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六点到早六点
最近我离开了新闻业，但《Time Out》杂志的玛丽亚·莱克斯顿问我愿不愿意在伦敦街头待上一整夜，写写发生的不管什么事情。听上去好像很刺激……
“哦，不要写夜店，”我的编辑这样说，“有人已经写过了。你能去什么别的地方吗？”
然而我已经仔细计划了一个夜晚，要包含伦敦我去过的所有夜店，再加上几家还没去过的，但现在只能揉成一团扔掉啦。好吧。那我就顺其自然呗。也许在西区的街上逛逛。我这样告诉她。
她好像依稀有点担心。“要小心啊。”她警告我说。我感到温暖与鼓励，思考着想象之中的讣告，还有即将到来的冒险，我跌跌撞撞来到了傍晚时分。
晚六点到早六点。
我想在贝克街打个出租车，但是实践证明，那黄色的“出租”车灯，紧急时刻的伦敦圣杯，通常神出鬼没。我坐地铁到了托特纳姆宫路，那里埋伏着一长串出租车，黄色的灯亮闪闪。
我冲到出版商的地下室，打了几个电话，磕磕绊绊过了马路，到藏在中间点大楼阴影里的慕尼黑咖啡馆去，在那里和临时的《危机》杂志编辑詹姆斯·鲁滨逊一起喝了一杯，等我的出版商过来。
出版商迟到了，但我偶然碰见了摇滚大明星大鱼（之前在海狮合唱团）：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聊了聊近来的情况，只有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打断了我们、说他正在组建“英国最大的慈善组织”，想要大鱼给予支持，还有一个傻小子让大鱼把《凯利》的歌词写在餐巾上，这样他打赌能赢50英镑。大鱼说自己不记得歌词，签了个名把那家伙打发走了。不过，还是有人因此赢了50英镑。
然后我的出版商出现了，我们离开去找点吃的（旧康普顿街的延伸餐馆，古斯米好极了），我答应晚些时候去搬了新址的华盖俱乐部和大鱼见面。他会把我们的名字写在门上。
我的出版商要去温布尔登，去修他卖给老朋友的一台古董激光影碟机。我和他一起过去。
我决定就漫无目的地随便乱走，坚决不要消失在什么低级的饮酒俱乐部里，就算我能找到的话（它们就像小小魔术店，喜欢在你下次去找的时候消失，变成一堵砖墙或者紧锁的大门）。
在布鲁尔街俗气而刺眼的霓虹灯下，有位年轻女子拿着一个戴红色假发的泡沫塑料脑袋。怀旧杂志铺橱窗里摆着《oz杂志》“学生”那一期。
结果发现她是夜店舞女。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今晚首次遇到伦敦夜生活堕落的一面。她摇摇头。她解释说，她的工作是卖掉尽可能多的香槟拿提成，在顾客“去嘘嘘”的时候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尽可能都泼到地上。都是骗人的，她叹口气：三文鱼三明治12英镑，一包香烟四十支12英镑，每人每晚花费绝不会少于100英镑，上周还有五个瑞典人出价5000英镑要和她上床。
她拒绝了。她觉得自己还没穷到要做这种生意的地步。每天晚上，埃拉来到黑面包先生喝点糟糕的咖啡清醒清醒。她一个月左右以前从巴思来到这个大都市：她的人生理想是偷一辆保时捷911 Turbo，也许甚至去考个驾照。
在沃德街有几个黑衣人挤在一起，警惕地走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周围没人威胁到他们，不过可能他们也不知道。
事情有点无聊，周围根本没人。我开始幻想有人抢劫，打破冷冷清清街道上的乏味状态：我可以花钱把东西买回来。
再一次走过皮卡迪利大街的时候，埃拉已经走了。
沙夫茨伯里大街后面的一条小街上，我走过了几扇写着东西的折门。我朝它们走过去，上面写着“止车（OPRIG）”。和门并排的时候看，写的是“禁止停车（NO PARKING）”。我回头再看，写的是“禁停（N AKN）”。我很快想了一下是不是有人要告诉我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我累了，或者感到无聊透顶。
在查令十字街，有位身材矮小的中国老妇在人行道上嘀嗒嘀嗒地走，招呼出租车却没人理她。她看上去好像迷路了。莱斯特广场空无一人。接近凌晨五点了。我叫住了两位警官，整个晚上在路上闲晃时都看到他俩。我向他们打听伦敦西区——夜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说没有，说之所以在这个地区巡逻，是因为这里声名狼藉，然而已经十多年名不副实了。他们恋恋不舍地叹口气：“也许你能遇到一个半个男妓在皮卡迪利大街周围晃荡，但他们也就只干这事：晃荡。”
在他们上一次地毯式巡逻，每一条危险的死胡同，还有神秘的苏豪大街，路上只遇到了三个人。他们基本和我一样无聊：我可能是他们整晚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了。如果我有手机的话，肯定会让他们玩一会儿的。他们告诉我，五点半会热闹一点，因为清洁工就来了。
结论（统计分类）：
见证谋杀
0
卷入飞车追逐
0
进行冒险
0
遇到外国间谍
0
遇到妓女
1/2（埃拉）
遇到摇滚明星（在慕尼黑咖啡馆）
1
遇到警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