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档案 第一章
罗马，3月4日
警告已接踵而来——安息日那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社区中心的爆炸案夺去了八十七条生命；一年后的同一天，伊斯坦布尔犹太教堂又遭炸毁，二十八个人命归黄泉——但罗马才是他真正的处女秀，他要把名片留在那里。
以色列自命不凡的情报处的走廊上、办公室里，关于这场阴谋起源的辩论可谓不绝于耳，有时甚至剑拔弩张。素来谨小慎微的部门负责人勒夫·阿罗尼称，早在以军炸毁阿拉法特的拉马拉总部，并偷走他的文件之后，敌方就开始行动了。而在以色列的传奇间谍阿里·沙姆龙看来，这样的揣测很可笑——和勒夫唱反调已经成为了沙姆龙的习惯。只有他——沙姆龙——这个曾经随先锋部队团一起参与了独立战争的战士，这个永远不会割裂地看待矛盾的人，才能把罗马暴行的源头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最终的证据证明，两人都没说错。为了能和平协作，勒夫和沙姆龙为事情设立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天，有一位让·卢克先生抵达拉齐奥山庄，在布拉恰诺湖畔一栋漂亮的十八世纪古宅入住了。
对于他到达的时间和地点，并不存在任何疑义。别墅的主人拉瓦尔先生是位不太靠谱的比利时贵族，他说那名租客是在三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下午两点半抵达的。有一位礼貌而拘谨的以色列小伙拜访了拉瓦尔先生在比利时的住所。他首先质疑，拉瓦尔先生怎么可能把那么久以前某个日子发生的事记得那么清楚。那个比利时人让他看了自己的皮制日记本，上面用铅笔记录着：和让·卢克先生在布拉恰诺别墅见面。
“为什么您写的是‘布拉恰诺别墅’，而不是直接写‘别墅’？”这位以色列访客用笔指了指日记本上那几个字问道。
“为了和我们在圣特罗佩斯和葡萄牙的别墅，还有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木屋区分开。”
“哦。”以色列人应了一句。不过比利时贵族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语气中，并没有大部分公务员见到有钱人时表现出的谄媚和滑舌。
对于那个租客，拉瓦尔还记得些什么呢？他准时、精明，举止十二万分得体；他仪表非凡，喷了香水却并不刺鼻；他的着装昂贵却很低调；他开的是奔驰轿车，随身带了两个金搭扣的名牌行李箱；他提前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付的全是现金——在拉瓦尔先生看来，这种行为在意大利的那个区域并不常见；那个人善于倾听，一件事绝不用向他交待两次；他的法语带着巴黎上流社会的口音；看他的样子，一定不会让自己身陷于什么不体面的争执，在女人面前也一定是个绅士。“他出身名门，”拉瓦尔笃定地总结道，仿佛对自己谈论的对象已相当了解，“记下来吧，他血统高贵。”
关于这位让·卢克先生的更多细节渐渐浮现，而其中没有任何内容与拉瓦尔先生的溢美之词相悖。他不雇女佣，并要求园丁每日准时九点报到，十点离开。他去附近的市场购物，到安圭拉的一个中世纪湖畔村落参加弥撒。他曾在拉齐奥的罗马遗迹中逗留了很长时间，尤其对切尔韦泰里的古墓兴趣斐然。
三月的某日——这个日期恐怕永远也无法确认了——他消失了。就连拉瓦尔先生也说不清他离开的日子，因为他也是在事后，从巴黎一个自称是让·卢克先生助理的女人那儿得到的消息。虽然租约还有两周才到期，但那位英俊的租客却放弃了退租，没给自己或拉瓦尔先生带来任何尴尬。春末时，拉瓦尔先生来到了别墅。让他惊讶的是，厨房餐柜上的一只水晶碗里放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还有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以赔偿他打碎的酒杯。可是当拉瓦尔先生检查酒柜时，却发现酒杯并没有少。他打电话去巴黎，想把钱退还给让·卢克先生的助理，然而对方的电话已经接不通了。
博尔盖塞花园周围，铺着落叶的大街小巷错落有致，完全不似市中心的杂乱喧嚣、游人熙攘。这里坐落的基本上都是外交使馆和富人宅邸，周围交通井然，悠远的车鸣仿佛来自于某片遥远的疆土。街道间并不相通。街上每天有好几个小时都盖着树影，那是街边别墅旁的青松和桉树的影子。窄窄的人行道被盘错的树根顶得凹凸不平，上面终年覆着松针和枯叶。街的尽头是一座使馆，安保工作看上去应该比罗马绝大部分的外交机构都更森严。
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目击者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冬末清晨：天色澄澈晴朗，虽然树荫里依然还有些凉意，但在阳光下，敞怀披一件羊毛大衣，就足以让你暖洋洋地享受一顿露天午餐。由于是周五，人们脸上更是多了几分闲散。在罗马的使馆区，这正是享受一杯卡布奇诺或一个羊角包，反思一下生命意义的时候。拖延是当日的主基调。烦闷的会议取消了，繁琐的文书工作还是放到周一去做吧。
博尔盖塞花园附近的那条小胡同里没有任何灾难的前兆。意大利警察和保安正在明媚的阳光下懒洋洋地闲聊着。和罗马的很多外交部门一样，这个院落里有两座使馆，一座处理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事务，另一座则处理对梵蒂冈的事务。两座使馆当天都开放办公，所以大使们都在办公室里。
十点十五分，一个矮矮胖胖的耶稣会会士摇摆着从山坡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公文包，包里是梵蒂冈国务秘书处的新外交行动计划，计划中包含了对以色列入侵伯利恒的谴责。信使把文件交给使馆的办事员，然后又喘着粗气回去了。这份文件将公之于众，其中尖锐的措辞恐怕会为梵蒂冈带来一时的尴尬。这位信使的时间掐得实在是刚刚好——如果他再晚上五分钟，恐怕就要和他手里的那份文件一起化为灰烬了。
可有一家意大利电视台的摄制组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本想针对中东局势问题对大使进行采访；同样不幸的还有来游说大使的当地犹太改革者代表团，他们针对下周在维罗纳召开的新纳粹主义大会，坚持对其进行谴责；还有一对意大利夫妇，他们因为反感新近兴起的反犹主义热潮，特地来询问移居以色列的相关事宜。仔细数数，共有十四个人围在大使馆的办事处入口，等候接受那几个短头发保安的搜身检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的卡车右转驶入这条死胡同，开始了它最后的冲刺。
大部分人在车拐进路口之前就听到了动静。在那样一个静谧的早晨，卡车发出如同痉挛一般的噪声，显得十分突兀，让人无法忽略。意大利保安停止了交谈，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那十四个聚在门口的人也都闻声望了过去。胖胖的耶稣会会士正在对面等车，他也把圆脑袋从手上的《罗马观察家报》上抬起，望向了街口。
微微倾斜的街道为卡车增加了助力，它开始了惊人的加速。转弯时，车载的重物将重心狠狠推向了一侧的两个轮子。有一瞬间，那辆车险些侧翻，但它最终还是稳住了，笔直地朝着大使馆冲来。
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到司机的脸。他很年轻，胡子刮得很干净，双目圆睁，嘴巴也大张着，好像在冲着自己大喊大叫。不知道为什么，车子的雨刷器一直在左右摇摆。
意大利保安马上做出了反应。其中有几个人飞快地躲到加固过的水泥墙后面，另外几个则趴倒在钢筋和玻璃制成的保安岗后面。有两名保安主管开始向那辆卡车开火，火星溅在了车子的护栅上。挡风玻璃碎了，但车子依然加速飞驰，直到撞上目标。
事后，以色列政府对意大利保安的尽职尽责进行了嘉奖，他们没有逃离自己的岗位。不过，即便他们逃了，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区别。
从圣彼得广场到西班牙广场，甚至雅尼库鲁姆山都听得到爆炸声。身处高层建筑的人们都看见了博尔盖塞别墅北部升腾起来的那团橙红色火球，紧接着便是一团更巨大的灰黑色蘑菇云。爆炸地点一英里以内的窗户都被震得粉碎，包括附近一座教堂的彩窗。树木在瞬间变成一片秃枝，鸟雀死在了半空。监控地震的地质学家一开始还以为罗马发生了一场低级数的地震。
没有一个保安在爆炸中生还，那十四位在门口等候的来访者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罹难者还包括办公室离卡车爆炸地点较近的大使馆工作人员。
然而，真正带来更大伤亡的其实是第二辆车。那名梵蒂冈信使被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掀倒在地后，看到又一辆车快速转入那条死胡同。那是一辆蓝西亚轿车，车上坐了四个人，车速相当快，他还以为那是闻讯赶来的警车。会士站起身来朝浓烟走去，希望可以帮忙救助伤亡者，可他看到的却是另一场噩梦——蓝西亚的车门被同时打开，他误以为是警察的四人开始朝着那栋建筑开火。在烧焦的建筑废墟中蹒跚的幸存者被无情地杀害了。
那四个人几乎在同一时刻停火，回到了车上。离开时，其中一个恐怖分子瞄准了那位会士。会士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准备迎接死亡。而那个恐怖分子却笑了笑，随即消失在了一片烟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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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已接踵而来——安息日那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社区中心的爆炸案夺去了八十七条生命；一年后的同一天，伊斯坦布尔犹太教堂又遭炸毁，二十八个人命归黄泉——但罗马才是他真正的处女秀，他要把名片留在那里。
以色列自命不凡的情报处的走廊上、办公室里，关于这场阴谋起源的辩论可谓不绝于耳，有时甚至剑拔弩张。素来谨小慎微的部门负责人勒夫·阿罗尼称，早在以军炸毁阿拉法特的拉马拉总部，并偷走他的文件之后，敌方就开始行动了。而在以色列的传奇间谍阿里·沙姆龙看来，这样的揣测很可笑——和勒夫唱反调已经成为了沙姆龙的习惯。只有他——沙姆龙——这个曾经随先锋部队团一起参与了独立战争的战士，这个永远不会割裂地看待矛盾的人，才能把罗马暴行的源头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最终的证据证明，两人都没说错。为了能和平协作，勒夫和沙姆龙为事情设立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天，有一位让·卢克先生抵达拉齐奥山庄，在布拉恰诺湖畔一栋漂亮的十八世纪古宅入住了。
对于他到达的时间和地点，并不存在任何疑义。别墅的主人拉瓦尔先生是位不太靠谱的比利时贵族，他说那名租客是在三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下午两点半抵达的。有一位礼貌而拘谨的以色列小伙拜访了拉瓦尔先生在比利时的住所。他首先质疑，拉瓦尔先生怎么可能把那么久以前某个日子发生的事记得那么清楚。那个比利时人让他看了自己的皮制日记本，上面用铅笔记录着：和让·卢克先生在布拉恰诺别墅见面。
“为什么您写的是‘布拉恰诺别墅’，而不是直接写‘别墅’？”这位以色列访客用笔指了指日记本上那几个字问道。
“为了和我们在圣特罗佩斯和葡萄牙的别墅，还有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木屋区分开。”
“哦。”以色列人应了一句。不过比利时贵族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语气中，并没有大部分公务员见到有钱人时表现出的谄媚和滑舌。
对于那个租客，拉瓦尔还记得些什么呢？他准时、精明，举止十二万分得体；他仪表非凡，喷了香水却并不刺鼻；他的着装昂贵却很低调；他开的是奔驰轿车，随身带了两个金搭扣的名牌行李箱；他提前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付的全是现金——在拉瓦尔先生看来，这种行为在意大利的那个区域并不常见；那个人善于倾听，一件事绝不用向他交待两次；他的法语带着巴黎上流社会的口音；看他的样子，一定不会让自己身陷于什么不体面的争执，在女人面前也一定是个绅士。“他出身名门，”拉瓦尔笃定地总结道，仿佛对自己谈论的对象已相当了解，“记下来吧，他血统高贵。”
关于这位让·卢克先生的更多细节渐渐浮现，而其中没有任何内容与拉瓦尔先生的溢美之词相悖。他不雇女佣，并要求园丁每日准时九点报到，十点离开。他去附近的市场购物，到安圭拉的一个中世纪湖畔村落参加弥撒。他曾在拉齐奥的罗马遗迹中逗留了很长时间，尤其对切尔韦泰里的古墓兴趣斐然。
三月的某日——这个日期恐怕永远也无法确认了——他消失了。就连拉瓦尔先生也说不清他离开的日子，因为他也是在事后，从巴黎一个自称是让·卢克先生助理的女人那儿得到的消息。虽然租约还有两周才到期，但那位英俊的租客却放弃了退租，没给自己或拉瓦尔先生带来任何尴尬。春末时，拉瓦尔先生来到了别墅。让他惊讶的是，厨房餐柜上的一只水晶碗里放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还有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以赔偿他打碎的酒杯。可是当拉瓦尔先生检查酒柜时，却发现酒杯并没有少。他打电话去巴黎，想把钱退还给让·卢克先生的助理，然而对方的电话已经接不通了。
博尔盖塞花园周围，铺着落叶的大街小巷错落有致，完全不似市中心的杂乱喧嚣、游人熙攘。这里坐落的基本上都是外交使馆和富人宅邸，周围交通井然，悠远的车鸣仿佛来自于某片遥远的疆土。街道间并不相通。街上每天有好几个小时都盖着树影，那是街边别墅旁的青松和桉树的影子。窄窄的人行道被盘错的树根顶得凹凸不平，上面终年覆着松针和枯叶。街的尽头是一座使馆，安保工作看上去应该比罗马绝大部分的外交机构都更森严。
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目击者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冬末清晨：天色澄澈晴朗，虽然树荫里依然还有些凉意，但在阳光下，敞怀披一件羊毛大衣，就足以让你暖洋洋地享受一顿露天午餐。由于是周五，人们脸上更是多了几分闲散。在罗马的使馆区，这正是享受一杯卡布奇诺或一个羊角包，反思一下生命意义的时候。拖延是当日的主基调。烦闷的会议取消了，繁琐的文书工作还是放到周一去做吧。
博尔盖塞花园附近的那条小胡同里没有任何灾难的前兆。意大利警察和保安正在明媚的阳光下懒洋洋地闲聊着。和罗马的很多外交部门一样，这个院落里有两座使馆，一座处理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事务，另一座则处理对梵蒂冈的事务。两座使馆当天都开放办公，所以大使们都在办公室里。
十点十五分，一个矮矮胖胖的耶稣会会士摇摆着从山坡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公文包，包里是梵蒂冈国务秘书处的新外交行动计划，计划中包含了对以色列入侵伯利恒的谴责。信使把文件交给使馆的办事员，然后又喘着粗气回去了。这份文件将公之于众，其中尖锐的措辞恐怕会为梵蒂冈带来一时的尴尬。这位信使的时间掐得实在是刚刚好——如果他再晚上五分钟，恐怕就要和他手里的那份文件一起化为灰烬了。
可有一家意大利电视台的摄制组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本想针对中东局势问题对大使进行采访；同样不幸的还有来游说大使的当地犹太改革者代表团，他们针对下周在维罗纳召开的新纳粹主义大会，坚持对其进行谴责；还有一对意大利夫妇，他们因为反感新近兴起的反犹主义热潮，特地来询问移居以色列的相关事宜。仔细数数，共有十四个人围在大使馆的办事处入口，等候接受那几个短头发保安的搜身检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的卡车右转驶入这条死胡同，开始了它最后的冲刺。
大部分人在车拐进路口之前就听到了动静。在那样一个静谧的早晨，卡车发出如同痉挛一般的噪声，显得十分突兀，让人无法忽略。意大利保安停止了交谈，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那十四个聚在门口的人也都闻声望了过去。胖胖的耶稣会会士正在对面等车，他也把圆脑袋从手上的《罗马观察家报》上抬起，望向了街口。
微微倾斜的街道为卡车增加了助力，它开始了惊人的加速。转弯时，车载的重物将重心狠狠推向了一侧的两个轮子。有一瞬间，那辆车险些侧翻，但它最终还是稳住了，笔直地朝着大使馆冲来。
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到司机的脸。他很年轻，胡子刮得很干净，双目圆睁，嘴巴也大张着，好像在冲着自己大喊大叫。不知道为什么，车子的雨刷器一直在左右摇摆。
意大利保安马上做出了反应。其中有几个人飞快地躲到加固过的水泥墙后面，另外几个则趴倒在钢筋和玻璃制成的保安岗后面。有两名保安主管开始向那辆卡车开火，火星溅在了车子的护栅上。挡风玻璃碎了，但车子依然加速飞驰，直到撞上目标。
事后，以色列政府对意大利保安的尽职尽责进行了嘉奖，他们没有逃离自己的岗位。不过，即便他们逃了，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区别。
从圣彼得广场到西班牙广场，甚至雅尼库鲁姆山都听得到爆炸声。身处高层建筑的人们都看见了博尔盖塞别墅北部升腾起来的那团橙红色火球，紧接着便是一团更巨大的灰黑色蘑菇云。爆炸地点一英里以内的窗户都被震得粉碎，包括附近一座教堂的彩窗。树木在瞬间变成一片秃枝，鸟雀死在了半空。监控地震的地质学家一开始还以为罗马发生了一场低级数的地震。
没有一个保安在爆炸中生还，那十四位在门口等候的来访者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罹难者还包括办公室离卡车爆炸地点较近的大使馆工作人员。
然而，真正带来更大伤亡的其实是第二辆车。那名梵蒂冈信使被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掀倒在地后，看到又一辆车快速转入那条死胡同。那是一辆蓝西亚轿车，车上坐了四个人，车速相当快，他还以为那是闻讯赶来的警车。会士站起身来朝浓烟走去，希望可以帮忙救助伤亡者，可他看到的却是另一场噩梦——蓝西亚的车门被同时打开，他误以为是警察的四人开始朝着那栋建筑开火。在烧焦的建筑废墟中蹒跚的幸存者被无情地杀害了。
那四个人几乎在同一时刻停火，回到了车上。离开时，其中一个恐怖分子瞄准了那位会士。会士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准备迎接死亡。而那个恐怖分子却笑了笑，随即消失在了一片烟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