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盛顿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他们不必再去想那些不能想象的事情，不用担心像麦克阿瑟的电报所描绘的那样，再度蒙受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样的羞辱，被中国人赶出朝鲜半岛。但战局的好转也未能缓和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远东司令部对华盛顿越来越蛮横，越来越公开地批评杜鲁门的战争政策，越来越公开地贬低李奇微的功劳(不过，他们在为自己请功时则会大肆宣扬这场胜利);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似乎他不仅是一个总统授权的战场指挥官，还是共和党国会党团领袖雇用的军事顾问。不久之前，他还以世界末日的观点与杜鲁门和参联会唱反调。按照他的说法，面对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果不继续向朝鲜增兵或动用原子弹，美国人将逐渐被赶出朝鲜半岛。但是现在，他的观点则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彻底失望，失败是他唯一的念头。他对同情他的记者和右翼政治人士说，我们已经失去在朝鲜战场赢得胜利的愿望，要夺取真正的胜利，就得到中国大陆和共产党决一死战。
现在，中国人的第一次进攻和联合国军的溃败让他声望大跌。一方面，华盛顿的军界同行对他越来越不重视;另一方面，李奇微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在战场上平分秋色，而这一直被麦克阿瑟认为是不可实现的。因此，在这场与华盛顿的较量中，麦克阿瑟离胜利越来越远，因为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政治较量，而不是军事较量。按照麦克阿瑟的设想，那将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甚至是一场全面战争，而对手则是中国，但华盛顿的文职官员(以及他们的军事顾问)却认为苏联才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就显示出巨大的忍耐力，即便入侵者觉得自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却是终会陷入无止境的战争梦魇。
应当指出，李奇微的胜利没有给民主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好处。内忧外困的政府不会因此而摆脱麻烦，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也不会因为胜利而受到欢迎。李奇微的“屠夫”战术预示着这场战争更加不受欢迎。现在看来，战争持续越久，他们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越大。另一方面，共和党在国内大肆宣扬颠覆事件。在某些人看来，美国与中国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恰好印证了这些问题。麦克阿瑟在与参联会和总统的关系上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尽管他深信国内还有自己的支持者，毕竟他还能代表他们的政治取向和地缘政治观点，但支持者的人数正在不断萎缩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形势肯定会给他带来最坏的结果。麦克阿瑟会被华盛顿抛弃或绕过，因此他极欲奋起一战。
民主党在美国公众中声望的降低，很容易会让人们怀念起在杜鲁门前任的总统罗斯福，但不可否认的是，杜鲁门在执政期间面对了太多的抉择，经历过太多的艰难时刻，有太多的力量他不能左右。苏联拥有原子弹、蒋介石的垮台、轰动一时的希斯事件及朝鲜战争，都让杜鲁门政府陷入窘境。随着中国军队进入朝鲜，这场战争开始变得遥遥无期，看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最让杜鲁门政府无法容忍的是，麦克阿瑟的错判让战局变得恶化，而他还对政府横加指责，拒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总统和将军最终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总统已经无法约束将军了。1951年1月底，麦克阿瑟公开宣扬战争扩大化的观点。1月28日，麦克阿瑟飞抵水原，李奇微到机场迎接。麦克阿瑟走下飞机时，围在他们身边的记者无意中听到麦克阿瑟说：“七个月前，我正是在这里开始圣战。我们现在的奋斗目标已经不仅是朝鲜了，而是一个自由的亚洲。”[1]英国记者马上记下了“圣战”和“自由亚洲”这两个词，并发表在伦敦报纸上。这让英国政府非常不安，他们准确地意识到，这位远东司令想打一场大仗，很有可能是一场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麦克阿瑟对当前战局的认识不同于大多数高级将领，与参联会更是针锋相对。除了他自己的命令之外，他对任何命令都不感兴趣;至于苏联人给欧洲带来的威胁，他更是视而不见。杜鲁门清楚地意识到，只要美国升级朝鲜战争，苏联极有可能采取相应的对策。柏林、越南、南斯拉夫，尤其是伊朗危机，都让杜鲁门感到担心。杜鲁门总统经常会说，哪怕微不足道的一个事件，就有可能被苏联人当作军事干预的借口。[2]至于轰炸中国的城市，杜鲁门及其支持者认为，麦克阿瑟忽略了轰炸可能造成的后果。最关键的是，轰炸不会结束战争。如果那样的话，一旦苏联人干预，他们只能以联合国的名义轰炸苏联的海参崴港口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铁路线，因为苏联人都是通过铁路运送物资。[3]但是，战争也会因此升级，轰炸这些城市很可能会让日本置于苏联人的报复性打击之下。
当柯林斯和参联会其他成员向麦克阿瑟提及这个问题时，麦克阿瑟全然不理。英国军事史学家黑斯廷斯认为：“你永远不会知道，麦克阿瑟的自高自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国的态度，以致让他不可救药地渴望报复那些让他在朝鲜的希望和胜利化为泡影的人。不过，他也不会考虑让蒋介石的国民党重新成为中国的主宰，因为这超越了他的能力。”[4]显然，黑斯廷斯还不能肯定到底是什么影响着麦克阿瑟在东京的最后一段时间的情绪，但是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应该知道原因所在。从一个将军评价另一个将军的角度来看，他后来所说的话绝对是鲜有的直白尖锐：“我可以肯定，麦克阿瑟反应如此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威望受到挑战，他在军界的传奇色彩受到玷污。红色中国赤裸裸地愚弄了永不犯错的‘军事天才’。此时，他肯定清楚地认识到，他在仁川登陆之后派出第8集团军去追赶朝鲜人，又把军队拆得七零八落，最后又把他们送到元山，所有这一切都是愚蠢至极的错误……此外，中国人用最简单的办法欺骗了他，让他对情报完全错判，这嘲讽了他不自量力的吹嘘：实施全面的空中打击，轰炸朝中交界处的鸭绿江大桥，把朝鲜西北部变成荒漠，接着我们将一往无前地来到鸭绿江边，然后在‘圣诞节前回家’。因此，麦克阿瑟要想恢复自身的尊严以及他在军事上的威望，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那些曾经愚弄过他的中国将军们遭到无法挽回的失败。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肯定会鼓动我们与红色中国，甚至是苏联，打一场全面的战争，不惜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惜动用原子弹。”[5]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麦克阿瑟刚刚还说兵力严重不足的那支军队，在李奇微的指挥下却在砥平里和其他地方节节胜利。李奇微的胜利就意味着麦克阿瑟的失败，因为这让他毫无理由再狂妄自大。同样让麦克阿瑟感到受伤的是，战场上的胜利以及直言不讳、不偏不倚的性格，正在让李奇微成为媒体眼中令人敬佩的明星级将军。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一直是麦克阿瑟梦寐以求的，这种渴望之情在他的晚年尤为明显，而现在这些荣耀却降临在自己的下属身上，若是以前，他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新闻记者喜欢李奇微，因为他具有很强的职业素养，诚实且只钟情于事业，像史迪威一样诚恳直率。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使命之中，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他从不吝惜表扬自己的部下。坊间的传言让麦克阿瑟咬牙切齿，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出色的李奇微正在取代糟糕的麦克阿瑟，顺应潮流的人正在取代被时代淘汰的人。
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浮出水面：李奇微将策划一场大规模攻势。[6]就在此时，麦克阿瑟突然从东京来到李奇微的司令部，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想借这个机会“窃取”李奇微日益夺目的荣光，最重要的是他想把这个完美计划的功劳据为己有。就在李奇微的“屠夫”计划即将付诸实施时，麦克阿瑟飞临水原，大言不惭地宣布他下令进攻开始。李奇微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愤怒地写道，麦克阿瑟和他身边的亲信根本就没有参与“屠夫”计划的制订。“他的虚荣让我无言以对，他让我心中认识的那个麦克阿瑟面目全非，让我彻底忘记了以前的那个麦克阿瑟。”[7]站在李奇微面前的麦克阿瑟，是一个急于“让自己的公众形象熠熠生辉的将军”。
沃尔特·米里斯写道，唯一没有为战争形势的变化做好准备的就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想到了多种可能，唯独没有想到的就是胜利”。[8]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政府的非难很快升级，无论是对新闻记者、政界要人还是给华盛顿的电报，他都喋喋不休地抱怨和刁难。早在9月初，杜鲁门便以政令的形式要求所有与朝鲜有关的评论必须在得到国务院认可之后方可公布，但麦克阿瑟显然在刻意违抗这个命令。他对政府无端抱怨：华盛顿在故意限制他的指挥权，而且是军事史上最严厉的限制;远东司令部缺乏完成任务所需要的部队;华盛顿正在为他的敌人提供避难所，却没有对美国的避难所——有大量重要工业基地和港口的东京和横须贺给予丝毫的关注。实际上，中国人无力打击这些重要目标。这样的优势是对方无法想象的，完全可以抵得上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麦克阿瑟所有言论的实质无非是在政治上肆意非难美国政府，他把这些让自己尴尬的东西归结为政府缺乏夺取胜利的意志和愿望。在他看来，丧失了意志就意味着妥协。他字里行间的意思很简单：朝鲜战场上的停滞就代表着一种失败，只有与中国展开更大规模的战争，才能带来真正的胜利，美国从来就不放弃彻底的胜利。
国内的共和党人也一直指责政府过于妥协，以至于让美国丢失了中国。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在朝鲜再战一场，而且我们又有最著名的将军，而且他一直指责政府太多妥协。现在，麦克阿瑟发出的新牢骚与他支持的政治对象(国内极右反共力量)不谋而合：他们很想赢中国，又不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损失一个美国士兵。他们的观点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因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退两难。有些选民既愤怒又困惑，他们希望有变化，却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变化;不管怎样，他们希望付出最小的代价，在战场上减少人员伤亡。
麦克阿瑟在写给媒体和华盛顿密友们的信中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在亚洲打败共产主义，那么这场失败将会让他们在欧洲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只有把亚洲从共产主义的控制中解救出来，才能让欧洲摆脱共产主义的威胁。麦克阿瑟急于完成第一个任务，而且他向这些密友保证，他们有现成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做好反攻大陆的准备，只要华盛顿让他放手大干一场，他定能赢得酣畅淋漓的胜利，挫败中国，打击共产主义。但遗憾的是，这些豪言壮语显然自相矛盾，因为在苏联(以及共产主义)势力进入朝鲜时，麦克阿瑟发挥的影响力也最大。早在六年前，当他们对另一个不同敌人的战争即将结束时，那时的麦克阿瑟是指挥盟军进攻日本的总司令。当然，期待苏联早日加入太平洋战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愿望，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对苏联人翘首以待。不过，了解“曼哈顿计划”的人不相信这有什么用，或是在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想让苏联人参战纯粹是为了缓解盟军的压力，这对任何一个将军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此时的麦克阿瑟已经不是“二战”时期那个需要苏联人帮忙的麦克阿瑟，而是坚决执行冷战政策的麦克阿瑟。
1945年后的几年里，冷战拉开序幕。麦克阿瑟一度暗示，他历来反对把苏联拉入战争。遗憾的是，当事人弗里曼比他更清楚。1944年底，弗里曼曾在菲律宾短暂指挥过一支部队，后来被调回华盛顿再次辅佐马歇尔。在离开菲律宾之前，麦克阿瑟突然召见了他。这次奇妙的会面持续近两个小时。弗里曼意识到，他将为麦克阿瑟充当信使，在华盛顿传达将军的意见。会面的第一个内容一如既往：麦克阿瑟喋喋不休地对政府大发牢骚。弗里曼耐心倾听，最终还是忍不住向这位威风凛凛的将军提出一点异议。弗里曼说，马歇尔将军一直在兵力和后勤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麦克阿瑟，在海军高级将领打算绕过菲律宾直取台湾时，马歇尔将军坚决站在麦克阿瑟一边，主张彻底解放菲律宾。虽然这并不是麦克阿瑟最想听到的，但弗里曼的毕恭毕敬还是让他心舒气爽。
谈话的第二部分就更加有趣。麦克阿瑟很清楚，进攻日本本土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公认的最高指挥官，他希望能在这个计划中渗入自己的想法：“如果苏联不出兵攻打日本的关东军，我不会考虑进攻日本的任何岛屿。”[9]弗里曼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个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将军居然公开宣称如果苏联不参战，他就不进攻日本;这对华盛顿来说无异于赤裸裸的要挟。谈话结束时，麦克阿瑟的助手邦尼·费勒斯马上把谈话要点打印成文，并交弗里曼过目，以便让他能把麦克阿瑟的意思准确传达给华府。
他的目的不言而喻。多数军界高层人士认为，按照他们在太平洋岛屿的对日作战经验，进攻日本本土必将是一场残酷的攻坚战，每一栋房子，每一个洞穴，每一条街道，都将发生惨烈的激战，双方都会有巨大的伤亡。早在1944年便与国内右翼势力结成连理的麦克阿瑟在此时要求苏联参战，显然意义非凡。但是，让这些观点变得更令人关注的是十二年之后的1956年，年迈的麦克阿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右翼势力宠爱，于是这些观点变得很尴尬。他那时毕竟对自己信心百倍，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因此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多次在采访中公开声称，如果他有权决定“二战”末期的重大决策，他肯定不会让苏联参战。
这就是那个五角大楼很多高层不得不面对的麦克阿瑟，这就是那个喜欢削足适履甚至不惜篡改历史以满足其个人欲望的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决定对他进行反击。为此，弗里曼专门捎来华盛顿的朋友带给他的口信，警告麦克阿瑟注意言行，否则华盛顿有可能公布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原始资料，让他颜面全无。实际上，进攻日本本土时的麦克阿瑟与战后的麦克阿瑟判若两人，这种前后不一的表现反映出两个麦克阿瑟之间的内心斗争：一个是注重实效的军人，在困难面前想得到一切可以得到的支持;而另一个则是作为政治家的将军，让旧的事实适应新的形势，使自己永不犯错。但是到1951年初，倍感挫折的麦克阿瑟居然与总统摊牌。最初这是麦克阿瑟的独角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华盛顿，而后者一直拒绝回应。于是，他开始变本加厉，近乎挑衅。可以说，华盛顿的人十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在他们的头脑里，和麦克阿瑟打交道无异于与魔鬼谈判;他们对麦克阿瑟从来不抱幻想，而在最关键的时刻就更不指望他能表现出多少诚意了。不过，华盛顿总能发现自己需要的天才，尤其是在“二战”最激烈的那段岁月，而且他们找到的不光是天才，还有关于天才的神话。华盛顿的人因对抗的代价太大而推迟与麦克阿瑟发生对抗，对抗的代价反而有增无减，这是因为关于麦克阿瑟的神话越来越多，而这些神话正是美国政府无心插柳的结果。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两位总统和他们的高级顾问一直忍受着麦克阿瑟的狂妄。为了成全这位将军对名声和荣誉的欲望，他们默默地咽下苦水。在“二战”后的几年里，华盛顿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他的才华，但依然没有回应他的挑衅，华盛顿对这位老将军还是有所忌惮的——他毕竟不是普通人物。杜鲁门一直抱怨罗斯福把麦克阿瑟将军奉为战神，他私下里甚至说，真应该让日本人在巴丹活捉麦克阿瑟。然而他确实不敢直面老将军，这自然让麦克阿瑟目中无人。于是，华盛顿付出的代价不仅越来越大，而且随着老将军的政治力量愈加强大，整个形势开始对华盛顿更加不利。华盛顿现在忍无可忍，这场游戏到了摊牌之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自我神化的过程持续得太久了，而且主要是以政府的损失为代价。现在麦克阿瑟必须付出代价。
但是，李奇微的成功使麦克阿瑟拉拢部分参联会成员的希望破灭了。在参联会中，一向强硬的海军作战部长福里斯特·谢尔曼上将在美国人是否会被中国人赶出半岛这个问题上开始退缩，这就让麦克阿瑟不得不把矛头指向政府官员和总统本人，因为这些人违背了他的意愿，也偷走了他的最终胜利，用威廉·曼彻斯特的话说就是“阻挠了他的圣战”。
即便不能说麦克阿瑟是在逼总统撤他的职，至少也差不多如此。如果他不能在朝鲜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就会想方设法打倒所有的挡道者。具体地说，他现在就是在有意违抗杜鲁门在12月6日发布的命令。麦克阿瑟说，这个言论限制令简直就是笑话。他曾在一次午宴上对朋友说，他是“71岁的老人”了，因此不遵守这些废话一般的政令不会损失什么。[10]如果他们想解除他的职务，就请便吧。布莱尔对这段战争的研究很可能是其他史学家无法比拟的。他指出，麦克阿瑟在公开场合抨击这个政令不下六次，有的轻描淡写，有的刁钻刻薄。他在书中写道：“对那些研究麦克阿瑟的人来说，他似乎多了一个新的习惯。麦克阿瑟现在喜欢飞到朝鲜，视察前线，然后发表一通不负责任的言论，痛骂一顿政府的战争政策。但是，华盛顿依旧保持沉默。这就等于说，官方对其不予追究，任其胡言乱语。”但是麦克阿瑟竟然说“理论上的战争僵局”，这等于扇了杜鲁门一耳光。记者把这个词改成更形象的“为平局而死”：也就是说，很多人正不得不准备为朝鲜战场上的僵局而丧命。
在中国军队可以被压制的情况下，华盛顿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政府与战区司令之间再起“战事”，但这场战事不可避免。比如说，麦克阿瑟于3月7日在朝鲜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是要拧一下杜鲁门。他在发布会上说自己受到严重的，甚至是非正常的限制——没有配备足够的兵力以及其他种种限制。然后，就在华盛顿开始认真考虑把北京拉到谈判桌前的时候，麦克阿瑟则在嘲笑中国人的失败和他们的种种缺陷。实际上，他是在耻笑一个刚刚打败自己的敌人。这一切足以激怒总统，因为麦克阿瑟使美国与中国的和谈更加困难。
在军事上，麦克阿瑟开始越来越挑剔李奇微的战略，他甚至在公开场合以极端蔑视的口吻把李奇微的所有成功称作“手风琴式的战争”，在进攻时，联合国军只前进二三十英里，一遇到中国人的进攻便立刻退回原地。虽说在华盛顿没人认为这是理想的战争，但大家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让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更大，美中双方的伤亡比是1比10或者1比15;如果仗不这么打，事情只会更糟。麦克阿瑟语带侮辱，李奇微听后极其愤怒：他与他的部队所看重的胜利，在上司眼里居然一无是处，这对他的部队，以及和他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麦克阿瑟的新闻发布会的五天之后，李奇微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说，联合国军到达三八线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之后，他还补充说“我们不打算去征服中国，我们的目标是阻止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在战场上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如果人数明显占优的中国人没有把我们赶下大海，那就等于失败。如果中国没有把我们赶出朝鲜半岛，那就是他们的彻底失败。”多年之后，麦克阿瑟仍然没有忘记李奇微的一语之仇。尽管让李奇微接替沃克是麦克阿瑟自己的选择，但是在接受好友吉姆·卢卡斯(斯克里普斯 — 霍华德报业集团的王牌记者)采访时，麦克阿瑟称李奇微是自己手下“最差的指挥官”。
当然，好戏还在后头。合众社总经理休·贝利是新闻界最崇拜麦克阿瑟的人。他接到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华盛顿的想法就是守住三八线，而他认为完全可以趁势把中国人赶回鸭绿江。李奇微肯定不会认同这样的说法。这是麦克阿瑟第四次违反杜鲁门的言论限制令，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随后两次与政府的对抗影响更大。3月20日，麦克阿瑟收到华盛顿发来的两封绝密电报，电报指出：目前是与中国展开实质性和谈的最佳时机。由于李奇微的胜利，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经取得主动，因此目前存在谈判的机会，并最终使双方稳定在三八线上，从而结束这场双方都不希望打的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单方面的意愿，毛泽东可能还没有准备坐下来谈判，但这至少是一个开端。
重要的是，华盛顿已经作好和谈准备。杜鲁门原想在短时间内发布一次重要讲话，提议双方走到谈判桌前，在战争开始的地方结束战争，但是对麦克阿瑟来说，停下来无疑意味着失败。在得知华盛顿准备和谈时，麦克阿瑟蓄意破坏华盛顿的和平努力。3月24日，麦克阿瑟再次亲临朝鲜，并发布了一篇恶毒贬低中国军事领导人的声明。
麦克阿瑟在声明中写道：“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更有意义的是，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新敌人红色中国缺乏工业能力，无法提供进行现代战争所需的物资。中国缺乏生产基地，缺乏建立、维持以及能投入作战的原材料，哪怕是中等规模空军和海军的基本所需也没有。敌人也无法提供进行地面作战所必需的武器，如坦克、重炮以及其他精巧的新科技武器。”他认为中国缺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能力。这些制约因素再加上“薄弱的地面火力，由此造成的差距，纵使他们勇敢无畏或者不顾伤亡也无济于事”。[11]
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侮辱性声明，是对北京和华盛顿的直接攻击;这篇声明使和平之路就此中断，和谈的最佳时机亦因此错过。用布莱尔的话说，这是对杜鲁门的言论限制令的“极大蔑视和公然挑衅”。[12]这篇声明于3月23日夜里l0点传到华盛顿，当时艾奇逊、罗伯特·洛威特(国防部的二号人物)和腊斯克正在艾奇逊的办公室开会，他们看了麦克阿瑟的声明后均面色青紫。艾奇逊称这篇声明是“重大的蓄意破坏行动”。杜鲁门当时并没有立刻做出决定，但是作为与杜鲁门最合拍的顾问，艾奇逊后来写道，杜鲁门当时的心情就是“怀疑加上极力压抑的愤怒”。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后来提到父亲当时的愤怒：“他的声明让我们无法向中国人传递任何信息，他(麦克阿瑟)阻止了马上即将开始的停火和谈进程。我真想一脚把他踢进黄海。”[13]
麦克阿瑟的声明把总统与将军的对抗推上了一个新层次，也由此引出到底谁是总司令的问题。第二天，杜鲁门召开高层会议，暂时搁浅和谈建议。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而是什么时候解除的问题。一向低调的洛威特主张立即执行，马歇尔担心整个国家的情绪和麦克阿瑟的巨大声望，罢免他可能会使国会更难批准军事拨款。艾奇逊同样担心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还要考虑参联会的观点——他们是否会有不同意见?临时换将肯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只要有一个人反对他们的意见，就会巩固麦克阿瑟的地位，让他更加肆无忌惮。但是杜鲁门毫无疑问已经下定决心，他只是在等待最佳时机。
这个时机说到就到。差不多在杜鲁门有此想法的同时，麦克阿瑟接到共和党众议员乔·马丁的来信。作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者和“院外援华集团”的重要成员，马丁非常赞同麦克阿瑟的亚洲战略，尤其是支持蒋介石和中国大陆再打一仗，开辟亚洲第二战线。他在信中写道：“你的崇拜者不计其数，你的指挥已经赢得无限的尊重。”他还希望麦克阿瑟做出私下的或公开的回复。对大多数军界人士来说，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政客设下的陷阱，去诱捕一个无辜善良、不谙世故的将军;而对麦克阿瑟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黄金时机。
麦克阿瑟在3月20日复信表示同意马丁的话。麦克阿瑟在信中说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你提到的使用蒋介石的部队一事既符合逻辑，又符合传统”。他后面的补充是大家最熟悉的麦式牢骚：“我们在欧洲驻扎了太多的部队和外交官。如果我们在亚洲战场上败给共产主义，那么欧洲也不能幸存;如果我们取得胜利，那么欧洲就会继续得以享受自由和安全。正如你所说，我们必须取得胜利。除了胜利，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