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名字。从我的名字开始。科塔，这不是葡萄牙人的名字。它是西班牙语，意为斩。它也不算是西班牙人的名字。它是一个在全世界漫游的语音，从国家到国家，从语言到语言，然后成为一个词，接着成为一个名字，最后搁浅在巴西的海岸上。
当你申请来月球时，LDC会督促你进行一次DNA测试。如果你准备留下来，如果你打算在这里抚育孩子，那么LDC不希望未来的你或你的后代携带慢性遗传病。我的DNA来自整个地球。旧世界，新世界，非洲，地中海东部，地中海西部，图皮 [1] ，日本，挪威。我是一个内里汇聚了整个行星的女人。
阿德里安娜·科塔。阿德里安娜这个名字源于我的叔祖母阿德里安娜。关于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会弹电风琴。她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屋子中央就摆着一架巨大的电风琴。那是她唯一一件算是有价值的东西。它天然防盗：没人能把它从房间里挪出去。她弹琴，我们就围着琴跳舞。我们有七个人：拜伦、爱默生、埃利斯、阿德里安娜、路易斯、埃登、卡约。我是中间的孩子。这是最糟糕的位置，中间的孩子。不过当你在中间时，你能逃脱很多事，你的兄弟姐妹都是你的掩护。房子里总是有音乐。我母亲不会弹奏任何乐器，但她热爱歌唱，一台收音机总是在某处开着。我听着所有的古典乐长大，我随身携带着它们。当我在月面上工作时，我就在头盔里播放它们。只有卢卡斯继承了我对音乐的热爱，很遗憾他没有一副好嗓子。
阿德里安娜·阿雷纳·德·科塔。我母亲是玛丽亚·塞西莉亚·阿雷纳。她在一个天主教公益慈善机构里做保健员。就是照看孩子，也没有避孕措施。哦，我这样说对她不公正。她在卡诺阿斯村工作，退休那天，整个贫民区的人都出来送她。我父亲某天在焊接车子时烧伤了手，他来我母亲这儿治伤，最后和她焊在了一块儿。她是个行动迟缓的大块头，臀部僵硬，生下埃登后她就放弃了工作，很少出门。她不可能一下子抓住所有的孩子，所以她就靠嚷的。她有一副低沉洪亮的好嗓子，总是能准确地锁定我们当中应该听见的那个人。她人真的很好，爸爸非常爱她。但她的血液循环不好，心脏也很虚弱。为什么保健人员总是最不健康的？
我现在还是想念她。在所有那些逝去的人里，我最经常想到她。
阿德里安娜·马奥·德·费罗·阿雷纳·德·科塔。马奥·德·费罗。铁手。这是什么名字啊，对吧？我们所有人都是铁手，就如同我父亲和我所有的叔叔一样。它是我祖父迪奥戈的绰号，他来自贝洛奥里藏特。我出生前他就已经死了，不过他从十四岁开始就在铁矿山工作，直到后来他们解雇了他，因为他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个威胁。他铲了一千万吨的矿石，我铲的比这更多。多一千倍，一万倍。如果有任何人可以被称为铁手，那就是我。矿业与金属。我父亲是个汽车代理商，在会开车之前，他就能拆装引擎。当经济萧条波及米纳斯吉拉斯州时，他来到了里约，在一家汽车切割装配店里找到了工作——你带两辆保险公司认定的报废车来，切下一辆的车头，切下另一辆的车尾，然后把它们焊在一起。新车！他从来都不喜欢这份工作——我父亲，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在新闻上看到任何贪污腐败的消息，他都会对着电视咆哮。在巴西，一〇年代和二〇年代他每天都在咆哮。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贪污！劳动人民坐不起巴士！他开始销售汽车——这份工作是否比制造仿车更正直，两者之间的差别大概微如秋毫。但他迅速升职，成了代理商，然后孤注一掷，买了梅赛德斯的特许经销权。除了和妈依 [2] 结婚外，这是他做过的最棒的决定。看起来，我的父亲很有商业天赋，他让我们搬到了巴拉达蒂茹卡。哦！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一幢公寓大楼里的一整层都是我们的。我只需要和一个姐妹共享一个房间！如果我们把头探出窗户，伸长脖子往外看，那里，就在另外几幢大楼间，我们能看到海！
阿德里安娜·玛丽亚·多·塞乌·马奥·德·费罗·阿雷纳·德·科塔。天堂的玛丽亚。我们的星空之神。我母亲为基督救世收容所工作，并让我们所有人都参加教义问答和弥撒，但她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我们生病时，她会点燃蜡烛，在我们的枕头底下塞一块圣牌，但她也会买草药、祷文和圣母像。她把这称为双重保险。这种时候向越多神灵祈求越好。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两个无形的世界交叠着，天主圣徒和奥瑞克萨。因此我的名字中含有一位天主教圣女的名字，她叫叶玛亚。我记得我母亲带着我们到巴拉海滩上庆祝跨年夜。这是一年中少有的她会来海滩的日子。她惧怕海洋。圣诞节后那一周我们都在做衣服，蓝色和白色，圣洁的颜色。妈依能用金属丝和旧连裤袜做出让人惊艳的头饰，帕依就在车间后面给它们喷绘。车用油漆——它们对我来就说是新年的味道。妈依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色，当她往下走向海滩时，每个人都对她恭恭敬敬的。我对此引以为豪——她就像一艘大船。数百万人都会去里约参加跨年夜，不过我们在巴拉海滩上的庆典也不至于太过寒酸。这是我们的盛典。每个人都在自家阳台上挂上棕榈叶。汽车放着音乐，沿着塞纳姆贝蒂达大街来来往往。但四处游逛的人太多了，车子只能开得很慢，所以连非常小的孩子都可以安全地在路面上走。还有DJ和很多食物。一切叶玛亚热爱的事物。野草、花朵。白花、纸船、蜡烛。我们来到水边，大海就在我们的趾间。连妈依都走进了齐踝深的碎波中，沙子从她的脚趾下方涌了上来。我们发间插着花朵，手上拿着蜡烛。我们在等待月亮从海平面升起的那一刻。它来了——月亮露出肉眼勉强可辨的边缘，细得像刚剪下来的手指甲。然后它像是从海平线上漫出来一样。很大。非常非常大。然后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它不是从世界尽头升起来的，而是从水中孕育的。海水起泡又破裂，白色的浪花被一起拽进了月亮里。我说不出话来了。大家都一样。我们一动不动，成千上万的人都如此，成为一道由白色与蓝色组成的、位于巴西边缘的线。然后月亮清晰圆满地升起来了，一道银线从它那里跨越海面，照向我。叶玛亚之路。女神沿着这条路走进我们的世界。我记得我当时想，路是双向的，我也可以沿着它走到月亮上。然后我们把自己的花朵扔进水中，波浪将它们带了出去。我们又将自己的小蜡烛放进纸船里，让它们加入花朵的行列。大多数纸船都沉没了，但有一些被浪花卷着，沿着月之路漂向叶玛亚。我一直都忘不了小小的船儿沿着月光一路漂浮的景象。
妈依从不相信人们曾经在那里走，在月亮上走。那是她无法想象的。月亮是个人，而不是岩石质的卫星。人们无法像人皮肤上的跳蚤那样在月亮上行走。很多年后，在我离开前，我带她去了海滩，她仍然不相信人们可以在月面上行走。那个时候她几乎已经无法动弹了。我租了一辆车，开了两百米来到海滩。帕依失去了经销权，我们已经不再是有车一族了。我们还拥有公寓，那是因为帕依早早付清了贷款。屋里又塞满了我们所有人：拜伦、爱默生、埃利斯、路易斯、埃登、卡约。阿德里安娜。所有的鸟儿都归巢了。
那时的妈依就像月亮一样巨大，但所有去欢庆跨年夜的人依然敬重她，大街上的车子鸣笛向她致意。她伟大又神圣。我用手抱着她来到水边，我们看着如同从海中孕育而出的月亮，我说，我很快就会到那里去 。她大笑起来，对此无法相信，但稍后她说，好吧，那我到阳台上朝你挥手倒是很容易。
阿德里安娜·玛丽亚·多·塞乌·马奥·德·费罗·阿雷纳·德·科塔。另一个，奥特林哈 [3] 。另一个，小小的另一个。平凡的简。这是我最后一部分的名字。对我人生产生最大影响的也是这个名字。平凡的那一个。不是最美貌的，也不是最聪明最开朗的。奶奶在复活节发钱时，第一个也轮不到我。平凡的阿德里安娜。我的腿长得不错，可我的上身太短，鼻子和耳朵太大。还有狭长的小眼睛，皮肤的颜色也太暗。我的父母认为他们帮了我一个忙，他们不希望我有任何幻想，便说，你永远不会是一个美人，也永远不会是黄金之子，或幸运之子，所以别指望世界会像桃子一样轻松地落到你掌中。你必须努力才能得到它，你必须使用你的每一分力气和天赋，以获取别人用样貌和微笑就能换来的东西。另一个。在这五十年里，没人用这个名字叫我，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这个名字的人。我能感觉到我绷紧了下颌，磨着我的牙，这都是因为这个名字。我在这个世界待了五十年，还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
好吧，我的出生与恩慈或喜爱无关。行吧，我的鼻子太大，我的皮肤太暗。我要让我自己变得与众不同，我将成为一个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做的人。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被束缚。在学校里，我是第一个举手的孩子；我是男孩们讲话时不肯闭嘴的女孩子；我是潜入学校网络篡改成绩的人。这种事显然是那种怪咖男孩才会做的。巴比·诺顿是所有女孩都崇拜的室内足球明星，而我让他把手塞进我的裙子里。他做了，每个人都目瞪口呆。我把自己伪装成了美人。我再也没有被选入女子室内足球队。但无所谓，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巴西柔术。我母亲完全不赞成，而爸爸喜欢有线电视播放的综合格斗（MMA）比赛，他给我找了一个道场。我个子很小，奸诈又卑鄙，可以把岁数大我一倍的男孩子们扔出去。然后我上了中学。哦我很坏。我击败了那些漂亮女孩，勾搭上了男孩，因为他们知道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确如此，不过我做的事没有漂亮女孩们想得那么糟糕。有传说就足够了。漂亮女孩们将我隔绝在她们的社交团体和派对之外。真是重大损失。她们试图用暗算和嘲讽来羞辱我，可是她们没有一个人能搞出个哪怕有一丁点价值的圈套。她们在脸书上曝光一次有关我的事，我就侵入她们的系统十次。她们所有人的编程能力加起来都不及我一个人。她们也不敢对我发起身体上的欺凌，或是往我身上倒电池酸水，因为我够敏捷，我也够强悍，我能把她们像扔芭比娃娃一样扔出去。中学生涯就是一场战役。不过人生一直都是如此，到处都是如此，不是吗？
顺便说一下，大多数男孩倒都没什么事。他们说脏话，不过男生都这样。给他们吹一次就能让他们满意。而他们和那些女孩一样怕我。
这是不是很可耻？我这么大岁数的女士却在谈论脏话和口交。
听说我要去学工程学时，帕派非常高兴。萃取工程学。我是个真正的米纳斯吉拉斯之女，一个真正的铁手。我母亲则被吓得魂不守舍。工程学是男人的玩意儿。我永远都嫁不出去了，我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我以后要用手抓饭吃，指甲里会全是土，没有男人会看我一眼。而且还是在圣保罗，那个可怕的恐怖的城市。
我爱圣保罗。我爱它可怕的丑陋，爱它的寂寂无名，爱它的平凡陈腐，爱它连绵无尽的摩天大楼，爱它的永不妥协。与月亮相比，它简直是美丽的天使。月球上没有美。圣保罗就像我，没什么动人的样貌，但是翻涌着能量、创意、怒火和不屑。
我找到了一大群朋友。最多的、最先认识的是男孩——当时学萃取工程学的女人仍然很稀少，而且比起女人，我更了解男人。男人既简单又直接。不过我发现我也能够有女性朋友。我明白了女人的友谊和男人的友谊有何不同。我发现我能够喜欢女人，我发现我能够爱她们。我是个机会主义者，我臭名远扬，我了解阴谋诡计。我想着那个年轻的、勇敢的、莽撞的自己，我爱她。她从不浪费机会。那时我才刚刚进入大学校园，就把自己从头到脚涂成国旗的颜色，在圣保罗的街道上裸骑单车。每个人都看着我，但没有人看见真正的我。我赤裸着，我是隐形的。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式。哦，当时我所拥有的身体，我原本能用它做多少事啊！
现在我要和你说说关于廖托的事。这个名字是用拖网从深渊里捞上来的。你知道拖网捕鱼吗？我有时候会忘了有些词和概念属于旧世界，新生代无从了解它们。关于动物的比喻，我的孙子们听到只会皱眉。露娜从没见过一只牛、猪，甚或一只鸡，活着的咯咯叫的鸡。
廖托。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样貌了，但我记得他的声音。他来自库里蒂巴，有一口南部腔调。我想他是我的初恋。哦，你笑了。我没有和他调情，没有戏弄他，没有引诱他，也没有和他玩性游戏，所以这一定是爱。我是在巴西柔术队里遇见他的。运动队，那些人满脑子都是性啊性啊性的，每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干这事。我们正在参加比赛，我在女队，轻量级，紫带。他是重量级，黑带五级。我记得他的体重和腰带，却不记得他的脸。
帕派会从展示厅借来最豪华的梅赛德斯，开到主场比赛的场地。路途很远，可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比赛后他会载着我穿过花园，带我去某个很贵的地方吃晚餐。我将走出那辆不得了的车子，觉得自己就像个千万富翁。
然后有一次，他开车来了，但我没上车和他走。我想和廖托一起去喝啤酒，然后参加一个派对。我记得帕派脸上难过的表情，我们不会再一起开车行驶在巴朗——卡帕内马街上，在车载屏幕上查看菜单了。我想，我也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千万富翁。后来他还是会去看比赛，一直到我到欧鲁普雷图去念研究生。这个地方要开车去就太远了，而我也渐渐对打架失去了兴趣。年复一年地在一张垫子上摔来滚去，为了在这里升一个段位，在那里拿一条腰带。
从那时起，又过了两年，廖托死了。我们恋爱了一年多。当他在大教堂广场中弹时，我不在那里。听到消息时，我正在写一篇学期论文。我向来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我是个工程师，而他是学文学的。一个激进分子。他说我从不选择立场，是个天生的资本家，因为我从未真正考虑过政治的事。我有实用主义，他有理论学说。我从来都没法和他辩论，因为他考虑到了方方面面，论据一条接着一条，就像殖民军一样。一条战线崩溃了，另一条继续推进，开火。世界秩序崩坏，毁于社会不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分配不均和糟糕的性别政治。我觉得那些只是巴西的自然状态。但即便是我，也能看到圣保罗大学校园上方飞过的直升机越来越多：那是超级富豪的豪华座驾，那都是些生活在塔顶，从不接触地面的人。改变如同微流星一般降临，引发无数微小的冲撞。巴士和地铁的票价再度上涨。我的朋友们都给自己的单车装了追踪器，因为贼变多了，因为车费上涨了。店铺全装上了卷帘门窗，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睡在店铺门廊上。街道上装了更多的摄像头，因为有了更多的露宿者。还有用于监控的无人机。就在圣保罗！也许这在欧洲的某些国家或墨西哥湾很常见，但这不是巴西的风格。有无人机的地方总有警察，有警察的地方总有暴力。每一天，面包的价格都在上涨，上涨，上涨。如果有一个东西会逼迫人们睡到街上去，那就是面包的价格。
廖托也一头扎了进去。他前往大教堂广场，涂绘海报，占地示威。他以为我对此漠不关心。我关心，只是我不关心自己不认识的人。不关心买下整个省会、把人们赶出土地的中国公司；不关心乡村来的难民，连贫民区的人都看不起他们。我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未来会变成我家人的人。家人是最重要的，家人永远是家人。
我为他担惊受怕。我关注YouTube网站，我能察觉到抗议正在升级，从呐喊到石块再到汽油弹。警察对每个阶段的回应是：防暴盾到催泪瓦斯再到枪弹。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去那里；我对他说他会被逮捕或入狱，他的公积金会被中止，他将无法得到贷款或一份正当的工作；我对他说他更关心陌生人，而不是那些在乎他的人。比如我。我们分手了一段时间。我们仍然会做爱。没人会真的分手。
一开始，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大堆信息在一瞬间涌入。我的天。警察开枪了。人们中弹了。双方交火了。廖托受伤了，廖托没事，廖托开枪了。消息不断更新，一条接着一条。有抖动的视频镜头：一具躯体被拖进了一家店里。然后是鸣笛声，救护车来了。一切都是急促而不流畅的，一切都在抖动。完全没有对上焦。远处是枪击。你听过枪声吗？我猜没有。月亮上没有枪。它们的声音又小又低劣。所有这些信息都轰炸着我，可我无法从中辨认出事实。我试着给他打电话，没有信号。接着传闻开始拼凑成一个事实。廖托中弹了，他被送进了医院。哪家医院？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无助吗？我询问了每一个我认识的认识廖托的人，以及认识廖托那些激进的朋友的人。叙利亚——黎巴嫩医院。我偷了一辆单车，侵入追踪芯片花了我几秒钟的时间。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圣保罗的车流中穿行。他们不让我见他。我在急诊室里等——到处都是警察，还有新闻摄像机。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后面。警察要问我问题，然后是那些记者。我一直听，一直听，可我听不到任何关于他情况的消息。然后他的家人来了。我从未见过他们，我甚至不知道他有家庭，但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我一直等，一直等，试图偷听些什么。然后我听到了，他死在了急诊室里。那个家庭被摧毁了。医院的人挡开了警察，新闻记者已经拍好了所有他们需要的照片。没有其他事要做了。没有什么东西要拿回来。死亡拿走了一切。我悄悄骑着偷来的单车走了。
廖托死了，另外五个人也是。他不是第一个被击中的，所以没人记得他的名字。没人把它喷涂在墙上和巴士上：纪念廖托·松下。没人记得登月的第二个人。我记得自己感到震惊，麻木，恐惧，可我主要的情绪是愤怒。我对他毫不顾念我、将自己置于死亡的危险中而感到愤怒，我对他以这样愚蠢的方式死去而感到愤怒。我记得这份愤怒，但我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恶心，感觉不到那时绷紧的肌肉组织、眼窝深处的压力，还有在身体里一次又一次死去的感觉了。我老了。我离那个圣保罗大学的工程学学生已经太远了。愤怒也有半衰期吗？
我在想，如果廖托还活着，那他会怎么看我？我有财富和权力，我只要说一个字就能关掉地球上所有的灯，让这个行星坠入黑暗和寒冬。我甚至不是百分之一，我是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我是离开地球的人。
一周后，大家都忘了廖托·松下，第二名烈士。又有了新的暴动，新的死亡。政府做出承诺，然后再全部推翻。接着，第一波冲击来袭，每一次崩溃都让整个国家和经济跌落一点，直至它们坠入谷底，坍塌至无法修复。
我那时候不知道廖托被列入了阶级战争的第一批伤亡名单。伟大的阶级战争，最后的阶级战争：刨去了中产阶级。金融化的经济不需要劳工，机械化产业将中产阶级驱逐到了末等之列。如果一台自动机械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得又好又便宜，它将取代你。机器逼迫你与它竞价、出售自己，机器甚至会提供用来竞价的应用程序，让你和机器竞争，和其他人竞争。如果你比机器便宜，那你就有饭吃。很公平。我们总是以为带来大灾难的机器会是由杀手无人机组成的舰队，是住宅楼一般大的战争机甲，是红眼睛的终结者。而不是当地超市和酒店里成排的自动结账系统、网上银行、无人驾驶出租车，或是医院里的自动分诊系统。机器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代替了我们。
然后我们来了这里，这个人类创造的、有史以来最依赖机器的社会。我变富了，我创建了一个世家，所凭借的正是那些在地球吸血的机器。
我父亲不记得那些登陆月球的北美人，不过他告诉我老马奥·德·费罗记得。他在贝洛奥里藏特的一家酒吧里喝酒。电视被调到了足球频道，马奥·德·费罗坚持要让店主换到播放登月的频道，为此还差点和他打了起来。这是历史，他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会看到比这更伟大的事了。假的，酒吧里的其他人都在大喊，是在好莱坞的一个摄影棚里拍的。但他站在电视机前面，抬头凝视着那片黑色和那些影像，向任何一个敢去换台的人发起挑战。而我记得，当麦肯齐家在月亮上投入使用自动机械时，我也在一家酒吧里，和我的研究团队在一起。那时我已回到家乡，回到米纳斯吉拉斯的DEMIN矿业学院读研究生。我在欧鲁普雷图已经不只是个怪人了，不，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那里唯一的女人。男人们要么过分彬彬有礼，要么过分热情洋溢。我不会让他们把我排挤在外，所以我和他们一起在那家酒吧里喝啤酒。店主当时正在几个体育频道间切换，其间，他停留在了某个新闻频道上。我看到了月亮，看到了机器，看到了车轮轨道。我对酒吧店主喊道：嘿嘿，嘿，就看这个台。在那家酒吧里，我是唯一一个注视着屏幕，看着历史发生的人。澳大利亚的麦肯齐矿业公司在月球上投放了自动机械，为IT工业勘探稀土金属。你们为什么不看看这个？我想对我的团队大喊。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我在看什么？你们还自称为工程师？我看着电视屏幕，觉得脑中划过一道闪电，如梦初醒。我好像觉得无法呼吸，觉得心脏每跳三四下就要漏掉一拍。那是一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不仅如此——甚至变得切实可行的感觉。由我来实行。接着继续播放其他新闻——它不是什么焦点新闻，没人对太空和科学感兴趣。偶像明星和模特们做的事才算得上新闻。我走出酒吧，来到露天花园那灰扑扑的树下，坐在矮墙上，抬头望向星空。我看到了月亮。我对自己说，那上面有某些东西，可以用来赚钱。
我父亲来看我，搭着巴士来的。我立刻就知道他带来的是坏消息。欧鲁普雷图离这里很远，但我父亲本来会驱车来，进行一场冒险。他失去了经销权。再也没有人会买高档的梅赛德斯了，哪怕在巴拉都没有。他一直很谨慎：用全款买下了公寓，而我的学业也能顺利完成。只要我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全心全意地学习，每周不再用啤酒把冰箱塞满。但是他的事业结束了，到了他这个年纪，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学一门技能来适应这个机器代码经济体，更不必说找份新工作了。他很遗憾，但也很自豪，因为他尽全力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是市场打败了他。
接着我们的肺结核小姐降临了，打乱了他全部的计划。卡约，宝贝男孩，我的小弟弟。小崽：我们称他为一窝里最小的幼仔。他从未搬出去过，像是永远停留在了十三岁。工作完蛋、婚姻失败、家庭破裂后，妈姆七个科塔宝贝里的其他几个又都搬回去了。只除了我，这个还在学习的人，还在坚守的人。然后卡约吸入了TDR肺结核杆菌——可能在一辆公交车上，一间教室里，总之是在人群里。当时有三种类型的肺结核：MDR、XDR、TDR。多重耐药、广泛耐药、完全耐药。MDR对一线抗生素有抗药性；XDR甚至对二线药物也能产生抗药性，这些药物基本上用于毒性化疗；TDR，你可以从名字上理解它 [4] 。我们称它为白美人，它飘进了卡约的肺，在那里生长。
妈姆把一个房间改成了疗养室，用塑料膜把它密封起来。爸爸设计了一个空调装置。他们没钱送他去医院，也没钱买药。他们在黑市里购买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物——试验性的俄罗斯噬菌体，见鬼的化疗仿制药。我回家了。我透过塑料膜看着卡约，走进房间是不安全的。妈依用我的兄弟姐妹们从麦当劳偷的托盘装着食物，从两层厚厚的塑料膜下递进房间。卡约则给垃圾套上两层袋子。我看着他，看着爸心力交瘁，看着妈依向她的圣徒和奥瑞克萨们祈祷。我看着我的兄弟和姐妹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们竭尽所能地凑钱：在这里收收废品，在那里买进卖出，再在哪里搞个动物彩票。卡约会死的，但我无法嫉恨我的家人怀着希望为他节省每一分钱。他们无法供我念完我的研究生。我有一个办法结束这一切。在麦肯齐登陆月球后的数周内，广告已经出现在了专业期刊和网站上。
我申请去月亮工作。
我的研究生导师帮助我申请了贷款。我的论文是关于用太阳能蒸馏从月壤中提取稀土元素，因此，对于月球开发而言，我算是有价值的。我和麦肯齐金属公司签订了合同。我的申请被通过了，我得到了贷款。
那个周末我回到家里，我有钱乘飞机了。我去了巴拉，看着青草从尼迈尔鹅卵石间冒出嫩芽，灌木在住宅楼楼顶和空窗户间生了根。塞纳姆贝蒂达大街上立满了成行的屋棚，每幢住宅楼上都覆满了如绞杀植物般的水管和电线，每个环形路口都有一堆水箱和太阳能板。足球体育场里、奥林匹克公园里的座椅都被掀倒了，上次的暴风雨吹翻了半个屋顶。城市在衰败。行星在衰败。
家里塞满了人，可我还是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房间。卡约还在他的塑料洞穴里，现在他插上氧气了。卡约和我，在我们的小房间里：濒死的王子和归家的公主。电视日夜不停，人们没日没夜地进进出出，丈夫和妻子和伙伴和亲属，不是家人的家人。还有我的妈姆，她的身形巨大到只能蹒跚来去，喊叫着管理所有人。那个晚上我走到阳台上，看到了月亮。叶玛亚，我的女神，只是她并非诞生于海，她远在这个世界之上，而这个世界正在向她求助。世界翻转着，将我送到她的凝望之下，海洋中所有的水都被她吸引。还有我。哦，还有我。
我喜欢登月所需的训练。我跑步，游泳，减重又健身。我精瘦又刚强，并且如此健康。我爱我的肌肉，我想我非常的自恋。我不仅仅是铁手了，我还是个铁人。
南美训练中心在圭亚那，靠近欧洲航天局的发射点。出去跑步时，我能听到轨道转移飞行器（OTV）启动引擎时的咆哮声。它们摇晃我，直到我什么也听不见。它们摇晃大地和天空。然后我看到了水汽尾迹，向上冲出的曲线，顶端是细小如黑色针尖的航天飞机，破空而行。向上，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场景让我流泪，每一次都是。
关于登月的训练：你不是为了在月亮上生活而训练，你是为了着陆而训练。月亮不需要我美妙的身体，月亮会吃了它，慢慢地吃。月亮会让我变成它。
我不是唯一的女人，但也差不多了。科娄中心是更极端的DEMIN学院。月球就像是宇宙里一个庞大的学校足球队。我意识到月亮不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如果你愚蠢，如果你粗心，如果你懒惰，那它将有一千种杀死你的方法。但是真正的危险来自你周围的人。月亮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艘潜水艇。出去便是死亡。我将和这些人一起被封在里面，这里没有法律，没有公正，只有操纵。月亮是边境，但边境之外一无所有，你无处可逃。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训练自己，准备登月。离心训练，自由下落训练——搭乘一架古老的A319飞临南大西洋上空，每一次跳下去时我都会呕吐，还有装备训练——比起我们现在的沙装，当时的装备都是些巨大、笨重的东西：试试戴着那些长护手拧螺丝！我很擅长这个。这要感谢我不错的精细运动技巧。还有低压训练、零压力训练。低重力制造、真空制造、机器人学和3D打印编程。三个月！学这些三年都不够。要三辈子。
接着，离发射升空只剩三周了。我回到了家里。爸爸在屋顶开了一次派对，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举办巴西烤肉派对的机会。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看起来有多酷。那是个很棒的派对，快乐中弥漫着惆怅。这是一次给死者的守灵。每个人都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卡约在我升空的三天前死了。我当时的感觉既不是遗憾也不是悲伤，我想的是，你为什么不再等一等？等一周，哪怕五天？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有所触动？在我所有的感觉都被那个巨大的月亮，清晨天空中每天都在变得更亮的那颗星辰——那是正在接近地球的循环飞行器——还有最直接的，那只等着从六号机库驶向跑道的黑鸟夺走的时候。
我如此愤怒，而后又如此内疚。我想请假回去奔丧，但是被拒绝了。离升空日期太近了，我不能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任何一只小虫子都会撕裂循环器和设备的密闭空间。月球是一个极其干净的空间，我们每天都要做病毒感染、寄生虫和昆虫的检查。月球上不能有害虫。
所以，当我搭乘增压巴士驶向航天飞机时，他们火化了卡约，好杀死白美人。我们在机库里练习过十几次登机，但是我们还是挤到了黑暗的窗口，好第一眼看见那架轨道转移飞行器，看着它在阳光下漆黑又闪亮的躯体。它体现了人类的力量和创造力，给人以太强烈的感觉，许多男人都哭了。男人总是很容易感动。
我们系上安全带，穿好装备，戴上头盔，这里没有窗户，屏幕也没有开启。之前我们练习了有二十次，但在系安全带、进行安全检查时，我仍然手忙脚乱。我没准备好。对待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能胸有成竹。我忍不住一直想着我身前身后的氢气罐和脚底的氧气瓶。我因为恐惧而全身僵硬，接着我发现有一种感觉凌驾于恐惧之上，不是镇定，不是美，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无助绝望，而是坚定果决。
接着轨道转移飞行器动了起来，哧溜哧溜地滑到了跑道上，它的轮胎从机棚起已一路留下浅浅的点印。五十年了，我还是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刻。我感觉到我们上了跑道，我感觉到航天飞机停了停，然后引擎点火了。天呀！那种力量！没有什么感觉和它相像，哪怕搭乘巴尔特拉也一样。那就像是你的每一部分都在，呐喊。而我明白了恐惧之上的决心之上还有什么，那是兴奋。纯粹的兴奋。这是我做过的最性感的事。
引擎关闭。一个小小的震动：有效载荷舱打开了。我们开始自由下落。我觉得我的胃四分五裂，胆酸灼烧着我的咽喉。在头盔里呕吐不仅仅是肮脏，你可能会因此而溺死。然后离心力开始拉扯我的下腹，我知道安全带攥住了我们，并且正在把我们带入转移轨道，好进入循环器。重力在此刻达到了顶峰，血液冲向我的脚趾。再次自由下落。下一次再感觉到重力时，我们已在循环器的离心机臂中。
一次颤动，一次倾斜，铿锵的金属碰撞声，伺服系统发出的哀鸣声。我们与循环器对接了。安全带松开了。我轻推着离开，飞向开启的闸门。哪怕对于个子很小的我来说，它似乎都小得过分，但我进去了。我们都进去了，全部二十四个人。
我在闸门里待了一小会儿，抓着一根支柱，压抑着反胃的感觉，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看着航天飞机后面巨大的蓝色地球。它太大了，太近了，以至于让人几乎察觉不到循环飞行器正急速离开它。可我感觉到了。我正在前往月球的路上，我：阿德里安娜·玛丽亚·多·塞乌·马奥·德·费罗·阿雷纳·德·科塔。 [1] Tupi，南美印第安民族。
[2] 妈依（Mae）：葡萄牙语，妈妈。
[3] Outra，葡萄牙语，意为其他，另一个。
[4] TDR，完全耐药型肺结核。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当你申请来月球时，LDC会督促你进行一次DNA测试。如果你准备留下来，如果你打算在这里抚育孩子，那么LDC不希望未来的你或你的后代携带慢性遗传病。我的DNA来自整个地球。旧世界，新世界，非洲，地中海东部，地中海西部，图皮 [1] ，日本，挪威。我是一个内里汇聚了整个行星的女人。
阿德里安娜·科塔。阿德里安娜这个名字源于我的叔祖母阿德里安娜。关于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会弹电风琴。她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屋子中央就摆着一架巨大的电风琴。那是她唯一一件算是有价值的东西。它天然防盗：没人能把它从房间里挪出去。她弹琴，我们就围着琴跳舞。我们有七个人：拜伦、爱默生、埃利斯、阿德里安娜、路易斯、埃登、卡约。我是中间的孩子。这是最糟糕的位置，中间的孩子。不过当你在中间时，你能逃脱很多事，你的兄弟姐妹都是你的掩护。房子里总是有音乐。我母亲不会弹奏任何乐器，但她热爱歌唱，一台收音机总是在某处开着。我听着所有的古典乐长大，我随身携带着它们。当我在月面上工作时，我就在头盔里播放它们。只有卢卡斯继承了我对音乐的热爱，很遗憾他没有一副好嗓子。
阿德里安娜·阿雷纳·德·科塔。我母亲是玛丽亚·塞西莉亚·阿雷纳。她在一个天主教公益慈善机构里做保健员。就是照看孩子，也没有避孕措施。哦，我这样说对她不公正。她在卡诺阿斯村工作，退休那天，整个贫民区的人都出来送她。我父亲某天在焊接车子时烧伤了手，他来我母亲这儿治伤，最后和她焊在了一块儿。她是个行动迟缓的大块头，臀部僵硬，生下埃登后她就放弃了工作，很少出门。她不可能一下子抓住所有的孩子，所以她就靠嚷的。她有一副低沉洪亮的好嗓子，总是能准确地锁定我们当中应该听见的那个人。她人真的很好，爸爸非常爱她。但她的血液循环不好，心脏也很虚弱。为什么保健人员总是最不健康的？
我现在还是想念她。在所有那些逝去的人里，我最经常想到她。
阿德里安娜·马奥·德·费罗·阿雷纳·德·科塔。马奥·德·费罗。铁手。这是什么名字啊，对吧？我们所有人都是铁手，就如同我父亲和我所有的叔叔一样。它是我祖父迪奥戈的绰号，他来自贝洛奥里藏特。我出生前他就已经死了，不过他从十四岁开始就在铁矿山工作，直到后来他们解雇了他，因为他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个威胁。他铲了一千万吨的矿石，我铲的比这更多。多一千倍，一万倍。如果有任何人可以被称为铁手，那就是我。矿业与金属。我父亲是个汽车代理商，在会开车之前，他就能拆装引擎。当经济萧条波及米纳斯吉拉斯州时，他来到了里约，在一家汽车切割装配店里找到了工作——你带两辆保险公司认定的报废车来，切下一辆的车头，切下另一辆的车尾，然后把它们焊在一起。新车！他从来都不喜欢这份工作——我父亲，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在新闻上看到任何贪污腐败的消息，他都会对着电视咆哮。在巴西，一〇年代和二〇年代他每天都在咆哮。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贪污！劳动人民坐不起巴士！他开始销售汽车——这份工作是否比制造仿车更正直，两者之间的差别大概微如秋毫。但他迅速升职，成了代理商，然后孤注一掷，买了梅赛德斯的特许经销权。除了和妈依 [2] 结婚外，这是他做过的最棒的决定。看起来，我的父亲很有商业天赋，他让我们搬到了巴拉达蒂茹卡。哦！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一幢公寓大楼里的一整层都是我们的。我只需要和一个姐妹共享一个房间！如果我们把头探出窗户，伸长脖子往外看，那里，就在另外几幢大楼间，我们能看到海！
阿德里安娜·玛丽亚·多·塞乌·马奥·德·费罗·阿雷纳·德·科塔。天堂的玛丽亚。我们的星空之神。我母亲为基督救世收容所工作，并让我们所有人都参加教义问答和弥撒，但她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我们生病时，她会点燃蜡烛，在我们的枕头底下塞一块圣牌，但她也会买草药、祷文和圣母像。她把这称为双重保险。这种时候向越多神灵祈求越好。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两个无形的世界交叠着，天主圣徒和奥瑞克萨。因此我的名字中含有一位天主教圣女的名字，她叫叶玛亚。我记得我母亲带着我们到巴拉海滩上庆祝跨年夜。这是一年中少有的她会来海滩的日子。她惧怕海洋。圣诞节后那一周我们都在做衣服，蓝色和白色，圣洁的颜色。妈依能用金属丝和旧连裤袜做出让人惊艳的头饰，帕依就在车间后面给它们喷绘。车用油漆——它们对我来就说是新年的味道。妈依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色，当她往下走向海滩时，每个人都对她恭恭敬敬的。我对此引以为豪——她就像一艘大船。数百万人都会去里约参加跨年夜，不过我们在巴拉海滩上的庆典也不至于太过寒酸。这是我们的盛典。每个人都在自家阳台上挂上棕榈叶。汽车放着音乐，沿着塞纳姆贝蒂达大街来来往往。但四处游逛的人太多了，车子只能开得很慢，所以连非常小的孩子都可以安全地在路面上走。还有DJ和很多食物。一切叶玛亚热爱的事物。野草、花朵。白花、纸船、蜡烛。我们来到水边，大海就在我们的趾间。连妈依都走进了齐踝深的碎波中，沙子从她的脚趾下方涌了上来。我们发间插着花朵，手上拿着蜡烛。我们在等待月亮从海平面升起的那一刻。它来了——月亮露出肉眼勉强可辨的边缘，细得像刚剪下来的手指甲。然后它像是从海平线上漫出来一样。很大。非常非常大。然后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它不是从世界尽头升起来的，而是从水中孕育的。海水起泡又破裂，白色的浪花被一起拽进了月亮里。我说不出话来了。大家都一样。我们一动不动，成千上万的人都如此，成为一道由白色与蓝色组成的、位于巴西边缘的线。然后月亮清晰圆满地升起来了，一道银线从它那里跨越海面，照向我。叶玛亚之路。女神沿着这条路走进我们的世界。我记得我当时想，路是双向的，我也可以沿着它走到月亮上。然后我们把自己的花朵扔进水中，波浪将它们带了出去。我们又将自己的小蜡烛放进纸船里，让它们加入花朵的行列。大多数纸船都沉没了，但有一些被浪花卷着，沿着月之路漂向叶玛亚。我一直都忘不了小小的船儿沿着月光一路漂浮的景象。
妈依从不相信人们曾经在那里走，在月亮上走。那是她无法想象的。月亮是个人，而不是岩石质的卫星。人们无法像人皮肤上的跳蚤那样在月亮上行走。很多年后，在我离开前，我带她去了海滩，她仍然不相信人们可以在月面上行走。那个时候她几乎已经无法动弹了。我租了一辆车，开了两百米来到海滩。帕依失去了经销权，我们已经不再是有车一族了。我们还拥有公寓，那是因为帕依早早付清了贷款。屋里又塞满了我们所有人：拜伦、爱默生、埃利斯、路易斯、埃登、卡约。阿德里安娜。所有的鸟儿都归巢了。
那时的妈依就像月亮一样巨大，但所有去欢庆跨年夜的人依然敬重她，大街上的车子鸣笛向她致意。她伟大又神圣。我用手抱着她来到水边，我们看着如同从海中孕育而出的月亮，我说，我很快就会到那里去 。她大笑起来，对此无法相信，但稍后她说，好吧，那我到阳台上朝你挥手倒是很容易。
阿德里安娜·玛丽亚·多·塞乌·马奥·德·费罗·阿雷纳·德·科塔。另一个，奥特林哈 [3] 。另一个，小小的另一个。平凡的简。这是我最后一部分的名字。对我人生产生最大影响的也是这个名字。平凡的那一个。不是最美貌的，也不是最聪明最开朗的。奶奶在复活节发钱时，第一个也轮不到我。平凡的阿德里安娜。我的腿长得不错，可我的上身太短，鼻子和耳朵太大。还有狭长的小眼睛，皮肤的颜色也太暗。我的父母认为他们帮了我一个忙，他们不希望我有任何幻想，便说，你永远不会是一个美人，也永远不会是黄金之子，或幸运之子，所以别指望世界会像桃子一样轻松地落到你掌中。你必须努力才能得到它，你必须使用你的每一分力气和天赋，以获取别人用样貌和微笑就能换来的东西。另一个。在这五十年里，没人用这个名字叫我，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这个名字的人。我能感觉到我绷紧了下颌，磨着我的牙，这都是因为这个名字。我在这个世界待了五十年，还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
好吧，我的出生与恩慈或喜爱无关。行吧，我的鼻子太大，我的皮肤太暗。我要让我自己变得与众不同，我将成为一个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做的人。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被束缚。在学校里，我是第一个举手的孩子；我是男孩们讲话时不肯闭嘴的女孩子；我是潜入学校网络篡改成绩的人。这种事显然是那种怪咖男孩才会做的。巴比·诺顿是所有女孩都崇拜的室内足球明星，而我让他把手塞进我的裙子里。他做了，每个人都目瞪口呆。我把自己伪装成了美人。我再也没有被选入女子室内足球队。但无所谓，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巴西柔术。我母亲完全不赞成，而爸爸喜欢有线电视播放的综合格斗（MMA）比赛，他给我找了一个道场。我个子很小，奸诈又卑鄙，可以把岁数大我一倍的男孩子们扔出去。然后我上了中学。哦我很坏。我击败了那些漂亮女孩，勾搭上了男孩，因为他们知道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确如此，不过我做的事没有漂亮女孩们想得那么糟糕。有传说就足够了。漂亮女孩们将我隔绝在她们的社交团体和派对之外。真是重大损失。她们试图用暗算和嘲讽来羞辱我，可是她们没有一个人能搞出个哪怕有一丁点价值的圈套。她们在脸书上曝光一次有关我的事，我就侵入她们的系统十次。她们所有人的编程能力加起来都不及我一个人。她们也不敢对我发起身体上的欺凌，或是往我身上倒电池酸水，因为我够敏捷，我也够强悍，我能把她们像扔芭比娃娃一样扔出去。中学生涯就是一场战役。不过人生一直都是如此，到处都是如此，不是吗？
顺便说一下，大多数男孩倒都没什么事。他们说脏话，不过男生都这样。给他们吹一次就能让他们满意。而他们和那些女孩一样怕我。
这是不是很可耻？我这么大岁数的女士却在谈论脏话和口交。
听说我要去学工程学时，帕派非常高兴。萃取工程学。我是个真正的米纳斯吉拉斯之女，一个真正的铁手。我母亲则被吓得魂不守舍。工程学是男人的玩意儿。我永远都嫁不出去了，我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我以后要用手抓饭吃，指甲里会全是土，没有男人会看我一眼。而且还是在圣保罗，那个可怕的恐怖的城市。
我爱圣保罗。我爱它可怕的丑陋，爱它的寂寂无名，爱它的平凡陈腐，爱它连绵无尽的摩天大楼，爱它的永不妥协。与月亮相比，它简直是美丽的天使。月球上没有美。圣保罗就像我，没什么动人的样貌，但是翻涌着能量、创意、怒火和不屑。
我找到了一大群朋友。最多的、最先认识的是男孩——当时学萃取工程学的女人仍然很稀少，而且比起女人，我更了解男人。男人既简单又直接。不过我发现我也能够有女性朋友。我明白了女人的友谊和男人的友谊有何不同。我发现我能够喜欢女人，我发现我能够爱她们。我是个机会主义者，我臭名远扬，我了解阴谋诡计。我想着那个年轻的、勇敢的、莽撞的自己，我爱她。她从不浪费机会。那时我才刚刚进入大学校园，就把自己从头到脚涂成国旗的颜色，在圣保罗的街道上裸骑单车。每个人都看着我，但没有人看见真正的我。我赤裸着，我是隐形的。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式。哦，当时我所拥有的身体，我原本能用它做多少事啊！
现在我要和你说说关于廖托的事。这个名字是用拖网从深渊里捞上来的。你知道拖网捕鱼吗？我有时候会忘了有些词和概念属于旧世界，新生代无从了解它们。关于动物的比喻，我的孙子们听到只会皱眉。露娜从没见过一只牛、猪，甚或一只鸡，活着的咯咯叫的鸡。
廖托。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样貌了，但我记得他的声音。他来自库里蒂巴，有一口南部腔调。我想他是我的初恋。哦，你笑了。我没有和他调情，没有戏弄他，没有引诱他，也没有和他玩性游戏，所以这一定是爱。我是在巴西柔术队里遇见他的。运动队，那些人满脑子都是性啊性啊性的，每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干这事。我们正在参加比赛，我在女队，轻量级，紫带。他是重量级，黑带五级。我记得他的体重和腰带，却不记得他的脸。
帕派会从展示厅借来最豪华的梅赛德斯，开到主场比赛的场地。路途很远，可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比赛后他会载着我穿过花园，带我去某个很贵的地方吃晚餐。我将走出那辆不得了的车子，觉得自己就像个千万富翁。
然后有一次，他开车来了，但我没上车和他走。我想和廖托一起去喝啤酒，然后参加一个派对。我记得帕派脸上难过的表情，我们不会再一起开车行驶在巴朗——卡帕内马街上，在车载屏幕上查看菜单了。我想，我也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千万富翁。后来他还是会去看比赛，一直到我到欧鲁普雷图去念研究生。这个地方要开车去就太远了，而我也渐渐对打架失去了兴趣。年复一年地在一张垫子上摔来滚去，为了在这里升一个段位，在那里拿一条腰带。
从那时起，又过了两年，廖托死了。我们恋爱了一年多。当他在大教堂广场中弹时，我不在那里。听到消息时，我正在写一篇学期论文。我向来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我是个工程师，而他是学文学的。一个激进分子。他说我从不选择立场，是个天生的资本家，因为我从未真正考虑过政治的事。我有实用主义，他有理论学说。我从来都没法和他辩论，因为他考虑到了方方面面，论据一条接着一条，就像殖民军一样。一条战线崩溃了，另一条继续推进，开火。世界秩序崩坏，毁于社会不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分配不均和糟糕的性别政治。我觉得那些只是巴西的自然状态。但即便是我，也能看到圣保罗大学校园上方飞过的直升机越来越多：那是超级富豪的豪华座驾，那都是些生活在塔顶，从不接触地面的人。改变如同微流星一般降临，引发无数微小的冲撞。巴士和地铁的票价再度上涨。我的朋友们都给自己的单车装了追踪器，因为贼变多了，因为车费上涨了。店铺全装上了卷帘门窗，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睡在店铺门廊上。街道上装了更多的摄像头，因为有了更多的露宿者。还有用于监控的无人机。就在圣保罗！也许这在欧洲的某些国家或墨西哥湾很常见，但这不是巴西的风格。有无人机的地方总有警察，有警察的地方总有暴力。每一天，面包的价格都在上涨，上涨，上涨。如果有一个东西会逼迫人们睡到街上去，那就是面包的价格。
廖托也一头扎了进去。他前往大教堂广场，涂绘海报，占地示威。他以为我对此漠不关心。我关心，只是我不关心自己不认识的人。不关心买下整个省会、把人们赶出土地的中国公司；不关心乡村来的难民，连贫民区的人都看不起他们。我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未来会变成我家人的人。家人是最重要的，家人永远是家人。
我为他担惊受怕。我关注YouTube网站，我能察觉到抗议正在升级，从呐喊到石块再到汽油弹。警察对每个阶段的回应是：防暴盾到催泪瓦斯再到枪弹。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去那里；我对他说他会被逮捕或入狱，他的公积金会被中止，他将无法得到贷款或一份正当的工作；我对他说他更关心陌生人，而不是那些在乎他的人。比如我。我们分手了一段时间。我们仍然会做爱。没人会真的分手。
一开始，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大堆信息在一瞬间涌入。我的天。警察开枪了。人们中弹了。双方交火了。廖托受伤了，廖托没事，廖托开枪了。消息不断更新，一条接着一条。有抖动的视频镜头：一具躯体被拖进了一家店里。然后是鸣笛声，救护车来了。一切都是急促而不流畅的，一切都在抖动。完全没有对上焦。远处是枪击。你听过枪声吗？我猜没有。月亮上没有枪。它们的声音又小又低劣。所有这些信息都轰炸着我，可我无法从中辨认出事实。我试着给他打电话，没有信号。接着传闻开始拼凑成一个事实。廖托中弹了，他被送进了医院。哪家医院？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无助吗？我询问了每一个我认识的认识廖托的人，以及认识廖托那些激进的朋友的人。叙利亚——黎巴嫩医院。我偷了一辆单车，侵入追踪芯片花了我几秒钟的时间。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圣保罗的车流中穿行。他们不让我见他。我在急诊室里等——到处都是警察，还有新闻摄像机。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后面。警察要问我问题，然后是那些记者。我一直听，一直听，可我听不到任何关于他情况的消息。然后他的家人来了。我从未见过他们，我甚至不知道他有家庭，但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我一直等，一直等，试图偷听些什么。然后我听到了，他死在了急诊室里。那个家庭被摧毁了。医院的人挡开了警察，新闻记者已经拍好了所有他们需要的照片。没有其他事要做了。没有什么东西要拿回来。死亡拿走了一切。我悄悄骑着偷来的单车走了。
廖托死了，另外五个人也是。他不是第一个被击中的，所以没人记得他的名字。没人把它喷涂在墙上和巴士上：纪念廖托·松下。没人记得登月的第二个人。我记得自己感到震惊，麻木，恐惧，可我主要的情绪是愤怒。我对他毫不顾念我、将自己置于死亡的危险中而感到愤怒，我对他以这样愚蠢的方式死去而感到愤怒。我记得这份愤怒，但我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恶心，感觉不到那时绷紧的肌肉组织、眼窝深处的压力，还有在身体里一次又一次死去的感觉了。我老了。我离那个圣保罗大学的工程学学生已经太远了。愤怒也有半衰期吗？
我在想，如果廖托还活着，那他会怎么看我？我有财富和权力，我只要说一个字就能关掉地球上所有的灯，让这个行星坠入黑暗和寒冬。我甚至不是百分之一，我是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我是离开地球的人。
一周后，大家都忘了廖托·松下，第二名烈士。又有了新的暴动，新的死亡。政府做出承诺，然后再全部推翻。接着，第一波冲击来袭，每一次崩溃都让整个国家和经济跌落一点，直至它们坠入谷底，坍塌至无法修复。
我那时候不知道廖托被列入了阶级战争的第一批伤亡名单。伟大的阶级战争，最后的阶级战争：刨去了中产阶级。金融化的经济不需要劳工，机械化产业将中产阶级驱逐到了末等之列。如果一台自动机械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得又好又便宜，它将取代你。机器逼迫你与它竞价、出售自己，机器甚至会提供用来竞价的应用程序，让你和机器竞争，和其他人竞争。如果你比机器便宜，那你就有饭吃。很公平。我们总是以为带来大灾难的机器会是由杀手无人机组成的舰队，是住宅楼一般大的战争机甲，是红眼睛的终结者。而不是当地超市和酒店里成排的自动结账系统、网上银行、无人驾驶出租车，或是医院里的自动分诊系统。机器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代替了我们。
然后我们来了这里，这个人类创造的、有史以来最依赖机器的社会。我变富了，我创建了一个世家，所凭借的正是那些在地球吸血的机器。
我父亲不记得那些登陆月球的北美人，不过他告诉我老马奥·德·费罗记得。他在贝洛奥里藏特的一家酒吧里喝酒。电视被调到了足球频道，马奥·德·费罗坚持要让店主换到播放登月的频道，为此还差点和他打了起来。这是历史，他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会看到比这更伟大的事了。假的，酒吧里的其他人都在大喊，是在好莱坞的一个摄影棚里拍的。但他站在电视机前面，抬头凝视着那片黑色和那些影像，向任何一个敢去换台的人发起挑战。而我记得，当麦肯齐家在月亮上投入使用自动机械时，我也在一家酒吧里，和我的研究团队在一起。那时我已回到家乡，回到米纳斯吉拉斯的DEMIN矿业学院读研究生。我在欧鲁普雷图已经不只是个怪人了，不，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那里唯一的女人。男人们要么过分彬彬有礼，要么过分热情洋溢。我不会让他们把我排挤在外，所以我和他们一起在那家酒吧里喝啤酒。店主当时正在几个体育频道间切换，其间，他停留在了某个新闻频道上。我看到了月亮，看到了机器，看到了车轮轨道。我对酒吧店主喊道：嘿嘿，嘿，就看这个台。在那家酒吧里，我是唯一一个注视着屏幕，看着历史发生的人。澳大利亚的麦肯齐矿业公司在月球上投放了自动机械，为IT工业勘探稀土金属。你们为什么不看看这个？我想对我的团队大喊。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我在看什么？你们还自称为工程师？我看着电视屏幕，觉得脑中划过一道闪电，如梦初醒。我好像觉得无法呼吸，觉得心脏每跳三四下就要漏掉一拍。那是一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不仅如此——甚至变得切实可行的感觉。由我来实行。接着继续播放其他新闻——它不是什么焦点新闻，没人对太空和科学感兴趣。偶像明星和模特们做的事才算得上新闻。我走出酒吧，来到露天花园那灰扑扑的树下，坐在矮墙上，抬头望向星空。我看到了月亮。我对自己说，那上面有某些东西，可以用来赚钱。
我父亲来看我，搭着巴士来的。我立刻就知道他带来的是坏消息。欧鲁普雷图离这里很远，但我父亲本来会驱车来，进行一场冒险。他失去了经销权。再也没有人会买高档的梅赛德斯了，哪怕在巴拉都没有。他一直很谨慎：用全款买下了公寓，而我的学业也能顺利完成。只要我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全心全意地学习，每周不再用啤酒把冰箱塞满。但是他的事业结束了，到了他这个年纪，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学一门技能来适应这个机器代码经济体，更不必说找份新工作了。他很遗憾，但也很自豪，因为他尽全力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是市场打败了他。
接着我们的肺结核小姐降临了，打乱了他全部的计划。卡约，宝贝男孩，我的小弟弟。小崽：我们称他为一窝里最小的幼仔。他从未搬出去过，像是永远停留在了十三岁。工作完蛋、婚姻失败、家庭破裂后，妈姆七个科塔宝贝里的其他几个又都搬回去了。只除了我，这个还在学习的人，还在坚守的人。然后卡约吸入了TDR肺结核杆菌——可能在一辆公交车上，一间教室里，总之是在人群里。当时有三种类型的肺结核：MDR、XDR、TDR。多重耐药、广泛耐药、完全耐药。MDR对一线抗生素有抗药性；XDR甚至对二线药物也能产生抗药性，这些药物基本上用于毒性化疗；TDR，你可以从名字上理解它 [4] 。我们称它为白美人，它飘进了卡约的肺，在那里生长。
妈姆把一个房间改成了疗养室，用塑料膜把它密封起来。爸爸设计了一个空调装置。他们没钱送他去医院，也没钱买药。他们在黑市里购买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物——试验性的俄罗斯噬菌体，见鬼的化疗仿制药。我回家了。我透过塑料膜看着卡约，走进房间是不安全的。妈依用我的兄弟姐妹们从麦当劳偷的托盘装着食物，从两层厚厚的塑料膜下递进房间。卡约则给垃圾套上两层袋子。我看着他，看着爸心力交瘁，看着妈依向她的圣徒和奥瑞克萨们祈祷。我看着我的兄弟和姐妹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们竭尽所能地凑钱：在这里收收废品，在那里买进卖出，再在哪里搞个动物彩票。卡约会死的，但我无法嫉恨我的家人怀着希望为他节省每一分钱。他们无法供我念完我的研究生。我有一个办法结束这一切。在麦肯齐登陆月球后的数周内，广告已经出现在了专业期刊和网站上。
我申请去月亮工作。
我的研究生导师帮助我申请了贷款。我的论文是关于用太阳能蒸馏从月壤中提取稀土元素，因此，对于月球开发而言，我算是有价值的。我和麦肯齐金属公司签订了合同。我的申请被通过了，我得到了贷款。
那个周末我回到家里，我有钱乘飞机了。我去了巴拉，看着青草从尼迈尔鹅卵石间冒出嫩芽，灌木在住宅楼楼顶和空窗户间生了根。塞纳姆贝蒂达大街上立满了成行的屋棚，每幢住宅楼上都覆满了如绞杀植物般的水管和电线，每个环形路口都有一堆水箱和太阳能板。足球体育场里、奥林匹克公园里的座椅都被掀倒了，上次的暴风雨吹翻了半个屋顶。城市在衰败。行星在衰败。
家里塞满了人，可我还是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房间。卡约还在他的塑料洞穴里，现在他插上氧气了。卡约和我，在我们的小房间里：濒死的王子和归家的公主。电视日夜不停，人们没日没夜地进进出出，丈夫和妻子和伙伴和亲属，不是家人的家人。还有我的妈姆，她的身形巨大到只能蹒跚来去，喊叫着管理所有人。那个晚上我走到阳台上，看到了月亮。叶玛亚，我的女神，只是她并非诞生于海，她远在这个世界之上，而这个世界正在向她求助。世界翻转着，将我送到她的凝望之下，海洋中所有的水都被她吸引。还有我。哦，还有我。
我喜欢登月所需的训练。我跑步，游泳，减重又健身。我精瘦又刚强，并且如此健康。我爱我的肌肉，我想我非常的自恋。我不仅仅是铁手了，我还是个铁人。
南美训练中心在圭亚那，靠近欧洲航天局的发射点。出去跑步时，我能听到轨道转移飞行器（OTV）启动引擎时的咆哮声。它们摇晃我，直到我什么也听不见。它们摇晃大地和天空。然后我看到了水汽尾迹，向上冲出的曲线，顶端是细小如黑色针尖的航天飞机，破空而行。向上，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场景让我流泪，每一次都是。
关于登月的训练：你不是为了在月亮上生活而训练，你是为了着陆而训练。月亮不需要我美妙的身体，月亮会吃了它，慢慢地吃。月亮会让我变成它。
我不是唯一的女人，但也差不多了。科娄中心是更极端的DEMIN学院。月球就像是宇宙里一个庞大的学校足球队。我意识到月亮不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如果你愚蠢，如果你粗心，如果你懒惰，那它将有一千种杀死你的方法。但是真正的危险来自你周围的人。月亮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艘潜水艇。出去便是死亡。我将和这些人一起被封在里面，这里没有法律，没有公正，只有操纵。月亮是边境，但边境之外一无所有，你无处可逃。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训练自己，准备登月。离心训练，自由下落训练——搭乘一架古老的A319飞临南大西洋上空，每一次跳下去时我都会呕吐，还有装备训练——比起我们现在的沙装，当时的装备都是些巨大、笨重的东西：试试戴着那些长护手拧螺丝！我很擅长这个。这要感谢我不错的精细运动技巧。还有低压训练、零压力训练。低重力制造、真空制造、机器人学和3D打印编程。三个月！学这些三年都不够。要三辈子。
接着，离发射升空只剩三周了。我回到了家里。爸爸在屋顶开了一次派对，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举办巴西烤肉派对的机会。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看起来有多酷。那是个很棒的派对，快乐中弥漫着惆怅。这是一次给死者的守灵。每个人都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卡约在我升空的三天前死了。我当时的感觉既不是遗憾也不是悲伤，我想的是，你为什么不再等一等？等一周，哪怕五天？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有所触动？在我所有的感觉都被那个巨大的月亮，清晨天空中每天都在变得更亮的那颗星辰——那是正在接近地球的循环飞行器——还有最直接的，那只等着从六号机库驶向跑道的黑鸟夺走的时候。
我如此愤怒，而后又如此内疚。我想请假回去奔丧，但是被拒绝了。离升空日期太近了，我不能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任何一只小虫子都会撕裂循环器和设备的密闭空间。月球是一个极其干净的空间，我们每天都要做病毒感染、寄生虫和昆虫的检查。月球上不能有害虫。
所以，当我搭乘增压巴士驶向航天飞机时，他们火化了卡约，好杀死白美人。我们在机库里练习过十几次登机，但是我们还是挤到了黑暗的窗口，好第一眼看见那架轨道转移飞行器，看着它在阳光下漆黑又闪亮的躯体。它体现了人类的力量和创造力，给人以太强烈的感觉，许多男人都哭了。男人总是很容易感动。
我们系上安全带，穿好装备，戴上头盔，这里没有窗户，屏幕也没有开启。之前我们练习了有二十次，但在系安全带、进行安全检查时，我仍然手忙脚乱。我没准备好。对待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能胸有成竹。我忍不住一直想着我身前身后的氢气罐和脚底的氧气瓶。我因为恐惧而全身僵硬，接着我发现有一种感觉凌驾于恐惧之上，不是镇定，不是美，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无助绝望，而是坚定果决。
接着轨道转移飞行器动了起来，哧溜哧溜地滑到了跑道上，它的轮胎从机棚起已一路留下浅浅的点印。五十年了，我还是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刻。我感觉到我们上了跑道，我感觉到航天飞机停了停，然后引擎点火了。天呀！那种力量！没有什么感觉和它相像，哪怕搭乘巴尔特拉也一样。那就像是你的每一部分都在，呐喊。而我明白了恐惧之上的决心之上还有什么，那是兴奋。纯粹的兴奋。这是我做过的最性感的事。
引擎关闭。一个小小的震动：有效载荷舱打开了。我们开始自由下落。我觉得我的胃四分五裂，胆酸灼烧着我的咽喉。在头盔里呕吐不仅仅是肮脏，你可能会因此而溺死。然后离心力开始拉扯我的下腹，我知道安全带攥住了我们，并且正在把我们带入转移轨道，好进入循环器。重力在此刻达到了顶峰，血液冲向我的脚趾。再次自由下落。下一次再感觉到重力时，我们已在循环器的离心机臂中。
一次颤动，一次倾斜，铿锵的金属碰撞声，伺服系统发出的哀鸣声。我们与循环器对接了。安全带松开了。我轻推着离开，飞向开启的闸门。哪怕对于个子很小的我来说，它似乎都小得过分，但我进去了。我们都进去了，全部二十四个人。
我在闸门里待了一小会儿，抓着一根支柱，压抑着反胃的感觉，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看着航天飞机后面巨大的蓝色地球。它太大了，太近了，以至于让人几乎察觉不到循环飞行器正急速离开它。可我感觉到了。我正在前往月球的路上，我：阿德里安娜·玛丽亚·多·塞乌·马奥·德·费罗·阿雷纳·德·科塔。
[2] 妈依（Mae）：葡萄牙语，妈妈。
[3] Outra，葡萄牙语，意为其他，另一个。
[4] TDR，完全耐药型肺结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