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成功与失败
监视一个人，问题之一是要解决他或她怎样消磨一天的时光，而后才能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手法。那人或他的行动越是独自一人。用暗藏的眼睛盯住他一般说来就越困难。例如，跟踪邦达连科上校的克格勃人员就已经恨透了他。他们都觉得，他那每日跑步的例行活动就是理想的特务行为。他完全独自一人在城里街道上跑步，那时大街基本上还空空荡荡，任何一个人到外面来无疑他都能看见，他也能立刻觉察到任何异常情况。他围绕着莫斯科住宅区跑步的时候，三个被指定监视他的特工人员被他甩掉了不下五次之多。他们躲在那些稀稀拉拉，叶子掉得光秃秃的树木后面，那些公寓楼房立在那里，活象平坦的开阔地上的一座座基碑。在那五次的任何一次当中，邦达连科都有可能已经停下来拾走了死投的东西，或者他自己已经放好了一个。除了盯稍无效之外，他的服役档案象新降雪的田野一样，洁白无瑕，当然，这正是任何间谍都要为自己竭力争取的伪装。
在拐弯回家的时候，他们又认出他来，他的双腿象水泵似的上下抽动，非常有力；他的呼吸在身后造成一小块水蒸汽云雾。负责本案这部分工作的人决定，需要半打儿“二”局人员去专盯他的早跑。他们不得不在他跑步前提早一小时到达那里，忍受莫斯科黎明那干燥的严寒。从第二管理局来的人都觉得他们工作受了那么大的苦，却没得到充分的赏识。
在几千米外，另一组三个人则对他们的对象很满意。在这儿，他们住在对象住处对面大楼八层的一间公寓里，原来的主人是在国外的一个外交官。一对远距离摄影镜头把焦距对避米沙的窗户，他也不是那种不怕麻烦要去降下遮光帘或者把它们调整到适当位置的人。他们看着他做完了一个头晚上喝多了的人的清晨例行活动，对于在街对面舒服的暖气房子里监视的“二”字号人员来说，那都是很熟悉的。
而且，米沙在部里地位够高的，配有车和司机。把原来的中士调走，换上一个从克格勃反间谍学校新来的容光焕发的年轻人，那是很容易的事。他的电话机上有一个窃听器，记录下他早上要车的要求。
艾德·弗利离开公寓比往常都早些。今天他的妻子开车，孩子们坐在后面。苏方对弗利的档案里有趣地记录下，她往常用车带孩子们到处奔忙，经常是找西方外交官的太大们进行社交活动。一个苏联丈夫不会留下车子给他的妻子使用。至少今天她不会让他去乘地铁，他们注意到了；她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外交官大院门口的民兵——谁都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克格勃——记下了离开的时刻和车上的人。这有点不同寻常，大门警卫四下张望，看看弗利的克格勃影子今天在不在；他不在。对“重要的”美国人有更多的常规监视。
艾德·弗利戴着一顶俄国式裘皮帽子，他穿的大衣相当老式，又很破旧，不大象一个外国人。一条跟大衣有点不调和的羊毛围巾保护着他的脖子，遮住他的花条领带。认识他的俄国保安人员注意到了他的穿戴，跟大多数的外国人一样，本地气候是个大均压器。如果你在俄国过上一个冬天，不久你的穿着和举止都象一个俄国人了，甚至跟俄国人一样走路时稍稍往下看。
首先让孩子们在学校下了车。玛丽·帕特·弗利正常地驾着车，每隔三、四秒钟，她的眼睛就从反光镜里轻轻地前后瞄上几眼。比起在美国的城市来，在这里开车倒不算坏。虽然俄国司机们能做出最不寻常的事来，但街道不算太拥挤，她是在纽约市里学会开车的，几乎能应付任何局面。象全世界上下班的人一样，她有—个间接抄近道的路线，可以躲开少数交通堵塞的瓶子口，每天节约几分钟，不过多耗费一两升汽油罢了。
在一个拐弯之后，她立即熟练地把车开到路边，他的丈夫跳下车去。他把门“砰”地一声关上时，车子己在移动，并且以不是太快的速度向公寓街区的侧道开走了。这回弗利的心脏剧烈跳动。这样的事先前他只干过一次，很不愿意出此下策。进楼以后，他躲开电梯，连跑带跳地奔上八层楼梯，一边看着表。
他不知道他妻子是怎样做到的。他承认她开车比他准确得多，她想把车停放在任何地点，前后只差五秒钟就能办到；这有点伤他的男性自尊心。他还有两分钟到达八楼。他走到时还有几秒钟的富裕。他打开防火门，用焦急的眼光察看那走廊。走廊，多么奇妙啊，特别是那些笔直的、光秃秃的高层公寓大楼里的走廊。中间一排电梯，两头是防火梯，没有地方可以让人偷偷安置摄影机。他轻快地走过电梯，一直向尽头走去。现在他能从心跳计算出时间。前面二十码处一扇门开了，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出来。他转身锁上房门，拎起公文包向弗利走来。如果有个过路人的话，他一定觉得奇怪，这两人谁也不侧身让谁。
事情在转瞬之间就结束了。弗利的手擦过红农主教的手，接过胶卷暗盒，递过去一个小小的纸卷。他觉得他从那人眼中看到恼怒的一瞥，但只是如此，连一句“借光，同志”的话也没有，那军官就继续向电梯走去。弗利径直走进防火梯。他从容地走了下去。
费利托夫在定好的时间定出大楼。中士抓住车门，注意到他的嘴在嚼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些面包渣卡在牙缝里了。
“早安，上校同志。”
“日丹诺夫哪去了？”费利托夫上车时间道。
“他病了。他们认为是阑尾炎。”这引起一声咕哝，“唔，开车吧。今天早上我想去洗蒸汽浴。”
一分钟后，弗利走出大楼后面的通道，再走过两排公寓楼房，走向对面的第二条街道。他刚走到马路边，他的妻子就把车子开来，几乎没有停车就把他接走了。当她向大使馆开去时，两人都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今天打算干什么？”她问道，眼睛还在检查反光镜里的情况。
“跟往常一样。”这是他顺从的回答。
米沙已经在蒸汽室里。他注意到，那个服务员不见了，却出现了几个生面孔。这就解释了早上那次特殊传递。他同一些老顾客友好地交谈，脸上丝毫不露痕迹。遗憾的是他把相机里的胶卷都用光了。然后，从弗利那里得到警报。如果他再度受监视——对了，保安人员或者别的什么人每隔几年就会有虫爬进屁眼，痒得来重新审查部里的每一个人。中央情报局已经注意到，停止了这条交通线。他心想，在走廊上看见那个年轻人的神气，真有点可乐。懂得什么是战争的人太少了。人们这么容易受惊。费利托夫告诉自己：战争教会一个人什么该害怕，什么当不睬。
蒸汽室外，一个“二”字号的人正在很快地翻看费利托夫的衣服。在车里，他的公文包被搜查。这两处都干得迅速而彻底。
瓦吐丁亲自负责按查费利托夫的公寓。干这个活的都是手上戴着外科医生手套的专家，他们费了许多时间寻找“告警标志”，它可能是一张纸片，一块面包心，甚至是放在特定地方的一根头发丝，这种东西被移动，就告诉这单元的房主人：有人光顾过了。拍了许多照片，赶快拿去扩印，然后搜查者开始工作。日记几乎马上就被发现了。瓦吐丁俯下身去观察这本日记簿，它开着放在书桌抽屉里，可以肯定它放的地方没有秘密地作什么标志。一两分钟后，他拾起来开始阅读。
瓦吐丁上校烦躁易怒。前一个夜里他没有睡好。跟多数酗酒的人一样，要喝上点才能入睡；没有适当的镇静剂，加上案子今人兴奋，使他辗转反侧，时睡时醒。这清楚地表现在他的脸上，他小组的人见了，都闭口不敢说话。
“相机，”他简短地说了一声。一个人过来开始摄影，瓦吐丁翻到哪页，他就把他拍下来。
“有人试图撬这门的锁。”一个少校报告，“钥匙洞周围有刮痕。如果我们把锁拆卸下来，我想会看见制栓上的刮痕。可能有人到这里来过。”
“我手里拿着他们要我的东西，”瓦吐丁生气地说。全屋子的人都把头转过来。经他这一打断，那个检查电冰箱的人匆匆拆掉前面的镶板，看了看冰箱下面，就把镶板放回去安装好了，“这个人记着这么一本操蛋的日记！还有没有人阅读保密手册？”
现在他看出来了。费利托夫上校用个人日记来摘记公务文件。不知怎么搞的，有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进入他的套房，拍下了……
不过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瓦吐丁心中自问道，这大概跟出现一个当他能那么容易地在国防部里他的办公桌上复制官方文件时，却非要在本子上写下他的记忆不可的那种人一样。
搜查花了两个小时，在把每一样东西都按原来的样子摆好之后，小组的人员才成双或单独地离去。
回到办公室，瓦吐丁把拍成照片的日记全部读了一遍。在公寓的时候，他只浏览了一下。缴获的胶卷上的那一张，正是费利托夫日记的开头一页。他用了一个小时看完了这些照片。材料本身够令人印象深刻的。费利托夫对“明星”工程的描述相当细致。事实上，这老上校的说明比给他的那份立案调查命令书的介绍部分还要好些。还随随便便地提到邦达连科对发射场保安工作的视察详情以及对部里给予它的优先地位不够有所抱怨。显然，两个上校对“明星”都很热心，瓦吐丁早已和他们有同感。但是他谈到，雅佐夫部长还不肯定。还抱怨经费问题——那是一个老大难了，不是吗？
费利托夫在家里记录下绝密文件，显然违犯保密条例。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任何初、中级干部都会为此丢官，可是费利托夫同部长的资格一样老；瓦吐丁深知，老资格的人都把保密条例看成是找麻烦，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予理睬，并自认为是国家利益的最终仲裁人。他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也是一样。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在克格勃的他或者别人要想控告费利托夫，还需要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才行。即便米沙是个外国代理人——为什么我在找理由来否认这一点？瓦吐丁有些吃惊地问自己。他回想起在那个人的公寓里，挂在墙上的那些照片。一定有上百张：米沙站在他那辆T-34型坦克的炮塔上，双简望远镜正举在眼前；米沙和他的部下在斯大林格勒郊外的雪地里；米沙和他的坦克手们在指着一辆德国坦克侧翼装甲上的弹洞……还有米沙在一张医院病床上，期大林本人正在把第三杖苏联英雄奖章给他别在枕头上，他那心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身旁。这些，是一个爱国者和英雄的大事记。
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不算回事，瓦吐丁提醒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怀疑。
任何人都能拽开门上的锁。他突然有了一个假定，是那个失踪的澡堂服务员干的。一个前军械技师，他可能懂得怎样干。如果那是一个巧合又怎么样呢？
但，如果米沙是个间谍，他为什么不自己拍摄这些官方文件？他以国防部长助理的资格，能调看任何想看的文件，而带一个间谍照相机到部里去，更是小事一桩。
如果我们获得的胶卷里有一张是从这样的文件里摄下来的，米沙早就进到福尔托沃监狱了……
倘使他很聪明，将会怎么样呢？倘使他要我们认为有人从他的日记里偷窃材料，又会怎么样呢？我能把现有材料马上带到部里去，但我们能控告他的只不过是违反机构内部保密条例的问题，如果他答复说他在家里工作，并且承认破坏了规定，部长又保护他——部长会保护费利托夫吗？
会的。瓦吐丁很肯定。第一，米沙是一个信得过的助理和杰出的职业军人。第二，军队总是会抱成团保护它自己的人，反对克格勃。这帮狗杂种恨我们胜过恨西方人。苏联红军决忘不了三十年代末期，当时斯大林利用保安机构几乎杀净了每一个高级军官，其直接结果是几乎把莫斯科断送给德国军队。不，如果我们就带这点东西去，他们会拒绝我们的一切证据，而让格鲁乌开始他们自己的调查。
试想，这案子里出现了好多异常现象啊？瓦吐丁上校满心狐疑。
几英里外，弗利在他的鸽子笼般的办公室里也在对同样的事情感到疑虑。他已经把胶卷冲印出来，看了一遍。他生气地注意到，红衣主教把胶卷用光了，没有把全部文件拍下来。然而，他眼前的这部分说明，克格勃在美国的“茶叶快船”工程内部有一个代理人。显然费利托夫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比他自己同胞在忙活的事更有直接利害关系。弗利一边读一边倾心赞同。好吧，他要再给红衣主教一些暗盒，搞出这份文件的全文，现在要让他知道是该退休的时候了。出逃在十天左右之内还没有排上日程。时间还很充裕，他告诉自己，尽管他后脊梁有一种毛骨耸然的感觉，预感到别的事情的来临。
我的下一墩牌里，怎样把新的胶卷带给红衣主教呢？以往的交通线破坏了，建立一条新线得费几个礼拜的功夫，同，时他也不想再冒直接联系的危险了。
他知道，那是终究要发生的事情。的确，他管理这个代理人的整个期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迟早总要出事的。机会是随意的，他告诉自己。掷骰子总有输的时候。当他最初被派到这里，学习红衣主教的活动史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人能历久不败感到很吃惊，他已三次拒绝提供的出逃机会。一个人的好运能够保持多久？这老家伙一定以为他是战无不胜的。那些诸神欲摧之人，他们先使其骄傲。弗利这样暗想。
他驱走这些念头，继续做他这一天的工作。晚上，信使带着新的红衣主教的报告，返途西去。
“报告正在路上。”里塔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
“感谢上帝。”穆尔法官笑了，“现在咱们集中精力把他从那里弄出来吧。”
“正在向克拉克下达简令，他明天飞往英国，后天同潜艇会合。”
“那又是一个轻率冒险的人。”法官评论说。
“我们能找到的最好人选。”里塔答道。
“采取行动这些材料还不够。”瓦吐丁告诉主席他监视和搜查的结果，“我正指派更多的人参加行动。我们还在费利托夫的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
“还有另一个上校呢？”
“邦达连科？我们没法进他的家。他的妻子不工作，整天呆在家里。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人每天早上要跑好几公里，这方面也增加了几个人。我们现在掌捏的唯一材料是，他历史清白——的确是个典型——抱负相当大。他现在是部里派到‘明星’去的正式代表，正如您从日记里看到的，是这个工程的热心支持者。”
“您对这人的感觉？”主席的问题提得简短轻率，但没有威胁的语气。他是个忙人，珍惜时间。
“迄今为止，没有什么使我们怀疑的。他在阿富汗服役得过勋章；他指挥一个特种部队小组，遭到伏击，从土匪的一次决定性进攻中冲杀出来。在‘明星’的时候，他责备克格勃卫队懒散，他对部里的正式报告说明了原委，难以发现他的理由有什么不对。”
“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吗？”格拉西莫夫问道。
“派去讨论这事的军官，在阿富汗坠机中死去。他们告诉我，另一个军官最近就可以派出。”
“那个澡堂服务员呢？”
“我们还在寻找他。还没有结果。飞机场、火车站，一切都作好部置。有了头绪，我马上向您汇报。”
“很好。可以走了，上校。”格拉西莫夫又去阅读他桌。上的文件。
瓦吐丁走后，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才露出笑容。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使他很惊讶。干得最漂亮的是瓦涅也娃事件。莫斯科不常破获间谍网，你一旦成功了，祝贺的同时会夹着问题：你们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这次可不会了。不，快要被选入政治局的瓦涅也娃的父亲不会这样了。纳尔莫诺夫书记认为他是忠于安排这次提升的人的。纳尔莫诺夫充满了梦想：什么裁减军备、放松党对国家生活的控制、把党传下来的东西“自由化”……格拉西莫夫是要改变这一切，的。
这当然不容易。格拉西莫夫在政治局只有三个坚定的盟友，而其中之一是理论家阿列克山德罗夫，总书记在他怀有二心之后，也对他毫无办法。现在他又有了另一个，此人对总书记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另一方面，纳尔莫诺夫有陆军作后盾。
那是马迪亚斯·鲁斯特造成的，那个把租来的“塞斯纳”飞机降落在红场上的德国小伙子。纳尔莫诺夫是个精明的领导人。鲁斯特在边防军日那天飞进苏联，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巧合——纳尔莫诺夫不许克格勃审讯这个流氓！格拉西莫夫至今还抱怨不已。那小伙子选定一年之中的这一天飞行，是因为可以确定克格勃庞大的边防军会光荣地大醉一场。这使他飞过芬兰湾而没有被侦查出来。接着防空司令部，Voyska PVO，也没有发觉他，于是这孩子就端端正正降落在圣巴塞尔教堂的面前。
这事发生后，纳尔莫诺夫行动很快；在一次激烈的政治局会后，他把国土防空司令部司令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撤了职；格拉西莫夫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否则他自己也地位难保。新任国防部长，D·T·雅佐夫是总书记的人，一个在资历高深的众多军官名单中排不上个儿的无名小卒；他不是靠本事得到这个职位，而是依靠总书记才呆在那里。这构成了纳尔莫诺夫最易受攻击的一翼。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雅佐夫还在他的工作中当学生，显然他依靠费利托夫这样的老手来教他怎么干。
瓦吐丁把这事只看成是一个反间谍案件了，格拉西莫夫对自己咕哝地说。
围绕红衣主教情报的保密措施使弗利不能用正常方法传递任何信息。即使在理论上破译不了的一次使用的密码，他也不能使用了。所以，最近一次报告的封页会提醒Δ阅读范围的人：正在送来的材料并不完全是预料中的。
这种情况使鲍勃·里塔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他做好摄影复制，销毁原件，然后到穆尔法官的办公室去。格里尔和瑞安已经在那里。
“他把胶卷用完了。”行动副局长一关上门就嚷开了。
“什么？”穆尔问。
“送来了新情况。在‘茶叶快船’里好象有我们克格勃同事的代理人，这人刚刚把这个奇妙的反光镜新玩意的大部分设计资料送给了他们，红衣主教认为这问题更重要。他的胶卷不够把全部拍摄下来，所以把克格勃的最近活动摆在首位。我们只有一半看来是他们的激光系统的材料。”
“一半可能就够了。”瑞安评论说。里塔对于瑞安获得阅读Δ的资料很不高兴。
“他谈论改变设计的效果，可是一点没有提到改变本身。”
“能确定我们方面的漏洞在哪里吗？”海军上将格里尔问。
“也许。这是个真正了解反射镜的，帕克斯应当很快去抓这件事。瑞安，你曾经实地到过那里。你有什么看法？”
“我观看的那次试验确立了反射镜和控制它的计算机软件的性能。如果俄国人能把它复制出来——噢，我们不是知道他们把激光部分弄得很完善了吗？”他停了一会儿，“先生们，这是骇人的。如果俄国人捷足先登。一切军备控制的标准都会告吹，我们的战略地位就会每况愈下。我是说，要经过若干年之后，这问题才会显露出来，可是……”
“唔，如果我们的人能搞到另外一个该死的胶卷暗盒，”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说：“我们自己能动手去搞。好消息是，米沙选中在部里管理激光工作的这个邦达连科其人，将向我们的人定期汇报进展情况。坏消息是……”
“好啦，我们现在对此不必深谈，”穆尔法官说。他的眼光告诉里塔：瑞安不必知道问题的一切，里塔立即点头表示同意，“杰克，你刚才说你有什么别的事情来着？”
“下星期一要任命一个新的政治局委员——伊里亚·阿尔卡季也维奇·瓦涅也夫。六十三岁，鳏夫。有一个女儿，斯维也特拉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她离婚了，有一个孩子。据我们所知，瓦涅也夫是个相当正派的人，按他们的标准说是诚实可靠的，没有那么多乌七八槽的事情。他是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往上升的。他是接替纳尔莫诺夫农业方面工作的人，工作得相当好。大家认为，他将成为纳尔莫诺夫的人。那样一来，他将在政治局中获得完整的四票，比阿列克山德罗夫派多一票，而且……”他看见办公室里其他三人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停下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啦？”
“他的那个女儿。她是在巴塞尔勋爵那里领薪水的人。”穆尔法官告诉他。
“终止这个契约，”瑞安说：“能得到这种供给情报的人倒不错，但现在那类丑行会危害纳尔莫诺夫，让她退休。也许几年之后再起用她，但现在要把她妈的隔离起来。”
“可能不那么容易，”里塔说，说到这里即便打住，“评估进行得怎么样了？”
“昨天已经完了。”
“这是仅供总统和极少数人阅读的，而且要极其注意保密。”
“很好。今天下午我就能把它印出来。是不是到此结束……？”会议结束了。瑞安离开了这房间。穆尔看见门关上后，说道：“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总统又关心起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地位来了。欧尼·艾伦担心：最近苏联立场的变化说明纳尔莫诺夫在国内的支持有所削弱。他已说服老板，现时不宜推出新问题。那意味着，如果我们把红衣主教偷渡出来，那么，可能产生所不愿见到的政治影响。”
“如果米沙被捕，也会发生同样的政治影响。”里塔指出，“还不用说对咱们的人会发生的轻微的坏影响。阿瑟，他们盯上他了。他们可能已经抓住了瓦涅也夫的女儿……”
“她回国家计委工作去了。”情报副局长说。
“不错。在洗衣店的那个人失踪了。他们抓住了她，而且攻破了她。”行动副局长坚持说：“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把他带出来。我们不能听任他在微风中摇曳，阿瑟。我们欠了这个人的。”
“没有总统同意，我不能批准去把人弄出来。”
里塔快要气炸了，“那你去争取嘛！操他妈的政治——在这个情况下，管他政治不政治。这里有个实际问题，阿瑟。我们要是眼看这样一个人垮下去，而不动一个指头去保护他，消息会泄漏出去——他妈的，俄国会制作一个小型系列电视片把它公诸于众！长远地看我们的损失将比这暂时的政治废话还要大。”
“稍安勿躁，”格里尔说：“他们要是攻破了这个党棍子的女儿，她怎么能回去工作呢？”
“政治？”穆尔沉思起来，“你认为克格勃不能够损害这个人的家吗？”
“说得对？”行动副局长鼻子直哼哼，“格拉西莫夫在他的对立派里，他会放过这个拒绝纳尔莫诺夫的人入政治局的好机会吗？这有点政治的味道，不错，但不是那一种。更象是我们的朋友阿列克山德罗夫把这个新人揣在他的屁兜里而纳尔莫诺夫还不知道。”
“那么，你认为是他们攻破了她，但又放走她，同时又用她作为对这个老头子施加影响的力量？”穆尔问道：“有道理。可是没有证据。”
“阿列克山德罗夫年龄太老，自己不能去追求那个职位，无沦如何，理论家好象也从来得到过这样的高位——作后台更有意思。格拉西莫夫是他的宠儿，然而，我们知道，他野心勃勃想当尼古拉三世。”
“鲍勃，你刚才提出了现在不要去打草惊蛇的另一个理由，”格里尔吸了一会儿咖啡，“我也不喜欢把费利托夫留在原地的那个主意。有什么可能让他潜伏下来？就是说，有什么办法能把一切都安排好，遇到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都能巧言辩解，化险为夷。”
“没有，詹姆斯。”里塔使劲摇头，“我们不能让他潜伏，因为我们还需要这个报告的其余部分，不是吗？如果他不顾已被注意而去冒险把情报弄出来了，那么我们就不能让他听天由命。那是不对的。要记住这个人多年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里塔继续说了好几分钟，表现了对他的手下人的极大忠诚，这是他还是一个年轻专案人员的时候就学到的品德。对待特工人员，常常必须象对待小孩子似的，鼓励、支持他们，经常管教他们，结果他们变得象你自己的孩子，而对他们的危险是要去作斗争的。
穆尔法官结束了讨论，“你的观点已经充分了解了，鲍勃，但我还是得去找总统。这不再仅仅是一项外勤活动了。”
里塔坚持他的立场，“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同意，但是除非我们得到许可，不能采取行动。”
法士兰的气候很糟糕，但每年此时总是那样的，“达拉斯”号浮出水面的时候，一阵三十节的风挟着雨雪正横扫苏格兰海岸。曼寇索在鳍板上值勤，观察地平线上的岩石山头。他刚刚完成一段全速航行，以平均三十一节的速度咝咝地穿过大西洋，为了持续航行他差不多已尽了最大努力，还不用说那么靠近海岸潜航是他所不愿意的。唤，他是受雇来执行命令的，不需要去喜欢它们。
海浪起伏高约十五呎，他的潜艇也随之起伏，以十三节的速度翻滚前进。大浪直冲着球形船首扑来，浪花高溅，打向鳍板的钝形正面。身着坏天气制服也不起多大作用。不到几分钟，他已上下湿透，浑身打战。当曼寇索正要习惯于这种翻滚的时候，一只皇家海军的拖船靠近“达拉斯”的左船头，引领它驶进海湾。他保守得很好的一个职业机密就是偶尔会晕船。在鳍板上还好点，可是那些在潜艇圆形艇身里的人们正在那里后悔在几小时前的午餐中吃得太饱。
不到一小时，他们已开进庇护水域，拐一个S形的弯，进入英美核潜艇后勤基地。一到那里，在风力帮助下，慢慢把艇身灰蓝色的潜艇开进码头。当缆绳抛过来、由潜艇的舱面水手拴住之后，岸上几辆小汽车里已有一些人在等侯。等到滑轮跳板递过来，曼寇索就下去进入他的卧舱。
他的第一位客人是个海军中校。他本来希望会见一位潜艇军官，但这个人根本没有军种标志，一看就是一个搞情报的。
“横渡得好吗，艇长？”那人问道。
“平安无事。”得了，快谈正事吧！
“你们在三小时后出航。这里是给你的任务命令。”他通过一个盖有蜡封印章的马尼拉纸信封，上面还有一个附注，告诉曼寇索什么时候才能拆阅。这种事情虽然电影上常有，但他当指挥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碰到。你本来能够和传递命令的人讨论任务的。但这一次不行。曼寇索签收后，在这个鬼头鬼脑的人注视之下把它们锁进保险柜，就把他打发走了。
“狗屎，”艇长对自己说。现在他的客人可以上艇来了。
有两个客人，都穿的便衣。头一个走下鱼雷装弹舱口，带着真正的水手的沉着神态。曼寇索很快就看出来为什么了“你好，艇长！”
“琼西〔琼斯的爱称。——译者〕，你他妈的到这里来干什么？”
“海军少将威廉森让我挑选：是应召去服临时现役，还是到船上作一个文职技术代表。我愿意作技术代表。待遇优厚些。”琼斯压低嗓门，“这是克拉克先生。他不大爱说话。”
他的确说的不多。曼寇索指定他住在轮机长特别卧舱里的一个空铺上。克拉克先生把他的随身家什放到舱盖下，走进卧舱，随手关上门，就完事了。
“你想把我的东西藏在哪里？”琼斯问。
“在‘羊圈’里有一个空位。”曼寇索答道。
“好。不管怎样，水手长们吃得好些。”
“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读完硕士还得一个多学期。一些承包商已经在找我的麻烦。我还订婚了。”琼斯打开钱包，给艇长看一张照片，“她名字叫菁，在图书馆工作。”
“恭喜，恭喜，琼斯先生。”
“谢谢，艇长。将军说，你确实很需要我。菁很谅解。她的父亲是陆军。喏，有什么事？有什么特别行动，非要我完成不可，对吗？”“特别行动”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它包括各种事情，大部分是危险行动。
“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
“好，再来一次‘上北方’的航行也不算太坏。”琼斯说：“说实在的，我还真有点想它呢。”
曼寇索觉得他们不会上那儿去，但忍住没有说出来。琼斯到艇尾安排住处去了。曼寇索去到轮机长的卧舱。
“克拉克先生在吗？”
“在，长官。”他已将茄克衫挂起来，身穿一件短袖衬衣。曼寇索断定，这人年纪四十刚过。头一眼看，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身高可能是六呎一，身材细长，接着曼寇索注意到这人没有一般中年人腰上那圈散肉，两个肩膀比它们在那高高的身材上看见的实际要宽一些。第二眼再看他的手臂，就象是在拼图游戏中又拼上了一块，更清楚一点了。在手臂前面黑毛下半掩着一个纹身图：一只咧开大嘴、露齿而笑的红色海豹。
“我知道一个人，也刺着这种纹身图。一个军官——现在他在第六小队！”
“从前的事了，艇长。我不能谈论那些事情，长官。”
“这都是怎么回事呢？”
“长官，你的任务命令将……”
“迁就我吧。”曼寇索笑着发令，“他们刚收好滑轮跳板。”
“它包括一次搭载。”
我的上帝。曼寇索不动声色地点头，“你需要什么别的支持吗？”
“不，长官。唱独脚戏。只需我和我的装备。”
“行。出航后咱们再仔细谈。你在军官餐厅里吃饭。下楼梯后，向艇尾走几步，农右舷方向就是。还有一件事：时间成问题吗？”
“不会吧，除非你不愿等待。一部分计划还没有决定呢——这是现在我能告诉你的一切，——艇长。很抱歉，可我也有我的命令。”
“够好的了。你睡这上铺。需要的话，你就睡一会儿。”
“谢谢你，长官。”克拉克看着艇长离去，门关上了，他才笑起来。他从前还没有登上过“洛杉矶”级潜艇。多数情报任务是由较小的、更有机动性的“鲟鱼”级进行的。他总是睡在同一个地方，总是住在轮机长卧舱里的上铺，这是艇上唯一的空铺。经常发生的问题是怎样收藏他的装备，但“克拉克”总有各种办法把它藏好。他干完后，就爬上铺位去。他在飞行中困乏了，很需要松弛几个小时。那铺位也总是一样，硬梆梆的靠着那弯曲的潜艇船体。象是躺在一个半开盖的棺材里。
“你得佩服美国人的聪明。”莫罗佐夫说。杜尚别忙了好几个星期了。紧接着在试验之后——更准确地说，紧接着在莫斯科来客离去之后——六个激光装置中的两个除去霜冻后拆下来检查，发现它们的镜面被严重烧坏。所以，最后还是有一个光学镀层的问题。科长说了，很可能是质量管理问题，把问题推给别的工程师小组。他们现在是一片振奋。这里是多年来听说过的美国反射镜设计。
“这个想法来自一个天文学家。他想找到一种拍摄恒星照片而又不受‘眨眼睛’影响的办法。没有人费心去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干下去，干成了。我知道一点粗略的想法，但不详细。你是对的，年轻人。这很聪明。太聪明了，我们办不到。”那人一边翻阅计算机设计说明书，一边嚷嚷道：“我们没有复制这种性能的任何材料。光是建造这个致动器，我也不知道是否办得到。”
“美国人正在造望远镜……”
“是的，在夏威夷；这我知道。但从技术上说，夏威夷那个远远落在这一个的后面。美国人做出了一个突破，这在一般科学界还没有摸到门径。注意这图上的日期。他们可能已经在实际运用了。”他摇摇头，“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了。”
“你一定得离开。”
“好的。谢谢你们保护我这么长的时间。”爱德华·华西里也维奇·阿尔土宁的感谢是真诚的。他有了睡觉的地方。他在作他的计划时有热饭热菜吃。
也许他只是想作计划而已。他连所处的不利条件都不认识。在西方，他能很容易就搞到新衣服，伪装头发的假发，甚至舞台化妆用品，自带说明，教他改变他的容貌。在西方，他能藏在汽车的后座上，不到四小时能开出二百英里。在莫斯科，他就没有这些可供选择的事物。现在，克格勃可能已经搜查了他的住宅，确定了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他们会认识他的面容和头发颜色。他们唯一不知道的东西显然就是他在阿富汗服军役的朋友圈子。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他们。
他们给他一件不同式样的上衣，但不合身，他也不想让这些人冒更多的危险、他已编好一套谎言：他躲藏在离几个街区之远的一个犯罪集团里。西方对莫斯科了解不多的是它的犯罪情况，它很糟糕，而且越来越糟。虽然莫斯科还没赶上大小相当的美国城市，但在有些地区谨慎的人都不敢走夜路。由于外国人不常到达这些地区，由于街道犯罪很少找外国人的麻烦（这样做是为了不使莫斯科民兵产生强烈的反应），这方面的事向外透露得很慢。
他出门向托洛菲莫沃走去，那是靠河边的一条肮脏的街道。阿尔土宁为自己的愚蠢行为感到吃惊。他一向告诉自己，需要从这个城市逃跑，应该坐载货驳船。他的父亲在这种船上干了一辈子，爱德华知道谁也找不到的藏身处所——可是河水上冻，驳运停止了，他竟然没有想到这—十点！阿尔土宁跟自己生气了。
现在为这个着急没有道理，他告诉自己。必定还会有别的路子。他知道莫斯科人汽车厂只有一公里远，火车全年通行。他试图搭上一辆车到南方去，也许可以藏在一节装满汽车零件的货车里。要是走运，他可以那样到达苏维埃佐治亚〔即格鲁吉亚。——译者〕，那里没有人那么仔细地检查他的新证件。人们能在苏联消失。他想，这毕竟是个有二亿八千万人的国家啊。他不知道这些想法有多少是现实的，有多少不过是想让自己高兴高兴。
但他现在不能停下来。在阿富汗就已经开始了，他不知道是否会有停下来的时候。
一开始，他本来有能力排除这种可能性。作为一个军械连的下士，他干的是苏军委婉称之为“反恐怖装置”的东西。这些东西由飞机散布，更经常的是由苏联士兵在扫荡一个村庄时散布。有的是典型的俄式抱娃娃的玩偶，一种屁股圆胖的布人；或者是一个卡车；或者是一支自来水笔。成年人很快就懂了；孩子们由于好奇心和不了解别人上当的情况，就经常遭难。不久了解到，孩子们什么东西都捡，散布的玩具炸弹就减少了。不过有件事情还在继续，一样东西被捡起来，就有一百克的炸药爆炸。他的工作是组装炸弹和教士兵们如何正确使用这种东西。
阿尔土宁一开始不大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他的工作，这样于是上面来的命令。俄国人由于天生气质和教育熏陶，对上面的命令不大提疑问。而且，这是一个安全、轻松的工作。他不必要扛着冲锋枪在这土匪国家里到处走动。唯一对他有危险的是在喀布尔的市场上，他也总是五人以上结伙小心翼翼地去逛逛。在一次溜挞中，他看见一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不清楚——的右手受伤成了一个爪子，他（或她）的妈妈瞪眼看着他和他的同志们，那个样子他永远不能忘记。他听过种种传说，阿富汗土匪如何把俘虏到的苏联飞行员活剥人皮并引为特殊娱乐，如何完全由他们的妇女来执行此事。他认为这是那些末开化民族野蛮行为的确证——可是一个孩子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就说过这个问题。把任何孩子，给以适当的教育和领导，你能得到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那个孩子就不会是那样，他记得两年前那寒冷的十一月里那一天。那孩子的伤已经完全治好了，实际上还在微笑，年纪太小，不懂得那是终生残废。但那位母亲知道，而且知道她的孩子怎么样和为什么一生下来就受这个罪的。从此以后，那安全、轻松的工作就不大一样了。每当他把爆炸部分拧在那装置上时，他就看见一只小小的、圆胖的孩子的手。他开始在睡梦中也看见它们。喝酒，甚至试了一次大麻，也不能把那些形象赶走。同他的技师伙伴们倾诉也毫无用处，不过只博得连指导员怒气冲冲的注意。那位政治指导员曾经给他解释过，他必须做的工作是难以忍受的，可是为了防止更多的牺牲，又是必要的，你懂吗。抱怨无济于事，除非阿尔土宁下士愿意转到一个步兵连去，在那里他自己可能会看到为什么有必要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
他现在明白了，他本来是应该接受这个建议的，他恨自己的怯懦使他没有去成。去一个前线连服役，可能已经恢复了他的自我形象，但他没有作这个抉择，还是照老样子呆下去。末了，他的全部所得就是指导员给他的一封信，要随地去飘泊余生。
所以现在他想赎罪。他思忖，可能他已经赎完罪了——现在如果走运，他能销声灭迹，也许会把那些他为他们的罪恶任务而准备的玩具忘记掉。在这寒冷、阴霭密布的夜里，这是他心里容下的唯一的积极思想。
他向北走，躲开那肮脏的人行道，呆在阴影中，远离路灯。莫斯科人汽车厂的倒班工人下班回家，路相当拥挤，可是当他来到工厂外面的铁路货场时，上下班的人群都走光了。。雪下大了，能见度减低到一百米左右，停在那里的一节节货车顶上，灯光照射着周围飞舞的雪片，象是一个个白色圆球。一列火车似乎正在编组，他心想，可能是开往南方的。转轨掉头的火车头来来往往，把闷罐车从一个侧线调到另一侧线。他在一节车旁边躲了几分钟，以便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他观察时，风又刮大了。阿尔土宁寻找一个更有利的地点。离他约五十米左右有些闷罐车，从那儿可以看得更清楚，其中之一还开着门。如果他想闯入一个车厢里去，需要观察锁的结构。他走过去。为了不让风吹脸，他低着头。他能听到的声音，除了自己皮靴踩雪的嘎吱嘎吱声外，便是那调车的汽笛信号声。他心想，这可是一种友好的声音，它将改变他的生活，也许还将引他走向诸如自由之类的道路。
他往闷罐车里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里面有人。三个人。两个人拿着汽车零件的纸箱。第三个人是空手，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刀来
阿尔土宁想开口说话。他不管他们是否想偷零件到黑市去卖；他完全不想干涉，可是在他开口之前，那第三个人跳下来把他按倒。阿尔土宁的脑袋撞在一根钢轨上，撞晕了。他还有知觉，但一下子不能活动，他受惊得太厉害，不觉得害怕了。那第三个人转身说了些什么。阿尔土宁听不清回答，只知道说得又快又严厉。他还想弄清要发生什么事，那杀手转过身来，用刀砍他的喉咙。一点也不觉得疼。他想解释他不……关心……不管……只是想……其中一人踩在他身上，怀里抱着两箱零件，虽然他害怕了，阿尔土宁倒觉得这样很奇怪，因为他才是垂死的人……
两小时后，一辆调车车头开来，司机看见铁轨上有一个奇怪的、雪盖着的东西，来不及停车。他看见压过去的是什么之后，连忙通知了货场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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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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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拐弯回家的时候，他们又认出他来，他的双腿象水泵似的上下抽动，非常有力；他的呼吸在身后造成一小块水蒸汽云雾。负责本案这部分工作的人决定，需要半打儿“二”局人员去专盯他的早跑。他们不得不在他跑步前提早一小时到达那里，忍受莫斯科黎明那干燥的严寒。从第二管理局来的人都觉得他们工作受了那么大的苦，却没得到充分的赏识。
在几千米外，另一组三个人则对他们的对象很满意。在这儿，他们住在对象住处对面大楼八层的一间公寓里，原来的主人是在国外的一个外交官。一对远距离摄影镜头把焦距对避米沙的窗户，他也不是那种不怕麻烦要去降下遮光帘或者把它们调整到适当位置的人。他们看着他做完了一个头晚上喝多了的人的清晨例行活动，对于在街对面舒服的暖气房子里监视的“二”字号人员来说，那都是很熟悉的。
而且，米沙在部里地位够高的，配有车和司机。把原来的中士调走，换上一个从克格勃反间谍学校新来的容光焕发的年轻人，那是很容易的事。他的电话机上有一个窃听器，记录下他早上要车的要求。
艾德·弗利离开公寓比往常都早些。今天他的妻子开车，孩子们坐在后面。苏方对弗利的档案里有趣地记录下，她往常用车带孩子们到处奔忙，经常是找西方外交官的太大们进行社交活动。一个苏联丈夫不会留下车子给他的妻子使用。至少今天她不会让他去乘地铁，他们注意到了；她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外交官大院门口的民兵——谁都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克格勃——记下了离开的时刻和车上的人。这有点不同寻常，大门警卫四下张望，看看弗利的克格勃影子今天在不在；他不在。对“重要的”美国人有更多的常规监视。
艾德·弗利戴着一顶俄国式裘皮帽子，他穿的大衣相当老式，又很破旧，不大象一个外国人。一条跟大衣有点不调和的羊毛围巾保护着他的脖子，遮住他的花条领带。认识他的俄国保安人员注意到了他的穿戴，跟大多数的外国人一样，本地气候是个大均压器。如果你在俄国过上一个冬天，不久你的穿着和举止都象一个俄国人了，甚至跟俄国人一样走路时稍稍往下看。
首先让孩子们在学校下了车。玛丽·帕特·弗利正常地驾着车，每隔三、四秒钟，她的眼睛就从反光镜里轻轻地前后瞄上几眼。比起在美国的城市来，在这里开车倒不算坏。虽然俄国司机们能做出最不寻常的事来，但街道不算太拥挤，她是在纽约市里学会开车的，几乎能应付任何局面。象全世界上下班的人一样，她有—个间接抄近道的路线，可以躲开少数交通堵塞的瓶子口，每天节约几分钟，不过多耗费一两升汽油罢了。
在一个拐弯之后，她立即熟练地把车开到路边，他的丈夫跳下车去。他把门“砰”地一声关上时，车子己在移动，并且以不是太快的速度向公寓街区的侧道开走了。这回弗利的心脏剧烈跳动。这样的事先前他只干过一次，很不愿意出此下策。进楼以后，他躲开电梯，连跑带跳地奔上八层楼梯，一边看着表。
他不知道他妻子是怎样做到的。他承认她开车比他准确得多，她想把车停放在任何地点，前后只差五秒钟就能办到；这有点伤他的男性自尊心。他还有两分钟到达八楼。他走到时还有几秒钟的富裕。他打开防火门，用焦急的眼光察看那走廊。走廊，多么奇妙啊，特别是那些笔直的、光秃秃的高层公寓大楼里的走廊。中间一排电梯，两头是防火梯，没有地方可以让人偷偷安置摄影机。他轻快地走过电梯，一直向尽头走去。现在他能从心跳计算出时间。前面二十码处一扇门开了，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出来。他转身锁上房门，拎起公文包向弗利走来。如果有个过路人的话，他一定觉得奇怪，这两人谁也不侧身让谁。
事情在转瞬之间就结束了。弗利的手擦过红农主教的手，接过胶卷暗盒，递过去一个小小的纸卷。他觉得他从那人眼中看到恼怒的一瞥，但只是如此，连一句“借光，同志”的话也没有，那军官就继续向电梯走去。弗利径直走进防火梯。他从容地走了下去。
费利托夫在定好的时间定出大楼。中士抓住车门，注意到他的嘴在嚼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些面包渣卡在牙缝里了。
“早安，上校同志。”
“日丹诺夫哪去了？”费利托夫上车时间道。
“他病了。他们认为是阑尾炎。”这引起一声咕哝，“唔，开车吧。今天早上我想去洗蒸汽浴。”
一分钟后，弗利走出大楼后面的通道，再走过两排公寓楼房，走向对面的第二条街道。他刚走到马路边，他的妻子就把车子开来，几乎没有停车就把他接走了。当她向大使馆开去时，两人都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今天打算干什么？”她问道，眼睛还在检查反光镜里的情况。
“跟往常一样。”这是他顺从的回答。
米沙已经在蒸汽室里。他注意到，那个服务员不见了，却出现了几个生面孔。这就解释了早上那次特殊传递。他同一些老顾客友好地交谈，脸上丝毫不露痕迹。遗憾的是他把相机里的胶卷都用光了。然后，从弗利那里得到警报。如果他再度受监视——对了，保安人员或者别的什么人每隔几年就会有虫爬进屁眼，痒得来重新审查部里的每一个人。中央情报局已经注意到，停止了这条交通线。他心想，在走廊上看见那个年轻人的神气，真有点可乐。懂得什么是战争的人太少了。人们这么容易受惊。费利托夫告诉自己：战争教会一个人什么该害怕，什么当不睬。
蒸汽室外，一个“二”字号的人正在很快地翻看费利托夫的衣服。在车里，他的公文包被搜查。这两处都干得迅速而彻底。
瓦吐丁亲自负责按查费利托夫的公寓。干这个活的都是手上戴着外科医生手套的专家，他们费了许多时间寻找“告警标志”，它可能是一张纸片，一块面包心，甚至是放在特定地方的一根头发丝，这种东西被移动，就告诉这单元的房主人：有人光顾过了。拍了许多照片，赶快拿去扩印，然后搜查者开始工作。日记几乎马上就被发现了。瓦吐丁俯下身去观察这本日记簿，它开着放在书桌抽屉里，可以肯定它放的地方没有秘密地作什么标志。一两分钟后，他拾起来开始阅读。
瓦吐丁上校烦躁易怒。前一个夜里他没有睡好。跟多数酗酒的人一样，要喝上点才能入睡；没有适当的镇静剂，加上案子今人兴奋，使他辗转反侧，时睡时醒。这清楚地表现在他的脸上，他小组的人见了，都闭口不敢说话。
“相机，”他简短地说了一声。一个人过来开始摄影，瓦吐丁翻到哪页，他就把他拍下来。
“有人试图撬这门的锁。”一个少校报告，“钥匙洞周围有刮痕。如果我们把锁拆卸下来，我想会看见制栓上的刮痕。可能有人到这里来过。”
“我手里拿着他们要我的东西，”瓦吐丁生气地说。全屋子的人都把头转过来。经他这一打断，那个检查电冰箱的人匆匆拆掉前面的镶板，看了看冰箱下面，就把镶板放回去安装好了，“这个人记着这么一本操蛋的日记！还有没有人阅读保密手册？”
现在他看出来了。费利托夫上校用个人日记来摘记公务文件。不知怎么搞的，有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进入他的套房，拍下了……
不过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瓦吐丁心中自问道，这大概跟出现一个当他能那么容易地在国防部里他的办公桌上复制官方文件时，却非要在本子上写下他的记忆不可的那种人一样。
搜查花了两个小时，在把每一样东西都按原来的样子摆好之后，小组的人员才成双或单独地离去。
回到办公室，瓦吐丁把拍成照片的日记全部读了一遍。在公寓的时候，他只浏览了一下。缴获的胶卷上的那一张，正是费利托夫日记的开头一页。他用了一个小时看完了这些照片。材料本身够令人印象深刻的。费利托夫对“明星”工程的描述相当细致。事实上，这老上校的说明比给他的那份立案调查命令书的介绍部分还要好些。还随随便便地提到邦达连科对发射场保安工作的视察详情以及对部里给予它的优先地位不够有所抱怨。显然，两个上校对“明星”都很热心，瓦吐丁早已和他们有同感。但是他谈到，雅佐夫部长还不肯定。还抱怨经费问题——那是一个老大难了，不是吗？
费利托夫在家里记录下绝密文件，显然违犯保密条例。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任何初、中级干部都会为此丢官，可是费利托夫同部长的资格一样老；瓦吐丁深知，老资格的人都把保密条例看成是找麻烦，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予理睬，并自认为是国家利益的最终仲裁人。他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也是一样。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在克格勃的他或者别人要想控告费利托夫，还需要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才行。即便米沙是个外国代理人——为什么我在找理由来否认这一点？瓦吐丁有些吃惊地问自己。他回想起在那个人的公寓里，挂在墙上的那些照片。一定有上百张：米沙站在他那辆T-34型坦克的炮塔上，双简望远镜正举在眼前；米沙和他的部下在斯大林格勒郊外的雪地里；米沙和他的坦克手们在指着一辆德国坦克侧翼装甲上的弹洞……还有米沙在一张医院病床上，期大林本人正在把第三杖苏联英雄奖章给他别在枕头上，他那心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身旁。这些，是一个爱国者和英雄的大事记。
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不算回事，瓦吐丁提醒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怀疑。
任何人都能拽开门上的锁。他突然有了一个假定，是那个失踪的澡堂服务员干的。一个前军械技师，他可能懂得怎样干。如果那是一个巧合又怎么样呢？
但，如果米沙是个间谍，他为什么不自己拍摄这些官方文件？他以国防部长助理的资格，能调看任何想看的文件，而带一个间谍照相机到部里去，更是小事一桩。
如果我们获得的胶卷里有一张是从这样的文件里摄下来的，米沙早就进到福尔托沃监狱了……
倘使他很聪明，将会怎么样呢？倘使他要我们认为有人从他的日记里偷窃材料，又会怎么样呢？我能把现有材料马上带到部里去，但我们能控告他的只不过是违反机构内部保密条例的问题，如果他答复说他在家里工作，并且承认破坏了规定，部长又保护他——部长会保护费利托夫吗？
会的。瓦吐丁很肯定。第一，米沙是一个信得过的助理和杰出的职业军人。第二，军队总是会抱成团保护它自己的人，反对克格勃。这帮狗杂种恨我们胜过恨西方人。苏联红军决忘不了三十年代末期，当时斯大林利用保安机构几乎杀净了每一个高级军官，其直接结果是几乎把莫斯科断送给德国军队。不，如果我们就带这点东西去，他们会拒绝我们的一切证据，而让格鲁乌开始他们自己的调查。
试想，这案子里出现了好多异常现象啊？瓦吐丁上校满心狐疑。
几英里外，弗利在他的鸽子笼般的办公室里也在对同样的事情感到疑虑。他已经把胶卷冲印出来，看了一遍。他生气地注意到，红衣主教把胶卷用光了，没有把全部文件拍下来。然而，他眼前的这部分说明，克格勃在美国的“茶叶快船”工程内部有一个代理人。显然费利托夫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比他自己同胞在忙活的事更有直接利害关系。弗利一边读一边倾心赞同。好吧，他要再给红衣主教一些暗盒，搞出这份文件的全文，现在要让他知道是该退休的时候了。出逃在十天左右之内还没有排上日程。时间还很充裕，他告诉自己，尽管他后脊梁有一种毛骨耸然的感觉，预感到别的事情的来临。
我的下一墩牌里，怎样把新的胶卷带给红衣主教呢？以往的交通线破坏了，建立一条新线得费几个礼拜的功夫，同，时他也不想再冒直接联系的危险了。
他知道，那是终究要发生的事情。的确，他管理这个代理人的整个期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迟早总要出事的。机会是随意的，他告诉自己。掷骰子总有输的时候。当他最初被派到这里，学习红衣主教的活动史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人能历久不败感到很吃惊，他已三次拒绝提供的出逃机会。一个人的好运能够保持多久？这老家伙一定以为他是战无不胜的。那些诸神欲摧之人，他们先使其骄傲。弗利这样暗想。
他驱走这些念头，继续做他这一天的工作。晚上，信使带着新的红衣主教的报告，返途西去。
“报告正在路上。”里塔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
“感谢上帝。”穆尔法官笑了，“现在咱们集中精力把他从那里弄出来吧。”
“正在向克拉克下达简令，他明天飞往英国，后天同潜艇会合。”
“那又是一个轻率冒险的人。”法官评论说。
“我们能找到的最好人选。”里塔答道。
“采取行动这些材料还不够。”瓦吐丁告诉主席他监视和搜查的结果，“我正指派更多的人参加行动。我们还在费利托夫的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
“还有另一个上校呢？”
“邦达连科？我们没法进他的家。他的妻子不工作，整天呆在家里。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人每天早上要跑好几公里，这方面也增加了几个人。我们现在掌捏的唯一材料是，他历史清白——的确是个典型——抱负相当大。他现在是部里派到‘明星’去的正式代表，正如您从日记里看到的，是这个工程的热心支持者。”
“您对这人的感觉？”主席的问题提得简短轻率，但没有威胁的语气。他是个忙人，珍惜时间。
“迄今为止，没有什么使我们怀疑的。他在阿富汗服役得过勋章；他指挥一个特种部队小组，遭到伏击，从土匪的一次决定性进攻中冲杀出来。在‘明星’的时候，他责备克格勃卫队懒散，他对部里的正式报告说明了原委，难以发现他的理由有什么不对。”
“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吗？”格拉西莫夫问道。
“派去讨论这事的军官，在阿富汗坠机中死去。他们告诉我，另一个军官最近就可以派出。”
“那个澡堂服务员呢？”
“我们还在寻找他。还没有结果。飞机场、火车站，一切都作好部置。有了头绪，我马上向您汇报。”
“很好。可以走了，上校。”格拉西莫夫又去阅读他桌。上的文件。
瓦吐丁走后，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才露出笑容。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使他很惊讶。干得最漂亮的是瓦涅也娃事件。莫斯科不常破获间谍网，你一旦成功了，祝贺的同时会夹着问题：你们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这次可不会了。不，快要被选入政治局的瓦涅也娃的父亲不会这样了。纳尔莫诺夫书记认为他是忠于安排这次提升的人的。纳尔莫诺夫充满了梦想：什么裁减军备、放松党对国家生活的控制、把党传下来的东西“自由化”……格拉西莫夫是要改变这一切，的。
这当然不容易。格拉西莫夫在政治局只有三个坚定的盟友，而其中之一是理论家阿列克山德罗夫，总书记在他怀有二心之后，也对他毫无办法。现在他又有了另一个，此人对总书记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另一方面，纳尔莫诺夫有陆军作后盾。
那是马迪亚斯·鲁斯特造成的，那个把租来的“塞斯纳”飞机降落在红场上的德国小伙子。纳尔莫诺夫是个精明的领导人。鲁斯特在边防军日那天飞进苏联，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巧合——纳尔莫诺夫不许克格勃审讯这个流氓！格拉西莫夫至今还抱怨不已。那小伙子选定一年之中的这一天飞行，是因为可以确定克格勃庞大的边防军会光荣地大醉一场。这使他飞过芬兰湾而没有被侦查出来。接着防空司令部，Voyska PVO，也没有发觉他，于是这孩子就端端正正降落在圣巴塞尔教堂的面前。
这事发生后，纳尔莫诺夫行动很快；在一次激烈的政治局会后，他把国土防空司令部司令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撤了职；格拉西莫夫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否则他自己也地位难保。新任国防部长，D·T·雅佐夫是总书记的人，一个在资历高深的众多军官名单中排不上个儿的无名小卒；他不是靠本事得到这个职位，而是依靠总书记才呆在那里。这构成了纳尔莫诺夫最易受攻击的一翼。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雅佐夫还在他的工作中当学生，显然他依靠费利托夫这样的老手来教他怎么干。
瓦吐丁把这事只看成是一个反间谍案件了，格拉西莫夫对自己咕哝地说。
围绕红衣主教情报的保密措施使弗利不能用正常方法传递任何信息。即使在理论上破译不了的一次使用的密码，他也不能使用了。所以，最近一次报告的封页会提醒Δ阅读范围的人：正在送来的材料并不完全是预料中的。
这种情况使鲍勃·里塔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他做好摄影复制，销毁原件，然后到穆尔法官的办公室去。格里尔和瑞安已经在那里。
“他把胶卷用完了。”行动副局长一关上门就嚷开了。
“什么？”穆尔问。
“送来了新情况。在‘茶叶快船’里好象有我们克格勃同事的代理人，这人刚刚把这个奇妙的反光镜新玩意的大部分设计资料送给了他们，红衣主教认为这问题更重要。他的胶卷不够把全部拍摄下来，所以把克格勃的最近活动摆在首位。我们只有一半看来是他们的激光系统的材料。”
“一半可能就够了。”瑞安评论说。里塔对于瑞安获得阅读Δ的资料很不高兴。
“他谈论改变设计的效果，可是一点没有提到改变本身。”
“能确定我们方面的漏洞在哪里吗？”海军上将格里尔问。
“也许。这是个真正了解反射镜的，帕克斯应当很快去抓这件事。瑞安，你曾经实地到过那里。你有什么看法？”
“我观看的那次试验确立了反射镜和控制它的计算机软件的性能。如果俄国人能把它复制出来——噢，我们不是知道他们把激光部分弄得很完善了吗？”他停了一会儿，“先生们，这是骇人的。如果俄国人捷足先登。一切军备控制的标准都会告吹，我们的战略地位就会每况愈下。我是说，要经过若干年之后，这问题才会显露出来，可是……”
“唔，如果我们的人能搞到另外一个该死的胶卷暗盒，”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说：“我们自己能动手去搞。好消息是，米沙选中在部里管理激光工作的这个邦达连科其人，将向我们的人定期汇报进展情况。坏消息是……”
“好啦，我们现在对此不必深谈，”穆尔法官说。他的眼光告诉里塔：瑞安不必知道问题的一切，里塔立即点头表示同意，“杰克，你刚才说你有什么别的事情来着？”
“下星期一要任命一个新的政治局委员——伊里亚·阿尔卡季也维奇·瓦涅也夫。六十三岁，鳏夫。有一个女儿，斯维也特拉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她离婚了，有一个孩子。据我们所知，瓦涅也夫是个相当正派的人，按他们的标准说是诚实可靠的，没有那么多乌七八槽的事情。他是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往上升的。他是接替纳尔莫诺夫农业方面工作的人，工作得相当好。大家认为，他将成为纳尔莫诺夫的人。那样一来，他将在政治局中获得完整的四票，比阿列克山德罗夫派多一票，而且……”他看见办公室里其他三人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停下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啦？”
“他的那个女儿。她是在巴塞尔勋爵那里领薪水的人。”穆尔法官告诉他。
“终止这个契约，”瑞安说：“能得到这种供给情报的人倒不错，但现在那类丑行会危害纳尔莫诺夫，让她退休。也许几年之后再起用她，但现在要把她妈的隔离起来。”
“可能不那么容易，”里塔说，说到这里即便打住，“评估进行得怎么样了？”
“昨天已经完了。”
“这是仅供总统和极少数人阅读的，而且要极其注意保密。”
“很好。今天下午我就能把它印出来。是不是到此结束……？”会议结束了。瑞安离开了这房间。穆尔看见门关上后，说道：“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总统又关心起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地位来了。欧尼·艾伦担心：最近苏联立场的变化说明纳尔莫诺夫在国内的支持有所削弱。他已说服老板，现时不宜推出新问题。那意味着，如果我们把红衣主教偷渡出来，那么，可能产生所不愿见到的政治影响。”
“如果米沙被捕，也会发生同样的政治影响。”里塔指出，“还不用说对咱们的人会发生的轻微的坏影响。阿瑟，他们盯上他了。他们可能已经抓住了瓦涅也夫的女儿……”
“她回国家计委工作去了。”情报副局长说。
“不错。在洗衣店的那个人失踪了。他们抓住了她，而且攻破了她。”行动副局长坚持说：“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把他带出来。我们不能听任他在微风中摇曳，阿瑟。我们欠了这个人的。”
“没有总统同意，我不能批准去把人弄出来。”
里塔快要气炸了，“那你去争取嘛！操他妈的政治——在这个情况下，管他政治不政治。这里有个实际问题，阿瑟。我们要是眼看这样一个人垮下去，而不动一个指头去保护他，消息会泄漏出去——他妈的，俄国会制作一个小型系列电视片把它公诸于众！长远地看我们的损失将比这暂时的政治废话还要大。”
“稍安勿躁，”格里尔说：“他们要是攻破了这个党棍子的女儿，她怎么能回去工作呢？”
“政治？”穆尔沉思起来，“你认为克格勃不能够损害这个人的家吗？”
“说得对？”行动副局长鼻子直哼哼，“格拉西莫夫在他的对立派里，他会放过这个拒绝纳尔莫诺夫的人入政治局的好机会吗？这有点政治的味道，不错，但不是那一种。更象是我们的朋友阿列克山德罗夫把这个新人揣在他的屁兜里而纳尔莫诺夫还不知道。”
“那么，你认为是他们攻破了她，但又放走她，同时又用她作为对这个老头子施加影响的力量？”穆尔问道：“有道理。可是没有证据。”
“阿列克山德罗夫年龄太老，自己不能去追求那个职位，无沦如何，理论家好象也从来得到过这样的高位——作后台更有意思。格拉西莫夫是他的宠儿，然而，我们知道，他野心勃勃想当尼古拉三世。”
“鲍勃，你刚才提出了现在不要去打草惊蛇的另一个理由，”格里尔吸了一会儿咖啡，“我也不喜欢把费利托夫留在原地的那个主意。有什么可能让他潜伏下来？就是说，有什么办法能把一切都安排好，遇到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都能巧言辩解，化险为夷。”
“没有，詹姆斯。”里塔使劲摇头，“我们不能让他潜伏，因为我们还需要这个报告的其余部分，不是吗？如果他不顾已被注意而去冒险把情报弄出来了，那么我们就不能让他听天由命。那是不对的。要记住这个人多年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里塔继续说了好几分钟，表现了对他的手下人的极大忠诚，这是他还是一个年轻专案人员的时候就学到的品德。对待特工人员，常常必须象对待小孩子似的，鼓励、支持他们，经常管教他们，结果他们变得象你自己的孩子，而对他们的危险是要去作斗争的。
穆尔法官结束了讨论，“你的观点已经充分了解了，鲍勃，但我还是得去找总统。这不再仅仅是一项外勤活动了。”
里塔坚持他的立场，“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同意，但是除非我们得到许可，不能采取行动。”
法士兰的气候很糟糕，但每年此时总是那样的，“达拉斯”号浮出水面的时候，一阵三十节的风挟着雨雪正横扫苏格兰海岸。曼寇索在鳍板上值勤，观察地平线上的岩石山头。他刚刚完成一段全速航行，以平均三十一节的速度咝咝地穿过大西洋，为了持续航行他差不多已尽了最大努力，还不用说那么靠近海岸潜航是他所不愿意的。唤，他是受雇来执行命令的，不需要去喜欢它们。
海浪起伏高约十五呎，他的潜艇也随之起伏，以十三节的速度翻滚前进。大浪直冲着球形船首扑来，浪花高溅，打向鳍板的钝形正面。身着坏天气制服也不起多大作用。不到几分钟，他已上下湿透，浑身打战。当曼寇索正要习惯于这种翻滚的时候，一只皇家海军的拖船靠近“达拉斯”的左船头，引领它驶进海湾。他保守得很好的一个职业机密就是偶尔会晕船。在鳍板上还好点，可是那些在潜艇圆形艇身里的人们正在那里后悔在几小时前的午餐中吃得太饱。
不到一小时，他们已开进庇护水域，拐一个S形的弯，进入英美核潜艇后勤基地。一到那里，在风力帮助下，慢慢把艇身灰蓝色的潜艇开进码头。当缆绳抛过来、由潜艇的舱面水手拴住之后，岸上几辆小汽车里已有一些人在等侯。等到滑轮跳板递过来，曼寇索就下去进入他的卧舱。
他的第一位客人是个海军中校。他本来希望会见一位潜艇军官，但这个人根本没有军种标志，一看就是一个搞情报的。
“横渡得好吗，艇长？”那人问道。
“平安无事。”得了，快谈正事吧！
“你们在三小时后出航。这里是给你的任务命令。”他通过一个盖有蜡封印章的马尼拉纸信封，上面还有一个附注，告诉曼寇索什么时候才能拆阅。这种事情虽然电影上常有，但他当指挥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碰到。你本来能够和传递命令的人讨论任务的。但这一次不行。曼寇索签收后，在这个鬼头鬼脑的人注视之下把它们锁进保险柜，就把他打发走了。
“狗屎，”艇长对自己说。现在他的客人可以上艇来了。
有两个客人，都穿的便衣。头一个走下鱼雷装弹舱口，带着真正的水手的沉着神态。曼寇索很快就看出来为什么了“你好，艇长！”
“琼西〔琼斯的爱称。——译者〕，你他妈的到这里来干什么？”
“海军少将威廉森让我挑选：是应召去服临时现役，还是到船上作一个文职技术代表。我愿意作技术代表。待遇优厚些。”琼斯压低嗓门，“这是克拉克先生。他不大爱说话。”
他的确说的不多。曼寇索指定他住在轮机长特别卧舱里的一个空铺上。克拉克先生把他的随身家什放到舱盖下，走进卧舱，随手关上门，就完事了。
“你想把我的东西藏在哪里？”琼斯问。
“在‘羊圈’里有一个空位。”曼寇索答道。
“好。不管怎样，水手长们吃得好些。”
“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读完硕士还得一个多学期。一些承包商已经在找我的麻烦。我还订婚了。”琼斯打开钱包，给艇长看一张照片，“她名字叫菁，在图书馆工作。”
“恭喜，恭喜，琼斯先生。”
“谢谢，艇长。将军说，你确实很需要我。菁很谅解。她的父亲是陆军。喏，有什么事？有什么特别行动，非要我完成不可，对吗？”“特别行动”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它包括各种事情，大部分是危险行动。
“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
“好，再来一次‘上北方’的航行也不算太坏。”琼斯说：“说实在的，我还真有点想它呢。”
曼寇索觉得他们不会上那儿去，但忍住没有说出来。琼斯到艇尾安排住处去了。曼寇索去到轮机长的卧舱。
“克拉克先生在吗？”
“在，长官。”他已将茄克衫挂起来，身穿一件短袖衬衣。曼寇索断定，这人年纪四十刚过。头一眼看，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身高可能是六呎一，身材细长，接着曼寇索注意到这人没有一般中年人腰上那圈散肉，两个肩膀比它们在那高高的身材上看见的实际要宽一些。第二眼再看他的手臂，就象是在拼图游戏中又拼上了一块，更清楚一点了。在手臂前面黑毛下半掩着一个纹身图：一只咧开大嘴、露齿而笑的红色海豹。
“我知道一个人，也刺着这种纹身图。一个军官——现在他在第六小队！”
“从前的事了，艇长。我不能谈论那些事情，长官。”
“这都是怎么回事呢？”
“长官，你的任务命令将……”
“迁就我吧。”曼寇索笑着发令，“他们刚收好滑轮跳板。”
“它包括一次搭载。”
我的上帝。曼寇索不动声色地点头，“你需要什么别的支持吗？”
“不，长官。唱独脚戏。只需我和我的装备。”
“行。出航后咱们再仔细谈。你在军官餐厅里吃饭。下楼梯后，向艇尾走几步，农右舷方向就是。还有一件事：时间成问题吗？”
“不会吧，除非你不愿等待。一部分计划还没有决定呢——这是现在我能告诉你的一切，——艇长。很抱歉，可我也有我的命令。”
“够好的了。你睡这上铺。需要的话，你就睡一会儿。”
“谢谢你，长官。”克拉克看着艇长离去，门关上了，他才笑起来。他从前还没有登上过“洛杉矶”级潜艇。多数情报任务是由较小的、更有机动性的“鲟鱼”级进行的。他总是睡在同一个地方，总是住在轮机长卧舱里的上铺，这是艇上唯一的空铺。经常发生的问题是怎样收藏他的装备，但“克拉克”总有各种办法把它藏好。他干完后，就爬上铺位去。他在飞行中困乏了，很需要松弛几个小时。那铺位也总是一样，硬梆梆的靠着那弯曲的潜艇船体。象是躺在一个半开盖的棺材里。
“你得佩服美国人的聪明。”莫罗佐夫说。杜尚别忙了好几个星期了。紧接着在试验之后——更准确地说，紧接着在莫斯科来客离去之后——六个激光装置中的两个除去霜冻后拆下来检查，发现它们的镜面被严重烧坏。所以，最后还是有一个光学镀层的问题。科长说了，很可能是质量管理问题，把问题推给别的工程师小组。他们现在是一片振奋。这里是多年来听说过的美国反射镜设计。
“这个想法来自一个天文学家。他想找到一种拍摄恒星照片而又不受‘眨眼睛’影响的办法。没有人费心去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干下去，干成了。我知道一点粗略的想法，但不详细。你是对的，年轻人。这很聪明。太聪明了，我们办不到。”那人一边翻阅计算机设计说明书，一边嚷嚷道：“我们没有复制这种性能的任何材料。光是建造这个致动器，我也不知道是否办得到。”
“美国人正在造望远镜……”
“是的，在夏威夷；这我知道。但从技术上说，夏威夷那个远远落在这一个的后面。美国人做出了一个突破，这在一般科学界还没有摸到门径。注意这图上的日期。他们可能已经在实际运用了。”他摇摇头，“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了。”
“你一定得离开。”
“好的。谢谢你们保护我这么长的时间。”爱德华·华西里也维奇·阿尔土宁的感谢是真诚的。他有了睡觉的地方。他在作他的计划时有热饭热菜吃。
也许他只是想作计划而已。他连所处的不利条件都不认识。在西方，他能很容易就搞到新衣服，伪装头发的假发，甚至舞台化妆用品，自带说明，教他改变他的容貌。在西方，他能藏在汽车的后座上，不到四小时能开出二百英里。在莫斯科，他就没有这些可供选择的事物。现在，克格勃可能已经搜查了他的住宅，确定了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他们会认识他的面容和头发颜色。他们唯一不知道的东西显然就是他在阿富汗服军役的朋友圈子。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他们。
他们给他一件不同式样的上衣，但不合身，他也不想让这些人冒更多的危险、他已编好一套谎言：他躲藏在离几个街区之远的一个犯罪集团里。西方对莫斯科了解不多的是它的犯罪情况，它很糟糕，而且越来越糟。虽然莫斯科还没赶上大小相当的美国城市，但在有些地区谨慎的人都不敢走夜路。由于外国人不常到达这些地区，由于街道犯罪很少找外国人的麻烦（这样做是为了不使莫斯科民兵产生强烈的反应），这方面的事向外透露得很慢。
他出门向托洛菲莫沃走去，那是靠河边的一条肮脏的街道。阿尔土宁为自己的愚蠢行为感到吃惊。他一向告诉自己，需要从这个城市逃跑，应该坐载货驳船。他的父亲在这种船上干了一辈子，爱德华知道谁也找不到的藏身处所——可是河水上冻，驳运停止了，他竟然没有想到这—十点！阿尔土宁跟自己生气了。
现在为这个着急没有道理，他告诉自己。必定还会有别的路子。他知道莫斯科人汽车厂只有一公里远，火车全年通行。他试图搭上一辆车到南方去，也许可以藏在一节装满汽车零件的货车里。要是走运，他可以那样到达苏维埃佐治亚〔即格鲁吉亚。——译者〕，那里没有人那么仔细地检查他的新证件。人们能在苏联消失。他想，这毕竟是个有二亿八千万人的国家啊。他不知道这些想法有多少是现实的，有多少不过是想让自己高兴高兴。
但他现在不能停下来。在阿富汗就已经开始了，他不知道是否会有停下来的时候。
一开始，他本来有能力排除这种可能性。作为一个军械连的下士，他干的是苏军委婉称之为“反恐怖装置”的东西。这些东西由飞机散布，更经常的是由苏联士兵在扫荡一个村庄时散布。有的是典型的俄式抱娃娃的玩偶，一种屁股圆胖的布人；或者是一个卡车；或者是一支自来水笔。成年人很快就懂了；孩子们由于好奇心和不了解别人上当的情况，就经常遭难。不久了解到，孩子们什么东西都捡，散布的玩具炸弹就减少了。不过有件事情还在继续，一样东西被捡起来，就有一百克的炸药爆炸。他的工作是组装炸弹和教士兵们如何正确使用这种东西。
阿尔土宁一开始不大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他的工作，这样于是上面来的命令。俄国人由于天生气质和教育熏陶，对上面的命令不大提疑问。而且，这是一个安全、轻松的工作。他不必要扛着冲锋枪在这土匪国家里到处走动。唯一对他有危险的是在喀布尔的市场上，他也总是五人以上结伙小心翼翼地去逛逛。在一次溜挞中，他看见一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不清楚——的右手受伤成了一个爪子，他（或她）的妈妈瞪眼看着他和他的同志们，那个样子他永远不能忘记。他听过种种传说，阿富汗土匪如何把俘虏到的苏联飞行员活剥人皮并引为特殊娱乐，如何完全由他们的妇女来执行此事。他认为这是那些末开化民族野蛮行为的确证——可是一个孩子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就说过这个问题。把任何孩子，给以适当的教育和领导，你能得到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那个孩子就不会是那样，他记得两年前那寒冷的十一月里那一天。那孩子的伤已经完全治好了，实际上还在微笑，年纪太小，不懂得那是终生残废。但那位母亲知道，而且知道她的孩子怎么样和为什么一生下来就受这个罪的。从此以后，那安全、轻松的工作就不大一样了。每当他把爆炸部分拧在那装置上时，他就看见一只小小的、圆胖的孩子的手。他开始在睡梦中也看见它们。喝酒，甚至试了一次大麻，也不能把那些形象赶走。同他的技师伙伴们倾诉也毫无用处，不过只博得连指导员怒气冲冲的注意。那位政治指导员曾经给他解释过，他必须做的工作是难以忍受的，可是为了防止更多的牺牲，又是必要的，你懂吗。抱怨无济于事，除非阿尔土宁下士愿意转到一个步兵连去，在那里他自己可能会看到为什么有必要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
他现在明白了，他本来是应该接受这个建议的，他恨自己的怯懦使他没有去成。去一个前线连服役，可能已经恢复了他的自我形象，但他没有作这个抉择，还是照老样子呆下去。末了，他的全部所得就是指导员给他的一封信，要随地去飘泊余生。
所以现在他想赎罪。他思忖，可能他已经赎完罪了——现在如果走运，他能销声灭迹，也许会把那些他为他们的罪恶任务而准备的玩具忘记掉。在这寒冷、阴霭密布的夜里，这是他心里容下的唯一的积极思想。
他向北走，躲开那肮脏的人行道，呆在阴影中，远离路灯。莫斯科人汽车厂的倒班工人下班回家，路相当拥挤，可是当他来到工厂外面的铁路货场时，上下班的人群都走光了。。雪下大了，能见度减低到一百米左右，停在那里的一节节货车顶上，灯光照射着周围飞舞的雪片，象是一个个白色圆球。一列火车似乎正在编组，他心想，可能是开往南方的。转轨掉头的火车头来来往往，把闷罐车从一个侧线调到另一侧线。他在一节车旁边躲了几分钟，以便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他观察时，风又刮大了。阿尔土宁寻找一个更有利的地点。离他约五十米左右有些闷罐车，从那儿可以看得更清楚，其中之一还开着门。如果他想闯入一个车厢里去，需要观察锁的结构。他走过去。为了不让风吹脸，他低着头。他能听到的声音，除了自己皮靴踩雪的嘎吱嘎吱声外，便是那调车的汽笛信号声。他心想，这可是一种友好的声音，它将改变他的生活，也许还将引他走向诸如自由之类的道路。
他往闷罐车里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里面有人。三个人。两个人拿着汽车零件的纸箱。第三个人是空手，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刀来
阿尔土宁想开口说话。他不管他们是否想偷零件到黑市去卖；他完全不想干涉，可是在他开口之前，那第三个人跳下来把他按倒。阿尔土宁的脑袋撞在一根钢轨上，撞晕了。他还有知觉，但一下子不能活动，他受惊得太厉害，不觉得害怕了。那第三个人转身说了些什么。阿尔土宁听不清回答，只知道说得又快又严厉。他还想弄清要发生什么事，那杀手转过身来，用刀砍他的喉咙。一点也不觉得疼。他想解释他不……关心……不管……只是想……其中一人踩在他身上，怀里抱着两箱零件，虽然他害怕了，阿尔土宁倒觉得这样很奇怪，因为他才是垂死的人……
两小时后，一辆调车车头开来，司机看见铁轨上有一个奇怪的、雪盖着的东西，来不及停车。他看见压过去的是什么之后，连忙通知了货场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