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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中学的化学教育是在七个不同学校完成的,学到的东西并不多,只留下了大略的印象。有一件事我倒是记得——只要在玻璃试管里面丢点小东西进去,轰的一声爆炸后,什么东西都留不住。不要小看小小的粉末,它的效果是你无法想像的。

  我对茉莉的感觉就是如此。我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听过她,但我简直快气疯了,连我也不知道自己会那么生气,甚至跟乔伊的死比起来,她的死让我更难过。乔伊是因为职责所在而死,他自己也很清楚,我想他应该会认命才对。从乔伊跟我懂事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凡事皆有风险,同时也清楚自己该负的责任,但是茉莉跟我们不一样。

  我在化学实验室里还学到另一件事:压力。压力可以把木炭变成钻石;压力可以改变很多事物,而压力正在改变我。我非常愤怒,也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而且脑海里还不断浮现茉莉从空桥走出来的那一幕。她跨步走出来,决定要跟乔伊的小弟碰面,并且帮助他,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她拿着一只公事包,里面放着一些她不该印的文件,为我跟乔伊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这些影像就好像巨大的压力一样,而我现在就像被挤压的地层。要不就是把我压死,要不就是把我变成钻石。

  我们待在机场里的短期停车场,靠在萝丝可那辆车前方的挡泥板上,因为震惊而讲不出话。已经礼拜三了,快要下午三点。芬雷想要进去插手,但是被我拉住,他说那是他的职责,我对着他大叫: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我硬是把他拉出机场航厦,直接把他押上车,因为我知道,是输是赢,就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做了。

  “我们一定要拿到格雷的文件。”我说,“这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事。”

  芬雷耸耸肩,不再挣扎。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他说。

  萝丝可点点头。

  “走吧。”她说。

  她跟我一起走路去开车,芬雷一路都走在我们前面,我们俩连半句话也没讲,芬雷则是沿路自言自语,有时大吼大叫,有时大声咒骂,坐进车子以后,头还前后摇晃个不停,对着挡风玻璃咒骂喊叫嘶吼着。

  一进警局大门,就看到帝尔背靠在报案柜台上等着我们,一只布满老人斑的手紧握着拐杖。看到我们进门后,他就一拐一拐地走到开放式警员办公区里,挑了最靠近文件室门口的桌子坐下。

  我们经过他之后走进紫檀木办公室,坐下来等他走人。我从口袋拿出那张被乔伊撕掉一部分的纸,推到桌子另一边给芬雷看,他仔细查看一遍。

  “线索不多,是吧?”他说,“那标题是什么意思?E Unum Pluribus?字的顺序颠倒了,对不对?”

  我点点头。

  “这样就变成‘由一而多’。”我说,“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耸耸肩,又把那张纸重读一次,我看着他仔细研究的样子。这时候有人用力敲门,贝克走了进来。

  “帝尔要离开警局了。”他说,“去停车场找史帝文生讲话。需要我帮忙吗?”

  芬雷把那张纸给他。

  “帮我印一份,好吗?”

  贝克走出去复印,芬雷用指头很有节奏地在桌面弹敲着。

  “那些缩写字母是什么意思?”他说。

  “我看得懂的,都是死者的名字。”我说,“哈伯跟茉莉。还有普林斯顿跟哥伦比亚两家大学的电话,最后一个是纽奥良的一位警探。”

  “那史托勒的车库呢?”他说,“你去查过了吗?”

  “查不到东西。”我说,“只有几个冷气机的空纸箱,是去年他载货去佛罗里达时顺手偷回来的。”

  芬雷咕哝了两句,贝克又走了进来,把乔伊那张纸跟复印本都拿给我,我留下正本,把影本给了芬雷。

  “帝尔走了。”贝克说。

  我们急忙走出办公室,瞥见那辆白色凯迪拉克慢慢开出停车场,于是便推开文件室的门。

  马格瑞夫是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但是格雷却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在这里搞了一屋子的文件,我已经好久没看过堆积如山的纸了。房里四面墙边都摆着跟房间一样高的橱柜,珐瑯制的柜门看来很清爽,我们把门都打开,柜子里堆着一排排文件。文件都是用像信纸一样大小的盒子装着,一定有上千个。盒子都是纤维板做成的,盒子前方贴着标签,有需要的话,可以用标签下面的小拉环把盒子抽出来。靠门左边的最上方架子是文件名称以A开头的区域,依序摆放,Z开头的文件已经排到门右边下面的柜子里。K开头的文件摆在正对着门口的柜子里,位置在中间偏左,与眼睛视线同高。

  在“克兰恩”以及“克里普斯普林格控告格鲁吉亚州政府”两个文件盒中间,我们找到一个盒子上贴了“克林纳”的标签。我勾住拉环把沉重的盒子抽出,交给芬雷,一起跑回紫檀木办公室,把盒子放在紫檀木桌上打开,里面都是一些泛黄的老旧纸片。

  但那些纸是被掉包过的,跟克林纳没有关系,一丁点也没有。里面变成了一叠三英寸高的警局备忘录,都是些陈年的勤务流程规范,十几年前就该清掉了,全都是些过时的数据。如果苏联用导弹攻打亚特兰大怎么办?如果黑人想要坐在巴士的前半段怎么办?诸如此类乱七八糟的问题,而这些流程规范会教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一份文档的标题是以K开头的,没有只字词组是有关克林纳的。我凝视着那一叠三英寸高的纸堆,感觉到身上的压力愈来愈沉重。

  “有人比我们快了一步。”萝丝可说,“他们把克林纳的文件抽掉,换成这堆垃圾。”

  芬雷点点头,但我却摇摇头。

  “不是这样的。”我说,“这说不过去。如果是那样,整个盒子都会被丢掉。一定是格雷自己搞的鬼,他必须把东西藏起来,但是又不能把文件的顺序弄乱;所以他把盒子里的东西抽掉,用这些旧数据替换,一切看来还是整整齐齐。妳说他是个一丝不苟的家伙,对不对?”

  萝丝可对我耸耸肩。

  “格雷藏的?”她说,“是有可能。他的枪就藏在我桌子里,我想他有藏东西的习惯。”

  我看着她,她说的话让我灵机一动。

  “他什么时候把枪给妳的?”我问她。

  “圣诞节过后。”她说,“就在他死前不久。”

  “这件事有点蹊跷。”我说,“他是个干了二十五年的资深警探吧?一个杰出的警探,资深而且受人尊敬的家伙。像他这种人如果要保存自己的武器,干嘛遮遮掩掩的?他不会有这一类困扰。他把盒子交给妳,真正的目的是藏东西。”

  “他就是要藏枪啊。”萝丝可说,“我跟你说过了。”

  “不是。”我说,“我不相信。那把枪只是个烟雾弹,他只是为了确保妳会把盒子锁在抽屉里。他根本不必藏枪,像他那种家伙,即使他想拿核子弹来当私人的武器,都没人敢说一句废话。一把枪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正的秘密是盒子里的其他东西。”

  “但盒子里没有其他东西啦!”萝丝可说,“当然不可能藏什么文件吧?”

  我们站了一会儿,然后夺门而出,跑到萝丝可停在停车场里的雪佛兰旁边,从后车厢拿出格雷的文件盒,打开后我把“沙漠之鹰”递给芬雷,看一看那盒子弹,里面没东西,文件盒里没有其他东西了。我把盒子抖一抖,检查盖子,还是没东西。接着我把盖子拆开,发现角落的纸板夹层里用胶带黏着一把钥匙,从外面根本看不见。是已经死去的格雷藏的。

  我们不知道那把钥匙可以用来开什么,但一开始就排除了警局与格雷家里的东西。像他如此谨慎的人,不可能挑选那么明显的地方。我凝视着那把钥匙,感觉身上的压力愈来愈沉重。我紧闭双眼,在脑海中重建当时的情境——他小心翼翼把盖子的角落掀开,黏上盖子,然后把盒子交给他的朋友萝丝可,看着她把抽屉推回去并且锁上,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些画面好像电影片段一样在我脑海里播放了两次后,我脱口说出钥匙可以用来开什么东西。

  “那钥匙可以用来开启发廊里的某件东西。”我说。

  我从芬雷手上拿回“沙漠之鹰”,催促他跟萝丝可赶快上车。开车的是萝丝可,车子发动后开出停车场,往小镇的南边前进。

  “为什么是发廊呢?”她说。

  “那是他习惯光顾的地方。”我说,“是那个老家伙告诉我的,一周三、四次,镇上只有他一个白人会去,所以感觉起来那是个安全的地方,不论是帝尔或克林纳,任何人都不会去的。而且他也没必要去啊,不是吗?妳说他留着浓密的落腮胡,但没有头发。他不是去理发的,是因为他喜欢那两个老家伙,所以他找他们帮忙,要他们帮忙藏东西。”

  萝丝可在发廊外面的街道上把雪佛兰停下来,我们急忙下车冲进店里。里面没有顾客,只有两个老家伙在自己的椅子上坐着,无所事事。我拿钥匙给他们看。

  “我们来拿格雷的东西。”我说。

  比较年轻那个摇摇头。

  “朋友,我可不能给你。”他说。

  他走过来把钥匙拿走,走到萝丝可身边,把钥匙放在她的手心里。

  “这样就可以啦。”他说,“格雷老先生交代的,不能给任何人,只能给他的朋友萝丝可小姐。”

  他又把钥匙拿走,退回水槽边,弯腰用钥匙开启一个嵌在水槽下方的桃木窄抽屉,拿出三个文件。每个文件看起来都很厚,放在牛皮纸袋里。他给我、萝丝可与芬雷各一个文件,然后比个手势叫他的合伙人跟他一起往里面走,让我们单独留下来。萝丝可坐在窗边那张有衬套的板凳上,芬雷跟我顺势找一张理发椅坐下,把脚放在金属踏板上,开始读文件。

  我的文件是一叠厚厚的警方纪录。全都是复印过后又传真过来的,等于经过了两次模糊处理,但文本依稀可以辨识。这个文件是由纽奥良警局重案组第十五分队,詹姆士·史匹伦萨警探所创建。八年前,史匹伦萨曾经负责侦办一个凶杀案,此后又陆续负责了七个凶杀案。最后他手头的案子居然涉及了八条人命,但是都没有破案,半个都没有,简直失败透了。

  但是他办案非常卖命,调查得非常仔细,不辞辛劳。第一个受害者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他是个专家,正在参与研发某种制作棉布的新化学配方。第二个受害者是第一位受害者厂里的领班,当时他已经离开工厂,正打算募集创业基金,自立门户。

  接下来六位受害者都是政府官员,而且都是环保署纽奥良办事处的员工,正在查一件案子。那案子是关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污染问题,鱼类大量暴毙,污染源须从三角洲往上追溯两百五十英里,有一家位于密西西比州的纺织原料处理厂将化学废弃物排入河流中,氢氧化钠、次氯酸钠以及氯等物质混进河水中,变成一种致命的酸性混合液体。

  八位受害者的死法都一模一样:都是被装了灭音器的点二二自动手枪打爆了头,两枪毙命,又俐落又有效率。史匹伦萨认为是职业杀手干的,他用双管齐下的方式追查凶手:第一,动用所有的资源,逼黑道把杀手交出来。杀手的人数本来就不多。史匹伦萨和伙伴跟所有的杀手都谈过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跟案子有关的事。

  史匹伦萨的第二个方式走传统路线——查出谁能从中获利。没有多久,他就勾勒出案子的全貌,那家密西西比州的纺织原料处理厂嫌疑最大。死掉的八个人对处理厂都有威胁:前两者是商业竞争的对手,其他六个人则曾经放话要让处理厂关门大吉。史匹伦萨把处理厂的老板揪了出来,对他进行了一年的密集调查,我手里的文档就是调查过程留下的口供,而且史匹伦萨还把联邦调查局跟国税局给扯了进来,翻遍了每个户头里的每一分钱,如果有哪一笔现金支出无法说明用途,可能就是付给了逍遥法外的杀手。

  经过一年调查,没有任何结果。在调查过程中,史匹伦萨还发现了一堆狗屁倒灶的事。史匹伦萨深信,处理厂老板杀了自己的老婆,而且断定他老婆是被活活打死的。那家伙后来再婚,史匹伦萨还特地用传真对当地警局提出警告。那家伙的独子是个疯子,在史匹伦萨眼里是个比他老爸还糟糕的浑球,铁石心肠的疯子。处理厂老板处处包庇自己的儿子,掩护他,出事就用钱解决,那小子在十几个精神病院都曾有就医纪录。

  但是没有一件事能把他定罪,纽奥良的联邦调查局对这案子也失去了兴趣,史匹伦萨只能以结案收场,把一切都忘掉,直到格鲁吉亚州穷乡僻壤的一个老探长用传真跟他联系,问他有关克林纳家族的事情。

  芬雷阖起他手上的文件,把他的椅子转过来面对我。

  “克林纳基金会是个幌子。”他说,“彻头彻尾的幌子,他们用基金会来挂羊头卖狗肉,证据都在这里,格雷调查得一清二楚,每一笔帐都清查过了。基金会每年花费几百万,但是帐面的收入却是零,一毛钱也没有。”

  他从文件里抽出一张表格,靠过来拿给我。那是记载收支状况的表格,基金会的花费都写在上面。

  “看到了吗?”他说,“真不可思议,他们居然花那么多钱。”

  我看着那张纸,表格里面登载了巨大的数额,我点点头。

  “恐怕不只这些。”我说,“我在这里待了五天,对吧?之前我花了半年时间游走美国各地,更早之前则是在世界各地驻扎。到目前为止,马格瑞夫是我看过最干净、保养得最好、花木最整齐的地方,就算国防部五角大厦或者白宫也没被这样照顾过。相信我,我去过那里。马格瑞夫的一砖一瓦都是全新的或者被翻修得像新的,找不到一丝缺点,完美到让人感到害怕,想想看要花多少钱才能做到这种地步。”

  他点点头。

  “而且马格瑞夫是个怪地方。”我说,“大部分时间这里连个鬼影都没有,更别说人了,整个镇上可说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也没有任何其他活动,更没有半个人在赚钱。”

  他一脸茫然地看我,不懂我说的话。

  “你想想看。”我说,“以安诺餐厅为例,整家店都是新的,新得发亮,用餐时的最佳去处,但是却没有半个顾客上门。我去过好几次了,店里总是小猫两三只,女服务生的人数还比顾客多。安诺到底怎么缴纳他的帐单?还有日常开销跟贷款?这镇上每家店的情形都一样。你看过川流不息的顾客在任何一家店进出吗?”

  芬雷想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这发廊也是一样。”我说,“我在礼拜天跟礼拜二早上各来过一次,那老家伙说我来的这两次之间,四十八小时之内他们居然没有任何顾客上门。”

  接下来我暂时不开口,想一想那老家伙还说了些什么。我发现必须重新评估那浑身橘皮的老家伙所说的话。

  “那位老理发匠。”我说,“他跟我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本来我以为他疯了。我问他,如果没有顾客,你们怎么过日子。他说他们不需要顾客就可以过日子,因为克林纳基金会给的钱就够了。所以我又问,什么钱?他说他们会固定给一千块,所有的商家都拿得到。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某种一年一千块的商业补贴,对不对?”

  芬雷点点头,似乎觉得很合理。

  “我只是跟他闲聊。”我说,“就像你坐上发廊的椅子也会跟人聊天。所以我就说,一年一千块是还不错,但那根本就像塞牙缝一样,是不是?你知道接下来他跟我说什么?”

  他摇摇头,等待我的答案。我专心回想,想要一字不差地转述那老家伙的话,我想要看看芬雷会不会跟我一样,不把这句话当一回事。

  “他跟我说的时候好像是个天大的秘密。”我说,“光是提起这件事就好像让他很为难。他低声跟我说,其实不该告诉我的,但是他愿意讲,因为我认识他姊。”

  “你认识他姊啊?”芬雷一脸讶异地问我。

  “没有啦。”我说,“他搞混了。礼拜天我问他有关瞎子布莱克的事情,你知道,就是那位很久以前的吉他手。他说他姊六十年前就认识他了。就因为这样,他搞混了,以为我认识他姊。”

  “那天大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说。

  “他说不是一年一千块。”我说,“是一个礼拜一千块。”

  “一个礼拜一千块?”芬雷说,“一个礼拜?会不会太扯?”

  “我不知道。”我说,“当时我还以为那老家伙疯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一个礼拜一千块?”他又说了一遍,“这笔商业补贴还真可怕,这样等于一年可以拿到五万二,李奇,这可是一笔大钱。”

  我想了一下,用手指着格雷查核过的总数。

  “如果是这样话,这个数字就兜得起来了。”我说,“如果他们这样花钱,需要这个数字才能摆平。”

  芬雷陷入了沉思。

  “整个镇都被他们收买了。”他说,“他们一点一点,暗中收买,这里一周给一千,那里一周给一千,整个镇都被收买了。”

  “对。”我说,“克林纳基金会变成整个小镇的金鸡母,谁敢冒险宰杀金鸡母?大家都口风变紧,哪里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绝对会照做。”

  “对。”他说,“如此一来,克林纳父子就算杀人也没事。”

  我看着他。

  “他们确实杀了人。”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芬雷说。

  “首先要查出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我说。

  他好像在看疯子一样看着我。

  “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他说:“他们在那仓库里印一堆伪钞啊!”

  我对他摇摇头。

  “不对,他们没有。”我说,“美国境内不可能印制大量伪钞,乔伊把所有的活动都封锁起来了,那种事只会发生在国外。”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芬雷问我,“我想这整件事都跟伪钞有关,不然乔伊怎会被牵扯进来?”

  萝丝可从窗边的板凳上望着我们。

  “这整件事都跟伪钞有关。”她说,“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一清二楚。”

  她一手拿着格雷的文件。

  “有一部分解答就在这里。”她说。

  接着她另一手拿起发廊里的报纸。

  “另一部分解答在这里。”她说。

  芬雷跟我一起在板凳上坐下,仔细端详她刚刚在看的文件。那是一份跟监纪录,格雷躲在高速公路交流道下方监看货车进出仓库的情形,一共留下了三十二天的纪录。他把结果仔细列出,共分为三部分。前十一次,他目睹每天都有一辆货车从南边开上来,一早抵达仓库。他也看到整天都有货车开出仓库,有的往北,有的往西。他根据货车的车牌号码,依照目的地将货车分类。他一定是用望远镜监看。货车的目的地分布各地,从加州往上横跨麻萨诸塞等各州。根据这十一天的纪录,有十一辆货车开进来,六十七辆货车往外开,平均每天一进六出,都是小货车,可能一个礼拜只有一吨货物进出。

  格雷的第一份日志都是登记同一年的数据,第二份日志则是下一年度。他出了九次任务,看到五十三辆出货的货车,跟以往一样也是每天六辆,出货地点也都大同小异,但是进货的日志就不同了:前半年还是照旧,一天一辆进来;可是到了下半年度,进货增加了,一天会有两辆货车进仓库。

  跟监日志的最后十二天又不一样了,这些纪录都是在他去世前五个月完成的,从去年秋天开始,到今年二月为止。根据日志显示,还是一天会有六辆卡车出来,目的地分散各地,但是没有任何货车开进仓库,一辆也没有。从去年秋天开始,货物就只出不进。

  “这意味着什么?”芬雷问萝丝可。

  她往后坐,露出微笑,对一切已经了若指掌。

  “很明显了,不是吗?”她说,“他们把伪钞偷渡入境,是在委内瑞拉印制的,克林纳在该国某地开设了新的化学工厂,也是印钞据点。他们用船把伪钞运上来,从佛罗里达运到马格瑞夫的仓库,然后往北跟往西出货,送到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纽约与波士顿等大城市。他们把伪钞混进大都市流通的巨额现金里面,这是一个国际的伪钞配送网络,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芬雷。”

  “是吗?”他说。

  “当然是。”她说,“想想看谢曼·史托勒。他开车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森维尔海滩跟海上来的船只碰面,他在过桥时因为超速被拦下,就是正要去跟船只会合,是不是?所以他才那么激动,所以才有个大律师火速出面保他,对不对?”

  芬雷点点头。

  “全都吻合。”她说,“想像你眼前有一张美国地图。伪钞在南美洲印制,从海上运来这里,在佛罗里达州登陆,从东南地带流进美国,马格瑞夫就像支流的汇集点,有支流流到西边的洛杉矶、中部的芝加哥、东边的纽约跟波士顿,都是各自独立的支流,对不对?就像有分支的烛台,或者是所谓的光明烛台。你知道什么是光明烛台吧?”

  “当然。”芬雷说,“就是犹太人用的那种烛台。”

  “对。”她说,“那路径就像烛台的外形一样,佛罗里达州到马格瑞夫是烛台的握柄,延伸到大都市的路径就像烛台的分支,分别通往洛杉矶、芝加哥与波士顿,这是他们的进口网络,芬雷。”

  她的一席话让他更进入状况。她的双手开始平空画出烛台的形状。我赞成这种说法,觉得这种地理分布听起来很合理。从佛罗里达开货车北上,进口后往北流通,这样就需要用到亚特兰大附近的高速公路系统,才能开展出一条通往北边与西边大城市的路径。光明烛台这个比喻很棒——如果要往洛杉矶延伸的话,烛台左边的分支必须被往下压成平的,就像烛台丢在地上被人不小心踩到变形一样。这个构想有道理,我几乎可以确定马格瑞夫是枢纽,而那座仓库是真正的物流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也正确——用马格瑞夫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来当物流中心,真是高招。而且我也确定他们手头要有一堆钱才能摆平一切,反正他们有伪钞,一样可以使用,多到花不完。他们一周就可以进口一吨伪钞,这活动已经达到企业经营的规模,数量实在太大了。这也可以解释克林纳基金会为什么可以那样撒钱,如果钱不够用,多印一点就好了。但芬雷还是有疑虑。

  “那过去十二个月的情况又如何解释?”他说,“格雷的纪录显示没有任何进货,没有货车开进来。这件事刚好就发生在一年前,谢曼·史托勒就是当时被炒鱿鱼的,对吧?有一整年没有东西被运上来,但他们一天还是维持六部货车的出货量。没有进货,一天却有六部车出货?这意味着什么?要怎么解释这种进货方式?”

  萝丝可对他微笑,拿起报纸。

  “答案就在里面。”她说,“上礼拜五就开始报导了,有关海岸巡防队的新闻。去年九月他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缉私活动,对不对?政府在活动展开前就已经大肆宣传了,克林纳一定知道即将有缉私活动,所以他们预先储备了足够的存量。你看到格雷的表格吗?去年九月之前,连续六个月的进货量都是原先的两倍。那就是他在仓库里囤货,过去一整年送出去的都是囤货,所以事情曝光后才让他们慌了手脚,因为过去一整年仓库里堆了巨额伪钞。现在海岸巡防队要中止这项活动,对不对?所以他们又可以跟往日一样进货了。这就是礼拜天即将发生的事情——可怜的茉莉才会说我们必须在礼拜天之前进去,我们必须趁最后一堆伪钞被载出去之前,设法进入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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