“我看到了命令，是贴出来让大家看的，象往常一样。”
“是谁签署的？”
“科罗夫上将呗，还能有谁？”
“你没有感到那些命令有点奇怪吗？”少校生气地问道。
“你难道会对给你的命令提出质疑吗，少校同志？”彼得罗夫鼓起勇气说。“我不这样做。”
“你们的政治官员出了什么事？”
在另一处，伊万诺夫正在说明“红十月”号是如何被美国和英国舰艇发现的。“不过拉米乌斯舰长巧妙地躲过了他们！要不是那个该死的反应堆事故，我们就成功了。上尉同志，你必须找出是谁对我们这样干的。我想亲眼看到他的死期！”
克格勃官员没有被打动。“那么舰长最后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他命令我管好我的人，没有必要不让他们和美国人说话。他还说美国人休想找到我们的舰艇。”伊万诺夫一想到他的舰长和舰艇都已不在了，就眼泪汪汪的。他是一个自豪的而且享有特权的苏联青年，父亲是党的科学院院士。“同志，你和你们的人必须查出那些对我们这样干的混帐王八蛋。”
“事情干得很狡猾，”斯维亚多夫在几英尺之外详细讲述着。“甚至米列克辛同志也是在第三次检查时才发现的，他发誓要对于这件事的人给予报复。我亲眼看见的。”中尉说，他忘了他从来没有真正看见。他说得很详细，有时甚至还画图解，说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不了解事件的最终结局，我当时正赶来值班。米列克辛、苏热波伊和布加耶夫连续干了几个小时，想接通我们的辅助动力系统。”他摇了摇头。“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干，但是拉米乌斯舰长不准。我不顾命令又提出了要求，可是被彼得罗夫同志阻止了。”
在大西洋上空航行两小时后，刚刚进行盘问的高级克格勃人员在机尾碰头对笔记凑情况。
“是啊，要是这位舰长真干了，那他是非常内行的。”负责这次初步调查的上校总结说。“他对部下下达的命令是无懈可击的。关于这次任务的命令也是当众宣布并同平常一样张贴出来的——”。
“但是这些人中有谁能认得科罗夫的签名呢？我们总不能去问科罗夫，对不对？”一位少校说。北方舰队司令在卢勃扬卡大楼里第一次受审问调查两小时后得了脑溢血而死去，大家都感到非常失望。“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是伪造的。我们在古巴有一个秘密潜艇基地吧？政委是怎样死的？”
“医生肯定那是一次事故。”另一位少校回答说。“舰长认为他撞着了他的头部，但他实际上是打断了脖子。但我认为他们应当发报请示。”
“有个无线电静默命令。”上校说。“我查过了。这对导弹潜艇来说完全是正常的。这位拉米乌斯舰长难道精于徒手搏斗吗？是不是有可能是他杀害了政委？”
“有这种可能性。”审问彼得罗夫的那个少校沉思着回答说。“他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干那种事并不困难。”
上校不知道是否该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是否有任何证据证明舰艇人员都感到正在酝酿着一场叛逃事件？”大家都摇头表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那么潜艇的日常行动都正常吗？”
“正常，上校同志，”一位年轻上尉答道。“获救的领航军官伊万诺夫说，躲避帝国主义的水面舰只和潜艇的任务执行得很完满——完全根据规定进行，不过在12个小时内是由拉米乌斯这家伙执行的，干得非常出色。我还不觉得这里面有任何背叛行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水兵将在卢勃扬卡大楼里苦挨光阴，直至他们每个人的头脑都被洗刷干净为止。
“很好，”上校说。“迄今还没有迹象表明潜艇上的军官有背叛行为，是吗？我看是没有。同志们，你们要继续进行查问，要温和一些，直至我们抵达莫斯科。可以让大家轻松一些嘛。”
飞机上的气氛逐渐变得比较愉快些了。给每个人上了小吃和伏特加酒，好让大家松松口，也有助于他们同克格勃官员之间的良好同志关系，但是克格勃官员只喝白水。这些水兵都知道，他们将会被监禁一段时日，命中注定，只好认了。但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宿命论。克格勃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去设想那艘潜艇上发生的每个事件。从在波利亚尔内解下最后一根缆绳的时间开始，直到最后一个人进入“神秘”号为止。世界各地的克格勃间谍小组也已开始工作，探听“红十月”号上所发生的事究竟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其他情报机构的阴谋。克格勃一定要找到答案，但负责此案的上校却认为在这些水兵身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红十月”号潜艇
诺伊斯允许拉米乌斯在别人监护下从诊所到军官餐室走动15英尺。病人气色不好，不过这主要是因为他需要洗个澡，刮刮胡子，象艇上的每个人一样。鲍罗丁和曼库索扶着他在桌子头上的座位落坐。
“好了，瑞安。你今天好吗？”
“好，谢谢你，拉米乌斯舰长。”瑞安笑吟吟地端着一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如释重负，因为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已把管理潜艇的问题交给了那些确实懂行的人。虽然他正数着还有多少小时他才能离开“红十月”号，但是他已既不感到晕船也不感到害怕了，这在两星期来还是第一次。“你的腿怎样了，先生？”
“还在疼。我得学着别再让挨上一枪了。我好象还没对你说，我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大家都这样说。”
“也救了我的命，”瑞安回答说，有点不好意思。
“早上好，先生！”是厨师在说话。“我可以为你准备一些早餐吗，拉米乌斯舰长？”
“好吧，我很饿了。”
“很好，一份美国海军早餐。我再去弄点新鲜咖啡来。”他说后就走向通道。30秒钟以后，他端着新鲜咖啡回来了，并为拉米乌斯准备好了一套餐具。“早餐十分钟就得，先生。”
拉米乌斯倒了一杯咖啡。盘子上放着一个小纸袋。“这是什么？”
“咖啡伴侣。”曼库索笑了笑。“是倒在咖啡里的奶油，舰长。”
拉米乌斯撕开小包，疑惑地看了看里面，然后才把它倒进杯子里搅动。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某个时候。”曼库索回答说。“达拉斯”号会定期地上浮到潜望镜深度，接受行动命令，然后通过水下音响通信命令转告“红十月”号。“几小时前我们获悉苏联舰队正向东北返航。日落时我们就会知道确切消息了。我们的人正在紧盯着他们。”
“我们去什么地方？”拉米乌斯问。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你去什么地方？”瑞安想知道。“你在信中究竟讲了些什么？”
“你了解那封信的事儿？怎样知道的？”
“我们了解——噢，我了解信的事，不过我只能说这些，先生。”
“我告诉尤里大叔我们在向纽约驶去，把这艘舰艇作为一件礼物送给美国总统。”
“可是你没有向纽约航行，”曼库索反驳说。
“当然不能。我希望进入诺福克。海军基地离得那么近，为什么还要跑到民用港口去呢？你说我应当对帕多林吐露真情吗？”拉米乌斯摇摇头。“为汁么？你们的沿海水域那么宽阔。”
亲爱的帕多林上将，我在向纽约驶去……怪不得他们象发疯似的！瑞安想。
“我们是去诺福克还是查尔斯顿？”拉米乌斯问。
“我想是去诺福克，”曼库索说。
“难道你不知道他们会派出整个舰队追赶你吗？”瑞安厉声说。“到底为什么要寄那封信呢？”
“他们总会知道的，”拉米乌斯回答说。“他们总会知道的。我估计谁也不会找到我们。可你们把我们找到了，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美国舰长尽量想不露出笑容。“我们在冰岛沿岸附近发现了你们。你们的运气比想象的要好。如果我们按期从英国出航，我们离海岸就会再近15海里，那样我们就可以任意摆布你们了。对不起呀，舰长，但我们的声纳和声纳操纵员都很棒。以后你可以见一见第一个跟踪你的人。他现在正与你们的布加耶夫一起工作。”
“是个军士操舵兵，”鲍罗丁说。
“不是军官？”拉米乌斯问。
“不是。他只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操纵员。”曼库索说，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位军官在声纳装置那里值班呢？
厨师又回来了。他所说的标准美国海军早餐是一个大托盘，上面有一块火腿，两个嫩煎荷包蛋，一团烘烤的土豆肉丁泥，四片烤面包，另外还有一小罐苹果冻。
“如果你还想加一些，就告诉我，先生，”厨师说。
“这是一般的早餐吗？”拉米乌斯问曼库索。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个人喜欢蛋奶烘饼。美国人早餐吃得很多。”拉米乌斯已经动手吃了起来。两天来他没有正正经经地吃过一顿饭，加上他腿部受伤失血，这使他的身体非常需要进食。
“告诉我，瑞安。”鲍罗丁点燃了一支烟说，“在美国什么东西最令人感兴趣？”
杰克指着舰长的盘子说。“食品商店。”
“食品商店？”曼库索问。
“我在‘无敌’号上看了中央情报局的一篇报告，内容是关于那些来到我们这边的人的一些情况。”瑞安不想用“叛逃者”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总是有点贬低别人的身份。“恐怕使你们那边过来的人感到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逛超级市场了。”
“给我讲一讲吧，”鲍罗丁要求道。
“超级市场是一座约有足球场那么大的房子，嗯，也许比足球场小些。从前门进去，取一辆购物小推车。新鲜水果和蔬菜摆在右边；从左边绕着走，慢慢地走过其他各种商品的货架。我从小就是这样买东西的。”
“新鲜水果和蔬菜？现在冬天有吗？”
“冬天又怎样？”曼库索说。“也许贵一点，但是你总能买到新鲜货。我们在舰艇上很想吃这些新鲜东西，可在舰艇上我们能吃到时鲜货和鲜奶大概只有一个星期。”
“那肉呢？”拉米乌斯问。
“想要什么有什么。”瑞安回答说。“牛肉、猪肉、羊肉、火鸡、鸡，应有尽有。美国农民生产效率非常高。美国不但能自给，而且还有许多剩余。你也知道，苏联买我们的粮食。我们给农民钱，是为了让他们少种东西，这真是活见鬼，但是这样才能使生产过多的东西得到控制。”这四个俄国人满脸疑云。
“还有别的吗？”鲍罗丁问。
“还有什么使你感到新奇吗？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辆车。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只要有钱，你想要什么，几乎都可买到。我估计，普通美国家庭每年的收入大约是2万美元。这里的军官挣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事实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是有些头脑的人，当然你们都是有头脑的，只要你愿意工作——当然你们都是愿意工作的，即使没有任何帮助，也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此外，你们可以放心，中央情报局一定会很好照顾你们的。我们不会让人家对我们的好客有所抱怨的。”
“那么我的这些人都会干些什么呢？”拉米乌斯问。
“这倒说不太好，先生，因为我本人从未参与过这种事情。我想你们将会被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轻松一下。中央情报局和海军方面会想跟你们进行详细的谈话。那没什么值得惊奇的，对吧？这个我以前已对你们讲过了。从现在起一年以后，你们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如果有人想同我们一起参加巡航，那也欢迎，”曼库索补充说。
瑞安不知道这话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海军是不会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人登上688级舰艇的，因为这将使他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足以使他回国后可以保住自己的脑袋。
“一个友好和气的人是怎么成为一名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呢？”鲍罗丁问。
“我不是间谍，先生。”瑞安又说了一遍。他不能怪他们不相信自己。“在研究院攻读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把我的名字介绍给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朋友詹姆斯?格里尔上将。几年前，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学术小组，这个小组是被请来核查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情报估计的。当时我正在兴致勃勃地写一本关于海军历史的书。在兰利，我度过了夏季的两个月，写了一篇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论文。格里尔看了很喜欢。两年前，他请我去那里专职工作，我接受了。那是个错误，”瑞安这样说，但并不是真那样认为；或许他真的是那样认为？“一年前，我被调到伦敦与英国情报局一起参加联合情报分析组的工作。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分析各地间谍送来的情报资料。我迷上了这项工作，因为我要分析你们的意图，拉米乌斯舰长。”
“你的父亲是间谍吗？”鲍罗丁问。
“不是。我父亲是巴尔的摩的一个警官。十年前，他和我母亲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了。”
鲍罗丁表示了同情之意。“那么你呢，曼库索舰长，你为什么要当水兵？”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水兵。我父亲是个理发师，我在安纳波利斯时就决定要在潜艇上做事，我认为那很有意思。”
瑞安正在注视着一件前所未见的事：来自两个不同世界，有着两种差异极大的文化背景的军人，正在努力寻找共同点。双方都在探索，寻找性格和经历方面的相似之处，为彼此的相互了解奠定基础。这太有意思了，简直令人感动。瑞安想，这对苏联人来说不知会有多大困难。也许比他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难，因为他们已经破釜沉舟。他们把自己熟悉的一切全都抛弃了，相信会得到更美好的一切。瑞安希望他们会成功，完成他们从共产主义向自由的过渡。在过去两天中，他逐渐认识到，人们要叛逃该有多大的勇气啊！在导弹舱内面对一支手枪，比起一个人向过去的整个生活告别，简直是小事一桩。也真怪，美国人得来自由怎么就全不费功夫。对这些冒过生命危险的人来说，要去适应那些在瑞安这样的人看来全不成问题的东西，会有多大困难吗？是他们这样的人创造了“美国的梦想”，也需要他们这样的人去维持这种梦想。而这些人竟然来自苏联，真是怪事。也许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瑞安听着面前的交谈，心中不禁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