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道格拉斯·亚当斯
我第一次见到道格拉斯·亚当斯是在1983年底。《阁楼》杂志让我采访他。我以为会见到一个聪明敏锐、有BBC风格的人，声音也许像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70那样。在伊斯灵顿他的公寓门口，出来见我的是个大个子，笑容满面，鼻子很大，还稍微有点弯，整体看上去笨手笨脚，就好像虽然个子很高，但还是个没长大的年轻人。他刚回到英国，此前在好莱坞度过了一段悲惨时光，回家来感到非常满意。他很和气，人又有趣，而且健谈。他给我展示他的东西：他所痴迷的电脑，那时候世上还没有几台：还有吉他，还有巨大的充气蜡笔，这是他在美国发现的，花了一大笔钱运回英国，然后才发现在伊斯灵顿也能买到，而且非常便宜。他笨手笨脚：他会倒退撞上东西，或者被绊倒，或者忽然坐到什么东西上面把它们弄坏。
2001年5月，他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我在互联网上听说了这个消息（这东西1983年还不存在）。一位记者（人在香港）正在电话采访我，这时道格拉斯·亚当斯的死讯在电脑屏幕上一闪而过。我哼了一声，对这种胡言乱语不屑一顾（就在几天之前，卢·里德还上了《周六夜现场》节目，以平息自己已经去世的一波网络谣言）。然后我点开了那个链接。我发现自己盯着的屏幕上是BBC的新闻，看到道格拉斯真的去世了。
“你还好吗？”身在香港的记者说。
“道格拉斯·亚当斯去世了。”我目瞪口呆地说。
“哦，是的，”他说，“今天的新闻都在说这事。你认识他吗？”
“认识。”我说。然后我们继续采访，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还说了什么。几周之后，这位记者再次与我联系，说在我知道道格拉斯去世之后，录音带上的东西完全不合逻辑，甚至没有什么能用的，他问我能不能重新再做一次采访。
道格拉斯是个极其和气的人，表达能力超强，而且非常乐于助人。1986年，写《别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经常在他的生活周围逛荡。我会坐在他的办公室一角，翻检古老的文件柜，抽出《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各种化身版本：一份又一份草稿、遗忘已久的喜剧小品、《神秘博士》脚本、各种剪报。他总是愿意回答问题，解释原因。他帮我介绍了几十位需要找来采访的人，像是杰弗里·珀金斯和约翰·劳埃德这样的人。他喜欢我完成的书，或者他说他喜欢，那也很有帮助。
（那段时间的一则记忆：坐在道格拉斯的办公室，喝茶，等他打完电话，这样我就可以再采访他一会儿。他喜欢在电话上交谈，讨论当时他为喜剧救济组织出书的项目。放下电话之后，他会向我道歉，然后解释说他必须接这个电话，因为是约翰·克里斯打来的，说话的样子很明显表示出提到这个名字让他兴高采烈：约翰·克里斯刚才给他打了电话，他们像成年人一样进行了专业的谈话。那时候道格拉斯认识克里斯得有九年了，但他仍然觉得这是完美的一天，而且他想让我知道这点。道格拉斯一直有他自己的偶像：）
道格拉斯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对，但人们也的确各有类型和模式，世上只有一个道格拉斯·亚当斯。我从没有遇到过其他人能把“不立文字”提升到艺术的高度：没有人的痛苦可以看上去如此欢乐而深沉。没有人有那样平易近人的微笑与弯弯的鼻子，也没有那像是保护力场的一圈淡淡的圄冏的光环。
他去世之后，我接受了很多采访，让我讲讲道格拉斯。我说我认为他不是小说家，并不真是，虽然他写了几本小说，而且在全球畅销，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被人视为经典。写小说是一种他倒退撞上、或者被绊倒、或者忽然坐到上面弄坏了的职业。
我认为，道格拉斯可能是一种我们还不能用语言描述的人物：他是个未来学家，或者解释者，或者其他什么的。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他能为自己解释这个世界，并且让世人难以忘记：他可以非常容易地（至少是超级好地，因为他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完全说是容易的）将濒危物种的困境戏剧化，就像给一个模拟的种族解释发现自己变成了数字是什么意思。他的梦想与信念，无论是实际的或是不切实际的，总是有整个星球那么大，他还将继续前行，也带着我们这些人一起。
这是一本充满事实的书，写的是一个以梦想为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