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节
慕尼黑-苏黎世
加百列到慕尼黑时，摩萨德的“递送专员”已经在机场门口恭候多时。“递送专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头发呈焦糖色，手里举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克莱默先生——海勒公司”。加百列跟着他穿过航站楼和雪片纷飞的停车场，上了一辆深蓝色的奔驰轿车。
“储物箱里有一把伯莱塔手枪，后座上放了一些打包好的胸脯肉。”
“你们专员真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效犬马之劳，”说着，他把车钥匙递给了加百列，“一路顺风。”
加百列坐上驾驶座，发动了引擎。十分钟后，他的车已经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通往苏黎世的E54高速公路上。
瑞士人的性格孤立又排外，他们对外国人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一旦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都会报警。事实上，瑞士人的戒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在该国运作的外国情报机构都将他们视为瑞士的第二个安全局。加百列对此再清楚不过，当他停好车，信步走向奥古斯都·罗尔夫的别墅时，举手投足之间尽可能表现出轻车熟路的样子。
他想起了几年前机构开展的一次行动。一队特工被派到瑞士，在伯尔尼市郊的一个小城镇潜入某阿拉伯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公寓里安装窃听器。—位老太太看到这伙人守在阿拉伯人的公寓外，遂打电话报警，说社区里来了一伙可疑人物。几分钟后，这伙人被警方拘留。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这场惨败。
加百列爬上罗森岗路的斜坡，罗尔夫别墅熟悉的侧影连同两侧的塔楼和气派的门廊展现在他的眼前。一辆车呼啸而过，在刚刚形成的雪地上留下了两行漆黑的车辙。
他在门边的键盘上输入了无钥匙进入系统的密码，只听“嗡”的一声响，门锁的插销弹了回去。他推开门，拾级而上。两分钟后，他进了别墅前门，在昏暗的门厅里缓缓前行，一手拿着小型手电筒，另一手拿着伯莱塔手枪。
二楼的走廊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借着照射范围只有铅笔大小的电筒光，加百列摸索着向前行。书房应该在他的左侧。安娜说过，二楼走廊正对着街道的第一扇门就是书房门。加百列扭了扭门把手，里面上了锁——不过也对，不上锁就怪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对小型金属工具。真是活见鬼，都多久以前的事了，怎么还是能想起来？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吧，那时候他还是贝扎雷艺术设计学院的新生，沙姆龙整天站在他的身后大吼大叫：“你只有十五秒钟的时间，十五秒，加百列！打不开那扇门，你的队友就死定了！”
他跪下身来，咬住电筒，将金属工具插进锁孔。不一会儿，在加百列的攻势之下，老旧的门锁终于败下阵来。加百列站起身，走进书房，关上了身后的门。
房间里有烟熏味、狗臭味，还有一阵淡淡的香烟味。加百列举起手电筒，照了照四周。
由于手电筒的照射范围所限，他一次只能看清几平方英尺的室内空间。休息区里摆着几张十八世纪的古董椅子。弗兰德斯文艺复兴风格的橡木写字台看起来古色古香。锃亮的木地板上立着一座书架，书架的顶端与发霉的天花板齐平。
那不是奥古斯都·罗尔夫的书桌吗？
奇怪的是，它看起来并不像是商界大亨的书桌，反倒是乱糟糟的透着股迂腐的学究气。书桌上摆着一沓文件、一本褪色的真皮记事簿、一个塞满了回形针的茶杯和一堆古书。当加百列用食指翻开第一本书的封面时，古卷的气息和积尘扑面而来。他用电筒光照了照书的扉页——原来作者是歌德。
当他合上书本时，电筒光恰好照在案头的雕花玻璃烟灰缸上。烟灰缸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个烟蒂，它们就像用过的弹夹，被随意丢弃在一堆烟灰里。加百列仔细观察了这些烟蒂，发现其中大多数是金边臣牌香烟，但有三支是丝鞭牌香烟。估计罗尔夫老头抽的是金边臣，那抽丝鞭的人是谁？安娜吗？不对，安娜中意的牌子是吉坦。
他把心思收回，开始寻找此行要找的文件。安娜说过，这类文件一般存放在书桌右手边最下层的抽屉里，文件夹上贴着“私人信件”的标签。那层抽屉和罗尔夫书房一样，是锁着的。只不过这一次，加百列准备了钥匙。他拉开抽屉，开始翻找奥古斯都·罗尔夫的私人信件。他找到一个文件夹，上面贴着“马克西利安”的标签。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文件夹，犹豫了一番，掂量着自己有没有权利翻阅这样的文件。这感觉就像在偷窥别人的隐私，好比晚上出门散步时，透过亮着灯的窗口窥伺一对夫妇吵架，或者看着一位老人孤零零地坐在电视机前。但这份文件会披露什么重要的线索吗？死去的老头究竟保存了哪些关于他儿子的资料呢？加百列能从中了解哪些关于奥古斯都·罗尔夫的信息呢？
他抽出这个文件夹，把它架在打开的抽屉上，翻开了封面。文件夹里夹着马克西利安的照片、欧洲报刊运动版的剪报、车队队友的悼词还有当地报刊关于阿尔卑斯山自行车赛事故的长篇报道。“他是好样的，有这样的儿子，我很自豪，”奥古斯都·罗尔夫，一个声名显赫的苏黎世银行家通过律师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之情。”所有资料都精心保存着，纸张依然挺括，上面细心地标注了日期和标签。由此可见，奥古斯都·罗尔夫虽然可能对儿子选择的职业并不认同，但他至少是以儿子为荣的。
加百列合上文件夹，把它放回原处，继续寻找那本贴有“私人信件”标签的文件夹。突然，又有一份文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标签上写着“安娜”。他又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把它抽了出来。文件夹里夹着安娜小时候练琴的照片、演奏会和音乐会的请柬，还有一些关于她的演出和唱片的剪报和乐评。他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照片上。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安娜在母亲自杀后变得与之前判若两人，脸上的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加百列合上文件夹，把它塞回了抽屉。该办正事了，他继续往下翻找，终于找到了贴有“私人信件”标签的文件夹。他把它抽出来，放到罗尔夫的书桌上，打开了封面。里面有一堆信件，有的是手写的，有的是用专门的信纸打印出来的。信件的语言五花八门，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这就是瑞士，一个使用多民族语言的国家。加百列快速翻阅着信件，直到最后一封。他又从头翻找了一遍，这一次速度稍微放慢了一些。结果还是一样。
藏画的历史资料不在这里。
加百列用电筒光照了照四周，他想起了自己以前接受过的一项训练。教练把他带到一个装潢像是酒店套房的房间，给了他一份文件，让他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找出五个适合藏匿文件的地方。假如当初训练的场地是在罗尔夫的书房而不是一个假造出来的酒店客房，他就可以找出上百个理想的藏匿点。比如他可以把文件放在空心地板里，夹在大书中，埋在地毯或地板下，塞进家具里或者锁在入墙式保险柜中。单单是书房就有这么多隐蔽处，偌大的别墅何愁藏不下一份小小的文件？要知道，罗尔夫可是一个为了收纳秘密藏画专门建造了一座地窖的人。要是他想藏匿什么东西，加百列能找到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
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却要空手而归，加百列不禁懊恼不已。文件不在这里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被罗尔夫或者维尔纳·米勒这样的人拿走了，要么就是罗尔夫放错了地方。放错地方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罗尔夫老了，人一老就容易犯糊涂，记忆力会衰退，眼睛也会不好使，文件夹上的标签可能就没那么容易看清楚。
加百列决定把整张桌子彻底搜查一遍。
存放文件的抽屉一共有四个，一边两个。加百列先打开左边上层的抽屉，然后不断重复着枯燥乏味的活儿，拿出一个文件夹，仔细查看里面的文件，把它放回原处，接着翻阅下一个文件夹。
加百列足足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四个抽屉都翻找了一遍。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他打开桌子中间的那层抽屉，抽屉里放了几支钢笔、几支铅笔、几张便条纸、一瓶胶水、一个起钉器和一台迷你磁带录音机。加百列拿起录音机，用手电筒照了照，发现里面没有磁带。他又仔细翻了翻抽屉，也没找到磁带，真见鬼。
他关上抽屉，在罗尔夫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盯着眼前的书桌。中间那层抽屉……总有什么地方让人感觉不对劲。他拉开抽屉，看了看里面，又把它合上。然后又把它拉开、合上，拉开、合上……
抽屉本身有四英寸深，但容纳物品的空间却浅得多，粗略估算一下顶多两英寸。加百列试图将整个抽屉拉出来，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又使劲拉了拉，还是一样。
他看了看表，发现自己已经在别墅里待了四十五分钟。此地不宜久留，眼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马上离开，要么相信直觉。
他站起来，双手抓住抽屉，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外拉。卡着的东西终于松开了，抽屉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洒了出来。
加百列拿起已经倒空的抽屉，把它翻了个个。这个抽屉材质结实，做工精致，却异乎寻常的沉重。他仔细看了看抽屉底部，发现它很厚——目测厚度有一英寸。
离开，还是相信直觉？
从目前的情况看，要想速战速决估计是不可能了。加百列把抽屉斜靠着桌子放下来，调整好角度，然后抬起脚，使劲跺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抽屉的木头终于开始碎裂。
抽屉的底部并非只有一块木头，而是由两块厚度相同的木头叠在一起，中间夹着一个方形的大信封。由于年代久远，信封的纸质已经发黄，封盖用磨损的细绳扎了起来。里面装的是藏画的历史资料吗？如果是这样，未免有点小题大做。加百列把踢碎的木头分开，取出了里面的信封。当他小心翼翼地拆开细绳，揭开封盖时，指间不由得颤抖了一下。
他从信封里拿出一堆年代久远的薄纸，将它们摊在桌上，仔细地分门别类，生怕自己不小心把脆弱的薄纸弄碎。纸上写着“丹麦克朗……比塞塔……埃斯库多……英镑”这类字眼。这些文件是战时货币交易和银行转账的副本。他看了看日期，第一笔转账是在1942年2月，转账金额为数千瑞士法郎，转入行是瑞士联合银行。最后一笔转账是在1944年6月，转入行是里斯本银行。
他把这些薄纸放到一边，信封里还有一张纯白色的纸，上面没有信头，左边罗列了一些名字，都是德语姓名，右边对应着一串十二位数字。加百列草草浏览了几行：
卡尔·迈耶 551829651318
曼弗雷德·柯尼希 948628468948
约瑟夫·弗里奇 268349874625
他把那堆薄纸整理好，揭开信封的封盖，正准备把所有的纸都塞回去，却突然感觉到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堵在底角。他把手伸进信封，取出了那样东西。
那是两张照片。
他看了看第一张照片一一罗尔夫坐在餐馆里，那时候的他年轻、帅气、富有。从桌上的情况看，这桌人已经喝了不少酒。坐在罗尔夫旁边的是一个皮糙肉厚、一脸颓废的男子，穿着便服，脸上有战斗留下的伤疤。加百列认不出这个人。他拿起第二张照片。这是在一座山间别墅的阳台上拍摄的，罗尔夫站在栏杆前，欣赏着壮丽的山景。旁边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人。这两个人加百列都能认出来。
一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另一个是阿道夫·希特勒。
加百列把照片和文件都塞回信封。这个信封的规格相当于法律公文纸，它太大了，根本塞不进口袋里。于是他把它插进裤兜，再拉上皮夹克的拉链将它盖住。他看了看书桌，抽屉已经被踩成碎片，没法收拾了。他把这些碎片用脚踢到椅子下藏了起来。那把伯莱塔手枪还在罗尔夫的真皮记事簿上。他把它放进口袋里，准备离开。
借着笔形电筒微弱的灯光，他开始寻找回去的路。他再度经历了一次移步换景的旅程，只不过这次的顺序与进屋时完全相反。电筒光每移动一下，就会出现新的东西，橡木写字台、十八世纪的古董扶手椅、真皮软垫椅子……以及站在门口的一名男子，正用枪指着加百列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