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朝鲜“入侵”的消息抵达华盛顿时，已经是星期六的深夜。当时美国政府还没有实行每天十八小时周末不休息的值班制度，政府要员们早已下班。那位酷爱火车旅行的总统先生在周六白天参加完巴尔的摩友谊机场的落成仪式后，随即飞回位于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中，而国务卿艾奇逊也正在马里兰州的农场度周末。其他政府要员也都各有各的周末活动。艾奇逊的下属向他汇报了有关朝鲜进攻的消息，经过仔细核实，艾奇逊叫醒杜鲁门总统：“总统先生，我这里有一条重大消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进攻。”杜鲁门打算立即动身返回华盛顿，艾奇逊劝他暂时别回来：一是他手头的消息还不够翔实;二是艾奇逊认为，如果总统深夜返回华盛顿，这种紧张气氛会立即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与不安。尽管如此，艾奇逊的直觉却告诉自己，这件事非同小可。
在接下来的三十六个小时里，有关朝鲜进攻的消息铺天盖地涌向华盛顿。然而，最早也是最能说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信号却来自杜勒斯和阿利森：他们在周日清晨从东京发电报告诉杜鲁门和艾奇逊，一旦韩国坚持不住，美国就应该出面干涉。这份由杜勒斯署名的电报上说道：“如果我们坐视不管，任由韩国被无端的武装攻击所推翻，就会引起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1]同样，这份电报也提醒杜鲁门，要从政治立场去考虑这起事件。而杜鲁门刚刚接到这则消息时，他仅是本能地反应，没有去关注这起事件的政治意义。
一听到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杜鲁门就开始考虑尽快返回华盛顿，然而他并没有大幅改变原有的行程计划。周日一早，他仍然按原计划造访兄长维维安的农场。下午3点左右，他飞返华盛顿，与高级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们召开了一系列马拉松式的会议。总统的第一个决定本来是利用美国驻韩空军与海军力量保护美军眷属，但是随着朝鲜军队迅速向南推进以及韩军一败涂地，会议最终在周末做出一项历史性的决定：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韩国。
1950年6月25日下午，杜鲁门志得意满地乘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他不但摆脱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还在美国人面前证明了自己——他在总统选举这个最盛大的国家赛事中大获全胜。他对自己的决策能力越来越自信，同时也对身边的大部分同仁深感满意，像马歇尔、艾奇逊、布莱德雷和哈里曼等。在杜鲁门看来，哈里曼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以前为杜鲁门在欧洲跑腿，但现在即将被授予更大的权力，充当一个矛盾调停者。此外，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的关系也与日密切，最终相互信任的程度恐怕在整个美国政治史上都绝无仅有。因此，杜鲁门毫不怀疑自己能够胜任总统这一职位，他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党内人士会对他说，你要考虑这件事罗斯福会怎么做。不管怎么说，杜鲁门不必顾虑既往。
某种程度上，有关朝鲜的决议在杜鲁门的飞机抵达华盛顿之前就已成定局，杜鲁门与他的诸多高级顾问都清楚他们将要选择哪条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地认为，朝鲜悍然越过三八线，乃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挑衅。同样，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国家无缘无故地侵犯另一个国家的行径。然而，如果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社会主义领袖们认为，这一次华盛顿会像对待中国内战那样对待这件事，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与此相反，这一代人的国家安全意识均由“二战”铸就，而朝鲜的举动无疑激起了他们脑海中有关“二战”初期的某种回忆，认为正是民主国家的纵容态度导致侵略的蔓延，因此面对朝鲜问题，他们的反应如出一辙。在朝鲜战争双方产生的诸多误会中，共产党一方的最大问题可能是他们错误估计了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美国是根据慕尼黑事件来看待朝鲜“入侵”的。据杜鲁门回忆，在飞回华盛顿的途中，他一直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民主国家是如何丧失阻止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最后机会的，又是如何坐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以及法国和英国是如何一度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希特勒进军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在杜鲁门看来，肯定是苏联唆使朝鲜跨越三八线，而苏联人懂得的唯一语言就是武力。后来，杜鲁门写道：“我们必须在武力的基础上与之打交道。”[2]韩国在美国人的眼中未必有多么重要，但是他们必须对共产党的挑衅做出回应。他们认为，朝鲜的“侵略”行径是对美国尊严的严重挑战。艾奇逊也说，他在听到朝鲜越过边境的消息时深深地感到：“尊严是由武力铸就的，唯有武力才能够产生强大的威慑力。”[3]
此时的杜鲁门已经是一名强硬分子。“二战”后的这五年是非常艰难的五年，两个强大而又极为焦虑的国家相互对峙，每一方都因自己成为超级大国而如履薄冰，每一方都在自己的模式中基本处于孤立状态，每一方建立的经济体制都让他们视彼此为死敌，每一方都预言对方就是洪水猛兽，要将自己毁灭，每一方都对自己在前所未有而又令人可怕的核时代中的新角色感到莫大的恐惧与担忧，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焦虑，甚至是偏执。从1945年7月末波茨坦会议上的第一次交锋起，过分自信、盲目乐观的杜鲁门就对斯大林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但杜鲁门低估了斯大林的阴暗面。实际上，他对斯大林的政治权力欲只略知一二，会议一结束，他甚至对身旁的人们说：“我对斯大林就像对汤姆·彭德格斯特这些人一样熟悉。”[4]彭德格斯特是堪萨斯城的政界领袖，杜鲁门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斯大林是个难对付的人。后来他说“我就喜欢这狗娘养的家伙”。[5]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曾希望凭借中西部美国人的那种坦率和直接，依靠自己开诚布公的态度，为战后的世界创造出一种稳妥可行的模式，可能是一种对战时关系谨慎而又分明的延续。然而，他的这些举动对斯大林没有用，因为斯大林从来不把自己的牌亮在桌面上，更不会向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亮出自己的任何一张牌。其实，杜鲁门也并没有他自以为的那样坦白。正当波茨坦会议进行之时，美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虽然杜鲁门不准备提及此事，但是斯大林早已通过苏联间谍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处理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时，始终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偏执(国家的偏执和个人的偏执)驱使着斯大林，对战后同这些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他既无兴趣，也不相信。到1950年时，那个满心希望要与斯大林通力合作的杜鲁门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口气生硬、满腹狐疑的杜鲁门，认为自己以前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6]正如杜鲁门误解了斯大林，斯大林也误解了杜鲁门。他们在波茨坦见面之后，斯大林就像许多美国的保守政客一样，严重甚至是危险地低估了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他告诉当时开始在苏联政坛崭露头角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说，杜鲁门毫无价值。[7]随着英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的陆续崩溃及其帝国体制的先后瓦解，美苏两国迅速填补了因此出现的权力真空，一场新的大国博弈不可避免地在战争中出现了。到朝鲜“入侵”韩国之时，美苏之间的冷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为十二年后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核危机埋下了伏笔。1950年6月25日，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的四年后，也是在柏林危机(苏联突然对柏林实施封锁，于是美国通过空投物资对其进行支援)的两年后，朝鲜战争一触即发。截至1950年，西方盟国眼看就要顺利完成马歇尔计划，同时还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帮助那些饱受战争蹂躏而局势动荡的欧洲国家增强自己的实力。然而在共产党人看来，美国此举是为了利用自己手中的核武器来武装更多国家与他们为敌，从而对共产主义世界形成合围之势。
6月25日，正当杜鲁门政府的高级官员齐聚一堂，试图参透朝鲜这次进攻究竟意欲何为时，他们不再将此事单纯地视为朝鲜武力占领另一个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是希望能够窥探到此事背后更深层、更黑暗的意义。在美国政府看来，苏联在那段日子里的一举一动都暗藏着极端诡秘的意图，甚至连莫斯科的电话黄页都被认为是机密文件。在华盛顿与总统共商大计的政府要员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朝鲜的武装行动受莫斯科的直接领导，斯大林才是整个行动的幕后主使，金日成不过是他在朝鲜的代理人而已。直到后来，人们才发现这种观点与事实完全不符：多年以后，当苏联的档案文件被公之于众时，历史事实才清晰地呈现出来，原来年轻气盛的金日成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推动者，一向谨慎的斯大林只不过是在极不情愿地默许附和而已。当时杜鲁门手下的苏联专家们认为朝鲜只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完全处于苏联的管辖之下，大多数时候情况确实如此;但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却充其量只是个后盾，而不是煽动者。在战争初期，华盛顿首先关注的问题是：这次入侵会不会只是一个假象或者一次佯攻，只不过是苏联进一步侵略计划的第一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斯大林的下一步行动又是什么?斯大林是在暗中瞄准欧洲世界，还是在觊觎中东国家?艾奇逊认为，这次入侵只是一个序幕，接下来苏联会支持中共夺取台湾、对蒋介石展开进攻，或者中共因蒋介石的挑衅而发动反攻，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同样危险。
相反，杜鲁门认为斯大林的下一步行动会在伊朗展开，就连和杜鲁门经常意见相左的麦克阿瑟也这么认为。6月26日，杜鲁门和几位亲近幕僚在一起商议时，他走到一个地球仪旁边，然后把它转到中东地区，用手指着伊朗说：“如果我们不加倍小心，这里就是他们挑起事端的地方。朝鲜就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如果我们能像三年前在希腊时那样顽强抵抗，那么他们就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假如我们袖手旁观，他们就会入侵伊朗进而控制整个中东。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奋起抵抗，天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8]
25日傍晚，当杜鲁门返程抵达华盛顿时，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副国务卿韦伯在机场迎接。从这三人坐进杜鲁门总统专车的那一刻起，历史的进程就毫无疑问地被定下来了。杜鲁门说：“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一定要让他们罪有应得!”[9]约翰逊立即表示同意杜鲁门的意见。不过韦伯却提醒杜鲁门先看看国务院递交的一些材料。国务院根据来自韩国的不完整报告提出许多早期应对建议，这些建议都不怎么样：他们希望杜鲁门能够授权麦克阿瑟将军给予韩国需要的武力支援，派遣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掩护美军眷属撤离，同时保护韩国的港口，以免在撤退途中落入朝鲜人之手。与此同时，根据总统之后的决定，他们希望参联会随时做好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阻止朝鲜人。他们还希望杜鲁门派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既防止中共进攻台湾，也阻止蒋介石挑衅大陆。此外，他们还认为，美国应该着手向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提供军事援助，同时向缅甸与泰国提供军事援助。当总统专车抵达杜鲁门的临时住所布莱尔大厦时，韦伯趁着自己与杜鲁门独处的时机提出另一条建议：既然华盛顿有意将朝鲜“侵略”一事提交联合国，那么应考虑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分开处理。
假如当时美国政府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干涉朝鲜战争的决议，那么其立场很可能就此模棱两可，也许整个历史会因此而改写，而不仅仅是朝鲜问题。“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处理世界旧秩序的瓦解与其他战争遗留问题时面临着这样两大难题。首先是如何制止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这是众所周知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极富外交技巧与远见卓识，但不幸的是以第二个重大问题为代价的，即如何应对殖民时代的结束。如果单从影响力来看，第二个问题或许不那么紧迫，不算中心要务。当时，美国最重要的盟国在政治上(有时在军事上)受到其前殖民国的威胁。由于民族主义时常表现为共产主义，因此美国很难理解那些经济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威胁：一类是旧式的、呆板的苏联共产主义，由苏联红军传播到欧洲诸国;另一类是出现在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反殖力量在无法得到华盛顿的支持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此时共产主义就会成为反殖人士最便捷的思想武器。不管怎么说，朝鲜的进攻是一种老式的越境行为，但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虽然美国人将其与朝鲜以及欧洲更大范围内的对峙联系起来，但其本质还是纯粹的殖民战争。
当晚，所有的文武高官在布莱尔大厦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开始谈论朝鲜的军事行动。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事情变得更加清晰：虽然无人知道朝鲜入侵背后的意图到底有多深，但是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侵略”行为，而且韩国军队表现糟糕，很可能无法自保。第一个发言的是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一年前，他曾赞同撤回驻韩美军作战部队，因为朝鲜战场的作战条件极其恶劣，而且此地毫无战略价值可言。他说，我们必须与共产主义阵营划线而治，而朝鲜半岛不失为一个合适的地点。因此，朝鲜半岛的地位一夜之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杜鲁门插话表示完全支持他的观点;美国政府的态度就在这一刻尘埃落定。布莱德雷补充说，从战争的规模来看，朝鲜背后一定有苏联的指使。接着，海军作战部长福里斯特·谢尔曼上将、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先后发言，话里反映出美国人对其空军和海军力量的乐观与信赖，同时对自己军队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信心十足。相反，他们对朝鲜人的作战能力都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出动空军和海军就够了。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却认为，根据他得到的报告，美国有必要出动地面部队入韩作战。动用陆军是不同寻常，甚至是更加生死攸关的一步;布莱德雷、柯林斯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则坚持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如此冒进。然而布莱德雷不久后就发现，他大大低估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能力。他后来说：“当时没人相信朝鲜人竟然这么强大。”[10]
与会人员逐步达成如下共识：立即动用空军延阻朝鲜人的攻势，同时向联合国提交这一问题以获得支持，不过如果有必要，美国仍然愿意采取单边行动制止朝鲜的侵略行为。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韦伯提醒杜鲁门要从政治角度分析局势。杜鲁门严厉地答道：“我们根本不用讨论政治!我会处理好所有的政治问题!”[11]之后，杜鲁门立即签署命令，要求使用空军保护美军眷属撤退，同时在韩国领空与朝鲜空军争夺制空权。他要求佩斯命令麦克阿瑟派一个调查小组到韩国，查明军事所需。接着，他又命令谢尔曼从菲律宾撤回第七舰队，并且将其部署到台湾海峡。当时，台湾海峡是共产党的占领区域，因此杜鲁门的这一命令显得尤为关键。但他说，在舰队部署到位之前，不要对外公布此事。
虽然，总统的顾问们都认为韩国军队很可能自身难保，但派遣地面部队一事仍然像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笼罩在众人心头。第二天，杜鲁门在给当时仍在独立市的妻子贝丝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返回华盛顿的空中旅行非常顺利，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会议也极为成功，但是朝鲜问题仍然很棘手。“自从希腊和土耳其落入我们之手后，我再没有如此不安过。就让我们向好的方向想吧……”[12]当时几乎没人愿意相信，斯大林只是默许了朝鲜的侵略行为，而不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操纵者，否则我们今天的历史就会发生重大改变。然而，默许也好，操纵也罢，在美国人看来毫无区别。当时美国颇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纽约先驱论坛报》曾经在头版头条刊登一则标题为“苏联红军入侵韩国，坦克部队直捣汉城”的新闻。
对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些高官来说，类似的新闻报道虽说令人心惊胆寒，但也算是天赐良机;即使算不上天赐良机，至少也是令人喜出望外。在此之前，他们曾迫切地希望大幅提高国防预算，但是却希望渺茫。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类似危机的发生，并且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他们相信这些事件能够让美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新挑战。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却与布莱尔大厦会议无缘，这着实令人感到沮丧。后来他写道：“此次凡是受邀赴宴的人就是后来负责执行国务院决定的那帮人。”用凯南自己的话说，他只不过是个局外人。他已经离开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的位置，准备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对美国的过去而非现在和未来进行反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于艾奇逊担心朝鲜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苏联侵略计划的一个序幕，因此他就苏联人的真实意图认真地征询了凯南的意见。凯南并不认为这次进攻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在写给艾奇逊的信中说，苏联并不想与美国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但如果美国陷于一场“既无利可图而又名誉扫地的战争”泥沼之中，或者坐视朝鲜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从而丧失该地区对美国的信任，那么他们当然会大喜过望。[13]他评论说，在考虑如何应对朝鲜人时，美国要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危险不在欧洲，而在亚洲;苏联很可能会让中国作为代理人而卷入进来。这话表明凯南不认为更大规模的战争会爆发，而且认为美军应当对此慎重地做出反应。这的确是由美国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提出的清醒而有预见力的建议。
第二天，当这些要员再次聚于布莱尔大厦时，艾奇逊(在朝鲜问题上除总统之外最为重要的人物)宣布，第七舰队已经准备就绪，因此总统应当立即签署命令，命其保护台湾。他还提到，美国应当立即告诫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对中国大陆的一切军事活动，而第七舰队会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举动。随后，艾奇逊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朝鲜以及整个亚洲事态的建议。美国准备向正与共产党游击队交战的菲律宾政府提供援助，向正与具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身份的越南独立同盟交战的法国提供援助。这是让印支半岛战事升级的关键一步：美国本来反对法国重新开始在印支半岛的殖民统治，只是迫于巴黎的压力才无奈附和，可是在战争进行四年后，正当法国人疲态显露之时，美国却准备提供大量财政支援。此后不久，美国成为法国最大的支持者与财政赞助者。随后，美国又向印度支那派遣一个大型军事顾问团，这意味着美国开始涉足新的领域，投入到一场痛苦不堪的殖民战争中去。当时没有人能够想象，或者说没有人会在乎，这场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当时没时间考虑这么多。6月29日，也就是朝鲜“入侵”南方四天以后，美国派出八架C-47运输机，载满救援物资飞越太平洋，直抵印度支那。自此，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这种援助在后来渐渐演变为美国人一种难以自拔的、令人悲哀的冒险行动。
在周一早晨的会上，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还讨论了动用蒋介石部队到韩国作战一事。此前蒋介石自告奋勇地向华盛顿表示，可以派出部分精锐部队参与对朝作战。他的这一表态引起了杜鲁门的极大兴趣，并且倾向于接受蒋的提议，但是艾奇逊坚决反对。从朝鲜危机爆发开始，他就一直在考虑有关蒋介石的问题，当蒋提出介入战事的请求时，他并不吃惊，因为艾奇逊很清楚蒋介石的意图，那就是引发一场更大的战争，从而使得中共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这种想法与美国人把朝鲜战争限定为一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局部战争的目的背道而驰。美国和蒋介石可以结为同盟，但是双方想要的东西却大相径庭。艾奇逊认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不容置疑。退一万步讲，凭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战场上的狼狈表现，艾奇逊也不愿将朝鲜战争的胜利寄希望于他，更何况就在此前，中国国民党军队刚刚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不过，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不少人对艾奇逊的观点表示异议，对蒋介石参战的想法兴奋不已，因为这一提议解除了美国人的后顾之忧。艾奇逊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而出于军事方面的顾虑，参联会的大多数成员也投了反对票。
然而，杜鲁门的政敌却支持动用蒋介石的军队。他们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他们反对杜鲁门与艾奇逊的天赐良机，可以将朝鲜问题与杜鲁门政府支持下的蒋家政府失守中国大陆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本能而敏捷的反应。6月26日，与“院外援华集团”相交甚深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参议员在参议院振振有词地质问：“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推行绥靖政策?我们是否还需要等待‘尘埃落定’?(这是对艾奇逊早前言论的揶揄。艾奇逊认为，美国应该等待中国政局稳定后再伺机分离苏联和中国。)我看现在就是划清界限的最佳时机。”加州参议员比尔·诺兰(与“院外援华集团”过从甚密，人称“来自台湾的参议员”)补充说：“如果我国对这种公然的侵略行径都熟视无睹，那么想要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大陆的扩张就是异想天开。”最后，内华达州乔治·马隆将当前的形势与阿尔杰·希斯一案联系起来(供职于美国国务院的希斯被控在苏联间谍案中作伪证)。马隆还声称，无论是过去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还是现在爆发的朝鲜危机，都是那些思想左倾的顾问搞出来并上报国务院的。
一开始，杜鲁门对朝鲜“入侵”一事的反应是下意识的，甚至完全缺乏政治意图，但政治因素在朝鲜战争期间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是否庇护蒋介石和保卫台湾岛的问题上，杜鲁门内阁中也存在着诸多分歧。由于杜鲁门没有一如既往地对蒋介石表示支持，这不仅成为其诸多政敌最常攻击的对象，而且在政府最秘密的会议上大家也开始对此议论纷纷。在艾奇逊看来，蒋介石政府败局已定，美国应该慎重考虑是否给予援助;考虑到亚洲瞬息万变的态势以及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从长远来看，支持国民党政府只会对美国产生不利的影响。然而，国防部长约翰逊(他其实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杜鲁门之后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艾奇逊针锋相对，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参战。但是杜鲁门的一些亲信认为约翰逊是一名“院外援华集团”成员;他曾经向蒋介石的驻美大使夸下海口，称自己不但要孤立艾奇逊，而且会将他逐出政府。他的高级助理保罗·格里菲思和国民党“大使”同时也是“院外援华集团”核心人物的顾维钧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其他政府成员不知道的是，大约九个月前，顾维钧在纽约市的里弗代尔区安排宋美龄与约翰逊共进晚餐。[14]约翰逊与国民党之间的瓜葛是杜鲁门政府内人尽皆知的事，这就意味着政府内部有人传播共和党人对当局对华政策的批评，而且政府高层会议的情况都会立即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
这种情况在政府内部引发了某种令人不快的政治斗争。这一斗争从朝鲜战争一开始就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就像中国问题影响美国政府的所有决策一样。约翰逊注定难以获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杜鲁门与艾奇逊有相近的政治立场，而且杜鲁门对艾奇逊的为人处世和政治判断能力也十分信任，因此最终他还是同意了艾奇逊的建议，开始小心谨慎地避免让战争扩大化。但是另一方面，杜鲁门还欠约翰逊一个人情：194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过后，杜鲁门迎来了一个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所有人都认为杜鲁门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一败涂地时，约翰逊却挺身而出，坚定地支持杜鲁门。后来，当民主党因为财政空虚无力支持杜鲁门时，约翰逊成为他最重要的资金筹措者。杜鲁门在当选总统后，举荐约翰逊出任国防部长，作为回报。
从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集班子开会伊始，艾奇逊与约翰逊就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了尖锐而不必要的龃龉。虽然其他与会者都希望将重点放在朝鲜问题上，约翰逊还是在会上提出了台湾问题。[15]此前，他一直试图违背总统与艾奇逊的意愿，建议将台湾纳入美国在亚洲的保护范围;在布莱尔大厦的会议上，他再次借机提出这项建议。约翰逊在会上指出，台湾问题对美国安全的影响程度要远远高于朝鲜问题，而艾奇逊却一直试图将主题拉回到朝鲜战争上，如此反反复复，最后杜鲁门只好中断会议，宣布晚餐开始。晚饭过后，约翰逊试图再提台湾问题，杜鲁门又一次截住了他的话头。
此后，众人很快就将蒋介石部队抛诸脑后，转而关注更为重要的朝鲜问题。柯林斯指出，现在韩国已经溃不成军，用他的话说，韩军总参谋长“早已丧失斗志”。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有必要动用地面部队出兵韩国。即使是在“二战”期间，美国也始终坚持避免向亚洲大陆派兵作战，因此布莱德雷提议总统静观其变，过几天再公布这一重大决定。于是，杜鲁门建议参联会研究此事。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杜鲁门一度神情肃穆地望着众人说：“我不想参战。”但他深知自己正在一步步地接近于最后决定。
6月27日早晨，杜鲁门和艾奇逊一起会见国会领导人，向其重述了他的决定。国会领袖们基本同意杜鲁门的决定。新泽西州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问杜鲁门是否会请国会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批准美军即将在韩国展开的军事行动。这的确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两天在布莱尔大厦开会时竟然无人认真考虑过;与会者都认为应该先把政治放在一边，至少是应该被他们放在一边。杜鲁门告诉史密斯，他们会考虑这件事。当天晚些时候，杜鲁门又分别向艾奇逊和哈里曼提及此事。朝鲜战争爆发后，哈里曼立即成为杜鲁门的特别助理，他不像艾奇逊那样出身富家巨室，却对美国政治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强烈建议杜鲁门寻求一项国会决议，而艾奇逊反对这么做，因为现在是兵贵神速的时候。杜鲁门倾向于艾奇逊，因为他是由国会选举产生的，如果自己在事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凌驾于国会之上，那一定会惹恼国会;不过，他也不想因此而放慢行动的步伐。杜鲁门与国会之间在中国和蒋介石的问题上产生的龃龉也让他对参议院中的那些政敌心怀顾虑。三天后，也就是6月30日早晨，杜鲁门再次会见了国会领袖。这一次，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肯尼思·惠里直截了当地询问杜鲁门，关于出战的决议是否得到了国会的批准。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大多不喜欢惠里。据说在一次听证会上，艾奇逊差点儿就对其大打出手，最后被惠里的助手拦下才控制住了局面;而杜鲁门则喜欢称惠里为“一个脑子进水的、内布拉斯加州办丧事的人”，[16]因此对于惠里的问题，杜鲁门搪塞道：“如果有必要经过国会批准，我一定会找你。但是我希望最好无须国会插手就能制伏那些朝鲜强盗。”[17]
实际上，这时正是寻求国会决议的最佳时机，这个机会稍纵即逝，而在战争初期形成的政治统一战线也逐渐瓦解。战事的惨烈程度渐渐超出人们原有的设想，美国国内对于战争的态度变得愈加复杂，许多人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杜鲁门没有考虑过要事先获得国会的支持，反对者们开始变得理直气壮起来，他们拒绝为美国参战带来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陆军部长佩斯也建议寻求国会批准，但杜鲁门却对他说：“弗兰克，我们根本没必要这么做。他们都是和我站在一起的。”佩斯答道：“没错，总统先生。他们现在的确支持您，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依旧一如既往地支持您。”[18]在最初那段时间内，几乎所有的人都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所以杜鲁门表现得十分自信。当总统决定出兵韩国的消息抵达众议院时，整个众议院都为之欢呼雀跃。作为华盛顿出类拔萃而又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之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哈施写道：“我以前从未感觉到这样一种如释重负与万众一心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城市之中。”[19]
在那个星期，所有的总统顾问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离派兵亚洲大陆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是军政两界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现在却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头顶。此前，麦克阿瑟曾经接到命令(如果那也可以称作命令的话)前往韩国，对战场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当地的作战条件。麦克阿瑟在调查报告中称，仅靠美国的空中与海上力量不足以击败朝鲜人。此时此刻，也就是6月30日的凌晨时分，东京的消息即将抵达华盛顿，所有人都知道这不会是什么好消息。在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30分左右，穆奇欧告诉艾奇逊，麦克阿瑟要求派出更强大的武装力量，因为韩国的情况不妙。穆奇欧的这番话为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要求增兵埋下了伏笔。
一个半小时之后，刚刚从韩国视察归来的麦克阿瑟向参联会报告说，美国急需大幅度增兵韩国。他这番有决定性意义的话如下：“要想守住现在的战线，要想收复失地，唯一的保障就是派遣美军地面部队深入韩国战场。没有有效的地面攻击，单凭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麦克阿瑟想先派一个团的先遣战斗小组迅速前往战地，然后再从驻日美军中尽快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展开反击。他还宣称，除非我们这么做，否则“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好结果是无谓地牺牲生命、金钱与尊严，而最坏的结果就是以失败告终”。
在华盛顿，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想要在凌晨三四点安排一次与东京方面的电话会议。但是由于他们的级别较低，需要层层上报才行，加上当时又是凌晨时分，因此等待这次会议的过程十分漫长。东京方面提出的问题事关重大：战还是不战?华盛顿的答复姗姗来迟，他们在好多问题上都拖而不决，这让麦克阿瑟非常不满。“岂有此理!我当陆军参谋长那会儿，要是想和赫伯特·胡佛讲话，他就得立刻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情!但在这儿，不但陆军参谋长拖泥带水，就连陆军部长和国防部长也都拖拖拉拉。这就是他们领导的结果，这些人难辞其咎!”[20]
华盛顿时间凌晨4点30分左右，麦克阿瑟再次向柯林斯询问派遣地面部队一事，柯林斯再次上报给佩斯，经由佩斯打电话告知杜鲁门。杜鲁门一直保留着在农场劳作时的作息习惯，所以一向起得很早，佩斯打来电话时，他正在刮胡子。6月30日凌晨5点前，杜鲁门批准了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韩国的请求，这正式标志着美军地面作战的开始。在朝鲜战争初期，麦克阿瑟曾经夸下海口，只要华盛顿不对他横加干涉，他就能轻而易举地遏制朝鲜的武装入侵。可是现在，他却说需要两个师的兵力才能完成这一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如此，他还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同时过分高估了自己指挥的军队(包括美军在内)的素质。
杜鲁门始终在考虑动用国民党部队一事，于是他召集艾奇逊、哈里曼、约翰逊和参联会成员，最后一次讨论是否可以让蒋介石部队参战。考虑到韩国军队眼下溃不成军，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提议不失为权宜之计;艾奇逊却坚持认为，一旦动用国民党军队，那么势必会将中国共产党牵扯进来。参联会方面并不希望蒋介石军队参与进来，因为既然蒋介石军队在武器装备远比敌方精良的情况下都会败给中国共产党，那么在面对装备更为先进的朝鲜人民军时，就更不能指望他们能够有什么作为了。
在阴云密布的气氛中，尚有一条可以稍稍振作人心的消息，那就是美国军队将以联合国的名义参战。在杜鲁门批准使用地面部队之前，他已经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因为当时获得联合国授权要比现在容易得多。1950年的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与西欧诸国利益的代表;尽管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异议常常引人侧目，但那时的联合国基本上是白人的世界。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否出兵韩国进行表决时，仅有两票弃权，而且这两张弃权票均来自非白人国家——印度和埃及。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反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非洲、亚洲以及中东国家的先后独立与成长，使联合国的面貌发生巨变，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影响。从此，美国与西欧的保守派们极为蔑视联合国。但是在1950年，联合国仍然深受美国及其盟国的影响。由于苏联人抵制参与安理会就朝鲜问题进行表决，因此也就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否决权;他们这么做的理由竟然是反对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6月27日，美国人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他们想要的决议，于是美军在联合国的旗号下出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