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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刻左右，我们回到办公室(除了珀西，他被命令把储藏室打扫干净，在整个干活过程中一脸阴郁)，我有个报告要写。我打算在值班桌上写，要是坐进了更舒服一些的办公椅，我很可能会瞌睡过去。想到一小时前才发生的事，这一点可能听着让人奇怪，可我觉得，自前一天夜里十一点以来，我像是足足过了三辈子彻夜无眠的生活。
约翰·柯菲站在囚牢门前，泪水从他那漠然而空洞的眼睛里不住涌出来，让人觉得像是鲜血从某处无法愈合却又并无痛楚的伤口中流出。靠桌子近处，沃顿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身体左右摇摆，哼着一支显然是他自己编造的歌曲，而且还并非全然胡诌。就我所能记得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去—烧—烤!我和你!
又红又臭呸呸呸!
不是比利，也不是费城的小菲利，
不是杰基，也不是罗伊!
而是热乎乎的小个子，那条滚烫的篶黄瓜，
那人名叫德拉克罗瓦!
“闭嘴，你这神经病。”我说道。
沃顿一咧嘴，露出一口臭烘烘的牙齿。他不会死，至少还没死;他活着，活得很开心，事实上正在跳踢踏舞。“来呀，进来让我闭嘴，怎么样?”他开心地说着，然后开始哼起了又一段“烧烤歌”，歌词并非完全是唱到哪编到哪的。歌词里似乎有些什么东西，没错。是一种发霉发臭的智慧，从它本身来看还不失几分聪明。
我朝约翰·柯菲走去。他用手掌擦了擦眼泪，双眼通红，看上去像被擦伤了似的。我觉得，他一定也筋疲力尽了。这家伙一天也就绕着操练场跑上两小时，其余时间在牢房里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怎么会筋疲力尽，我不知道，但我丝毫不怀疑我亲眼所见，太明显了。
“可怜的德尔，”他说话的语调低沉粗重，“可怜的老德尔。”
“没错，”我说，“可怜的老德尔。约翰，你没事吧?”
“他解脱了，”柯菲说道，“德尔解脱了，不是吗，头儿?”
“是的。回答我的问题，约翰，你没事吧?”
“德尔解脱了，真幸运，管他发生了什么呢，他真是幸运。”
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德拉克罗瓦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我没说出口。我只是朝柯菲的牢房瞥了一眼：“叮当先生哪去了?”
“朝那里跑走了。”他指指铁栏外面，大厅对面的禁闭室。
我点点头：“嗯，它会回来的。”
但是它没有回来;叮当先生在绿里上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唯一一次发现它的踪迹，是布鲁托尔在那年冬天看到的：几小片色彩鲜艳的碎木片，加上从屋梁上一个小洞里散发出的薄荷糖气味。
当时我很想走开，却没有走。我朝约翰·柯菲看看，他也看看我，好像很清楚我在想什么。我暗暗命令自己走开，回到值班桌边写报告去，但是我却喊出了他的名字：“约翰·柯柯菲。”
“在，头儿。”他立刻说道。
有时候，执意想要知道某件事情的人真的会倒霉，那时候的我就是这样。我单腿跪下，开始脱一只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