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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45章

俄克拉荷马州梅镇的梅恩大街中间横着一具尸体,一动不动。

尼克并不感到惊讶。自从离开纽约之后,他见过的尸体已经不计其数。他怀疑一路上的死人超过1000具,可能还有他没见到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死尸味道,简直可以让你当场昏厥过去。再多一个死人,或多或少,区别不大了。

但当这具尸体突然坐起来的时候,他的心里“轰”地一下子,极度的恐慌使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行车。一阵轻微地摇晃,接着剧烈地抖动,最后哗啦一声倒在了地上,把尼克重重地扔在俄克拉荷马州3号大街的人行道上。双手擦伤,前额也跌破了。

“伟大的家伙,哦,先生,你跌跟头了。”尸体说道,迈着可以称作友好的步子,摇摇晃晃地向尼克走来。“你没有参加赛车?我的天啊1

尼克没有听见这句话。他盯着人行道上他双手之间的那块地方,血从他额头的伤口一滴滴落在这里,不知道受的伤有多严重。那双手落在他的肩上时,他突然想起尸体这回事,于是挣扎着用手掌心和鞋跟撑在地上爬起,眼睛从那块地方抬起来,充满了恐惧。

“不要这样害怕。”尸体说话了。尼克这才看清他根本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快乐地看着自己,一只手紧握着一瓶威士忌。现在尼克明白了。这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醉倒在道路中间的酒鬼。

尼克冲他点了点头,用大拇指和食指划了个圈。这时,一滴热乎乎的液体慢慢地流进雷·布思折磨过的那只眼里,引起一阵刺痛。他掀起眼罩,用前臂擦了擦。今天,他恢复了一些视力,但合上那只好眼时,世界又成了斑斑驳驳的一片混沌。他重新戴好眼罩,慢慢走到路边,紧靠着一辆挂着堪萨斯城牌照的普利茅斯车一屁股坐下来。

汽车保险杠映出前额的那块伤口,他看得清清楚楚,看起来骇人,但不是很深。他应该找个医院,给伤口消消毒,然后贴上块“邦迪”。他想全身组织里残存的盘尼西林还能抗御一切感染。一想起大腿上的枪伤,他又立刻害怕起来。他挑出手掌里的一些碎石渣,痛得龇牙咧嘴。

手里攥着威士忌酒瓶子的人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如果尼克抬头的话,他会立刻感到晕眩,非常难受。当他掉过头去再仔细观察从汽车保险杠上映出的伤口时,那个男人那张整齐光洁、没有一丝皱纹的脸却已经没有了生气,显得毫无表情。他穿着褪色的“比利”裤,脚上是一双笨重的工人靴。他身高5尺9寸,金黄色的头发,眼睛明亮有神,纯蓝色,如玉米穗一样的睫毛。毫无疑问,他肯定有瑞典或挪威的血统。看起来不会超过23岁。

他站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像一个被拔掉插头的机器人。之后,渐渐地,开始有了血色,被威士忌浸红的眼睛开始闪烁出光芒。他微笑着。他已经记起来了,眼前发生了什么事。

“嘿,先生,你跌跟头了。难道你刚才没有跌跟头吗?我的天啊1他对尼克额头大量流出的鲜血感到惊讶。

尼克从衬衫口袋里找出便笺和一支笔;这两样东西跌倒时没摔出去。他写道:“你刚才吓坏了我。在你坐起来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死人。我没事。这个镇上有没有药店?”

他把那张纸递给穿工装的那人看。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又微笑着递了回来,说“我是汤姆·科伦。我不识字。我只上到小学三年级,那时我就16岁了。爸爸让我退了学,说我岁数太大了。”

这怎么办,尼克想。我不能说话,而他又不能识字。一时间,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尊敬的先生,你跌跟头了。”汤姆·科伦冲着尼克大声喊道。这是他们之间他的精神正在垮掉——宝贝,你难道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休伊·皮亚诺史密斯的一支曲子,现在……想起来了。记忆的大门顿开,令他为之一颤。休伊·皮亚诺·史密斯的曲子!他记起了它的曲调。啊-啊-啊-啊,嗒……都-都-都-都……啊-啊-啊-埃天资聪明,才华横溢,这是公众对休伊·皮亚诺·史密斯的评价。

“去他妈的公众评价1他说,“休伊·皮亚诺·史密斯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了1

几年之前,约翰尼·里弗斯录过休伊的一首名叫“洛基肺炎和布基伍基流感”的歌。拉里·安德伍德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只曲子。这只曲子与现在的处境简直是天作之合。妈的,约翰尼·里弗斯干得真不错!休伊真他妈的棒1

“去他妈的1拉里又一次想。他看起来很可怕——脸色苍白、身体孱弱,像幽灵一般跌跌撞撞地爬上了新英格兰高速公路。“还是让我回到60年代吧1

没错,就是60年代,就是那个时代!60年代中叶,60年代后期。“花之魅”。“为吉恩而拒绝毒品”。安迪·沃霍尔戴着粉红镶边的眼镜,提着“布里罗”牌吉它,在天鹅绒的地板上弹奏着“从约巴·琳达归来的生物”。诺尔曼·斯宾拉德,诺尔曼·梅勒,诺尔曼·托马斯,诺尔曼·罗克韦尔和贝茨·摩特尔家族的老诺尔曼·贝茨,嗳-嗳-嗳。迪伦扭断了他的脖子。巴里·麦圭尔声嘶力竭地唱着那首“毁灭之夜”!黛安纳·罗丝激起了全美每一个白肤色的儿童的情感……拉里迷迷糊糊地想,所有的这些乐队都是很棒的乐队,让我回到60年代吧,去他妈的80年代!当摇滚乐开始出现时,60年代已经如同金帐可汗大军的最后一次战役一样,溃不成军。米青.液,嬉皮士,毒品。格拉斯·斯列克在飞机上大声地歌唱,诺尔曼·梅勒弹着主音吉它,而老诺尔曼·贝茨充任鼓手。甲壳虫乐队。他们是谁?啊,死亡……

他脚下一软,头重重地撞在地上。

整个世界天旋地转,一片昏暗,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在一片碎光中重现眼前。他用手揩过太阳穴,沾了一些血沫。不算太严重。去他妈的,在光辉与荣耀的60年代中叶,他们常常这么说。整整一个星期,他每天噩梦不断、常常在尖叫声快要脱口而出的那一时刻醒来。如果你大声地尖叫,又被自己的尖叫声吓醒的话,你会更加惊恐不安。

又是回到林肯隧道的梦。有一个人跟在身后,它不是丽塔,是魔鬼,正露出狰狞的笑容,蹑手跷脚地跟在他的身后。这个黑衣人不是行走的僵尸;他比僵尸更可怕。拉里被看不见的死尸绊了一下。那些死尸就像躺在车一子里。他知道,那些车子本来有地方可去,可是大家却偏偏一齐挤在拥挤的车流中,最后导致交通堵塞无路可逃。这些死尸正从车中瞪着鼓胀的、玻璃球般闪亮的眼睛,带着对世界的无限眷恋,直愣愣地盯着他。看着它们,他的心中一阵抑制不住的恐慌。他不由自主地撒腿奔跑。那个黑色魔鬼,带着魔法的人,在黑暗中如同戴着一副红外线眼镜般能将他看得清清楚楚,跑又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那个黑衣人开始对他低声呼唤:“过来,拉里,过来,让我们在一起。拉里……”

他感觉到那个黑衣人就正对着他的肩头呼吸,当他挣扎着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就会感到,那声尖叫或是像一块热骨头一样粘在喉咙上,不吐不快;或是正从嘴中叫喊出来,声音大得足以震醒死人。

白天,黑衣人的形象就会消失。他每晚准时地出现。白天,折磨他的是孤独,一种无法抗拒的孤独,像只老鼠或是鼬鼠,不知疲倦地啃噬他的神经。白天,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丽塔的身影。可爱的丽塔。他望着她那双撕裂的、像一只受到惊吓和疼痛折磨致死的动物一般的眼睛,那只他曾经吻过的、现在塞满难闻的淡绿色呕吐物的嘴巴时,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出她过去俏丽的身影。她那么轻易地死了,而“在那个晚上,在同一个睡袋中,他们曾……”而现在,他正在……

他正在垮掉。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正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在一点一点地垮掉。“我正在一点点地垮掉,”他悲叹道,“哦,我快要发疯了1

他大脑中清醒的那一部分还在说“这可能是真的”。但现在,最令他饱受苦楚的是心力衰竭。自从丽塔出事之后,他不敢再骑摩托车了。这实质是一种精神障碍。他脑海中反复出现自己在高速公路上车子失控、最后一头栽进沟里的情景。自此之后,他不得不步行。他究竟走了有多少天?4天?8天?9天?他不知道。自今天早晨10点之后,这也许已经是6月20日上午10点40分,她步履蹒跚地走上阳台,拿着咖啡和烤面包片,跟往常的每一天一样。厨房窗户外面的“可口可乐”温度计指向50度以上。时值盛夏,这是阿巴盖尔妈妈能回忆起来的,自从1955她母亲于93岁高龄去世那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她小心翼翼地在没有扶手的摇椅上坐下来,觉得身边没有多少人能喜欢这么热的天气。但他们喜欢过吗?当然会有人喜欢过:热恋中的年轻人和对寒冬侵袭记忆犹新的老人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年老的,还有中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死去,上帝对人类作出了严酷的判决。

有人也许会对这一判决愤愤不平,但阿巴盖尔妈妈不在此列。他用水作过一次判决,过些时候,还会用火再作一次判决。她没有资格评判上帝,尽管她希望上帝不曾认为将咖啡杯置于她的唇边——就像他已经做到的那样是恰当的。但要说到评判,她对这样一个答案感到满意,就是当摩西从燃烧的丛林中走出,觉得可以提问的时候,上帝给他的答案。“你是谁?”摩西问,上帝从丛林中折身回来,如你所想的那般衣冠楚楚,答道,“我是我。”换句话说,就是——摩西,别在林子里折腾了,停止做傻事吧。

她略带喘息地笑出了声,点了点头,将烤面包片蘸入咖啡杯宽宽的杯口中,直到它变得足够湿软可以被咬得动。自从她告别自己的最后一颗牙以来已过去了16年。她一颗牙也没有地从母亲身体中诞生,又一颗牙也没有地走向自己的坟墓。曾孙女和她丈夫在她牙掉光的第二年——她自己也步入93岁的那年送给她一副假牙作为母亲节礼物,但这副假牙总是弄疼她的牙床,现在,她只有在知道莫利和吉姆要来的时候才会想起戴上它。如果在莫利和吉姆到来之前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她就会对着厨房里那面尽是斑点的镜子冲自己作了个鬼脸,龇着白色的大假牙怪叫几声,然后大笑起来。她看上去就像大沼泽地中年迈的黑鳄鱼。

她虽已年迈体弱,思维却异常清晰。她叫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出生于1882年,有出生证明为证。有生之年,她已见过很多事情,但哪一件都没法和上个月发生的相比。没有,绝对不曾有过这一类事情,她的时光现在已成为这件事的一部分,她憎恨这件事。她已步入老年,现在和将来哪一天上帝厌倦看她进行日常活动决定召她进天国之间的这段时间,她想好好休息一番,享受四季更迭和时光流逝。但当你询问上帝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你得到的答案将是“我是我”,这就是结局。当他自己的儿子祈求从他的唇边拿走杯子时,上帝甚至连回答都没回答……她适应不了那种用鼻子吸气的声音,无法适应。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每到晚上,风吹过玉米地的时候,她就会想,上帝早在1882年就注视着一个女婴从母亲体内诞生,暗自思忖:“我得让她度过一段好时光,她在1990——一整堆日历翻过之后的1990年还有任务。”

她在赫明福德院子里的日子已接近尾声,她生命中最后的季节将在西部落基山脉附近度过。他曾派遣摩西去爬山,诺亚去建船。眼见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树上。他又怎么会关心,阿比·弗里曼特尔是怎样地害怕那个没有面孔的人,潜入她梦中的人?

她从未见过他,也不需要见他。他是正午时候穿过玉米地的一个阴影,是一股寒流,是一个从电话线中偷窥的窃听者。他用各种各样让她害怕的声音叫着她——声音轻时,就是从台阶下伸出一只死亡之钟的滴哒声,预示着受人爱戴的某个人将要去世;声音响亮时,就是下午从西部传来的乌云中的雷鸣,就像沸腾的哈米吉多顿。有时除了玉米地中晚风的嗖嗖声之外就不再有任何声音,但她知道,他还是在那儿,这才是最让人害怕的,因为每到这时,那个黑衣人看上去只比上帝稍小一点儿,而她则在这个黑色怪物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他曾静静地飞过埃及,杀掉门柱上没有沾上血迹的每户的长子或长女。这最让她感到恐惧。害怕使她仿佛又变成一个小孩。她知道,尽管其他人也听说过他,也害怕他,但只有她才真正认识到他可怕的力量。

“多好的一天。”她说着将最后一片面包扔进嘴里。她前后摇晃着,喝着咖啡。这是一个明朗的天气,身体里没有哪个部分带给她特别的疼痛,她作了一小段祈祷,感谢所得到的这一切。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仁慈的;最小的小孩都能学会这些话,它们包含了整个世界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一切好的和坏的事物。

“上帝是伟大的,”阿巴盖尔妈妈说道,“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你赐予我阳光和咖啡以及昨天晚上那次畅通的排便。你是对的,上帝是伟大的……”咖啡快没了。她放下杯子,摇动着摇椅,脸朝上冲着阳光,就像某个未经打磨的奇特的岩石表面,还留有一段煤层。她打了个盹,随后就睡着了。她的心脏在一下一下地跳动,就像过去39630天中的每一分钟一样,她的心壁现在却和棉纸一样保如同摇篮中的婴儿一般,你必须将手放在她的胸上才能确信她的确是在呼吸。

但笑容却一直持续在脸上。

从她还是小女孩时起,事情就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发生了千真万确的变化。弗里曼特尔一家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来到内布拉斯加,阿比的父亲用南加利福利亚圣·弗里曼特尔付给他的钱买下了建家园的地皮,这些钱算是为她父亲和他的弟兄们在内战之后8年支付的薪水。阿巴盖尔的曾孙女莫利曾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这些钱是“良心钱”。莫利说这话的时候,阿巴盖尔保持了沉默,莫利和吉姆和其他人都不年轻,除了最好的和最坏的以外不再能理解其他东西。但她内心还思考了一番:良心钱?那么,还有比这更干净的钱吗?

就这样,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一家在赫明福德子宅中安顿下来,阿比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她父亲击败了那些不愿意和黑人有生意往来的人,他每次一小块一小块地购置土地,以不致于使那些担心“远道而来的黑鬼们”的人们感到震惊;他是波克镇上实行庄稼轮作制的第一人,也是试用化肥的第一人。1902年3月,加里·赛茨到他们家告诉约翰·弗里曼特尔,他被选入“保护农业社”(格兰其)。他是整个内布拉斯加州加入“保护农业社”的第一个黑人。那年真是个好年头。

她想,任何人在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都能够挑出某一年来,说道:“这是最好的”。看来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有一段集顺利、成功和奇迹于一体,各种事情一并到来的时光。仅仅到了后来你才会惊讶事情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发展,就像一次将10种不同的开胃菜同时放在了冷菜厨房中,每一道菜都沾上了其他菜的味道。蘑菇有了火腿味儿,火腿有了蘑菇味儿;鹿肉带上了一点鹧鸪的野味,而鹧鸪则染上了一点黄瓜的清香。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也许会希望在这特殊一年中发生的所有幸事能分散一点,让你能够拿出其中的一件,将它安排在你不能回忆起有任何好事或坏事的某一段3年的时间中,这平静的3年让你明白事物在按特定的方式发展,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在亚当夏娃尚未建成的世界中,事物都该按这种方式发展——该洗的都洗了;地板已经擦过了;孩子已得到了照看,衣服也缝补好了;3年中除了复活节、父亲节、感恩节和圣诞节,就不再有什么事可以打破这灰暗的日子和时间的流逝。但这种希望没有得到回应,上帝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着奇迹的出现。对阿比·弗里曼特尔和她父亲来说,1902年就是个好运连连的年头。

阿比认为,家里除了父亲以外,她是唯一能理解加入“保护农业社”是何等重要,何等意义空前的。父亲将成为内布拉斯加“保护农业社”的第一位黑人成员,极有可能也是全美国第一位“保护农业社”黑人成员。他对自己和整个家庭面对来自以本·康维尔为首一帮人恶毒的玩笑和种族攻击时将付出的代价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也同时认识到加里·赛茨提供给他的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机会,更是一次与玉米带共繁荣的机会。

作为“保护农业社”的成员,购买良种对他来说将不再成为问题,他也不必再为找到一个买主而将自己的玉米千里迢迢运到奥马哈。加入“保护农业社”也许还意味着他和本·康维尔关于用水权的争执从此告一段落。本·康维尔在约翰·弗里曼特尔这种黑人和加里·赛茨这类黑人拥护者的问题上总是十分偏激。它甚至还有可能意味着镇上税收员会停止他无止境的压榨。因此,约翰·弗里曼特尔接受了邀请,选举结果也以极大优势倾向于他。有过很恶毒的讽刺,也有玩笑描述一个黑人是怎样被困在“保护农业社”的阁楼上,以及一个小孩步入天堂,得到了一副黑色的翅膀,人们叫他蝙蝠而不是安琪儿。本·康维尔四处奔走,告诉人们“保护农业社”选约翰·弗里曼特尔加入的唯一原因是儿童节即将到来,他们需要一个黑人来扮演非洲大猩猩。约翰·弗里曼特尔装作没有听见这一切言论,在家里,他会引用圣经的一段话,“温和的答复可以抵挡恶毒的攻击”和“深深地呼吸,想收获什么就应该播种什么。”他还会以一种期待而不是谦卑的口吻引用他最喜欢的一句话,“逆来顺受的人将继承整个世界。”

逐渐地,他将邻居们团结到了自己周围。当然不是所有的邻居,不包括本·康维尔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乔治这一类的激进分子,也不包括阿诺德一家和德贡一家,而是团结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的人。1903年,他们和加里·赛茨及他的家人一道在会客厅中共进午餐,像白人那般温文尔雅。

1902年,阿巴盖尔在“保护农业社”的大厅中演奏了吉它,不是在黑人剧团的演出中,而是在年底的白人精英演出中。她母亲对此坚持反对,她很少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丈夫的意见表示反对(除了当孩子们都步入中年而约翰自己也已两鬓染霜时),这事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例外之一。

“我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她哭泣道,“你、赛茨还有那个弗兰克·芬纳合伙撺掇了这件事。他们倒是情有可原的,约翰·弗里曼特尔,但你是怎么啦?他们是白人!如果纳特·杰克逊让你参加他的沙龙,你甚至还会去镇上和他们喝上一点儿啤酒。她!我知道你这些年来都做了些什么——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你心里受到强烈的伤害时你脸上仍然可以面带微笑。但这事儿可不一样!这是你自己的女儿!如果她身着白色的礼服加入到他们中间却招来他们的嘲笑,你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像对待打算在黑人剧团演出中演唱的布里克·沙利文那样朝她扔烂西红柿,你又会怎么做?当她带着满身的西红柿汁回到家中问,‘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你为什么容忍他们这么干’时你又如何解释呢?”

“好了,丽贝卡”,约翰回答道,“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她和戴维自己决定这事儿吧。”

戴维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902年,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成为阿巴盖尔·特罗特。戴维·特罗特是从瓦尔帕莱索来的一个黑人农场工人。他走了近30公里路来向她求婚。一次约翰·弗里曼特尔曾对丽贝卡说,求婚的愿望让戴维变得更加品行端正,行为得体,他每天就像小马驹一样马不停蹄。很多人都嘲笑她的这任丈夫,说“我们可知道在你们家谁掌权当家。”

但戴维并不是一个唯令是从的人,他只不过是性格内向善于体贴人而已。当他告诉约翰和丽贝卡·弗里曼特尔,“阿巴盖尔认为对的一切事情,我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事情”时,阿巴盖尔对此感激不已,并告诉父母她打算将加入白人演出一事继续下去。

于是,1902年12月27日,在新婚3个月之后,她登上了“保护农业社”大厅的舞台。在典礼主持人宣布完她的名字之后,台下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之前,格雷斯·特里翁刚刚表演了一场优雅的法国舞蹈,在一片喧闹的口哨声、欢呼声和男观众以脚踏出来的节拍声中将她那漂亮的足踝和衬裙一展无遗。

她站在沉闷的寂静当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脸和脖子在崭新的白色礼服的衬托下是如何地愈显其黑。她的心在胸口砰砰直跳。她想,“我忘了每一句词,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语,我向父亲保证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哭泣,但本·康维尔就在那儿站着,当他大叫‘黑鬼’的时候,我想我会哭的。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母亲是对的,我已超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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