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二章
1711年
好吧，我说到哪儿了？对，卡罗琳。你说你想知道我和她是怎么认识的。
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其中有个故事。要讲述这个故事，我就得追溯到更久以前，直到我还只是个单纯的牧羊人的时候。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刺客组织或者圣殿骑士，也不知道什么黑胡子（译注：18世纪的英国海盗，是史上几乎最臭名昭著的海盗），什么本杰明·霍尼戈（译注：18世纪的英国海盗，后来成为知名的海盗猎人），什么拿骚（译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港口，当时是知名的“海盗天堂”）或者什么观象台，但要不是我在1711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去了“老橡木棍”酒馆，恐怕我根本不会有机会得知这一切。
问题在于，当时的我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还喜欢喝酒，虽然这让我惹上了不少麻烦。我经历过几次……不妨说是“事件”吧，而且我并不引以为傲。但这是作为爱酒之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几乎没有哪个酒徒能维持头脑清醒。大部分酒徒都曾考虑摒弃这种恶习，改过自新，开始信奉上帝或是成就一番事业。但等到了中午，你知道酒徒的脑袋最需要的就是再来一杯，于是你径直去了酒馆。
我所说的那些酒馆都在布里斯托尔，位于亲爱的老英格兰岛的西南海岸，我们那儿的人习惯了严酷的冬季和美好的夏日，在那一年，在那特别的一年，在1711年，我遇见了她。之前我说过的，那时我才17岁。
而且没错——我和她相遇的时候，我喝了个烂醉。在那些日子里，我得说我经常酩酊大醉。或许……好吧，还是别太夸张的好，我可不想让你对我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我恐怕足有一半的时间是醉着的。也许比清醒的时间还多一点儿。
我的家位于一座名叫哈瑟顿的村子的外围，距离布里斯托尔有整整七英里，那里的人们在小农场里以放牧羊群为生。父亲关心的只有牲口的事——那儿的人都这样，所以我的帮助让他摆脱了这门生意里最令他鄙视的那部分：带着商品到城里去，跟商贩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因此一等我成年——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意伙伴的眼中，我长成了能跟他们平起平坐的成年人——嗯，正是这样，父亲就非常愉快地让我接手了这些工作。
我父亲名叫伯纳德。我妈妈叫琳内特。他们出生于斯旺西（译注：英国威尔士南部海港），但在我十岁那年来到了西南诸郡。我们说话仍然带有威尔士口音。我不在乎我们是否与众不同。我是个牧羊人，不是羊，出生地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父亲和母亲常说我很有口才，母亲还总说我是个英俊小伙儿，说我的魅力能让鸟儿离开树枝。这话不假，即使在我自己看来，我对付女士还是颇有一套的。这么说吧，比起跟那些商人谈生意来，我更擅长跟他们的妻子打交道。
至于我每天都做些什么，这取决于季节。一月到三月期间是产羔期，也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无论是否宿醉未醒，我每天日出时都要到畜棚里去，看看昨晚有没有哪只母羊产仔。如果真有小羊出生，我就得把它们带去小些的畜棚，放进围栏——我们管它叫“羊羔监牢”——由我父亲接管，而我要负责清洗饲料槽，装满饲料，更换干草和水，妈妈则将新生羊羔的细节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日志上。那时的我还不识字。现在当然不同了，卡罗琳教了我认字，以及其他很多让我成为真正男人的事，但那时候我还大字不识一个，于是这份职责就落到了母亲身上——她其实也不认识多少字，不过至少够做记录的了。
母亲和父亲很喜欢一起干活儿。理由比父亲喜欢让我进城更充分。他和我母亲简直就像一对连体婴儿。我从没见过两个人能如此相爱，又几乎完全不需要向对方表达的。谁都能看出他们是多么如胶似漆。光是看着他们的样子，你都会体会到何谓美好。
到了秋天，我们会把公羊带去和母羊一起吃草，让它们为明年春天的产羔而交配。牧场需要打理，围栏和围墙也需要修建和修理。
冬天的时候，如果天气非常恶劣，我们就把羊群带进畜棚，保证它们安全和温暖，也为次年一月开始的产羔期做好准备。
但让我真正如鱼得水的季节却是夏天。夏天是剪羊毛的季节。母亲和父亲负责大部分的修剪工作，而我比平时更加频繁地进城，但不是带着待宰的牲畜，而是满载羊毛的马车。而且在夏天，因为有了比平时更多的机会，我也会更频繁地光顾城里的酒馆。这么说吧，我在那些酒馆里成为了一道熟悉的风景：我身穿纽扣马甲，齐膝短裤，白色长袜和稍有些破旧的棕色三角帽，我把最后那件看作自己的标志，因为我母亲说它很配我的头发（虽然总是略显凌乱，但就算在我自己看来，我的沙黄色头发也相当迷人）。
正是在那些酒馆里，我发现中午的几杯麦酒能让我的口才锦上添花。酒就是有这种作用，不是吗？它让你畅所欲言，不再受道德和教条的约束……这并不是说我清醒的时候就是个害羞内向的人，但麦酒能让我如虎添翼。而且归根结底，在麦酒激励下多做成的那几笔生意的收入，要弥补麦酒本身的花销根本是绰绰有余。至少当时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而且除了那个愚蠢的念头——喝酒的爱德华比清醒的爱德华更会做生意——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在影响着我。那就是我的心境。
因为事实在于，我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不，我很清楚自己与众不同。有时候，我会在夜晚静静思考，发现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是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我已经了解了真相，但当时的我还是懵懵懂懂，只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无论我是喜欢还是痛恨这种与众不同，总之我认定自己并不想一辈子当个牧羊人。从我长大成人作为雇工踏进农场的第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看看自己，又看看我父亲，明白自己今后来农场不再是为了玩耍，扬帆远航的梦想也永远只是幻想而已。不，这原本会是我的未来，我会作为牧羊人度过余生，为我父亲干活，娶一个本地女子，生养几个男孩，教他们如何成为牧羊人，就像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余生，就像铺在床上的一件整洁的工作服。在那一刻，我的心中所涌现的并非温馨、满足与幸福，而是恐惧。
事实就是如此，没有更加委婉的说法，我很抱歉，父亲，愿上帝令你的灵魂安息，但我痛恨我的工作。就算是喝下几杯麦酒以后，我也只能说我痛恨的程度少了些。我是在用酒精掩饰自己破灭的梦想吗？也许吧。我当时根本没仔细想过这些。我只知道始终压在我的肩头，像一只浑身疥癣的猫儿的，是对我人生前景不断增长的厌恶——更糟的是，这样的前景已经渐渐成真了。
或许我对于某些真实感受的处理有些轻率。我有时会给酒友们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我觉得自己终将有一番大作为。我能说什么呢？我当时年轻自大，还整天醉醺醺的。这些加在一起，在最好的年头都非常要命。何况当时绝对算不上什么好年头。
“你觉得自个儿比我们都强，是不是？”
这话我听过很多次。最多换种说法，但意思还是一样。
在这种时候，做出否定回答恐怕才是得体的做法，可我并没有，于是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对我非常不公平的打斗。或许这是为了证明我在任何方面都比他们强，包括打斗。也许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家族的名声。我也许是个酒鬼，是个花心男人。傲慢又不可靠。但我不是懦夫。噢不。我绝对不是临阵脱逃的那种人。
也正是在夏天，我的鲁莽会达到一年中的顶点：那时的我醉得最厉害，也最喜欢吵闹，而且大体上有点惹人嫌。但在另一方面，我也比平时更可能去救助一位危难之中的年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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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说到哪儿了？对，卡罗琳。你说你想知道我和她是怎么认识的。
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其中有个故事。要讲述这个故事，我就得追溯到更久以前，直到我还只是个单纯的牧羊人的时候。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刺客组织或者圣殿骑士，也不知道什么黑胡子（译注：18世纪的英国海盗，是史上几乎最臭名昭著的海盗），什么本杰明·霍尼戈（译注：18世纪的英国海盗，后来成为知名的海盗猎人），什么拿骚（译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港口，当时是知名的“海盗天堂”）或者什么观象台，但要不是我在1711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去了“老橡木棍”酒馆，恐怕我根本不会有机会得知这一切。
问题在于，当时的我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还喜欢喝酒，虽然这让我惹上了不少麻烦。我经历过几次……不妨说是“事件”吧，而且我并不引以为傲。但这是作为爱酒之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几乎没有哪个酒徒能维持头脑清醒。大部分酒徒都曾考虑摒弃这种恶习，改过自新，开始信奉上帝或是成就一番事业。但等到了中午，你知道酒徒的脑袋最需要的就是再来一杯，于是你径直去了酒馆。
我所说的那些酒馆都在布里斯托尔，位于亲爱的老英格兰岛的西南海岸，我们那儿的人习惯了严酷的冬季和美好的夏日，在那一年，在那特别的一年，在1711年，我遇见了她。之前我说过的，那时我才17岁。
而且没错——我和她相遇的时候，我喝了个烂醉。在那些日子里，我得说我经常酩酊大醉。或许……好吧，还是别太夸张的好，我可不想让你对我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我恐怕足有一半的时间是醉着的。也许比清醒的时间还多一点儿。
我的家位于一座名叫哈瑟顿的村子的外围，距离布里斯托尔有整整七英里，那里的人们在小农场里以放牧羊群为生。父亲关心的只有牲口的事——那儿的人都这样，所以我的帮助让他摆脱了这门生意里最令他鄙视的那部分：带着商品到城里去，跟商贩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因此一等我成年——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意伙伴的眼中，我长成了能跟他们平起平坐的成年人——嗯，正是这样，父亲就非常愉快地让我接手了这些工作。
我父亲名叫伯纳德。我妈妈叫琳内特。他们出生于斯旺西（译注：英国威尔士南部海港），但在我十岁那年来到了西南诸郡。我们说话仍然带有威尔士口音。我不在乎我们是否与众不同。我是个牧羊人，不是羊，出生地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父亲和母亲常说我很有口才，母亲还总说我是个英俊小伙儿，说我的魅力能让鸟儿离开树枝。这话不假，即使在我自己看来，我对付女士还是颇有一套的。这么说吧，比起跟那些商人谈生意来，我更擅长跟他们的妻子打交道。
至于我每天都做些什么，这取决于季节。一月到三月期间是产羔期，也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无论是否宿醉未醒，我每天日出时都要到畜棚里去，看看昨晚有没有哪只母羊产仔。如果真有小羊出生，我就得把它们带去小些的畜棚，放进围栏——我们管它叫“羊羔监牢”——由我父亲接管，而我要负责清洗饲料槽，装满饲料，更换干草和水，妈妈则将新生羊羔的细节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日志上。那时的我还不识字。现在当然不同了，卡罗琳教了我认字，以及其他很多让我成为真正男人的事，但那时候我还大字不识一个，于是这份职责就落到了母亲身上——她其实也不认识多少字，不过至少够做记录的了。
母亲和父亲很喜欢一起干活儿。理由比父亲喜欢让我进城更充分。他和我母亲简直就像一对连体婴儿。我从没见过两个人能如此相爱，又几乎完全不需要向对方表达的。谁都能看出他们是多么如胶似漆。光是看着他们的样子，你都会体会到何谓美好。
到了秋天，我们会把公羊带去和母羊一起吃草，让它们为明年春天的产羔而交配。牧场需要打理，围栏和围墙也需要修建和修理。
冬天的时候，如果天气非常恶劣，我们就把羊群带进畜棚，保证它们安全和温暖，也为次年一月开始的产羔期做好准备。
但让我真正如鱼得水的季节却是夏天。夏天是剪羊毛的季节。母亲和父亲负责大部分的修剪工作，而我比平时更加频繁地进城，但不是带着待宰的牲畜，而是满载羊毛的马车。而且在夏天，因为有了比平时更多的机会，我也会更频繁地光顾城里的酒馆。这么说吧，我在那些酒馆里成为了一道熟悉的风景：我身穿纽扣马甲，齐膝短裤，白色长袜和稍有些破旧的棕色三角帽，我把最后那件看作自己的标志，因为我母亲说它很配我的头发（虽然总是略显凌乱，但就算在我自己看来，我的沙黄色头发也相当迷人）。
正是在那些酒馆里，我发现中午的几杯麦酒能让我的口才锦上添花。酒就是有这种作用，不是吗？它让你畅所欲言，不再受道德和教条的约束……这并不是说我清醒的时候就是个害羞内向的人，但麦酒能让我如虎添翼。而且归根结底，在麦酒激励下多做成的那几笔生意的收入，要弥补麦酒本身的花销根本是绰绰有余。至少当时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而且除了那个愚蠢的念头——喝酒的爱德华比清醒的爱德华更会做生意——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在影响着我。那就是我的心境。
因为事实在于，我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不，我很清楚自己与众不同。有时候，我会在夜晚静静思考，发现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是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我已经了解了真相，但当时的我还是懵懵懂懂，只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无论我是喜欢还是痛恨这种与众不同，总之我认定自己并不想一辈子当个牧羊人。从我长大成人作为雇工踏进农场的第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看看自己，又看看我父亲，明白自己今后来农场不再是为了玩耍，扬帆远航的梦想也永远只是幻想而已。不，这原本会是我的未来，我会作为牧羊人度过余生，为我父亲干活，娶一个本地女子，生养几个男孩，教他们如何成为牧羊人，就像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余生，就像铺在床上的一件整洁的工作服。在那一刻，我的心中所涌现的并非温馨、满足与幸福，而是恐惧。
事实就是如此，没有更加委婉的说法，我很抱歉，父亲，愿上帝令你的灵魂安息，但我痛恨我的工作。就算是喝下几杯麦酒以后，我也只能说我痛恨的程度少了些。我是在用酒精掩饰自己破灭的梦想吗？也许吧。我当时根本没仔细想过这些。我只知道始终压在我的肩头，像一只浑身疥癣的猫儿的，是对我人生前景不断增长的厌恶——更糟的是，这样的前景已经渐渐成真了。
或许我对于某些真实感受的处理有些轻率。我有时会给酒友们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我觉得自己终将有一番大作为。我能说什么呢？我当时年轻自大，还整天醉醺醺的。这些加在一起，在最好的年头都非常要命。何况当时绝对算不上什么好年头。
“你觉得自个儿比我们都强，是不是？”
这话我听过很多次。最多换种说法，但意思还是一样。
在这种时候，做出否定回答恐怕才是得体的做法，可我并没有，于是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对我非常不公平的打斗。或许这是为了证明我在任何方面都比他们强，包括打斗。也许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家族的名声。我也许是个酒鬼，是个花心男人。傲慢又不可靠。但我不是懦夫。噢不。我绝对不是临阵脱逃的那种人。
也正是在夏天，我的鲁莽会达到一年中的顶点：那时的我醉得最厉害，也最喜欢吵闹，而且大体上有点惹人嫌。但在另一方面，我也比平时更可能去救助一位危难之中的年轻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