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很快就暴露了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一般来说，像蒋介石这种外国政权的垮台不会波及美国政治，但这次情况不同。1949年，蒋介石垮台后不久，美国国内就盛传蒋介石的垮台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抛弃了他。蒋介石在美国新闻界有强大的盟友，比如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哈里·卢斯和罗伊·霍华德，他们利用自己报社的记者作势引导美国舆论。因此，大多数关于蒋介石垮台的报道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偏向。
关于蒋介石的政治议题正合共和党人的胃口。杜威竞选失败后，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政治议题来与民主党抗衡，而蒋介石的失败正中他们下怀。虽然蒋介石败退台湾，中国内战已经结束，但是这一议题从来都没有结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曾经预言蒋介石政府最终会失败的人发现，自己现在反而成了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指责，正是由于他们这些左派导致美国削弱了蒋介石的力量。尽管国务院的中国事务官员准确地报告了中国的实情，但是为了不影响仕途，他们让自己尽量远离政治漩涡中心。1946年10月，那位见证蒋介石政府走向衰亡的伟大将领史迪威去世了。美国政府发现自己现在身处一种不利的政治局面：共和党人把蒋介石的问题和欧洲复兴计划(杜鲁门和艾奇逊的首要任务)联系在一起批评。杜鲁门和艾奇逊不能全力制订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除非他们肯在中国问题上妥协，因为他们的欧洲政策受到那些想用中国问题来挑事的政敌的掣肘。
行政当局在输掉政治斗争的同时，又很快地输掉了宣传战。1949年，艾奇逊授权国务院收集资料，公开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这份权威的历史文件记录了蒋介石在美国强大援助下仍然一败涂地的真正原因。但是这一举动既得罪了许多美国人，又得罪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新中国。“院外援华集团”对书中提到美国不再对蒋介石进行援助的言论感到极其愤慨。而毛泽东一下就抓住了这个美国人自己制造的把柄——美国在不断与他所领导的中国作对，那么美国显然就是中国的敌人。
所以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破产了：援助了蒋介石，但知道援助也不起作用，只是为了不想让蒋介石即将到来的失败与美国扯上什么关系。不仅民主党人这样认为，一些共和党人也这么认为。1948年，保守的爱荷华州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向共和党参议院党团领袖范登堡发问：5.7亿美元的对华援助是否会给美国带来利益?正如托马斯·克里斯滕记录的那样，范登堡回答道：“至少我们不用为中国政府的垮台负责。”范登堡所言就是当时美国民众的主流观点，即使蒋介石政府已经奄奄一息，他们还是愿意援助中国。“我们正在抗击共产主义的进攻。我们彻底忽视了一块土地，让它在得不到一点援助的情况下被共产主义弄得四分五裂。”[1]
中国内战结束了，然而关于中国的政治斗争在美国才刚刚开始。美国并没有同人们预期的那样与蒋介石划清界限，因为支持蒋介石的政客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和新中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双方已经开始走向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
在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问题上，有人批评政府做得太少，而新中国却谴责美国做得太多。在毛泽东及其同僚看来，美国的行为是故意与他们作对。美国在中国内战中处处帮助蒋介石：从1941年到l949年，美国政府一直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经济援助。此外，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美国动用飞机和轮船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中国北方接受日军的投降。他们认为，一个中立国是不会帮助蒋介石政府做这么多事情的，然而在美国人看来，这些举动不过是举手之劳。因此，毛泽东和其他高层官员认为，美国政府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美国的这些举措并不意外，因为按照中共的逻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美国政界出现了一股新的政治势力——院外援华集团。这个组织结构松散，成员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与有权、有钱而且精明的蒋氏家族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蒋氏家族成员一般都在华盛顿任职，或是在那里执行特殊任务，比如收买美国的保守政客、结交新闻界的朋友。“院外援华集团”虽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但是它确实存在，而且频繁吸引着美国人的注意力。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游说团体——在华盛顿没有哪股外国势力比他们更有影响力。一开始，他们的目标简单明了：尽可能地帮助蒋介石政府获得最大的援助。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共可能获得内战胜利的情况下，他们又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阻止美国承认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他们还试图阻止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最后，他们甚至要求美国能够继续援助那个已经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在中国内战中最终失败，但是游说者依旧希望美国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他们希望有一天，蒋介石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在美国的庇护下成功地反攻大陆，或许他们可以挑起一场美国与新中国之间的战争，那么他们就可以坐享其成并且从中渔利。
在这个“院外援华集团”里，有些人是因为真心热爱着自己的祖国才聚集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是出于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他们认为蒋介石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其他成员支持蒋介石的初衷就不光彩了——他们主要是为了个人利益，有时只是因为国民党可以付给他们很高的薪水。对于许多共和党人来说，抓住蒋介石这个议题就等于抓住了反击民主党政治霸权的良机。国会议员沃尔特·贾德(年轻时曾在中国行医)以及《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一位传教士的儿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仅唯中国是尊，更是唯蒋介石是从;他们坚定地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而中国就是蒋介石。“院外援华集团”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长久以来以欧洲为重心的美国外交政策，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关注太平洋对岸，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反共才能创造美国更美好的明天。
那些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的孩子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另外，蒋介石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父母的失败，因为他们的父辈曾不畏艰难把基督教带到中国(实际上，从狭义的传播宗教信仰方面来说，他们的父辈的确是失败了)。1946年秋，卢斯在前往中国的途中碰到麦尔比，后者说献身于蒋介石而不是献身于中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卢斯的回答暴露了他内心的感情。他说：“你应该记得，我们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是我们熟知的土地。我们必须一生献身于中国基督教的进步事业。你这样说完全是在否定我们存在的价值。难道你认为那里的人们是无可救药的，我们的工作都只是在白白地浪费生命吗?难道你认为他们就没有积极向上的进取心吗?进取心是个很难得的东西，即便是美国人也同样可能懒惰散漫，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虽然麦尔比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当时的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们所了解的那个中国已经消失了。[2]
然而，正是这种激情(还有思乡之情)推动“院外援华集团”完成了许多工作。在1948年年底的一段日子里，“院外援华集团”的很多政治活动不是由国民党驻美大使馆指挥，而是由宋美龄亲自挂帅。那时她刚从纽约来到华盛顿。蒋介石的内兄宋子文和连襟孔祥熙(以及华盛顿大使顾维钧)都很擅长政治游说。宋子文曾经告诫约翰·帕顿·戴维斯(外交官，最有能耐的中国事务专家)，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往国内的所有备忘录，他都能在两三天内看到。这些国民党的高官似乎比美国同行更懂华盛顿的运作方式。他们的盟友遍布政府各部门，还有一帮有权有势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一些民主党的叛徒，比如内华达州的帕特·麦卡伦。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他们有最好的政治盟友，但是对游说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客，而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出版商亨利·卢斯。如果没有他，“院外援华集团”就只能处在政治的边缘，不能名正言顺地为他们拥护的人发声。
在拥护蒋介石的同盟者中，没有谁比卢斯更重要，他的观点传遍了美国各个角落。他的政见很有权威性，似乎就是来自权力中心的政策。然而他又很专横地力图压制那些与他的观点相左的看法。他是一名党性很强的激进共和党人，把自己的政党称为“第二教堂”。他经常利用自己的媒体工具抨击民主党自由派;任何反对他亲华政策的人，卢斯都会毫不犹豫地穷追猛打。他在政治、外交、新闻等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被人打击的痛苦，因此也从来不遵守普通伦理道德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在卢斯看来，只要有人偏离他所谓的真理，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阻碍他前进的步伐，那么他就应该利用自己的报刊对其口诛笔伐。
卢斯的父母都曾在中国传教。他天资聪明，才华横溢，对自然充满好奇却不善交际。从霍奇基斯私立高中到耶鲁大学，他的成绩一直很差，赶不上班里的其他同学，他的父母也很少与班里其他优秀学生的家长交往。卢斯总是穿着中国裁缝做的粗布衣服，打扮老旧过时，仿佛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古人。因此，有人给他取了个“中国佬卢斯”的绰号，而这个带有蔑视的绰号让他极为恼怒。他曾经对小说家赛珍珠说，他非常憎恨自己的高中和大学，因为他在那里感到自己很穷而且是个异类。[3]卢斯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商，坚信自己的各种观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美国将主宰20世纪，因此他把20世纪称作“美国的世纪”。他是一个奇怪的综合体，各个组成部分似乎并不协调：既是一名新闻从业者，又是一名加尔文教徒;虽然他不会像封建军阀那样把反对他观点的人抓起来，但他同样会对这些反对者进行无情的口诛笔伐。在他新闻生涯的早期，他的内心似乎没有一丁点中国情结。从小时候起，中国带给他的只有痛苦的回忆，一直是他想要摆脱的痛苦阴影。但是在1932年，34岁的卢斯访问了中国。这时的他已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编辑和出版商，而这次中国之行重新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中国的热情。中国最富有的宋氏家族(在美国的援助下，之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热情周到地款待他。与西方人相比，宋氏家族更知道怎样讨好西方权贵。他们很会阿谀奉承，能说尽世间最好听、最顺耳的话，能做尽世间最溜须拍马的事。盛情的款待使得卢斯一下子就忘掉了自己以前的那些痛苦经历。于是，他对中国的认识大为改观，他觉得所有中国人都优雅大方，并且像这个显赫的家族一样都是基督徒和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他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一定要扭转所谓“中国人残忍而且不信上帝”的西方偏见。这就是他的使命，也是美国的使命。最终他带着这样的目标离开了中国。
卢斯越来越着迷于中国问题，或者说变得狂热。1941年，卢斯和他的妻子克莱尔·卢斯(政治家兼作家)第一次拜访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他在离开后写道：“我与他们相见恨晚。蒋介石夫妇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世人将永世难忘他们的伟大。”[4]在美国，没有第二个人像卢斯那样推崇蒋介石，并且想让蒋介石光辉高大的形象深入人心。如果蒋介石政府真的有卢斯所描绘的一半成功与高效的话，如果蒋介石真的有卢斯所描述的一半才能的话，那么国民党政权恐怕就不会以失败告终。
没有人能够改变卢斯的想法——中国需要美国提供的发展目标，蒋介石家族也一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完成这个目标。如果有任何美国政治人物胆敢说蒋介石的坏话，卢斯就会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政客。他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记者不能报道有关蒋介石彻底失败及中国共产党大获全胜的新闻，否则他一定会亲自进行审核、修改，使其最终成为对蒋介石有利的报道。有很多新闻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世以及他的最终命运做了公正的报道，但是卢斯不为这些报道所动，而是更加严厉地对待收集、发布这些消息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希望朝鲜战争可以帮助蒋介石完成反攻大陆的梦想。卢斯的姐姐伊丽莎白·摩尔对卢斯的传记作者说：“他总想找机会颠覆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他知道美国不会草率地向共产主义宣战，但是认为中共挑起的战争可以让美国重返中国。他很希望朝鲜战争能够变成一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而且在50年代初他也是对越南这么说的。”[5]
无论卢斯是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院外援华集团”成员，但他确实是“院外援华集团”成员中最重要的一个。他和其他成员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连。布林克利认为：“他更像是一个教唆者，而不是真正的盟友。对于大多数问题的看法，他属于虔诚的国际主义者，而其他的人则属于独立主义者。”大多数中国游说团成员就像是那个时代孤立主义领军人物的支持者麦克考密一样，然而卢斯却视孤立主义者为自己的政敌，因此不断在自己的报刊上嘲弄他。[6]同样，因为卢斯在大选时一直帮助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汤姆·杜威(两次提名)以及艾森豪威尔造势，麦克考密也把卢斯当成自己的敌人。然而就是这样势不两立的两个人却由于共同的目标中国而走到一起。
卢斯厌恶艾奇逊，他认为正是由于艾奇逊的无能才使得蒋介石政权病入膏肓。因此，在私下里他称艾奇逊为“那个浑蛋”。当朝鲜人民军第一次跨越三八线时，卢斯觉得自己义不容辞，于是他立即安排担任《生活》杂志主编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约翰·比林斯撰写一篇题为“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的社论。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时代》周刊经常对艾奇逊进行评论。l951年1月，《时代》周刊评论说：“人们原以为艾奇逊是美国人民的领路人、一个高深莫测的人、一个把美国带入世界大战中的好战分子，然而现在他却变成了温和派。要不是他的软弱表现有目共睹，艾奇逊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国务卿。”
尽管与其他同类杂志相比，《时代》和《生活》杂志的文章内容相对严谨，但是一旦事关重大，例如在报道总统大选时，它们就变成赤裸裸的宣传工具。关于中国的报道，卢斯公然掩盖事实，他的出版物中也总是充斥着他个人的政治倾向。作为蒋介石的支持者，卢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审查和压制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白修德关于中国的报道。卢斯不能扭转乾坤，但可以颠倒黑白;他把白修德写的蒋介石节节败退的稿件改成蒋介石节节胜利的报道。那时，白修德的文章经常被卢斯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他早已习以为常。白修德曾经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贴了张纸条，上写：“如果这里写出的文章和《时代》杂志上的文章雷同，那么纯属巧合。”尽管他们两人之间不断争斗，但同样深爱着中国，只不过白修德认为蒋介石最终会彻底失败，中国只有通过自我强大才能够屹立于世界。1944年秋，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罗斯福总统因此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史迪威将军召来两名他最信任而且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记者——白修德和《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对他进行采访。在长时间的采访中，他就自己被召回的原因以及自己为何对蒋介石政府非常失望等问题发表看法。对白修德和阿特金森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采访。史迪威说“蒋介石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混蛋，他根本不想和日本人开战……每一场战争的失败对蒋介石来说都在所难免”。[7]史迪威有很多实情可讲，于是阿特金森特意与史迪威将军同机回国，这样他既可以完成翔实的报道，又避免自己的文章被新闻审核部门审查、退稿，从而有机会获得普利策奖。白修德的13页采访记录却被卢斯改得惨不忍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卢斯不切实际的报道将误导美国人民的看法。他的职责是偏袒蒋介石，而我的职责则是要告诉美国人民什么才是真相”。[8]
“二战”结束以后，行政当局对中国问题以及国内政治斗争只能采取消极防守的应对方式。迫于右翼的压力，杜鲁门不得不对此有所表示。此前，负责中国事务的外交官一直提醒人们，蒋介石政权终将垮台。现在，他们的话虽然应验，但是他们却因为办事不力遭到指责。然而，后人在提起他们的时候，一定会认为他们是最有才华、最优秀的外交官。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派往利物浦、都柏林、瑞士、秘鲁、英属哥伦比亚、挪威以及新西兰等地。他们中的佼佼者雷·卢登还被短时派驻都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以及斯德哥尔摩，但决不派他去亚洲国家。他说：“从1949年开始，我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赶时间，没得到过一份长期的工作。”[9]他们的个人悲剧其实也是美国的悲剧。政府失去这些智囊就等于失去了对战争局势的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国辨别不了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和威胁自己的事物。如果他们不离开，美国军队就不会在1950年的10月向北跨越三八线;如果他们没有离开，美国也不会在十五年之后重新陷入越南战争。
起初清洗还只是针对国务院的中低级官员，但是到了1948年，“院外援华集团”开始孤注一掷，准备发动一次更大的政治斗争。从当时丑陋露骨的政治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外援华集团”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不是别人，正是马歇尔。马歇尔一直都是中国的朋友，他年轻时曾经作为一名军官在中国任职。他一直珍惜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当宋美龄于1948年末来美寻求帮助时，她住在马歇尔在弗吉尼亚的家中。马歇尔极不情愿地背离蒋介石，不是因为他个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而是因为他知道国民党政权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挽救，也因为马歇尔以美国利益为重，而不是把蒋介石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无奈做出放弃自己盟友的决定，承认中国的另一方获胜。然而，他的爱国主义却在当时遭到美国民众的攻击，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政府的垮台是马歇尔造成的。
当1945年“二战”结束时，如果要找出一个举国上下都尊敬的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马歇尔。他大公无私，没有意识形态与党派之分，连杜鲁门总统都钦佩地称他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1941年，美国的无知和对孤立主义的坚持使美军处于实力弱小、装备不良、人员不足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就把美军塑造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支可以横渡英吉利海峡并且成功夺得胜利的军队。在“二战”后，很多普通民众都同意杜鲁门总统对他的评价，认为他是当今世上最伟大的美国人。其他的军事奇才如李奇微也认为，马歇尔是美国历史上继华盛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军人。马歇尔曾提出蒋介石和中共划江而治，但是仅仅五年之后，这个曾经无数次决定帮助蒋介石的人却受到不应有的指责。马歇尔为此感到十分悲伤，不仅是因为人们质疑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更是因为人们怀疑他的爱国情感。
在“二战”期间，《时代》周刊不遗余力地赞美马歇尔。现在“院外援华集团”想要找到马歇尔反对蒋委员长的原因。他们找到的第一个理由是由顾维钧提供的。这个理由很简单：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处任务失败了，因此他感到十分痛苦，对中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实际上，这个理由颇具讽刺意味。如果说有一个人不在乎个人得失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马歇尔。尽管这个理由难以自圆其说，但是《时代》周刊还是在1947年3月的封面故事里这样描述马歇尔：如果他继续帮助中国，那么世间再恰当的形容词都难以对其进行描绘。他将是一个斯巴达式的人物：冷酷、果断、博学。他在和平时期的表现可以媲美自己在战争时期的表现。最后，《时代》周刊问了一个极不和谐的问题：“马歇尔还有能力处理他即将面临的中国问题吗?”[10]这仿佛是一个挑衅：你必须帮助中国，否则就是一个失败者。此外，这句话中还暗含另一层意思：卢斯和“院外援华集团”可以任意诋毁或是褒奖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马歇尔这样的伟人。
1947年5月中旬，卢斯再次会见顾维钧。这一次，他们大部分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放弃攻击马歇尔。几天前顾维钧刚和马歇尔交谈过，因为顾维钧得知马歇尔正在担心国民党的前途，并且已经看到蒋介石政权注定失败的命运。实际上，顾维钧也在担心马歇尔所担心的问题，但是卢斯却很乐观地认为，马歇尔其实在很多政治斗争中都帮助了他们，这次应该不会袖手旁观。顾维钧记得卢斯对他说过：“马歇尔必定会把他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全球政策统一起来，不然他自己就是不守信用。”顾维钧接着回忆道：“卢斯先生告诉我，如果马歇尔不改变自己的对华政策，那么他控制的《时代》杂志将指责马歇尔在对华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卢斯本以为马歇尔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马歇尔没有被卢斯牵着鼻子走。”[11]
马歇尔没有屈从于“院外援华集团”的意志，也不在乎卢斯的新闻媒体，更不怕别人污蔑他为左翼分子，但是这也让他排除了国务院中其他人的建议。更糟糕的是，马歇尔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一些错误的人。印第安纳州参议员维纳·詹纳(一个麦卡锡式的人物)说：“马歇尔不仅愿意而且非常渴望成为叛国者的带头人。他这么做可不是第一次了，因为马歇尔将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谎言。”当有人问起詹纳对他的攻击时，马歇尔反问：“詹纳?詹纳是谁?我想我不认识他。”[12]可见马歇尔对此有多么不屑一顾。
如果卢斯的任务之一就是败坏那些损害蒋介石声誉者的名声，以保持自己在美国政坛的地位，那么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避免蒋介石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子。这个主意又是顾维钧想到的。蒋介石政权驻美大使馆的人明白，杜鲁门当局越来越孤立他们，而且把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欧洲的集体安全防御上。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们一致认为通过“马歇尔计划”稳定被战争重创的欧洲经济，以及通过人们熟知的“杜鲁门声明”来帮助希腊和土耳其恢复经济才是重中之重，而这些计划都是为了防止苏联的扩张。顾维钧希望把对中国的援助和美国对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捆绑起来，从今以后，没有对中国的援助，不会有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也同样没有钱支持欧洲的复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布里奇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问：“我们在欧洲是人，而在亚洲是老鼠吗?”从此以后，“院外援华集团”又有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新阵地，他们可以拿亚洲对美国的威胁说事。但是对于杜鲁门当局来说，这些心胸狭隘的人为他们增添了不少烦恼，而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简直成了对美国的政治勒索。
中国问题被用来向杜鲁门发难，但对杜鲁门的攻击远非中国问题这么简单。他们认为，美国人在世界大战中一直都是在替英国人流血卖命。在他们看来，就连美国在战后试图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努力，都纯粹是为了帮助英国完成其未尽的国家使命。这些中西部的保守派人士并不认为和欧洲结盟对美国人有什么好处。在武器装备日益先进的当时，大西洋作为天然屏障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因此，普林斯顿大学的柯庆生将这些人称为“亚洲主义者”。美国的两大党派似乎是在依靠不同的大洋各自为战。正如理查德·罗维尔和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51年写的那样，共和党人以太平洋为基，而民主党人则以大西洋为营。[13]即使是对美国的外交事务忧心忡忡的鲍布·塔夫脱似乎也倾向于让共和党依靠太平洋施政：“我坚定地认为，对于美国未来的和平而言，远东地区要比欧洲更为重要。”
对杜鲁门最为不满的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那些人天生就有恐英症。著名政治学家约翰·斯帕尼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党人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从来没有给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参与的机会。当蒋介石政府开始显露颓势时，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的布赖恩·麦克马洪议员，查看从1947年到1949年这一关键时期中的会议记录，想查看是否有共和党参议员对当时的官方政策持有异议，但是最终他没有发现任何建议，也没有发现任何共和党人曾经在参议院或众议院主张过向中国派遣地面部队以支援蒋介石政府。[14]于是，这些问题最终不了了之。有一次，杜鲁门的拥护者之一，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康纳利询问自己的共和党同僚范登堡：“你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中国去参加内战吗?”[15]
作为一个重要的共和党中间派人物，在本党即将走向分裂时，范登堡已经为这个问题困惑许久。在蒋介石政府屡战屡败之时，共和党右翼仍然对中国问题热衷不已，这让范登堡感到十分忧虑。他曾经告诫自己的一些同事，一旦共和党执政，中国问题就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对他们有益，也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因此，1948年9月，如果共和党获胜就能成为国务卿的范登堡写信给蒋介石的忠诚支持者诺兰参议员，警告他不要过分推进中国问题，以免对共和党造成负面影响。他写道：“我现在仍然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对蒋介石政府充满同情。但是在由美国培训和装备的蒋介石部队不发一枪就投降的情况下，还想我们通过派出美国作战部队和提供武器装备来予以他们有效的援助，那就是另一码事了。”[16]
共和党人认为，蒋介石失守中国大陆有可能会帮助他们重新赢得政权，让美国成为共和党人的天下。此时的美国正处于风云变幻之中，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传统的道德观念。而共和党人则是这个时代美国人的典范，他们衣食无忧，不用担心失业和破产。在一个几乎清一色由白人男性新教徒执掌政坛的时代中，他们身兼要职。此外，他们大都是来自政治世家，而在当时，美国只有一小部分人属于中产阶级。他们身边的人也大都有同样的感觉，认为美国正在离他们所认为的“美利坚主义”越来越远。他们认为新政以及由新政带来的力量是他们的敌人。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休·巴特勒在1946年大选前说道：“如果大选之后，新政改革者们仍然控制着国会，他们一定得感谢在美国的那些共产党人。”由此可见，这些人的想法异常幼稚，对于这个曾经选举出罗斯福和杜鲁门担任总统的美国，他们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只是属于那些大城市的天主教徒、犹太人、黑人及工会，不属于他们，他们不喜欢任何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而现在，正是他们进行报复的机会。在共和党人看来，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与他们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更糟糕的是，罗斯福的统治持续了将近二十年。
杜鲁门和艾奇逊对于共和党的政治把戏非常清楚，对于那些领导这股势力的人极端鄙夷;艾奇逊称他们为“野蛮人”，杜鲁门称他们为“畜生”。[17]从一开始，杜鲁门就知道，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外交政策上，蒋介石都将失败。1947年3月，在一次内阁会议中，总统先生对蒋介石政府表现出极大不满。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蒋介石绝不可能胜出，共产党人会取得胜利。(在目前的情况下继续援助蒋介石政府)简直就像拿钱填一个无底洞。”[18]实际上，总统从蒋介石执政之初起就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极为恼怒。在他看来，蒋介石治国无方、为人奸诈、不够忠诚。对援蒋资金去向进行的一次暗中调查发现，相当一大笔资金都被蒋介石家族用于投机倒把。有一次，他对新政的支持者戴维·利连素尔说，国民党人全都是“一群贪官污吏和诈骗分子。我敢打赌，援助资金中的10亿美元现在都在纽约银行里”。[19]
最让杜鲁门愤怒的是，国民党只会一味施加政治压力，但没有取得任何军事成绩。蒋介石政府对于杜鲁门的意见也从不采纳，因此杜鲁门觉得这个政府不但没有支持他，反而在不断地攻击他，并一直要求增添武器装备。实际上，蒋介石的军队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武器。
1948年11月24日，杜鲁门和顾维钧大使举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会议。这场会议反映了杜鲁门对国民党极端不信任。杜鲁门很清楚，当他和顾维钧一起坐下来开会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对付一个身陷麻烦的外国代表，而且是在面对一个主要的政治敌人——顾维钧虽然极具个人魅力，但是实际上他却领导了一股反对杜鲁门的势力。这位大使曾经与杜威一度过从甚密，而杜鲁门刚刚击败杜威。顾维钧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与杜鲁门会晤，而且在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面前，他表现得过于自以为是。后来，顾维钧写道：“我没有用英式英语而是用美式英语与他交谈，我们谈得非常融洽。”[20]然而实际上，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府来说，这并不是继续索要军事援助的最佳时机。杜鲁门看起来完全没有首肯的表示。总统先生问顾维钧，他是否知道刚刚有32个师的国民党军人在徐州投降了共产党，并且将自己的全部武器装备都交给了共产党。顾维钧只好承认他并不知道。杜鲁门告诉顾维钧，在援助的问题上，虽然他知道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也只能和马歇尔商谈，而不能给出别的答复。在这次谈话中，杜鲁门没有点明的是，32个师就意味着25万—30万人投降了共产党，而且还有大量武器装备也被他们拱手赠送给共产党，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一离开白宫，顾维钧就找到自己的朋友、国民党政府的副外长叶公超询问徐州战况，叶公超回答说不算太坏。顾维钧感到大惑不解，刚才杜鲁门总统告诉他有32个师投降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事实吗?叶公超承认是事实。这一事实就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溃不成军、抱头鼠窜。[21]
在共产党赢得内战胜利前的最后几个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大卫·巴尔少将甚至在蒋介石的高级官员会谈时旁听他们的对话，仿佛他自己是个中国将军。(他恳求国民党在撤退前毁掉自己的武器，以免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但是就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根本没有人听取他的建议。)因为害怕引发国内对美国政策的批判，他们甚至不允许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中共的高层领导。
即便如此，蒋介石在丢掉中国大陆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华盛顿的足够支持，从而得以继续统治台湾。1952年艾森豪威尔胜选之后，仍然担任蒋介石“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庆祝宴会。参加宴会的人包括一些蒋介石最为重要的支持者，其中就有亨利·卢斯、参议员威廉·诺兰、帕特·麦卡伦、乔·麦卡锡以及众议员沃尔特·贾德。在晚宴结束前，他们纷纷举杯庆贺，并用他们最喜爱的战斗口号为蒋介石祝福：“早日杀回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