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我跟她一起在警局外停好车，从局里拿出我的财物袋。然后我们又上路，她在镇上的闹区放我下车，约好几个小时后在警局碰面。我站在星期天早晨热腾腾的人行道上与她挥手道别，感觉已经好多了，好像又活了过来。接下来我要继续访查瞎子布莱克的故事，然后请萝丝可吃午餐，接着逃离格鲁吉亚州这个鬼地方，一去不回。
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在镇上闲逛，东看看西看看，做一些本来该在礼拜五下午做的事。这地方实在不大，老郡道从北到南穿越镇上，称为闹区的地方也只有三、四条街，街上的小店与办公室隔着郡道一一立两旁，每栋建筑都隔着用来送货的巷子，直接通往建筑后方。我看到一间小杂货店、发廊、运动用品店、诊所、律师事务所以及牙医诊所，一栋商业大楼后面是公有土地，四周有白色的尖木桩围栏跟装饰用的树木。街上的商店与办公室上方都装了雨篷，延伸到宽阔的人行道上，人行道上放着板凳，没人坐在上面。事实上，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所以整个地方都是空的，镇民居住的地方离这里都有好几英里路。
从闹区往北一直走下去，经过几百码公有土地后就来到了警察局跟消防队，继续往上走半英里左右，则是安诺餐厅。安诺餐厅再过去半英里，只要往西转就是通往瓦伯顿监狱的路。从那个转角处往北走，一直到仓库与交流道为止，离我站的地方有十四英里路，沿路的郡道上全都杳无人迹。
我可以看见小镇的南边有一片社区的绿地，上面有一座铜像，还有一条住宅林立的街道一路通往西边。我漫步到草坪上，看到上面矗立了一个不怎么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贝克曼车道”。这是哈伯住的地方。沿路每一处看来都没什么差别，因为这是一片长方形的宽敞绿地，有时往左或往右弯，绿地上还有一栋白色的大型木造教堂建筑。教堂四周被樱桃树包围，草坪上工整停放的是一辆辆车身明亮素净的车子。我几乎可以清楚听见管风琴的鸣奏声以及人们的吟唱声。
在社区绿地上被塑成铜像的，是一个叫做凯斯伯·帝尔的家伙，他在大概一百年前干下了我不太清楚的大事。差不多位于贝克曼车道正对面的，是另一条住宅林立的街道，一路通往东边，转角处一间便利商店孤零零地矗立着。这就是整个马格瑞夫镇，城镇规模不大，没多少地方好逛的，只花了我三十分钟就把整个镇给看遍了。
但这里是我看过最安静的城镇，令人感到讶异，几乎每一栋建筑都是全新的或者刷新过，道路像草地一样平顺，人行道也很平坦干净，没有坑洞裂缝，也没有突起的地方。办公室与商店虽小，但看来好像每周重新粉刷似的，草坪、植物与树木也修剪得一丝不苟，老凯斯伯·帝尔的铜像看起来就像每天清晨都被人擦得亮晶晶，教堂的白漆亮得刺眼。到处都有国旗在飘扬，在太阳底下闪耀着红白蓝的光芒。这整个地方整洁到让人紧张兮兮，生怕走过会留下鞋印。
东南角便利商店里卖的东西实在太棒，让我觉得即使礼拜天早上它也应该做生意。店是开着的，但生意不怎么样，整间店里只有收银机后面站着一个人。但是他们有卖咖啡，所以我在小长桌前面点了一大杯咖啡坐着，然后买了一份星期天的报纸。
头版新闻还是有关总统的报导。他现在人在加州，试着向军火商解释为什么他们在过了五十年的黄金岁月之后，好运会戛然而止。他在潘萨可拉市宣布裁减海岸巡防队的预算以后，后续的冲击还在酝酿。海巡队的船只已经在周六晚上进港，除非政府拨发新的预算，否则不会再出海。报纸上写社论的那些家伙对这件事都议论纷纷。
我听到一阵开门的声音，所以放下了报纸抬头看。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在长桌另一边拉了凳子坐下。她比我老，大约有四十岁了，一头黑发，苗条的身上穿着昂贵的黑衣服，肤色苍白，白到几乎发亮。她移动时因为紧张而全身绷紧，我看到她的肌腱像细绳一般缠在手腕上，因为害怕而显得神色慌张。柜台那家伙悄悄走向她，她点咖啡的声音细如游丝，尽管她就在我旁边，而且房间又那么静，我还是几乎听不见。
她并未停留太久，喝了半杯咖啡，双眼一直望着窗外，看到外面来了一辆大型载货卡车后，她浑身发抖。那是一辆全新的卡车，显然还没有拿来载过货。开车的人为了开另一边车门而在车内动了一下，因此我瞥见他一眼——看起来是个顽强的角色，长得很高，宽阔的肩膀上生就一副粗脖子，一头黑发披在长长的衣袖上，年约三十岁。肤色苍白的女人像个游魂似的离开凳子，站起身来，又喝了一口咖啡。当她打开商店大门时，我听到车子引擎轰隆隆空转的声音，她上车后车子还是没有离开，仍然停在街道旁。我把凳子转向柜台那家伙。
“那是谁啊?”我问他。
那家伙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把我当成外星人。
“那是克林纳太太。”他说，“你不认识克氏夫妇吗?”
“有听过这号人物。”我说，“我才刚到这镇上。高速公路附近那座仓库就是克林纳一家的，对吧?”
“对。”他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克林纳先生在这里是大人物。”
“是哦?”我说。
“当然。”那家伙说，“你有听过那家基金会吗?”
我摇摇头，一口喝完咖啡，然后把大杯子推回去要求续杯。
“克林纳成立了基金会，”那家伙说，“对镇上有很多好处。他们是五年前来的，来了以后我们每天都像过圣诞似的。”
我点点头。
“克林纳太太还好吧?”我问他。
他一边帮我续杯，一边摇摇头。
“她生病了，”他说，“病得很重。她的脸色惨白，对吧?有点缺乏血色，看起来就大病在身，或许是结核病。我知道结核病对于病人的影响。她以前是个美人，现在却像住在衣橱里面似的，对不对?她病得很重，我敢跟你打包票。”
“卡车里那家伙是谁呢?”我说。
“克林纳先生前妻的儿子，”他说，“现在这位克林纳太太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听说她跟这个小孩处得不好。”
他向我点点头，表示要结束我们之间的闲聊，走向柜台另一边擦拭一台铬黄色的金属机器。那辆卡车仍在外面。我同意那家伙说的——那女人就像住在衣橱里面似的，她的外型像一株珍贵的兰花，极度缺乏阳光照射与养分滋润，但我不觉得她是个病人，我想折磨她的另有原因，而且我以前曾经看过这种情形一、两次：她纯粹是因为恐惧而备受折磨。至于是对于什么的恐惧，我就不知道了，而且也不想知道，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站起身来，在柜台上丢了一张五元钞票，那家伙找钱时都给我零钱，因为他没有纸钞。那辆卡车还是停在原位不动，驾驶把身体往前倾，胸口抵住方向盘，隔着他的继母往人行道这边看，直接瞪着我。
柜台后方有一面镜子正对着我。我看起来好像搭乘了夜车之后，又在监狱里待了两天。如果我要带萝丝可去吃午餐，真的应该好好修整一下门面。柜台那家伙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你可以去发廊试试看。”他说。
“礼拜天有开吗?”我说。
那家伙耸耸肩。
“店里总是有人。”他说，“从来不像正式打烊了，也从来不像有正式开门营业。”
我点点头，推门走出去。我看到一小群人从教堂里走出来，一边在草坪上聊天，一边正要去取车。除了这里之外，整个小镇看来还是杳无人烟。黑色载货卡车还停在便利商店外的路边，驾驶仍然瞪着我。
我在阳光下往北走，那辆卡车也在一旁缓缓移动，跟我亦步亦趋，那家伙还是前倾趴在方向盘上，双眼朝人行道的方向瞪过来。我开始跨大步走路，他也加速跟着我，接着我突然停下，害他开过了头。我站着不动，那家伙显然觉得实在没必要往后倒车，于是便踩下油门加速离开。我耸耸肩，继续往前走，到了发廊的直条花纹雨篷才停下，试着开门却发现没有上锁，于是我走进去。
这间发廊看起来很棒，跟整个马格瑞夫镇的风格很相称。店里的复古式椅子油亮动人，每件设备都经过精心的擦拭与维护，里面的行头充满了三十年前发廊的风味。三十年前，大家都急着拆掉这种发廊，但现在却都想要重现这种复古风味，因为它可以带大家重温幻想中的美国往日风貌，大家都以为美国以前就是这样。当然啦，至少我以前就觉得美国是这样的——无论是在菲律宾或者慕尼黑，我总是在学校运动场上幻想着绿色草坪与树木、飞扬的旗帜，以及闪闪发亮的发廊，就像眼这家店是两个老黑人经营的，他们刚刚出去溜达了一下，所以现在不算营业中，但也不能说已经打烊。不过他们说可以帮我服务，那意思好像是说——既然我们都在，你又来了，为什么不做你的生意呢?而且我看起来就像需要“急诊”似的。我吩咐他们做哪些服务，包括刮胡子、剪头发，还要给我一条热毛巾，顺便擦皮鞋。墙上到处都是裱起来的头条新闻剪报，都是轰动全国的大事，例如罗斯福总统去世、日本宣布战败、甘迺迪总统遭暗杀身亡，以及马丁·路德·金恩博士遭到谋杀。一台老式的桌面型核桃木收音机发出温暖的声音，周日当天的报纸胡乱折放在窗边的板凳上。
两个老家伙在一个碗里调制刮胡泡，在皮带上来回磨刀，清洗刮胡用的刷子。他们在我身上披了毛巾，然后开始干活，其中一个用老旧的直线型刮胡刀帮我刮胡子，另一个则站在一旁无所事事，我猜或许待会儿他才会上阵。那忙碌的家伙开始跟我谈天说地，就跟一般的理发师一样，开始大谈他的创业经历。他们俩从童年就是哥儿们，一直住在马格瑞夫镇，而且在二次大战前就已经开始当理发师，开业地点显然是亚特兰大。他们从年轻就开始合伙了，因为以前那家店舖的邻近区域被夷平了才搬来这里。他跟我述说一个理发师眼中的州郡历史，有哪些人曾经出现在他的老椅子上，他如数家珍，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物。
“跟我说说克林纳一家好吗?”我说。
他是个健谈的家伙，但是听到这问题却闭上嘴，停下手边的工作，陷入了沉思。
“我确实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说，“那是我们当地人比较不愿讨论的话题，你最好打听别人的事情。”
我披着毛巾耸耸肩。
“好吧!”我说，“你听过瞎子布莱克吗?”
“这个人我倒是听过，”老人说，“我们可以讨论这家伙，没有问题。”
“很好，”我说，“那么，你可以跟我说些什么?”
“很久以前他偶尔会来这儿，”他说，“听说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森维尔市出生，离州界不远处。他好像是一路往北流浪，先经过这里，到亚特兰大，一路到了芝加哥，然后再沿这路线往回走，经过亚特兰大跟这里，最后回到家乡。当时跟现在相差十万八千里，既不能搭汽车，也不能走高速公路——至少对一个穷黑人跟他的朋友而言是如此，只能走路或者搭货车。”
“你听过他的演出吗?”我问他。
他再度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我。
“老兄，我今年七十四岁。”他说，“我们说的是当我还是小男孩时的往事，而且是瞎子布莱克的事。像他这种家伙只会在酒吧里演出，我小时候可没去过酒吧，我想你应该了解。如果我混进酒吧偷听，一定会被揍死。你该跟我的伙伴谈一谈，他的年纪比我老得多。他或许可能听过他演出，不过也有可能忘了，因为他很健忘。连早餐吃啥都忘了，对吧?喂，老朋友，你早餐吃啥?”
另一个老家伙慢慢走过来，靠在我身旁的洗手台边，他的皮肤像橘皮似的，肤色跟那台核桃木收音机差不多。
“我不知道我早餐吃些什么。”他说，“连吃了没有都不记得。可是你给我听仔细，或许我是个老家伙，但事实上老家伙的记性才好呢!你也知道，老家伙总是记不起最近发生的事情，但以前的事情记得可清楚了。你必须把记忆当成一个老水桶，知道吗?如果里面装满了老东西的话，新东西就装不进去了。绝对装不进去，你懂吗?所以新东西我记不起来，因为我的老水桶里装的都是以前的老东西。你知道我在说啥吗?”
“我当然懂，”我说，“所以，很久以前你是不是有听过他的演出呢?”
“谁?”他说。
我轮流看着他们两个。难道他们每天都重复着这种一问一答的把戏吗?
“瞎子布莱克。”我说，“你有听过他的演出吗?”
“没有，我没听过。”那老家伙说，“但是我姊姊听过。我有个姊姊已经九十几岁了，真是上帝保佑，她还活着。她以前偶尔会唱歌，而且跟瞎子布莱克一起唱过好几次。”
“真的?”我说，“跟他一起演出?”
“千真万确。”那一身橘皮的老家伙说，“几乎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跟她合作过，你要知道，这座老镇位在通往亚特兰大的宽敞大道上。那条年代久远的郡道经过这里后，就直接往南通向佛罗里达州。它曾是往来格鲁吉亚州南北两端的唯一道路。当然，现在你可以走高速公路直接掠过这里，不会下车来买点东西，也可以搭飞机什么的。马格瑞夫现在已经没落了，没有人会再来这儿了。”
“那么，瞎子布莱克会在这里停留啰?”我鼓励他继续说下去，“你姊姊曾跟他一起唱歌?”
“每个人都会在这里停留。”他说，“当时我们镇上北边的酒吧多得是，还有人为过客提供一些包吃包住的房间。以前从这些漂亮的草坪到消防队那一带，到处都是酒吧与投宿的地方，到现在不是已经拆掉，就是已经倒塌。真的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来光顾。当年镇上的光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一群一群人进进出出，总是络绎不绝，里面有工人、帮忙收割的临时工、鼓手、拳击手、流浪汉、卡车司机、乐手。各种会在这里停留演出的人，我姊姊就跟他们搭配演出。”
“那么她记得瞎子布莱克吗?”我问他。
“她当然记得。”那老人说，“她说过他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乐手，还说他的演出真的很精采，确实很精采。”
“他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你知道吗?”
老家伙努力回想，试图在他渐渐逝去的记忆中捕捉些什么，结果他那斑白的头摇了几下。接着他从保温箱里拿出一条湿热的毛巾铺在我脸上，开始帮我理发，最后他坚决地摇摇头。
“我也说不上来。”他说，“他不时在这条郡道上来来去去，这我记得一清二楚。但是三、四年后他就不见踪影了，而且当时我在亚特兰大待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他在这里的状况。据说他被人杀掉，有可能是在马格瑞夫镇，也有可能不是。他惹上大麻烦，结果害死了自己。”
我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老收音机，从一卷钞票里拿了二十块给他们，然后就匆匆回到闹区，继续往北走。现在已经接近中午了，太阳热得像在烤肉，对于九月而言，这种天气算是很热了。外头没有人在走路，柏油路的热气更是一阵阵袭来。瞎子布莱克或许也曾顶着中午的热气走这条路，当那两个老理发师都还是孩子时。这条路是往北延伸到亚特兰大与芝加哥的主要干道，同时也是通往工作、希望与金钱的路，所以中午的热气未曾阻绝人们前往目的地的决心。但现在这条路只是一条平顺的柏油小路，没办法替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
我在大太阳底下走了几分钟才抵达警局，经过潮湿的草坪时又看到一座铜像，然后我拉开入口那扇沉重的玻璃门，走进警局便感到一阵凉爽。萝丝可已经在等我，她靠在报案柜台上。在她身后的警员办公区里，我可以看到史帝文生正焦急地讲电话。萝丝可的脸色苍白，看来忧心忡忡。
“我们又发现另一具尸体。”她说。
“在哪里?”我问她。
“又是在仓库里，”她说，“这次是在郡道的另一头，地点就在交流道下方，高速公路要往上爬升的路段。”
“谁找到的?”我说。
“芬雷。”她说，“今天早上他去了那里，到处勘查，想要发现跟第一具尸体有关的蛛丝马迹。有助厘清案情，对不对?结果发现的却是另一具尸体。”
“查出死者的身分了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
“无法辨识，”她说，“跟第一具一样。”
“芬雷现在人在哪里?”我问她。
“跑去找哈伯。”她说，“他觉得哈伯应该知道内情。”
我点点头。
“尸体放在那里多久了?”我说。
“或许两、三天了。”她说，“芬雷说，礼拜四晚上发生的或许是一桩双尸命案。”
我又点点头。哈伯确实知道内情，安排死者与光头高个儿调查员见面的人就是他，但他本来以为死者侥幸逃过一劫，还为此感到很纳闷，实际上那家伙根本没能躲掉。
我听到有车子驶入外面停车场的声音，大玻璃门打开后，是芬雷探头往里面看。
“萝丝可，咱们去停尸间。”他说，“李奇，你也来。”
我们跟着他走到外面的大太阳底下，三个人都上了萝丝可那辆没有警局号志的车，芬雷的车子就留在原地不动。开车的是萝丝可，我坐在后面，芬雷坐在前面的乘客座位，为了同时跟我们俩讲话，他还特地把身体转过来。萝丝可把车开出警局停车场，往南行驶。
“我找不到哈伯。”芬雷说这句话的同时看着我，“他家里没有人，他跟你说过他要去哪里吗?”
“没有。”我说，“一个字也没透露，我们整个周末几乎没交谈。”
芬雷对我哼了一声。
“我必须查出他知道多少内情。”他说，“这是个大案子，而且他知道内情，我他妈的可以确定这一点。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我还不敢确定自己要站在谁那边。或许我该帮助芬雷，但如果芬雷开始查东查西，不管哈伯被扯进什么阴谋里面，他跟家人肯定会没命的。所以我想我只要透露一部分他说的话，然后尽快离开这鬼地方·因为我不想被牵扯进去。
“你拨了他的手机吗?”我问他。
芬雷咕哝了两句之后摇摇头。
“关机了。”他说，“我是听电脑语音信箱才知道的。”
“他有来局里拿手表吗?”我问他。
“拿什么?”他说。
“他的手表啊!”我说，“礼拜五他把一只价值上万元的劳力士表留给贝克。当时贝克正要帮我们上手铐，把我们送去瓦伯顿监狱。他有来拿吗?”
“没有。”芬雷说，“没人跟我说这件事。”
“那就对了。”我说，“所以他因为有急事而出门了。就算哈伯这种浑球也不会忘记上万元的名表，对吧?”
“有什么急事?”芬雷说，“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他没跟我说什么要紧事。”我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几乎没有交谈。”
芬雷从前座怒气冲冲地瞪我。
“李奇，不要糊弄我。等我逮到哈伯，我就要把你关起来，好好逼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不要跟我说他整个周末都没讲话，像他那种家伙才不会这样。既然你我都心知肚明，那就别糊弄我了，好吗?”
我只是对他耸耸肩。他根本没有机会逮捕我。不管停尸间在哪里，我都可以就近搭上巴士，只可惜我会因此错过跟萝丝可吃午餐的机会。
“那么，这具尸体有留下哪些线索吗?”我问他。
“跟上一具差不多。”芬雷说，“看来像是同时遇害，枪击致死，而且可能是同一把枪。这具尸体在死后没被人乱踢乱踹，但有可能是同一起命案。”
“不知道名字吗?”我说。
“他叫谢曼，”他说，“除此之外，一概不知。”
“多说一点给我听。”我说。我或许是有职业病才会问他吧。芬雷想了一会儿，决定回答问题，看来好像把我当成搭档似的。
“一具无法辨识身分的白人男性尸首。”他说，“情况跟第一具一样，没身分证件，没皮夹，没有显著特征。但是这具尸体戴了一只金表，表的背面刻着‘送给谢曼，爱你的茱蒂’。他的年纪大概是三十或三十五岁，很难讲，因为他已经在那里躺了三个晚上了，身上到处都是小动物的囓痕。他的嘴唇跟眼睛都被啃掉了，但右手臂压在身体下面，所以保持得比较完整，我也采到一些清晰的指纹。我们一个小时前就开始比对指纹的工作，运气好的话，应该会有一些结果。”
“枪伤痕迹呢?”我问他。
芬雷点点头。
“像是同一把枪干的，也是小口径的软头型子弹弹壳。看起来第一枪可能只打伤他，他还有办法逃命。后来他又中了几枪，但还是撑到高速公路下方的藏身处，最后倒在地上，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他没有被乱踢乱踹，因为凶手找不到他。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想了一下。礼拜五早上八点的时候，我刚好经过两人陈尸地点的中间点。
“你猜他叫谢曼?”我说。
“他的名字就刻在表上。”芬雷说。
“也有可能不是他的表。”我说，“如果是偷来的?继承来的?从当舖买来的?或者在街上找到的呢?”
芬雷只是又咕哝了两句。现在我们大概在马格瑞夫镇南方十英里远的地方。萝丝可在郡道上一直都以高速行驶，此时她在一个岔路减速，朝左边的路口走，可以看到地平线就在前方的远处。“我们要去什么鬼地方啊?”我说。
“郡立医院。”芬雷说，“位于南边的黄泉镇，与马格瑞夫中间隔了一个镇。已经不远了。”车子继续开着，在地平线那端，可以看见黄泉镇成了蒸腾热气里的一个小黑点。通过镇的边界不久后，就来到郡立医院。医院旁没有多少建筑物，这间医院成立时一定还有很多传染病，因此病人必须住在这种隔离的环境中。整间医院很大，几亩的土地上散布着一栋栋低矮宽阅的建筑物。萝丝可放慢速度，我们来到了入口的车道，颠簸地通过地面突起的路障之后，驶到几栋后端相连的建筑物前面。停尸间是一栋长长的小屋子，前面有一扇开着的铁卷门，我们把车停在院子里，没有挡住门口。我们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走进门。
一位医生跟我们碰面，把我们领进一间办公室。他坐在一张铁桌子后面，挥手示意芬雷与萝丝可在凳子上坐下，我则靠在电脑终端机与传真机之间的一个柜台上。这个机构不怎么有钱，机器设备都是多年前买的，有的老旧不堪，有的残缺不全，看起来凌乱无比，跟马格瑞夫警局简直有天壤之别。坐在桌子后方那家伙看来很累，他的年纪不大不小，大概跟芬雷差不多，身穿一件白外套。他看起来像是那种专业能力可以信赖的家伙，也不自我介绍，好像认为我们理所当然知道他是谁，做的是什么工作。
“各位，你们要问些什么呢?”他说。
他轮流看着我们，等我们发问，我们则回看着他。
“跟上一具尸体是同一桩案子吗?”芬雷问。他那充满哈佛风味的嗓音跟这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实在不太搭轧。医生对他耸耸肩。
“虽然第二具尸体到我手上才一个小时而已，”他说，“但我会说是的，是同一件案子。几乎可以确定是用同一把凶器犯案，看来都像是小口径的软头型子弹。子弹的飞行速度较慢，看来枪口加装了灭音器。”
“小口径?”我说，“多小?”
医生用疲倦的眼神往我这边看。
“我不是武器专家，”他说，“但我猜是点二二口径的。弹孔看起来好小，所以我想是软头型点二二口径。以第一具尸体为例，子弹穿进去的裂痕很小，但穿出时却留下两个血肉模糊的大伤口，这是小口径软头型子弹的特色。”
我点点头。这就是软头型子弹的功能。它进去身体后会产生很强大的破坏力，变成一个大小跟二十五分硬币一样的铅弹头，不论遇到什么细胞组织，都会被它摧毁穿越，穿出身体的时候打出一个大洞。而且慢速的点二二口径软头型子弹搭配灭音器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子弹离开枪口时的初速度低于音速，就可以使用灭音器。要是不用，子弹击中目标前会砰的一声发出巨响，好像一架小型的战斗机一样。
“好的。”我说，“那他们遇害的地点也就是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吗?”
“毫无疑问。”那家伙说，“两具尸体都有明显的血液沉淀现象。”
他看着我，希望我开口问他什么是“血液沉淀”。我知道那是什么现象，但我想基于礼貌，我还是装出一脸疑惑的表情看着他。
“意思是死后的血液沉淀。”他说，“是一种黑色的瘀血现象。人死的时候血液会停止循环，对不对?那是因为心跳已经停止了。血液会受到地心引力的牵绊，全部往身体的底部流动，流进位置最低的血管。所以不管尸体是在哪里倒下，血液都会流到接触地面的皮肤，跑进微血管里。红血球先停下来，皮肤因此变成红色，等到它们凝固后，色块就固定下来了，就像照片一样。几个小时后，这些色块就永远不会改变了。第一具尸体的色块跟他在仓库前庭的陈尸处完全吻合。他被枪击后跌在地上死掉，让人像发疯似的踹了几分钟，然后在地板上躺了将近八小时，毫无疑问。”
“你明白他为什么会被乱踹吗?”芬雷问他。
医生摇摇头并且耸耸肩。
“我从没亲眼看过这种情况。”他说，“我偶尔会在杂志里看到这种案例，显然凶手大概有精神病，很难解释。对于死者来讲没有差别，不会造成进一步伤害，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我想那个乱踹的家伙可能只是想出口气吧!那股怒气真是不可思议，好像气疯了似的，伤势非常严重。”
“第二个家伙呢?”芬雷问他。
“他是逃走的。”医生说，“被人在近距离朝背后开了第一枪，但是没有被打死，所以他继续逃命。在逃命的路上又被开了两枪，一枪打中颈部，致命一击则是在大腿，把他的股动脉给打爆了。他逃到高速公路要往上爬升的路段，然后躺下来因为流死过多而死亡。毫无疑问。如果星期四没有整晚下雨的话，我确定路上都可以看到他流血的痕迹，因为我确定有一点五加仑的血液已经不在那家伙体内，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此刻大家都默不作声。我想像着第二个死者在路上逃命时的绝望心情。他努力想找到一条生路，但是却中了弹，只能逃到了高速公路上坡路段的下方，一个人慢慢死去，身旁只有一群夜行小动物安静窸窣的脚步声。
“好，”芬雷说，“那我们就有根据可以假设两个死者是在一起的。开枪的人是三个凶手之一，他出现时让两位死者吓了一跳，第一个死者被他朝头部开了两枪，第二个死者则企图离开现场，结果在逃命的路上被打中三枪，是不是?”
“你假设有三个凶手?”医生说。
芬雷看着我点点头，因为这是我提出的理论，要由我来进行解释。
“三个人有不同的人格特质。”我说，“一个是神枪手，一个是狂热的疯子，还有一个没用的家伙负责掩藏尸体。”
医生慢慢地点点头。
“我可以接受这种说法。”他说，“第一个家伙是被近距离击中，或许我们可以假设他认识凶手，所以凶手才有机会靠近他?”
芬雷点点头。
“一定是这样，”他说，“五个家伙一起碰面，其中三个人攻击另外两人。这是个大案子，对吧?”
“知道凶手是谁了吗?”医生说。
“我们甚至连死者是谁都还不知道。”萝丝可说。
“你对死者有何看法?”芬雷问医生。
“关于第二个死者，我只知道他的表上刻了名字。”医生说，“他在一个小时前才刚被送上我的验尸台。”
“所以你对第一个有看法?”芬雷说。
医生开始翻阅他桌上的笔记，但此刻他的电话铃响了。他接起来答话后，按下保留键，把电话转给芬雷。
“找你的。”他说。芬雷从凳子起身往前站，接过话筒，听了一会儿电话。
“好的，”他对着话筒说，“只管把它印出来，然后传真到这里。好吗?”
然后他把话筒交还给医生，坐回凳子上，脸上露出了微笑。
“打电话过来的是史帝文生，他在局里。”他说，“第一个死者的指纹终于比对出一笔相符的数据，看来重新比对一次指纹是正确的决定。史帝文生很快就会把数据传真过来。那么医生，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发现，好让我们把线索汇整起来。”
这位身穿白袍、看来疲惫不堪的家伙耸耸肩，拿起了一张纸。
“第一个死者?”他说，“我没啥了不起的发现，他的尸体已经不成人形。他是个高大强壮的家伙，顶着一个光头。最主要是他补牙的痕迹。看来这家伙曾在世界各地补牙，有些材质是美国制的，有些则是看起来像美国制的，还有一些是外国制的。”
我身旁的传真机开始发出哔哔声以及纸轴隆隆卷动的声音，一张薄纸跑了出来。
“那么，我们该下什么结论?”芬雷说，“那家伙是个外国人吗?或者是个美国人，但是住过外国之类的?”
纸张发送出来后，上面写满了数据，传真机也停止转动，不再出声。我拿起纸张瞥了一眼，接着我仔细看了两遍，浑身感觉到一阵寒意，像是全身结冰而瘫痪似的，完全无法动弹。我不敢相信我在传真纸上看到的东西，真是一阵青天霹雳。我瞪着医生，开口对他说话。
“他是在外国长大的。”我说，“他曾在每个居住地补牙，八岁时右臂曾经骨折，在德国打上石膏，并且在首尔的医院开刀切除扁桃腺。”
医生抬头看我。
“他们有办法从指纹判读出这些数据?”他说。
我摇摇头。
“那个家伙是我的兄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