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后方还有一股力量正在运作，这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杜鲁门通过威克岛之行分享仁川登陆之荣耀的企图失败了。11月7日，也就是在中国军队攻克云山的三天之后，当在骑1兵师的高级军官还在反省这场战斗对自己的摧毁性打击时，美国的中期选举开始了。这场不受民众支持的战争一直让民主党人饱受争议，他们在这次选举中的结果自然很差，总共丢掉了5个参议院席位和28个众议院席位。
开战之后的第一次选举使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异军突起。在1950年2月的第一次竞选演说中，麦卡锡就声称共产党要颠覆美国。很多美国人认为，目前的战局似乎可以印证他对现政府的指责，而对其他人来说，演说验证了他们对民主党的厌倦。这一切最直接的受益者是麦卡锡。在选前三年里，麦卡锡几乎就上演了一场耸人听闻的政治狂奔。当他的攻击在民众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时，他则慢悠悠地享受这股波浪带来的快感。整个国家都在拥护他，媒体对他的各种指控同样随声附和，认为无须验证。“麦卡锡声称共产党人主宰国务院，参议员认为政府袒护红色势力”，这类报道随处可见，只要是他说的，那就是新闻。他对证据根本就不感兴趣，因此也没有对共产主义分子在美国的所作所为进行过认真研究。但这绝非好事，因为从长期来看，他的做法导致人们对战后苏联在美国国内的影响缺乏严肃认真的研究。苏联人在美国的成功到底是来自在大萧条期间因对民主制度丧失信心而联合起来的那部分人，抑或是来自成为苏联间谍的一小撮男男女女。认真研究共产主义或是间谍活动不是麦卡锡的专长。曾经采访过麦卡锡的乔治·里迪有一次说：“即使到了莫斯科红场，麦卡锡也看不出谁是共产党员，他根本就分不清卡尔·马克思和电影演员格罗克·马克思到底是不是一个人。”[1]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流氓，一个喜欢搬弄核时代的恐慌而哗众取宠的民粹主义者。他一直把自己看成美国精神的化身，并以此为荣;他在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上对两名记者说：“小伙子，如果你反对麦卡锡，那你不是赤色分子就是混球。”[2]麦卡锡已经成为右翼势力的最佳打手，对沉稳的共和党人价值非凡。用作家莫雷·坎普顿的话说：“他就是共和党放在雷区里的一头猪。”[3]麦卡锡曾说：“只有通过‘扒粪’，我们才能胜利，只有扒粪者才知道怎么扒粪。”[4]老牌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告诉他，不要因为某些指控无效就感到气馁，他需要“不停地说，如果一件事不成，就去干下一件事”。[5]
在1950年的选举中，麦卡锡取得了两场重大胜利。他的主要对手是参议员米兰德·泰丁斯，一个老派的、有贵族风度的马里兰州民主党人，罗斯福以前就因为他过于保守而多次想清除他。泰丁斯对麦卡锡鲁莽而褊狭的指控感到震惊，1950年夏天，他曾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对麦卡锡的这些指责进行调查研究，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对调查者进行调查。最终，该委员会对麦卡锡的行径提出批评，认为遭他指控者大多无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认为，麦卡锡的指控“要么半真半假，要么纯属谎言，恐怕是我国历史上最恶毒的政治攻击”。[6]
1950年泰丁斯决定再次竞选参议员，而麦卡锡对其穷追猛打。麦卡锡多次离开华盛顿造访临近的马里兰州，甚至使用一张泰丁斯与美国共产党领袖白劳德一起共事的假照片。泰丁斯最终在选举中惨败，得票居然比对手少了四万张，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他竞选中的对手约翰·马歇尔·巴特勒，而是麦卡锡。麦卡锡的另一个主要对手是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卢卡斯，时任国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麦卡锡的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民主党的芝加哥竞选总部因各种原因而声名不佳，卢卡斯比他想象的要不堪一击。在竞选期间，麦卡锡八次造访伊利诺伊州，对卢卡斯大肆攻击，如攻击卢卡斯和艾奇逊的关系，而艾奇逊恰恰又是中西部各州最不受欢迎的人。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农村地区对赤色势力也很担心，所以麦卡锡在这里每到一处，必能吸引大批热情洋溢的支持者。麦卡锡告诉这些民众，卢卡斯的竞选对手埃弗里特·麦金利·德克森是“美国的祈福人”。卢卡斯也败倒在麦卡锡的脚下。于是，麦卡锡便成了全美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由于这些事情影响重大，因此，本次竞选给杜鲁门政府以及支持杜鲁门的国会议会以沉重打击。麦卡锡一夜之间就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恐吓者。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说：“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回到华盛顿后，他(麦卡锡)的地位一下子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共和党人把他奉为救世主，民主党人则吓得要死。他还是那个老麦卡锡，还像以前一样面目可憎。天哪，这世界怎么变得这么快啊!”[7]
美国国内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给朝鲜和日本带来深远影响。它意味着，就在朝鲜战争决策的最关键时刻，国内政治气候的巨变削弱了总统的权力，而坐在东京第一生命保险大厦里的麦克阿瑟也敏锐地嗅到了这些变化。这场战争的政治已经够难的，现在就更难了。
11月8日，也就是在中期选举的第二天，由于对中国参战的担忧愈加强烈(以及对威洛比的报告完全不信任)，参联会致电麦克阿瑟，再次建议他最好根据云山发生的事情，重新考虑作战目标。但是次日，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华盛顿的要求。他不愿意像参联会希望的那样，在这个半岛的狭长颈部画一条分界线。他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军的前线高级指挥官也希望这样，其中就包括沃克。他说那是绥靖，“慕尼黑就是历史先例”。他坚信自己的空中力量完全能阻止中国向战场运兵(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敌人的主力部队已经进入朝鲜，等他的空军阻断敌人的来路时，早就为时已晚)。然后，他还做了一番补充：“放弃朝鲜的任何一部分领土，把它拱手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侵略军，都是自由世界在当代的最大失败。实际上，屈服于如此邪恶的念头，不仅会摧毁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也会严重削弱我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那样做，我们就是在紧随英国人脚步，他们搞绥靖政策，承认红色中国，结果不但没有保住在中国的利益，也失去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尊重。”[8]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云山伏击以及骑8团遭受重创原本应该是一个转折点，让所有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计划，尤其是东京的司令部，他们应该比华盛顿更紧张，因为前线官兵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美国人在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之前最后一次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机会。就军事角度而言，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在走出安全区。云山战斗以及骑8团的惨败，不仅是整个战争的一个重要时刻，而且也是华盛顿与麦克阿瑟将军之战中的一次大败。艾奇逊和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都认为，总统顾问们当时奉职无状;他们被前线的将军所胁迫，无法左右自己的情绪。实际上，他们是在默许美军继续北上，只要麦克阿瑟还能取胜就行，而且不要与中国人发生战争。麦克阿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将如期举行。
在东京第一生命保险大厦的最高几层里弥漫着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在云山战斗开始以前，司令部的人正在着手准备10月末的最后冲刺。敌人已经逃离战场。10月23日，《时代》周刊以内德·阿尔蒙德作为封面人物，封面的标题是《抓住他们，内德》，意思是朝鲜人正在溃败逃窜，联合国军正在乘胜追击。不仅内德成为国人心目中出类拔萃的战斗英雄，而且每个战士的背后看来都有一段神奇的经历(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的人?你当兵多长时间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封面报道也给阿尔蒙德创造了一个大肆追捧麦克阿瑟的机会。他最信赖的副手麦卡弗雷还记得，以前，阿尔蒙德最敬重的两个军事家是马歇尔将军和罗伯特·李将军，而在遇到麦克阿瑟之后，能进入他心中那个“名人堂”的就只有麦克阿瑟;除麦克阿瑟外，其他人都有重大瑕疵。现在，他称颂麦克阿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遗憾的是，他还不能称麦克阿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因为我们很难拿现在去和拿破仑、恺撒或是汉尼拔的时代比较”。他在提到拿破仑这个名字的时候没有任何嘲讽意味，但似乎被他不幸言中了：因为他们即将在最恶劣的天气下去迎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麦卡弗雷认为，那和阿尔蒙德打交道，简直就像是和一个坠入情网的人打交道。麦卡弗雷也许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阿尔蒙德，在整个“二战”期间，他一直是阿尔蒙德的头号副手，在麦卡弗雷的记忆中，除阿尔蒙德自己之外，阿尔蒙德不允许任何下级军官和他争论，仿佛麦卡弗雷就是自己的爱子。即便如此，继续北上还是让麦卡弗雷感到极度悲观。但此时的阿尔蒙德根本就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前路的危险已经清晰可见。在高级司令部的各个巨幅地图上，到处都标着小红旗，每一面红旗都代表着一个师的中国军队，似乎有几十万中国士兵已经集结在鸭绿江边。就在仁川登陆一周之前，麦卡弗雷抵达东京，成为阿尔蒙德的副手。他每次抬头看到司令部的巨幅地图时，都会看到弯弯曲曲的鸭绿江，以及沿江标着的小红旗，它们代表着不计其数的中国军队，也许有三十个师，或许更多。当麦卡弗雷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地图时，就马上意识到其中的危险：这些中国军队埋伏在高山上，而联合国军的补给线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如果中国军队来了怎么办?”他问军情报处鲍勃·格拉斯。“内德·阿尔蒙德告诉我们不必担心，”格拉斯回答说，“麦克阿瑟已经全面地做过分析，他们来了没好处，所以肯定不会来。”
但麦卡弗雷认为，危险就在眼前，而且极为严重。越过三八线之后，朝鲜半岛的地形呈蘑菇状展开，宽度明显增大，到山区时宽度就更大，而且山区没有几条像样的公路。有些山脉的海拔高达七八千英尺。后来晋升为中将的麦卡弗雷说：“每向北走一英里，似乎都会觉得前方宽了一英里;每向北走一英里，天气就更加寒冷;每向北走一英里，道路就更糟糕;每向北走一英里，我们这支靠装备取胜的军队的基本力量都会被削弱。危险在一天天地加剧。”不祥之兆在一天天地显现，而东京司令部的军官们也越来越焦虑——当然麦克阿瑟的亲信除外——但他们无法说服固执的阿尔蒙德。当麦卡弗雷想提出自己的想法时，马上就被冠以缺乏信心的罪名。阿尔蒙德肯定会说：“你是在诋毁仁川登陆。”然后，还不忘记加上一句：“比尔，你总是低估麦克阿瑟将军。”
12月初，也就是在中国军队开始进攻之后，麦卡弗雷撞见了乔·科林斯的副官及挚友斯韦德·拉尔森。“我的老天爷，斯韦德，你们这些华盛顿的人都在干什么呢?难道就没人注意到，我军在朝鲜分得太开吗?难道真的没人注意吗?”拉尔森回答：“比尔，你就没想想，如果你对麦克阿瑟说，他的战略思想在仁川登陆之后就变得古怪异常，会是什么情况呢?哪有人敢说这样的话?”
显然，麦克阿瑟很少这么沉浸其中。第1军参谋约翰·奥斯丁中校对麦克阿瑟访问他所在的司令部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器宇轩昂，充满自信，绝对是他的最佳状态”。奥斯丁后来说，当时的场面宛若在观看“一个历史见证人”。很少有指挥官像他这么自信。他对排列整齐的军官们说：“先生们，战争已经结束，中国人不会来打仗了。用不了两周的时间，第8集团军就会占领鸭绿江全线，第3师可以回到本宁堡过圣诞节，吃圣诞晚餐了。”此时此刻，没有人会质疑他，奥斯丁对作家罗伯特·史密斯说：“怀疑他就是在怀疑上帝的旨意。”
总攻日期最初定在11月15日，但沃克认为自己的部队推进得太远，便借口补给不足而设法拖延。第1军军长米尔本也指出，自己的部队只有一天的弹药，一天半的汽油和三到四天的口粮。此时沃克确信，在自己的战区内，至少有三个师的中国部队。从到达平壤那天起，每北上一英里，他的恐惧和焦虑都在无数倍地增加。沃克后来向一个记者承认，他一直在故意尽力放慢前进速度。在渡过清川江时，由于行军速度太慢，他曾受到上司的严厉批评。他还试图建立防御阵地，以便在遭到中国军队突然袭击时部队可以在撤退时用作掩护。后来，他认为自己的这一措施的确挽救了很多美军官兵的性命。他还告诉一个要好的记者朋友，他认为自己会因行军缓慢和违抗军令而被解职。[9]
总攻日期第一次被推迟到11月20日，之后又改为11月24日。那天早上，沃克陪同麦克阿瑟参观了第8集团军的各级司令部。麦克阿瑟站在一大群随军记者面前，发表那个“圣诞节回家”演说，但沃克没有丝毫乐观之情。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第9军司令部，当时军长约翰·库尔特向将军报告，他在进军途中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麦克阿瑟回答：“你可以告诉他们，赶到鸭绿江，就全都可以回家了。我保证说话算数，他们能同家人共进圣诞晚餐。”[10]飞机起飞之后，麦克阿瑟让飞行员飞到朝中边境，他要看一下这里的地形。
将军离开之后，沃克一个人留在飞机跑道上。对这位第8集团军司令来说，此时此刻并不好受。他的部队还要继续前进，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们和东线的第10军分割开来，兵力配置过于分散，而且越往北走，战线就摊得越薄。只有韩国的一个军在保护他们的右翼。在此情况下，沃克不可能不紧张。他目送麦克阿瑟的飞机离去，然后走到泰纳和林奇面前，只是说了一句：“放屁!”[11]两人吓了一跳，首先是因为沃克从来没有质疑过麦克阿瑟，其次是因为沃克从来不说脏话。就在他们两人准备飞回平壤时，沃克突然决定拜访临近的第24师师部。在那里，他找到师长约翰·丘吉尔少将，把他拉到一边，说有消息带给第21团(该团是全师的先头部队)团长迪克·斯蒂芬斯上校：“马上告诉迪克，一旦发现中国军队，立即撤退。”[12]
东京的欢乐气氛越来越浓。11月21日，当第7师第17团到达鸭绿江边时，东京司令部已经开始庆祝了——简直是出奇的天真。包括阿尔蒙德和第7师师长、当年的驻华顾问戴夫·巴尔在内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开始畅想未来了。眼看胜利已尽在掌控，麦克阿瑟给阿尔蒙德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内德，我在此向你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请转告戴夫·巴尔，第7师务必夺得头彩。”[13]然而，对于正在鸭绿江边，在零下30℃的气温里度过第一夜的第17团官兵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对于部队匆匆赶往鸭绿江，陆军参谋长科林斯后来写道：“麦克阿瑟就像一个悲壮的古希腊英雄，走向冷酷无情的命运陷阱。”而李奇微的评价则是所有美军军官用过的最具悲剧色彩的语言：“就像小比格霍恩战役中的卡斯特[14]一样，(麦克阿瑟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朝鲜人民军，解放这个半岛，对任何可能阻止这个目标的消息，他都不闻不问。”[15]对麦克阿瑟的传记作者杰弗里·佩雷特来说，仁川登陆不过是这位将军天才的灵光一现，而其他都是纯粹的悲剧。“麦克阿瑟的一生，最恰当不过的结论就是，仁川登陆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他本应在仁川的刺骨冷水中像一个真正的斗士一样死去，只有这样，他的传奇经历才完美无瑕，他的伟大形象才能永留人间，而巅峰之上就只有下坡路可走了。”[16]
因此，东京指挥部的人马开始着手裁剪情报，以便让麦克阿瑟的军队可以直抵目的地——鸭绿江畔。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为后人做出了最危险的先例。起初，是军人在玩情报游戏，确切地说，是一群军中流氓刻意操纵呈送给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的情报。这样的事情在后来至少又重演了两次，而这两次都是文职人员操纵军事情报，导致高级军官未能进行有效防御，使部队在战斗中陷入无法接受的窘境。(才华横溢的青年军官H.R.麦克马斯特在名为《玩忽职守》的书中研究了美军高级军官如何在越战中受到政府高级文职官员的欺骗。)就像凯南警告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内政治是国家安全考虑的一部分。它表明，为了实现国内政治目标，美国政府会凭借极端有限的事实和彻底错误的情报去制定重大决策，而根本不去考虑是否可行。1965年，林登·约翰逊政府再次歪曲事实，操纵美国出兵越南的合理性，夸大越南对美国的威胁，对出兵后果(以及越南人会如何迅速而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的情报警告采取有意淡化措施，从而让美国人陷入一场毫无希望、不可能打赢的后殖民战争。到了2003年，小布什又错误地理解了苏联解体对中东的影响，彻底误判了当地人的可能反应，忽略了老布什政府国家安全班子中最有才干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警告。然后，他又因一己之由而推翻了萨达姆政府，并不惜操纵国会、媒体和公众。最可怕的是，他用严重有误并经裁剪的情报，把美军送到伊拉克城市的中心地带，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