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再也没有什么比艾奇逊为了争取国防预算所作的艰苦努力更能反映美国当时的国内矛盾了。美国当时正在磕磕绊绊地从孤立主义强国转变为一个国际主义强国。为了能将原有的国防预算提高到一个看似不可能达到的水平，艾奇逊不惜让自己沦为右翼分子的主要攻击对象。右派势力批评艾奇逊对于共产党过于软弱，他们日益加深的愤怒和排斥，都让艾奇逊举步维艰。1950年初，为了提高军费，艾奇逊指派保罗·尼采撰写了一份核心文件，并且设法获得行政当局的批准，这就是后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艾奇逊的这一举动实属情理之中。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尼采的思想和艾奇逊的理念如出一辙，简直就是艾奇逊灵魂的延续。尼采最初在福里斯特尔手下工作，而出于对尼采才华的欣赏，凯南成为尼采早期最重要的支持者;他提议让尼采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1]的副司长，尼采也欣然允诺。但是艾奇逊却否决了这个提议，他认为尼采曾经为当时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家之一迪隆·里德工作过，因此尼采更适合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但是艾奇逊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1949年夏，当凯南再次向艾奇逊建议起用尼采时，艾奇逊批准了此事。此后，随着凯南被冷落和受排挤，艾奇逊和尼采却在工作关系和私人友谊上成了密不可分的盟友。
仅在四年前，凯南还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由于他对苏联动向的准确把握与睿智分析，凯南深受美国国务院的器重。但是随着冷战的进一步深入，美国对内对外的政治立场日益强硬。他以稳定美国与苏联关系为重点的政策逐渐失宠，最终被排挤到国务院的边缘。凯南不再是国务院的主角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政治局势的转变。对于凯南长篇累牍的一己之见，哪怕这些意见高瞻远瞩、非常中肯，艾奇逊也逐渐失去了兴趣。迫于一系列事件的压力，美国政府正在一步步跨越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安全警戒线，然而美国人对此却浑然不觉。随着右翼势力迅速成长壮大，杜鲁门政府备受指责、四面受敌，凯南的价值也被迅速贬低。据说到了1949年秋天，那个此前可以直接向艾奇逊汇报工作的凯南变成一个只能向助理国务卿汇报的小吏。这就意味着凯南已经失去和国务卿直接对话的权力，所有人都很清楚，凯南的影响力和实权丧失了。几星期之后，凯南向艾奇逊请辞，尼采正式接替凯南的工作。
尼采和凯南只在一个重大问题上有难得的共识——他们都极力反对麦克阿瑟在1950年10月向北推进、跨越三八线的决定。在他们看来，麦克阿瑟的行为得不偿失，对美国毫无裨益。然而这只是唯一的例外，在其他方面，尼采都更像是艾奇逊欣赏的那一类人。因此接下来的十年里，尼采顺理成章地成了艾奇逊最为信赖的门徒。在NSC68号文件这一原则问题上，国务卿想把国防预算提高到原来的三倍。凯南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NSC68号文件完全误读了苏联的意图，将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军国主义，从而引发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尼采站在了国务卿的一边。
在所有人都蓄势待发的时候，凯南却对美国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这种反差越发让凯南变得孤立无援、处境凄凉。他开始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华盛顿，前往普林斯顿。只有在那里，他的才华才能得到人们的承认，除此之外，他还能够安心从事写作。即便普林斯顿能够安慰凯南，凯南还是为人们认识不到自己的价值感到沮丧不已，在凯南看来，那些高高在上的美国政客选择的政治道路谬误至极，他们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过于粗暴简单。他们将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以概之，全都划归为莫斯科的爪牙，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各自的复杂背景和彼此间的差异分歧。凯南认为，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早晚会凸显和激化。他是那个时代反对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为统一整体的代表人物，可是在他看来，却没有人聆听他的声音。后来凯南自己曾经反思道，到了1949年夏天，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小丑，时时刻刻都希望能引发众人的争论，好借此发布一些令人震惊的观点。自己冒着遭人厌恶的风险，仍然试图在平庸的同僚中引起关注。可惜到了最后制定决策时，却没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个小人物的意见”。[2]
所有曾经和凯南共事的政府人士都觉得，凯南是个在工作上很难相处的人。他的个性复杂而又难以捉摸，一方面，他希望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可是另一方面，一旦得到这种影响力，他又对由此带来的种种压力感到惴惴不安。他为人腼腆内向，或者确切地说，他更适合当个历史学家，而不是外交使节。在国务院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政治决策往往需要在不同程度的紧急状况中立即执行，而凯南的行事就显得过于拘泥，过于苛求细枝末节。凯南希求对每个问题都找到最好的对策，然而在一个冲突不断矛盾迭出的世界中，政府却常常会迫于压力而做出某种决策，这自然会和凯南的想法出现偏差。作为美国早期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凯南似乎总是在不断地陷入一系列复杂的争论当中，与国家安全部门的同事和上司进行争论，与强硬派以及反对者们进行争论，甚至在和自己争论。他偶尔会对政治中的不确定和微妙感到手足无措，因此认为自己提出的异议必须得到一一解答。如果说在人们尊重和接受他的意见时，凯南都感到失望不满，那么在行政当局对他失去兴趣、无人听取他的意见时，他就更是颓唐失落。与包括艾奇逊在内的同时代其他人相比，凯南对于美国政治的现状更加沮丧。在他看来，美国不仅政治环境残酷，就连文化氛围也充斥着粗糙和愚昧，再加上一群思想落伍的国家领导人，想要为一个如此庞大而又不懂规矩的民主国家制定出高瞻远瞩的外交政策，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在越南战争爆发时，凯南成为反对越战的主要人物之一，而在此大约十五年前，他又对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挺进担忧不已。这些表现，即使在凯南的崇拜者看来，也难免有这样的感觉：凯南不仅仅是鸽派人物的代表，而且仅就外交政策而言，他也是个非常懦弱的人。但实际上，凯南是“实力政治”的真正推崇者。他之所以不赞成美军进入越南，并非出于对越南反殖力量的同情，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地区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国家)根本就不值得美军劳民伤财，美国人有比打越南战争更加宏伟的计划要执行。更何况，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凯南相信，如果美国人非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并不适合这一意志的地区，那么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对于越南和中国这样的地区，美国既没有地理上的优势，又对这些国家不甚了解。与此同时，美国还有很多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意识形态来考量都更宝贵的盟友，而这些盟友正是苏联无法接触和控制的。这样一比，孰重孰轻，不难见分晓。在凯南看来，排除表面上的所谓两大阵营的对垒，当时世界上其实已经出现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并且从长远看来，这种平衡可以对美国的发展形成积极的影响。对凯南来说(不无讽刺地，对斯大林来说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真正应该积蓄的力量是工业生产力，在必要的时候，这种力量可以在瞬间转化为军事力量。因此，唯一值得美国人关注的应该是那些生产力水平发达的工业强国，这些国家主要是北半球的白人国家。而日本可能要算美国唯一应该关注的亚洲国家。凯南之所以会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初期对战事做出积极回应，是为了一个比朝鲜战争更为宏大的计划。凯南觉得，即使朝鲜统一了南方，将韩国合并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美国也根本没必要费劲去招惹它。真正让凯南担心的是日本，他唯恐施行共产主义的统一朝鲜会对日本造成干扰。在朝鲜向南进攻后的第三天，凯南对英国驻美大使说道，虽然朝鲜对美国而言缺乏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日本影响尤其重大”。[3]实际上，凯南并非如批评者所言是个怯懦之徒，相反，他是个极为理智冷静的人，理智冷静到可以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凯南是个心思很深的人，对政治事件大多抱着悲观的态度。相比于他的聪慧睿智，凯南出人意料地对身边人的情绪和感觉迟钝不已。当决心娶一位年轻的挪威女子为妻时，凯南写信给自己的父亲，描述了自己对爱人的浪漫感情，这本应是最为温柔甜蜜的一封信，可是凯南却这样写道：“她有着真正斯堪的纳维亚人才有的简单个性，不会唠叨啰唆。她有着世人少有的能力，总能保持优雅的沉默。我从未见她有过任何烦躁不安的情绪，就算是我，也不会让她感到紧张。”[4]华盛顿政府中的其他高层决策者大都出身于显赫的上流社会家庭，但是凯南不同。他来自中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密尔沃基市一名税务律师的儿子。即便如此，凯南却相当虚荣势利，赤裸裸地蔑视那些在他看来属于社会下层的人，认为这些人只会妨害社会精英在这个民主国家发号施令的权力。
苏联问题专家奇普·波伦和凯南相交多年，时常体谅凯南的情绪，但即便是他也认为凯南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凯南最终决定离开国务院时，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可以道别的对象。在国务院工作的二十七年中，凯南几乎没有朋友，很少会和他人分享自己的内心想法，也从不会对自己身边的同事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然而无论如何，凯南作为一名外交政策分析家的天赋和创造力是毋庸置疑的。
出于对历史强烈的热爱，凯南倾向于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孕育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又塑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民性。而历史的发展却不会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统治者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本身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只有历史本身，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基因。在凯南看来，苏联本质上不过是俄国人及其统治者的组合。出于对俄国的恐惧，出于保全自己的考虑，加上平等主义思想的蛊惑，为了避免孤立，那些曾经与俄国长期纠葛的邻邦才与俄罗斯人共同成立了苏维埃联盟。
1943年，当华盛顿的官僚们仍然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中，妄想美国在战后可以跟苏联和睦共处时，凯南却出人意料地提出异议。他竭力向自己的上级们表明美国即将面临的艰难道路：出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将在“二战”之后成为美国难以招架的竞争对手。然而在“二战”中期，除了哈里曼之外，几乎没有人听取凯南的意见。哈里曼来自一个显赫的铁路世家，曾经担任罗斯福的特别密使，负责华盛顿与丘吉尔及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在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政治中，哈里曼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哈里曼虽然自身才华有限，但却是个极为耐心的倾听者，善于吸收利用他人的观点。哈里曼的政治生涯长达四十年，可能要算同时期的人中最能干的两三人之一。虽然当时凯南只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中的一个小角色，哈里曼却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
1946年，远在苏联的凯南向华盛顿发出他最著名的长电报。为了向当局说明美国即将面临的严峻形势，凯南用洋洋洒洒八千字，旁征博引，详细阐释苏联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反复强调苏联将是美国难以对付的劲敌。这封电报非常及时，当时华盛顿政府也正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凯南的这封电报简直就像是为华盛顿大多数不明就里的官员量身定做的，向他们解释了莫斯科之所以难以对付的原因。这封电报与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演讲不谋而合，在这次演讲中丘吉尔也宣称，铁幕已经覆盖半个欧洲。这正是凯南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遏制政策”的对苏战略。这封电报此后刊登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文章署名为“X先生”。文章发表后，首先在华盛顿引起轰动，继而震撼全国。凯南一夜之间成为外交界的明星，他后来这样写道：“因为我个人声名鹊起，因此我的观点也被广泛采纳。”[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遏制理论都被视为华盛顿对莫斯科政策的依据。当理想主义蔓延、人们还沉浸在对战后联盟的憧憬中时，凯南却打破了这片歌舞升平。这封电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但是凯南备受推崇的日子却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在思想上过分孤立，同时又对风云变幻的政治浪潮缺乏关注。1948年，凯南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归因于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因此他认为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反应过于激烈，在他看来，虽然苏联红军势力强大，但不会主动去侵略任何国家。
此前在1939年，斯大林曾经妄图吞并芬兰，不料吃了大亏，并且后悔不迭。凯南甚至预见到，由于完全迥异的历史背景，中国和苏联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紧张关系。他断定，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无论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在刚刚赢得革命胜利后，正处于自信满满、百废待兴的状态，它绝不会甘心长期做苏联的卫星国，任由苏联人摆布。国务院的其他专家，例如约翰·戴维斯也对凯南的观点表示支持。正如他在1947年写的那样，“克里姆林宫的人们一直以为自己牢牢掌握着中国的革命。可是他们会突然发现，那些由散兵游勇和小打小闹换来的革命果实，早已悄无声息地从他们的指缝间流失殆尽。除了中国人礼节性的鞠躬和微笑，俄国人什么也没得到”。[6]
在政府里，如果你总是在别人之前就发现了真理，尤其当你被视为一名鸽派人士时，那么你一定得不到好报。从6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日益紧张，同时，在两国的边界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凯南虽然能够未卜先知，并且在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事实证明自己预言的正确性，但是在1949至1950年间，艾奇逊却没有心情考虑凯南的意见。当时政府被包围在一片骂声之中，不但要应对苏联引爆核弹的惊人消息，而且要面对蒋介石失守中国大陆的残酷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人关注凯南关于苏联和中国关系即将恶化的观点。
到了1949年，另一位在国务院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人大卫·布鲁斯注意到，艾奇逊已经对凯南的电报感到忍无可忍。在艾奇逊看来，这些报告全都长篇累牍、咬文嚼字，处处卖关子。此外，凯南发送这些电报的时机，也远不如他撰写长电报时那样好。没有人知道冷战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骤然升级，也没有人知道美国国内的政治矛盾会变得如此激烈，更没有人知道凯南会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从一颗巨星陨落成一个圈外人。艾奇逊认为凯南喜欢掉书袋、嗜好争辩，不过除此之外，凯南的政治观点都是对的。如果是在其他的政治环境下，艾奇逊可能会对凯南的主张欣然采纳。可是现在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时代的政治环境早已今非昔比，艾奇逊不得不迫于各种压力而做出其他的选择。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艾奇逊都出于自尊不愿承认。但是，凯南对自己观点的坚持以及他不愿屈从于政治势力改变自己主张，却间接表达了他对国务卿的指责与不满。而艾奇逊既不是一个喜欢接受批评的人，也不是一个会承认自己屈从现实的人。
不仅是在苏联和中国的问题上，而且在别的问题上，比如是否要继续研制氢弹，艾奇逊和凯南也持截然相反的立场。研制氢弹的计划主要由爱德华·泰勒主持推进。泰勒曾是“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对罗伯特·奥本海默甚为不满。当杜鲁门筹组特别委员会来研究氢弹时，他选择了泰勒的支持者之一保罗·尼采来领导这个委员会;这意味着从一开始，这个特别委员会其实就已经决定了氢弹计划将势在必行。
对于尼采而言，氢弹研制计划不过是个可行不可行的问题：氢弹能不能产生强大的作用?他从泰勒那获得了肯定答案。但是对于与奥本海默过从甚密的凯南来说，这项计划并不只是可行不可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科学研究的问题，而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奥本海默已经为自己研制的核武器感到极度矛盾，对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枚原子弹更是愧疚不已;凯南也对氢弹研制计划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感觉这将是一场潜在的道德灾难。奥本海默和凯南一致认为，一旦美国将研制氢弹的计划付诸实施，美苏之间必定会启动一场永无止境而又毫无胜算的军备竞赛，这会给整个世界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
正如艾奇逊所期望的那样，尼采的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应该推行氢弹研制计划。这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有了新的蓝图。艾奇逊早就迫不及待要开始这项工作，这项研究是他日思夜想的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开端，而尼采将全权负责整个项目。1950年1月31日，在艾奇逊发表了对希斯讲话后的第七天，杜鲁门批准了氢弹研制计划。
在凯南看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执和妄想，但其对外政策并不具有侵略性。尼采却并不这样认为。“总体说来，”他当时说道，“最近苏联的举动不仅表明他们有意囤积兵力，而且暗示着他们变得前所未有的狂妄。”[7]实际上，他是指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制定对苏政策的时候不能将对方视为沙皇主义时的俄国。换句话说，无论凯南多么才华横溢，他的理论并不适合作为对苏政策的基础。尼采对凯南深感怀疑：万一凯南的理论并不正确怎么办?他只不过是个外交官和历史学家而已，而不是什么先知圣贤。一旦他的对苏理论是错误的，那么美国就会将自己的整个国防政策建立在一连串错误的历史理论上，并且因此变得极端脆弱。
在艾奇逊本人及其盟友看来，尼采起草的NSC68号文件最终让美国的军事力量走上了与其战后的国际形象相符的道路——美国从此不会夸夸其谈，而会真正掌握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用到的核武器。在这个前提下，美国将获得更多的军事主动权。然而在凯南看来，NSC68号文件将美国的对外政策推上了一条军国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在凯南看来，这项劳民伤财的国家安全计划最终只会创造出一个与美国的国防力量势均力敌的苏联。他曾经这样写道，苏联的原子弹并没有真正破坏美苏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所谓严峻形势，其中大部分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假想而已”。
此时华盛顿内部围绕美苏关系展开的讨论对后来的世界局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艾奇逊和尼采正在尽可能隐蔽地推进NSC68号文件的批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最需要防备的人就是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暗中对尼采说，艾奇逊应当绕过约翰逊，避免和他直接交锋。多年之后，布莱德雷写道，艾奇逊与约翰逊之间的矛盾制造了一个“罕见的、糟糕的而又极具讽刺意味的局势。在这场矛盾中，参联会选择站在了国务卿而不是国防部长身边”。[8]参联会觉得艾奇逊和尼采比约翰逊更同情他们的疾苦。尼采认为，想要将美国的国防系统建设成他们想要的那样，每年至少要有四五百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否则，美国就无法实施他们的国防政策，最终还会让苏联称霸全球。
艾奇逊在得知尼采估计的国防预算额后说：“保罗，别把这个数字写进报告。你只要告诉我就够了，我会转告总统先生。切记，不要在报告中出现任何相关数据。”[9]最终在1950年3月22日，他们和约翰逊及各军种参谋长在尼采的办公室召开一次会议，共同讨论NSC68号文件。会议开始时的气氛非常平静，约翰逊询问艾奇逊是否读过文件，艾奇逊当然已经读过。然而，约翰逊却没有读过。实际上，直到那天早上，他都只是对该文件略有耳闻。可是突然之间，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踢出这场游戏，深陷于埋伏之中。很明显，布下这场天罗地网的就是艾奇逊及其爪牙尼采。他们为了收买人心，笼络参联会主席的支持，不仅承诺返还他们被约翰逊削减掉的那部分预算，甚至超过了约翰逊想象中可能给予他们的最高预算。约翰逊恍然大悟，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他们完全孤立了。正如艾奇逊后来写的那样，约翰逊突然“暴跳如雷，把椅子用力摔到地上，挥舞着拳头，把我吓了一跳”。[10]
约翰逊开始痛斥艾奇逊和尼采试图将他蒙在鼓里，这让他无法忍受，他无法向这样一个侮辱屈服。他说：“这是一场背着我进行的阴谋，目的就是颠覆我的政策。我将和参谋长们一起离开。”此后不久，约翰逊再次来到艾奇逊的办公室与其争论，大声地说他受到了侮辱。艾奇逊将他赶出去，然后差人向杜鲁门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时之后，杜鲁门电告艾奇逊继续执行文件。当时杜鲁门还没有批准NSC68号文件，朝鲜战争使他分心，但是艾奇逊和尼采已经开始执行这一文件。六个月后，杜鲁门令约翰逊辞职，转而让马歇尔接任，因为艾奇逊认为约翰逊当时的精神状态不够稳定。
NSC68号文件是个前所未有的文件，它奠定了美国在冷战中对苏联的整体战略。美国对苏联的不信任正如同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那样根深蒂固，这种彼此间的不信任导致了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因此在两国中制造出更多的不信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它反映出美苏之间纯粹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尤其是在只有美国高层才有权阅读这份密报的情况下。“苏联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权，他们受到一种狂热的信仰的蛊惑，而他们的观念与我们所秉持的信仰背道而驰。他们企图对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起初，杜鲁门对这份文件的态度并不明朗，对于由其引发的巨额经费更是大皱眉头。但是随后朝鲜战争爆发了，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这让杜鲁门感到国防预算的增加势在必行。人们围绕这份文件展开的争论渐渐停留在学术范围内，对政治事件的关注取代了对国防开支的关注。NSC68号文件的目的就是要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原有的三倍，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防开支也到了不得不提升的时候;杜鲁门几乎不需要决定通过NSC68号文件，战争本身就推动着这份文件的实施。到1951年深秋，华盛顿已经准备好了1952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这笔开支从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30亿美元一下增长到了550亿美元，是原来的四倍还多。多年之后，艾奇逊在普林斯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这样说道：“朝鲜拯救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