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哈兰·埃利森敲锣打鼓
你说哈兰·埃利森，先生？愿上帝保佑你。我当然记得哈兰·埃利森。为什么？如果不是因为哈兰·埃利森，我怀疑我甚至不会入这一行。
我第一次见到哈兰·埃利森是1927年在巴黎。格特鲁德·斯泰因在一次聚会上给我们互相引荐。“你们男孩子肯定合得来，”她说，“哈兰是位作家。倒不是像我这样的大作家。但我听说他也编故事。”
哈兰盯着她的眼睛．原原本本讲述了自己对她作品的意见。他花了十五分钟，一句重复的话都没有。说完的时候，整个屋里的人都鼓起掌来。格蒂让艾丽斯﹒B.托克拉斯73把我们扔到了大雨中，我们在巴黎街头蹒跚而行，在商店随便抓了几根潮了的法棍和半瓶不知名的波尔多葡萄酒。
“去年的积雪都去哪儿了？”我问哈兰。他从衣服内袋抽出一幅地图，指给我看。
“我怎么也猜不到它们最终会跑到那里去。”我告诉他。“谁也猜不到。”他说。
哈兰知道各种事情，就像这种：他比雄狮更为英勇．比猫头鹰还要聪明，他教我用三张扑克牌变戏法，他说，要是我落了难，这会成为我赚钱的手段，绝对管用。
我第二次遇到哈兰·埃利森是1932年在伦敦。我在音乐厅工.作，现在它们大不如前了，但还是相当吃香。我在一场算命先生的戏里努力表演，从点滴小事做起。我并不完全是账单最下面那个人—一那是月亮先生和他惊艳演出的虎皮鹦鹉一—但我也差不多快到那儿了。那是哈兰出现之前的事了。他在哈克尼帝国剧院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毫无希望地试图感应出一位禁酒运动参与者手中十先令纸币上面的序列号。“别搭理这些读心术之类的鬼话啦，跟我走吧，孩子，”他说、“你有一双善于敲鼓的手，我是个需要鼓手的人。我们一定能飞黄腾达的。”
我们去了古尔、斯托克波吉斯、阿克宁顿和伯恩茅斯。我们去了伊斯特本、南海城、彭赞斯和托基：我们做的是文学：在海滨讲述戏剧性的故事，打动与娱乐舔着冰淇淋的众人，把他们从穿大肥裤子的小丑，跳康康舞的姑娘，流浪歌手表演和领着猴子的摄影师那里争取过来。
我们所到之处，都成了当季热点。我会敲鼓把人群引过来，然后哈兰会跳起来，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有个故事讲的是遗失时间的守卫74，还有一个讲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划船送到岸上的人75。然后我会把帽子传来传去，或者直接从目瞪口呆的度假者手中接过钱来，哈兰故事讲完，他们常常还站在那里，合不拢嘴，直到潘趣和朱迪木偶戏里的人物出现，让他们稀里糊涂地逃到小店去。
有天晚上，在布莱克浦一家炸鱼薯条店，哈兰向我吐露了他的计划。“我要去美国，”他这样告诉我，“在那里人们一定会欣赏我。”
“但是，哈兰，”我说，“我们在这儿前程不错啊，就在海滩上表演。你那个新的戏剧独白，讲一个没有嘴却仍然可以尖叫的家伙76——讲完之后帽子里足有三十先令呢！”
“美国，”哈兰说，“那才是宇宙中心，尼尔。”
“那么，你得找个别人在美国的海滨合作了，”我告诉他，“我要留在这儿。不管怎么说，有什么东西是你能在美国得到，但是斯凯格内斯、马尔盖特或者布莱顿却没有呢？美国人都忙忙活活的。他们根本站不了那么长时间来让你讲完一个故事。比如那个在监狱里读心的家伙，你几乎得花两个小时才能讲完。”
“这，”哈兰说，“就是我计划的简单之处。我可以把故事写下来让人们去读，就不用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走来走去啦。全美国的人都会读我的小说。首先是美国，然后是整个世界。”
我看起来一定有点心存疑虑，因为他从我盘子里挑了一根挂面糊的熏肠，用它在桌上画了一张美国地图，还引出好多向外的箭头，就用酸酸的番茄酱做颜料。
“再说，”哈兰问，“我还能去哪里找到真爱呢？”
“格拉斯哥？”我鼓起勇气建议道（因为在格拉斯哥帝国剧院演算命先生的时候，我曾经“死”过一次）、但他显然已经不再听我说话。
他吃了我那根挂了面糊的熏肠，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布莱克浦的街道上。一到海边我就敲起自己的小鼓，直到聚起一小群人，哈兰开始给他们讲故事：有个人偶然拨了自己家的电话、他自己又接起了这个电话，然后讲了这个人接下来一周的生活。
故事结束的时候，帽子里几乎有了五十先令。我们把收人分了分，哈兰赶上了去利物浦的下一班火车，说自己觉得可以在轮船上再写一段，给船上的人讲故事。关于一个男孩和他的狗的故事77，他感觉应该会表现特别不错。
我听说他在新世界干得不错。好吧，敬他一杯。我自己也偶尔涉猎文学领域，经常有理由愉快地回想当时从哈兰·埃利森那里学到的所有东西。
我现在还经常用上它们呢。
不管怎么说，先生。三张扑克牌。它们绕来绕去又绕过来，停在哪里？没人知道。你感觉今天运气怎么样？你觉得自己能找到哪张是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