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
Der Zauberberg。魔山。
“啊。她真可爱。”咔嚓、咔嚓、咔嚓。伊娃爱她的禄莱相机。伊娃也爱弗里妲。她真可爱，她说。大家身处伯格霍夫别墅的大露台，沐浴阿尔卑斯明丽的阳光，等待午餐上桌。在这里进餐舒服多了，在清爽的天气中，比从庞大、阴暗、巨大窗户里望出去除了山还是山的餐厅要惬意得多。独裁者统统都爱大而无当，连凭窗的风景也要大的。请微笑！笑得开一点。弗里妲听话地笑着。她从小就习惯服从。
伊娃令弗里妲换下英式风琴褶侍女裙（希尔维从伯恩霍林沃斯百货买来送给弗里妲的生日礼物），给她穿上了巴伐利亚传统女装——背心连衣裙、围兜、白色半长筒袜。在厄苏拉英式审美的眼里（她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英式），这套衣服看来只适合出现在后台化妆间里，或者校戏剧节上。有一回，她在学校（多么古老而遥远的记忆）上演的《汉姆林的吹笛手》中，扮演过一个乡村少女，当时的穿戴与弗里妲现在盛装的模样很相似。
梅丽扮演剧中的鼠王，一人独演一幕，希尔维曾说：“肖克洛斯家的女儿们一定是吃关注率长大的吧？”伊娃就有一点像梅丽——一刻不停，天真快乐，时刻需要别人的关注。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伊娃也是演员，表演着她生命中最伟大的戏。事实上，她的生命也就是她的戏，二者并无区别。
弗里妲呢，可爱的小弗里妲，只有五岁的蓝眼金发小弗里妲，梳着两条很短、很短的小麻花辫。刚来时，她的肤色苍白，显得体弱。现在被阿尔卑斯山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泛出隐隐的粉红色。当元首见到弗里妲时，厄苏拉在他蓝色的眼眸中捕捉到一闪与山下国王湖一样令人彻骨的狂喜，她知道他看见了什么，那是他千年政权的未来，它随着一个又一个Mädchen，正画卷般缓慢铺开。（“她长得不太像你，不是吗？”伊娃毫无恶意地说，她不具备恶意。）
厄苏拉小时候——一个她似乎不断被迫回溯的时期——曾读过许多童话，童话关于一些受了冤屈的公主，为从荒淫无度的父亲和嫉恨心切的继母手里逃出来，不惜往姣好的脸上抹胡桃皮汁、在柔美发间揉进灰土，以期掩盖——就像吉卜赛人、流浪者和被社会抛弃的人一样。厄苏拉思忖人们如何弄到胡桃皮汁，它似乎不是一样走进店里就能买到的东西。而且用坚果皮汁抹黑脸蛋离家出走这个做法，在当今世界已经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尤其在上萨尔茨山——他们口中的Zauberberg——这仿佛舞台剧般矫揉造作的世界里。他们称它“伯格”，带着入选子民的亲热。
她此时究竟在此地做什么？厄苏拉想不明白。又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呢？弗里妲的疗养期即将结束，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厄苏拉决定今日无论如何要与伊娃谈谈。无论如何，她们并非囚徒，应该可以想走就走。
伊娃点起一支烟。元首不在，耗子便不安分起来。他不喜欢她抽烟、喝酒，或者化妆。厄苏拉很钦佩伊娃这些小小的叛逆行为。自从厄苏拉与弗里妲两周前抵达伯格霍夫以来，元首曾来过两次，每次来去，不仅对伊娃，对所有人都仿佛一出戏剧进入高潮时刻。厄苏拉很久前便感到，新帝国仿佛一出大张旗鼓的家庭音乐喜剧。“一个由愚人讲述的故事，充满喧嚣与狂暴。”她写信给帕米拉，“不幸并非一无所得。”
在伊娃的鼓励下，弗里妲原地旋转了一小圈，笑了起来。她是厄苏拉心中融化了的部分，是她思想和行为中所有的光明面。如果能够保护弗里妲，厄苏拉愿意余生永远在刀尖上行走。为了拯救她，她愿意在地狱的烈火中煎熬。如果她能够浮起，她愿意在最深的河底溺水身亡。（她畅想了许多极端的牺牲方法。准备最好能充分。）她以前不知道（从希尔维身上看不出多少这方面的迹象）母爱竟如此揪心断肠，强烈到足以令人产生生理上的痛楚。
“啊，当然咯。”帕米拉说，仿佛它再寻常不过，“母爱会将你变成一条母狼。”厄苏拉觉得自己没有变成了一条狼，不管怎么说她都应该是熊。
山中确有不少伺机夺食的母狼——玛格妲、艾米、玛格丽特、戈尔妲，她们是党内高干娶来繁殖后代的女人，稍有机会便争权夺势，从多产的胯间，不断为元首、为帝国的明天繁衍子孙后代。她们是危险的狼，是掠食性动物，她们恨伊娃，恨这头不知为何竟然争得了宠幸的“愚蠢的母牛”——die blöde Kuh。
她们自然认为，任何一个别人都要比无足轻重的伊娃与伟大领袖更为般配。像他这样的人物难道不应配一个布伦希尔德——或至少是一个玛格妲，一个蕾妮？或者干脆是瓦尔基里，伊娃叫她“那个女人米特福德”，das Fräulein Mitford。元首十分崇拜英格兰，尤其是英格兰的贵族和皇室。虽然厄苏拉觉得，无论如何，时机成熟后他还是会灭掉英国，无论崇拜与否。
伊娃讨厌所有可能掠夺元首宠幸的瓦尔基里。她强烈的情感发端于恐惧。她最深的恨永远是留给鲍曼的。那是伯格霍夫的éminence grise，掌管钱匣，替元首置办送给伊娃的礼物。经他拨款允许，她才有了她所有的毛皮大衣、所有的菲拉格慕鞋。这个人时刻不动声色地提醒着她，自己只是个高级情妇。厄苏拉奇怪皮毛都是哪儿来的。大部分她见到的在柏林贩售皮毛的人都是犹太人。
元首娶了一个站店的女孩，这当然触犯了女狼们的众怒。伊娃告诉厄苏拉，她在霍夫曼的摄影工作室工作时，第一次遇见他，她便叫他“狼大人”。“阿道夫在德语里指高贵的狼。”她说。厄苏拉想他一定相当喜欢别人这样叫他。她从来没听到过有人叫他阿道夫。（伊娃难道在床上也称他‘我的元首’吗？看来相当可能。）“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歌吗？”伊娃笑道，“居然是《谁怕大坏狼？》。”
“你指迪士尼电影《三只小猪》里的童谣？”厄苏拉难以置信地说。
“是呀！”
啊，厄苏拉想到，这可得马上告诉帕米拉。
“再拍一张给Mutti（妈妈），”伊娃说，“把她抱在怀里。真漂亮。请微笑！”厄苏拉观察过伊娃手持相机，兴高采烈、自信满满地跟随元首的样子，在他不避镜头、不将帽檐滑稽地拉低仿佛一个伪装失败的间谍时，抓拍他的照片。他不喜欢她给他拍照。他更喜欢摄影棚里美化人物的灯光，喜欢摆拍里昂扬的姿势，而不是她钟爱的抓拍照片。伊娃则不同，她爱照相。她不仅希望被摄入照片，甚至想去拍电影。“Ein就行。”她想去好莱坞（“等到有一天”）扮演她自己。“拍一部讲我自己的电影。”她说。（摄影机的出现让伊娃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显然，元首承诺了要帮她达成此事。元首自然是到处承诺了许多东西的，不然也坐不到今天的位置。
伊娃重新对好禄莱相机的焦距。厄苏拉庆幸没带来自己的旧柯达，不然未免相形出绌。“我给你印一套。”伊娃说，“你寄回英国给你父母。照片以山为背景，很漂亮。现在，请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Jetzt lach doch mal richtig！”
此处拍摄的所有照片、存在着的所有事物，均以群山为背景。起初，厄苏拉还觉得它们很美，逐渐地，她感到来自雄伟壮阔的压迫。高耸的冰封的悬崖、急流的瀑布、无边的松林——自然和神话两相融合，成为德国式崇高灵魂的象征。对厄苏拉来说，德国的浪漫由伟大和超凡写就，相形之下，英国宁静的湖泊实在太驯顺了。而英国人的灵魂，如果它有一个栖居之所，一定也是类似后花园这样毫无英雄主义情结的地方——一块草坪，一床玫瑰，一排荷包豆。
她该回家了。不是回柏林，回萨维尼广场；而是回英格兰，回狐狸角去。
伊娃让弗里妲坐在平台四周的矮墙头，厄苏拉立即将她抱了下来。“她不喜欢高。”她说。伊娃自己很喜欢坐在矮墙头，也喜欢带着狗和儿童在墙边走来走去。墙外峭壁穿过贝希特斯加登，直插山下的国王湖，视之令人目眩。厄苏拉想起小小的贝希特斯加登，想起它家家与世无害的窗台盒里盛放的老鹳草和那伸向湖水的草坡，心中感到难过。1933年与克拉拉去那里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美院教授已经离婚，克拉拉随即嫁给他，如今已有了两个孩子。
“尼比龙猫就住在上面。”伊娃指着环绕的山峰告诉弗里妲，“还有魔鬼、女巫和恶狗。”
“恶狗？”弗里妲不敢置信地重复。她已被伊娃那两只恼人的苏格兰猎狐梗尼格斯和斯塔西吓坏了，再也经不起矮人和魔鬼的惊吓了。
而我听说，温特斯山上躲藏的，并不是妖魔，而是查理大帝。他在山洞里沉睡，等待正义与邪恶决一死战的时刻，将他唤醒。不知是什么时候。她心想或许快了。
“再来一张，”伊娃说，“笑开一点！”禄莱相机的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与阳光较着劲。伊娃还有一台电影摄像机，是狼先生送给她的一件昂贵礼物，两人没有因为她设备精良而被摄为彩色活动影像，厄苏拉觉得她应该感到高兴。厄苏拉想象后人翻阅伊娃（众多）的相册，一定要奇怪那里面的厄苏拉是何许人，或许会将她误作伊娃的妹妹格丽泰，或朋友赫塔，这些历史的注脚。
有一天，这一切自然都要一并交付给那同一场历史，这山峦也逃不过——岩石终成沙土。大多数人在懵懂中经历了一些事，只有回过头才看得出它们的意义。元首不一样，元首时刻在有意识地为未来创造历史。只有真正的自恋狂才办得到这一点。而那一边的柏林，斯佩尔正在建造千年后即使变得残破依然不失美感的建筑，作为对元首的献礼。（这样宏大的视角！厄苏拉的日子却是一小时一小时过的，这又是做了母亲的缘故，未来对母亲来说与过去一样秘不可测。）
斯佩尔是唯一对伊娃态度和善的人，故此厄苏拉对他赋予了相当的好感，虽然这种程度的好感他或许根本配不上。他同时也是一心想成为条顿骑士的男人里唯一模样好、无伤残的一个，不似低级官僚，要么矮得像蛤蟆、要么肥得像猪——或更恶心的什么东西。（“而且他们都穿着军装！”她写信给帕米，“但这都像假的一样。仿佛住在《曾达的囚徒》里。这帮人都相当善于胡诌。”她多么希望帕米能在她身边啊，而帕米又会在对元首和他手下人物的个性分析中得到多少乐趣！她肯定会说他们都是些不懂装懂的家伙，只会唱冗长无谓的高调。）
私下里，于尔根说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都有人格缺陷，而台面上，他也表现得仿佛帝国忠实奴仆的一员。Lippenbekenntnis，他说。嘴皮功夫。（将就一下吧，希尔维会这么说。）他说如此才是处世之道。厄苏拉想这方面他倒很像莫里斯，莫里斯曾说，为了晋级，一个人必须耐得住与傻瓜和蠢驴共事。同时，莫里斯也还是个律师。近来他在内政部的位置已高入云端。一旦开战，这会不会成为麻烦呢？她勉强自己戴上的德国公民身份的盾牌，是否能保障她的安全？（如果两国开战，她能否容忍身处海峡这一侧？）
于尔根也是律师。想要受理诉讼，就必须加入政党，别无选择。Lippenbekenntnis（嘴皮功夫）。他为柏林司法部效力。他向厄苏拉求婚时（“旋风般的攻势。”她写信给希尔维说），才刚刚退出共产党。
如今，于尔根已经放弃了他的左派政治观点，坚决拥护帝国达成的一切——国家又运转起来了——无人失业、食物充足、全民康泰，民族自尊得到彰显。新的岗位、新的道路、新的工厂、新的希望——他说，除了帝国，还有什么能够带来这样的成就呢？然而得到这一切的代价，是要接受一个仿真的新宗教和一个狂暴的假弥赛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于尔根说。这次代价似乎未免太高昂。（厄苏拉时常好奇他们究竟如何做到了这一切。必定是抓住了恐惧心理，借助了剧场技巧。但这么多钱和工作岗位又是哪儿来的？也许仅仅来自旗帜和制服的需要就基本拯救了国家经济？“本来德国的经济就在复苏，”帕米拉说，“纳粹只是幸运地揽上了这个功绩。”）是的，他说，的确，不能忽视存在暴力，但这只是一瞬的痉挛和浪潮，是纳粹冲锋党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牺牲。现在所有人、所有事都已趋向理智。
四月，两人去柏林参加了为元首五十岁生日贺寿的大型阅兵式。于尔根在嘉宾大看台上获得了几个座位。“一种赏赐，我想。”他说。可他做了什么事，元首要“赏赐”他？她不明白。（他为此高兴吗？有时不容易看出来。）1936年他没能弄到奥运会的票，然而现在，他们却与帝国的VIP们比肩而坐。这几天他总是很忙。“律师从来不睡觉。”他说。（然而在厄苏拉看来，律师们都在为能一睡千年、高枕无忧而努力。）
阅兵式长得仿佛一辈子，堪称戈培尔策划的最成功的表演。军乐不断后，纳粹德国空军分中队保持阵形沿东西向飞越勃兰登堡门，献上震耳欲聋的序曲。更多的喧嚣与狂暴。“那是亨克尔和梅塞施米特。”于尔根说。他怎么知道？哪个男孩不了解飞机？他反问。
接着是无尽的兵团高踢正步沿路经过。厄苏拉看着他们，想到了撩起大腿跳舞的女子舞团。“Stechschritt。”厄苏拉说，“这走法究竟是谁发明的？”
“当然是普鲁士人。”于尔根笑道，“还能有谁？”
她拿出一板巧克力，掰下一块给于尔根。他皱着眉摇了摇头，仿佛她的行为表现出了对面前军事集团力量的不恭。她又吃了一块。这是她小小的抗议。
他凑近来让她听见——人群正爆发恼人的骚动——“不看别的，至少这整齐划一值得你钦佩。”他说。她钦佩。她的确钦佩。兵士的动作异常精准。每个兵团都走得一模一样，仿佛机器人一般完美，仿佛出自同一条生产线，失去了人的感觉。然而，充满人的感觉，本就不是军人的任务。（“一切都那么雄赳赳。”她向帕米拉汇报说。）英国军队能把这样庞大的一个集体训练得如此机械性地一致吗？苏联政权也许行，但英国人从来都不那么善于服从。
庆典才刚刚开始，她膝头的弗里妲已经睡着。整场阅兵希特勒都在行礼，手臂高举身前（从他们坐的位置上，她有时向他的手臂瞥一眼，它仿佛一把火钳）。权力显然能给人一种异于常人的耐力。假设过五十岁生日的是我，厄苏拉想，只要在泰晤士，在布雷、亨利或附近任何一处河岸办一个野餐，一个非常英式的野餐——热茶、热狗酥皮卷、鸡蛋西芹三明治、蛋糕和松饼。画面中家人都在，但于尔根是否也属于那片闲适的欢乐？他应该会融入得很好，穿法兰绒划船裤，斜靠草坪与休聊着板球。两人曾见过面，相处很融洽。1935年，他们曾去英国，回了一次狐狸角。“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休说，虽然听说她入了德国国籍，显得不很高兴。她现在明白，入籍这一步走错了。“事后洞悉力真伟大，”克拉拉说，“如果我们在事前就都有它，便无须写什么历史了。”
她便会留在英国。会留在狐狸角。留在草地、树林，留在小溪潺潺、铃兰花开的地方。
战争机器的队列轰隆隆滚来了。“那是坦克。”第一辆由几部拖着驮在背上的panzer映入眼帘时，于尔根用英语说。他在牛津念过一年书，英语很好（也因此懂得板球）。后续panzer（坦克）陆续驶来，跟着是带跨斗的三轮摩托，装甲车，骑兵英姿飒爽地挟行两侧（马队最受观众欢迎——厄苏拉唤醒弗里妲，叫她看马），接着是炮兵连，有轻型步枪、重型地对空迫击炮以及巨大的加农炮。
“那是K-3。”于尔根语气里有欣赏，仿佛觉得她能够听明白。
整场阅兵显出对秩序和几何图形的偏爱，这令厄苏拉难以理解。阅兵在这方面与过去其他的阅兵式和集会——充满舞台效果的表演——没有区别，但这次的备战气氛较往常浓烈得多。那么多武器——国家除了牙齿什么地方都武装到了！厄苏拉不知道他们竟有这么多武器，难怪每个人都有工作干。“莫里斯说，要想拯救国家经济，不打仗是不行的。”帕米拉写道。造这些武器必然是为了战争，不然它们有什么用呢？
“重整军事力量，是拯救全民身体素质的手段。”于尔根说，“它帮助我们重新获得国家荣誉感。1918年大帅投降时……”厄苏拉不再往下听，这席话她已经听过许多次。“上次战争是他们发起的，”她怒气冲冲地写信给帕米拉，“战后却弄得仿佛只有他们受了苦，只有他们忍受贫穷饥饿，只有他们遭遇家破人亡。”弗里妲再次醒来，心情很糟糕。厄苏拉喂她巧克力。厄苏拉的心情也不好。两人你一口我一口，把一板巧克力吃光了。
阅兵式的尾声居然很感人。各兵团将士身着各色军服，在希特勒的看台前组成好几排整齐的色块——横平竖直，队伍的边缘仿佛被刀片裁过。整体躬身向他致敬。人群激动得发了狂。
“你觉得怎么样？”他们拖着脚步往外蹭时，于尔根问。弗里妲坐在他的肩头。
“雄壮。”厄苏拉说，“非常雄壮。”同时感到太阳穴处，一次头疼正在缓缓酝酿起来。
弗里妲的病是几周前早晨的一次发烧引起的。“我不舒服。”弗里妲说。厄苏拉贴了贴她的额头后发觉汗津津的，于是说：“你不用去幼儿园了，今天跟我待在家里吧。”
“热伤风。”于尔根回家后判断。弗里妲的肺一直不好（“得了我母亲的真传。”希尔维阴沉沉地说），因此两人已经习惯了感冒流涕喉咙痛等症状。但这一次，感冒恶化得十分迅速，很快弗里妲的体温起来了，整个人疲弱下去。她的皮肤贴上去仿佛就要起火。“帮她降温。”医生说，厄苏拉就在她的额上敷冷毛巾，给她讲故事，然而弗里妲无论怎么努力，都提不起听的兴致来。紧接着，她陷入了错乱状态，大夫听了她的胸音，说：“这是支气管炎，等一等就退了。”
那天晚些时候，弗里妲突然恶化，两人将几乎纹丝不动的小身体用毯子裹住，乘出租车送往最近的一个天主教医院。对方诊断为肺炎。“小姑娘怎么病得这么重。”大夫说，仿佛责怪他们不尽心。
厄苏拉两天两夜不离弗里妲床侧，为了将她留在人世，一直握着她的小手。“如果我能替她得病就好了。”于尔根越过弗里妲身上浆得笔挺的雪白床单轻声说。修女们穿着兜头大氅，仿佛西班牙大帆船一般，鼓着风在病房里来回忙碌。厄苏拉走了片刻神时，顾自想到这些人每天早上不知要花多久才能穿起这套行头。厄苏拉自己肯定无法顺利穿戴那种东西，只会弄得一团糟。行头过于复杂，这本身似乎就是一项不当修女的好理由。
他们祈祷让弗里妲活下来。结果梦想成真。意志的胜利。危机过去了，弗里妲踏上复原的漫漫长途。由于虚弱、苍白，弗里妲亟待疗养，一天晚上厄苏拉从医院回到家，在门前发现一个不知由谁亲自放到门前来的信封。
“伊娃寄。”她等于尔根下班回来，给他看信封。
“伊娃是谁？”他说。
“微笑！”咔嚓、咔嚓、咔嚓。她想也许伊娃生来乐于助人。进山并不添她麻烦。伊娃好意相邀，不过是为了让弗里妲吸到山中的优质空气，吃到模范农场格兹霍夫生产的新鲜蔬菜、鸡蛋和牛奶。
“这不是圣旨吗？”于尔根问，“你能拒绝吗？你想拒绝吗？我希望你不想，而且留在山里对你的头疼病也有好处。”近来，随着他在部门里升迁，她发觉两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单边化。他判断，提问，自我回答，紧接着便盖棺论定，整个过程没有她插嘴的份儿。（也许这是律师行业的做法。）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样有什么不妥。
“老山羊到底还是有女人了，不是吗？谁想得到？你以前知道吗？不，不可能，如果你知道你会告诉我。你竟认识她了，想想看！这对我们只有好处，不是吗？离王座近在咫尺。对我的工作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亲爱的。”他例行公事般补上最后一句。
厄苏拉却觉得王座附近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我对伊娃谈不上认识。”厄苏拉说，“我没见过她，是伯伦纳太太认识她的母亲博劳恩太太。克拉拉曾在霍夫曼的摄影工作室与伊娃一起工作过。她们以前进的是同一所幼儿园。”
“厉害。”于尔根说，“三步就从咖啡馆轻松跃到了权力中心。伊娃小姐知道她幼儿园的老友克拉拉嫁给了一个犹大吗？”她惊讶于他表达“犹太人”的方式。犹大。她从没有听他这样狰狞而轻蔑地说过这个词。她感到心里插进了一根钉子。“我不知道，”她说，“我不属于你所说的咖啡馆。”
元首占据了伊娃大部分的生活，他不在时，她便仿佛一个被抽空了的器皿。恋人不在时，伊娃每天晚上保持电话畅通，且像小狗一样，忧心地竖着一只耳朵，等待电话铃送来主人的声音。
山中无事可做。不多久，林中漫步和畅泳（彻骨寒冷的）国王湖变得叫人低迷，不再有焕发精力的效果。野花没有一直采下去的道理，在露台上的卧榻里晒日光浴，也总有快要发疯的时候。此处保姆奶妈成群结队，争相照顾弗里妲，厄苏拉发觉自己变得同伊娃一样，手中大把花不完的时间。她失策地只带来了一本书，幸亏书还算厚，是托马斯·曼的《魔山》。她不知道它是一本禁书。一个国防军军官见她在读这本书，说：“您胆子真大，您应该知道这是他们的禁书吧。”她心想，既然他说“他们的”，那他自己也许就不在他们之列。他们能怎么办？最多是从她手里把书拿走，扔进厨房灶炉里吧？
这国防军军官，为人相当和善。他说自己祖母是苏格兰人，说自己在“高地”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
Im grunde hat es eine merkwürdige Bewandtnis mit diesem Sicheinleben an fremdem orte, dieser-sei es auch-mühseligen Anpassung und Umgewöhnung，她念着，吃力而拙劣地翻译着——“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它要求你去适应、去熟悉，这其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得多么真实，她想。曼的作品太深刻了。她多希望自己带了一箱布丽奇特的哥特浪漫小说。她知道它们一定不会被verboten的。
山中的空气（以及托马斯·曼的作品）对她的头疼病丝毫没有起到改善作用。她头疼得更厉害了。Kopfschmerzen一词本身就叫她头疼。“我查不出您有什么问题。”医院大夫这样告诉她，“多半是心理作祟。”他给她开了一剂佛罗拿。
伊娃则没有任何文化消遣。不过，伯格本也不是一个云集知识分子的地方。唯一勉强有些思想的人只有斯佩尔。但这并不是说伊娃度日不用脑子，厄苏拉觉得情况远远不是如此。你能感觉到她生活热情的表象下，那种消沉和神经质，然而焦虑并不是一个男人希望在自己的情妇身上看到的东西。
厄苏拉想，为了做一名成功的情妇（虽然她自己没有做过情妇，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一个女人必须令人舒心、叫人忘却烦恼，恰似一个好枕头可以让疲倦的头颅得到安枕。Gemütlichkeit。伊娃友好，总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从来不努力显得自己善思善辩。有权势的男人需要他们的女人毫无攻击性，家庭绝不能是思辨的竞技场。“我自己的丈夫也这么说，所以这一定是真的了！”她写信给帕米拉。虽然这番意思，他不是以自己为例表达的——因为他还没有权势。“至少目前如此。”他笑道。
政治世界对伊娃来说不过是一个将她的至爱夺走的东西。她被粗暴地隔绝于公众目光之外，不要说合法名分，甚至随便什么名分都没有，虽然她像狗一样忠诚，但狗得到的认可却比她要多。布朗帝的地位就比伊娃更高。她最大的遗憾，伊娃说，就是温莎王朝造访伯格霍夫时，她没有获准觐见公爵夫人。
厄苏拉听了皱起眉头。“但你知道她是个纳粹呀！”她脱口而出。（“我想我说话应该更小心些才是！”她写信给帕米拉。）伊娃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是呀，她当然是”，就再也不追究这个问题，仿佛英国一朝之君的妻眷是个纳粹党并没什么好奇怪的。
元首必须追随高贵、孤独的贞洁之路，他不能有婚姻，因为他已经与德国结合。他将自己献身给了国家的命运——至少概括说来如此。厄苏拉感到自己此时已经偷偷睡着了。（这是他晚饭后一次冗长的独白。）真像我们的伊丽莎白一世，她想，但没有这么说，因为觉得元首一定不希望与一个女人相提并论，即便这女人是个有着国王的心胸和胃口的英国贵族。上学时，厄苏拉曾师从一个很喜欢援引伊丽莎白一世的历史老师。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切勿将秘密告诉你没有试炼过其信仰、亦不知其能否守口如瓶的人。
伊娃如果留在慕尼黑，守着元首送给她的资产阶级小住宅，还能正常社交，一定更为快乐。身处山中这个镀金的牢笼，她只好自我娱乐，翻翻杂志，聊聊时兴发型、明星韵事（仿佛以为厄苏拉对这个话题也有了解），像表演快速换装魔术般一套套换衣服。厄苏拉去过几次伊娃的卧室，那是一个漂亮的闺房，与伯格霍夫其他地方的沉闷风格大相径庭，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显要位置挂了一幅元首像。那是她的英雄。元首自己的房间里却没有相应地挂上他情妇的相片，在他墙上挂着的，不是伊娃的笑脸，而是他自己的英雄弗里德里希一世。伟大的弗里德里希。
“我总是都把grosse听成grocer。”她写信给帕米拉说。当然，一般来说，好战而去征服世界的人，通常都不是卖吃食起家。元首获得伟大成就前师从何处？伊娃耸耸肩，她不知道。“他一直都搞政治，出生时就是政治家。”不会，厄苏拉想，他出生时不过是婴儿，一如所有人。现在的他是他选择的结果。
元首的卧室毗邻伊娃的浴室，别人无法进入。但厄苏拉见过元首睡觉，不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卧室，而是在伯格霍夫午餐后的露台上，在阳光普照中。伟大武士的嘴皮玩忽职守，没有牵住，使嘴张开了，犯下了大不敬之罪。武士暴露出弱点，可惜此地没有杀手，但有的是枪，随便一把鲁格，就能击穿他的心脏或头颅。可她自己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弗里妲又怎么办？
伊娃坐在他的身边，仿佛一个人看着孩子一样爱怜地看着他。睡梦中的他只属于她一个人。
她本质上是个好女人，不具备更多品质，但也绝不是个坏人。人们不该以女人身边的男人来评判她。（或者也许那才是应该？）
伊娃的身材十分健美，令厄苏拉艳羡。她有一副好体格，且善运动——会游泳、滑雪、溜冰、跳舞甚至体操——她喜欢户外，恶静好动。可她却像笠贝一样吸在一个懒得动弹的中年男人身上。他是标准的夜行动物，不过午时绝不起床（而且下午还有办法再睡一会儿），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纵情——有着斯巴达人一样严格的起居，却没有斯巴达人的精神。他在人前脱到最里面也永远穿着皮裤（除了巴伐利亚人外，没有人不觉得这裤子难看、可笑），他的口臭病在第一次会面时就把厄苏拉熏得敬而远之，他还常常吃糖般吞服药丸，为了控制他的“气体问题”。（“我听过他放屁，”于尔根说，“你可要留神啊。一定是那些蔬菜闹的。”）他虽注重尊严，但并不怎样爱慕虚荣。“不过是个自大狂。”她写给帕米拉。
来了一辆车，一个司机，接她们去伯格霍夫。到了地方后，元首亲自走到他迎接显贵的台阶上相迎；去年他在同一个地方迎接了张伯伦。张伯伦回英后说他“现在知道希特勒先生心里想些什么了”。厄苏拉觉得这不可能，谁也不可能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连伊娃也不知道。或者说，尤其是伊娃，才更不可能知道。
“诚挚欢迎您的光临，尊贵的夫人。”他说，“可爱的小东西恢复前请尽情在此休养。”
“他喜欢女人、孩子和狗，这方面真是模范男人。”帕米拉写道，“可惜他是独裁者，对公平公正和人类大同都毫无兴趣。”帕米拉大学时代交了许多德国朋友，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她有一屋子（确切说是三个）活力四射、聒噪不休的儿子（小小的弗里妲去了芬奇利一定会受不了的），却写信说自己又怀孕了。“愿这次好运生个女儿。”厄苏拉想念帕米拉。
但帕米拉无法在这个政权下苟活。她爱憎分明，势必无法保持沉默。她将无法像厄苏拉一样将涌上心头的话咽回肚子里（仿佛戴了禁止发声的刑具）。彼侍立者，亦为其役。这话是否能应用于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抑或我只是在自我辩解？厄苏拉想。唉，与其误引弥尔顿，不如看看埃德蒙·伯克，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良善的人都无所作为，恶力就赢了”。
两人抵达后翌日，不知是戈培尔还是鲍曼的一个孩子过生日，举办了儿童茶会。厄苏拉分不清楚，孩子太多了，而且个个都很相似，令她想起元首生日阅兵时的方阵。孩子们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在长桌前，面前各有一份蛋糕。纵情大吃前，每个孩子都要聆听一段狼叔叔的教导。可怜的弗里妲虽酷爱甜食（无疑是母亲的遗传），但旅途劳顿，累得睁不开眼，结果没吃下多少。伯格霍夫永远有蛋糕、罂粟籽Streusel、肉桂梅子Tortes、充满奶油的泡芙，还有巧克力蛋糕——尺寸巨大的穹顶形黑森林蛋糕——厄苏拉很好奇，究竟是谁在吃这些蛋糕？她自己自然是能吃多少就吃了多少。
虽然与伊娃一起度日令人感到闲得发闷，但与元首在场的傍晚相比，那种程度的烦闷完全不算什么。元首在场时，大家在晚饭后会聚大会堂——一个空阔、丑陋的大房间，时间仿佛凝固了，大家或听电唱机，或看电影（或经常二者同时进行）。曲目、剧目由元首决定。最爱的音乐是《蝙蝠》与《风流寡妇》。在那第一个晚上，厄苏拉见到鲍曼、希姆莱、戈培尔（和他们野蛮的女眷）一边听着《风流寡妇》，一边全都抿嘴带笑（这大概也是嘴皮功夫）。厄苏拉念大学时，看过一次学生版的《风流寡妇》，与饰演主角汉娜的女生交上了好朋友。彼时的她绝不会想到，再听到“维利娅，啊！维利娅！林中的女巫！”时在场的竟是这些人，唱词中竟是德文。大学中的那次演出发生在1931年。她尚看不见自己的未来，更看不见欧洲的未来。
大会堂里几乎每晚都放着电影。放映员一到，会堂一侧墙上的葛培林大壁毯，就像一张遮光窗帘，被机械装置卷起，露出后面的电影屏幕。接着大家落座，看一整晚三流滥情剧，或美国惊险片。更难看的还有以山为主题的电影。就这样，厄苏拉看到了《金刚》《抗敌英雄》以及《大山的呼唤》。那第一个晚上，会堂里放的是《圣山》（更多的山，更多的莱尼·里芬施塔尔）。但是元首最喜欢的电影，伊娃悄悄告诉她，是《白雪公主》。他对号入座了哪个角色呢？厄苏拉暗想——是坏巫婆还是小矮人？总不至于是白雪公主吧？肯定是王子，她做结论（那王子有名字吗？世上王子的名字似乎并不重要，已经是王子了还不够吗？）。元首唤醒沉睡的德国，恰似王子唤醒沉睡的少女。虽然他用的并不是一个吻。
弗里妲出生时，克拉拉送给她一本装帧极为精美的Schneewittchen und die sieben Zwerge，“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由弗朗茨·约特纳绘制。克拉拉的教授已经很长时间无法回美院教书了，两人计划1935年离德，又推迟到1936年。水晶之夜后，从未见过克拉拉的帕米拉直接给她写信，承诺在芬奇利为他们提供一个容身之所。但是那惯性，那人人都有的该死的“再等一等”的倾向……于是转眼间他在一次突袭中被捕，被送往东边——官媒说是让他们在一家工厂里干活。“可惜了他那双雕塑家的漂亮的手。”克拉拉说。
（“问题是那地方并不真是‘工厂’，你知道。”帕米拉写。）
厄苏拉记得自己小时候酷爱童话。她并不很在意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曾经坚信邪不压正的道理。她觉得自己被格林兄弟欺骗了。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可以肯定的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那第一个令人疲惫的晚上，伯格的厄苏拉环顾大会堂，这样想。
元首更喜欢轻歌剧，不爱正经大剧；偏好卡通，不爱高品位文化。看他一边牵着伊娃的手一边哼着莱哈尔，厄苏拉惊讶地意识到他其实很普通（甚至愚蠢）。做不了齐格弗里德，顶多是个米老鼠。厄苏拉根本不会与他打交道。伊兹会将他伤得体无完肤。格洛弗太太——格洛弗太太会怎么做呢？厄苏拉想。这是她新近爱上的一个游戏：想象自己的熟人对纳粹寡头政治集团成员的反应。格洛弗太太，她想出来了，格洛弗太太肯定会用松肉的锤子把这些人统统打一顿。（布丽奇特呢？恐怕会彻底无视他的存在。）
电影播完，元首坐下来，开始（长达数小时地）谈他钟爱的话题——德国艺术和建筑（他自认是不得志的建筑师），血脉与土地（土地，又是土地），他对孤独的热爱，他行的神圣道路（又是狼的事）。他是德国的救星，他要拯救可怜的德国，他的白雪公主，无论她愿不愿意。他继续唠叨了许多德国绘画和音乐，讲到瓦格纳，他的《纽伦堡的名歌手》，讲歌本里他最喜欢的一句唱词——Wacht auf, es nahet gen den Tag——“醒来吧，晨光已至”（假设他再多讲一会儿，晨光就真的要已至了，她想）。又谈回命运——他自己的命运——讲他的命运如何与同胞的命运相互牵连。讲家国与个人的关系，讲土地，讲盛衰。（谁大盛？厄苏拉心想，谁又要为此付出衰的代价？）。接着又说到写弗里德里希一世，具体说了什么厄苏拉没有听清，又说罗马建筑，接着又说祖国父亲。（俄国人称祖国为“母亲”，称呼不同有什么玄机吗？厄苏拉想。英国人怎样称呼自己的故土呢？似乎就是“英格兰”。撑死了，迫不得已，会用布莱克的“耶路撒冷”来称呼它。）
又讲回命运。再讲到千年政权。讲啊讲啊，于是乎，晚餐后厄苏拉隐约感到的头疼，现在发展成了一顶戴在头上的棘冠。她想象休说“噢，你还是闭嘴吧，希特勒先生”，突然一阵思乡之情涌上来。她觉得自己要哭了。
她想回家。她想回狐狸角。
就像陪王伴驾的人一样，他们未经允许、不等君主走向卧室，也不得离开。一时间，厄苏拉看见伊娃大动干戈地打了个哈欠，仿佛在说“这就够了，小狼”（她的想象已经恶俗到天马行空，但考虑到眼前境况的无聊程度，这种自娱自乐应可以理解）。接着，终于，感谢上苍，他作势离开，快要闷死的人们纷纷悄声站起来。
女人似乎尤其钟爱元首。她们给他写了上千封信，为他烤制许多蛋糕，为他在靠垫软枕上绣字符，并像希尔妲和汉娜所在的大BDM那样，等在上萨尔茨山下的山路上，只为一睹他坐黑色奔驰车飞驰而过的英姿。许多女人冲他大喊说自己想要怀上他的孩子。“这些人究竟喜欢他什么？”希尔维百思不得其解。两人在柏林时，因为她想“亲眼看看这番兴师动众究竟是为了什么”，厄苏拉曾带她去看过一次游行，不外是永无休止的人潮，挥着旗帜，扛着横幅。（将第三帝国简单归纳为“这番兴师动众”还真有希尔维一贯的英式作风。）
街道成了红、黑、白三色的森林。“他们的用色太艳。”希尔维说，仿佛准备指导国民社会党装饰一下他们的起居室。
元首走近时，人群进入癫狂状态，声嘶力竭地呼喊“Sieg Heil”“Heil Hitler”。“只有我一个人无动于衷吗？”希尔维说，“这算怎么回事？大规模性歇斯底里爆发？”
“是啊，是啊，”厄苏拉说，“有点像皇帝的新衣。我们是唯一看出他没穿衣服的人。”
“简直是小丑。”她厌恶地说。
“嘘！”厄苏拉说。“小丑”的英德说法是一样的，她不希望招致周围的敌意。“你得把手臂举起来。”她说。
“我？”代表英国女性的这朵花惊骇地应道。
“对，就是你。”
勉勉强强地，希尔维举起了手臂。厄苏拉觉得自己到死都不会忘记母亲向纳粹敬礼的这一幕。当然，后来厄苏拉这样对自己说，那是1934年，当时人们的良心还没有因恐惧而瑟缩、而失声，而她也还无法预见那蓄势待发的可怕未来。也许是爱情，也许就是赤裸裸的愚蠢，蒙住了她的眼睛。（帕米拉预见到了。什么也眯不了帕米拉的双眼。）希尔维赴德是为了侦察厄苏拉这个从天而降的丈夫。厄苏拉好奇，倘若希尔维对于尔根不满意，她能采取什么措施——用药迷晕她，绑上快速列车？彼时两人尚居慕尼黑，于尔根还没有在柏林的司法部任职。搬到萨维尼广场、生下弗里妲都是那以后的事。虽然，厄苏拉已经身怀有孕，行动不便了。
“连你都有孩子了。”希尔维说，好像这事她怎么也没想到似的。“还是个德国孩子。”她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
“只是个孩子。”厄苏拉纠正说。
“能溜出来散散心真好。”希尔维说。为什么要溜？厄苏拉暗想。
克拉拉与两人一起吃了顿午饭，席间说：“令堂的着装真是又时髦又脱俗。”厄苏拉从来不觉得希尔维有什么“着装”可言，但她想，也许同克拉拉kartoffelbrot般又松又厚的母亲伯伦纳夫人一比，希尔维的确显得时髦得很了。
饭毕往回走时，希尔维说想去奥伯林格百货给休买一样礼物。到了百货跟前，两人发觉沿街橱窗上刷满反犹太标语。希尔维说：“老天爷，真乱。”百货开着门，但两个穿纳粹冲锋队服的热血青年在商场入口笑眯眯地晃来晃去，吓走了许多想进去的人。希尔维不怕，她大步穿过两个咖啡色制服，厄苏拉在后面苟且地跟着，两人一前一后进了百货，踏上铺了厚地毯的楼梯。经过穿制服的人时，厄苏拉像动画人物一样滑稽地耸了耸肩，厚着脸皮轻轻说了句：“她是英国人。”她觉得希尔维根本不懂得德国民众所面临的生活。后来回想时，她又觉得，也许希尔维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透彻。
“啊，午餐好咯。”伊娃说着，放下相机，牵起弗里妲的手。伊娃带她来到桌前，给她屁股下加了一块垫子，这才在她盘子里满满地堆上了食物。鸡肉、烤马铃薯、沙拉，全是模范农场的产品。这里吃得真好呀。饭后弗里妲吃的米布丁还是拌上当天早晨模范农场新挤的奶做的。（厄苏拉吃稍微面向成年人一些的芝士蛋糕。伊娃抽烟。）厄苏拉记得格洛弗太太做的米布丁，咖啡色脆脆的外皮包裹着奶黄色黏稠的心。虽然知道弗里妲的米布丁里没有肉豆蔻，她仍仿佛隐隐闻到了它的香气。她想不起德语中肉豆蔻的说法，又觉得向伊娃解释起来会相当费劲。食物恐怕是伯格霍夫唯一会令她怀念的东西，既然如此，不妨趁有机会尽情享用，她这样想着，又拿了一块芝士蛋糕。
伺候午饭的是一组军队调来伯格霍夫服役的士兵。伯格奇妙地融合了阿尔卑斯度假民居的惬意和军训营地的紧张。这里简直是个镇，有学校、邮局、剧院、亲卫队大本营、打靶场、保龄球道、国防军医院，以及其他的一应设施，除了教堂简直什么都有。还走动着许多年轻英俊、更适合伊娃交往的国防军军官。
午饭后，一行人走上慕思兰纳山山头上的茶室，伊娃的两只上蹿下跳、呜呜嘤嘤的小狗也跟着。（哪怕只有一只从悬崖或是瞭望台上摔下去也好啊。）厄苏拉一上路就有些许头疼，于是满怀感激地跌进一张绿花亚麻软包扶手椅中，虽然觉得椅子很丑。厨房将茶——自然还有蛋糕——送了出来。厄苏拉用茶水送服了几粒可待因，说：“我想弗里妲已经好得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厄苏拉一有机会就早早上了床，躺进与弗里妲共用的客房床上的雪白床单上。她太累了，反而睡不着，凌晨两点还醒着，就干脆打开了床头灯——弗里妲像所有孩子那样睡得很沉，只有病痛能打扰她的睡眠——拿出纸笔写信给帕米拉。
当然她没有将信寄出去过。因为不完全放心它们不被偷看。你无法确知，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对别人来说不知更要麻烦多少）。她希望眼下不是三伏天，客房里的白瓷炉就会点起火来，她也就能为保险起见把信件烧掉。最保险的办法自然是干脆不写。如今已经不许畅所欲言了。但是真相到死都仍是真相。这句话是哪儿来的？仿佛是《一报还一报》。但也可能真相到死才终于苏醒。而到了那时，清算将是严厉的。
她想回家。想回到狐狸角。她本来五月要回去，怎奈弗里妲病了。她计划得很周全，行李都装箱了，箱子就放在床底它们原先空置的位置，这样于尔根没有理由开箱检查。她买好了火车票，也买好了渡船票，谁也没告诉，甚至连克拉拉都蒙在鼓里。她没有将弗里妲和自己的护照——幸而弗里妲1935年去英国时的入境允许还有效——从保存重要文件的豪猪刺工艺盒里拿走。她每天都确认一遍护照是否都在。然而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她打开盒子，发现护照不见了。她想肯定是自己粗心，于是在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保险合同、保修证书、于尔根的遗嘱（律师毕竟是律师）中一通翻查，箱中什么文件都有，就是没有她要找的那两本。她在逐渐加剧的焦虑中，将箱中所有文件倒在地毯上，一份一份、一遍又一遍地清查。只看到于尔根的护照，却没有她们的。绝望中她搜查了家里每一个抽屉，打开了每一个鞋盒、橱柜，掀起了每一块靠枕、床垫，还是没找到。
他们像往常那样吃了晚饭。她几乎食不下咽。“你生病了吗？”于尔根关切地问。
“没有。”她说。她的声音尖细，仿佛要哭。她能怎么说呢？他知道了，他当然是知道了。
“我想我们该度个假。”他说，“去舒尔特岛。”
“舒尔特岛？”
“对。去舒尔特岛不用护照。”他说。他是否微微一笑？是否露出了笑意？接着，弗里妲病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要来了！”翌日早餐时，伊娃兴奋地说。元首即将到来。
“什么时候？现在？”
“不，今天下午。”
“真可惜，我们都走了。”她说，感谢上帝我们要走了，她心想，“请一定传达谢意，好吗？”
一辆布拉特霍夫宾馆派出的黑色奔驰车将她们送下了山。开车的是送她们上伯格霍夫的同一个司机。
翌日，德国入侵波兰。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啊。她真可爱。”咔嚓、咔嚓、咔嚓。伊娃爱她的禄莱相机。伊娃也爱弗里妲。她真可爱，她说。大家身处伯格霍夫别墅的大露台，沐浴阿尔卑斯明丽的阳光，等待午餐上桌。在这里进餐舒服多了，在清爽的天气中，比从庞大、阴暗、巨大窗户里望出去除了山还是山的餐厅要惬意得多。独裁者统统都爱大而无当，连凭窗的风景也要大的。请微笑！笑得开一点。弗里妲听话地笑着。她从小就习惯服从。
伊娃令弗里妲换下英式风琴褶侍女裙（希尔维从伯恩霍林沃斯百货买来送给弗里妲的生日礼物），给她穿上了巴伐利亚传统女装——背心连衣裙、围兜、白色半长筒袜。在厄苏拉英式审美的眼里（她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英式），这套衣服看来只适合出现在后台化妆间里，或者校戏剧节上。有一回，她在学校（多么古老而遥远的记忆）上演的《汉姆林的吹笛手》中，扮演过一个乡村少女，当时的穿戴与弗里妲现在盛装的模样很相似。
梅丽扮演剧中的鼠王，一人独演一幕，希尔维曾说：“肖克洛斯家的女儿们一定是吃关注率长大的吧？”伊娃就有一点像梅丽——一刻不停，天真快乐，时刻需要别人的关注。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伊娃也是演员，表演着她生命中最伟大的戏。事实上，她的生命也就是她的戏，二者并无区别。
弗里妲呢，可爱的小弗里妲，只有五岁的蓝眼金发小弗里妲，梳着两条很短、很短的小麻花辫。刚来时，她的肤色苍白，显得体弱。现在被阿尔卑斯山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泛出隐隐的粉红色。当元首见到弗里妲时，厄苏拉在他蓝色的眼眸中捕捉到一闪与山下国王湖一样令人彻骨的狂喜，她知道他看见了什么，那是他千年政权的未来，它随着一个又一个Mädchen，正画卷般缓慢铺开。（“她长得不太像你，不是吗？”伊娃毫无恶意地说，她不具备恶意。）
厄苏拉小时候——一个她似乎不断被迫回溯的时期——曾读过许多童话，童话关于一些受了冤屈的公主，为从荒淫无度的父亲和嫉恨心切的继母手里逃出来，不惜往姣好的脸上抹胡桃皮汁、在柔美发间揉进灰土，以期掩盖——就像吉卜赛人、流浪者和被社会抛弃的人一样。厄苏拉思忖人们如何弄到胡桃皮汁，它似乎不是一样走进店里就能买到的东西。而且用坚果皮汁抹黑脸蛋离家出走这个做法，在当今世界已经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尤其在上萨尔茨山——他们口中的Zauberberg——这仿佛舞台剧般矫揉造作的世界里。他们称它“伯格”，带着入选子民的亲热。
她此时究竟在此地做什么？厄苏拉想不明白。又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呢？弗里妲的疗养期即将结束，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厄苏拉决定今日无论如何要与伊娃谈谈。无论如何，她们并非囚徒，应该可以想走就走。
伊娃点起一支烟。元首不在，耗子便不安分起来。他不喜欢她抽烟、喝酒，或者化妆。厄苏拉很钦佩伊娃这些小小的叛逆行为。自从厄苏拉与弗里妲两周前抵达伯格霍夫以来，元首曾来过两次，每次来去，不仅对伊娃，对所有人都仿佛一出戏剧进入高潮时刻。厄苏拉很久前便感到，新帝国仿佛一出大张旗鼓的家庭音乐喜剧。“一个由愚人讲述的故事，充满喧嚣与狂暴。”她写信给帕米拉，“不幸并非一无所得。”
在伊娃的鼓励下，弗里妲原地旋转了一小圈，笑了起来。她是厄苏拉心中融化了的部分，是她思想和行为中所有的光明面。如果能够保护弗里妲，厄苏拉愿意余生永远在刀尖上行走。为了拯救她，她愿意在地狱的烈火中煎熬。如果她能够浮起，她愿意在最深的河底溺水身亡。（她畅想了许多极端的牺牲方法。准备最好能充分。）她以前不知道（从希尔维身上看不出多少这方面的迹象）母爱竟如此揪心断肠，强烈到足以令人产生生理上的痛楚。
“啊，当然咯。”帕米拉说，仿佛它再寻常不过，“母爱会将你变成一条母狼。”厄苏拉觉得自己没有变成了一条狼，不管怎么说她都应该是熊。
山中确有不少伺机夺食的母狼——玛格妲、艾米、玛格丽特、戈尔妲，她们是党内高干娶来繁殖后代的女人，稍有机会便争权夺势，从多产的胯间，不断为元首、为帝国的明天繁衍子孙后代。她们是危险的狼，是掠食性动物，她们恨伊娃，恨这头不知为何竟然争得了宠幸的“愚蠢的母牛”——die blöde Kuh。
她们自然认为，任何一个别人都要比无足轻重的伊娃与伟大领袖更为般配。像他这样的人物难道不应配一个布伦希尔德——或至少是一个玛格妲，一个蕾妮？或者干脆是瓦尔基里，伊娃叫她“那个女人米特福德”，das Fräulein Mitford。元首十分崇拜英格兰，尤其是英格兰的贵族和皇室。虽然厄苏拉觉得，无论如何，时机成熟后他还是会灭掉英国，无论崇拜与否。
伊娃讨厌所有可能掠夺元首宠幸的瓦尔基里。她强烈的情感发端于恐惧。她最深的恨永远是留给鲍曼的。那是伯格霍夫的éminence grise，掌管钱匣，替元首置办送给伊娃的礼物。经他拨款允许，她才有了她所有的毛皮大衣、所有的菲拉格慕鞋。这个人时刻不动声色地提醒着她，自己只是个高级情妇。厄苏拉奇怪皮毛都是哪儿来的。大部分她见到的在柏林贩售皮毛的人都是犹太人。
元首娶了一个站店的女孩，这当然触犯了女狼们的众怒。伊娃告诉厄苏拉，她在霍夫曼的摄影工作室工作时，第一次遇见他，她便叫他“狼大人”。“阿道夫在德语里指高贵的狼。”她说。厄苏拉想他一定相当喜欢别人这样叫他。她从来没听到过有人叫他阿道夫。（伊娃难道在床上也称他‘我的元首’吗？看来相当可能。）“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歌吗？”伊娃笑道，“居然是《谁怕大坏狼？》。”
“你指迪士尼电影《三只小猪》里的童谣？”厄苏拉难以置信地说。
“是呀！”
啊，厄苏拉想到，这可得马上告诉帕米拉。
“再拍一张给Mutti（妈妈），”伊娃说，“把她抱在怀里。真漂亮。请微笑！”厄苏拉观察过伊娃手持相机，兴高采烈、自信满满地跟随元首的样子，在他不避镜头、不将帽檐滑稽地拉低仿佛一个伪装失败的间谍时，抓拍他的照片。他不喜欢她给他拍照。他更喜欢摄影棚里美化人物的灯光，喜欢摆拍里昂扬的姿势，而不是她钟爱的抓拍照片。伊娃则不同，她爱照相。她不仅希望被摄入照片，甚至想去拍电影。“Ein就行。”她想去好莱坞（“等到有一天”）扮演她自己。“拍一部讲我自己的电影。”她说。（摄影机的出现让伊娃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显然，元首承诺了要帮她达成此事。元首自然是到处承诺了许多东西的，不然也坐不到今天的位置。
伊娃重新对好禄莱相机的焦距。厄苏拉庆幸没带来自己的旧柯达，不然未免相形出绌。“我给你印一套。”伊娃说，“你寄回英国给你父母。照片以山为背景，很漂亮。现在，请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Jetzt lach doch mal richtig！”
此处拍摄的所有照片、存在着的所有事物，均以群山为背景。起初，厄苏拉还觉得它们很美，逐渐地，她感到来自雄伟壮阔的压迫。高耸的冰封的悬崖、急流的瀑布、无边的松林——自然和神话两相融合，成为德国式崇高灵魂的象征。对厄苏拉来说，德国的浪漫由伟大和超凡写就，相形之下，英国宁静的湖泊实在太驯顺了。而英国人的灵魂，如果它有一个栖居之所，一定也是类似后花园这样毫无英雄主义情结的地方——一块草坪，一床玫瑰，一排荷包豆。
她该回家了。不是回柏林，回萨维尼广场；而是回英格兰，回狐狸角去。
伊娃让弗里妲坐在平台四周的矮墙头，厄苏拉立即将她抱了下来。“她不喜欢高。”她说。伊娃自己很喜欢坐在矮墙头，也喜欢带着狗和儿童在墙边走来走去。墙外峭壁穿过贝希特斯加登，直插山下的国王湖，视之令人目眩。厄苏拉想起小小的贝希特斯加登，想起它家家与世无害的窗台盒里盛放的老鹳草和那伸向湖水的草坡，心中感到难过。1933年与克拉拉去那里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美院教授已经离婚，克拉拉随即嫁给他，如今已有了两个孩子。
“尼比龙猫就住在上面。”伊娃指着环绕的山峰告诉弗里妲，“还有魔鬼、女巫和恶狗。”
“恶狗？”弗里妲不敢置信地重复。她已被伊娃那两只恼人的苏格兰猎狐梗尼格斯和斯塔西吓坏了，再也经不起矮人和魔鬼的惊吓了。
而我听说，温特斯山上躲藏的，并不是妖魔，而是查理大帝。他在山洞里沉睡，等待正义与邪恶决一死战的时刻，将他唤醒。不知是什么时候。她心想或许快了。
“再来一张，”伊娃说，“笑开一点！”禄莱相机的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与阳光较着劲。伊娃还有一台电影摄像机，是狼先生送给她的一件昂贵礼物，两人没有因为她设备精良而被摄为彩色活动影像，厄苏拉觉得她应该感到高兴。厄苏拉想象后人翻阅伊娃（众多）的相册，一定要奇怪那里面的厄苏拉是何许人，或许会将她误作伊娃的妹妹格丽泰，或朋友赫塔，这些历史的注脚。
有一天，这一切自然都要一并交付给那同一场历史，这山峦也逃不过——岩石终成沙土。大多数人在懵懂中经历了一些事，只有回过头才看得出它们的意义。元首不一样，元首时刻在有意识地为未来创造历史。只有真正的自恋狂才办得到这一点。而那一边的柏林，斯佩尔正在建造千年后即使变得残破依然不失美感的建筑，作为对元首的献礼。（这样宏大的视角！厄苏拉的日子却是一小时一小时过的，这又是做了母亲的缘故，未来对母亲来说与过去一样秘不可测。）
斯佩尔是唯一对伊娃态度和善的人，故此厄苏拉对他赋予了相当的好感，虽然这种程度的好感他或许根本配不上。他同时也是一心想成为条顿骑士的男人里唯一模样好、无伤残的一个，不似低级官僚，要么矮得像蛤蟆、要么肥得像猪——或更恶心的什么东西。（“而且他们都穿着军装！”她写信给帕米，“但这都像假的一样。仿佛住在《曾达的囚徒》里。这帮人都相当善于胡诌。”她多么希望帕米能在她身边啊，而帕米又会在对元首和他手下人物的个性分析中得到多少乐趣！她肯定会说他们都是些不懂装懂的家伙，只会唱冗长无谓的高调。）
私下里，于尔根说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都有人格缺陷，而台面上，他也表现得仿佛帝国忠实奴仆的一员。Lippenbekenntnis，他说。嘴皮功夫。（将就一下吧，希尔维会这么说。）他说如此才是处世之道。厄苏拉想这方面他倒很像莫里斯，莫里斯曾说，为了晋级，一个人必须耐得住与傻瓜和蠢驴共事。同时，莫里斯也还是个律师。近来他在内政部的位置已高入云端。一旦开战，这会不会成为麻烦呢？她勉强自己戴上的德国公民身份的盾牌，是否能保障她的安全？（如果两国开战，她能否容忍身处海峡这一侧？）
于尔根也是律师。想要受理诉讼，就必须加入政党，别无选择。Lippenbekenntnis（嘴皮功夫）。他为柏林司法部效力。他向厄苏拉求婚时（“旋风般的攻势。”她写信给希尔维说），才刚刚退出共产党。
如今，于尔根已经放弃了他的左派政治观点，坚决拥护帝国达成的一切——国家又运转起来了——无人失业、食物充足、全民康泰，民族自尊得到彰显。新的岗位、新的道路、新的工厂、新的希望——他说，除了帝国，还有什么能够带来这样的成就呢？然而得到这一切的代价，是要接受一个仿真的新宗教和一个狂暴的假弥赛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于尔根说。这次代价似乎未免太高昂。（厄苏拉时常好奇他们究竟如何做到了这一切。必定是抓住了恐惧心理，借助了剧场技巧。但这么多钱和工作岗位又是哪儿来的？也许仅仅来自旗帜和制服的需要就基本拯救了国家经济？“本来德国的经济就在复苏，”帕米拉说，“纳粹只是幸运地揽上了这个功绩。”）是的，他说，的确，不能忽视存在暴力，但这只是一瞬的痉挛和浪潮，是纳粹冲锋党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牺牲。现在所有人、所有事都已趋向理智。
四月，两人去柏林参加了为元首五十岁生日贺寿的大型阅兵式。于尔根在嘉宾大看台上获得了几个座位。“一种赏赐，我想。”他说。可他做了什么事，元首要“赏赐”他？她不明白。（他为此高兴吗？有时不容易看出来。）1936年他没能弄到奥运会的票，然而现在，他们却与帝国的VIP们比肩而坐。这几天他总是很忙。“律师从来不睡觉。”他说。（然而在厄苏拉看来，律师们都在为能一睡千年、高枕无忧而努力。）
阅兵式长得仿佛一辈子，堪称戈培尔策划的最成功的表演。军乐不断后，纳粹德国空军分中队保持阵形沿东西向飞越勃兰登堡门，献上震耳欲聋的序曲。更多的喧嚣与狂暴。“那是亨克尔和梅塞施米特。”于尔根说。他怎么知道？哪个男孩不了解飞机？他反问。
接着是无尽的兵团高踢正步沿路经过。厄苏拉看着他们，想到了撩起大腿跳舞的女子舞团。“Stechschritt。”厄苏拉说，“这走法究竟是谁发明的？”
“当然是普鲁士人。”于尔根笑道，“还能有谁？”
她拿出一板巧克力，掰下一块给于尔根。他皱着眉摇了摇头，仿佛她的行为表现出了对面前军事集团力量的不恭。她又吃了一块。这是她小小的抗议。
他凑近来让她听见——人群正爆发恼人的骚动——“不看别的，至少这整齐划一值得你钦佩。”他说。她钦佩。她的确钦佩。兵士的动作异常精准。每个兵团都走得一模一样，仿佛机器人一般完美，仿佛出自同一条生产线，失去了人的感觉。然而，充满人的感觉，本就不是军人的任务。（“一切都那么雄赳赳。”她向帕米拉汇报说。）英国军队能把这样庞大的一个集体训练得如此机械性地一致吗？苏联政权也许行，但英国人从来都不那么善于服从。
庆典才刚刚开始，她膝头的弗里妲已经睡着。整场阅兵希特勒都在行礼，手臂高举身前（从他们坐的位置上，她有时向他的手臂瞥一眼，它仿佛一把火钳）。权力显然能给人一种异于常人的耐力。假设过五十岁生日的是我，厄苏拉想，只要在泰晤士，在布雷、亨利或附近任何一处河岸办一个野餐，一个非常英式的野餐——热茶、热狗酥皮卷、鸡蛋西芹三明治、蛋糕和松饼。画面中家人都在，但于尔根是否也属于那片闲适的欢乐？他应该会融入得很好，穿法兰绒划船裤，斜靠草坪与休聊着板球。两人曾见过面，相处很融洽。1935年，他们曾去英国，回了一次狐狸角。“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休说，虽然听说她入了德国国籍，显得不很高兴。她现在明白，入籍这一步走错了。“事后洞悉力真伟大，”克拉拉说，“如果我们在事前就都有它，便无须写什么历史了。”
她便会留在英国。会留在狐狸角。留在草地、树林，留在小溪潺潺、铃兰花开的地方。
战争机器的队列轰隆隆滚来了。“那是坦克。”第一辆由几部拖着驮在背上的panzer映入眼帘时，于尔根用英语说。他在牛津念过一年书，英语很好（也因此懂得板球）。后续panzer（坦克）陆续驶来，跟着是带跨斗的三轮摩托，装甲车，骑兵英姿飒爽地挟行两侧（马队最受观众欢迎——厄苏拉唤醒弗里妲，叫她看马），接着是炮兵连，有轻型步枪、重型地对空迫击炮以及巨大的加农炮。
“那是K-3。”于尔根语气里有欣赏，仿佛觉得她能够听明白。
整场阅兵显出对秩序和几何图形的偏爱，这令厄苏拉难以理解。阅兵在这方面与过去其他的阅兵式和集会——充满舞台效果的表演——没有区别，但这次的备战气氛较往常浓烈得多。那么多武器——国家除了牙齿什么地方都武装到了！厄苏拉不知道他们竟有这么多武器，难怪每个人都有工作干。“莫里斯说，要想拯救国家经济，不打仗是不行的。”帕米拉写道。造这些武器必然是为了战争，不然它们有什么用呢？
“重整军事力量，是拯救全民身体素质的手段。”于尔根说，“它帮助我们重新获得国家荣誉感。1918年大帅投降时……”厄苏拉不再往下听，这席话她已经听过许多次。“上次战争是他们发起的，”她怒气冲冲地写信给帕米拉，“战后却弄得仿佛只有他们受了苦，只有他们忍受贫穷饥饿，只有他们遭遇家破人亡。”弗里妲再次醒来，心情很糟糕。厄苏拉喂她巧克力。厄苏拉的心情也不好。两人你一口我一口，把一板巧克力吃光了。
阅兵式的尾声居然很感人。各兵团将士身着各色军服，在希特勒的看台前组成好几排整齐的色块——横平竖直，队伍的边缘仿佛被刀片裁过。整体躬身向他致敬。人群激动得发了狂。
“你觉得怎么样？”他们拖着脚步往外蹭时，于尔根问。弗里妲坐在他的肩头。
“雄壮。”厄苏拉说，“非常雄壮。”同时感到太阳穴处，一次头疼正在缓缓酝酿起来。
弗里妲的病是几周前早晨的一次发烧引起的。“我不舒服。”弗里妲说。厄苏拉贴了贴她的额头后发觉汗津津的，于是说：“你不用去幼儿园了，今天跟我待在家里吧。”
“热伤风。”于尔根回家后判断。弗里妲的肺一直不好（“得了我母亲的真传。”希尔维阴沉沉地说），因此两人已经习惯了感冒流涕喉咙痛等症状。但这一次，感冒恶化得十分迅速，很快弗里妲的体温起来了，整个人疲弱下去。她的皮肤贴上去仿佛就要起火。“帮她降温。”医生说，厄苏拉就在她的额上敷冷毛巾，给她讲故事，然而弗里妲无论怎么努力，都提不起听的兴致来。紧接着，她陷入了错乱状态，大夫听了她的胸音，说：“这是支气管炎，等一等就退了。”
那天晚些时候，弗里妲突然恶化，两人将几乎纹丝不动的小身体用毯子裹住，乘出租车送往最近的一个天主教医院。对方诊断为肺炎。“小姑娘怎么病得这么重。”大夫说，仿佛责怪他们不尽心。
厄苏拉两天两夜不离弗里妲床侧，为了将她留在人世，一直握着她的小手。“如果我能替她得病就好了。”于尔根越过弗里妲身上浆得笔挺的雪白床单轻声说。修女们穿着兜头大氅，仿佛西班牙大帆船一般，鼓着风在病房里来回忙碌。厄苏拉走了片刻神时，顾自想到这些人每天早上不知要花多久才能穿起这套行头。厄苏拉自己肯定无法顺利穿戴那种东西，只会弄得一团糟。行头过于复杂，这本身似乎就是一项不当修女的好理由。
他们祈祷让弗里妲活下来。结果梦想成真。意志的胜利。危机过去了，弗里妲踏上复原的漫漫长途。由于虚弱、苍白，弗里妲亟待疗养，一天晚上厄苏拉从医院回到家，在门前发现一个不知由谁亲自放到门前来的信封。
“伊娃寄。”她等于尔根下班回来，给他看信封。
“伊娃是谁？”他说。
“微笑！”咔嚓、咔嚓、咔嚓。她想也许伊娃生来乐于助人。进山并不添她麻烦。伊娃好意相邀，不过是为了让弗里妲吸到山中的优质空气，吃到模范农场格兹霍夫生产的新鲜蔬菜、鸡蛋和牛奶。
“这不是圣旨吗？”于尔根问，“你能拒绝吗？你想拒绝吗？我希望你不想，而且留在山里对你的头疼病也有好处。”近来，随着他在部门里升迁，她发觉两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单边化。他判断，提问，自我回答，紧接着便盖棺论定，整个过程没有她插嘴的份儿。（也许这是律师行业的做法。）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样有什么不妥。
“老山羊到底还是有女人了，不是吗？谁想得到？你以前知道吗？不，不可能，如果你知道你会告诉我。你竟认识她了，想想看！这对我们只有好处，不是吗？离王座近在咫尺。对我的工作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亲爱的。”他例行公事般补上最后一句。
厄苏拉却觉得王座附近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我对伊娃谈不上认识。”厄苏拉说，“我没见过她，是伯伦纳太太认识她的母亲博劳恩太太。克拉拉曾在霍夫曼的摄影工作室与伊娃一起工作过。她们以前进的是同一所幼儿园。”
“厉害。”于尔根说，“三步就从咖啡馆轻松跃到了权力中心。伊娃小姐知道她幼儿园的老友克拉拉嫁给了一个犹大吗？”她惊讶于他表达“犹太人”的方式。犹大。她从没有听他这样狰狞而轻蔑地说过这个词。她感到心里插进了一根钉子。“我不知道，”她说，“我不属于你所说的咖啡馆。”
元首占据了伊娃大部分的生活，他不在时，她便仿佛一个被抽空了的器皿。恋人不在时，伊娃每天晚上保持电话畅通，且像小狗一样，忧心地竖着一只耳朵，等待电话铃送来主人的声音。
山中无事可做。不多久，林中漫步和畅泳（彻骨寒冷的）国王湖变得叫人低迷，不再有焕发精力的效果。野花没有一直采下去的道理，在露台上的卧榻里晒日光浴，也总有快要发疯的时候。此处保姆奶妈成群结队，争相照顾弗里妲，厄苏拉发觉自己变得同伊娃一样，手中大把花不完的时间。她失策地只带来了一本书，幸亏书还算厚，是托马斯·曼的《魔山》。她不知道它是一本禁书。一个国防军军官见她在读这本书，说：“您胆子真大，您应该知道这是他们的禁书吧。”她心想，既然他说“他们的”，那他自己也许就不在他们之列。他们能怎么办？最多是从她手里把书拿走，扔进厨房灶炉里吧？
这国防军军官，为人相当和善。他说自己祖母是苏格兰人，说自己在“高地”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
Im grunde hat es eine merkwürdige Bewandtnis mit diesem Sicheinleben an fremdem orte, dieser-sei es auch-mühseligen Anpassung und Umgewöhnung，她念着，吃力而拙劣地翻译着——“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它要求你去适应、去熟悉，这其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得多么真实，她想。曼的作品太深刻了。她多希望自己带了一箱布丽奇特的哥特浪漫小说。她知道它们一定不会被verboten的。
山中的空气（以及托马斯·曼的作品）对她的头疼病丝毫没有起到改善作用。她头疼得更厉害了。Kopfschmerzen一词本身就叫她头疼。“我查不出您有什么问题。”医院大夫这样告诉她，“多半是心理作祟。”他给她开了一剂佛罗拿。
伊娃则没有任何文化消遣。不过，伯格本也不是一个云集知识分子的地方。唯一勉强有些思想的人只有斯佩尔。但这并不是说伊娃度日不用脑子，厄苏拉觉得情况远远不是如此。你能感觉到她生活热情的表象下，那种消沉和神经质，然而焦虑并不是一个男人希望在自己的情妇身上看到的东西。
厄苏拉想，为了做一名成功的情妇（虽然她自己没有做过情妇，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一个女人必须令人舒心、叫人忘却烦恼，恰似一个好枕头可以让疲倦的头颅得到安枕。Gemütlichkeit。伊娃友好，总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从来不努力显得自己善思善辩。有权势的男人需要他们的女人毫无攻击性，家庭绝不能是思辨的竞技场。“我自己的丈夫也这么说，所以这一定是真的了！”她写信给帕米拉。虽然这番意思，他不是以自己为例表达的——因为他还没有权势。“至少目前如此。”他笑道。
政治世界对伊娃来说不过是一个将她的至爱夺走的东西。她被粗暴地隔绝于公众目光之外，不要说合法名分，甚至随便什么名分都没有，虽然她像狗一样忠诚，但狗得到的认可却比她要多。布朗帝的地位就比伊娃更高。她最大的遗憾，伊娃说，就是温莎王朝造访伯格霍夫时，她没有获准觐见公爵夫人。
厄苏拉听了皱起眉头。“但你知道她是个纳粹呀！”她脱口而出。（“我想我说话应该更小心些才是！”她写信给帕米拉。）伊娃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是呀，她当然是”，就再也不追究这个问题，仿佛英国一朝之君的妻眷是个纳粹党并没什么好奇怪的。
元首必须追随高贵、孤独的贞洁之路，他不能有婚姻，因为他已经与德国结合。他将自己献身给了国家的命运——至少概括说来如此。厄苏拉感到自己此时已经偷偷睡着了。（这是他晚饭后一次冗长的独白。）真像我们的伊丽莎白一世，她想，但没有这么说，因为觉得元首一定不希望与一个女人相提并论，即便这女人是个有着国王的心胸和胃口的英国贵族。上学时，厄苏拉曾师从一个很喜欢援引伊丽莎白一世的历史老师。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切勿将秘密告诉你没有试炼过其信仰、亦不知其能否守口如瓶的人。
伊娃如果留在慕尼黑，守着元首送给她的资产阶级小住宅，还能正常社交，一定更为快乐。身处山中这个镀金的牢笼，她只好自我娱乐，翻翻杂志，聊聊时兴发型、明星韵事（仿佛以为厄苏拉对这个话题也有了解），像表演快速换装魔术般一套套换衣服。厄苏拉去过几次伊娃的卧室，那是一个漂亮的闺房，与伯格霍夫其他地方的沉闷风格大相径庭，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显要位置挂了一幅元首像。那是她的英雄。元首自己的房间里却没有相应地挂上他情妇的相片，在他墙上挂着的，不是伊娃的笑脸，而是他自己的英雄弗里德里希一世。伟大的弗里德里希。
“我总是都把grosse听成grocer。”她写信给帕米拉说。当然，一般来说，好战而去征服世界的人，通常都不是卖吃食起家。元首获得伟大成就前师从何处？伊娃耸耸肩，她不知道。“他一直都搞政治，出生时就是政治家。”不会，厄苏拉想，他出生时不过是婴儿，一如所有人。现在的他是他选择的结果。
元首的卧室毗邻伊娃的浴室，别人无法进入。但厄苏拉见过元首睡觉，不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卧室，而是在伯格霍夫午餐后的露台上，在阳光普照中。伟大武士的嘴皮玩忽职守，没有牵住，使嘴张开了，犯下了大不敬之罪。武士暴露出弱点，可惜此地没有杀手，但有的是枪，随便一把鲁格，就能击穿他的心脏或头颅。可她自己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弗里妲又怎么办？
伊娃坐在他的身边，仿佛一个人看着孩子一样爱怜地看着他。睡梦中的他只属于她一个人。
她本质上是个好女人，不具备更多品质，但也绝不是个坏人。人们不该以女人身边的男人来评判她。（或者也许那才是应该？）
伊娃的身材十分健美，令厄苏拉艳羡。她有一副好体格，且善运动——会游泳、滑雪、溜冰、跳舞甚至体操——她喜欢户外，恶静好动。可她却像笠贝一样吸在一个懒得动弹的中年男人身上。他是标准的夜行动物，不过午时绝不起床（而且下午还有办法再睡一会儿），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纵情——有着斯巴达人一样严格的起居，却没有斯巴达人的精神。他在人前脱到最里面也永远穿着皮裤（除了巴伐利亚人外，没有人不觉得这裤子难看、可笑），他的口臭病在第一次会面时就把厄苏拉熏得敬而远之，他还常常吃糖般吞服药丸，为了控制他的“气体问题”。（“我听过他放屁，”于尔根说，“你可要留神啊。一定是那些蔬菜闹的。”）他虽注重尊严，但并不怎样爱慕虚荣。“不过是个自大狂。”她写给帕米拉。
来了一辆车，一个司机，接她们去伯格霍夫。到了地方后，元首亲自走到他迎接显贵的台阶上相迎；去年他在同一个地方迎接了张伯伦。张伯伦回英后说他“现在知道希特勒先生心里想些什么了”。厄苏拉觉得这不可能，谁也不可能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连伊娃也不知道。或者说，尤其是伊娃，才更不可能知道。
“诚挚欢迎您的光临，尊贵的夫人。”他说，“可爱的小东西恢复前请尽情在此休养。”
“他喜欢女人、孩子和狗，这方面真是模范男人。”帕米拉写道，“可惜他是独裁者，对公平公正和人类大同都毫无兴趣。”帕米拉大学时代交了许多德国朋友，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她有一屋子（确切说是三个）活力四射、聒噪不休的儿子（小小的弗里妲去了芬奇利一定会受不了的），却写信说自己又怀孕了。“愿这次好运生个女儿。”厄苏拉想念帕米拉。
但帕米拉无法在这个政权下苟活。她爱憎分明，势必无法保持沉默。她将无法像厄苏拉一样将涌上心头的话咽回肚子里（仿佛戴了禁止发声的刑具）。彼侍立者，亦为其役。这话是否能应用于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抑或我只是在自我辩解？厄苏拉想。唉，与其误引弥尔顿，不如看看埃德蒙·伯克，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良善的人都无所作为，恶力就赢了”。
两人抵达后翌日，不知是戈培尔还是鲍曼的一个孩子过生日，举办了儿童茶会。厄苏拉分不清楚，孩子太多了，而且个个都很相似，令她想起元首生日阅兵时的方阵。孩子们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在长桌前，面前各有一份蛋糕。纵情大吃前，每个孩子都要聆听一段狼叔叔的教导。可怜的弗里妲虽酷爱甜食（无疑是母亲的遗传），但旅途劳顿，累得睁不开眼，结果没吃下多少。伯格霍夫永远有蛋糕、罂粟籽Streusel、肉桂梅子Tortes、充满奶油的泡芙，还有巧克力蛋糕——尺寸巨大的穹顶形黑森林蛋糕——厄苏拉很好奇，究竟是谁在吃这些蛋糕？她自己自然是能吃多少就吃了多少。
虽然与伊娃一起度日令人感到闲得发闷，但与元首在场的傍晚相比，那种程度的烦闷完全不算什么。元首在场时，大家在晚饭后会聚大会堂——一个空阔、丑陋的大房间，时间仿佛凝固了，大家或听电唱机，或看电影（或经常二者同时进行）。曲目、剧目由元首决定。最爱的音乐是《蝙蝠》与《风流寡妇》。在那第一个晚上，厄苏拉见到鲍曼、希姆莱、戈培尔（和他们野蛮的女眷）一边听着《风流寡妇》，一边全都抿嘴带笑（这大概也是嘴皮功夫）。厄苏拉念大学时，看过一次学生版的《风流寡妇》，与饰演主角汉娜的女生交上了好朋友。彼时的她绝不会想到，再听到“维利娅，啊！维利娅！林中的女巫！”时在场的竟是这些人，唱词中竟是德文。大学中的那次演出发生在1931年。她尚看不见自己的未来，更看不见欧洲的未来。
大会堂里几乎每晚都放着电影。放映员一到，会堂一侧墙上的葛培林大壁毯，就像一张遮光窗帘，被机械装置卷起，露出后面的电影屏幕。接着大家落座，看一整晚三流滥情剧，或美国惊险片。更难看的还有以山为主题的电影。就这样，厄苏拉看到了《金刚》《抗敌英雄》以及《大山的呼唤》。那第一个晚上，会堂里放的是《圣山》（更多的山，更多的莱尼·里芬施塔尔）。但是元首最喜欢的电影，伊娃悄悄告诉她，是《白雪公主》。他对号入座了哪个角色呢？厄苏拉暗想——是坏巫婆还是小矮人？总不至于是白雪公主吧？肯定是王子，她做结论（那王子有名字吗？世上王子的名字似乎并不重要，已经是王子了还不够吗？）。元首唤醒沉睡的德国，恰似王子唤醒沉睡的少女。虽然他用的并不是一个吻。
弗里妲出生时，克拉拉送给她一本装帧极为精美的Schneewittchen und die sieben Zwerge，“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由弗朗茨·约特纳绘制。克拉拉的教授已经很长时间无法回美院教书了，两人计划1935年离德，又推迟到1936年。水晶之夜后，从未见过克拉拉的帕米拉直接给她写信，承诺在芬奇利为他们提供一个容身之所。但是那惯性，那人人都有的该死的“再等一等”的倾向……于是转眼间他在一次突袭中被捕，被送往东边——官媒说是让他们在一家工厂里干活。“可惜了他那双雕塑家的漂亮的手。”克拉拉说。
（“问题是那地方并不真是‘工厂’，你知道。”帕米拉写。）
厄苏拉记得自己小时候酷爱童话。她并不很在意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曾经坚信邪不压正的道理。她觉得自己被格林兄弟欺骗了。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可以肯定的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那第一个令人疲惫的晚上，伯格的厄苏拉环顾大会堂，这样想。
元首更喜欢轻歌剧，不爱正经大剧；偏好卡通，不爱高品位文化。看他一边牵着伊娃的手一边哼着莱哈尔，厄苏拉惊讶地意识到他其实很普通（甚至愚蠢）。做不了齐格弗里德，顶多是个米老鼠。厄苏拉根本不会与他打交道。伊兹会将他伤得体无完肤。格洛弗太太——格洛弗太太会怎么做呢？厄苏拉想。这是她新近爱上的一个游戏：想象自己的熟人对纳粹寡头政治集团成员的反应。格洛弗太太，她想出来了，格洛弗太太肯定会用松肉的锤子把这些人统统打一顿。（布丽奇特呢？恐怕会彻底无视他的存在。）
电影播完，元首坐下来，开始（长达数小时地）谈他钟爱的话题——德国艺术和建筑（他自认是不得志的建筑师），血脉与土地（土地，又是土地），他对孤独的热爱，他行的神圣道路（又是狼的事）。他是德国的救星，他要拯救可怜的德国，他的白雪公主，无论她愿不愿意。他继续唠叨了许多德国绘画和音乐，讲到瓦格纳，他的《纽伦堡的名歌手》，讲歌本里他最喜欢的一句唱词——Wacht auf, es nahet gen den Tag——“醒来吧，晨光已至”（假设他再多讲一会儿，晨光就真的要已至了，她想）。又谈回命运——他自己的命运——讲他的命运如何与同胞的命运相互牵连。讲家国与个人的关系，讲土地，讲盛衰。（谁大盛？厄苏拉心想，谁又要为此付出衰的代价？）。接着又说到写弗里德里希一世，具体说了什么厄苏拉没有听清，又说罗马建筑，接着又说祖国父亲。（俄国人称祖国为“母亲”，称呼不同有什么玄机吗？厄苏拉想。英国人怎样称呼自己的故土呢？似乎就是“英格兰”。撑死了，迫不得已，会用布莱克的“耶路撒冷”来称呼它。）
又讲回命运。再讲到千年政权。讲啊讲啊，于是乎，晚餐后厄苏拉隐约感到的头疼，现在发展成了一顶戴在头上的棘冠。她想象休说“噢，你还是闭嘴吧，希特勒先生”，突然一阵思乡之情涌上来。她觉得自己要哭了。
她想回家。她想回狐狸角。
就像陪王伴驾的人一样，他们未经允许、不等君主走向卧室，也不得离开。一时间，厄苏拉看见伊娃大动干戈地打了个哈欠，仿佛在说“这就够了，小狼”（她的想象已经恶俗到天马行空，但考虑到眼前境况的无聊程度，这种自娱自乐应可以理解）。接着，终于，感谢上苍，他作势离开，快要闷死的人们纷纷悄声站起来。
女人似乎尤其钟爱元首。她们给他写了上千封信，为他烤制许多蛋糕，为他在靠垫软枕上绣字符，并像希尔妲和汉娜所在的大BDM那样，等在上萨尔茨山下的山路上，只为一睹他坐黑色奔驰车飞驰而过的英姿。许多女人冲他大喊说自己想要怀上他的孩子。“这些人究竟喜欢他什么？”希尔维百思不得其解。两人在柏林时，因为她想“亲眼看看这番兴师动众究竟是为了什么”，厄苏拉曾带她去看过一次游行，不外是永无休止的人潮，挥着旗帜，扛着横幅。（将第三帝国简单归纳为“这番兴师动众”还真有希尔维一贯的英式作风。）
街道成了红、黑、白三色的森林。“他们的用色太艳。”希尔维说，仿佛准备指导国民社会党装饰一下他们的起居室。
元首走近时，人群进入癫狂状态，声嘶力竭地呼喊“Sieg Heil”“Heil Hitler”。“只有我一个人无动于衷吗？”希尔维说，“这算怎么回事？大规模性歇斯底里爆发？”
“是啊，是啊，”厄苏拉说，“有点像皇帝的新衣。我们是唯一看出他没穿衣服的人。”
“简直是小丑。”她厌恶地说。
“嘘！”厄苏拉说。“小丑”的英德说法是一样的，她不希望招致周围的敌意。“你得把手臂举起来。”她说。
“我？”代表英国女性的这朵花惊骇地应道。
“对，就是你。”
勉勉强强地，希尔维举起了手臂。厄苏拉觉得自己到死都不会忘记母亲向纳粹敬礼的这一幕。当然，后来厄苏拉这样对自己说，那是1934年，当时人们的良心还没有因恐惧而瑟缩、而失声，而她也还无法预见那蓄势待发的可怕未来。也许是爱情，也许就是赤裸裸的愚蠢，蒙住了她的眼睛。（帕米拉预见到了。什么也眯不了帕米拉的双眼。）希尔维赴德是为了侦察厄苏拉这个从天而降的丈夫。厄苏拉好奇，倘若希尔维对于尔根不满意，她能采取什么措施——用药迷晕她，绑上快速列车？彼时两人尚居慕尼黑，于尔根还没有在柏林的司法部任职。搬到萨维尼广场、生下弗里妲都是那以后的事。虽然，厄苏拉已经身怀有孕，行动不便了。
“连你都有孩子了。”希尔维说，好像这事她怎么也没想到似的。“还是个德国孩子。”她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
“只是个孩子。”厄苏拉纠正说。
“能溜出来散散心真好。”希尔维说。为什么要溜？厄苏拉暗想。
克拉拉与两人一起吃了顿午饭，席间说：“令堂的着装真是又时髦又脱俗。”厄苏拉从来不觉得希尔维有什么“着装”可言，但她想，也许同克拉拉kartoffelbrot般又松又厚的母亲伯伦纳夫人一比，希尔维的确显得时髦得很了。
饭毕往回走时，希尔维说想去奥伯林格百货给休买一样礼物。到了百货跟前，两人发觉沿街橱窗上刷满反犹太标语。希尔维说：“老天爷，真乱。”百货开着门，但两个穿纳粹冲锋队服的热血青年在商场入口笑眯眯地晃来晃去，吓走了许多想进去的人。希尔维不怕，她大步穿过两个咖啡色制服，厄苏拉在后面苟且地跟着，两人一前一后进了百货，踏上铺了厚地毯的楼梯。经过穿制服的人时，厄苏拉像动画人物一样滑稽地耸了耸肩，厚着脸皮轻轻说了句：“她是英国人。”她觉得希尔维根本不懂得德国民众所面临的生活。后来回想时，她又觉得，也许希尔维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透彻。
“啊，午餐好咯。”伊娃说着，放下相机，牵起弗里妲的手。伊娃带她来到桌前，给她屁股下加了一块垫子，这才在她盘子里满满地堆上了食物。鸡肉、烤马铃薯、沙拉，全是模范农场的产品。这里吃得真好呀。饭后弗里妲吃的米布丁还是拌上当天早晨模范农场新挤的奶做的。（厄苏拉吃稍微面向成年人一些的芝士蛋糕。伊娃抽烟。）厄苏拉记得格洛弗太太做的米布丁，咖啡色脆脆的外皮包裹着奶黄色黏稠的心。虽然知道弗里妲的米布丁里没有肉豆蔻，她仍仿佛隐隐闻到了它的香气。她想不起德语中肉豆蔻的说法，又觉得向伊娃解释起来会相当费劲。食物恐怕是伯格霍夫唯一会令她怀念的东西，既然如此，不妨趁有机会尽情享用，她这样想着，又拿了一块芝士蛋糕。
伺候午饭的是一组军队调来伯格霍夫服役的士兵。伯格奇妙地融合了阿尔卑斯度假民居的惬意和军训营地的紧张。这里简直是个镇，有学校、邮局、剧院、亲卫队大本营、打靶场、保龄球道、国防军医院，以及其他的一应设施，除了教堂简直什么都有。还走动着许多年轻英俊、更适合伊娃交往的国防军军官。
午饭后，一行人走上慕思兰纳山山头上的茶室，伊娃的两只上蹿下跳、呜呜嘤嘤的小狗也跟着。（哪怕只有一只从悬崖或是瞭望台上摔下去也好啊。）厄苏拉一上路就有些许头疼，于是满怀感激地跌进一张绿花亚麻软包扶手椅中，虽然觉得椅子很丑。厨房将茶——自然还有蛋糕——送了出来。厄苏拉用茶水送服了几粒可待因，说：“我想弗里妲已经好得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厄苏拉一有机会就早早上了床，躺进与弗里妲共用的客房床上的雪白床单上。她太累了，反而睡不着，凌晨两点还醒着，就干脆打开了床头灯——弗里妲像所有孩子那样睡得很沉，只有病痛能打扰她的睡眠——拿出纸笔写信给帕米拉。
当然她没有将信寄出去过。因为不完全放心它们不被偷看。你无法确知，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对别人来说不知更要麻烦多少）。她希望眼下不是三伏天，客房里的白瓷炉就会点起火来，她也就能为保险起见把信件烧掉。最保险的办法自然是干脆不写。如今已经不许畅所欲言了。但是真相到死都仍是真相。这句话是哪儿来的？仿佛是《一报还一报》。但也可能真相到死才终于苏醒。而到了那时，清算将是严厉的。
她想回家。想回到狐狸角。她本来五月要回去，怎奈弗里妲病了。她计划得很周全，行李都装箱了，箱子就放在床底它们原先空置的位置，这样于尔根没有理由开箱检查。她买好了火车票，也买好了渡船票，谁也没告诉，甚至连克拉拉都蒙在鼓里。她没有将弗里妲和自己的护照——幸而弗里妲1935年去英国时的入境允许还有效——从保存重要文件的豪猪刺工艺盒里拿走。她每天都确认一遍护照是否都在。然而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她打开盒子，发现护照不见了。她想肯定是自己粗心，于是在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保险合同、保修证书、于尔根的遗嘱（律师毕竟是律师）中一通翻查，箱中什么文件都有，就是没有她要找的那两本。她在逐渐加剧的焦虑中，将箱中所有文件倒在地毯上，一份一份、一遍又一遍地清查。只看到于尔根的护照，却没有她们的。绝望中她搜查了家里每一个抽屉，打开了每一个鞋盒、橱柜，掀起了每一块靠枕、床垫，还是没找到。
他们像往常那样吃了晚饭。她几乎食不下咽。“你生病了吗？”于尔根关切地问。
“没有。”她说。她的声音尖细，仿佛要哭。她能怎么说呢？他知道了，他当然是知道了。
“我想我们该度个假。”他说，“去舒尔特岛。”
“舒尔特岛？”
“对。去舒尔特岛不用护照。”他说。他是否微微一笑？是否露出了笑意？接着，弗里妲病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要来了！”翌日早餐时，伊娃兴奋地说。元首即将到来。
“什么时候？现在？”
“不，今天下午。”
“真可惜，我们都走了。”她说，感谢上帝我们要走了，她心想，“请一定传达谢意，好吗？”
一辆布拉特霍夫宾馆派出的黑色奔驰车将她们送下了山。开车的是送她们上伯格霍夫的同一个司机。
翌日，德国入侵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