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5章
红灯还亮着，气泵发出嘶嘶声。大门打开了。进来的人没有穿白大褂，只戴着一个小巧发亮的鼻式过滤器，看上去有点像两齿银叉，就是女主人留在餐桌上用来从瓶子里往外夹橄榄的那种。
“嘿；雷德曼先生，”他说着，走进这间房屋。他伸出手来，戴着薄薄的透明胶手套，斯图对他这身防护装束大吃一惊，同他握了握手。“我叫迪克·戴茨。丹宁格说要是没人告诉你比分是多少你就再也不玩球了。”
斯图点点头。
“好。”戴茨坐到床边上。他个子不高，皮肤棕色，看上去像迪斯尼动画片中的小矮人。“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穿一身那样的太空服。”
“因为杰拉尔多说你不传染人。”戴茨指着双格窗子后面的一只小白鼠。这只小白鼠装在笼子里，而站在笼子后面的是面无表情的丹宁格本人。
“杰拉尔多，是吗？”
“你朋友患的这种疾病很容易从人身上传给小白鼠，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是传染人，那么我们估计杰拉尔多现在就死了。”
“但是你不要冒风险，”斯图干巴巴地说，并用大拇指翘了翘鼻子上的过滤器。
戴茨不屑一顾地笑着说：“那管不着我。”
“我得了什么病？”
戴茨好像预先排练过，很流利地说：“黑头发，蓝眼睛，黑不溜秋
……”他贴近看了看斯图，“没意思，是吗？”
斯图不作声。
“想打我吗？”
“我不认为那会有什么好处。”
戴茨叹了口气，揉了揉他的鼻梁，好像塞子太靠上了，鼻孔有点难受。“听着，”他说，“越是看上去事情很严重的时候，我就越爱开玩笑。而有些人则抽烟或嚼口香糖。正是用这种方式我才憋得住，就这些。我不怀疑很多人还有更好的方法。至于你得的病，咳，就是到了丹宁格和他的同事的病情能够弄清时，你的病也一点儿查不出来。”
斯图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然而，不知怎么的，他有一种念头，这个矮小的男侏儒已经察觉出他那面无表情的脸上有着一种突然的和深深的解脱。
“其他人都得的什么病？”
“对不起，那是机密。”
“坎皮恩那伙计是怎么得的？”
“那也是机密。”
“我猜，他是在军队里，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事故。就像30年前犹他州那些羊群发生的事情一样，只不过更糟糕些。”
“雷德曼先生，我只要告诉你发烧了，或着凉了，我就得坐牢。”
斯图用手摸着他那把新胡茬。
“你应该高兴，我们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戴茨说，“你知道这一点，对吧？”
“那样我可以更好地效力国家，”斯图干巴巴地说。
“不，严格地讲，那是丹宁格的事，”戴茨说，“在这些事情的策划中，丹宁格和我都是小人物，不过丹宁格甚至比我还校他是一个小萝卜头，别的什么也不是。按理说你应该高兴才对。你知道，你也是保密的。你已经从地面上消失了。如果你了解太多，那些大人物也许会决定采取最安全的办法，让你永远消失。”
斯图闭口不言。他有些震惊。
“但是，我来这儿并不是要威胁你。我们非常想要你的合作，雷德曼先生。我们需要合作。”
“随我一起到这儿来的其他人都哪儿去了？”
戴茨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维克·帕尔弗里，已故。诺曼·
布吕特，罗伯特·布鲁特，已故。托马斯·沃纳梅克，已故。拉尔夫·
霍金斯，彻里·霍金斯，已故。克里斯·奥特加，已故。安东尼·莱姆斯特，已故。”
这些名字在斯图脑子里翻滚着，克里斯这位酒吧招待员，总把一支装满子弹的路易斯维尔枪放在吧台下，那位认为克里斯只不过用它吓唬人的卡车司机往往大吃一惊。安东尼·莱姆斯特，他总是驾驶着那辆出名的带有眼镜蛇标志的国际牌车横冲直撞，有时候他在哈泼的加油站周围转游，但是把泵撞坏的那天晚上他就不见了。维克·
帕尔弗里……天啊，他对维克一生太熟悉了。维克怎么会死了呢？但是使他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霍金斯一家。
“他们全都死了？”他听见自己在发问，“拉尔夫全家都完了吗？”
戴茨把文件翻过来。“不，还剩一个小女孩叫伊娃，4岁。她还活着。”
“哦，她现在怎么样了？”
“对不起，那是机密。”
斯图腾地生起一股怒气，他一下子揪住戴茨的衣领，前后摇晃他。从他的眼角处，他看见双格窗玻璃后面一阵令人吃惊的忙乱。由于距离远和周围的隔音墙，他隐隐约约地听见一声汽笛响。
“你的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他喊叫着，“你们干了些什么？看在基督的份上告诉我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雷德曼先生……”
“嗯？你们这些人究竟干了些什么？”
门“砰”的一声开了，闯进3个高大的身着橄榄色制服的汉子。他们全都戴着鼻式过滤器。斯图看着他们并喝道：“统统滚出去１这3个人看起来茫然不知所措。
“我们奉命……”
“从这儿滚出去，这就是命令１
他们退出去了。戴茨平静地坐到床上。他的衣领被揪得皱皱巴巴，头发也耷拉到了他的脑门前。他平和地看着斯图，更加同情他。经过一阵狂风暴雨，斯图考虑扯下鼻式过滤器，但后来他想起了杰拉尔多，这只小白鼠，名字起得多么蠢埃灰心的绝望像一盆冷水浇在他的身上。他坐了下来。
“真是太不幸了。”他喃喃自语。
“听着，”戴茨说，“对于你到这儿，我没有责任。丹宁格还有那些进来给你量血压的护士们都没有责任。如果说有责任，那就是坎皮恩，但你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他跑了，但在那种情况下，你或我可能也会跑的。正是技术疏漏使他逃跑的。情况继续存在着，我们大家都在努力解决这件事情，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是谁呢？”
“没人，”戴茨笑着说，“在这件事情上，责任朝着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方向分散了。这是一次事故。它可能会以种种其他方式发生。”
“某种事故，”斯图说，他的声音几乎是一种悄悄语。“其他人怎么样？哈泼，亨利·卡米歇尔和莉拉·布吕特呢？他们的小子勒克呢？蒙蒂·沙利文……”
“保密，”戴茨说，“想再来摇晃我吗？如果会使你好受，你就使劲儿摇吧。”
斯图不说什么，但看得戴获突然低下了头，开始无意识地摆弄起他的裤线。
他说：“他们都活着，到时你可以看见他们。”
“阿内特怎么样？”
“隔离了。”
“那里都谁死了？”
“没人。”
“你撒谎。”
“很遗憾你这么想。”
“我什么时候从这儿出去？”
“我不知道。”
“也属于保密吗？”斯图挖苦地问道。
“不，只是不知道。你好像没有沾上这种玻我们想弄明白为什么你没染上它。完后我们就回家自由了。”
“我能刮刮胡子吗？我痒。”
戴茨笑着说，“如果你让丹宁格再一次开始进行试验，我就立刻叫护理员进来给你刮胡子。”
“我自己行，打15岁起我就一直在刮胡子。”
戴茨坚定地摇摇头。“我认为不行。”
斯图勉强冲他笑了笑。“怕我割破自己的喉咙？”
“我只是说……”
斯图一阵刺耳的干咳打断了他。他弯曲着身子使劲地咳嗽。戴茨就像触了电似的。他噌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好像两脚一点儿没有沾地就跨到密封门。接着他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摸出一把方形钥匙，把它插进锁眼里。
“别麻烦了，”斯图温和地说，“我是装的。”
戴茨慢慢地回到他身边。现在他的脸色变了。他气得嘴唇都变薄了，他的眼睛使劲瞪着。“你说什么？”
“装的，”斯图说着，咧嘴乐了。
戴茨朝他这儿又走了大概两步。他的拳头握紧，张开，然后再握紧。“你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干呢？”
“对不起，”斯图微笑着说，“这是保密。”
“你他妈的混蛋。”戴茨愠怒地说。
“去吧，到外边去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做试验。”
那天夜里他睡的很香，从他们把他带到这儿来就没有睡好过。他做了一个极动人的梦。他总是做很多的梦——他老婆曾抱怨他睡觉不老实，翻来覆去而且嘴里嘀嘀咕咕——但他从未做过像这样的梦。
他站在一条乡间道路上，烈日炎炎。道路两侧长着绿油油的玉米，延绵不断，一望无边。有一个标志，但是让脏物遮住了，他无法辨读。远处传来乌鸦刺耳的叫声。走近一看，有人正在演奏吉他。维克·
帕尔弗里曾是演员，弹奏的声音很美妙。
这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斯图含含糊糊地认为。是的，是这个地方，没错。
那是什么歌？《美丽的天国》？《我父亲家乡的田野》？《甜蜜的分别后》？有一些他想起是童年时的圣歌，还有一些同浸礼和野餐会联到了一起，但他想不起是哪一首歌。
接着音乐停了。云彩遮挡了太阳。他开始害怕起来。他开始感到有某种恐怖的东西存在，某种比瘟疫、火灾或地震更糟糕的东西。某种东西正在玉米地里窥视着他。某种黑暗的东西正隐藏在玉米地里。
他望了望，看见在远处的阴影后面，在远处的玉米地后面有两只燃烧的红眼睛。那双眼睛把他吓瘫了，他充满了绝望的恐惧，就像老母鸡见到黄鼠狼的感觉。他认为，他就是这样。那个人没有脸。噢，我的天哪。噢，我的天哪，不！
接着梦逐渐模糊了，他带着忐忑不安，混乱和解脱的感觉醒了。他走到浴室的窗前，探头望了一下月亮，又回到床上，折腾了一个小时他才入睡。全都是那片玉米地闹的，他昏昏沉沉地认为。一定是在洛瓦或内布拉斯加，也许是北方的堪萨斯。但他这一辈子从未到过那些地方。
12点15分。窗外一片漆黑。戴茨独坐在办公室里，领带拉在下面，袖子扣儿也没有系。他的脚放在一个什么铁桌子上，手里拿着麦克风。桌面上，有一台老式录音机，转个不停。
“我是戴茨上校，”他说，“我在亚特兰大PB－2大楼。这是时间是差两分夜里12点。
帕蒂·格里尔就是在斯图闹罢工时一直努力给他量血压的那个护士，她正在护士台上翻看最新一期《麦考尔》杂志，等着进去检查沙利文先生和哈泼先生。哈泼会醒着观察约翰尼·卡森，不会有问题。他喜欢开她的玩笑。哈泼先生受到了惊吓，可他是合作的，不像那个讨厌的斯图尔特·雷德曼。他只是望着你，胆子小得像只老鼠。帕蒂·格里尔认为他是那种“好汉”。就她而论，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划分成两类：“好汉”和“孬种”。帕蒂7岁时滑旱冰摔断了一条腿，可她从未在床上待上一天，她对“孬种”很没有耐心。你要么真正患病并当一回“好汉”，要么当一回疑病症“孬种”，刁难一位可怜的正在干活的姑娘。
沙利文先生总是睡觉，被叫醒时总是拉着脸。这不是护士的过错，她必须叫醒他。她总是认为沙利文先生会理解这一点的。他正得到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好照顾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他应该感激才是。如果今天晚上他再一次开始成为“孬种”的话。她只好对他讲这些。
时钟指向半夜；该走了。
她离开护士台，来到过道，朝白色的房间走去，到那里，她要先冲一个澡，然后换上她的衣服。走到半路上，她的鼻子开始发痒。她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捂着，轻轻地打了三个喷嚏，然后把手帕放了回去。
她专心地想着对付古怪的沙利文先生，没太注意她的喷嚏。这有可能是患上花粉热。护士工作台里有大红字写的指示：不管感冒症状多么轻微，必须立即报告。她对这些指示根本就没过脑子。他们担心那些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可怜人携带的病毒也许会在密封室的外面传播，可她还知道，对于一个小小病毒来说，要钻入白衣天使自我抑制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她前往白色房间的路上，它传染给了一个护理员，一个刚刚准备离开的医生，并且另一个护士在路上也重蹈覆辙。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