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指导老前辈
自从5个月前来到监狱，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怎么用卫生棉打扫房间，怎么给照明设备接线，怎么辨别两个人是好朋友还是同性恋女朋友，什么时候用西班牙语骂人，知道了“还行吧”（feel it，意思是感觉很好）与“凑合吧”（feel some kinda way，这个短语表明自己感觉不好，但又不想说出来让别人知道）两句话的区别，如何以最快的方法算出一个人在狱中因表现好而免受惩罚的时间，如何在一英里以外就看到日用物资供应店旁边的“妓女”，如何区分哪些看守比较友好而哪些不是好东西。我甚至从监狱的厨师那里学会了如何做一种食物：芝士蛋糕。
我第一次尝试在监狱里做蛋糕，是为了给一个狱友送行，我是在同事伊冯的西班牙语加手势指导下完成的。与很多监狱里的食物不同，芝士蛋糕的绝大多数原料都可以从日用物资供应店里买到。
芝士蛋糕监狱版：
1.从食堂偷4块人造黄油，和压碎的全麦饼干混在一起，做成面包皮，放在塔珀牌家用塑料碗里，在微波炉里烘焙大约一分钟，然后让其冷却硬化。
2.用叉子将一满盒笑牛牌芝士捣碎，与一杯香草布丁混合，搅拌均匀至光滑。然后缓慢加入一整盒克雷莫拉牌咖啡乳脂替代品，混合物看起来有点恶心。用力敲打，直至光滑。用塑料挤瓶加入柠檬汁，直到混合物开始硬化。注意：这需要多半瓶的柠檬汁。
3.将搅拌物倒入碗里，面包皮放在顶上，然后放在室友的铲斗里冷却，直至可以食用。
第一次做的时候弄得黏糊糊的，要是多用点柠檬汁就好了。但是，蛋糕很成功。伊冯尝了一口眉毛都翘起来了：“好极了！”她用西班牙语夸赞道，这让我感到很自豪。
在监狱里学习烹饪和生存技巧当然很好，但是时候学点更有用的东西了。珍妮特总是很友好地邀请我参加她的瑜伽课。当我扭伤了背，只能趴在床上的时候，她过来给我敷冰。“你真的应该跟我们学瑜伽。”她温柔地责怪我。“跑步对身体的负担太大了。”
我没打算放弃跑步，但每个星期开始走到地下室的那个小型健身房学习瑜伽。当我告诉拉里在学瑜伽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过去几年，他都一直想劝我去市区一家很火的健身房学习瑜伽，没想到被关起来才让我开始练习这玩意儿。
运动场健身房里有橡胶地板。一开始，我们使用蓝色泡沫垫子，有点小。但在瑜伽珍妮特的努力和坚持下，外面的人终于给监区捐赠了合适的橘色瑜伽垫。珍妮特个子高挑、沉着冷静、脚踏实地，她让大家都觉得她在教给我们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东西，而我们不再觉得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宿舍乙区的卡米拉总是在那里。尽管丹伯里的怪“玩具”很多，但是卡米拉总是非常惹人注意。我的朋友埃里克在探视室注意到她，说她是“美国监狱里最性感的女人——无意冒犯你，小帕”。她全身洋溢着健康、散发着美丽：高挑的个子，浓密而有光泽的黑头发，茶褐色的皮肤，尖尖的下巴，大大的黑眼睛，她总是在笑，而且声音很大。我因为她这么爱笑而喜欢她，但正是这个特点，让她成为一些白种女人嘲笑的对象。
“那些波多黎各人，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在蹲监狱，总是像傻子一样笑啊跳啊的！”高个消沉的萨利讥笑说。她想要每一个人都像她一样痛苦不堪、都像她一样无知才好——再说卡米拉是哥伦比亚人，不是波多黎各人。卡米拉天生擅长瑜伽，很容易就掌握了战士式和后仰式，当我们做单腿直立将另一只腿绕在立腿上的动作时，她跟我一起控制不住地哈哈大笑。
卡米拉旁边的垫子上是甘达。甘达是我在监狱里遇到的为数不多的穆斯林之一。很难猜出她的年龄——脸上皱纹很深，但是充满活力——可能已经50多岁或者60岁。她的头发是椒盐色，藏在一个凑合制成的头巾下——有时候是一个枕套，有时候是一个违禁的布餐巾。我从来没有直接听她说过，但是好像看守们经常没收她的头巾。我们穿着囚服的时候不允许戴“头巾”，只能戴在日用物资供应店购买的棒球帽或者监狱配发的那顶让人痒得受不了的羊毛针织帽。我以为穆斯林女人应该可以例外。但我从来没有弄明白，是自己想错了，监狱系统禁止希贾布（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头巾）？还是甘达只是无法弄到一条监狱允许的头巾？她对规矩不是那么在意。
甘达来自黎巴嫩，但曾在南美洲生活过很多年，所以西班牙语说得很流利，英语则没有那么标准。因为长期居住在拉丁美洲，所以甘达是事实上的西班牙女人。这是一件好事。她完全不理会监狱工作人员的权威，对监狱里的规矩也不感兴趣，只有在朋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她才免于因冷淡的态度而被关禁闭，这让狱友们对她又讨厌又尊敬。好像没有人知道甘达是因为什么进监狱的，但是我们都同意：她也是老前辈。甘达很喜欢瑜伽珍妮特，这是她去上瑜伽课的首要原因。她对如何做好各种姿势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却为这门课给予了很大的热情。
我们这个积极的瑜伽修行者小团体的最后一名成员是普拉特修女，她对自己的体态很重视。修女的臀部肌肉紧张，所以做扭曲和鸽子式的时候，她总是眉头紧锁。如果午饭的时候她吃了比较多的油腻家常炸土豆，前屈体式做起来就很困难。她会仔细看我的深弓式动作，然而一脸的悲哀，似乎想知道“我做错什么了”。
我们5个人之间的感情很好，所以一起练瑜伽的那几个小时，是我们一个星期里最享受的时间之一。每一节课，我们都会大声说，在丹伯里，平静只可以在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内找到。每一次课结束的时候，珍妮特都会缓缓地告诉我们那天完成的动作，以及一起在监狱里应该感激每一天，让我们最后放松。每一个星期，甘达都会在最后放松的前几分钟就睡着，还会大声地打呼噜，直到有人叫她才醒过来。
一天晚上，马奥尼小姐——山下来的快乐的教育主管——让很多人都非常高兴。马奥尼小姐是为数不多的看似站在我们一边的监狱工作人员之一。在我看来，她是教育部门屈指可数的可交之人。她使用广播的时候，的确有一个让人讨厌的习惯，就是试图“言简意赅”。就在那天晚上，她还宣布一个与性别有关的课程会在食堂开办。到底那里会教些什么，我们一点也不清楚。
然后，她说到了重要的事：“接下来念到名字的女士们麻烦到狱警办公室取她们的普通教育考试结果……”从她的嗓音就可以听出来，对每一个叫到名字的人来说这是好消息。
“马尔科姆！”马奥尼叫道。
我跳下床铺。纳塔利都参加普通教育考试十几次了，绝对早就该通过了。
考试的时候她会紧张，数学部分一次又一次成为不能通过考试的祸根。纳塔利在哪里？
我走到主厅时，那里已经有阵阵欢呼声，女人们从各自的房间区和宿舍区涌出来。一个女人如果已经25岁、35岁或者45岁，想要在监狱里考取中学毕业证，就得参与师资欠佳的培训，在有各种各样违法行为的学生组成的课堂上，一次又一次地参加预备考试。最后终于通过了考试，那就是一种胜利。这些女人中，有些30年前就辍学了，但却在监狱里得到了唯一积极的东西——这也是犯人能够取得的唯一成就。除此以外，这也意味着这些女人终于可以从监狱的工作中拿到比最低工资高的报酬了——如果你没有通过普通教育考试，每个小时挣的钱不可能超过14美分，那些钱都不够买牙膏和肥皂的。所有的花费都从我们的监狱账户里扣——卫生用品、电话费、罚款。如果一个犯人没有普通教育证书，也没有外面寄过来的钱，她就会很窘迫。纳塔利作为一名熟练的面包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了很多年，是厨师里很珍贵的成员，但是她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拿到的工资最高也只有5.6美元。
纳塔利在哪里？她的名字5分钟前就已经被叫到了，但是在大厅里欢呼喊叫大笑的女人中，没有发现纳塔利的身影。我那高深莫测的室友、那个超级冷静的女人在哪里？我知道纳塔利非常想得到那个证书，我猜测，因为用了那么长时间去通过数学考试，她有点受伤了。我本来主动提出要帮助她学习，可她有点尴尬，因为自尊还是婉言拒绝了。属于她的荣耀时刻到来了！难道她会因为不好意思而藏起来，故意不来加入大厅里庆祝狂欢和不合规定的拥抱吗？
不，等等，她应该在下面跑道上！我看到她穿上运动鞋了。我穿着人字拖以最快的速度走下大厅楼梯，来到楼的外面，走下跑道的楼梯。她甚至都不知道！楼梯刚下了一半，我就大声对着跑道上的人喊：“我的室友在下面吗？”我绕过运动场边的房子，看到了她和那个疯狂的朋友希拉。
“室友！你的普通考试结果出来啦！”我气喘吁吁地说。
纳塔利不安地笑了笑。
“快来吧，室友，快上去看看！”
“好的，室友，这就来。”纳塔利什么时候都是淑女呀，她都没有跑过来。
我沿楼梯向上走的时候，一群人走下来。“纳塔利在哪里？马尔科姆小姐在哪里？在那里！快来，纳塔利！”我的室友看起来很惊讶，但是她仍然不慌不忙。她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除非亲眼看到人群庆祝的原因，她不愿意迷迷糊糊就跟人们一起庆祝。
她走进监区的时候，前前后后跟了很多人，大厅里噪音震耳欲聋，人们都在喊：“马尔科姆小姐在哪里？”她很快就被拥抱和祝贺的人包围了。慢慢走上大厅的时候，纳塔利微笑着，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
在狱警办公室附近，有人拿着她的考试结果在空中挥舞着：“纳塔利，你通过了！”
我突然想到自己可能控制不住就要在那里哭起来了，而我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在那个悲惨的地方，竟然能有如此多的集体快乐，我实在没有想到。这就好像冷热空气相互碰撞，造成龙卷风直接卷入大厅里。我深吸了一口气，向后退了一步，看着我的室友被那些祝贺的人包围着。当我在相对隐秘一点的隔间里恭喜她的时候，纳塔利努力低调对待自己的胜利，但是我能看出来她非常满意。
我逐渐习惯了监狱生活，这让我的朋友们和家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外面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体味到所有这些严格刻板做法的效果，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正式的。这是长刑期犯人残酷的自相矛盾：对于那些刑期有7年、12年和20年的女人来说，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监狱，把监狱当作她们的世界。但是，一旦被释放后，她们到底怎样才能在外面的世界生存呢？“体制化”是犯人最大的侮辱之一。但是，如果你反抗体制的控制，很快就会遭受惩罚。你融入到哪一步以及舒适度如何，取决于你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有多少、你的刑期有多长和你在外面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如果拒绝在监狱社会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你会非常孤独和痛苦的。
琼斯夫人在监区待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一个犯人都长，但她下一年就可以回家了。她的隔间是服务犬计划的一个单间，在宿舍甲区的角落里，与外面的门相邻。隔间里非常舒适温馨，我们都很担心当她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喜欢这个隔间。我能得到我想要的所有新鲜空气，还可以遛狗！”她咯咯地笑着说。白天的时候，我喜欢到她的隔间坐坐，逗逗她训练的拉布拉多猎狗英可，它要被训练成一只服务犬。我会坐在地板上揉擦英可的肚子，那个时候琼斯夫人在隔间里忙个不停，给我看和她一起服刑的女人们的照片，或者展示她最新的编织成品（她尤其擅长钩编圣诞节长筒袜）。她会问我是否愿意要她服刑的这15年期间留下的东西。
琼斯夫人会花很长时间在下面跑道上遛英可，因此对我跑步的印象很深。她担心自己超重，所以也决定开始跑步。“你和我，我们要比赛！”她格格地笑着说，同时重重地捣一下我的肩膀。“让我们看看你是用什么做的！”但是琼斯夫人头重脚轻、跑步不稳，这样很危险，所以在她艰难地跑完一圈后，就会坐在一张凳子上大口喘气。我建议她不要跑步了，试试竞走。她觉得竞走还可以承受，所以整个早上都会以最快速度在跑道上竞走，好像着迷了一般。
一天，琼斯夫人来我的隔间找我。我当时正在上面的床铺上写信。她像个小女孩一样看隔间的刨花胶合板周围，这让我有点担心。“什么事，琼斯夫人？”
“你忙吗？”
“要是你找我的话，就不忙，老前辈。快进来说。”
她靠近我的床铺，然后有阴谋似的低声说：“我想请你帮个忙。”
“快说。”
“你知道我在读大学班，对吧？”
那个班是一个基础商业课程，由附近一所大学的两个教师来授课。并不是说读了这个班就能更容易拿到大学文凭（要获得大学文凭，需要付费参加函授课程），但是在罪犯案件管理人员的眼里，这能增加犯人参加某些“项目”的可信度。案件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我们刑期的完成情况，这就是说，他们有权重新计算我们“因表现好而免受惩罚的时间”（如果我们赢得了这一时间，就只需完成自己85%的刑期）、从我们的犯人账户里提取罚金（如果不付罚金，就没有因表现好而免受惩罚的时间），和分配我们的“项目”活动，包括强制的课程。监区的人可以参与的“项目”寥寥无几。大学课程是少数几个之一，不过我看过很多女人的家庭作业，帮着她们修改作业以后，我对这个课程的有效性很是怀疑。比如，卡米拉为“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一品牌的竞争对手制订了一个商业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很有意思，却是高度假设性的，与她5年后离开这个“人肉仓库”可能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
“你的课怎么样，琼斯夫人？”
她解释说不太好。她的商业计划分数很低。这位老前辈很担心。“我需要一个指导老师。你能帮我吗？我们要交一篇论文，关于我们看过的一部电影。我会给你钱的。”
“琼斯夫人，你不需要给我任何东西。我当然会帮助你。把你的东西拿过来，我们一起看看。”
答应帮助老前辈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典型的学生—指导老师关系：我会跟她讨论作业，问一些启发思路的问题，检查并订正她的作业。她拿着笔记本、论文和一本书到我的隔间来，把书放在我的床上：彼得·德鲁克的《未来社会的管理》。
“这是什么？”
“我们的教材。你要看一看。”
“不，琼斯夫人，你必须要看一看。”
她看着我，一副苦恼和哀求的样子。“它让我很头疼。”
我记起来，她在被关十几年之后，除了很疯狂，也曾因为丈夫的虐待导致神经不太正常。
我皱了皱眉头。“我们来看一下你要交的论文，关于电影的那一篇。”
这又引来她一个痛苦的表情。“你来写这篇论文，我写不出来！他们不喜欢我的上一篇论文。”她一边说，一边拿出她的商业计划，感到有点尴尬。上面有用红笔写的很低的分数。我快速地浏览了一下她的计划。琼斯夫人的笔迹很难看懂，但是读过之后我意识到，即使她写的字很漂亮，计划的内容也几乎毫无意义。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作为两位教师的女儿，我非常厌恶考试作弊。
“琼斯夫人，我不应该替你写论文。再说，我怎么给你写一篇关于我没看过的电影的论文呢？”
“我做笔记了！”她把笔记本推到我面前，洋洋得意的样子。哦，还好，看起来电影好像与工业革命有关系。
让琼斯夫人自己写论文，但是考试通不过？还是帮助她作弊通过考试呢？我知道我不能让她不及格。“老前辈，要不我问你一些关于电影的问题，帮你列一个提纲，然后你就可以写论文了？”
琼斯夫人固执地摇摇头。“帕波，你看看我的商业计划就知道了，我真的不会写东西。如果你不帮我，宿舍甲区的乔安妮说她会帮我写的，但是你比她聪明。”
乔安·伦巴第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聪明的人，并且我知道她要是“指导”琼斯夫人的话，会收取费用的。再说，我的自尊心已经被激发起来了。
我叹了一口气。“让我看看你的笔记。”从她那里提取了关于电影的一些没有上下文的细节以后，我开始写一篇非常普通的关于工业革命的论文。写完之后，我拿着干净整洁的手写论文去宿舍甲区老前辈的隔间找她。
她非常高兴。“琼斯夫人，你得重新抄一遍这篇论文，这样才是你的笔迹，对吧？”
“不用，他们才不会注意到呢。”
我想知道如果她的老师发现了会怎么样。我觉得应该不会因此被关禁闭或者驱逐出去。
“琼斯夫人，我希望你至少读一读这篇论文，这样才能知道它是什么内容。你能答应我吗？”
“我发誓，帕波，以我的人格担保。”
琼斯夫人从课堂上拿回发下来的论文时，高兴得不得了。“优秀！！我们得了优秀！”她脸上洋溢着自豪。
接下来写的电影总结也得了优秀，她非常开心。我都无法相信，她的老师竟然对这些论文和她之前论文之间的差别毫无评论或怀疑——最起码笔迹都不一样。
然后，她变得很严肃。“我们需要写最后的大论文了。这个占总成绩的50%，帕波！”
“作业内容是什么，老前辈？”
“要求以创新为主题，而且必须以教材为依据，还要更长！”
我无力地哀叹。我曾特别努力地避开读彼得·德鲁克的书。在整个读书和工作生涯中，我都努力避免阅读这类商业书籍，但是现在在监狱里，我躲不开了。如果老前辈要通过考试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阅读这本书。
“创新这个题目有点宽泛，琼斯夫人。有没有想到一个更具体点的话题？”
她无助地看着我。
“好的，你觉得……节能汽车怎么样？”我建议说。
琼斯夫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被关押起来了。我试着跟她解释什么是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听起来不错！”她说。
我让拉里寄一些关于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网页文章，他觉得很困惑。我跟他解释是老前辈的学期论文。拉里当时刚刚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在《男士周刊》担任编辑，工作繁忙、应接不暇。他接受这份工作时，谈判的一部分包括可以每周四或者每周五有半天的空闲，这样他才有时间去监狱看他的女朋友。我试着想象他是怎么跟人家谈的，人家又是怎么反应的。他为了我竭尽全力，这让我感到很惊异。不久，我就在邮件点名的时候收到了一包有用的资料，然后开始艰难地阅读《未来社会的管理》。
为了让“玛莎·斯图尔特”前往另一个监狱，监区5月份就被“关闭”。在那以前，最新来监区的犯人是3个政治犯，像普拉特一样的和平主义者。她们被逮捕送到监狱，是因为在佐治亚州的美洲学校，即美国拉丁美洲军事人员的陆军训练中心（秘密警察、酷刑和暴徒）前抗议示威。这些特殊的新鸟基本上就是典型的左翼分子，是那些愿意并热衷为事业献身的白种人。她们中有一个看起来像《辛普森一家》中的伯恩斯先生，都有水灵灵的蓝色眼睛、姿态不佳、有喉结，她似乎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恼怒不已；另一个像女修道院里的年轻新手，头发被剪短，脸上永远一副惊讶的表情；还有一个叫艾丽丝，高约5英尺，戴的眼镜片与可乐瓶底一样厚，我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人戴这种眼镜了。她就像服务犬项目里的狗一样友好，另外两个同伴性格内向，而她却恰好相反，非常健谈。有时候，她们3个都会跟我们一起上瑜伽课。
这3个人来到监狱后直奔普拉特修女，就像小鸭子一样跟在她的后面。我觉得在监狱里有一队和平主义者跟着修女是很好的事——是的，政府浪费纳税人数百万美元的税款起诉和关押非暴力抗议者。监狱里面的政治犯有一个有类似想法的小团体。修女当然很喜欢她们的陪伴，会与她们一起在食堂里连续几个小时进行讨论，商量让军工联合企业屈服的理论和战术策略。艾丽丝和她的同伙们在普通教育项目里找到了教书的工作，我之前曾很想要做这份工作，但是当时已经不感兴趣了。
我因为自己更喜欢建设与维修部的工作而感到羞愧，但是，我一直在观察教育部门令人不愉快的进展，跟它保持距离。冬天，普通教育项目因为有毒模型而被关闭，所有受污染的书本和教学材料都被扔出去了，但并没有新的替代品。监狱将一个很受欢迎的女职工教师从监区转移到了山下——我猜是因为她对犯人太富有同情心了。替代她的，是监区教育部门的新领导，他留着胭脂鱼发型，是一个会开车横穿美国炫富的庸人——我称他为斯达姆（矮胖的人）——谣言说，他是被邮政系统开除以后才来联邦监狱局的。他当老师不够资格，经常（很明显也很享受）威胁甚至用语言辱骂学生。监区所有的人都很厌恶他，尤其是那些帮他工作的犯人助教。据她们说，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很简单：“我不在乎她们能不能学会1加1等于2。我每天就拿工资混够8个小时。”
一天，我从电工分部回去的时候，发现监区里非常喧嚣。斯达姆那天在教室里脾气很坏，比以往骂人骂得更凶。和平主义者艾丽丝最后终于受不了了，她希望辞掉助教的工作。斯达姆大怒，大喊大叫、咆哮不止，叫嚣着要写报告说她挑衅，或者拒绝听从命令，或者类似的一些罪名。宾夕塔基也在教室（很有可能是他骂的第一个人），她说他的笨蛋脸气得发紫。他愤怒地离开监区下了山，但是有人说他想要把艾丽丝关禁闭，大家听了都很恼火。
果真，晚饭和邮件点名之后，我们听到了靴子沉重的砰砰声和镣铐的咔嗒声。块头很大的男人带着镣铐进入了监区，他们的靴子发出的噪音就像纳粹党突击队员一样不祥。他们从电话亭旁边走过、走下楼梯、通过走廊、走向监区狱警办公室。每一个犯人，不管她在这座楼的哪一个地方，都能听到他们走路的声音。女人们很快就悄悄地把前面大厅挤满了，看他们去哪里。有时候，有人因为做了很烂的事被关起来，或者大家都不喜欢那个罪恶的人，在去“断头台”的路上，会有一种死囚押送车的味道。但这次不是这样。
斯科特先生叫有罪的人时，广播里发出劈啪声：“杰勒德！”小巧的艾丽丝·杰勒德来到办公室前，走了进去。办公室的门被关上了，和她在一个房间的是那3个大男人，中尉念出她被起诉的罪名。
女人们中间的嗡嗡声愈来愈响。“真是他妈的胡扯！”
“这根本不至于要关禁闭……那个弱女子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
有人开始哭起来。
“真不敢相信，这些娘娘腔的烂警察除了关艾丽丝就没有别的屁事可做！”
办公室的门猛地一下开了。艾丽丝走出来，后面跟着3个狱警。他们围绕着她，她抬起头看人群的时候，似乎更加瘦小。她的眼睛在可乐瓶底眼镜后面眨了眨，很生气但又清晰地说：“我去了！”中尉手下的暴徒给她戴上手铐，动作非常粗鲁，女人中的嗡嗡声开始转为吼叫。他们把弱小的和平主义者带走的时候，希娜开始唱：“艾丽——丝，艾丽——丝，艾丽——丝，艾丽——丝，艾丽——丝！”我从来没有见监狱看守那么害怕过。
一个很热的下午，我在树下的阴凉处乘凉。琼斯夫人和英可走到我跟前，英可总是跟着琼斯夫人。我已经帮她凑好了期末论文，关于未来经济中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角色，相当简单易懂。在讨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和人口统计学改变社会的方式时，我试着从《未来社会的管理》中拉出一些大概念。但是，想一下数百万曾是犯人的美国人在未来社会扮演的角色，真让人苦恼——我从“反对管制之家”的时事通讯（很多犯人都会收到）上读到，每一年有超过60万的犯人刑满回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适合他们的唯一市场是地下经济。当他们再次回到外面的世界时，我没有见过监狱系统或者教会给他们指引过其他路径。在丹伯里，真正参与过职业培训项目的犯人不超过10个——波普，在山下联邦惩教所的时候获得了餐饮服务证书；琳达·维加，她是监区的牙齿保健员；还有在尤尼克公司工作的几个女人。至于其他的，或许擦监狱地板或者在水管分部的工作可以对她们出去以后有所帮助，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监狱经济（包括监狱工作）和主流经济之间没有任何衔接性。
“嘿，琼斯夫人！你的论文结果出来了吗？”
“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的。我快气死了！”
我担心地坐直起来。她作弊被抓住了吗？或许某个不高兴的同学将她告发了？这种事不是不可能的。“怎么回事？”
“我们得了良！”
我大笑起来，这让她更生气。
“问题在哪里？”她哀号道。“那篇论文多好啊！我读了，我说到做到！”她还是非常愤慨。
“或者他不想让你太骄傲，琼斯夫人。我觉得良就很好了。”
“哼！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想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姑娘。”说完这些，她拉了一下英可的皮带，走开了。
几个月后，她又向前迈进了。所有完成普通教育或者大学课程的女人们，都要在会客室里举行的仪式上接受证书。纳塔利小姐、宾夕塔基、卡米拉，当然还有琼斯夫人和其他几个女人，届时都会戴上学位帽。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从监狱内或者外面的世界邀请一定数量的嘉宾，我作为老前辈的嘉宾出席。
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是博比，她在普通教育水平考试中取得的成绩最高。毕业典礼前几周，她都在为自己的演说词苦恼，反复改了一遍又一遍。典礼那天，刚破晓的时候太阳就很炙热，会客室里放了很多椅子，分成相对的两半，一半坐毕业生，另一半坐嘉宾。毕业的女人排成一列走进来，表情庄严，戴着学位帽穿着学士服，看起来非常漂亮——普通教育毕业生穿黑色学士服，大学课程的毕业生穿浅蓝色。台上有一个讲坛，博比将在那里致告别辞。但是，在听博比发言前，我们必须先听得布典狱长讲话。这是她最后一次在丹伯里讲话，因为很快她要去加利福尼亚州掌管一个全新的监狱，而我们也将迎来新的典狱长，是从佛罗里达州来的一个男人。
博比的演说非常成功。她选择的题目是——“我们成功了！”——然后开始祝贺她的同学们成功毕业。这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在这个环境下取得一个学位多么不容易，然而她们却成功地做到了。博比还宣称，既然大家都知道她们成功了，如果她们能够坚持下去，那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了，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向全世界证明的证书。我对博比的遣词造句印象很深刻，而且她说得也非常好，稍带着的一点挑衅显得刚刚好。她的演讲至精至简，但却十分坚定。这一天属于毕业生，而不是监狱机构。她说话有力、自然而自豪。
之后，犯人们可以拍照片。在会客室的一个角落里，摆放了一个假的樱桃树背景幕，我和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为她们感到自豪。我们穿着卡其布囚服，把博比围在中间，她穿着自己的礼服和特别的有金色带子的致告别辞专用长袍，看起来严肃矮小。她的头发吹过，有很漂亮的卷发。在一张照片上，宾夕塔基和埃米穆莱特斯笑得非常开心，就像任何一个美国毕业生在高中最后一天那样会心地笑；我站在她们旁边，穿着卡其布囚服微笑，看起来有些老。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和琼斯夫人一起拍的：我高兴地站在她的后面，她容光焕发地坐在前面，穿着浅蓝色学位服，戴着浅蓝色学位帽，手里自豪地拿着她的证书。在照片的后面，她用自己拙劣的笔迹写道：
谢谢你。
送给我的一个好朋友。我成功了。上帝保佑你。
琼斯夫人。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我第一次尝试在监狱里做蛋糕，是为了给一个狱友送行，我是在同事伊冯的西班牙语加手势指导下完成的。与很多监狱里的食物不同，芝士蛋糕的绝大多数原料都可以从日用物资供应店里买到。
芝士蛋糕监狱版：
1.从食堂偷4块人造黄油，和压碎的全麦饼干混在一起，做成面包皮，放在塔珀牌家用塑料碗里，在微波炉里烘焙大约一分钟，然后让其冷却硬化。
2.用叉子将一满盒笑牛牌芝士捣碎，与一杯香草布丁混合，搅拌均匀至光滑。然后缓慢加入一整盒克雷莫拉牌咖啡乳脂替代品，混合物看起来有点恶心。用力敲打，直至光滑。用塑料挤瓶加入柠檬汁，直到混合物开始硬化。注意：这需要多半瓶的柠檬汁。
3.将搅拌物倒入碗里，面包皮放在顶上，然后放在室友的铲斗里冷却，直至可以食用。
第一次做的时候弄得黏糊糊的，要是多用点柠檬汁就好了。但是，蛋糕很成功。伊冯尝了一口眉毛都翘起来了：“好极了！”她用西班牙语夸赞道，这让我感到很自豪。
在监狱里学习烹饪和生存技巧当然很好，但是时候学点更有用的东西了。珍妮特总是很友好地邀请我参加她的瑜伽课。当我扭伤了背，只能趴在床上的时候，她过来给我敷冰。“你真的应该跟我们学瑜伽。”她温柔地责怪我。“跑步对身体的负担太大了。”
我没打算放弃跑步，但每个星期开始走到地下室的那个小型健身房学习瑜伽。当我告诉拉里在学瑜伽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过去几年，他都一直想劝我去市区一家很火的健身房学习瑜伽，没想到被关起来才让我开始练习这玩意儿。
运动场健身房里有橡胶地板。一开始，我们使用蓝色泡沫垫子，有点小。但在瑜伽珍妮特的努力和坚持下，外面的人终于给监区捐赠了合适的橘色瑜伽垫。珍妮特个子高挑、沉着冷静、脚踏实地，她让大家都觉得她在教给我们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东西，而我们不再觉得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宿舍乙区的卡米拉总是在那里。尽管丹伯里的怪“玩具”很多，但是卡米拉总是非常惹人注意。我的朋友埃里克在探视室注意到她，说她是“美国监狱里最性感的女人——无意冒犯你，小帕”。她全身洋溢着健康、散发着美丽：高挑的个子，浓密而有光泽的黑头发，茶褐色的皮肤，尖尖的下巴，大大的黑眼睛，她总是在笑，而且声音很大。我因为她这么爱笑而喜欢她，但正是这个特点，让她成为一些白种女人嘲笑的对象。
“那些波多黎各人，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在蹲监狱，总是像傻子一样笑啊跳啊的！”高个消沉的萨利讥笑说。她想要每一个人都像她一样痛苦不堪、都像她一样无知才好——再说卡米拉是哥伦比亚人，不是波多黎各人。卡米拉天生擅长瑜伽，很容易就掌握了战士式和后仰式，当我们做单腿直立将另一只腿绕在立腿上的动作时，她跟我一起控制不住地哈哈大笑。
卡米拉旁边的垫子上是甘达。甘达是我在监狱里遇到的为数不多的穆斯林之一。很难猜出她的年龄——脸上皱纹很深，但是充满活力——可能已经50多岁或者60岁。她的头发是椒盐色，藏在一个凑合制成的头巾下——有时候是一个枕套，有时候是一个违禁的布餐巾。我从来没有直接听她说过，但是好像看守们经常没收她的头巾。我们穿着囚服的时候不允许戴“头巾”，只能戴在日用物资供应店购买的棒球帽或者监狱配发的那顶让人痒得受不了的羊毛针织帽。我以为穆斯林女人应该可以例外。但我从来没有弄明白，是自己想错了，监狱系统禁止希贾布（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头巾）？还是甘达只是无法弄到一条监狱允许的头巾？她对规矩不是那么在意。
甘达来自黎巴嫩，但曾在南美洲生活过很多年，所以西班牙语说得很流利，英语则没有那么标准。因为长期居住在拉丁美洲，所以甘达是事实上的西班牙女人。这是一件好事。她完全不理会监狱工作人员的权威，对监狱里的规矩也不感兴趣，只有在朋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她才免于因冷淡的态度而被关禁闭，这让狱友们对她又讨厌又尊敬。好像没有人知道甘达是因为什么进监狱的，但是我们都同意：她也是老前辈。甘达很喜欢瑜伽珍妮特，这是她去上瑜伽课的首要原因。她对如何做好各种姿势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却为这门课给予了很大的热情。
我们这个积极的瑜伽修行者小团体的最后一名成员是普拉特修女，她对自己的体态很重视。修女的臀部肌肉紧张，所以做扭曲和鸽子式的时候，她总是眉头紧锁。如果午饭的时候她吃了比较多的油腻家常炸土豆，前屈体式做起来就很困难。她会仔细看我的深弓式动作，然而一脸的悲哀，似乎想知道“我做错什么了”。
我们5个人之间的感情很好，所以一起练瑜伽的那几个小时，是我们一个星期里最享受的时间之一。每一节课，我们都会大声说，在丹伯里，平静只可以在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内找到。每一次课结束的时候，珍妮特都会缓缓地告诉我们那天完成的动作，以及一起在监狱里应该感激每一天，让我们最后放松。每一个星期，甘达都会在最后放松的前几分钟就睡着，还会大声地打呼噜，直到有人叫她才醒过来。
一天晚上，马奥尼小姐——山下来的快乐的教育主管——让很多人都非常高兴。马奥尼小姐是为数不多的看似站在我们一边的监狱工作人员之一。在我看来，她是教育部门屈指可数的可交之人。她使用广播的时候，的确有一个让人讨厌的习惯，就是试图“言简意赅”。就在那天晚上，她还宣布一个与性别有关的课程会在食堂开办。到底那里会教些什么，我们一点也不清楚。
然后，她说到了重要的事：“接下来念到名字的女士们麻烦到狱警办公室取她们的普通教育考试结果……”从她的嗓音就可以听出来，对每一个叫到名字的人来说这是好消息。
“马尔科姆！”马奥尼叫道。
我跳下床铺。纳塔利都参加普通教育考试十几次了，绝对早就该通过了。
考试的时候她会紧张，数学部分一次又一次成为不能通过考试的祸根。纳塔利在哪里？
我走到主厅时，那里已经有阵阵欢呼声，女人们从各自的房间区和宿舍区涌出来。一个女人如果已经25岁、35岁或者45岁，想要在监狱里考取中学毕业证，就得参与师资欠佳的培训，在有各种各样违法行为的学生组成的课堂上，一次又一次地参加预备考试。最后终于通过了考试，那就是一种胜利。这些女人中，有些30年前就辍学了，但却在监狱里得到了唯一积极的东西——这也是犯人能够取得的唯一成就。除此以外，这也意味着这些女人终于可以从监狱的工作中拿到比最低工资高的报酬了——如果你没有通过普通教育考试，每个小时挣的钱不可能超过14美分，那些钱都不够买牙膏和肥皂的。所有的花费都从我们的监狱账户里扣——卫生用品、电话费、罚款。如果一个犯人没有普通教育证书，也没有外面寄过来的钱，她就会很窘迫。纳塔利作为一名熟练的面包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了很多年，是厨师里很珍贵的成员，但是她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拿到的工资最高也只有5.6美元。
纳塔利在哪里？她的名字5分钟前就已经被叫到了，但是在大厅里欢呼喊叫大笑的女人中，没有发现纳塔利的身影。我那高深莫测的室友、那个超级冷静的女人在哪里？我知道纳塔利非常想得到那个证书，我猜测，因为用了那么长时间去通过数学考试，她有点受伤了。我本来主动提出要帮助她学习，可她有点尴尬，因为自尊还是婉言拒绝了。属于她的荣耀时刻到来了！难道她会因为不好意思而藏起来，故意不来加入大厅里庆祝狂欢和不合规定的拥抱吗？
不，等等，她应该在下面跑道上！我看到她穿上运动鞋了。我穿着人字拖以最快的速度走下大厅楼梯，来到楼的外面，走下跑道的楼梯。她甚至都不知道！楼梯刚下了一半，我就大声对着跑道上的人喊：“我的室友在下面吗？”我绕过运动场边的房子，看到了她和那个疯狂的朋友希拉。
“室友！你的普通考试结果出来啦！”我气喘吁吁地说。
纳塔利不安地笑了笑。
“快来吧，室友，快上去看看！”
“好的，室友，这就来。”纳塔利什么时候都是淑女呀，她都没有跑过来。
我沿楼梯向上走的时候，一群人走下来。“纳塔利在哪里？马尔科姆小姐在哪里？在那里！快来，纳塔利！”我的室友看起来很惊讶，但是她仍然不慌不忙。她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除非亲眼看到人群庆祝的原因，她不愿意迷迷糊糊就跟人们一起庆祝。
她走进监区的时候，前前后后跟了很多人，大厅里噪音震耳欲聋，人们都在喊：“马尔科姆小姐在哪里？”她很快就被拥抱和祝贺的人包围了。慢慢走上大厅的时候，纳塔利微笑着，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
在狱警办公室附近，有人拿着她的考试结果在空中挥舞着：“纳塔利，你通过了！”
我突然想到自己可能控制不住就要在那里哭起来了，而我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在那个悲惨的地方，竟然能有如此多的集体快乐，我实在没有想到。这就好像冷热空气相互碰撞，造成龙卷风直接卷入大厅里。我深吸了一口气，向后退了一步，看着我的室友被那些祝贺的人包围着。当我在相对隐秘一点的隔间里恭喜她的时候，纳塔利努力低调对待自己的胜利，但是我能看出来她非常满意。
我逐渐习惯了监狱生活，这让我的朋友们和家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外面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体味到所有这些严格刻板做法的效果，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正式的。这是长刑期犯人残酷的自相矛盾：对于那些刑期有7年、12年和20年的女人来说，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监狱，把监狱当作她们的世界。但是，一旦被释放后，她们到底怎样才能在外面的世界生存呢？“体制化”是犯人最大的侮辱之一。但是，如果你反抗体制的控制，很快就会遭受惩罚。你融入到哪一步以及舒适度如何，取决于你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有多少、你的刑期有多长和你在外面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如果拒绝在监狱社会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你会非常孤独和痛苦的。
琼斯夫人在监区待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一个犯人都长，但她下一年就可以回家了。她的隔间是服务犬计划的一个单间，在宿舍甲区的角落里，与外面的门相邻。隔间里非常舒适温馨，我们都很担心当她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喜欢这个隔间。我能得到我想要的所有新鲜空气，还可以遛狗！”她咯咯地笑着说。白天的时候，我喜欢到她的隔间坐坐，逗逗她训练的拉布拉多猎狗英可，它要被训练成一只服务犬。我会坐在地板上揉擦英可的肚子，那个时候琼斯夫人在隔间里忙个不停，给我看和她一起服刑的女人们的照片，或者展示她最新的编织成品（她尤其擅长钩编圣诞节长筒袜）。她会问我是否愿意要她服刑的这15年期间留下的东西。
琼斯夫人会花很长时间在下面跑道上遛英可，因此对我跑步的印象很深。她担心自己超重，所以也决定开始跑步。“你和我，我们要比赛！”她格格地笑着说，同时重重地捣一下我的肩膀。“让我们看看你是用什么做的！”但是琼斯夫人头重脚轻、跑步不稳，这样很危险，所以在她艰难地跑完一圈后，就会坐在一张凳子上大口喘气。我建议她不要跑步了，试试竞走。她觉得竞走还可以承受，所以整个早上都会以最快速度在跑道上竞走，好像着迷了一般。
一天，琼斯夫人来我的隔间找我。我当时正在上面的床铺上写信。她像个小女孩一样看隔间的刨花胶合板周围，这让我有点担心。“什么事，琼斯夫人？”
“你忙吗？”
“要是你找我的话，就不忙，老前辈。快进来说。”
她靠近我的床铺，然后有阴谋似的低声说：“我想请你帮个忙。”
“快说。”
“你知道我在读大学班，对吧？”
那个班是一个基础商业课程，由附近一所大学的两个教师来授课。并不是说读了这个班就能更容易拿到大学文凭（要获得大学文凭，需要付费参加函授课程），但是在罪犯案件管理人员的眼里，这能增加犯人参加某些“项目”的可信度。案件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我们刑期的完成情况，这就是说，他们有权重新计算我们“因表现好而免受惩罚的时间”（如果我们赢得了这一时间，就只需完成自己85%的刑期）、从我们的犯人账户里提取罚金（如果不付罚金，就没有因表现好而免受惩罚的时间），和分配我们的“项目”活动，包括强制的课程。监区的人可以参与的“项目”寥寥无几。大学课程是少数几个之一，不过我看过很多女人的家庭作业，帮着她们修改作业以后，我对这个课程的有效性很是怀疑。比如，卡米拉为“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一品牌的竞争对手制订了一个商业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很有意思，却是高度假设性的，与她5年后离开这个“人肉仓库”可能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
“你的课怎么样，琼斯夫人？”
她解释说不太好。她的商业计划分数很低。这位老前辈很担心。“我需要一个指导老师。你能帮我吗？我们要交一篇论文，关于我们看过的一部电影。我会给你钱的。”
“琼斯夫人，你不需要给我任何东西。我当然会帮助你。把你的东西拿过来，我们一起看看。”
答应帮助老前辈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典型的学生—指导老师关系：我会跟她讨论作业，问一些启发思路的问题，检查并订正她的作业。她拿着笔记本、论文和一本书到我的隔间来，把书放在我的床上：彼得·德鲁克的《未来社会的管理》。
“这是什么？”
“我们的教材。你要看一看。”
“不，琼斯夫人，你必须要看一看。”
她看着我，一副苦恼和哀求的样子。“它让我很头疼。”
我记起来，她在被关十几年之后，除了很疯狂，也曾因为丈夫的虐待导致神经不太正常。
我皱了皱眉头。“我们来看一下你要交的论文，关于电影的那一篇。”
这又引来她一个痛苦的表情。“你来写这篇论文，我写不出来！他们不喜欢我的上一篇论文。”她一边说，一边拿出她的商业计划，感到有点尴尬。上面有用红笔写的很低的分数。我快速地浏览了一下她的计划。琼斯夫人的笔迹很难看懂，但是读过之后我意识到，即使她写的字很漂亮，计划的内容也几乎毫无意义。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作为两位教师的女儿，我非常厌恶考试作弊。
“琼斯夫人，我不应该替你写论文。再说，我怎么给你写一篇关于我没看过的电影的论文呢？”
“我做笔记了！”她把笔记本推到我面前，洋洋得意的样子。哦，还好，看起来电影好像与工业革命有关系。
让琼斯夫人自己写论文，但是考试通不过？还是帮助她作弊通过考试呢？我知道我不能让她不及格。“老前辈，要不我问你一些关于电影的问题，帮你列一个提纲，然后你就可以写论文了？”
琼斯夫人固执地摇摇头。“帕波，你看看我的商业计划就知道了，我真的不会写东西。如果你不帮我，宿舍甲区的乔安妮说她会帮我写的，但是你比她聪明。”
乔安·伦巴第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聪明的人，并且我知道她要是“指导”琼斯夫人的话，会收取费用的。再说，我的自尊心已经被激发起来了。
我叹了一口气。“让我看看你的笔记。”从她那里提取了关于电影的一些没有上下文的细节以后，我开始写一篇非常普通的关于工业革命的论文。写完之后，我拿着干净整洁的手写论文去宿舍甲区老前辈的隔间找她。
她非常高兴。“琼斯夫人，你得重新抄一遍这篇论文，这样才是你的笔迹，对吧？”
“不用，他们才不会注意到呢。”
我想知道如果她的老师发现了会怎么样。我觉得应该不会因此被关禁闭或者驱逐出去。
“琼斯夫人，我希望你至少读一读这篇论文，这样才能知道它是什么内容。你能答应我吗？”
“我发誓，帕波，以我的人格担保。”
琼斯夫人从课堂上拿回发下来的论文时，高兴得不得了。“优秀！！我们得了优秀！”她脸上洋溢着自豪。
接下来写的电影总结也得了优秀，她非常开心。我都无法相信，她的老师竟然对这些论文和她之前论文之间的差别毫无评论或怀疑——最起码笔迹都不一样。
然后，她变得很严肃。“我们需要写最后的大论文了。这个占总成绩的50%，帕波！”
“作业内容是什么，老前辈？”
“要求以创新为主题，而且必须以教材为依据，还要更长！”
我无力地哀叹。我曾特别努力地避开读彼得·德鲁克的书。在整个读书和工作生涯中，我都努力避免阅读这类商业书籍，但是现在在监狱里，我躲不开了。如果老前辈要通过考试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阅读这本书。
“创新这个题目有点宽泛，琼斯夫人。有没有想到一个更具体点的话题？”
她无助地看着我。
“好的，你觉得……节能汽车怎么样？”我建议说。
琼斯夫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被关押起来了。我试着跟她解释什么是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听起来不错！”她说。
我让拉里寄一些关于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网页文章，他觉得很困惑。我跟他解释是老前辈的学期论文。拉里当时刚刚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在《男士周刊》担任编辑，工作繁忙、应接不暇。他接受这份工作时，谈判的一部分包括可以每周四或者每周五有半天的空闲，这样他才有时间去监狱看他的女朋友。我试着想象他是怎么跟人家谈的，人家又是怎么反应的。他为了我竭尽全力，这让我感到很惊异。不久，我就在邮件点名的时候收到了一包有用的资料，然后开始艰难地阅读《未来社会的管理》。
为了让“玛莎·斯图尔特”前往另一个监狱，监区5月份就被“关闭”。在那以前，最新来监区的犯人是3个政治犯，像普拉特一样的和平主义者。她们被逮捕送到监狱，是因为在佐治亚州的美洲学校，即美国拉丁美洲军事人员的陆军训练中心（秘密警察、酷刑和暴徒）前抗议示威。这些特殊的新鸟基本上就是典型的左翼分子，是那些愿意并热衷为事业献身的白种人。她们中有一个看起来像《辛普森一家》中的伯恩斯先生，都有水灵灵的蓝色眼睛、姿态不佳、有喉结，她似乎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恼怒不已；另一个像女修道院里的年轻新手，头发被剪短，脸上永远一副惊讶的表情；还有一个叫艾丽丝，高约5英尺，戴的眼镜片与可乐瓶底一样厚，我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人戴这种眼镜了。她就像服务犬项目里的狗一样友好，另外两个同伴性格内向，而她却恰好相反，非常健谈。有时候，她们3个都会跟我们一起上瑜伽课。
这3个人来到监狱后直奔普拉特修女，就像小鸭子一样跟在她的后面。我觉得在监狱里有一队和平主义者跟着修女是很好的事——是的，政府浪费纳税人数百万美元的税款起诉和关押非暴力抗议者。监狱里面的政治犯有一个有类似想法的小团体。修女当然很喜欢她们的陪伴，会与她们一起在食堂里连续几个小时进行讨论，商量让军工联合企业屈服的理论和战术策略。艾丽丝和她的同伙们在普通教育项目里找到了教书的工作，我之前曾很想要做这份工作，但是当时已经不感兴趣了。
我因为自己更喜欢建设与维修部的工作而感到羞愧，但是，我一直在观察教育部门令人不愉快的进展，跟它保持距离。冬天，普通教育项目因为有毒模型而被关闭，所有受污染的书本和教学材料都被扔出去了，但并没有新的替代品。监狱将一个很受欢迎的女职工教师从监区转移到了山下——我猜是因为她对犯人太富有同情心了。替代她的，是监区教育部门的新领导，他留着胭脂鱼发型，是一个会开车横穿美国炫富的庸人——我称他为斯达姆（矮胖的人）——谣言说，他是被邮政系统开除以后才来联邦监狱局的。他当老师不够资格，经常（很明显也很享受）威胁甚至用语言辱骂学生。监区所有的人都很厌恶他，尤其是那些帮他工作的犯人助教。据她们说，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很简单：“我不在乎她们能不能学会1加1等于2。我每天就拿工资混够8个小时。”
一天，我从电工分部回去的时候，发现监区里非常喧嚣。斯达姆那天在教室里脾气很坏，比以往骂人骂得更凶。和平主义者艾丽丝最后终于受不了了，她希望辞掉助教的工作。斯达姆大怒，大喊大叫、咆哮不止，叫嚣着要写报告说她挑衅，或者拒绝听从命令，或者类似的一些罪名。宾夕塔基也在教室（很有可能是他骂的第一个人），她说他的笨蛋脸气得发紫。他愤怒地离开监区下了山，但是有人说他想要把艾丽丝关禁闭，大家听了都很恼火。
果真，晚饭和邮件点名之后，我们听到了靴子沉重的砰砰声和镣铐的咔嗒声。块头很大的男人带着镣铐进入了监区，他们的靴子发出的噪音就像纳粹党突击队员一样不祥。他们从电话亭旁边走过、走下楼梯、通过走廊、走向监区狱警办公室。每一个犯人，不管她在这座楼的哪一个地方，都能听到他们走路的声音。女人们很快就悄悄地把前面大厅挤满了，看他们去哪里。有时候，有人因为做了很烂的事被关起来，或者大家都不喜欢那个罪恶的人，在去“断头台”的路上，会有一种死囚押送车的味道。但这次不是这样。
斯科特先生叫有罪的人时，广播里发出劈啪声：“杰勒德！”小巧的艾丽丝·杰勒德来到办公室前，走了进去。办公室的门被关上了，和她在一个房间的是那3个大男人，中尉念出她被起诉的罪名。
女人们中间的嗡嗡声愈来愈响。“真是他妈的胡扯！”
“这根本不至于要关禁闭……那个弱女子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
有人开始哭起来。
“真不敢相信，这些娘娘腔的烂警察除了关艾丽丝就没有别的屁事可做！”
办公室的门猛地一下开了。艾丽丝走出来，后面跟着3个狱警。他们围绕着她，她抬起头看人群的时候，似乎更加瘦小。她的眼睛在可乐瓶底眼镜后面眨了眨，很生气但又清晰地说：“我去了！”中尉手下的暴徒给她戴上手铐，动作非常粗鲁，女人中的嗡嗡声开始转为吼叫。他们把弱小的和平主义者带走的时候，希娜开始唱：“艾丽——丝，艾丽——丝，艾丽——丝，艾丽——丝，艾丽——丝！”我从来没有见监狱看守那么害怕过。
一个很热的下午，我在树下的阴凉处乘凉。琼斯夫人和英可走到我跟前，英可总是跟着琼斯夫人。我已经帮她凑好了期末论文，关于未来经济中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角色，相当简单易懂。在讨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和人口统计学改变社会的方式时，我试着从《未来社会的管理》中拉出一些大概念。但是，想一下数百万曾是犯人的美国人在未来社会扮演的角色，真让人苦恼——我从“反对管制之家”的时事通讯（很多犯人都会收到）上读到，每一年有超过60万的犯人刑满回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适合他们的唯一市场是地下经济。当他们再次回到外面的世界时，我没有见过监狱系统或者教会给他们指引过其他路径。在丹伯里，真正参与过职业培训项目的犯人不超过10个——波普，在山下联邦惩教所的时候获得了餐饮服务证书；琳达·维加，她是监区的牙齿保健员；还有在尤尼克公司工作的几个女人。至于其他的，或许擦监狱地板或者在水管分部的工作可以对她们出去以后有所帮助，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监狱经济（包括监狱工作）和主流经济之间没有任何衔接性。
“嘿，琼斯夫人！你的论文结果出来了吗？”
“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的。我快气死了！”
我担心地坐直起来。她作弊被抓住了吗？或许某个不高兴的同学将她告发了？这种事不是不可能的。“怎么回事？”
“我们得了良！”
我大笑起来，这让她更生气。
“问题在哪里？”她哀号道。“那篇论文多好啊！我读了，我说到做到！”她还是非常愤慨。
“或者他不想让你太骄傲，琼斯夫人。我觉得良就很好了。”
“哼！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想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姑娘。”说完这些，她拉了一下英可的皮带，走开了。
几个月后，她又向前迈进了。所有完成普通教育或者大学课程的女人们，都要在会客室里举行的仪式上接受证书。纳塔利小姐、宾夕塔基、卡米拉，当然还有琼斯夫人和其他几个女人，届时都会戴上学位帽。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从监狱内或者外面的世界邀请一定数量的嘉宾，我作为老前辈的嘉宾出席。
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是博比，她在普通教育水平考试中取得的成绩最高。毕业典礼前几周，她都在为自己的演说词苦恼，反复改了一遍又一遍。典礼那天，刚破晓的时候太阳就很炙热，会客室里放了很多椅子，分成相对的两半，一半坐毕业生，另一半坐嘉宾。毕业的女人排成一列走进来，表情庄严，戴着学位帽穿着学士服，看起来非常漂亮——普通教育毕业生穿黑色学士服，大学课程的毕业生穿浅蓝色。台上有一个讲坛，博比将在那里致告别辞。但是，在听博比发言前，我们必须先听得布典狱长讲话。这是她最后一次在丹伯里讲话，因为很快她要去加利福尼亚州掌管一个全新的监狱，而我们也将迎来新的典狱长，是从佛罗里达州来的一个男人。
博比的演说非常成功。她选择的题目是——“我们成功了！”——然后开始祝贺她的同学们成功毕业。这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在这个环境下取得一个学位多么不容易，然而她们却成功地做到了。博比还宣称，既然大家都知道她们成功了，如果她们能够坚持下去，那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了，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向全世界证明的证书。我对博比的遣词造句印象很深刻，而且她说得也非常好，稍带着的一点挑衅显得刚刚好。她的演讲至精至简，但却十分坚定。这一天属于毕业生，而不是监狱机构。她说话有力、自然而自豪。
之后，犯人们可以拍照片。在会客室的一个角落里，摆放了一个假的樱桃树背景幕，我和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为她们感到自豪。我们穿着卡其布囚服，把博比围在中间，她穿着自己的礼服和特别的有金色带子的致告别辞专用长袍，看起来严肃矮小。她的头发吹过，有很漂亮的卷发。在一张照片上，宾夕塔基和埃米穆莱特斯笑得非常开心，就像任何一个美国毕业生在高中最后一天那样会心地笑；我站在她们旁边，穿着卡其布囚服微笑，看起来有些老。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和琼斯夫人一起拍的：我高兴地站在她的后面，她容光焕发地坐在前面，穿着浅蓝色学位服，戴着浅蓝色学位帽，手里自豪地拿着她的证书。在照片的后面，她用自己拙劣的笔迹写道：
谢谢你。
送给我的一个好朋友。我成功了。上帝保佑你。
琼斯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