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思科纳深山中的村庄都是这副样子：红砂岩房子，生满苔藓的灰色茅草屋顶，遍布车辙的泥泞街道，敞开的房门，无处不在的鸡和小孩……不同的是，这里距离沙斯特城不到十二里，村民都是被基金会压榨的农奴，而不是洛雷登银行幸福的客户。此时，他们还没想过扔下镣铐，加入这场能解放自己的伟大战争，但似乎也快了。当然，前提是他们清楚做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
带来解放的是莫罕·巴尔中士，军龄三十年。进入思科纳弓箭手队当教练员之前，曾在无数正规和非正规军中服过役。他对组织一场革命没什么经验，脾气也不太适合这种工作——太多烦琐的交涉，太少下令和遵命的机会了。事实上，他有种不妙的感觉：这些即将扔掉镣铐、奋起反抗的农奴其实只希望他赶紧滚。但这是不可能的。
村民又在开会了。村口有一家破旧不堪的无名小旅店，巴尔中士坐在旅店门外的长凳上。
手里的苹果酒是店主赠送的(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至少跟店主的短暂交流中，对方不曾提过价格的事情)。天气比平时要暖和舒适些，他也没什么别的事要做。服役中的士兵总能抓住机会，尽可能享受难得的安宁。
“道理很简单。”一名村里长者说，“他们来了，基金会肯定是知道的。无论我们怎么想，在基金会眼里都洗不脱卖国贼的罪名了。所以为什么不照他说的做呢?反正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而且说实话，我们别无选择。”
人群发出一阵嘟囔，这是直面残酷真相的反应。
“我们可以澄清啊。”一个站在最后面的人回答，“把这些家伙抓住捆起来，送到基金会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请求基金会尽快派押送队把他们带走。这样做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指控我们叛国?”
先前的发言者摇了摇头，“没有说服力的。”他说，“他们觉得这就像传染病一样，一旦你接触了敌方，就可以认定你已经叛变了。对于基金会来说，我们已经是死人了。所以，我们要么反抗，要么顺从地被抓去当苦力，或者被吊死在路边的树上。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没想到。抓住那些人说起来轻松，你要真去试试，我倒想看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你没发现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不是偷你家苹果的小孩吗?”
“太好了，”又有人说，“无论怎么选，我们都死定了。还不如去山里躲起来，等这群疯子自相残杀完之后，再下山偷他们的靴子。”
巴尔中士微笑起来，喝完了剩余的酒，起身打算活动一下腿脚。他禁不住想，自己是不是没能好好利用这次任务带来的大好机会：远离军营，随心所欲，不受上级军官的管束，没有争斗，身处一个有酒也有女人(应该有的吧，虽然还没见到)的村子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轻松不起来。
他走到山坡顶，俯瞰村庄，朝沙斯特城的方向望去。他和城墙之间还隔着一座更高的山，倒是正好眼不见为净。能看到的只有附近唯一一条大路，外来军队要是不想在沼泽和石崖地带跋涉，就只能通过那条路进入村子。出于本能习惯，他开始构思防御计划。他有十二名弓箭手，应该在他下方大路两侧的树林里各安排六名，那些本地征来的士兵(简直是个笑话!)埋伏在用马车和木桶制造的路障后面。另有一队预备队藏在半山腰的岩石后面，可以闪电般地冲下来，突袭敌人后方，结束战斗。就算他此刻是在营房地板上用卷起的毯子当山头、水壶当树、腰带当路模拟作战，也设计不出比眼下更适合以少胜多、易守难攻的地形了。
他皱起眉头，打了个冷颤。盼望打仗挺不吉利的。明智一点的话，应该多想想撤退方案才对，比如如何迅速返回他们的船所在的水湾。所幸的是，撤退路线很简单。只要及时动身，他们就可以绕过远处的山脊原路返回，在敌军抵达村庄前就能完全撤走。巴尔中士摇了摇头。不如就在这座山上安置一名哨兵，再派一个人在村子里等信号。这样一来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绝对保险。
弓箭手维宁和布欧对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不太满意。但巴尔解释，之所以选他们就是因为他看他们不顺眼，存心想让他们到山坡上傻坐着，没法在村里放松休息。于是他们认命地站岗放哨去了。巴尔则坐回旅馆门口，查看村民会议的进展。他们当然还是在绕着圈讨论同样的悲惨事实。巴尔打了个哈欠。他现在真的无事可做了。他的任务是在珊特因组织反抗军，给那些所谓好战的起义村民提供二十来把质量稍逊的白蜡木平板弓和少许的箭，授予他们射箭及打仗的技巧，激励他们求胜的士气，然后打道回府。现在第一阶段都还没完成，他怀疑已经落后于预定进度了。
早晨变成午后，暖和的太阳和不算难喝的苹果酒加在一起，令他昏昏欲睡。他正要把脸埋到臂弯里做美梦时，却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于是抬起了头。
“布欧?”他嘟囔着，“我不是叫你——”
“他们来了。”布欧打断了他，“四十个人，刚出现在大路上。”
巴尔花了一秒左右才听懂布欧的话。“好，”他说，“没事。给维宁打信号让他回来，我去集合其他人，我们立刻动身。”
维宁赶到时风尘仆仆，喘着粗气。巴尔朝远处的山坡望了望，下令撤离。这时，他意识到对面开会的村民不知何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盯着他。
“他们是不是来了?”有人问。
巴尔不太自在地回答，“没错。”
“而你们要走了。”
巴尔皱起眉。“是的，我们要走了。”
先前那个发言理智的人猛地站起来，走到巴尔面前挡住去路。他的表情混合了生气和害怕，“你们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他说，“他们会把我们杀光的，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巴尔想了想。“抱歉，”他说，“现在说这个太晚了。你们四小时前就该听我的话，而不是坐在那里吵架。”
四五个村民簇拥过来。“你们不能扔下我们，”其中一人抗议道，“出这种事情都是你们害的，得救救我们啊。”
“算了，”另一个人说，“就算他们留下来打败了那些人又能如何?他们走了之后，明天又会有一波人顺着大路过来，我们还不是会被杀光。要我说，趁现在还有时间，我们赶紧进山。”
“他们不是有船吗?”有人插嘴，“干脆去思科纳算了。喂，那边的，你们的船能装下我们吗?”
巴尔扬起手示意众人安静，但毫无用处，于是他扇了离他最近的人一巴掌。那人失去平衡，坐倒在地。这让所有人闭嘴了。
“都听着，”他说，“谁也不能上船。你们要做什么跟我没关系。爱打就打，不打就投降，或者逃跑。我们要走了，你们想怎样都行。”他突然想起这次任务是有外交性质的，在最后加了一句：“祝好运，”
四下安静了一会儿，随后，最先开口的那人把双手抱在胸前，“我们要打，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吧。”
“别碍我的事，”巴尔回答，“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出于某种原因，这句话起到了和期望相反的效果。村民们围住了他，一边愤怒地叫骂，一边挥舞胳膊。现在可好了，他脑子深处一个微小的声音说，第一阶段完成了，第二阶段是什么来着?“好好好，”他听到自己说，“我们留下，你们散开点，免得我手下的人和你们动手。”情绪高昂的村民们退后了些，死死盯着他，眼巴巴等着下一句话。一打弓箭手加上一群傻子，要对阵四十名斧枪兵，后果简直不敢想。
“好。”他又重复了一遍，“第一件事，武器。哪些人有武器?”他等待着，没有人动。“行吧。那先去找些尖锐的、趁手的东西来。动作快点，给你们两分钟，快去。”
这句话至少让人群散开了。巴尔回到自己的士兵面前。“听我说，”他说，“这群人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还是得靠自己。赢面不大，但我们占据地理优势，还能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维宁，你记得之前放哨的位置吗?带五个人跟你一起去，等我的信号放箭。布欧，带人跟着他走，到路边的林子里。每个人只能放三四次箭，不可能更多了。这是你们全身而退的唯一机会，所以看在老天的份上，一定要打起精神。前三轮射箭必须要放倒他们至少一半的人，以你们的能力来说不难。好了，去吧。”
他们沉默地散开了，留他一个人站在村子中央。真他妈棒，他恼怒地自言自语，现在真的要开打了。之前不该想那些不吉利的东西的。不过打就打吧，反正我们占了地利。他审视了一下村里提供的兵力。二十六个村民，七把伐木斧，一把真材实料的沙斯特军用斧枪，十二把干草叉——对于偷人家一打洋葱塞进衣服里，然后拼命奔逃的十三岁小孩来说，世界上没有比干草叉更可怕的武器了——六把十字镐，还有一把铁锹。这些破烂加在一起，简直是给敌人送上一场屠杀。不过，先看看有没有希望吧。“拿斧子的，拿斧枪的，还有你，那个拿叉子的大块头，你们知道哨兵在哪儿吧?从那里往坡下再走几百码，有一大片岩石。你们赶快过去躲起来，别被路上的人看见。能做到吗?”
拿斧子的点点头，“没问题。”
“很好，”巴尔说，“既然如此，就由你带头。听好了，等我的信号，以最快的速度下山，从背后包抄敌军。信号就是这把号角三声短鸣。”他说着，拍了拍别在腰间的铜号，“打起精神来，切记，没听到信号不要轻举妄动，照我说的做就不会有事。”
突击队(这就是我的精兵，哦，老天爷啊)轻快地出发了，剩下巴尔和十八个农民。其中有三个是不超过十七岁的男孩，还有四个是头发灰白或根本没有头发的老人(但感觉他们可能是这堆人中战力最强的)。其余人的年龄难以判断，这是只有农夫才能达到的境界。对他们来说，一旦童年和求偶期结束，之后的生命就只剩下工作和死亡。他们吃苦耐劳、身强体壮、意志坚定，但根本无法与训练有素、顶盔贯甲的斧枪兵匹敌。噢，好吧。他们只是装饰而已，唯一的作用，就是把斧枪兵吸引到十几个思科纳弓箭手的射程内，也就是七十五码或者更近一些。运气好的话，战斗开始时刚刚煮沸的热汤，在他们凯旋归来时还能是温热的。
没时间设置路障，这意味着中军毫无掩护，敌人可以数清他们的人数。如果对方够聪明，还会注意到这队人中没有弓箭手。他一边布好阵线，推搡着吓坏了的农夫，让他们尽量组成阵型，一边努力规划出一条逃生路线——没规划出什么名堂，只能径直沿路回村，或者往山谷逃，祈求敌人不会追击。那些该死的吝啬鬼，这次任务应该派一个军官的，而不是中士。
斧枪兵很快就出现了。起初只是远处的斑点，接着变成一个个人影，到最后每个人的面容都清晰可辨。在他身边，村民们一动不动，盯着迎面而来的敌人，仿佛在看一群从海里走上沙滩的怪物。但在巴尔眼里，斧枪兵没什么特别的。在军队里待久了，就会觉得所有的士兵都是一样的，行为举止也没区别。这么近的距离，犯下把敌人当成人类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但依然很愚蠢。当一个人披上用钢铁、皮革或厚棉垫制成的第二层皮肤，他就不再是人了。人类的特质、寻常的规则也不再适用于他。巴尔调整了弓的弦高，检查了弓弦位置，从腰带上的箭袋里取出一支箭，小心架在箭台另一侧的搭箭点上。他在弓上加了几磅的力气，检查了一下双脚站位，然后扫视敌人寻找目标。最前排正中有一个高个子，比两边的人都高出一个头，显然是今天第一箭的最佳人选。巴尔眯起眼睛，试图估算距离。他一向不擅长这个。唯一能让他有点把握的测距办法就是反复估算：在树林和田野找个合适的靶点，后退五十或一百步，想想在这个距离上的人脑袋和身体会有多大，然后反复试射，摸索着调整仰角和风力偏差(预留误差量)，直到四箭中能有三箭中靶为止。拿不准的时候就射高一点，这样就算没有命中目标，仍然有机会射中目标后面的人。他平常就靠教授这些基础知识为生，应该不会有问题。
高个子离他大约九十码的时候，巴尔以四十五度角抬起弓，左手前推，右手后拉，直到右手食指尖擦到嘴角。他略微调整了开弓的高度，目光顺着箭杆越过破甲箭头，瞄准目标，再将箭头抬高一寸，左手又向前推了一点，直到他感到肩胛骨夹紧了脊梁处的皮肤。随着手指自然放松，箭疾飞而出，弓弦则猛地弹在左手护腕上。他保持姿势静立了半秒钟，然后一边伸手去拿下一支箭，一边去看自己的成果。
高个子男人还在，但他后面那排出现了一些骚动，因为大家不得不绕开一具倒下的尸体。射成这样就不错了，就像工程师们常说的那样：做政府的活儿，差不多就行啦。在向树林里的弓箭手发出信号之前，他还有时间再放一箭——
伴随着飞溅的泥水和滚动的石块，他的突击队、他的奇兵从山坡上冲了下来。早得过头了。他们脚下不稳，打着滑冲过最后几点码的距离，想减慢速度，却让步伐更加不稳了。斧枪兵及时看到了他们，立刻全体停步，重整阵型，侧翼和后方做好了承受冲击的准备。巨大的冲力破坏了斧枪兵的阵线，村民们散落进敌方队伍，导致树林里的弓箭手不敢放箭，免得误伤村民。巴尔瞠目结舌，他发誓自己绝对想不到会搞成这样。他还特意叮嘱过呢。他怔了好一会儿，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但斧枪兵没给他太多发愣的时间，很快就占了上风。村民们不过是拿起武器的普通人，战斗时只顾自己;斧枪兵却是以士兵的方式在战斗，他们攻击的是面向自己右侧战友的对手，全心信任左侧的战友会掩护好自己，以此让手中的斧枪发挥最大的优势。对于业余战士来说，最恐慌的莫过于眼看着对手冲了过来，却无视了你;而原本以为会刺向战友的斧枪，却在最后一秒落在了你身上。在这样的战斗中，大多数人根本撑不到第二次恐慌。
汤还是热的，巴尔心想，撤退的话，现在就是好时机。用农夫吸引火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做法，敌人甚至意识不到树林里还埋伏着十几个人。他们可以一动不动地安静等待，谨慎地撤离，回到船上，然后安全返回。但他没这么做，而是拉弓射出另一支箭，这一次把瞄准高度降低了四分之一寸。运气不错。他扯过腰带上的军号吹了一声，给树林里的弓箭手的下令。
结果证明他们是因祸得福。村民们不合时宜的进攻让敌人停在了离弓箭手七十五码左右的位置，距离非常合适。弓箭手有足够时间瞄准目标，连射三轮。第一轮齐射让斧枪兵措手不及，更幸运的是，倒下的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其他士兵正准备散开找掩护，第二轮齐射降临了——这次有七人倒下，阵亡人数达到了十七人，四十人中只有二十三个幸存下来。沙斯特的军事数学系学者很可能会使用公式，规定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幸存者就该放弃战斗逃之夭夭。根据巴尔的经验，这个比例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意味着这群人马上就要溃散了。但事实正好相反，他们发动了冲锋。
该死，巴尔想。没办法进行第三轮齐射了。如果射得过高，就有可能伤到自己人。在巴尔看来，这风险不值得。他只来得及快速放了一箭(完全没射中，往左偏得太远了)，斧枪手就冲到了阵线跟前。村民和弓箭手四散奔逃，只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原地。但也没站太久。
斧枪兵烧毁了村庄，将所有男性幸存者集中起来，然后把巴尔从泥里捞了出来——巴尔已经快断气了，腹部有两处刺伤，头骨破裂——砍下他的头插在一根柱子上，把躯干扔进了井里。这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己方总共阵亡二十一人，思科纳弓箭手却只死了一个。巴尔手下的士兵全都撤回了船上，在斧枪兵追上之前就远走高飞了。
珊特因战役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它是正式开战后第一场真正的军事冲突，还在于它是回赎派的第一次大胜。思科纳弓箭手并非不可战胜，只要严格运用传统斧枪兵战术，就一定能够打赢——这是回赎派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这场战役发生的时间巧妙极了，恰好碰上基金会五个关键职位的选举。这下所有的职位都落入了回赎派的手中。三个小组委员会之间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其影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导致回赎派在筹款与编制委员会中也得到了一个额外席位，严重影响了参议会上的投票模式。为了扳回一场本来会落败的研究资金投票，回赎派领导人巧妙地操纵议程，把投票时间安排在另一项动议之后。这项动议是：带回思科纳弓箭手的头颅，挂在城堡的主瞭望塔上示众。最终，回赎派以出人意料的优势两次赢得票选，莫罕·巴尔中士的头则被挂在了塔楼上，空洞的眼睛望着海峡对面的故乡。头颅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军事地理学院院长的窗户正对塔楼，发起投诉才被移走。
至于幸存下来的村民，他们在露天栅栏里被关押了两个星期，期间有四个人死于伤势恶化或发烧，剩下的被押回了家，重获自由。同时，基金会在他们的债务之外添加了大笔损失赔偿。没有记录表明沙斯特的六分者们在这之后发起过叛乱。
在思科纳，由于计算得失的基准有些不同，珊特因事件被公认为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普遍看法是，伤亡人数本身就够有说服力了——敌方有二十多个斧枪兵阵亡，思科纳只损失了一个弓箭手，资本回报率颇为可观。更不用说农夫们蹩脚的进攻扰乱了战局，这更说明弓箭手的表现显然远胜斧枪兵。
“有一点不容争辩。”高戈斯在战争委员会上说，“我们失利是因为弓箭手缺乏后援，这个问题是不会消失的。敌人一定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能指望他们下次也这样莽撞地对弓箭手发动冲锋。”
“那你有什么建议?”有人问。高戈斯喝了一口水，用麻布手帕擦了擦嘴。
“用雇佣军，”他说，“至少一百名重步兵。要职业士兵，能在战局不利的时候坚守阵线、保持冷静，而不是逃跑保命。如果当时珊特因的战场上有六个长枪兵，局势会完全不同。中军不会溃散，六分者农夫不会逃跑，斧枪兵最终会在箭雨中撤退，而沙斯特领土上一半的平民都会拿起武器加入我们。同样的道理，请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一场重大战役不是发生在沙斯特，而是在思科纳岛上，结果会怎么样?”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委员们等着尼莎发言。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蜡板上做笔记的尼莎抬起头，“那我们一起分析一遍吧。从你说的最后一点开始：大规模的六分者起义。现实情况是，我们根本不可能给太多叛军提供武器和物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珊特因的策反行动才特意安排成那样。我没指望大规模的叛乱，只想制造一些让他们困扰和担忧的小暴动，不能更进一步了。任何规模稍大的事件都会让基金会认为自己的根基受到了威胁，到时候就再也没有和解的机会了。不止这样，支持一场大规模叛乱的成本十分高昂，会大量消耗我们的资源，损失比打败仗还大。所以，”她尖锐地说，“我们差点造成了一场灾难，但所幸躲过一劫。这里面的教训是，今后不能在沙斯特领土上惹是生非。你不能再像士兵一样思考问题了，高戈斯。我们不是士兵，而是银行家。我们关心的是利润、损失和投资回报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事没有升级是件好事。”
桌边的与会者全部低声表示赞同。高戈斯似乎想说点什么，但是没有开口。
“下一个问题，”尼莎轻快地接着说，“请雇佣兵恐怕不现实。不需要探讨可行性：如何招募信得过的士兵，怎样把他们运送到这里……这些细节都无关紧要。不能雇用雇佣兵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负担不起。这刚好也是今天的讨论主题，也就是预算问题。事实很简单，要是我们继续像赶集的农夫一样胡乱花钱，不削减手头项目的预算，几个月内就会破产。很明显，”她补充，“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说怎么办吧。”桌子末端的一个人说。
“我已经终止了下面这些项目。”尼莎说，“佛尔卡，我很抱歉，但你的粮库只能以后再说了。高戈斯，商路破袭船。勒欣，新手岬建的护墙计划。萨尼斯，我们得推迟偿还无担保债券，让我们祈祷这不会影响其余的债券吧。只要削减这些开支，把各自的浪费程度压到最低，就能至少撑到这个季度结束。很明显，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我们的股票都不会有收益，这意味着我们的许多债券将在外邦廉价出售。我别无选择，只能买入至少一部分，以免市场对我们失去信心。我可以利用延期付款选择权和名义股东把结算推迟到下个季度，但这意味着到时候需要再削减百分之十的开支，所以你们最好提前计划。”
“这太简单了。”高戈斯低声说，“本季度预算削减会让一些人死在战场上，他们的薪资节省下来，开支不就减下来了吗?只要我们的士兵遭遇一场大屠杀，就能扭亏为盈。”他身体前倾，手掌撑着桌面，“尼莎，难道你完全看不懂这场战争?还是说你故意无视现实，希望它会消失?请你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一下：每一次战败都会使我们更加虚弱。我们越弱，商业活动就越困难，而这意味着收入减少，需要进一步削减开支，导致我们变得更弱。我们不能按照账本上最合算的方式来打仗，尼莎，这规则在战场上行不通。”
“胡说，”尼莎回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同形式的战争，我们在与世界上所有大型银行交战。眼下这场战争只不过碰巧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账本。”
率先从岛国来到沙斯特的船是一艘叫报复号的私掠船，这多少有些讽刺。几天后，又有五艘船抵达码头。它们分别是蝴蝶号、真实美德号、梅里兹机会号、回报号和平等号。船员由下层岛民和外邦杂工组成，靠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传说中的海盗的饥渴，前往通常安静又昏暗的沙斯特码头酒馆。
唯一的例外是回报号上的候补军官。他从码头上了山，一直走到中门，左转之后爬上一百一十五级的隐修院台阶，停下来询问应用哲学院怎么走。他穿着脏兮兮的、不知转手多少次的硬皮甲，一头整洁的白色短发，操着有教养的佩里美狄亚口音，刚刚走完沙斯特最陡的阶梯却完全没有气喘吁吁。这怪异的搭配让给他指路的研究员大为困惑，但她不想和对方扯上关系，所以没有发表任何评论。陌生人礼貌地向她道谢，然后轻快地走开了，留下研究员一个人暗自猜测。
在院系大门口，这个佩里美狄亚人又停了下来，向看门人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卡纳迪博士。
“看情况，”看门人回答。和大多数沙斯特的看门人一样，他是个退伍中士，一眼就能认出谁是海盗。那把靠在门房角落里的斧枪也绝对不仅仅是一件纪念品。“你先告诉我你找他有什么事，再说其他的。”
佩里美狄亚人微微一笑。“没问题，”他说，“我是他的堂弟。当然了，”看门人没来得及插嘴，他就接着说了下去，“口说无凭，所以这样吧。我待在这儿，你守着我，派个跑腿的孩子去找那位好心的博士，看能不能抽出一分钟来见见奥利布拉斯·莫罗辛。”
跑腿的小子跑出了学院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几分钟后他就回来了，跟在卡纳迪博士后面。
“奥利布拉斯，”他靠在门口的柱子上气喘吁吁，“真的是你吗，怎么穿成这样?”
“你好，忒乌达斯，”那人说，“你发福了吧?不过，距离我上次见你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我——”卡纳迪停了下来，深深吸了一口气，“你还活着。”他说。
“明显啊。看来你也一样。我以前总说，只要活得足够久，总有一天能找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果然应验了。看在老天的份上，忒乌达斯，”他皱起眉头，“要么请我进去，要么在你的看门人瞪死我之前叫我走开。”
“我——哦，请进，跟我来。”卡纳迪向看门人点点头，看门人点头回应，像一只被主人呵斥，不能咬客人的狗一样退回了屋里。“这边走，奥利布拉斯，这真是——唔，见到你真好。”
“真的吗?”奥利布拉斯耸耸肩，“看来你的爱好变了，我可不记得我们以前关系有多好。”
卡纳迪的嘴角微微抽动。“好吧，”他说，“主要我今天早上还坚定地相信，我在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
“这倒是。”奥利布拉斯回答，“真可惜，最后剩下的是我们俩。但总的来说是件好事。顺便问一下，你这奇怪的名字是怎么回事?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普普通通的忒乌达斯·莫罗辛。我猜这大概和魔法那档子事有关吧?”
“跟魔法没关系。”卡纳迪恼火地否认，然后又深吸一口气，调整语调，“我们学会有个惯例，一个人达到一定地位之后，就要继承一位先哲的名字。卡纳迪是佩里美狄亚的第二位教长，我一直很钦佩他，所以——”
“我懂了，”奥利布拉斯打断了他，“摆架子罢了，换句话说，就是装腔作势。好吧，你运气真不赖。这种事对你来说一直很重要，很高兴知道你在一切失去意义之前，几乎爬到了那根杆子的顶端。”
卡纳迪停了下来，对他怒目而视，但这没有任何效果。“那你呢，奥利布拉斯?”他和蔼地问，“你过得还不错，对吧?”
奥利布拉斯哈哈大笑，摇了摇头。“显然不是。”他说，“我这人仅有的特长就是能优雅地倚靠在困境之上，不显狼狈。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拥有自己的运煤小船，但它散架了，毫无良心地寿终正寝，害得我成了现在这副德行，一把年纪了还在岛民的私掠船上当兵头子。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从来没有任何天赋可供挥霍，也没有做过任何无法实现的承诺。”
卡纳迪推开自己住处的门，走了进去。“好吧，”他说，“你过得似乎挺惬意的，身子也健壮得令人作呕。”
“噢，确实，”奥利布拉斯说，“这是为了生计奔波的好处之一。大量的劳动，勉强果腹的食物，再加上海上要多少有多少的新鲜空气。”他环顾四周，选了一把最舒服的椅子坐了下来，“你这儿有什么喝的吗?”
“葡萄酒或者苹果酒。”卡纳迪说。
“哦，我要葡萄酒，如果你有的话，再加一点蜂蜜和肉桂。上个月我们搞到一桶加雷克产的烈酒，到现在才只喝掉了半桶。那玩意喝了之后会让你的牙齿疼上好几天。”
卡纳迪叹了口气，磨碎最后半寸的肉桂。“这么说，你现在就做这个?四处‘搞到’东西?”
“干嘛这么别扭，”奥利布拉斯说，“你可以说那个海字开头的词，我不介意。”
“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海盗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职业。取决于你抢劫的对象。”
奥利布拉斯摇了摇头。“任何来不及逃跑的人都会被我们抢。”他伤感地回答，“还记得我们以前玩的海盗游戏吗，忒乌达斯?我好像记得你一直坚持要当船长，让我当那个倒霉的商人。当然，小时候你的个子比我大，左勾拳很厉害。”
卡纳迪的脸抽搐了一下。“对，”他说，“可惜你小时候从没表现出任何思辨哲学方面的天赋，否则对我们两兄弟来说都是讽刺了。不过，你那时确实是个书呆子。你喜欢的是诗歌，对吧?还是韵文故事?”
奥利布拉斯笑了。“在公海上冒险逞英雄的故事，”他说，“和制革业没有任何关系。我比较倒霉，现在只能穿这身臭烘烘的皮甲。我猜，父亲看到我现在这样会很骄傲的。”他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小口喝着葡萄酒。“对了，”他说，“制革厂后来怎么样了?我和家里消息不通。”
“帕拉斯堂兄从你父亲那里接手了制革厂，”卡纳迪严肃地说，“他死之后——”
“帕拉斯死了?”奥利布拉斯皱起眉头。“好吧，死是肯定死了，但我本以为他是在城市陷落时死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没那么难过。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哦，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卡纳迪说，“制革用的一种药物损害了他的身体，最终把他给毒死了。”
奥利布拉斯摇了摇头。“他和我很像，”他说，“从来不想和制革生意扯上关系。他应该和我一样离开家的。和我们俩一样，”他补充道，“别忘记这点，忒乌达斯。你没有逃去做海盗，而是成了个受尊重的体面人。除了可怜的帕拉斯，我们谁也没有留下来。抱歉打断你了，你刚才想说什么?”
“他死之后，”卡纳迪继续说，“他的女儿接管了制革厂。你不知道帕拉斯有个女儿吧?”
奥利布拉斯放下杯子。“其实我知道，”他说，“记得叫艾斯贝莉。但我从没见过她。她应该也在城破的时候——”
“据我所知，确实是的。”卡纳迪说，“我之前说了，今天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我们家唯一活下来的人。我以为你是在别处出事死掉的，毕竟很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
“没必要和家里保持联系。”奥利布拉斯嘟囔，“实际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算得上是打拼出成果了。当时一切似乎都在慢慢变好，我还有了个妻子。事实上，”他补充，“我那时有两个妻子，但娶第二个纯粹是为了在莫阿做生意的时候方便些。在莫阿，人人都有两个妻子，他们的社会就是那样的。她是几年前去世的。我在佩里美狄亚还有一个真正的妻子，和一个儿子。”
卡纳迪抬起头来。“你有个儿子?”他说，“祝贺你啊。”
“啊，”奥利布拉斯看了他一眼，“别忙着祝贺。实际上，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你帮我这个忙。”“帮忙?”卡纳迪皱起眉，“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也许可以帮我看看，我的儿子是否还活着。”他站起身来，给自己添了些酒。“没有肉桂了吗?算了，没关系。我一会儿从船上给你拿一点，那里有五箱肉桂。言归正传，我确实有个儿子，尽管我没有担起父亲的责任。我离开了他们母子俩，坐白玫瑰号去做生意，却失去了那艘船——已经是第四艘，还是第五艘了?不管怎样，船沉了之后，我一直没机会回家。后来我听说梅希莉和别人在一起了，也算她走运。还有忒乌达斯——我给我儿子取了你的名字，我跟你说过吗?——那时他多大来着，应该只有四岁。不跟着我，他们日子会过得更好。总之，我之前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在破城时和其他人一样遭遇了不幸，因此强迫自己接受了现实。”
奥利布拉斯安静下来，一动不动地坐着，摇晃着杯里的残酒。卡纳迪等着他重新开口。
“然后，”他继续说，“由于沙斯特和思科纳之间的战事，我接到了这份活儿。我参加了岛上的集会，之后在一家葡萄酒铺子里听到不少佩里美狄亚口音的人在说话，就进去看了看。我不知道沙斯特这边有多少城里人，但在岛上数量不少，平时都喜欢待在一起——总之，只要你听到城里口音，肯定会过去自我介绍，因为他们说不定有你关心的人的消息。我和一个有共同朋友的人聊了起来。闲聊了半个小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口中走运的城里人当中，那个沙斯特的卡纳迪博士，实际上就是我顶着愚蠢化名的堂兄忒乌达斯·莫罗辛。我当然觉得这消息有点意思，于是听他说话时更上心了些。幸好如此，因为接下来就更有意思了。是这样的，他谈到你，就自然提到了你最开始到岛上工作时的雇主——另一个城里人艾希莉·佐希思。一说到她，就得讲讲洛雷登家族。这时，那个人问了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我告诉了他。他想了想，又说，‘你说你有一个表兄弟，叫忒乌达斯·莫罗辛?’我说没错。他说，‘真奇怪，我最近听过这个名字，但那人不是我们这个年纪，而是个小孩，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我差点当场失去理智，强作冷静问他：‘那么梅希莉·莫罗辛呢?’但他没听说过这个人，只知道男孩。长话短说，我问了他一些细节，他告诉我男孩住在思科纳岛上，在洛雷登家其中一个兄弟那里当学徒。就是躲在荒山野岭里制作家具之类的东西的那个疯子。他说在思科纳，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为他是个生面孔，又是大老板的弟弟。”
“你是说巴达斯·洛雷登吧。”卡纳迪担心地小声说。
“就是他，”奥利布拉斯说，“他说巴达斯·洛雷登是在城市陷落时带着那个男孩离开的。我试图专心听下去，但是不怎么成功。当时不让自己从椅子上摔下来，就得耗费全部精力了。”
“巴达斯·洛雷登的学徒是你儿子?”卡纳迪打断了他。
“是的，也是你的表侄，还应该叫堂侄?鬼才知道。总而言之，我从那个傻瓜那里尽可能套了些信息，就到码头去找前往思科纳岛的船只，想搞到一个铺位。就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件可怕又讽刺的事：由于这场战争，还有岛民和沙斯特谈好的那桩大生意，我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前往思科纳的船只的。和你说吧，我当时几乎要哭出来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我振作起来，继续寻访。后来又听到传闻，说上校和他的学徒已经被洛雷登家族的人送走了，根本不在思科纳岛上。”
卡纳迪点点头。“这个传闻应该是真的。”他说，“我这么肯定，是因为巴达斯·洛雷登实际上是我的一个朋友亚历克修斯教长的朋友。他们应该在这场战争中重逢了。”
“我听说的也是这样，”奥利布拉斯说，“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消息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身边是否带着一个男孩。而且，我刚才说了，我压根去不了思科纳，所以决定退而求其次，来了这里。现在我就想问你，你知道巴达斯·洛雷登去哪里了吗?如果不知道，那你会的那种魔法有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比如找人之类的?传言似乎都说它很有用。”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倾身过来，“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世上没有魔法，只有应用哲学。所以我希望你应用你的哲学去找到我的儿子、你的堂侄。帮助家人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吧，毕竟你已经为陌生人做过这类事了。”
“你怎么——”卡纳迪刚要开口，就靠回了椅背上，觉得浑身不舒服，“该死，堂弟，”他说，“你该不会也是吧?”
奥利布拉斯笑了。“我想应该是家族遗传吧。”他摇了摇头，“我有一点微弱的能力，仅此而已。我曾经以为自己只是偶尔好运，但其实我还是霉运多一些，而且来得相当稳定。我基本可以肯定，只要我的人生到达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可以向好坏两个方向发展时，事情肯定会变坏。有些时候，我可以看见那个路口，或者叫转折点也行。就像做梦一样。如果我极其小心，动作迅速，就能抓住我的运气，把它扳到我面前，像弯折烧红的钢铁。当然，如果搞砸了，它就会直接折断。每次我想把未来掰到对我有利的方向，都会出问题，让一切变得更糟。这种梦境极少出现，而且似乎没有规律可循。有时看到的是大事，比如一场恶劣的海上风暴、一次海盗袭击，但也可能看到一些细枝末节，比如弄丢一个船锚。我从来没细想过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我和白玫瑰号上的厨师聊起来。他是城里人——他的经历很有意思，有时间我跟你说——在学院里上了两年学，但后来惹上麻烦，辍学了。他给我讲的只是一些元理的基本规律，其他知识都是我自己摸索的。不过，他教会了我如何偷听那些时不时出现在睡梦中的声音。”
卡纳迪眨了眨眼。“你能在梦中听到声音?”
“哦，是啊，”奥利布拉斯漫不经心地回答，“感觉就像待在一座墙壁很薄的房子里，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交谈，但是如果注意力不够集中，就听不清具体内容。据我所知，我听到的就是那些真正会魔法的人的声音。这大概算偷听吧，但我不是有意的，而且这样的事只是偶尔发生。所以我才知道，沙斯特人在利用你对付思科纳的法师——尼莎、亚历克修斯和那个姓奥泽尔的女孩……”
“你到底在说什么?”卡纳迪问，“我没——”
“噢，当然了，”奥利布拉斯笑了，“这些事你基本上一无所知。我猜，你有时候跟人说着话，突然就会打瞌睡，过一会儿才会醒来，并且觉得有些头痛。告诉你吧，你脑子里在进行一场战争，我只见识到一些破碎的片段，但也颇为惊人，都是真刀真枪的交战。有弓箭手、斧枪兵、船只、攻城机械，有时还有骑兵，这一点有些奇怪，因为双方阵营都没有骑兵。也许这是个——怎么说来着，隐喻?”
“哦，看在老天的份上，”卡纳迪不耐烦地说，“照你这么说，人人都能窥探我的脑子，我自己却不行?”
——然后他向前跌进了泥里。恶心黏稠的污泥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腐叶。他感到双腿陷了进去，一直没到膝盖，没法拔腿脱困，但还是徒劳地尝试着，结果把一只脚从靴子里抽了出来。泥浆包裹在赤脚上，触感令人反胃。
“坚持住，”他身后有人说(陷得太深了，转不了身)，“别乱动，不然会陷得更深。”
有人抓住他的胳膊向上提，这人十分强壮，力气比他大得多。他动了动另一只脚，不想把另一只靴子也丢了。
“这就好啦。”那个声音说。他能转过头了。眼前是一个年轻人，不超过十八岁，但长得高大极了，肩膀很宽，有着一张看起来有点傻气的宽脸，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稀疏的头发是浅金色的，鼻子又小又扁，眼睛是浅蓝色的。“你真该好好看路。”他说，“来吧，我们该离开这儿了。”
卡纳迪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但发不出声音。大个子脚步笨拙地穿过灌木丛——他这才注意到，他们身处一片茂密的森林之中，四周荆棘丛生，地面泥泞潮湿。他不得不赶紧跟上，踩着大个子的脚印在灌木中穿行。
“我感觉不妙。”大个子说。片刻之后，几个人从荆棘和藤蔓丛中挣扎着钻了出来，跌跌撞撞地摔倒在泥浆里，外套和裤子都被荆棘扯破了。要不是考虑到这些人显然是想跨越万难杀掉他和大个子，这个场景其实相当好笑。而且，不同于赤手空拳的他们二人，来者身上都穿着盔甲，还带着武器。
“该死。”大个子说着，低头避开一把挥舞过来的斧枪。他直起身子，夺过斧枪，用枪柄猛击那人的脸部。另一个袭击者靴子里灌满了泥巴，踉踉跄跄地朝他冲来。他拿着一把巨大的战斧，但挥出去时被一丛荆棘钩住了。不等他扯出战斧，大个子就用刚刚得到的斧枪刺进他的肚子。他摇晃了一下，松开战斧，挥动着双臂，然后向后倒去。他和刚才的卡纳迪一样陷进了泥里，只能无助地躺在湿滑的泥泞上，等待死亡。这时，失去斧枪的人已经掏出了钩镰。“快走，”大个子一手抓住卡纳迪的手腕，一手举起斧枪，以套接处抵挡钩镰，“该死，要不是看在你是我——”
——卡纳迪从椅子上跳起来，太阳穴砰砰作响。
“哎呀，”奥利布拉斯说，“这可太有意思了。当然了，也很叫人高兴，因为他明显是一个勇敢又善良的小伙子，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不过我当然更希望他压根没被卷进这种事。下次你能不能找个更早的时间点?比如往前六年行吗?”
卡纳迪盯着他。阳光从奥利布拉斯身后的窗户照进来，刺痛了他的双眼，但他没有理会。“你知道他是谁?”他问。
“噢，没错。”奥利布拉斯回答，“不知怎么的，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那是我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