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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戴着手铐的我押回那间有紫檀木桌的办公室。芬雷坐在大桌子后，他前面摆着一堆旗子，老时钟就挂在他上方。贝克拉了一张椅子坐在桌子旁边，我则坐在芬雷的正对面，他拿出录音机与带子，把麦克风架在我们中间，用指甲试音，把带子倒回去之后就准备开始盘问我了。
“我要知道过去二十四小时的事，李奇。”他说，“你要交代得一清二楚。”
虽然刻意压抑，还是可以看出这两个警察兴奋极了，因为一件证据薄弱的案子突然变成指证历历，胜利的感觉开始让他们感到洋洋得意，我可以看出来。
“我昨晚在坦帕。”我说，“我在午夜搭上巴士，有证人可以证明，今早八点我在郡道与高速公路交会处下车。如果摩里森局长说他在午夜看到我，那他就错了。当时我远在四百英里以外，我能说的就是那么多，请你们去查证。”
芬雷瞪着我，然后他向贝克点点头，贝克打开一个皮制公文夹。
“死者的身分无法确认。”贝克说，“没有身分证件，没有皮夹，没有明显的特征。是一名男性白人，大概四十岁左右，非常高大，剃着光头。今早八点有人在大门附近发现他陈尸在围栏旁的地上。有一部分尸体被硬纸板覆盖着，从采集的指纹去做比对，没有任何结果，数据库里没有吻合的数据。”
“李奇，他是谁?”芬雷问我。
贝克正等着我的回应。但是并未如他所愿，我只是坐在那儿，聆听老时钟发出的滴答声，指针大概停在两点半左右。我没有开口，贝克翻阅夹子里的文件，取出另一份数据，抬起头来继续发问。
“死者头上被人开了两枪。”他说，“或许是配有灭音器的小口径自动手枪。第一枪是近距离射击，打在左边太阳穴上面，第二枪则是抵住头部，从左耳后面打下去。凶手使用的显然是软头型的子弹，因为子弹穿透伤口时把这家伙的脸皮都掀掉了。雨水洗掉了伤口上残留的火药，但是根据伤口烧伤的型态看来，可以看出凶手使用灭音器。第一枪一定是致命伤，没有弹头留在头颅里，也没有发现弹壳。”
“枪在哪里，李奇?”芬雷说。
我看着他，对他做了一个鬼脸，但是没说话。
“死者死亡的时间介于昨晚十一点半到凌晨一点之间。”贝克说，“门口夜班警卫在十一点半下班的时候，尸体还没有在那里出现，这是经过他确认的。发现尸体的是白天来开门的人，大约在八点，他看到你离开现场而打电话报案。”
“死者是谁?”芬雷又问我。
我不理他，只是看着贝克。
“为什么他是在凌晨一点之前死掉的?”我问贝克。
“昨晚那场大雨是在凌晨一点开始下的。”他说，“尸体下方的地面没有一点水渍，所以尸体应该是在一点开始下雨前就在那里。验尸报告指出他是在午夜时分被杀的。”
我点点头，对他们微笑，死亡时间会证明我的清白。
“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芬雷悄声说。
我对他耸耸肩。
“你告诉我啊!”我说，“昨天午夜我在坦帕。”
贝克倾身往前坐，从夹子里取出另一份数据。
“从接下来发生的事可以看出你是个怪人。”他说，“你抓狂了。”
我对他摇摇头。
“昨天午夜我又不在那里。”我又说了一遍，“我在坦帕搭上巴士，我一点也不奇怪。”这两个条子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一脸严肃。
“你开第一枪时已经杀了他。”贝克说，“然后你又补上一枪。接着你开始抓狂，对着尸体乱踢乱踹，尸体上面布满了他死掉以后才出现的伤口。你已经开枪杀他，然后又想把他踹死，尸体上面每个地方都被你他妈踹过了，你简直就是疯了。后来你才冷静下来，试着把尸体掩藏在硬纸板下面。”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死掉后才出现的伤口?”我说。
贝克点点头。
“真是疯了。”他说，“这家伙好像被卡车辗过一样，差不多每一根骨头都断了，但是医生说这是那家伙死掉以后才发生的事。李奇，你这家伙真奇怪，我他妈的可以确定这一点。”
“他是谁?”芬雷第三次开口问这问题。
我只是看着他。贝克说得对，这个案件很奇怪，太诡异了。因抓狂而犯下谋杀罪已经够离谱了，破坏尸体更是恶劣，我自己也遇过几次，本来再也不想碰这种案子，但是按照他们描述的情况看来，实在不太合理。
“你和这家伙怎么认识的?”芬雷问我。
我继续看着他，没有回答问题。
“Pluribus是什么意思?”他问我。
我耸耸肩不作声。
“李奇，他是谁?”芬雷又问了一次。
“我没去过现场。”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芬雷陷入一阵沉默。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他突然问我。
我看着他，好像在看个疯子一样。
“芬雷，你在鬼扯什么?”我说，“我没有电话，你没听到我说吗?我居无定所。”
“我是说你的手机。”他说。
“什么手机?”我说，“我没有手机啊。”
一阵恐惧袭上我心头。他们把我当成了杀手——一个随身携带手机、居无定所的诡异杀手，只要有钱拿，可以到处接案子杀人，还可以把死者踢成“碎尸万段”。只要跟一个地下组织联系，就可以得知下一个要杀谁，永远在东奔西跑。
芬雷倾身向前，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是一张残缺不全的电脑用纸，看起来不怎么老旧，上面散发着油亮的光泽——把一张铜绿色的纸放在口袋里一个月，就会变成这样。纸上印了一行底下有画线的标题：Pluribus，标题下方有一个电话号码。我只是看着这张纸，不想用手去摸，以免在上面留下指纹。
“那是你的号码吗?”芬雷问我。
“我没有电话。”我再说了一次，“我昨晚还没来到这里，你给我找愈多麻烦，只是浪费自己愈多时间而已，芬雷。”
“这是一组手机号码。”他说，“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号码隶属于亚特兰大的一家移动通信公司，但是我们要到礼拜一才有办法追查。所以我们就直接问你，请你合作，李奇。”
我又看看那张碎纸。
“这在哪里发现的?”我问他。
芬雷想一想，决定回答我问的问题。
“就在被你杀掉的人身上。”他说，“被折起来藏在鞋里。”
我坐在那里很久都不说话，因为我很担心。我感觉自己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人一样，掉到一个洞里面，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里，每件事都变得很不一样，很诡异。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或许她并没有掉进洞里面，她只是搭着灰狗巴士，结果下错站而已。
我待的是一个很奢华的办公室，我看过有些瑞士银行的办公室还比不上这里呢!在身边跟我作伴的是两个聪明而专业的警察，两个人当差的时间相加搞不好已经超过三十年，而且这又是一间有制度、有竞争力的警察局，人手跟经费都很充足，唯一的弱点是那个混蛋摩里森在上面当家，但这里是我近年来见识过最棒的组织。然而当他们在办这个案子时，很快就走进了死胡同，他们似乎跟古代人一样相信地球是平的，辽阔的格鲁吉亚州天空就像一个碗似的稳稳倒扣在地面上。这里只有我知道地球是圆的。
“有两件事我要问你们。”我说，“这家伙是被人在近距离用灭音自动手枪干掉的。第一枪就结束了他的性命，第二枪是为了保险而补上去的。弹壳都不见了。就专业的角度而言，你们觉得是怎么一回事?”
芬雷没有说话。他的头号嫌疑犯正用同事一般的口吻在跟他讨论案情，这是刑案调查员所不应容忍的，他必须打断我。但是他又想听我说些什么，我可以看见他内心的挣扎，虽然外表平静，但是骨子里却像一堆小猫被困在麻袋里，七上八下的。
“继续说下去。”最后他说。他的表情严肃，好像这件事很要紧似的。
“芬雷，这是一个处决行动。”我说，“不是杀人抢劫或因为口角而引起的。这种枪击方式既冷血又专业，没有留下蛛丝马迹。凶手很聪明，他用手电筒摸黑找出了那两个小口径的弹壳。”
“继续说下去。”芬雷又说了一次。
“近距离朝左边太阳穴打下去。”我说，“可能是因为死者坐在车上，凶手靠在窗边跟他说话，然后把枪举起来，砰一声把他干掉，接着又上前补上第二枪，再捡起弹壳走人。”
“走人?”芬雷说，“那后来发生的事该如何解释?你是说有第二个凶手吗?”
我摇摇头。
“有三个人。”我说，“那是很清楚的，不是吗?”
“为什么是三个人?”他说。
“实际上至少要两个人才能办到，不是吗?”我说，“死者是怎么从车子走到仓库的?应该是开车，对不对?不管从哪里走，仓库都太远了。那么，他的车子现在在哪儿?凶手也不是走路到仓库的，所以实际上至少有两个共犯，他们一起开车到现场，离开时其中一人把死者的车开走。”
“但你怎么说三个人呢?”芬雷说。
“根据实际的证据，显示至少有三个人。”我说，“你要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这是案子的关键。既然这家伙会用小口径的灭音自动手枪干净俐落地往头上打，而且为了保险起见又补上第二枪，那么他就不会是那种突然抓狂对着尸体乱踢乱踹的家伙·是不是?而且那种会这样突然抓狂的家伙，不可能突然冷静下来，把尸体藏在老旧的硬纸板下。你要搜捕的，是三个完全不同个性的人，芬雷。所以涉案的一共有三人。”
芬雷对我耸耸肩。
“也有可能是两个。”他说，“事后清理现场的也有可能是开枪的凶手。”
“绝不可能。”我说，“他不会在现场逗留的。他不会喜欢看到别人抓狂的场面，会令他很尴尬，而且他也担心逗留太久会增加被目击的机会，让自己身陷险境。而且如果是由这样的家伙来清理现场，他会弄得一干二净，不会让第一个来上班的人就发现尸体。所以你要搜捕的是三个人。”
芬雷陷入沉思之中。
“然后呢?”他说。
“你觉得我是其中哪一个?”我说，“是开枪的人?抓狂的人?还是那个草草掩藏尸体的白痴?”
芬雷与贝克面面相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不管你们指控我是其中哪一个，你们到底想说些什么?”我问他们，“我跟两个同伙在午夜时分开车到仓库把那家伙干掉，然后我的两个同伙都已经开车逃掉，我却选择留在这里?我干嘛这么做?芬雷，这根本就狗屁不通!”
他没有回应，还在思考。
“我根本就没有两个同伙。”我说，“也没有车子，所以最多你们也只能说我跟死者都是走路到仓库去，我们见面后，我用很冷静细腻的手法干掉他，像个专业杀手似的，然后把弹壳都找到，取走他身上的皮夹，把他的口袋掏空，但是却忘记搜他鞋里的东西。接着我把凶器、灭音器、手电筒、手机、弹壳、皮夹等一切东西都藏起来，然后变成个性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像个疯子一样把尸体踹烂，最后又转变一次个性，用一种脱裤子放屁的方式掩藏尸体。接着我在雨中等待了八小时，然后走进镇上。你们最多也只能这样指控我，但这一切却狗屁不通。为什么?芬雷，我干嘛在雨中等了八小时，直到天亮才漫步离开命案现场?”
他看了我好，会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
像芬雷这种家伙，除非他内心挣扎不已，不然这种话他是说不出口的。他看起来很泄气，他的案子陷入狗屁不通的局面，而且他心知肚明，但是局长这位新的人证让他感到很棘手——他总不能走到他老板面前跟他说：摩里森，你说的都是狗屎!他的局长亲自双手把嫌犯奉送给他的时候，他可不能主动去抓别的嫌犯。他可以做的是去追查我的不在场证明，这样做可说是滴水不漏，没有人能批评他。然后他在礼拜一又可以另起炉灶办案;悲惨的是，这样一来他就浪费了七十二小时。而且他可以预见一个大麻烦，他必须去跟他老板说，我昨天午夜并没有在那儿出现。他必须好声好气地骗局长撤回证词。对于一个刚刚成为别人属下六个月的人而言，这实在很困难，特别是他的上司根本就是个浑球，这件事更是难上加难。现在他身上出现一堆难题，简直是如坐针毡。他坐在那里好像快喘不过气，心里祈祷着时间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那个电话号码。”我说，“你们认出它是一组手机号码?”
“是从识别码辨认出来的。”他说，“前几个号码不是区域码而是识别码，可以看出隶属于哪家移动通信公司。”
“好的。”我说，“但是你无法找出号码的主人，因为手机并未提供用号码查人的查号服务，电话公司也不会告诉你们，是吧?”
“他们要求出示搜索令。”他说。
“但是你们必须查出号码是谁的，对吧?”我说。
“你知道有方法可以不靠搜索令就查出这号码的主人吗?”他问我。
“或许可以。”我说，“为什么你不试着拨打这组号码，看看接电话的是谁?”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招。接着又陷入一片沉默。他们感到很尴尬，两个人都不想接触到对方的目光，也不想看我，所以大家都不说话。
贝克率先从这尴尬的情境中脱逃，把难题留给芬雷，他顺势把文件都收起来，装作要拿到外面去整理。
芬雷点点头，挥手示意他离开，贝克起身走出去，小心翼翼地关上门。芬雷欲言又止，他很想要为自己保住一点面子。
“这是一组手机号码。”他说，“即使我打过去也不知道是谁接的，或者他在哪里。”
“你给我听好了，芬雷。”我说，“我才不管那号码是谁的，我只关心它不是谁的，你懂吗?这不是我的号码。所以当你拨号的时候，接电话的会是亚特兰大的约翰或者查尔斯顿的珍妮，然后你就知道那不是我的号码。”
芬雷瞪着我，指头像打鼓一样在桌面上敲打着，不发一语。
“你知道该怎么做。”我说，“拨号过去，随便编个故事，说是搭错线，或说对方帐单未缴，或者说电脑出错，套出对方的姓名与地址。芬雷，动手啊!你他妈的不是个警探吗?”
他弯腰捡起电话号码，用他修长的棕褐色手指把纸条弄回来，然后把纸条拿正好看清楚电话号码，接着拿起话筒拨号，用免提器把声音放出来。房间里回响着电话的等待铃声，跟家用电话那种宏亮的长音不，样，而是比较短促、比较电子化的高音。铃声停了下来，有人接起电话。
“我是保罗·哈伯。”有人答话，“有何指教?”
听来像南方人的口音，从他自信满满的语调可以听出他很习惯讲电话。
“哈伯先生吗?”芬雷说。他看着桌子，把名字写下来，“午安，这里是电话公司的移动通信部门，我是工程经理。我们接获投诉，好像是你的电话有问题。”
“有问题?”对方说，“我看似乎好得很啊，我没有打投诉电话。”
“你拨打时应该是没问题。”芬雷说，“先生，问题出在打电话给你的时候。现在我这里接上了可以测量信号强度的仪器，事实上信号看起来有点弱。”
“我可以清楚听到你的声音。”对方说。
“喂……”芬雷说，“你变得有点小声，哈伯先生，你还在吗?先生，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人在何方，将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我在家里。”对方说。
“好的。”芬雷说，他再度拿起笔，“我可以跟你核对你的确切地址吗?”
“你那里没有我的地址吗?”对方用男人之间开玩笑的语调说，“你不是每个月都想尽办法寄帐单给我吗?”
芬雷瞥了我一眼，我对他微笑，他对我做了一个鬼脸。
“先生，我现在人在工程部。”他也用开玩笑的语调跟对方说，好像他也因为技术问题而感到困扰，“但是顾客的基本数据在另一个部门，我可以拿到，可是需要一会儿工夫，你也知道大公司都是这样。还有，先生，你必须持续跟我说话，因为这个仪器可以让我取得确切的信号强度数据。如果你不想跟我说你的地址，也可以跟我朗诵你最喜欢的诗歌，或者任何东西都可以。”
这个叫哈伯的家伙从电话机的另外一头传来一阵笑声。
“好吧，我就开始说啦，试音、试音……”他说，“我是保罗·哈伯，我在家里，地址是贝克曼车道二十五号。我再重复一遍，贝克曼车道二十五号，位于老旧的小镇马格瑞夫，马儿的马，人格的格，瑞士的瑞，丈夫的夫，隶属于美国格鲁吉亚州。怎样，我的信号强度还可以吧?”
芬雷没有回话，他看起来很忧虑。
“喂?”对方说，“你还在吗?”
“是的，哈伯先生。”芬雷说，“我还在呢。先生，我查不出有任何问题，大概是假警报吧，谢谢您的合作。”
“好的。”那个叫做哈伯的家伙说，“不客气。”
信号中断后嘟嘟嘟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芬雷把话筒挂回去。他坐回椅子里，抬头仰望天花板，开始自言自语。
“妈的。”他说，“就在镇上，这保罗·哈伯是何方神圣啊?”
“你不认识这家伙?”我说。
他看着我，有点难过的样子，好像忘记我就坐在他眼前。
“我来这里才六个月而已。”他说，“谁也不认识。”
他倾身往前，按下紫檀木桌上对讲机的通话钮，把贝克叫进来。
“你听过一个叫保罗·哈伯的家伙吗?”芬雷问他，“住在镇上的保罗·哈伯，家在贝克曼车道二十五号。”
“保罗·哈伯?”贝克说，“当然啊。就像你说的，他住在镇上，已经很久了。是个家居型的男人，史帝文生认识他，大概是姻亲或者是远亲吧。我想他们的关系还不错，会一起去打保龄球。哈伯是个银行家，那种会帮人理财的家伙，你也知道，就是银行界里的大人物之类的，在亚特兰大的某家大银行工作。我偶尔会在这附近遇见他。”
芬雷看着他。
“电话打过去之后，是这家伙接的。”芬雷说。
“哈伯?”贝克说，“住在马格瑞夫镇这个?真是见鬼了。”
芬雷转身面对我。
“我想你应该会跟我说你从未听过这家伙吧?”他问我。
“听都没听过。”我说。
他瞪了我一下。又转身面对贝克。
“你最好出门去把哈伯这家伙给我逮回来。”他说，“贝克曼车道二十五号，天知道他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最好跟他谈一谈。不要对他太凶，他或许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他又瞪了我一眼，接着离开房间，还重重甩上门。贝克走过来把录音机关掉，带我从办公室走回牢房。我回到牢房后他跟着我进来，把手铐脱下，挂回他的腰带上，走出去把门关起来并且启动门锁，等门闩卡上去之后才离开。
“嘿，贝克!”我叫他。
他转身走回来，双眼直直瞪着我，看来不大友善。
“我要吃点东西。”我说，“还要喝咖啡。”
“州监狱会弄饭给你吃。”他说，“巴士六点就来了。”
他转身走出去，因为他必须出勤把哈伯带回来，还要支支吾吾地跟哈伯道歉，请他移驾到警局一趟，芬雷也会对他客客气气的。当我被撂在牢房里的时候，芬雷会很有礼貌地请教哈伯：为什么一具尸体的鞋子里会出现他的电话号码。
我那一团折起来的大衣还放在牢房的地板上，我把它抖一抖，弄平后穿上。我又感到全身一阵寒意，于是我把双手插入口袋，靠在栏杆上企图把报纸看完，借此打发时间。但是我没有心情看报纸，我脑袋里想的问题是，谁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同伙把人打得脑袋开花?又有谁会对一具还在地板上抽搐的尸体乱踢乱踹?谁会愤怒到用尽全身力量把尸体的骨头都踢断?本来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被这类问题困扰了，也不想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又开始想了呢?所以我把报纸丢在地板上，试着想想别的问题。
我发现，如果我紧靠着牢门的最角落，就可以看到整个开放式的警局空间。我的视线可以穿越报案柜台往玻璃门外面看，外面的午后骄阳看来是如此明亮而炽热。大雨过后，外面又是一片干燥与尘土飞扬，里面则让人感受到凉爽明亮，柜台后的警官正坐在桌后的凳子上敲键盘，也许在建档吧。我可以看到柜台下方放了些什么，根据这种柜台的设计原理，站在前方是看不到下方空间的，整齐的隔间里放着纸张与硬壳分类夹、催泪喷剂和一把霰弹枪，以及一些警戒按钮。警官后面那位帮我拓印指纹的制服女警也没闲着，一样敲着键盘。整个大房间虽然安静无比，但到处都可以嗅得到刑事侦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