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当砥平里的守军还在深挖战壕的时候，原州之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代号为“围猎行动”的原州作战计划是纯粹的“阿尔蒙德”式战役，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好奇的战术实践。阿尔蒙德的进攻是李奇微设计的“霹雳行动”的右翼进攻部分。阿尔蒙德的战场是典型的山地，几乎就是为中国人的战术量身定做的，但他明显不如李奇微谨慎。他再次忽略了高级情报人员的警告：中方的主力部队已经进入该地区，并将在此展开一场大战。很多人认为，清川江惨败(阿尔蒙德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并没有造就一个更稳重、更明智的新阿尔蒙德。现在，也就是那场惨败的十个星期之后，他再次得到与中国人对决的机会，但他还是一样的鲁莽好斗、一样地对情报置若罔闻、一样地把麾下派到可以被敌人轻易分隔并消灭的战场、一样地蔑视敌人的职业水准和诡异战术。对此，历史学家克雷·布莱尔认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总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到阿尔蒙德，想到他在朝鲜的每一次战斗”。[1]曾经成功从军隅里逃脱、后在战斗中身受重伤的辛顿将其称之为“阿尔蒙德式的恶作剧”。辛顿一直记得第38团团长罗伯特·考福林的愤懑。考福林告诉辛顿，阿尔蒙德实际上接管了该团的指挥权，并把整个第38团分拆成小股部队，让每个营单独作战、相互隔离。实际上，这削弱了每个营的战斗力。和阿尔蒙德分散兵力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线部队以密集队形整体北上，各部队相互配合。一旦中国人发起进攻，阿尔蒙德就很难防御到位。正如考福林所说的那样，阿尔蒙德的所作所为，和他们从与中国人第一轮交手中得到的教训恰好背道而驰。
最让那些钦佩美国军力的人惊叹的是，一个民主国家居然造就出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而阿尔蒙德带给人们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印象，即便是在他离开战场的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的角色依旧令人不可思议。阿尔蒙德是一个老学究，一个不值得信赖的老学究。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评判军人的主要依据是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以及必要的情况下是否甘愿牺牲。阿尔蒙德却拒绝遵守这一功过原则，固执地抓住自己的偏见不放。归根到底，阿尔蒙德坚持的原则还是他早期所笃信的种族主义。1971年，也就是越南战争的第六个年头，早已退休的他还是不可救药地坚信：一体化作战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阿尔蒙德的种族歧视一直是他最致命的问题。虽然其他的陆军高级将领也有种族偏见，但他的种族意识之深、种族情绪之强甚至影响到身边的年轻军官，更不用说那些深受其害的黑人军官和士兵了。他一直认为黑人低人一等，即便黑人官兵是作为真正的美国公民。阿尔蒙德认为他们就算是军人，充其量只能是军人中的奴隶，即所谓的“炮灰部队”。杜鲁门和李奇微一直在努力废除军队中的种族歧视政策，而阿尔蒙德却以自己的方式去恢复种族隔离政策，竭尽所能去创造一支单独的黑人部队。[2]
1951年1月中旬，在原州附近发生的一场战斗中，一位名叫福斯特·沃克尔的黑人上尉率部端着刺刀、拿着手榴弹，冲进朝鲜人的坚固战壕。一天后他的营长——声名显赫的巴伯里斯中校(一个令部下信服的人)将此事汇报给李奇微。对此印象深刻的李奇微立刻下令向沃克尔颁发一枚银星勋章，阿尔蒙德却将信将疑，最终没有颁发这枚勋章，还撤销了沃克尔的连长职务。[3]后来，阿尔蒙德在“二战”时的爱将比尔·麦克卡弗雷虽因与其关系密切而最终在朝鲜当上了团长，但他的种族融合做法还是让阿尔蒙德怒气冲天。
麦克卡弗雷把三名黑人士兵分配到三个班里。阿尔蒙德说：“你不能这样做。”
“不过，我确实是这么做的。”麦克卡弗雷回答。
“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知道怎么做。”阿尔蒙德不依不饶——他说的是以前在第92师时的情况。
“不过，将军，这种做法很有效。”麦克卡弗雷仍然坚持己见。
阿尔蒙德听后摇摇头，仿佛他的一个家庭成员背叛了他似的。[4]
阿尔蒙德的偏见令人厌恶。这种偏见让他手下的黑人士兵倍感折磨。很多在他手下作战或是研究他的人都认为，阿尔蒙德的种族观念绝不止于此，就像科尔曼指出的一样，阿尔蒙德对中国人也有偏见。在长津湖战斗中，阿尔蒙德不顾一切地催促军队贸然前进，原因之一就是他从未把中国人当作真正的对手。他坚信，只要美国人出现在战场上，敌人就会落荒而逃，因为对手是低级人种。“洗衣工”这个说法很有代表性，这反映出阿尔蒙德并不把中国人当作真正的敌人看待。在他眼里，他们和那些在美国本土为白人洗衣服的亚洲人毫无区别。
曾在阿尔蒙德麾下空降第187团任职的科尔曼认为他“对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毫无兴趣，未能从以前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这些都是阿尔蒙德“不成熟的种族主义”的表现。在北方战场遭受重创之后，阿尔蒙德竟然几个星期都没有召集高级指挥官开一次会，讨论一下前期作战的得失。几年之后，科尔曼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对中国人的战术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当初我们很少这样做，在最初几周作战后，根本就没有人想到要尽快总结一下前期战斗的经验和教训、敌方战术、各方优势和劣势等重要问题。实际上，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和总结的，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似乎就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对手不值得研究，这让我们在洪川、横城和原州的战斗(均属于原州战役)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一直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意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我认为，阿尔蒙德没有及时从先前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的种族偏见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判断。”
科尔曼认为，阿尔蒙德唯一想做的，就是再和中国人打一仗，而且这一次一定要更凶狠，一定要取胜，“他在战场上做出的每个决策，都浸染着他的种族意识”。[5]
单纯从技术层面来看，阿尔蒙德在原州战役前发动的“围捕行动”毫无缺陷，完全可以作为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教学案例，甚至可以说，这个计划非常出色。这是大规模的协同作战，需要各个部队之间相互协调和支援。如果拿到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课上，在一个假想的国家(最好是地形更平坦一些、天气更暖和一些的地区)，与假想的敌人(引诱敌人沿主要道路前进，在空中极易识别，从而使之变成空中打击的目标)进行一场假想战，其结果很可能是令人震撼的。美军各部分别如利箭一般直插中国人的核心阵地，并形成多个包围圈，最后对位于原州以北24英里的洪川形成严密的双重包围。这次进攻成功的条件在于：首先，各参战部队之间要相互配合;其次，中国人愿意给美国人一个随心所欲的机会。否则如果四五个师的兵力一窝蜂地拥进来，那么利箭就会偏离目标。
对任何真正了解朝鲜战争实际情况的人来说，阿尔蒙德的计划漏洞百出。这是一片空间宽广、危险重重的地区，数量有限的联合国军难以对整个地区实施有效控制。这里天气变幻无常，每天均会出现厚厚的云层，因此美国人很难发挥他们的空中优势。最后，美国人过分依赖韩国军队的职业精神和战斗能力。阿尔蒙德在这次战斗中的做法让其他指挥官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一些美国部队交给韩国人指挥。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出现)，美国人将无法对自己的部队实施完全控制。阿尔蒙德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尤以此事最让人费解。斯图尔特认为，其他指挥官对此的想法是，一直比其他人更瞧不起韩国人的阿尔蒙德想借此为他们树立信心。阿尔蒙德想告诉大家，他对韩国人远比别人想象的要有信心，因此，韩国人将会更好地回报自己。但是，韩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觉得阿尔蒙德永远是个种族主义者。韩国最杰出的指挥官白善烨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阿尔蒙德只不过想拿韩国人当炮灰，消耗中国人开始进攻时的猛烈炮火罢了。[6]
以韩军第5师和第8师为先锋，外加美军第2师第38团和第9团以及第187团级空降兵战斗队的“围捕行动”由此展开。中方也大兵压境，仅在原州以北的中央走廊地区就集结了四个师，兵力在10万至14万之间，而且更多的部队可以随时赶到。
最初，一切形势似乎都非常有利于联合国军。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人主动给了他们机会——在对手看来，联合国军在第一阶段推进得越顺利，那么他们开始攻击时，这些部队之间被隔离的程度也就越大。因此，中国和朝鲜军队只是撤退，让美国和韩国军队深入到他们不熟悉的地段。
正如科尔曼指出的那样，“如果彭德怀将军亲自到第10军的前线指挥部画出美、韩军的行动图的话，大家一定会发现我们的行动于中国人再有利不过了”。[7]他指出，到2月10日，联合国军和韩军“就像一只毫无防御能力的大气球，飘飘摇摇地被风吹进敌人设下的天罗地网”。2月11日晚10点，三个师的中国军队突然对韩军第8师发动进攻，该师几乎是一哄而散，7500名官兵很快就被打垮，最后只有3000人回到营地。
中国人的进攻对李奇微的司令部来说并非完全出乎意料。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原州地区集结了大批中国军队，因此他们早就警觉不安起来。实际上，第8集团军情报部的情报非常精确。情报部副部长罗伯特·弗格森中校早在去年11月就越来越真切地感到，中国人对第8集团军的威胁远比他的上司所想象的要大。事实证明，这种感觉非常准确。李奇微对中国人进攻日期的判断只差了四天，他非常认真地对待弗格森中校提供的情报：在战斗发起的前一夜，他的脚已经踩在了刹车上，命令所有部队停止北进。不过，阿尔蒙德没有踩刹车，尽管他的情报处长詹姆斯·波尔克中校也向他提出了警告。波尔克后来说，他就该地区有大批中国军队一事郑重提醒过阿尔蒙德。这个情报是从一名重要战俘的口中获悉的，这名战俘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对即将发起进攻的中国军队了如指掌。可阿尔蒙德不相信一个上尉军医能了解这么多情况。[8]2月11日，阿尔蒙德的司令部收到李奇微要求他们坚守阵地、停止前进的命令。但四小时后他们才向所属部队传达这个命令，此时中国军队已经发动进攻两个小时了。
整个战斗就是一场灾难，完全是11月底军隅里战斗的翻版。由于韩国军队顷刻溃散，第10军其他部队的退路被突然切断，其中尤以第38团第1营和第3营情况最为危急。阿尔蒙德的诡异指挥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下级军官又因为惧怕他而不敢擅自下令，这无疑使形势更加恶化。第15野战炮兵营营长约翰·基斯中校的预定任务是掩护韩国部队，可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前后夹击。2月12日凌晨1点半左右，他拨通了师部的电话，得知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于是请求师炮兵主任洛亚尔·海恩斯准将允许自己的部队撤退。一向胆小怕事的海恩斯一如既往没有给他任何回复，一定要请示拉夫纳或是军部之后才能决定。一个半小时后，他得了阿尔蒙德的批准，不过为时已晚，中国军队彻底切断了基斯的退路，全营人员、重炮和大型卡车全部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中，而他要掩护的韩国部队逃得无影无踪(正常情况下，韩军步兵反而应该为炮兵提供掩护)。基斯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条狭窄的山路，但这条路已被中国军队控制。不久，他们与同样遭受重击、没有退路的第38团第1营会合。布莱尔还记得，当时他们试图打通这条山路，但中国军队“在这里复制了一个‘长手套’，几乎和第38团在军隅里穿过的那个死亡走廊如出一辙”。最后，在向南撤往横城的路上，该营损失了五门榴弹炮，其中包括一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和四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9]
2月12日拂晓前，伤痕累累的第l营和基斯的炮兵营才与横城以北的第38团第3营会合。即便在这里，中国军队的进攻依然猛烈，美军的防御圈只好慢慢收缩，可是中国人再次切断了他们南面的退路。第10军军部的每个人都知道，李奇微有一个永远不得破坏的死命令——不得把重武器留给中国人。一旦中国军队消灭基斯和他的部队、缴获他们的重武器，第10军面临的处境将更加难以预料。于是，他们命令基斯带领人马继续南撤，争取找到合适的地点，构筑稳固的防御工事。因此，炮兵营和第1营余部继续向南转移。刚走了半英里左右，他们就再次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结果整个部队被钉在路上，整整四个小时动弹不得。最后，军部命令第3营离开自己的防御阵地，与这两支部队会合，共同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与此同时，第10军还命令空降第187团派出一支装甲步兵救援队去解救被困部队。尽管救援队在途中遭到袭击，但最终还是成功地打通道路，与被围部队会合。此时，天色已晚，中国军队依然控制着道路。由空降187团领导的这支联合部队仍然有望再次向南突围。就在这时，车队中的一辆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拖车突然翻车，拦腰躺在路中间，堵住了后面车辆的去路。这无疑使本已异常艰难的突围更加艰难。
正如军隅里战斗一样，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相信，只要能打瘫大型车辆，他们就能控制美军的撤退道路。于是，他们集中火力，向重型车辆的驾驶室射击。由于火力极其猛烈、集中，美军很难清除路障。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大多数重武器扔在路上，包括十四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和五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外加120辆卡车，其中很多严重受损。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灾难。基斯中校出现在失踪人员名单的首位，后来很可能死于战俘营。幸运的是，在横城坚守阵地的荷兰营最终挺了过来，与炮兵营一起撤退的各部队先撤到横城，随后再转移到原州，最终成功脱险。美军在这次伏击战中损失惨重：与荷兰营一起战斗的两个营的伤亡人数超过两千人，韩军伤亡人数约为一万人。李奇微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立刻来到第10军军部，把阿尔蒙德痛斥一顿。杰克·切尔斯中校说，这是他听到过的最严厉的痛批。李奇微虽然对整个损失情况还不了解，但知道损失了多少重武器。李奇微在书中写道，让这些重武器落到敌人手里是他最大的过失。切尔斯还记得，李奇微说得最多的就是阿尔蒙德对重武器的盲目使用，他对阿尔蒙德下了最后通牒：“以后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不想让麦克阿瑟难堪，或是其他军级指挥官一样平庸无能，李奇微仍然没有撤销阿尔蒙德的职务。
损失了整整一个营的兵力，本来就让美军觉得很残酷了，但一个月之后，一些美军陆战队官兵在另一次进攻中经过这个山谷时发现，战场上到处是美国士兵尸体，大多是在向原州方向突围时被打死的第38团士兵。救援部队匆匆赶来，又找出了250多名美国士兵的尸体和大量荷兰士兵的尸体，其中包括他们的营长马里努斯·德奥登中校。他们大多数人身中数弹——这表明，他们是一直战斗到死。根据战后对伤亡人数的精确统计，在三天的战斗中，第38团共有468人阵亡，其中255人在战斗中阵亡，213人在被俘后死亡。战斗的当天晚上，基斯的第15野战炮兵营有83人阵亡，另外128人死于战俘营。陆战队把这里称为“杀戮谷”。一名陆战队员在这里留下了一条标语，也许最能反映他们的心声，也是这场战争的代名词：“杀戮谷/哈里·杜鲁门的政治大舞台/一路走好，杜鲁门。”[10]
中国军队尚未取得中央走廊地带的胜利。在美军发动进攻的三天里，中国军队正向目标之一原州进发，他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占领砥平里。由于他们即将占领原州，因此砥平里也岌岌可危。到此时为止，美国人在原州的所有决策都是错误的，而中国人似乎还在延续清川江的胜利之路。当时，由于原州和砥平里都处于危险之中，美军被迫对战术进行了重大调整，而正是这次调整使美军转败为胜。
2月14日清晨，在横贯原州西北部山区的蟾江上空，飞过一架小型炮兵侦察机。机上的观察员之一、第l5野战炮兵营的李·哈泰尔中尉随意看了窗外一眼，发现蟾江沿岸居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浓密树林线。他起初以为，这不过是一片比其他树林稠密得多的树林而已。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再次察看。这次他注意到，这条树林线居然在移动。他马上明白，这原来不是树林线，而是伪装巧妙的中国军队。有利的战局再加上巧妙的伪装，让他们平添了一分自信，以至于在白天就进行大规模调动。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当遇到敌人的侦察机时，他们会立即停止行军。现在，眼看胜利在即，而时间又相当紧迫，他们就没有认真考虑，竟然忽视了敌方的侦察机。哈泰尔和目瞪口杲的飞行员粗略估算了一下，地面的中国部队应该有两个师，约1.4万人。显然，他们正在向原州最后一役进发。观察员立即向炮兵指挥官报告了此事，并建议立即实施炮火打击。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被美国人称为“原州炮击”。
一轮白色的照明弹飞上天空，揭开了“原州炮击”的序幕。美军的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中国军队。他们准备了足够的火力130门重炮，包括30门130毫米口径榴弹炮、100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尽管斯图尔特不是炮兵指挥官，却知道充分利用这个痛快淋漓的间歇时间。如果说这个军里还有哪个高级指挥官有资格指挥原州、横城或者洪川这样的大战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是斯图尔特。在第2师中，斯图尔特被认为是最富于理性、最具职业精神、最善于思考的指挥官，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最有主见、最具独立思维的指挥官。
斯图尔特当上副师长纯属偶然。192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名步兵指挥官，却一直没能如愿。“二战”开始时，他已经过了当初级军官的年龄，但又缺乏做高级军官的资历和经验。最终，他获得一个非常重要又无人想做的职务——盟军运输部队司令，先后负责北非、意大利、西南太平洋战场的军事运输工作;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又负责对日作战的运输工作。他每项工作都干得异常出色，成为两大战场不可替代的人物。但这都不是他的职业理想。他太受欢迎，以至于当不上他想当的步兵指挥官。“二战”结束时，斯图尔特晋升为准将，随后被降职为上校，1947年1月，又再次被提升为准将。
汉堡认为，斯图尔特不仅是一位战士，还是一位军事史学家和军事学教授，“他是美国陆军特有的产物之一，不乏天赋、勇敢又善于思考。总之，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指挥官，但又缺乏成为一名将军所需要的冷酷无情。像李奇微这样的将军有时会不择手段，但知道在必要时应听从事业的召唤，不惜牺牲士兵的生命”。[11]1950年，斯图尔特还在从事后勤工作，并负责仁川登陆的后勤任务。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做一名步兵指挥官的梦想。
12月初，当中国军队南下时，斯图尔特受命将其后勤司令部南撤至釜山，以防被中国人攻占。他一点儿也不想南迁，他的儿子小乔治·斯图尔特(194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当时是空降第187团的一名中尉，一想到自己将在避风天堂里的安乐椅上高枕无忧，而儿子却不得不在水深火热之中艰苦战斗时，老斯图尔特就异常愤怒。于是，他找到了第8集团军参谋长艾伦，主动请求调换岗位。艾伦还是要求他继续坚守岗位，回到釜山。就在离开艾伦办公室的路上，斯图尔特遇到了刚接手第2师指挥权的麦克卢尔。于是，他突发奇想，主动问麦克卢尔是否需要一名副师长。由于当时的副师长布莱德利正在住院，斯图尔特便得到了这份差事，最初只是一个临时职务，但经过努力，斯图尔特最终还是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副师长。他的权力非常有限，与其说他是一个指挥官，不如说是一个顾问，甚至不能单独下达命令。他的一切命令均需得到拉夫纳的认可。这就意味着，有阿尔蒙德在，拉夫纳肯定希望斯图尔特早点走人。
当中国军队即将进攻原州时，军部才开始意识到对方的兵力规模，于是，阿尔蒙德以自己独立的方式让斯图尔特负责城区防御。2月13日下午，即哈泰尔发现中国军队两个师的第二天，阿尔蒙德命令斯图尔特前往原州负责防御。他给斯图尔特下达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指示：“阿尔蒙德将军指示，由你指挥原州附近的全部军队，不惜一切代价，防御和坚守主要交通枢纽。将军认为，中国人将首先进攻你的右翼，但具体命令由你根据具体情况下达。”[12]斯图尔特还记得，军作战参谋在传达了阿尔蒙德的命令之后，便立即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斯图尔特认为，阿尔蒙德的指示毫无意义。在研究了地形之后，他认为进攻将从左翼开始——他在这点上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留下第38团最好的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尽管他是步兵指挥官，而不是炮兵指挥官，但他对如何利用炮火却了如指掌，这还要归功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的跨兵种交叉培训。现在，他只有屈指可数的防御部队，而进攻方的兵力可能多达四个师。因此，他觉得，现在必须动用所有他能调动的大炮;与此同时，他并不指望师炮兵主任海恩斯，这一点是最明智的，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海恩斯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指挥官。一到原州，虽然还没开战，斯图尔特就命令海恩斯带领手下测量距离、调整射程，以保证在下达开火命令时，所有炮火均能准确击中目标。他想根据预先设定的参数，让他的炮火同时对敌人的若干个关键部位实施精准打击。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第一轮炮火就能达到足够的杀伤力，而不要在战斗过程中根据射程逐渐调整，因为时间宝贵，不容浪费。
因此，当哈泰尔发现中国人时，斯图尔特和所有的大炮就已准备就绪。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如此庞大的中国军队，自己又有这么多火炮可以派上用场，斯图尔特自然不想错失良机，希望能充分发挥优势。那天，海恩斯几次想阻止斯图尔特，他都不为所动。此时，哈泰尔中尉还在中国军队的上方飞行，这就为地面炮兵准确调整射程提供了便利。之后，炮兵开始井然有序地将一批批炮弹倾泻到中国人的行军纵队中。但中国军队仍然继续前进，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脚步，即使是如此无情的弹雨。此时，这种无畏精神反倒成了他们的弱点：一旦战斗打响，他们很难根据战局发展做出调整。于是，美国的大炮就这样不间断地轰击了三个多小时。中间，海恩斯曾要求斯图尔特停止射击，因为炮弹不多了。可斯图尔特知道，这绝对是不会再有的机会。于是，他再次拒绝了海恩斯的建议。他命令：“继续开火，把所有炮弹都扔出去。”之后，他命令通讯员向东京司令部请求弹药补给。正如科尔曼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后勤优势对敌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只需要几个小时，他们就可以把更多的弹药空投在原州的守军阵地，而中国人则需要几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把弹药送到战场上。又过了一会儿，海恩斯通过电话请示斯图尔特，坚持降低开火频率，因为炮管已经过热。斯图尔特还是没有理睬他，他再次下令：“继续开火，炮管融化再说。”[13]
这是整个战斗的转折点。据估计，此次炮击导致5000名中国士兵死亡，还有数千人受伤。随后双方又打了几场恶仗，不过原州毕竟是保住了。中国军队在中央走廊地区损失惨重，伤亡人数可能高达两万人。斯图尔特无疑是这场战斗的英雄，尽管他后来也提到过，阿尔蒙德一直很不欣赏他。
临近傍晚时分，炮击结束。空降第187团指挥官威廉·鲍文准将到达原州司令部，不容分说地命令斯图尔特立即赶往师部报到。(斯图尔特后来说：“军部觉得我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里了。”)后来，阿尔蒙德向鲍文颁发了一枚银星勋章，却没给斯图尔特什么嘉奖。原因很简单，如果嘉奖斯图尔特，那么就等于承认自己的作战方略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斯图尔特是个有价值的副师长，并因此要给予相应的职权。
尽管中国军队在原州受到重创，但砥平里仍然态势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