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0年秋，当国会里的两党议员，甚至那些曾经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支持者都不愿意为向中国大陆派兵承担责任时，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就化为泡影了。然而在白宫，这个反攻的梦想还具有相当的政治价值，不仅可以让政客们反复用来抨击政敌，而且受到国民党“驻美大使馆”的极大鼓励。但是，当“使馆”的官员们得到那些可能对美国不利的消息时，他们往往不会对自己的美国朋友直言相告。
在中国参战的几周之前，大批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集结。对于这一动向，无论是台湾的国民党高层还是其“驻美大使馆”里的要员都洞若观火，几乎能够肯定中共下一步会有何举动。他们完全知道，当美、韩两军直逼中朝边境时，中共对朝鲜摇摇欲坠的局势会有哪些反应，就像他们知道中共会对他们做出哪些反应一样。然而，他们的情报并不只是基于自己的直觉。在中国内战期间，当国民党某个师向中共投降时，一些前国民党党员也被强行并入解放军当中。这些人会通过无线电台透露中共的某些作战计划。因此，国民党往往能够掌握一些相当重要的情报，不仅从那些解放军内部的前国民党特务那里，还从一些铁路工人身上，甚至还能从封建残余势力那里得到这些情报。[1]从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那天起，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有着某种强烈的预感，而且他们所得到的每一条情报似乎都是在印证着这些预感。有关此事的部分电报后来被国民党“驻美大使馆”的一位异议人士公之于众，因此才大白于天下。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可能会引发的冲突正是他们亟待看到的事情——只有等到新中国参战以后，他们才会有机会返回大陆。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反攻夺权的希望，因此他们并不急于提醒自己的美国盟友会发生什么事情，否则美国就会极力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2]国民党“驻美大使馆”官员在美国问题上的态度要远比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复杂得多，他们反复告诫身在台湾的国民党高层要保持冷静，不要让这一消息传到美国人的耳中。
国民党“驻美大使馆”的力量绝对不可低估，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个个足智多谋，更是因为在美国的右翼势力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派别特别想要支持国民党。到1948年，无论国民党政权是否能生存下去，他们在华盛顿的生存概率却比在中国大得多。它的支持者是美国的政客和记者，而不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国民党政权的两位佼佼者宋子文和顾维钧以高超的技巧活跃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1949年5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里克·萨瓦赖德(“二战”期间曾当过驻华记者)写道：“国民党政府已经土崩瓦解。如果说它还有一个真正总部的话，那么一定是在华盛顿。在这里，国民党的说客及其美国支持者正在拼命地四处奔走，想要促成美国再次对国民党进行大规模援助。”[3]
引发美国与中国之间冲突的力量要远比大洋两岸人民所以为的强大得多。很多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从蒋介石退守台湾的那一刻起，台湾就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当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立即断绝一切与其交流的可能性;当包括英国在内的重要盟友开始与中国对话时，美国仍然拒不承认新中国，孤立了中国，也孤立了自己。这无异于主动将中国推入斯大林的怀抱。此外，在美国人看来，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就意味着要对他进行保护，而保护蒋介石就要保卫台湾。在美国与新中国断绝往来之前，参联会认为这个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无关紧要。1949年3月，麦克阿瑟也表示，“把台湾作为我们的一个基地，毫无军事根据”。他的这一声明被国务院有意公之于众(这只会让这位太平洋战区司令在艾奇逊眼里变得更加面目可憎)。然而，政策并非总是一成不变。但当这一政策发生逆转，即美国决定对蒋介石与台湾表示支持时，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以说这是美国对亚洲巨大变化所做出的相对较小的政策调适，但是在毛泽东及其拥护者眼中绝非如此。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公然的挑衅行为，阻碍了他们统一国家的进程。在美国切断一切有可能与他们交流的渠道时，实际上也是挡住了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进程。当时，双方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太大的回旋余地。在华盛顿，杜鲁门政府只是凭着自己的本能做出反应。美国官员以为，这只是对地缘政治的微调。然而在中国大陆的胜利者眼中，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却使解放全中国这一梦想成了泡影。美国的这一举动立刻让自己成为了对方不共戴天的仇敌。
从蒋介石离开大陆的那一刻起，国民党“驻美大使馆”与“院外援华集团”所做的都是在阻止美国承认新中国。他们成功地让是否承认新中国变成美国国内一个持久的论题，即使在时隔二十余载之后，民主党仍对这一话题噤若寒蝉。尼克松总统曾是一名勇于批评民主党人对待共产主义过于软弱的年轻政治家，人们以为他不会受到共产党的红色诱惑。不过，1972年2月，他首次打破坚冰，出访中国。然而，除了尼克松以外，如果换作民主党人出访中国，那就会被指责为亲共。与此同时，美国人不得不去考虑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究竟哪一个才是中国?是那个有着5亿、6亿，然后又迅速攀升到7亿人口的国家，还是那个远离大陆、只有800万人的小小岛屿?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做出正确的回答。
政策问题更是至关重要：难道台湾和蒋介石真的如此重要，继续支持他们会不会让美国与一个初具雏形的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难道对于那个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失信于民、对美国在军事与政治经济上的建议置若罔闻却又把自己的先进武器装备拱手送给自己敌人的、业已垮台的领袖，美国真的欠他的人情?难道美国真的甘心冒险把一个实力正在上升、有可能成为自己潜在威胁、将来一定会变得强大的泱泱大国逼入自己仇敌的怀抱?难道美国有必要印证毛泽东的信仰，证明自己是一个觊觎中国的新帝国主义列强?难道美国真的打算按照毛泽东的某种说法变得狂妄自大，从而进一步巩固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与敌对政策?这些都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但是因为事涉国家安全，当时人们对于这些问题噤若寒蝉，而且较之于国内政治斗争，它们立刻就会显得无足轻重。因此，最终美国还是决定要继续支持那个业已衰败的国民党。
对于即将发生的冲突，没有人比麦尔比看得更为清楚。这个中国通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因此对于许多事情他往往能够采取更加明智的举动。麦尔比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1945年，在哈里曼的力荐之下，他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来到中国，然后又成为美国驻苏联大使，并且受命密切注意该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他很快成为美国使馆中重要的反蒋人物。他发现，共产党在中国受到拥戴并且取得成功与苏联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积极响应了人民的呼声与国内潜藏着的民族主义情结，从而变得坚不可摧。因此，麦尔比毫不怀疑，尽管美国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十分艰难，但美国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应当十分慎重。1948年6月，也就是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前一年，就像是在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那样，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竭尽全力也无力阻挡亚洲的潮流，但是如果能够集思广益，我们完全能够让这股潮流变得比现在更加友善。”[4]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决定把第7舰队调往台湾海峡。然而美国人当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了一个宿命的决定。毛泽东深知，他无法在海上和空中与美国军队抗衡，于是当他最终决定与美国一决雌雄时，他断然选择了朝鲜。中国规模庞大的陆军轻而易举就能到达朝鲜。虽然毛泽东的军队能够徒步穿越鸭绿江，但是美国军队却不能一下子就游过台湾海峡。如果美国胆敢在台湾海峡划定自己的界限，那么毛泽东在朝鲜划出自己的界限简直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