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形箱子
几年前，我在哈迪船长那条漂亮的邮船“独立”号上预订了舱位，准备乘该船从南卡罗来纳的査尔斯顿去纽约市。如果天气允许，邮船将于当月(6月)15日起航。14日那天，我登船去我的特等舱做一些安排。
我发现打算乘该船的旅客特别多，其中女士的数量又多于平常。旅客名单上有几位熟人的名字，我欣喜地看到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对这位年轻的画家，我怀着一种深深的友情。他曾是我在C大学时的同学，在校期间我俩经常在一起。他具有天才所常有的那种禀性，既愤世嫉俗、多愁善感又热情奔放。由于兼备了这些特性，他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最热烈而真诚的心。
我注意到有三个特等舱的门号卡片标着他的名字，再看旅客名单，我发现他是为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妹妹预订的座舱。特等舱足够宽敞，每舱有上下两个铺位。诚然这些铺位窄得只能睡下一个人，可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关系的四个人需要订三个特等舱。那段时间我正处于一种忧郁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使人对寻常小事也异常好奇。现在我不无羞愧地承认，当时我对他多订一个特等舱的目的进行了各种各样无礼而荒谬的推测。虽然这事与我毫不相干，但我还是执拗地绞尽脑汁想解开这个谜。最后我终于得出了一个推论，而这个推论使我非常惊异于自己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想到这个谜底。“这当然是为仆人订的，”我自言自语道，“我真是个白痴，竟然没有早一点儿想到这个如此显而易见的答案!”于是我再次细看旅客名单——可我从名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并没有仆人与他们同行;尽管事实上他们本来打算带上一位，名单上原来写有“仆人”字样，但后来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有行李，”这下我暗想到，“某种他不愿意放进货舱的东西，某种他希望放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啊，我明白了，大概是一幅画，就是他一直在和那个意大利犹太人尼科利洛讨价还价的那幅。”这一推论令我满意，于是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
怀亚特的两个妹妹我都很熟悉，她们是一对非常聪明可爱的姑娘。他的妻子同他刚结婚不久，因而我从未与她见过面。不过，他曾经常常在我面前谈起她，而且是以他通常的那种富于热情的语调。他把她形容成一个超凡绝伦的美人，既有智慧又有教养。所以我非常渴望能与她相识。
就在我登船的那一天(14日)，怀亚特一家也要登船看舱，船长这样告诉我。所以我比原计划多在船上待了一小时，希望趁机结识那位新娘，但不久就听到这样一个解释，“怀亚特夫人偶染小疾，要到明天开船的时候方能上船”。
第二天终于来临，我正从我下榻的旅馆去码头，这时哈迪船长碰见我并对我说，“鉴于某种情况。”(一个笨拙但实用的辞令)他认为“独立”号得推迟一两天才能起航，待一切就绪，他会派人来通知我。我觉得这事很奇怪，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但由于“那个情况”无从得知，所以我尽管刨根问底地打听了一阵，最后还是只能回到旅馆，无所事事地忍受我心中的焦躁。
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收到期待的船长送来的消息。最后消息终于传来，我立即动身上了船。船上挤满了旅客，一切都处在起航前的忙乱之中。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十分钟到达。登上船的正是那两姊妹、新娘和画家本人——后者当时正处于他习惯性发作的愤世嫉俗的抑郁之中。不过，我对他的脾性早习以为常，所以并未特别在意。他甚至没向我介绍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被迫由他聪明可爱的妹妹玛丽安来完成，她三言两语匆匆为我和那位新娘作了番相互介绍。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蒙着面纱，当她撩起面纱向我还礼之时，我承认我当时万分诧异。不过，我本来应该更加吃惊，但长期的经验早已告诉我，当我那位画家朋友纵情谈论女人的美丽可爱时，不能过分地盲目相信他那种热情奔放的描述。我知道得很清楚，每当美成为谈论的话题时，他是多么容易翱翔于那种纯粹的理想境界。
事实上，我不得不认为怀亚特夫人无疑是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如果不说她长得绝对丑陋，我认为和难看也相差无几。然而她的衣着颇有优雅的情趣，因此我确信，她迷住我朋友的心凭的是她更永恒的智慧和心灵之美。她只同我略为寒暄了几句，就马上随怀亚特先生进了船舱。
我刚才那份好奇心又死灰复燃。没有仆人随行，这已经不言而喻。于是我期待那件额外的行李。稍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抵达码头，运来了一只长方形箱子，它看上去似乎正是我所期待的东西。箱子刚一上船我们就扬帆起航，不一会儿就平安地驶过港口的沙洲，离岸驶向宽阔的海面。
正如我刚才所说，那只箱子是长方形的。它大约有六英尺长，有两英尺半宽。我观察得很仔细，尺寸似乎恰好如此。这种形状非常独特，我一看见它就暗暗为自己推测之准确而得意。读者应该记得我已得出的那个推论，我那位艺术家朋友这件额外的行李应该是画，或者说至少是一幅画，因为我知道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同尼科利洛协商。而现在从箱子的形状可以看出，它装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一件复制品。一件由小鲁比尼在佛罗伦萨绘制的《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暂时被尼科利洛收藏，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所以，我认为我心中的疑点已得到充分的解释。一想到我的精明，我就禁不住暗自发笑。这是我第一次知晓怀亚特对我保守他艺术方面的秘密，但他这次明显是想瞒着我，想在我鼻子底下把一幅名画偷运到纽约，而且希望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决定迟早得好好地嘲弄他一下。
但有件事使我大为不快。那箱子没有被放入多余的那个客舱。它被抬进怀亚特住的舱内并被放在了那里，几乎占据了舱内的全部地面——这无疑会使画家和他的妻子感到极不舒服——尤其是用来在箱盖上写字的沥青或油漆散发出一种强烈、难闻、我觉得异常讨厌的气味。箱盖上用大写字母潦草地写着——“纽约州奥尔巴尼市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此面向上。小心搬运。”
一开始，我只意识到那个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是画家妻子的母亲，随后我就把那姓名、地址统统视为一种特意要迷惑我的故弄玄虚。我当然能肯定，那只箱子和里面装的东西都绝不会从我这位愤世嫉俗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大道的那间画室再往北多走一步。
开始三四天天气很好，不过完全是顶头风，因为我们刚离岸不久风向就骤然由南转北。好天气使船上旅客兴致勃勃，大家都乐于互相交往。除了怀亚特和他的两个妹妹，他们行为拘谨，我禁不住认为他们对其他人都显得无礼。怀亚特的行为我并不很在乎。他情绪低落，甚至比平常还抑郁，事实上他一直愁眉不展。我早已习惯他喜怒无常的怪癖，但对他两个妹妹的行为我无从解释。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俩都把自己关在船舱内，虽然我多次相劝，可她们断然拒绝与船上其他任何人接触。
怀亚特夫人倒是非常容易相处。这就是说她喜欢聊天，而爱聊天在船上则是最好的介绍信。她很快就与船上的大部分女士打得火热，令我震惊的是，她还非常露骨地向男人们卖弄风情。她把我们大家逗得乐不可支。我说“逗”——可连我自己都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就发现怀亚特夫人更多的是被人嘲笑而不是与人共笑。先生们很少谈起她，但女士们不久就宣布她是“一个相貌平平、毫无教养、俗不可耐，但心肠好的女人”。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怀亚特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一场婚姻。财富是一般的解释，但我知道这压根儿不是答案。怀亚特曾告诉过我，她既没有带给他一个美元，也没有继承任何遗产的希望。他说他“结婚是为了爱情，仅仅是为了爱情;而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爱”。我承认，一想到我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困惑。难道可能是他当时正在发疯?除此我还能怎样认为?他是那么高雅，那么明智，那么讲究，对瑕疵有那么一种精微的直感，对美有那么一种敏锐的鉴赏能力!当然，那位女士显得对他特别多情，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这时，她会十分可笑地左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怎样怎样，右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如何如何。“丈夫”这个字眼似乎总是——用她自己精妙的话来说——“挂在她的舌尖”。与此同时，全船旅客都注意到，她亲爱的丈夫以一种最明显不过的方式在躲避她，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完全是一个人住着那个特等舱，任凭他妻子在大舱的公共场合随心所欲地按她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消遣。
我从我的所见所闻得出结论，由于命运莫名其妙的捉弄，或者因为一阵突发的奇思狂想，这位画家娶了一个完全配不上他的女人，因而很快就自然而然地对她彻底生厌。我打心眼里觉得他可怜，但由于上述原因，我不能原谅他在《最后的晚餐》这件事上对我保持沉默。因此我决定对他施行报复。
一天他来到甲板上，我照从前的习惯挽着他的一条胳膊，和他一道在甲板上来回散步。然而，他心中的忧郁丝毫未减(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非常自然)。他很少说话，即便开口也依然非常勉强而且闷闷不乐。我冒昧地说了一两句笑话，他也试图挤出一丝微笑。可怜的家伙!当我想到他妻子，我真想知道他是否能有心思强颜欢笑。最后我壮着胆子开始了致命的一击。我决定针对那只长方形箱子来一番含沙射影或巧妙暗示，恰到好处地让他慢慢察觉我压根儿不是他那个小小的滑稽把戏的笑柄，或者说不是他的“受骗人”。我的第一番话就像一座隐蔽的炮台突然开火。我说起了“那只箱子奇特的形状”，在我说话之间，我狡黠地冲他笑了一笑，会意地朝他眨了眨眼，还用食指轻轻地戳了戳他的肋骨。
怀亚特对这个没有恶意的玩笑的反应，使我一下子确信他是疯了。一开始他只是呆呆地盯着我，仿佛他觉得不能理解我那番话的言外之意。随着我话中的弦外之音渐渐深入他的心窍，他的眼睛似乎也慢慢地从眼窝突出。接着他的脸变得通红，随之又变得煞白，然后好像被我的冷嘲热讽所逗乐，他突然开始大声狂笑，使我惊讶的是，他竟然越来越厉害地狂笑了十分钟，或者更久。最后他重重地跌倒在甲板上。当我冲过去扶他之时，他看上去好像死人一般。
我叫来人帮忙，大家费了好一番劲儿才终于使他苏醒。他醒来后就一直语无伦次地说胡话。最后我们给他放了血，让他安睡。第二天早上他便完全恢复了，不过这仅仅是就他的身体而言。至于他的精神，我当然什么也不必说。依从船长的劝告，我在其后的航行中一直避免和他见面，船长似乎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我的朋友精神错乱，但他告诫我，别把这事告诉其他任何人。
紧接着怀亚特的发病又发生了几件事，它们促使我本来已具有的好奇心变得越发强烈。在这些事中最突出的是下面一件事：我感到神经过敏，喝了太酽的绿茶，夜里睡不安稳，事实上可以说有两天晚上我整夜未能入睡。我的特等舱与船上其他单身男子的舱位一样通连大舱，或者说餐厅。怀亚特那三个舱房是在后舱，由一道夜里也不上锁的轻便滑门与大舱相隔。由于我们几乎一直是逆风航行，而且风势并非不强劲，所以船朝下风倾斜得很厉害;而每当右舷朝向下风，那道滑门便自动滑开，也没有人自找麻烦起床去把它关上。可我的铺位在这样一个位置，当我的舱门和那道滑门同时都开着时(由于天热，我的舱门总是开着)，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后舱，而且正好是怀亚特先生那几个舱房坐落的位置。这样，在我辗转不眠的那两个夜里(并非连续两夜)，我每晚十一点左右都清楚地看见怀亚特夫人小心翼翼地从怀亚特先生的舱房溜进多余的那个船舱，她在那里一直待到黎明时分，然后由她丈夫把她唤回。他们实际上是在分居，这显而易见。他们早已分开居住——无疑是正在考虑永远地解除婚约;而我认为，这就是多订一个船舱的奥秘。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极感兴趣。就在上述那两个我夜不成眠的晚上，紧接着怀亚特夫人溜进那个多余的特等舱之后，我马上就被她丈夫舱内某种奇异、谨慎而低沉的声音所吸引。聚精会神地聆听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那是画家用凿刀和木槌撬开那只长方形箱子所发出的声音，木槌的前部显然被包上了某种毛织品或棉织物，以便使声音变得低沉。
这样我相信我能准确地听出他何时打开箱盖，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完全移开，还能听出他何时把它放上他舱内的下铺。譬如说我知道后一点就是凭着他极力将箱盖放下时，箱盖与木床边相触那一点儿轻微的声音——舱内地板上没有放箱盖的空间。两天晚上都一样，箱盖移开之后就是一片死寂，直到快天亮我都再也听不见什么响动，除非可以允许我提到一种压抑得几乎听不见的呜咽声或哀诉声，假如这种声音真的不是我凭空想象的话。我说那声音像呜咽或哀诉——但它哪种声音都不可能是，这自不待言。我宁可认为它只是我的耳鸣。毫无疑问，那仅仅是怀亚特先生出于习惯，在纵容他的一种嗜好——沉浸于他艺术激情的一阵冲动之中。他打开那只箱子是为了解解眼馋，想看看里边那件绘画珍品。然而做这件事没有任何理由使他呜咽。所以我再说一遍，那呜咽声肯定只是我的一种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送我的绿茶所引起的幻觉。在我所说的那两个晚上快天亮之前，我都清楚地听见怀亚特把盖子重新放上木箱，并用那把包着软物的木槌把钉子钉回原处。做完这事之后，他便衣冠整齐地走出舱门去唤回怀亚特夫人。
我们在海上已航行了七天，此刻正在哈特勒斯角之外的海面，这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猛烈的西南风。我们对这场风多少有所准备，因为天气显现其征兆已有多时。甲板上所有的东西该收好的都收好，该入舱的都入舱，该拉上桅杆的都拉上了桅杆。随着风力逐渐加强，我们最后只好加倍卷起后樯纵帆和前樯中桅帆，这时船已不能前进。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平安地漂泊了四十八小时——“独立”号在许多方面都证明是一条好船，一直没有任何大浪打上甲板。但在那四十八小时之后，疾风加强而成为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扯成了破布条，这下船被抛进深深的波谷，一连几个巨大的浪头从甲板上冲过。这一变故使我们失去了三个人、舱面厨房和差不多整个左舷壁。我们刚刚回过神来，就趁前帆未被撕成碎片之前拉起了一张支索帆，这一措施在几小时内还算奏效，风浪中的船比刚才平稳多了。
但暴风依然吹个不停，我们看不到任何风势减弱的迹象。索具被发现难以承受，全都绷紧到了最大限度。在风暴持续的第三天下午五点左右，我们的后桅在船迎着风头的一次剧烈倾斜中折断落水。由于船颠簸得厉害，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也未能使船摆脱倾斜。当我们还在努力之时，船上的木匠从船艉跑来告知，舱底积水已达四英尺。更糟的是，我们发现抽水机全都灭了火，而且几乎不能修复。
这时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与绝望之中，大伙儿仍进行了一番减轻船体的努力，尽可能地抛掉了船上装载的货物，并砍掉了剩下的两根桅杆。这一切终于完成，但我们仍然没法修好那些水泵，与此同时，舱底漏水越积越深。
日落时分，暴风明显地不再那么猛烈，而由于海面上的波涛随着风势的减弱而减弱，我们仍然怀有乘救生艇逃生的一线希望。傍晚八点，上风头天际的云层突然裂开，我们看到了一轮满月，这一好运极大地振奋了我们颓丧的精神。
经过一番难以置信的努力，我们终于成功地把邮船上那条大救生艇顺利放入水中，这条救生艇挤上了“独立”号的全体船员和大部分旅客。他们立即驶离大船，在经历了许多苦难之后，终于在“独立”号沉没后的第三天平安地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海湾。
另外十四名旅客和船长当时还留在船上，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船艉的那条小救生艇。我们毫不费力就把小艇放进水中，尽管它落水时居然没倾覆完全是一个奇迹。小艇上载的是船长夫妇、怀亚特一家、一位墨西哥官员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此外就是我和一名黑人仆从。
当然，除了必不可少的几件器具、一些给养和穿在身上的衣服外，小艇上已没有装其他任何东西的余地。事实上，也没人想要带上更多的东西。可是当小艇已离开大船已有几之时，怀亚特先生突然从艇艉座上站起身来，厚颜无耻地要求哈迪船长把小艇退回去取他那只长方形箱子，当时大家的惊讶可想而知!
“坐下，怀亚特先生，”船长的回答有几分严厉，“你要不静静地坐好会把船弄翻的。我们的舷边都快要进水了。”
“箱子!”怀亚特仍然站着大声嚷道，“我说那只箱子!哈迪船长，你不能，你不会拒绝我的。它很轻，它不重，一点儿也不重。看在你母亲的分儿上，看在仁爱的上帝分儿上，看在你救助之心的分儿上，我求你让我回去取那只箱子!”
船长一时间似乎被画家真诚的哀求打动了，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依然严厉地说道：“怀亚特先生，你疯了。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坐下，我叫你坐下，不然你会把船弄翻的。挡住他、抓住他、快抓住他!他要跳船!瞧，我早知会如此，他跳下去了!”
就在船长说话之际，怀亚特先生事实上已经跳出了小艇，由于我们当时正位于沉船的下风处，他凭着超人的努力成功地抓住了一根从前锚链上垂下的绳子。转眼间他已经上了沉船，疯狂地冲进了船舱。
此时小艇已被吹到沉船船艉，完全离开了它的背风面，任凭汹涌的海浪摆布。我们曾努力想靠拢沉船，但我们的小艇犹如暴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们一眼就看出，那个不幸的画家已难逃厄运。
当小艇与沉船间的距离急速拉大之时，我们看见那个疯子(因为我们只能这么看他)出现在升降口，凭着一股显然是巨大的力量，他把那只长方形箱子拉了出来。就在我们目瞪口呆之际，他用一根粗绳在箱子上绕了几圈，接着把那根绳子缠绕在自己身上。转眼间，他连人带箱子都已在海里——非常突然，并且永远地从海面上消失了。
我们悲哀地停止摇桨，任船逗留了一会儿，大家都呆呆地盯住他沉没的地方。然后我们摇桨离去，整整一小时谁也没有说话。最终由我冒昧地打破了沉默。
“你注意到了吗，船长，他连人带箱沉得多快?这难道不是件奇怪的事?我得承认，当我看见他把自己和那只箱子捆在一起投身大海时，我心里还产生过一丝他终能获救的希望。”
“他们当然会沉没，”船长回答道，“而且沉得和铅球一样快。然而，不久他们就会浮上来——但得等到盐化完之后。”
“盐!”我失声重复。
“嘘!”船长止住我，指了指死者的妻子和两个妹妹，“这些事待适当的时候我们再谈。”
我们吃尽了千辛万苦，经历了九死一生，不过命运对我们也像对大救生艇上的伙伴一样照顾。在危难中漂泊四天之后，我们终于死里逃生，登上了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个星期，没有受到营救者的虐待，最后我们搭上了一条去纽约的船。
大约在“独立”号失事一个月之后，我在百老汇偶然遇上了哈迪船长。我们自然而然地谈起了那场灾难，尤其谈到了可怜的怀亚特悲惨的命运。于是我知道了以下详情：
原来画家为他和他妻子、他的两个妹妹和一名仆人订了舱位。他的妻子正如他所描述的一样，的确是一位美丽可爱又极富教养的女人。6月14日(我登船看舱的那天)早上，那漂亮女人突然犯病死去。年轻的丈夫悲痛欲绝，但情况又绝对不允许他延期去纽约。他必须把他爱妻的尸体送交她的母亲，可另一方面，他深知世俗的偏见将会阻止他公开运尸。百分之九十的旅客宁可不乘那条船，也不愿和一具尸体待在一条船上。
进退两难之际，哈迪船长为尸体做出了安排，他建议先将尸体做局部防腐处理，然后再和大量的盐一道装入一只尺寸相宜的木箱，这样便可以作为货物搬上船。那位女士的去世一点儿风声也没走漏，而怀亚特先生为妻子预订有舱位的事已为人所知，所以必须得有人装扮成他妻子在旅途中露面。他亡妻的女仆很容易就被说服担当此任。在其女主人未亡之前为这个姑娘订的那个特等舱仍然保留。当然，这个假扮的妻子每天晚上都睡在那个舱里。而在白天她则尽其所能扮演她女主人的角色——船长早已仔细核定，船上的旅客都不认识怀亚特夫人。
当然，我自己的错误就在于我过分轻率，过分好奇，过于感情冲动。可近来，我夜里很少能睡得安稳。尽管我想避开，但总有一副面容出现在我的眼前，总有一种歇斯底里的笑声回响在我的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