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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桌上的闹钟响了。埃莉莎闭着眼睛，摸到了冰凉的按钮。她刚刚做了一个深沉、柔软、温暖的梦，想让撩人的它再多待一分钟。可是，像往常一样，梦境回避了清醒的求索。梦里是水，黑色的水——那么多的水啊，她记得。成吨成吨的水，向她压过来，而她没有沉溺。在梦中的水里，她呼吸得更顺畅，比在醒来的生活中——透风的房间、廉价的食物、不稳的电力——呼吸得更顺畅。
楼下传来大号嘟嘟嘟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叫声。埃莉莎把头埋进枕头，叹了口气。今天是星期五，楼下日夜无休的华盖影院要放映新影片了，这意味着，如果她想躲开这持续的、让人心慌的惊吓，她的起床仪式就得融入新的对白、音效和配乐。现在是小号。现在是一堆人大喊大叫。她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闹钟上的“晚上10：30”，然后是从地板底下钻进来的放映机的光，光像刀片似的，刺穿了一团团积尘，给它们染上光怪陆离的色彩。
她坐起来，缩着肩膀抵御凉意。空气里怎么有一股可可味？奇异的香气里夹杂着令人不快的噪声：帕特森公园东北方向的那辆消防车。埃莉莎把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看着放映机的光移动闪烁。至少，这部新影片比上一部明亮些。上一部是黑白的，名叫《魂之狂欢》。而此刻浓重的颜色漫过她的双脚，把她拉回了梦境般的幻景：她挣到了钱，很多很多的钱，谨小慎微的店员们匍匐在她脚边，把五颜六色的鞋子一字排开。“您真迷人，小姐。穿上这么一双鞋，瞧瞧，您简直能征服世界。”
然而，是世界征服了她。在车库大卖场里卖旧货，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挣不着几个钢镚儿；往墙壁上挂些东西能挡住被白蚁啃过的木头；为了不再注意那些虫子，她只好开了灯。她选择不去关注——在即将到来的一夜内，在以后的日子，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这是她仅有的希望。她走进小厨房，打开计时器，往盛着水的锅里放了三个鸡蛋，然后走进了浴室。
埃莉莎是专门洗这个澡的。水倾泻而下，她脱掉了法兰绒睡衣。那些上白班的女人在自助餐厅的桌子上留下了女性杂志，数不清的文章告诉埃莉莎，她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精确到英寸。但是，臀和胸完全不能和她脖子两侧隆起的粉色疤痕相提并论。她歪了下去，裸露的肩膀挨着了玻璃。每道疤痕都有三英寸长，从颈侧延伸到喉咙。远处，警笛声慢慢靠近。她这一辈子都生活在巴尔的摩，三十三年，只消听一听就知道，消防车正驶在百老汇大街上。脖子上的伤疤也是一张路线图，不是吗？记录的是她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地方。
她把耳朵浸在水里，放大了影片的声音。“为基抹而死，”电影里的女孩儿哭喊着，“即是永生！”埃莉莎不知道自己听得对不对。她用双手抚弄着一小块肥皂，体味着比水更湿润的感觉，太滑了，滑得能钻进水里徜徉，像一条鱼。梦里愉悦的景象压了过来，沉重得犹如男人的身体。突兀而无可抗拒的欲望袭来，沾着肥皂的手指探向了双腿之间。她也去约会、做爱，诸如此类。男人和沉默的女人，前者占尽了优势。从来没有哪一个男人在约会中试着和她交流，没有真正的交流。他们只是抓住、占有她，仿佛她只是一只无声无息的动物——就是一只动物。还是这样更好。梦中的男人，朦朦胧胧的，更好。
但是计时器，那个可憎的打点线圈发出丁零零的尖叫声。埃莉莎扑腾着水站了起来，尽管屋内只有她一人，可还是非常尴尬。她的胳膊和腿上淌着水，闪闪发光。她裹上浴袍，哆哆嗦嗦地快步走进厨房，关上炉子，并在钟表上读到了坏消息：晚上11：07了。怎么磨蹭了这么久？她随手套上一件内衣，披上一件衬衫，穿上一条裙子。她在梦境里活得有声有色，可现在迟滞下来了，就像盘子里渐渐凉掉的鸡蛋。卧室里也有一面镜子，但她不愿意照，免得预感成真：她卑微得犹如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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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传来大号嘟嘟嘟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叫声。埃莉莎把头埋进枕头，叹了口气。今天是星期五，楼下日夜无休的华盖影院要放映新影片了，这意味着，如果她想躲开这持续的、让人心慌的惊吓，她的起床仪式就得融入新的对白、音效和配乐。现在是小号。现在是一堆人大喊大叫。她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闹钟上的“晚上10：30”，然后是从地板底下钻进来的放映机的光，光像刀片似的，刺穿了一团团积尘，给它们染上光怪陆离的色彩。
她坐起来，缩着肩膀抵御凉意。空气里怎么有一股可可味？奇异的香气里夹杂着令人不快的噪声：帕特森公园东北方向的那辆消防车。埃莉莎把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看着放映机的光移动闪烁。至少，这部新影片比上一部明亮些。上一部是黑白的，名叫《魂之狂欢》。而此刻浓重的颜色漫过她的双脚，把她拉回了梦境般的幻景：她挣到了钱，很多很多的钱，谨小慎微的店员们匍匐在她脚边，把五颜六色的鞋子一字排开。“您真迷人，小姐。穿上这么一双鞋，瞧瞧，您简直能征服世界。”
然而，是世界征服了她。在车库大卖场里卖旧货，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挣不着几个钢镚儿；往墙壁上挂些东西能挡住被白蚁啃过的木头；为了不再注意那些虫子，她只好开了灯。她选择不去关注——在即将到来的一夜内，在以后的日子，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这是她仅有的希望。她走进小厨房，打开计时器，往盛着水的锅里放了三个鸡蛋，然后走进了浴室。
埃莉莎是专门洗这个澡的。水倾泻而下，她脱掉了法兰绒睡衣。那些上白班的女人在自助餐厅的桌子上留下了女性杂志，数不清的文章告诉埃莉莎，她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精确到英寸。但是，臀和胸完全不能和她脖子两侧隆起的粉色疤痕相提并论。她歪了下去，裸露的肩膀挨着了玻璃。每道疤痕都有三英寸长，从颈侧延伸到喉咙。远处，警笛声慢慢靠近。她这一辈子都生活在巴尔的摩，三十三年，只消听一听就知道，消防车正驶在百老汇大街上。脖子上的伤疤也是一张路线图，不是吗？记录的是她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地方。
她把耳朵浸在水里，放大了影片的声音。“为基抹而死，”电影里的女孩儿哭喊着，“即是永生！”埃莉莎不知道自己听得对不对。她用双手抚弄着一小块肥皂，体味着比水更湿润的感觉，太滑了，滑得能钻进水里徜徉，像一条鱼。梦里愉悦的景象压了过来，沉重得犹如男人的身体。突兀而无可抗拒的欲望袭来，沾着肥皂的手指探向了双腿之间。她也去约会、做爱，诸如此类。男人和沉默的女人，前者占尽了优势。从来没有哪一个男人在约会中试着和她交流，没有真正的交流。他们只是抓住、占有她，仿佛她只是一只无声无息的动物——就是一只动物。还是这样更好。梦中的男人，朦朦胧胧的，更好。
但是计时器，那个可憎的打点线圈发出丁零零的尖叫声。埃莉莎扑腾着水站了起来，尽管屋内只有她一人，可还是非常尴尬。她的胳膊和腿上淌着水，闪闪发光。她裹上浴袍，哆哆嗦嗦地快步走进厨房，关上炉子，并在钟表上读到了坏消息：晚上11：07了。怎么磨蹭了这么久？她随手套上一件内衣，披上一件衬衫，穿上一条裙子。她在梦境里活得有声有色，可现在迟滞下来了，就像盘子里渐渐凉掉的鸡蛋。卧室里也有一面镜子，但她不愿意照，免得预感成真：她卑微得犹如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