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罗马
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的正殿位于旧城区，就在纳沃纳广场的西边。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德国教会在罗马的驻地。教皇哈德良六世是一位德国造船师的儿子，也是约翰·保罗二世之前的最后一位非意大利教皇。他的陵寝十分壮观，就在主祭坛的右侧。与教堂相连的神学院在“和平之路”的一端。第二天早晨，在前庭的冷峻阴影下，他们与西奥多·德雷克斯勒主教会面了。多纳蒂大人用漂亮的意大利口音的德语向他问候，又介绍说加百列是“博学的塞缪尔·鲁宾斯坦教授，来自希伯来大学”。德雷克斯勒向他伸出手去，那出手的角度很奇怪，一时间，加百列竟不知该与他握手还是去吻他的戒指。略一犹豫，加百列给了他坚实的一握。他的皮肤很凉，犹如教堂的大理石。
神学院院长引领他们上楼，进入一间低调的办公室，室内的图书填满了四壁。只听他长袍瑟瑟一响，已经坐进了最大的一张椅子里。朝阳斜照，穿过高大的窗户。一副金色大十字架佩在他胸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矮胖身材，年近七十，一头白发构成了一道光环，两颊是极为鲜明的粉红色。一张小嘴巴的两角永远翘着，构成了一张微笑的脸——即使是此刻，在他明显不开心的时候。他那一双淡蓝的眼珠闪闪烁烁，透露出庄严和智慧。这样一张脸，能让病人感到安慰，让罪人产生对上帝的畏惧。多纳蒂说得不错，加百列必须步步谨慎。
多纳蒂同主教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互道客气话，赞颂着教皇陛下的圣明。主教告诉多纳蒂，他一直在为教皇永远的健康祈祷，多纳蒂则告诉他教皇对德雷克斯勒主教在神学院和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的工作格外满意。他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称呼德雷克斯勒主教为“大人”。客套到了最后，德雷克斯勒完全飘飘然了，加百列真担心他会从椅子上滑下来。
多纳蒂最终绕到了主题上，说出了此次来的目的。德雷克斯勒的情绪迅速晴转阴，就像一片乌云恰好遮住了太阳，虽说他的脸上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微笑。
“调查胡德尔主教在战后为德国难民所做的工作，本来就是有争议的，我看不出这么做对罗马天主教和犹太人之间的和解有什么好处。”他的嗓音干涩轻柔，口音是维也纳腔调的德语，“如果对胡德尔主教的所作所为做一个公平执中的考察，大家会看到他也曾帮助过许多的犹太人。”
加百列一欠身，该轮到他这位博学的希伯来大学教授出场了：“如果照您所说，大人，胡德尔主教在罗马大搜捕中也藏匿过犹太人？”
“大搜捕之前之后都有过。有许多犹太人就住在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的围墙之内。当然，都是些受过洗的犹太人。”
“那些没受过洗的呢？”
“他们是不可以藏在这里的，那样不合适。他们会被送往别处。”
“原谅我，大人，如何才能区分一个受过洗的犹太人和普通的犹太人呢？”
多纳蒂神父跷起了二郎腿，然后小心地抚平裤腿上的折痕，这是个信号，让他停止这方面的诘问。主教吸了口气，冋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也许是接受了几道简单的问题测试，问的都是信仰和天主教教义的内容。又或许是有人请他们背诵天主教的主祷文或是《福哉玛利亚》。谁说的是实话，谁又是为获得神学院的庇护而撒谎，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了。”
敲门声响起，路易吉中止这段交谈的期望自然地达成了。一个年轻的见习修士端着银质托盘进入室内。他为多纳蒂和加百列倒了茶。主教喝的是加了薄薄一片柠檬的热水。
男孩儿走后，德雷克斯勒说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你们对胡德尔主教救护犹太人的行为不感兴趣，难道不是吗，鲁宾斯坦教授？你感兴趣的是他如何救助战后的德国军官。”
“不是德国军官，而是被通缉的党卫军军官。”
“他不知道他们是战犯。”
“我看这样的遁词不足信吧，大人。胡德尔主教是位忠实的反犹主义者，也是希特勒政权的支持者。他这样的人在战后帮助那些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而且不顾忌他们所犯的罪行，难道不顺理成章吗？”
“他反对犹太人，完全是神学意义上的反对，而不是社会性的。至于他对希特勒政权的支持，我没什么可辩驳的。胡德尔主教自己的言论和文字都对他不利。”
“还有他的车，”加百列补充着，正好用上了摩西·里弗林提供的资料，“胡德尔主教的官方用车上始终插着第三帝国的旗帜。他对自己的情感倾向毫不隐晦。”
德雷克斯勒呷了口柠檬水，将冰冷的目光转向了多纳蒂：“就像教会内的许多人一样，我本人也很关注教皇阁下的历史委员会，但是出于对教皇的尊敬，我仅仅把这份关心放在自己心里。现在，神学院似乎也成了显微镜下的焦点。现在我必须明确表示，我不会让这座伟大学府的名誉陷入历史的泥沼。”
多纳蒂神父凝神看了一阵自己的裤腿，然后抬起头。这位教皇的秘书能够看得出神学院院长平静外表之下的愤怒。主教出手了，多纳蒂也该出手还击了。不知怎地，他控制了自己的语气，喁喁细谈了起来。
“不论你对此事有何种考量，大人，请让这位鲁宾斯坦教授看看胡德尔主教的文件，这是教皇阁下本人的愿望。”
整个房间陷入了沉沉的静默。德雷克斯勒用手指抚弄着胸前的十字架，寻找着脱困的出路。找不出，缴械是唯一周全体面的举动。他让步了。
“我对教皇阁下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全无异议。除了合作我别无选择，多纳蒂大人。”
“教皇阁下会铭记你的合作的，德雷克斯勒主教大人。”
“我也一样，大人。”
多纳蒂脸上闪出一个讽刺的微笑：“据我所知，主教的私人文件依然存留在神学院内。”
“不错。它们保留在我们的档案库里。需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全部找到，再进行整理，然后像鲁宾斯坦教授这样的学者才能够阅读理解。”
“您想得多周全啊，大人，”多纳蒂神父说道，“不过我们希望现在就能看到。”
他引领他们走下一道螺旋状的石阶。岁月的侵蚀将台阶消磨得光滑如冰面。走到阶梯底部，面前是一道橡木门，配着铸铁的门闩。它本是用来防御强敌破门而入的，此刻却挡不住来自威尼托区的机智神父和来自耶路撒冷的“教授”。
德雷克斯勒教授打开门锁，又用肩将门顶开。他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阵子，然后旋开了一处开关，引起一阵砰然的回声。头顶的一串灯泡蓦然亮起来，而且在突然流入的电流冲击下嗡嗡作响。灯光照出了一条长长的地下走廊，廊上覆盖着石拱天花板。主教一语不发地示意他们向前。
拱廊很矮，不适宜太高的人穿行。矮小的主教不需要屈身，加百列也只需稍稍低头，就能躲开头顶的电灯。然而身高远在六英尺以上的多纳蒂则必须弯下腰，好似一个罹患脊柱弯曲的病人。这里保存着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和神学院的官方记录、四百年的施洗礼记录、结婚证书、死亡证明、在这里供过职的神父的记录、神学院的学生档案。它们有些存在松木的文件箱里，有些在普通的板条箱或硬纸盒里，新近些的则放在现代式样的塑料文件箱里。腐臭的湿气弥漫在空气中，不知从什么地方有水流进墙内。加百列很清楚潮湿和寒冷会对纸张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于是一阵灰心，对于完整地找到胡德尔主教的文件失去了希望。
接近走廊的尽头，有一处小小的、地下墓穴般的侧室。其中有几只大木箱，上了生了锈的大铁锁。德雷克斯勒主教拿着一圈钥匙。他将其中的一把插进了第一只锁头，旋不动。他努力了一阵子，终于放弃，将钥匙转递给了“鲁宾斯坦教授”。加百列没费什么力就撬开了尘封的旧锁。
德雷克斯勒主教在他们的背后徘徊片刻，随即主动提出要帮他们找文件。多纳蒂神父拍拍他的肩膀，说他们自己能行。矮胖的主教伸手画了一个十字，缓缓踱出了拱廊。
过了两个小时，加百列找到了它。埃瑞克·拉德克于1948年3月3日来到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梵蒂冈的难民救助组织“教廷援助委员会”向拉德克颁发了一份梵蒂冈的身份认证，编号是9645/99，所使用的化名为“奥托·克里布斯”。就在同一天，在胡德尔主教的帮助下，这位奥托·克里布斯用他的梵蒂冈身份证获得了一本红十字会的护照。接下来不到一周的工夫，他就拿到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入境签证。他用胡德尔主教给的钱买了一张二等舱的船票，于六月下旬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港启程。当时克里布斯口袋里还揣着五百美元。一张收据上留有拉德克的签名，胡德尔主教一直保留着它。拉德克卷宗里的最后一项是一封信，信封上是一张叙利亚邮票，盖着大马士革的邮戳。在信里他向胡德尔主教和教皇陛下的援助表示了感谢，还承诺有朝一日必定会报答这份恩情。落款是奥托·克里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