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变化
潜艇通过卡特加特海峡是一件棘手的事，要想隐密通过更是加倍如此。那里水太浅，不能下潜。这海峡白天都很麻烦，晚上就更糟，没有引水员尤其糟糕，“达拉斯”的通过应该是秘密的。根本不能请人引航。
曼寇索在塔桥里。下面，他的领航员汗流决背地坐在海图桌旁，一个士官长在操纵潜望镜，大声喊出各种陆标的方位。他们连帮助航行的雷达也不能用，但潜望镜上有个弱光增强器，它虽不能把黑夜变成白天，至少可以使没有星光的黑夜看起来象晨昏时的样子。气候很帮忙，低云和雨雪降低了能见度，正好让陆上难以发现这六八八一级潜艇又矮又黑的形体。丹麦海军知道这次通过，派出几艘小舰艇为它挡住所有窥探者——实际上没有——除此之外，“达拉斯”继续前进。
“左前方发现船只。”一个瞭望者喊道。
“我看见了。”曼寇索马上回答。他带有一个手枪式的光增强镜，看到了那只中型集装箱船。他想，看来象是一艘东欧集团的船。不出一分钟，来船的航线和速度已经在图上标出，最近距离为七百码。艇长咒骂起来，并发出命令。
“达拉斯”开着夜航灯——丹麦人曾坚持过。桅顶上旋转着的琥珀色灯光标志着她无疑是一艘潜艇。在船尾，一个水兵扯下美国旗，换上丹麦旗。
“每人都装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曼寇素带讽刺味地发出指示。
“呀，呀，艇长。”一个低级军官在黑暗里咯咯发笑。这时他太难了。他是个黑人，“我们的朋友方位改变得很慢。我敢说，他没有改变航向，长官。看……”
“是的，我看见他们了。”两艘丹麦船快速驶向前来，插进集装箱船和“达拉斯”之间。曼寇索想这会有帮助，在黑夜里。猫都是灰色的，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看起来象是……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带着垂直鳍板的一个黑东西。
“我觉得它是波兰船，”上尉观察到，“不错，我看到烟囱了。‘马埃尔斯克’公司的船。”
两只船以每分钟半英里的速度接近。曼寇索把望远镜对准那船桥开始观察。他看不到有特别活动。唔，现在是早晨三点钟。船桥上的水手们有艰苦的导航工作要做，可能他们对他这潜艇的兴趣跟他对他们那货船的兴趣是一样的——请不要跟着我，你这白痴。那船令人吃惊地很快就开过了，然后他盯住它的船尾灯。曼寇索觉得，打开航行灯可能是个好主意。要是把灯熄灭而被认出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注意。
一小时后，他们进入波罗的海本部，航向0－6－5，用他们能发现的最深水道把“达拉斯”开向东方。曼寇索把领航员带进他的特别房舱，两人一齐研究在苏联海岸怎样最好地靠近，什么是岸上最安全的地点。他们选好之后，克拉克先生参加进来，三人一块讨论这次任务的微妙部分。
瓦吐丁讽刺地寻思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把这恼人的移交给国防部长，他将同克格勃的调查充分合作。可是情况不会理想。除了组织上的敌对之外，雅佐夫是总书记口袋里的人，他知道格拉西莫夫和纳尔莫诺夫之间的意见分歧。不，国防部长要么就会把整个调查拿过去，通过他自己的保安机构去进行，要么就会利用他的政治权力，把此案结束，以免雅佐夫因使用一个叛国者作助手而丢脸，并危及纳尔莫诺夫。
如果纳尔莫诺夫倒台了，国防部长充其量是回去当苏军的人事首长；更可能的是，他将因后台被解职而忍辱退休。即使总书记能设法渡过危机，保全职位，雅佐夫也将象不久以前的索科洛夫一样成为替罪羊。雅佐夫会作什么选择呢？
国防部长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在总书记“改革”倡议的掩护下，雅佐夫希望利用他对军官团的了解来改造苏联军队——可能是希望整个军队职业化。纳尔莫诺夫说过，他要拯救苏联经济，但同样权威的阿列克山德罗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传教士说，他是要破坏党本身的纯洁性。雅佐夫想从这个立场来重建军队。瓦吐丁认为，这也将收到使军队效忠于纳尔莫诺夫本人的效果。
那使瓦吐丁烦恼。历史上，党曾经利用克格勃去保持对军队的控制。毕竟，军队掌提了全部的枪，它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感到党的控制放松了……这个想法太伤脑筋，令人难以忍受。一个军队只忠于总书记而不是党本身，让瓦吐丁更伤脑筋，因为这将改变克格勃对整个苏维埃社会的现有关系。这样一来，对总书记就没有限制了。他有军队作后盾，他就能按他的意志破坏克格勃，利用它去“改革”整个的党。他将享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
在这一系列人事关系中我是怎样开始的？瓦吐丁问他自己。我是一个反谍报军官，不是一个党的理论家。瓦吐丁上校一生中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国家发生的大事件。他信任上级作重大决策，让自己做一些小的具体工作。现在不再是那样子了。做了格拉西莫夫心腹之后，他便同这人联在一起了，不可解脱。这事发生得如此轻易！的确是一夜之间——你一定要引人注意才可得将军级星徽。他一边想着，一边冷笑。你总是想引人注意。喏，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你确实引人注意了。瞧你现在处在什么地位！
处在克格勃主席和总书记本人的权力角斗之间。
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可笑，他对自己说。他知道，如果格拉西莫夫失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最大的讽刺是，克格勃主席如果垮台，纳尔莫诺夫奠定的自由主义影响会保护瓦吐丁，他毕竟不过是作了合法上级的指定工作。他想他不会被关进牢房，更不会被枪毙掉，曾几何时正是这样。他的官运会走到了头。他会被降级，到鄂木斯克去管一个克格勃地方机构，或者是他们能找到的一个最不重要的“美缺”，决不会再回到莫斯科中心了。
那也不很坏，他想。另一方面，如果格拉西莫夫成功了……也许是“二局”的头头？那就更不坏了。
而你曾真正相信过你不搞“政治”就能发展你的事业了？但那已是无可选择了。他要想逃出这个地方，就会身败名裂。瓦吐丁知道，他已身陷牢笼。要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全力做好他的工作。
这场白日梦，在他回头去写报告时才结束了。他认为邦达连科上校是完全清白的。他的档案查了又查，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爱国者、中等水平以上的军官。瓦吐了认为，费利托夫才是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经错乱的结论，这个戴勋章的英雄是个叛徒。
但我们怎样证明这一点？我们怎样在没有国防部长的合作下进行彻底的调查呢？这是另一个难点。他要是调查失败，格拉西莫夫对他的工作不会有好感；但调查受到了主席所强加的政治约束的阻碍。瓦吐丁回忆起，他在提升少校时几乎被忽略掉；现在认识到，晋级的布告牌忽然改变主意对他又是多么不幸。
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克格勃主席有政治野心的结果。他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一分钟后他们都来到了。
“费利托夫案子有进展吗？”他问。
“我们最干练的人在盯着他，”一个中级官员回答，“昼夜六个人。我们轮换着值勤表，所以他不会经常看见（即仅不是完全看不见）同样的面孔。我们有电视持续不断地监视他的公寓大楼的周围，有六个人每晚审查录象带。我们扩大了对美英间谍中可疑分子和他们的一般外交人员的监视范围。我们竭尽人力，冒着反侦查的危险，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汇报的唯一的新事情是，费利托夫在睡梦中不时地说话——他对一个听起来象是叫罗曼罗夫的谈话。说的话太支离破碎，听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语言病理学家在研究它，可能会搞出点名堂来。总之，费利托夫放个屁，也休想瞒过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让手下人离他太近，不能保持连续不断的视觉接触。每天，他转一个弯或者进一个商店，就有五到十五秒钟看不见他——这样长的时间就足够进行一次‘擦身传递’或者‘死投’了。我毫无办法，除非你不怕惊动他。”
瓦吐丁点点头。即便是最好的监视也有它的限度。
“哦，有一件怪事。”那个少校说：“昨天才听说的。大约每隔一星期左右，费利托夫就要亲自拿文件销毁袋去焚化炉销毁。这在那里已习以为常，在昨晚上以前，管文件销毁室的那个人都忘记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年轻人，下班后几小时，才换上便衣去向我们报告。精明的小伙子。原来是，费利托夫在若干年以前就关心这个系统的建立。我亲自检查过那个系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设备也正常，跟我们这里一样。就这些了。实际上，这个对象唯一不寻常的是，他现在应该退休了。”
“阿尔土宁方面的调查情况如何？”瓦吐丁问下一个人。
另一个军官打开笔记本，“他被杀以前住在哪里，我们搞不清楚。可能他一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朋友们保护着他，这些人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我们还没有确定他的死和外国人的活动有什么联系。他没有携带什么涉嫌他人的犯罪物品，只有一些假证件，看来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对边远共和国来说也够用了。如果他死于中央情报局之手，那是一次完美无缺的惊人之作。没有破绽。没有。”
“你的意见？”
“阿尔土宁案已到尽头。”少校答道：“还有六件事需要检验确定，但没有一点重大突破的希望。”他停了一会儿，“同志……”
“说下去。”
“我相信这是一次巧合。我认为阿尔土宁只是一次单纯的凶杀案的牺牲者，他在错误的时间上了错误的车厢。我没有证据，但我感觉是这样。”
瓦吐丁考虑他的话。一个二局官员说他办的不是一件反间谍案，是需要不小道义勇气的。
“你有多少把握？”
“我们不会有把握，上校同志，可是如果中央情报局搞这次谋杀，就该把尸体处理了——或者，如果他们要用他的死来保护一个地位高的间谍，为什么不留下证据来暗示他完全是另一个案件？没有假象留下，虽然这是留假证的好地方。”
“对，要是我们，就会那样做的。好见解。无论如何，把你的线索全部调查清楚。”
“当然，上校同志。我想得四到六天。”
“还有别的吗？”瓦吐丁问。大家摇头，“很好，各人回科里去吧，同志们。”
玛丽·帕特·弗利心想，她要在冰球赛场上去完成这项工作。红衣主教经一个从投币电话打来的错号电话的提醒，会到那里去的。她亲自去作传递。她的坤包里有三个胶卷，一次握手就能做到。她的儿子在少年冰球队打球，费利托夫的侄孙也在那里，而她每次赛球总是要去的。她要是不去，倒不正常了，而俄国人相信人们是按一定程式生活的。她被盯梢了，这她知道。显然俄国人已加强监视，但她的影子不是那么高明——或者至少是他们用同一个人老跟着她，玛丽·帕特在一天里多次看见一个脸孔，就明白了。
玛丽·帕特丽夏·卡明斯基·弗利的祖先是典型的美国式，混杂一团，有些情况在护照文件上没有写上去。她的祖父曾作过罗曼诺夫王室的侍从武官，教过皇太子阿列克赛骑马——因这年轻人悲惨地患有血友病，这可真不是件小事，必须万分小心才行。那就是他平庸一生中最高的成就了。他不是陆军军官之材，虽然朝廷中的朋友们确保他升至上校。那一切带来的是他的团在纽仑堡森林全军覆没，他被德国人俘虏——然而他活过了一九二○年。得知他的妻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乱，他从此就没有回过俄国——他总是称它为俄国——最后漂泊到美国，在纽约郊区定居下来，创建一个小本生意之后结了婚。他活过九十七岁高寿，比他那小二十岁的第二个妻子还活得长些，他那些凌乱不连贯的故事，玛丽·帕特终生难忘，她进大学专攻历史，当然学得不错。她知道了罗曼诺夫王室腐败无能，毫无希望；他们的王朝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但有件永不会忘记的事，就是她祖父在谈到阿列克赛，一个勇敢坚定的年轻人，和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象狗一样地枪毙的时候，他那哭泣的样子。那个故事给她重复说过一百遍，给玛丽·帕特一个对苏联的看法，不管经过多少时间，听过多少大学的课程或者多浓的政治现实主义态度，都不能把它冲淡抹掉。她对统治祖父的国土的那个政府的感情，完全是由对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被屠杀所构成的。她在回忆的时候告诉自己：理智对人们的情感方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在莫斯科工作，为反对这个政府而工作，是她生命的最大刺激。她爱工作胜过她的丈夫。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时认识的。艾德参加中央情报局，是由于她很早就决定了要参加这个工作。玛丽·帕特知道，她的丈夫天资聪明又有行政才能，做这个工作是一把好手，但他缺乏她对工作的一股热情。他也缺乏遗传因子。她是在祖父的膝前就学会了俄语的——苏联人把这种更丰富、更文雅的俄语贬低为现行的方言——而更重要的是她了解这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多少本书能说得清的。她了解那渗透到俄罗斯性格中的民族忧伤，和那矛盾修辞式的私下开放性——自我和灵魂只是在密友之间才完全开放，而作为莫斯科人的公开举止时则讳莫如深。由于这种才能，玛丽·帕特征募了五个有相当地位的代理人，比最高纪录只少一个。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局里，有时她以“超级姑娘”而闻名，她可不喜欢这个名称。玛丽·帕特毕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妊娠线为证。她从镜子里对自己微笑。你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孩子。她的祖父会为她而感到骄傲的。
而最好的是：没有人对她的真实身份有丝毫怀疑。她对她的衣饰作最后修整。在莫斯科的西方女人被认为比西方男人更重视穿着。她的穿戴通常都是有点过分的。她在公众中表现的形象，是精心设计和完美执行的。有教养但嫌肤浅，漂亮但注重表面，一个好母亲但另有一点名堂，西方表情来得快但不要太当真。她急匆勿地跑来跑去，有时候在孩子们的学校里代课教书，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不停地到处闲逛，象一个闲不住的旅游者，是十足的苏联人先入为主认为的那样—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妇女。又一次在镜子里微笑：要是那些杂种知道的话。
在起居室里，蒂米〔原文如此：还是指小埃迪·弗利。——译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冰球棍在褪了色的地毯上戳来戳去。艾德打开电视。他吻别了妻子，叫蒂米去“猛踹蠢驴”——老弗利从还不识字时起就是“突击队员”〔New York Ranger，是美加职业冰球联合会一队。——译者〕的球迷了。
这有点伤感，玛丽·帕特在电梯里想。埃迪在这里交了一些真正的朋友，但在莫斯科对人太友好是一个错误。你可能忘记他们是敌人。她担心埃迪跟她过去一样正在接受思想灌输，不过是从错误的方向进行的。啊，那也很易纠正，她心里说道。在家里，她在贮藏室里有一张沙皇太子阿列克赛的照片，是亲自签名送给他心爱的教师的。她真正需要做的只是说明他是怎么死的。
开车到运动场是一条老路，比赛时间快到了，小埃迪越来越激动；他在参赛的各队中是并列的第三号得分手，比今晚要同他们赛球的那个队的主力中锋只差六分，小埃迪想对这些某某伊万显示：美国人能在俄国人拿手的项目上打败他们。
停车场上挤得出奇，但这停车场不算很大，而在苏联所允许的活动中，冰球是最接近于宗教的一种。这场球将决定争夺冠军的决赛名次，来看比赛的人真不少。这对玛丽·帕特来说是太好了。她刚刚煞车停下，小埃迪就夺门而出，背起杂物袋，焦急地等着他母亲锁车。他努力慢慢地走，好让母亲能跟上。她一走上看台，他就一溜烟跑进更衣室去了。
她的座位当然是预定好的。苏联人平日不愿公开同外国人过分接近，在冰球赛上就不大一样。有几个家长向她打招呼，她挥手答谢，笑起来嘴有点张得太大了。她看了下表。
“我两年没有看少年联赛了。”雅佐夫说道，他们走下了公务车。
“我也不大来，可我的妻妹说这场比赛是很重要的，小米沙也要求我来看。”费利托夫咧嘴笑了，“他们认为我会带来好运——也许您也一样，元帅同志。”
“干点不同的事确实很好。”雅佐夫承认道，装着认真的样子，“那该死的办公室明天还会在那儿。您知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打冰球了。”
“不，我不知道，您打得好吗？”
“我是后卫，别的孩子都抱怨我撞得太凶了。”国防部长咯咯地笑起来，然后挥手让保安人员走在前面。
“我长大的地方根本没有冰场。事实上，我小时候太笨了。坦克对我很合适——指望着你用它们来打烂东西。”米沙大声笑起来。
“这个队怎么样？”
“和成人队相比，我更喜欢少年队。”费利托夫上校答道：“更——更有活力。我想，我就是愿意看见孩子们玩得高兴。”
“是这样。”
冰场四周边上没有多少座位——再说，真正的冰球迷谁愿意坐着？费利托夫上校和雅佐夫元帅找到靠近一些家长的方便地方。他们的苏军大衣和闪光的肩章保证他们能有个又好看又好呼吸空气的地方。四个保安人员守在旁边，努力不那么明显地去看球赛。他们并不太担心，因为来看球是部长在一时冲动之下决定的。
球赛一开始就令人激动。客队的一线中锋动作象是一只黄鼠狼，巧妙地传球，熟练的滑行，控制着冰球。主队——那美国人和米沙的侄孙所在的一队——在第一节里大部分时被压回本场，但小米沙是个攻击型后卫，那美国孩子偷截一记传球，带球通过全场，但被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救球所阻止，得到双方支持者的喝彩。俄国虽然跟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好争论，却一直浸染着慷慨的运动员精神。第一节以零比零结束。
“真糟。”米沙说，这时人们拥挤着走向休息室。
“那次突破很漂亮，但救球简直妙极了。”雅佐夫说：“我要把这孩子的名字给他们报给中央集团军。米沙，谢谢您请我来看球。我早已忘记校园球赛是多么令人激动了。”
“你觉得他们在谈论什么？”那克格勃领班官员间道。他和另外两个人在高处有凉棚的地方，照射球场的灯光正好把他们遮起来。
“也许他们只是爱好看冰球罢了。”带照相机的人回答，“操，听起来好象我们错过掉的是场好球。你看那几个保安人员——操他妈的白痴，眼睛瞧着冰场。我要是想杀掉雅佐夫……”
“不是个坏主意，我听说，”第三个评论道：“主席……”
“那不关咱们的事，”那克格勃领班突然发起火来，结束了谈话。
“加油呀，埃迪迪迪！”玛丽·帕特在第二节开始时尖声大叫。她的儿子抬头看看，困窘不安，他想，他的妈妈对这些事总是过于激动。
“谁在叫？”五米之外，米沙问道。
“那边，瘦瘦的那个——我们见过她，可记得？”雅佐夫说。
“哦，她是个球迷。”费利托夫说，他看见球已经攻到另一方去了。部长同志，请您行动吧……他如愿以偿了。
“咱们过去打个招呼。”人群在他们前面分开，雅佐夫侧身走到她的左边。
“弗利太太，我没认错吧？”
听到他说话，她迅速一转身，更快地笑了笑，就又转向赛事，“您好，将军……”
“事实上，我的军衔是元帅。您的儿子是十二号吗？”
“是的，您看见那守门员怎样抢走他的球了吗！”
“那是一个凛亮的救球。”雅佐夫说。
“那么让他对别人也这样来一下吧！”她说道，这时客队又开始攻向埃迪的这一边。
“美国球迷都象您这样子吗？”米沙问道。
她再转过脸来，声音象是有点受窘的样子，“太过分了，是吗？家长们都应该表现得象……”
“象家长？”雅佐夫笑道。
“我正在变成一个少年棒球联盟〔美国少年棒球联盟，因为法子年纪小，常由家长陪送到各地赛球。家长们紧张、认真的程度，超过了孩子们本身。——译者〕的妈妈了。”玛丽·帕特承认。接着她不得不解释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您的孩子训练成了一个合格的边锋，那就够了。”
“是呀，说不定几年后他还会参加奥林匹克队呢！”她回答，露出一个恶意的，然而是开玩笑似的笑容。雅佐夫放声笑了。这使她惊讶。雅佐夫应当是一个一本正经的狗杂种。
“那女人是谁？”
“美国人。她的丈夫是使馆新闻专员。她的儿子在这个队里。我们有他们两人的档案。没什么特别的。”
“蛮漂亮的。我还不知道雅佐夫是个爱对女人献殷勤的家伙呢。”
“你觉得他是不是想招收她呢？”拿相机的人暗示道，一边“咔咔”照像。
“我不介意。”
球赛出人意料地平静下来，在冰球场中央一带打防御战。孩子们没有苏联冰球队那种准确传球的技巧，而双方都受过嘱咐不要过度使用蛮力。即使戴上了防护用具，他们仍然是孩子，正在生长的骨骼经不起折腾。这是俄国人可以给美国人为师的地方，玛丽·帕特心想。俄国人总是高度重视保护他们的年轻人。成年人的生活够艰难了，他们总想让孩子得到保护。
最后，在第三节，局面忽然爆发了。一次射门被挡住，冰球从守门员那里弹出来，中锋接住直奔对方球门，埃迪在他右侧二十呎。正要被球棍阻挡的时候，中锋把球传给埃迪，他把球扫过边角，不能射门，他自己被冲过来的后卫封锁住，不能接近球门。
“传中！”他的母亲尖声大叫。他听不见，但也用不着。这时中锋已经到位，埃迪把球飞传给他。那年轻的中锋用冰鞋停住球，退后一步，一个猛射，从对方守门员两腿之间穿过去。球门的灯亮了，冰球棍飞向空中。
“漂亮的传中。”雅佐夫说，真心钦佩。他仍然用一种责备的语调说：“你看，你的儿子现在掌握了国家级秘密，我们不能让他离开这个国家了。”
玛丽·帕特刹那间心一惊，眼睛大睁着，诱导雅佐夫认为她真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头脑的西方妇女，虽然在床上她可能是个难驯服的家伙。真槽糕，我是亲身体会不到了。
“您是在开玩笑吧？”她不动声色地问道。两个军人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部长同志非常肯定地是在开玩笑。”过一会儿米沙说道。
“我也是那样想的！”她说得很不使人信服，然后转过脸去看球，“好，咱们再来一个！”
大家的头都短暂地转过来，主要是出于乐趣。有美国人在比赛场上，永远是很好的笑料。俄国人发现美国人的生机勃勃是极大的娱乐。
“得了，她要是个间谍，我愿把这相机吃下去。”
“想想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同志。”责任军官在他耳边轻声地说。他刚才那种逗乐的声调马上就消失了。想想他刚才说了些什么，那人对自己说。她的丈夫，爱德华·弗利，被美国新闻界认为是个傻瓜，做一个合格记者不够精明，肯定做不好在《纽约时报》的工作。问题是，虽说那是一种真正情报人员求之不得的假象，但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傻蛋工作者们的共同现象。他自己就知道，他的堂弟是个白痴病患者，可是他却在外交部里工作。
“你肯定有足够的胶卷吗？”
埃迪抓住了最后四十秒的机会。一个后卫在空中拍开了对方飞来的一记射门，冰球滑回中场。在这攻防形势变化的时候，中锋把球打向右边。客队正在换守门员，那小家伙不在位的时候，埃迪接过球，从他的左方飞速切入。爱德华·弗利二世来个急转弯，从那守门员背后猛射。冰球噹的一响，打着球门横梁，落下来正掉在球门线上，跳几跳，就越过线去了。
“进球！”玛丽·帕特吼叫着，上下跳跃，象个啦啦队长。她伸手拥抱雅佐夫，使他的保卫人员大为惊恐。国防部长的高兴劲一下子被冲淡了，因为他意识到，明天得为这事写一份接触报告。噢，他有米沙作证，他们没有什么不适当的谈话。她接着又拥抱了费利托夫。
“我说过，你们能带来好运气！”
“我的上帝，难道美国冰球迷们都是这样子的吗？”米沙问道，连忙脱身。在一瞬间，她的手碰着他的，三个胶卷暗盒已经放在他手套里了。他感觉到它们在那里，干得这么巧妙，很是惊讶。难道她是个职业魔术师吗？
“为什么您们俄国人总是表情森严——您们不知道怎样玩得痛快吗？”
“也许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美国人在周围。”雅佐夫承认。他妈的，我的妻子能象这个那么活泼就好了！“您有一个好儿子，要是他在奥林匹克会上同我们对垒，我会原谅他的。”他得到的报答是粲然一笑。
“谢谢您的这番好话。”但愿他把你们这些共产主义蠢驴一路踢回莫斯科。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受别人的恩赐，“埃迪今晚得了两分，而那个伊万·某某某却一分也没得到！”
“您真是那么争强好胜，连对孩子们的比赛也是这样？”雅佐夫问道。
玛丽·帕特疏忽了，说了一点不该说的话，她的脑筋没有跟上那脱口而出的回答：“你找一个输得起的人给我看，我就让你看一个失败者。”她停了一下，马上掩饰错误，“这是美国的一个名教练文斯·龙巴底说的。请原谅我，您一定认为我没有教养。您说得对，这不过是一次孩子们的比赛罢了。”她粗犷地笑了起来。当着你的面！
“你看见什么啦？”
“一个过分激动的傻女人。”摄影的人回答。
“你能多快把胶卷扩印出来？”
“两小时。”
“行动吧。”领班军官命令道。
“您呢，您看见什么啦？”留下的人问他的头头。
“没有，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盯住看她将近两个钟头，她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长，对体育比赛太激动了，但又正好引起国防部长和叛国案主要怀疑对象的注意。我认为这就够了，同志，你觉得怎样呢？”多么宏大的一场角逐啊……
两小时后，一千多张黑白照片摆在这个官员的桌子上。相机是日本货，把速度调到了较低的档次，克格勃的摄影人员也不亚于任何报纸专业摄影记者。他几乎是不断地在拍摄，只有在换那台自动驱动相机那特大号胶卷盒时才停一下。起先他想用一架可携式电视摄象机，但摄影师说服了他不要用它。分辨率不够好，速度也不行。一架普通的照相机摄下的东西，虽然不象录象带那样可以读出口形，但在捕捉快速而细微的东西却是最好的。
每一张照片要花好几秒钟，因为这个官员对他感兴趣的东西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当弗利太太进入照片的序列之后，他需要多花几秒钟。他相当详细地察看她的衣服和首饰，还有她的脸。她的笑容特别愚蠢，就象西方电视商业广告上的那个样子，他还回忆起她那压倒人群的尖叫声。美国人为什么他妈的这样爱吵闹呢？
倒是一个会打扮的能手，他自己承认。很大多数在莫斯科公开场合的美国女人一样，她站出来象谷仓场院里的一只花雄——他用鼻子哼了一声，表示对这种想法的烦恼。美国人花更多的钱在穿衣服上，那又怎么样呢？穿着对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从我的双筒望远镜里看，她象只有鸟一般的大脑……但这些照片并不如此——为什么？
这是眼睛的关系，他认为。在静止的照片上，她眼睛里的闪光跟他亲眼看见的有些不一样。那是为什么？
在照片上，她的眼睛——他记得是蓝色的——总是把用点聚在某种东西上。他注意到，她有一副隐约可辨的斯拉夫人的颊骨。他知道弗利是个爱尔兰名字，使假定她的祖先也是爱尔兰人。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们超越民族界线互相通婚，对俄国人来说本身是无所谓的概念。她再胖上几公斤，改改发型和服饰，她这副脸孔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大街上到处都能见到。后者更有可能，他想，她更象一个列宁格勒人。她脸上有一种那个城市的人爱摆出的自高自大气息。我怀疑她的祖先究竟是什么人。
他继续翻阅照片，想起弗利这家人还没有这样被端详过。两夫妇的档案都只是薄薄的一本。他们被“二局”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人。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告诉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这个脑后的声音还不够响亮。他已经翻到照片的最后一部分。看看表，已经他妈的早上三点了！他喃喃抱怨着，伸手去拿另一杯茶。
对了，这一定是第二次得分。她跳得象一只羚羊。漂亮的双腿，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正如他的两个同事在天棚里所说，她在床上一定会引人入胜的。再有几张就到比赛的结束了……对了，她在那儿，拥抱着雅住夫——那个老色鬼！——然后，又搂着费利托夫上校……
他突然停止。照片抓住了他在双筒望远镜里没有看到的东西。当她搂住费利托夫的时候，眼睛却盯住四个保卫人员之中的一个，那个唯一没有在看比赛的人。她的手，她的左手，完全没有围住费利托夫，而是相当低，靠近他的右手，被挡住，看不见了。他往回翻几张。在拥抱之前，她的手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在搂住雅佐夫的时候，那只手提成拳头，搂过费利托夫之后，手又张开了，眼睛还在看着那个卫士，她脸上的笑容只留在嘴唇上，十足的俄罗斯式。而在下一张照片上，她又恢复到平素那种轻浮的样子。这时，他肯定了。
“这狗日的！”他对自己轻声地说。
弗利这家人在这里有多久了？他搜索困乏的记亿，可怎么也想不起来。至少两年多了——而我们不知情，甚至不怀疑……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呢？那是一种想法一要是她是一个间谍而她的丈夫不是，该怎么办呢？他终于推翻了这个想法，他做对了，但出于错误的原因。他拿起电话，要瓦吐丁的家。
“是我。”铃声才响一半，就答话了。
“我有些有趣的事。”这官员说得简单。
“派辆车来。”
二十五分钟后，瓦吐丁到了那里，没刮脸，烦躁易怒。少校只给他看最关键的一些照片。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他说。上校正在用放大镜检视照片。
“伪装得真巧妙。”瓦吐丁慍怒地说。电话响的时候他才睡了一个小时。他正在学习怎样在事先不喝点烈性酒的情况下睡觉——努力学习，改正自己。上校抬起头来。
“真难以相信！就在国防部长和四个卫士面前！这女人的狗胆！谁是她的经常监视人？”
少校只是递过文卷夹。瓦吐丁很快地翻阅，找到了那一页。
“那个老脓泡！让他跟一个上学的小孩，他也会被当做性变态者抓起来的。看这个——当了二十三年尉官！”
“美国大使馆有七百号人，上校同志，”少校说道：“我们没有那么多真正的好手……”
“全去跟踪错误的对象了。”瓦吐丁走到窗户前，“再不要这样！她的丈夫也要跟踪。”他加上一句。
“那正是我的意见，上校同志。看来他们两个都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她递给了他一些东西。”
“可能是——一封信，或许别的什么东西。”
瓦吐丁坐下来，揉揉眼睛，“干得好，少校同志。”
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上，已是黎明时分。神箭手准备回到战争中去。他的手下人已经把新得到的武器包装好了，而他们的领导人——这可是一个新观念，神箭手告诉自己——还在反复考虑未来几个星期的计划。他从奥蒂兹得到的东西里有一整套作战地图，它们是用卫星照片制成的，上面有最近的苏军防守据点和重武装巡逻区。现在他有一个远程无线电，能收到包括俄国在内的天气预报。他们要天黑了才动身。
他四下张望。他手下的人有的已经把家眷送到这个安全地区。难民营拥挤而嘻杂，但比起那被抛弃的村庄和被苏联人炸平的市镇来，要幸福得多了。神箭手看见，这里有许多孩子，而孩子们只要有父母，有吃的，有朋友，到哪里都是欢乐的。男孩子已经在玩玩具枪——而在大一些的孩子手里，那就不是玩具了。他以一定程度的遗憾心情接受这个观实，不过随着旅行各地，这种遗憾逐渐减少，“圣战者”的损失要求得到补充，而最年轻的人也是最勇敢的人。如果自由需要他们去死——那么，他们为神圣目的而死，安拉也将对为他而死的人赐福。世界的确是一个苦难之地，幸而至少一个人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娱乐和休息的时刻。他看见，他的一个冲锋枪手在帮助他的头胎儿子学走路。那孩子不能自己走，但他每迈出蹒跚的一步，就抬头看看那微笑着的、长着大胡子的父亲的脸，他生下来只看过两回。这个队的新头领回忆起他对自己的儿子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而今他正在被教会走一条很不同的道路……
神箭手回到他自己的工作。他不再能当一名导弹手了，但他已把阿卜杜尔训练得很好。神箭手现在要领导他的战士们。这是他努力挣得的权利，更好的是，他的手下人认为他是一个福将，这对士气有好处。虽然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读过军事理论书籍，但神箭手觉得自己对这些课程理解得够好的了。
没有警报——完全没有，神箭手听见航空机炮炮弹的爆炸声，猛地抬头四望，但见几架“击剑手”型的箭形机身，离地只有一百米。他还没有来得及抄起冲锋枪，就看见炸弹已脱离弹射架掉了下来。那些黑东西轻轻摇摆，后来尾翼把它们稳定住，弹头倾斜着慢慢下落。接着传来那几架苏－24攻击轰炸机的引擎噪音，他转过身来跟踪它们，冲锋枪已举到肩上。但它们太快了。没有办法，只好扑到地上，好象一切都发生得非常非常慢。他好象漂浮在空中，大地不来接他，欲下不能。他的背对着炸弹群，他知道它们正在那里往下落。他抬眼一看，人们正在奔逃，那个冲锋枪手想用自己的身体去遮盖他那还是婴儿的儿子。神箭手翻过身来仰望天空，吓坏了，一颗炸弹似乎正朝他冲来，一个黑色圆形的东西在晴朗的晨空中看得很清楚。连说真主的名字都来不及，它已掠过头顶，大地震动了。
他被爆炸的气浪打晕了，耳朵也震聋了，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奇怪的是，好象能看到和感觉到噪音，可是听不见。他四下找寻第二架飞机，本能地拉开冲锋枪的保险栓。它在那儿！枪举起来，子弹就自动飞出去了，但毫无影响。那第二架“击剑手”在一百米外扔下炸弹就飞走了，后面是一串浓烟。飞机不再出现了。
声音慢慢地回来了，似乎很遥远，象是在梦里。但这不是梦。他那个战士和婴儿呆的地方现在是平地上的一个大坑。那个自由战士或他的儿子都不见踪影。即使肯定现在他们俩都正义凛然地站在他们的真主面前，也不能冲淡那混身上下使血液冷凝的愤怒。他想起对俄国人表示的仁慈，对这个死者感到有些遗憾。不会再象那样子了。他决不再对不信教的人表示仁慈。他握住冲锋枪的手都发白了。
太迟了，一架巴基斯坦F-16战斗机划过天空，但俄国飞机已经飞过边界了。一分钟后，这F-16在难民营上空绕了两圈，也飞回基地去了。
“你没事吧？”这是奥蒂兹。他的脸被什么东西划破了，他的声音非常遥远。
没有语言作答。神箭手用他的冲锋枪比划着，他看到一个新寡的妇人在为她的家人哀号。两人一起去寻找那些还可以抢救的伤员。幸而难民营的医疗室没有受损。神箭手和中央情报局官员带了五、六个人到那里，看见一个法国医生正在司空见惯地说着一溜骂人话，他的双手已因工作而沾满血迹。
他们在下一趟巡视时发现了阿卜杜尔。这个年轻人带着一枚“毒刺”，而且全副武装。他在承认当时他睡着了的时候，曾伤心地哭了。神箭手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不是他的错。苏联和巴基斯坦之间应当有一个禁止越界攻击的协议。够了，别谈什么协议了。一个电视新闻组——法国的——来致现场，奥蒂兹连忙把神箭手拉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六个。”神箭手说。他没有提到非战斗人员的伤亡。
“他们这样干是软弱的表现，朋友。”奥蒂兹答道。
“攻击妇女和儿童的所在地是在上帝面前的可恶行为。”
“您的给养有损失吗？”对俄国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游击队营地，但奥蒂兹没有费口舌去表达俄国人的这种看法。他在这里住的时间太久，对这种事都不那么客观了。
“只是几支冲锋枪。其余的早已运到营外去了。”
奥蒂兹没有更多好说的了。他把安慰的话都说完了。他经常恐惧的事情是，他支持阿富汗的行动，会跟早期在老挝企图帮助竂族人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他们曾奋勇反抗越南敌人，尽管有西方的援助，到头来也不免被消灭掉。这个情报局官员告诉自己：这个形势不一样了，而且他客观地想过，也的确如此。可是，他看见这些人离开营地，回来时他点一点数，那时候，他的心灵残存的部分又被撕碎了。美国帮助阿富汗是让他们光复国土呢，还是仅仅鼓励他们去杀死尽可能多的俄国人？然后同样又被消灭掉？
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呢？他问自己。奥蒂兹承认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神箭手刚刚作出了政策决定。这个又老又年轻的脸孔转向西方，然后向北，告诉自己：安拉的旨意不再受边界线的限制了，因为他的敌人也是这样。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曼寇索在塔桥里。下面，他的领航员汗流决背地坐在海图桌旁，一个士官长在操纵潜望镜，大声喊出各种陆标的方位。他们连帮助航行的雷达也不能用，但潜望镜上有个弱光增强器，它虽不能把黑夜变成白天，至少可以使没有星光的黑夜看起来象晨昏时的样子。气候很帮忙，低云和雨雪降低了能见度，正好让陆上难以发现这六八八一级潜艇又矮又黑的形体。丹麦海军知道这次通过，派出几艘小舰艇为它挡住所有窥探者——实际上没有——除此之外，“达拉斯”继续前进。
“左前方发现船只。”一个瞭望者喊道。
“我看见了。”曼寇索马上回答。他带有一个手枪式的光增强镜，看到了那只中型集装箱船。他想，看来象是一艘东欧集团的船。不出一分钟，来船的航线和速度已经在图上标出，最近距离为七百码。艇长咒骂起来，并发出命令。
“达拉斯”开着夜航灯——丹麦人曾坚持过。桅顶上旋转着的琥珀色灯光标志着她无疑是一艘潜艇。在船尾，一个水兵扯下美国旗，换上丹麦旗。
“每人都装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曼寇素带讽刺味地发出指示。
“呀，呀，艇长。”一个低级军官在黑暗里咯咯发笑。这时他太难了。他是个黑人，“我们的朋友方位改变得很慢。我敢说，他没有改变航向，长官。看……”
“是的，我看见他们了。”两艘丹麦船快速驶向前来，插进集装箱船和“达拉斯”之间。曼寇索想这会有帮助，在黑夜里。猫都是灰色的，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看起来象是……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带着垂直鳍板的一个黑东西。
“我觉得它是波兰船，”上尉观察到，“不错，我看到烟囱了。‘马埃尔斯克’公司的船。”
两只船以每分钟半英里的速度接近。曼寇索把望远镜对准那船桥开始观察。他看不到有特别活动。唔，现在是早晨三点钟。船桥上的水手们有艰苦的导航工作要做，可能他们对他这潜艇的兴趣跟他对他们那货船的兴趣是一样的——请不要跟着我，你这白痴。那船令人吃惊地很快就开过了，然后他盯住它的船尾灯。曼寇索觉得，打开航行灯可能是个好主意。要是把灯熄灭而被认出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注意。
一小时后，他们进入波罗的海本部，航向0－6－5，用他们能发现的最深水道把“达拉斯”开向东方。曼寇索把领航员带进他的特别房舱，两人一齐研究在苏联海岸怎样最好地靠近，什么是岸上最安全的地点。他们选好之后，克拉克先生参加进来，三人一块讨论这次任务的微妙部分。
瓦吐丁讽刺地寻思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把这恼人的移交给国防部长，他将同克格勃的调查充分合作。可是情况不会理想。除了组织上的敌对之外，雅佐夫是总书记口袋里的人，他知道格拉西莫夫和纳尔莫诺夫之间的意见分歧。不，国防部长要么就会把整个调查拿过去，通过他自己的保安机构去进行，要么就会利用他的政治权力，把此案结束，以免雅佐夫因使用一个叛国者作助手而丢脸，并危及纳尔莫诺夫。
如果纳尔莫诺夫倒台了，国防部长充其量是回去当苏军的人事首长；更可能的是，他将因后台被解职而忍辱退休。即使总书记能设法渡过危机，保全职位，雅佐夫也将象不久以前的索科洛夫一样成为替罪羊。雅佐夫会作什么选择呢？
国防部长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在总书记“改革”倡议的掩护下，雅佐夫希望利用他对军官团的了解来改造苏联军队——可能是希望整个军队职业化。纳尔莫诺夫说过，他要拯救苏联经济，但同样权威的阿列克山德罗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传教士说，他是要破坏党本身的纯洁性。雅佐夫想从这个立场来重建军队。瓦吐丁认为，这也将收到使军队效忠于纳尔莫诺夫本人的效果。
那使瓦吐丁烦恼。历史上，党曾经利用克格勃去保持对军队的控制。毕竟，军队掌提了全部的枪，它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感到党的控制放松了……这个想法太伤脑筋，令人难以忍受。一个军队只忠于总书记而不是党本身，让瓦吐丁更伤脑筋，因为这将改变克格勃对整个苏维埃社会的现有关系。这样一来，对总书记就没有限制了。他有军队作后盾，他就能按他的意志破坏克格勃，利用它去“改革”整个的党。他将享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
在这一系列人事关系中我是怎样开始的？瓦吐丁问他自己。我是一个反谍报军官，不是一个党的理论家。瓦吐丁上校一生中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国家发生的大事件。他信任上级作重大决策，让自己做一些小的具体工作。现在不再是那样子了。做了格拉西莫夫心腹之后，他便同这人联在一起了，不可解脱。这事发生得如此轻易！的确是一夜之间——你一定要引人注意才可得将军级星徽。他一边想着，一边冷笑。你总是想引人注意。喏，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你确实引人注意了。瞧你现在处在什么地位！
处在克格勃主席和总书记本人的权力角斗之间。
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可笑，他对自己说。他知道，如果格拉西莫夫失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最大的讽刺是，克格勃主席如果垮台，纳尔莫诺夫奠定的自由主义影响会保护瓦吐丁，他毕竟不过是作了合法上级的指定工作。他想他不会被关进牢房，更不会被枪毙掉，曾几何时正是这样。他的官运会走到了头。他会被降级，到鄂木斯克去管一个克格勃地方机构，或者是他们能找到的一个最不重要的“美缺”，决不会再回到莫斯科中心了。
那也不很坏，他想。另一方面，如果格拉西莫夫成功了……也许是“二局”的头头？那就更不坏了。
而你曾真正相信过你不搞“政治”就能发展你的事业了？但那已是无可选择了。他要想逃出这个地方，就会身败名裂。瓦吐丁知道，他已身陷牢笼。要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全力做好他的工作。
这场白日梦，在他回头去写报告时才结束了。他认为邦达连科上校是完全清白的。他的档案查了又查，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爱国者、中等水平以上的军官。瓦吐了认为，费利托夫才是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经错乱的结论，这个戴勋章的英雄是个叛徒。
但我们怎样证明这一点？我们怎样在没有国防部长的合作下进行彻底的调查呢？这是另一个难点。他要是调查失败，格拉西莫夫对他的工作不会有好感；但调查受到了主席所强加的政治约束的阻碍。瓦吐丁回忆起，他在提升少校时几乎被忽略掉；现在认识到，晋级的布告牌忽然改变主意对他又是多么不幸。
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克格勃主席有政治野心的结果。他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一分钟后他们都来到了。
“费利托夫案子有进展吗？”他问。
“我们最干练的人在盯着他，”一个中级官员回答，“昼夜六个人。我们轮换着值勤表，所以他不会经常看见（即仅不是完全看不见）同样的面孔。我们有电视持续不断地监视他的公寓大楼的周围，有六个人每晚审查录象带。我们扩大了对美英间谍中可疑分子和他们的一般外交人员的监视范围。我们竭尽人力，冒着反侦查的危险，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汇报的唯一的新事情是，费利托夫在睡梦中不时地说话——他对一个听起来象是叫罗曼罗夫的谈话。说的话太支离破碎，听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语言病理学家在研究它，可能会搞出点名堂来。总之，费利托夫放个屁，也休想瞒过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让手下人离他太近，不能保持连续不断的视觉接触。每天，他转一个弯或者进一个商店，就有五到十五秒钟看不见他——这样长的时间就足够进行一次‘擦身传递’或者‘死投’了。我毫无办法，除非你不怕惊动他。”
瓦吐丁点点头。即便是最好的监视也有它的限度。
“哦，有一件怪事。”那个少校说：“昨天才听说的。大约每隔一星期左右，费利托夫就要亲自拿文件销毁袋去焚化炉销毁。这在那里已习以为常，在昨晚上以前，管文件销毁室的那个人都忘记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年轻人，下班后几小时，才换上便衣去向我们报告。精明的小伙子。原来是，费利托夫在若干年以前就关心这个系统的建立。我亲自检查过那个系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设备也正常，跟我们这里一样。就这些了。实际上，这个对象唯一不寻常的是，他现在应该退休了。”
“阿尔土宁方面的调查情况如何？”瓦吐丁问下一个人。
另一个军官打开笔记本，“他被杀以前住在哪里，我们搞不清楚。可能他一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朋友们保护着他，这些人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我们还没有确定他的死和外国人的活动有什么联系。他没有携带什么涉嫌他人的犯罪物品，只有一些假证件，看来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对边远共和国来说也够用了。如果他死于中央情报局之手，那是一次完美无缺的惊人之作。没有破绽。没有。”
“你的意见？”
“阿尔土宁案已到尽头。”少校答道：“还有六件事需要检验确定，但没有一点重大突破的希望。”他停了一会儿，“同志……”
“说下去。”
“我相信这是一次巧合。我认为阿尔土宁只是一次单纯的凶杀案的牺牲者，他在错误的时间上了错误的车厢。我没有证据，但我感觉是这样。”
瓦吐丁考虑他的话。一个二局官员说他办的不是一件反间谍案，是需要不小道义勇气的。
“你有多少把握？”
“我们不会有把握，上校同志，可是如果中央情报局搞这次谋杀，就该把尸体处理了——或者，如果他们要用他的死来保护一个地位高的间谍，为什么不留下证据来暗示他完全是另一个案件？没有假象留下，虽然这是留假证的好地方。”
“对，要是我们，就会那样做的。好见解。无论如何，把你的线索全部调查清楚。”
“当然，上校同志。我想得四到六天。”
“还有别的吗？”瓦吐丁问。大家摇头，“很好，各人回科里去吧，同志们。”
玛丽·帕特·弗利心想，她要在冰球赛场上去完成这项工作。红衣主教经一个从投币电话打来的错号电话的提醒，会到那里去的。她亲自去作传递。她的坤包里有三个胶卷，一次握手就能做到。她的儿子在少年冰球队打球，费利托夫的侄孙也在那里，而她每次赛球总是要去的。她要是不去，倒不正常了，而俄国人相信人们是按一定程式生活的。她被盯梢了，这她知道。显然俄国人已加强监视，但她的影子不是那么高明——或者至少是他们用同一个人老跟着她，玛丽·帕特在一天里多次看见一个脸孔，就明白了。
玛丽·帕特丽夏·卡明斯基·弗利的祖先是典型的美国式，混杂一团，有些情况在护照文件上没有写上去。她的祖父曾作过罗曼诺夫王室的侍从武官，教过皇太子阿列克赛骑马——因这年轻人悲惨地患有血友病，这可真不是件小事，必须万分小心才行。那就是他平庸一生中最高的成就了。他不是陆军军官之材，虽然朝廷中的朋友们确保他升至上校。那一切带来的是他的团在纽仑堡森林全军覆没，他被德国人俘虏——然而他活过了一九二○年。得知他的妻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乱，他从此就没有回过俄国——他总是称它为俄国——最后漂泊到美国，在纽约郊区定居下来，创建一个小本生意之后结了婚。他活过九十七岁高寿，比他那小二十岁的第二个妻子还活得长些，他那些凌乱不连贯的故事，玛丽·帕特终生难忘，她进大学专攻历史，当然学得不错。她知道了罗曼诺夫王室腐败无能，毫无希望；他们的王朝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但有件永不会忘记的事，就是她祖父在谈到阿列克赛，一个勇敢坚定的年轻人，和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象狗一样地枪毙的时候，他那哭泣的样子。那个故事给她重复说过一百遍，给玛丽·帕特一个对苏联的看法，不管经过多少时间，听过多少大学的课程或者多浓的政治现实主义态度，都不能把它冲淡抹掉。她对统治祖父的国土的那个政府的感情，完全是由对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被屠杀所构成的。她在回忆的时候告诉自己：理智对人们的情感方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在莫斯科工作，为反对这个政府而工作，是她生命的最大刺激。她爱工作胜过她的丈夫。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时认识的。艾德参加中央情报局，是由于她很早就决定了要参加这个工作。玛丽·帕特知道，她的丈夫天资聪明又有行政才能，做这个工作是一把好手，但他缺乏她对工作的一股热情。他也缺乏遗传因子。她是在祖父的膝前就学会了俄语的——苏联人把这种更丰富、更文雅的俄语贬低为现行的方言——而更重要的是她了解这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多少本书能说得清的。她了解那渗透到俄罗斯性格中的民族忧伤，和那矛盾修辞式的私下开放性——自我和灵魂只是在密友之间才完全开放，而作为莫斯科人的公开举止时则讳莫如深。由于这种才能，玛丽·帕特征募了五个有相当地位的代理人，比最高纪录只少一个。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局里，有时她以“超级姑娘”而闻名，她可不喜欢这个名称。玛丽·帕特毕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妊娠线为证。她从镜子里对自己微笑。你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孩子。她的祖父会为她而感到骄傲的。
而最好的是：没有人对她的真实身份有丝毫怀疑。她对她的衣饰作最后修整。在莫斯科的西方女人被认为比西方男人更重视穿着。她的穿戴通常都是有点过分的。她在公众中表现的形象，是精心设计和完美执行的。有教养但嫌肤浅，漂亮但注重表面，一个好母亲但另有一点名堂，西方表情来得快但不要太当真。她急匆勿地跑来跑去，有时候在孩子们的学校里代课教书，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不停地到处闲逛，象一个闲不住的旅游者，是十足的苏联人先入为主认为的那样—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妇女。又一次在镜子里微笑：要是那些杂种知道的话。
在起居室里，蒂米〔原文如此：还是指小埃迪·弗利。——译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冰球棍在褪了色的地毯上戳来戳去。艾德打开电视。他吻别了妻子，叫蒂米去“猛踹蠢驴”——老弗利从还不识字时起就是“突击队员”〔New York Ranger，是美加职业冰球联合会一队。——译者〕的球迷了。
这有点伤感，玛丽·帕特在电梯里想。埃迪在这里交了一些真正的朋友，但在莫斯科对人太友好是一个错误。你可能忘记他们是敌人。她担心埃迪跟她过去一样正在接受思想灌输，不过是从错误的方向进行的。啊，那也很易纠正，她心里说道。在家里，她在贮藏室里有一张沙皇太子阿列克赛的照片，是亲自签名送给他心爱的教师的。她真正需要做的只是说明他是怎么死的。
开车到运动场是一条老路，比赛时间快到了，小埃迪越来越激动；他在参赛的各队中是并列的第三号得分手，比今晚要同他们赛球的那个队的主力中锋只差六分，小埃迪想对这些某某伊万显示：美国人能在俄国人拿手的项目上打败他们。
停车场上挤得出奇，但这停车场不算很大，而在苏联所允许的活动中，冰球是最接近于宗教的一种。这场球将决定争夺冠军的决赛名次，来看比赛的人真不少。这对玛丽·帕特来说是太好了。她刚刚煞车停下，小埃迪就夺门而出，背起杂物袋，焦急地等着他母亲锁车。他努力慢慢地走，好让母亲能跟上。她一走上看台，他就一溜烟跑进更衣室去了。
她的座位当然是预定好的。苏联人平日不愿公开同外国人过分接近，在冰球赛上就不大一样。有几个家长向她打招呼，她挥手答谢，笑起来嘴有点张得太大了。她看了下表。
“我两年没有看少年联赛了。”雅佐夫说道，他们走下了公务车。
“我也不大来，可我的妻妹说这场比赛是很重要的，小米沙也要求我来看。”费利托夫咧嘴笑了，“他们认为我会带来好运——也许您也一样，元帅同志。”
“干点不同的事确实很好。”雅佐夫承认道，装着认真的样子，“那该死的办公室明天还会在那儿。您知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打冰球了。”
“不，我不知道，您打得好吗？”
“我是后卫，别的孩子都抱怨我撞得太凶了。”国防部长咯咯地笑起来，然后挥手让保安人员走在前面。
“我长大的地方根本没有冰场。事实上，我小时候太笨了。坦克对我很合适——指望着你用它们来打烂东西。”米沙大声笑起来。
“这个队怎么样？”
“和成人队相比，我更喜欢少年队。”费利托夫上校答道：“更——更有活力。我想，我就是愿意看见孩子们玩得高兴。”
“是这样。”
冰场四周边上没有多少座位——再说，真正的冰球迷谁愿意坐着？费利托夫上校和雅佐夫元帅找到靠近一些家长的方便地方。他们的苏军大衣和闪光的肩章保证他们能有个又好看又好呼吸空气的地方。四个保安人员守在旁边，努力不那么明显地去看球赛。他们并不太担心，因为来看球是部长在一时冲动之下决定的。
球赛一开始就令人激动。客队的一线中锋动作象是一只黄鼠狼，巧妙地传球，熟练的滑行，控制着冰球。主队——那美国人和米沙的侄孙所在的一队——在第一节里大部分时被压回本场，但小米沙是个攻击型后卫，那美国孩子偷截一记传球，带球通过全场，但被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救球所阻止，得到双方支持者的喝彩。俄国虽然跟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好争论，却一直浸染着慷慨的运动员精神。第一节以零比零结束。
“真糟。”米沙说，这时人们拥挤着走向休息室。
“那次突破很漂亮，但救球简直妙极了。”雅佐夫说：“我要把这孩子的名字给他们报给中央集团军。米沙，谢谢您请我来看球。我早已忘记校园球赛是多么令人激动了。”
“你觉得他们在谈论什么？”那克格勃领班官员间道。他和另外两个人在高处有凉棚的地方，照射球场的灯光正好把他们遮起来。
“也许他们只是爱好看冰球罢了。”带照相机的人回答，“操，听起来好象我们错过掉的是场好球。你看那几个保安人员——操他妈的白痴，眼睛瞧着冰场。我要是想杀掉雅佐夫……”
“不是个坏主意，我听说，”第三个评论道：“主席……”
“那不关咱们的事，”那克格勃领班突然发起火来，结束了谈话。
“加油呀，埃迪迪迪！”玛丽·帕特在第二节开始时尖声大叫。她的儿子抬头看看，困窘不安，他想，他的妈妈对这些事总是过于激动。
“谁在叫？”五米之外，米沙问道。
“那边，瘦瘦的那个——我们见过她，可记得？”雅佐夫说。
“哦，她是个球迷。”费利托夫说，他看见球已经攻到另一方去了。部长同志，请您行动吧……他如愿以偿了。
“咱们过去打个招呼。”人群在他们前面分开，雅佐夫侧身走到她的左边。
“弗利太太，我没认错吧？”
听到他说话，她迅速一转身，更快地笑了笑，就又转向赛事，“您好，将军……”
“事实上，我的军衔是元帅。您的儿子是十二号吗？”
“是的，您看见那守门员怎样抢走他的球了吗！”
“那是一个凛亮的救球。”雅佐夫说。
“那么让他对别人也这样来一下吧！”她说道，这时客队又开始攻向埃迪的这一边。
“美国球迷都象您这样子吗？”米沙问道。
她再转过脸来，声音象是有点受窘的样子，“太过分了，是吗？家长们都应该表现得象……”
“象家长？”雅佐夫笑道。
“我正在变成一个少年棒球联盟〔美国少年棒球联盟，因为法子年纪小，常由家长陪送到各地赛球。家长们紧张、认真的程度，超过了孩子们本身。——译者〕的妈妈了。”玛丽·帕特承认。接着她不得不解释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您的孩子训练成了一个合格的边锋，那就够了。”
“是呀，说不定几年后他还会参加奥林匹克队呢！”她回答，露出一个恶意的，然而是开玩笑似的笑容。雅佐夫放声笑了。这使她惊讶。雅佐夫应当是一个一本正经的狗杂种。
“那女人是谁？”
“美国人。她的丈夫是使馆新闻专员。她的儿子在这个队里。我们有他们两人的档案。没什么特别的。”
“蛮漂亮的。我还不知道雅佐夫是个爱对女人献殷勤的家伙呢。”
“你觉得他是不是想招收她呢？”拿相机的人暗示道，一边“咔咔”照像。
“我不介意。”
球赛出人意料地平静下来，在冰球场中央一带打防御战。孩子们没有苏联冰球队那种准确传球的技巧，而双方都受过嘱咐不要过度使用蛮力。即使戴上了防护用具，他们仍然是孩子，正在生长的骨骼经不起折腾。这是俄国人可以给美国人为师的地方，玛丽·帕特心想。俄国人总是高度重视保护他们的年轻人。成年人的生活够艰难了，他们总想让孩子得到保护。
最后，在第三节，局面忽然爆发了。一次射门被挡住，冰球从守门员那里弹出来，中锋接住直奔对方球门，埃迪在他右侧二十呎。正要被球棍阻挡的时候，中锋把球传给埃迪，他把球扫过边角，不能射门，他自己被冲过来的后卫封锁住，不能接近球门。
“传中！”他的母亲尖声大叫。他听不见，但也用不着。这时中锋已经到位，埃迪把球飞传给他。那年轻的中锋用冰鞋停住球，退后一步，一个猛射，从对方守门员两腿之间穿过去。球门的灯亮了，冰球棍飞向空中。
“漂亮的传中。”雅佐夫说，真心钦佩。他仍然用一种责备的语调说：“你看，你的儿子现在掌握了国家级秘密，我们不能让他离开这个国家了。”
玛丽·帕特刹那间心一惊，眼睛大睁着，诱导雅佐夫认为她真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头脑的西方妇女，虽然在床上她可能是个难驯服的家伙。真槽糕，我是亲身体会不到了。
“您是在开玩笑吧？”她不动声色地问道。两个军人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部长同志非常肯定地是在开玩笑。”过一会儿米沙说道。
“我也是那样想的！”她说得很不使人信服，然后转过脸去看球，“好，咱们再来一个！”
大家的头都短暂地转过来，主要是出于乐趣。有美国人在比赛场上，永远是很好的笑料。俄国人发现美国人的生机勃勃是极大的娱乐。
“得了，她要是个间谍，我愿把这相机吃下去。”
“想想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同志。”责任军官在他耳边轻声地说。他刚才那种逗乐的声调马上就消失了。想想他刚才说了些什么，那人对自己说。她的丈夫，爱德华·弗利，被美国新闻界认为是个傻瓜，做一个合格记者不够精明，肯定做不好在《纽约时报》的工作。问题是，虽说那是一种真正情报人员求之不得的假象，但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傻蛋工作者们的共同现象。他自己就知道，他的堂弟是个白痴病患者，可是他却在外交部里工作。
“你肯定有足够的胶卷吗？”
埃迪抓住了最后四十秒的机会。一个后卫在空中拍开了对方飞来的一记射门，冰球滑回中场。在这攻防形势变化的时候，中锋把球打向右边。客队正在换守门员，那小家伙不在位的时候，埃迪接过球，从他的左方飞速切入。爱德华·弗利二世来个急转弯，从那守门员背后猛射。冰球噹的一响，打着球门横梁，落下来正掉在球门线上，跳几跳，就越过线去了。
“进球！”玛丽·帕特吼叫着，上下跳跃，象个啦啦队长。她伸手拥抱雅佐夫，使他的保卫人员大为惊恐。国防部长的高兴劲一下子被冲淡了，因为他意识到，明天得为这事写一份接触报告。噢，他有米沙作证，他们没有什么不适当的谈话。她接着又拥抱了费利托夫。
“我说过，你们能带来好运气！”
“我的上帝，难道美国冰球迷们都是这样子的吗？”米沙问道，连忙脱身。在一瞬间，她的手碰着他的，三个胶卷暗盒已经放在他手套里了。他感觉到它们在那里，干得这么巧妙，很是惊讶。难道她是个职业魔术师吗？
“为什么您们俄国人总是表情森严——您们不知道怎样玩得痛快吗？”
“也许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美国人在周围。”雅佐夫承认。他妈的，我的妻子能象这个那么活泼就好了！“您有一个好儿子，要是他在奥林匹克会上同我们对垒，我会原谅他的。”他得到的报答是粲然一笑。
“谢谢您的这番好话。”但愿他把你们这些共产主义蠢驴一路踢回莫斯科。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受别人的恩赐，“埃迪今晚得了两分，而那个伊万·某某某却一分也没得到！”
“您真是那么争强好胜，连对孩子们的比赛也是这样？”雅佐夫问道。
玛丽·帕特疏忽了，说了一点不该说的话，她的脑筋没有跟上那脱口而出的回答：“你找一个输得起的人给我看，我就让你看一个失败者。”她停了一下，马上掩饰错误，“这是美国的一个名教练文斯·龙巴底说的。请原谅我，您一定认为我没有教养。您说得对，这不过是一次孩子们的比赛罢了。”她粗犷地笑了起来。当着你的面！
“你看见什么啦？”
“一个过分激动的傻女人。”摄影的人回答。
“你能多快把胶卷扩印出来？”
“两小时。”
“行动吧。”领班军官命令道。
“您呢，您看见什么啦？”留下的人问他的头头。
“没有，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盯住看她将近两个钟头，她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长，对体育比赛太激动了，但又正好引起国防部长和叛国案主要怀疑对象的注意。我认为这就够了，同志，你觉得怎样呢？”多么宏大的一场角逐啊……
两小时后，一千多张黑白照片摆在这个官员的桌子上。相机是日本货，把速度调到了较低的档次，克格勃的摄影人员也不亚于任何报纸专业摄影记者。他几乎是不断地在拍摄，只有在换那台自动驱动相机那特大号胶卷盒时才停一下。起先他想用一架可携式电视摄象机，但摄影师说服了他不要用它。分辨率不够好，速度也不行。一架普通的照相机摄下的东西，虽然不象录象带那样可以读出口形，但在捕捉快速而细微的东西却是最好的。
每一张照片要花好几秒钟，因为这个官员对他感兴趣的东西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当弗利太太进入照片的序列之后，他需要多花几秒钟。他相当详细地察看她的衣服和首饰，还有她的脸。她的笑容特别愚蠢，就象西方电视商业广告上的那个样子，他还回忆起她那压倒人群的尖叫声。美国人为什么他妈的这样爱吵闹呢？
倒是一个会打扮的能手，他自己承认。很大多数在莫斯科公开场合的美国女人一样，她站出来象谷仓场院里的一只花雄——他用鼻子哼了一声，表示对这种想法的烦恼。美国人花更多的钱在穿衣服上，那又怎么样呢？穿着对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从我的双筒望远镜里看，她象只有鸟一般的大脑……但这些照片并不如此——为什么？
这是眼睛的关系，他认为。在静止的照片上，她眼睛里的闪光跟他亲眼看见的有些不一样。那是为什么？
在照片上，她的眼睛——他记得是蓝色的——总是把用点聚在某种东西上。他注意到，她有一副隐约可辨的斯拉夫人的颊骨。他知道弗利是个爱尔兰名字，使假定她的祖先也是爱尔兰人。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们超越民族界线互相通婚，对俄国人来说本身是无所谓的概念。她再胖上几公斤，改改发型和服饰，她这副脸孔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大街上到处都能见到。后者更有可能，他想，她更象一个列宁格勒人。她脸上有一种那个城市的人爱摆出的自高自大气息。我怀疑她的祖先究竟是什么人。
他继续翻阅照片，想起弗利这家人还没有这样被端详过。两夫妇的档案都只是薄薄的一本。他们被“二局”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人。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告诉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这个脑后的声音还不够响亮。他已经翻到照片的最后一部分。看看表，已经他妈的早上三点了！他喃喃抱怨着，伸手去拿另一杯茶。
对了，这一定是第二次得分。她跳得象一只羚羊。漂亮的双腿，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正如他的两个同事在天棚里所说，她在床上一定会引人入胜的。再有几张就到比赛的结束了……对了，她在那儿，拥抱着雅住夫——那个老色鬼！——然后，又搂着费利托夫上校……
他突然停止。照片抓住了他在双筒望远镜里没有看到的东西。当她搂住费利托夫的时候，眼睛却盯住四个保卫人员之中的一个，那个唯一没有在看比赛的人。她的手，她的左手，完全没有围住费利托夫，而是相当低，靠近他的右手，被挡住，看不见了。他往回翻几张。在拥抱之前，她的手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在搂住雅佐夫的时候，那只手提成拳头，搂过费利托夫之后，手又张开了，眼睛还在看着那个卫士，她脸上的笑容只留在嘴唇上，十足的俄罗斯式。而在下一张照片上，她又恢复到平素那种轻浮的样子。这时，他肯定了。
“这狗日的！”他对自己轻声地说。
弗利这家人在这里有多久了？他搜索困乏的记亿，可怎么也想不起来。至少两年多了——而我们不知情，甚至不怀疑……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呢？那是一种想法一要是她是一个间谍而她的丈夫不是，该怎么办呢？他终于推翻了这个想法，他做对了，但出于错误的原因。他拿起电话，要瓦吐丁的家。
“是我。”铃声才响一半，就答话了。
“我有些有趣的事。”这官员说得简单。
“派辆车来。”
二十五分钟后，瓦吐丁到了那里，没刮脸，烦躁易怒。少校只给他看最关键的一些照片。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他说。上校正在用放大镜检视照片。
“伪装得真巧妙。”瓦吐丁慍怒地说。电话响的时候他才睡了一个小时。他正在学习怎样在事先不喝点烈性酒的情况下睡觉——努力学习，改正自己。上校抬起头来。
“真难以相信！就在国防部长和四个卫士面前！这女人的狗胆！谁是她的经常监视人？”
少校只是递过文卷夹。瓦吐丁很快地翻阅，找到了那一页。
“那个老脓泡！让他跟一个上学的小孩，他也会被当做性变态者抓起来的。看这个——当了二十三年尉官！”
“美国大使馆有七百号人，上校同志，”少校说道：“我们没有那么多真正的好手……”
“全去跟踪错误的对象了。”瓦吐丁走到窗户前，“再不要这样！她的丈夫也要跟踪。”他加上一句。
“那正是我的意见，上校同志。看来他们两个都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她递给了他一些东西。”
“可能是——一封信，或许别的什么东西。”
瓦吐丁坐下来，揉揉眼睛，“干得好，少校同志。”
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上，已是黎明时分。神箭手准备回到战争中去。他的手下人已经把新得到的武器包装好了，而他们的领导人——这可是一个新观念，神箭手告诉自己——还在反复考虑未来几个星期的计划。他从奥蒂兹得到的东西里有一整套作战地图，它们是用卫星照片制成的，上面有最近的苏军防守据点和重武装巡逻区。现在他有一个远程无线电，能收到包括俄国在内的天气预报。他们要天黑了才动身。
他四下张望。他手下的人有的已经把家眷送到这个安全地区。难民营拥挤而嘻杂，但比起那被抛弃的村庄和被苏联人炸平的市镇来，要幸福得多了。神箭手看见，这里有许多孩子，而孩子们只要有父母，有吃的，有朋友，到哪里都是欢乐的。男孩子已经在玩玩具枪——而在大一些的孩子手里，那就不是玩具了。他以一定程度的遗憾心情接受这个观实，不过随着旅行各地，这种遗憾逐渐减少，“圣战者”的损失要求得到补充，而最年轻的人也是最勇敢的人。如果自由需要他们去死——那么，他们为神圣目的而死，安拉也将对为他而死的人赐福。世界的确是一个苦难之地，幸而至少一个人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娱乐和休息的时刻。他看见，他的一个冲锋枪手在帮助他的头胎儿子学走路。那孩子不能自己走，但他每迈出蹒跚的一步，就抬头看看那微笑着的、长着大胡子的父亲的脸，他生下来只看过两回。这个队的新头领回忆起他对自己的儿子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而今他正在被教会走一条很不同的道路……
神箭手回到他自己的工作。他不再能当一名导弹手了，但他已把阿卜杜尔训练得很好。神箭手现在要领导他的战士们。这是他努力挣得的权利，更好的是，他的手下人认为他是一个福将，这对士气有好处。虽然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读过军事理论书籍，但神箭手觉得自己对这些课程理解得够好的了。
没有警报——完全没有，神箭手听见航空机炮炮弹的爆炸声，猛地抬头四望，但见几架“击剑手”型的箭形机身，离地只有一百米。他还没有来得及抄起冲锋枪，就看见炸弹已脱离弹射架掉了下来。那些黑东西轻轻摇摆，后来尾翼把它们稳定住，弹头倾斜着慢慢下落。接着传来那几架苏－24攻击轰炸机的引擎噪音，他转过身来跟踪它们，冲锋枪已举到肩上。但它们太快了。没有办法，只好扑到地上，好象一切都发生得非常非常慢。他好象漂浮在空中，大地不来接他，欲下不能。他的背对着炸弹群，他知道它们正在那里往下落。他抬眼一看，人们正在奔逃，那个冲锋枪手想用自己的身体去遮盖他那还是婴儿的儿子。神箭手翻过身来仰望天空，吓坏了，一颗炸弹似乎正朝他冲来，一个黑色圆形的东西在晴朗的晨空中看得很清楚。连说真主的名字都来不及，它已掠过头顶，大地震动了。
他被爆炸的气浪打晕了，耳朵也震聋了，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奇怪的是，好象能看到和感觉到噪音，可是听不见。他四下找寻第二架飞机，本能地拉开冲锋枪的保险栓。它在那儿！枪举起来，子弹就自动飞出去了，但毫无影响。那第二架“击剑手”在一百米外扔下炸弹就飞走了，后面是一串浓烟。飞机不再出现了。
声音慢慢地回来了，似乎很遥远，象是在梦里。但这不是梦。他那个战士和婴儿呆的地方现在是平地上的一个大坑。那个自由战士或他的儿子都不见踪影。即使肯定现在他们俩都正义凛然地站在他们的真主面前，也不能冲淡那混身上下使血液冷凝的愤怒。他想起对俄国人表示的仁慈，对这个死者感到有些遗憾。不会再象那样子了。他决不再对不信教的人表示仁慈。他握住冲锋枪的手都发白了。
太迟了，一架巴基斯坦F-16战斗机划过天空，但俄国飞机已经飞过边界了。一分钟后，这F-16在难民营上空绕了两圈，也飞回基地去了。
“你没事吧？”这是奥蒂兹。他的脸被什么东西划破了，他的声音非常遥远。
没有语言作答。神箭手用他的冲锋枪比划着，他看到一个新寡的妇人在为她的家人哀号。两人一起去寻找那些还可以抢救的伤员。幸而难民营的医疗室没有受损。神箭手和中央情报局官员带了五、六个人到那里，看见一个法国医生正在司空见惯地说着一溜骂人话，他的双手已因工作而沾满血迹。
他们在下一趟巡视时发现了阿卜杜尔。这个年轻人带着一枚“毒刺”，而且全副武装。他在承认当时他睡着了的时候，曾伤心地哭了。神箭手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不是他的错。苏联和巴基斯坦之间应当有一个禁止越界攻击的协议。够了，别谈什么协议了。一个电视新闻组——法国的——来致现场，奥蒂兹连忙把神箭手拉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六个。”神箭手说。他没有提到非战斗人员的伤亡。
“他们这样干是软弱的表现，朋友。”奥蒂兹答道。
“攻击妇女和儿童的所在地是在上帝面前的可恶行为。”
“您的给养有损失吗？”对俄国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游击队营地，但奥蒂兹没有费口舌去表达俄国人的这种看法。他在这里住的时间太久，对这种事都不那么客观了。
“只是几支冲锋枪。其余的早已运到营外去了。”
奥蒂兹没有更多好说的了。他把安慰的话都说完了。他经常恐惧的事情是，他支持阿富汗的行动，会跟早期在老挝企图帮助竂族人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他们曾奋勇反抗越南敌人，尽管有西方的援助，到头来也不免被消灭掉。这个情报局官员告诉自己：这个形势不一样了，而且他客观地想过，也的确如此。可是，他看见这些人离开营地，回来时他点一点数，那时候，他的心灵残存的部分又被撕碎了。美国帮助阿富汗是让他们光复国土呢，还是仅仅鼓励他们去杀死尽可能多的俄国人？然后同样又被消灭掉？
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呢？他问自己。奥蒂兹承认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神箭手刚刚作出了政策决定。这个又老又年轻的脸孔转向西方，然后向北，告诉自己：安拉的旨意不再受边界线的限制了，因为他的敌人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