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杜鲁门的抨击很快接踵而至。《时代》周刊(它的老板和麦克阿瑟一样，支持与中国打一场大战)写道：“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解雇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人，这绝对是闻所未闻。”该杂志还认为，麦克阿瑟是“伟人的化身，很多崇拜者和追随者需要像他这样的伟人来领导自己……而杜鲁门则是标准的职业小人”。[1]一时间，美国舆论一片哗然。
作为蒋介石垮台以及中美关系恶化的最大受益者，尼克松主张立即恢复麦克阿瑟的职务。一度指责马歇尔叛国的印第安纳州议员威廉·詹纳大放厥词：“我认为，当今美国已落入一个由苏联间谍控制的秘密团伙手中。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弹劾杜鲁门总统。”于是，麦克阿瑟转眼之间变成了英雄和殉道者，而这恰恰是他最想得到的：代表文人政府控制军队、解雇将军的总统则成了一个恶棍。
在经历了漫长而充满荣耀的军旅生涯之后，麦克阿瑟的缺点终于毁了自己。麦克阿瑟最终变得太像自己的父亲了。黑斯廷斯评价说：“他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老态龙钟，越来越顽固蛮横，他还在以过时的观点看待自己，以为曾经的那个麦克阿瑟依旧可以在朝鲜大展雄风。”[2]
杜鲁门政府早就预料会有一场大风波，可没想到会如此激烈。群情汹涌，到处都是支持麦克阿瑟的声音。麦克阿瑟离开东京之时，25万名日本人挥舞着美日两国国旗夹道欢送，甚至很多人泪流满面。麦克阿瑟次日凌晨抵达夏威夷，等候的人群比东京更加壮观。旧金山的欢迎仪式更为疯狂，飞机同样是在午夜之后着陆，人山人海，群情鼎沸，保安人员根本无法挡住他们。麦克阿瑟最后来到纽约参加一场盛大游行，据说有700万人走上街头欢迎他的到来，相当于艾森豪威尔“二战”胜利归来时的两倍。社会舆论的反应越来越激化。罗夫里和施莱辛格后来在书中描述道：“民众因总统解雇一名将军而宣泄对政府的极度不满，可能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一次。可以肯定，内战以后，绝无仅有。”[3]
毫无疑问，这场风波使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后来成为约翰逊总统新闻助理的乔治·里迪当时是合众社的一名年轻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认为美国确实处于一触即发的极度危险之中。他说，看着麦克阿瑟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凯旋般地游行，他似乎有一种感觉，只要将军振臂一呼“跟我走，把他们赶下台”，对他五体投地的游行人群就会跟着他去。[4]
这个消息引发的各方指责与战后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突然之间汇集一处，让全国处于即将爆炸的边缘。对抗和矛盾撕开了这个国家的每一处伤口，每一次碰撞溅起的火花都有可能成为大爆发的导火索。酒吧里的陌生人可以因此而大打出手，同乘公交车的老朋友可能会为此反目成仇。就在解职事件之后不久，艾奇逊在华盛顿搭乘出租车，司机问他：“你不是艾奇逊吗?”“是的，就是我，”国务卿回答，“你想让我下车吗?”[5]
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不仅是反对朝鲜战争，而且是反对冷战。它是一种全民挫败感的反映，因为美国在遥远的地方陷入了一场不令人满意而且前景灰暗的冲突当中;胜利带来的收益太少，而美国又无法运用自己的绝对武器。这是一种不得不与敌共眠的挫败感，这个美国不需要的敌人是真实而又强大的，而且因为核武器的恐怖效应，美国无法获得彻底的胜利。它将不同的时代连接在一起。这既是对一位“二战”老英雄的最后一次喝彩，也是没能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中获益的民众发自内心的强烈抗议，爱恨交融，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是一场极具政治目的性的运动，远不是像普通民众说的仅仅是让麦克阿瑟解职那么简单，其实质是在挑战共和党右翼的地位。执政时期不走运的赫伯特·胡佛一直讨厌国家的政治走向，身上留下的政治伤疤还隐隐作痛。现在，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为长期以来被打压的那派势力的东山再起摇旗呐喊。在与东京归来的麦克阿瑟会面之后，胡佛说“这位从东方归来的伟大将军是圣保罗的化身”。[6]
起初，麦克阿瑟一直占据主动。他完全控制着剧情的发展，而他嘴里的那些恶棍只能接受他所安排的角色。麦克阿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激情四射的演说，演出由此推向高潮。在那里，他为自己找到了无数的理由，而且每个理由都难以抗拒。就像他写给很多崇拜者的信中所言，他在国会再次提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他声称，参联会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一直认同他的观点，而且大多数军界领袖也知道这点。那些对现实视而不见，不想在朝鲜动用全部美国军队的人罪在绥靖。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绥靖”这个词，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麦克阿瑟说：“那些想和红色中国搞绥靖的人对历史教训视而不见，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绥靖永远只能导致假和平，只会带来新的、更血腥的战争。那些认为我们缺乏足够力量去遏制欧洲和亚洲共产主义势力的人是错误的。”关于这种特殊观点，他发誓他“想不起还有比这更好的失败主义表达方式”。他曾要求政府增兵朝鲜，但华盛顿什么也不提供;他曾计划动用台湾的60万国民党军队，但华盛顿不允许他这么做。麦克阿瑟还若有其事地说：“我的战士问我，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把战场上的军事优势拱手让给敌人?”就好像他曾经和散兵坑里的普通士兵进行过无数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交谈一样。那天，麦克阿瑟还没有说完，便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了，而明显已经处于守势的民主党人则悄然无声。
最后是他夸夸其谈的结束语，内容丰富而有震撼力，充满怀旧而又伤感，让人无法抗拒，对于渲染此时此景的情感，绝对是画龙点睛之笔：“我五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就要结束了。我在世纪之交参军，圆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大平原’操场上宣誓以来，世界几经沧桑巨变，梦想和希望也在那时随之消失。但是我仍旧记得当时军营中最流行的一首民谣，歌中非常自豪地唱道：‘老兵永不死，只是渐消逝。’一个在上帝指引下力图尽职尽责的老兵，像那首民谣中的老兵一样，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悄然逝去。再见!”这是这个最不谦逊的人说过的最谦逊的话，直到此时，他依旧不想悄然离去。整个美国社会对此反应强烈。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说：“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上帝，我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杜鲁门的反应一如人们想象的那般不屑一顾：“空洞无物，一堆废话。”[7]艾奇逊认为，尽早结束是对所有人的解脱。他说，这让他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父亲带着女儿住在军营外面，父亲无时无刻不担心漂亮的女儿会失去贞操。后来有一天，女儿挺着大肚子见到父亲，父亲如释重负地说：“谢天谢地，我终于不需要为你操心了。”[8]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个国家的政策很少像现在这样难以捉摸，也没有哪个名声显赫的将军如此信心百倍地把政治说得这样小儿科：迅速解决一场战争，而无须付出太大的伤亡。所有这一切都为这个民主国家的伟大时刻搭起一个新舞台，尽管当时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这个伟大时刻就是麦克阿瑟激情四射的演说，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是那些关键决策及其后果，就像人们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这些决策进行辩论时的那样，缺乏同样的魅力但更重要。一开始，这并不像是一场公平的对抗：一方高傲地享受着自己的激情，而另一方则迫不得已地为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提供不受欢迎(甚至根本没人愿意听)的理由——这是一场旨在将战争局部化的胜利，一场人类生存的胜利。
很多认真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人都认为，参议院听证会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麦克阿瑟在华盛顿的第二次露面不像以前那样威风凛凛了。六个月前，当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面的时候，沃尼斯·安德森曾偶然通过门缝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并做了笔录(后来，愤怒的麦克阿瑟支持者认为，那不是偶然所为，而是杜鲁门事先设下的陷阱)，麦克阿瑟那时信誓旦旦地断言中国人不会出兵朝鲜。她的记录不是什么秘密。杜鲁门的代表团回到华盛顿后，便在征得麦克阿瑟同意之后把安德森的笔录打印成文，分发给所有随行人员，其中也包括麦克阿瑟。1950年11月13日，就在中国军队完成云山和水洞伏击之后，准备实施大规模总攻之前，斯图尔特·阿尔索普还向《纽约先驱论坛报》提到过，麦克阿瑟保证中国人不会出兵参战。
这些事并没有搅起多大的波澜。就在中国大军进入朝鲜之后，一家保守的杂志还曾问过麦克阿瑟，他是否真的说过中国不会出兵朝鲜，麦克阿瑟断然否定——他坚持认为，这“毫无根据”。不过，一些媒体根据恼怒的政府透露的一些消息披露，麦克阿瑟确曾向这些国家保证过中国不会出兵。但在他被解职后，随着对杜鲁门的攻击越来越猛烈，白宫最终决定公布安德森的笔录稿。《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托尼·莱维罗对此事早有耳闻。当托尼和白宫高级助理乔治·艾尔西谈及威克岛会面时，后者立刻把他引荐给杜鲁门。在白宫的眼里，莱维罗是个直言不讳的友方人士。
艾尔西建议，既然外界对此事已有耳闻，不妨找个合适的人把这件事如实透露出去。总统告诉艾尔西：“可以，你可以把这件事交给托尼做。”于是，莱维罗和《纽约时报》便拿到了抄本。4月2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笔录;第二年，莱维罗便获得了普利策奖。支持麦克阿瑟的人愤怒了，考特尼·惠特尼准将认为，这是一纸污蔑和诋毁。也许这不足以彻底击退对白宫的攻击，但现在任何一个了解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想到，在即将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谈话记录将会面对怎样的质疑。
终于，参议院听证会就是摊牌时刻。共和党右翼认为，胜利的天平正在向他们一方倾斜。共和党参议院党团领袖坚持认为，麦克阿瑟将一如既往保持他的魅力和强大，将以强有力的姿态回答所有问题(当然是共和党人的答案)，将代表所有真正的美国人说话。麦克阿瑟曾在旧金山市政大厅对大约50万支持者说：“不久之前，有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参政。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对政治从来就不感兴趣，也不想竞选任何政治职位。我永远不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和政治连在一起。我唯一的政治信念，也是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就是‘愿上帝保佑美国’。”正如约瑟夫·古登指出的那样，麦克阿瑟以其特有的矫揉造作，暗示他或许会参加政治竞选，以此作为自己的最后一击。[9]
考虑民众的情绪极有可能失控，因此没有民主党高层人士出面主持此次听证会，并阻挡如此强大的民意力量。于是，主持听证会的责任就落到佐治亚州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身上。拉塞尔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按照老派的话说，他是一个地道的保守派人士，在参议院中赢得的尊重无人能及;另外，由于在南方基本上是民主党一党独大，因此拉塞尔也不会受到政治的压力，这些条件让拉塞尔成为主持此次听证会的最佳人选。拉塞尔是参议院的杰出人物，在个性和意识形态方面更接近于共和党保守派，而不是民主党自由派。他是个彻底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这让他从未能在国家行政公职的竞选中获得胜利。正如罗伯特·卡罗在《参议院的主人》一书中所说，主持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听证会，很可能让他在一夜之间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要真正拿起这个一锤定音的锤子，也许是一种喜忧参半的荣誉。[10]尽管这不是拉塞尔希望扮演的角色，尽管这件事情非常棘手，但他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麦克阿瑟的听证会将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成员联合参加。民主党从人数上讲应该占有优势，因为它毕竟在参议院是多数党，而且像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和亨利·卡伯特·洛奇等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又是东部的国际主义者，但当时的民意显然更有利于麦克阿瑟，所有参议员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共和党希望把此次听证会打造成一个将军宣传自己的全国性舞台。麦克阿瑟在会上将成为一个犯过小错的伟大爱国者，一个被懦弱政客背叛和欺骗的军事家;在这里，在全国闪光灯的照耀下，麦克阿瑟将用他那洪亮而富有穿透力的声音，施展无所不知的才智，亲手消灭他的敌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敌人。他将撕开敌人的丑恶嘴脸，不光是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这几个人，还有他们这整整十年里的政策。共和党右翼最需要的是把这次听证会打造成1952年总统大选的序幕，但是，麦克阿瑟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民众热情欢迎他的归来并不代表支持他的政策，尤其扩大亚洲战争的观点更是美国人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欢迎他的归来和支持他的政策是两码事，尤其是这些政策目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披露，而且结果为何也越来越清楚。
在一个激情胜过现实的时刻，你会怎么做呢?拉塞尔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他决定放慢听证进程，把焦点放在实质性问题上，尽可能地限制情绪的影响。他认为，必须尽最大努力克服民众情绪对问题的判断，尽量缩小新闻媒体的猎奇心理。因此，对拉塞尔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消除听证会的情绪化色彩。他认为，听证必须做到详尽完整，必须对每个细节深思熟虑，理性判断：听证会不允许现场直播，不允许记者进入听证会会场，也不得使用摄像机进行电视直播，最多只能通过媒体进行事后报道，尽管美国的电视观众正在与日俱增，每天有2000万到3000万人看电视。听证会将进行全程记录，会议记录在经过专人审核之后立即转交给在会议室外面等待的记者。由于听证会将讨论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因此拉塞尔并不急于让美国的敌人知道外交政策中的绝密内容，这就需要由来自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审查人员立即对听证会会议纪要进行编辑。
共和党曾四次提议就是否休会进行投票，但拉塞尔次次险胜。因此，1951年5月3日，听证会如期召开，麦克阿瑟褪去神奇外衣的旅程就此开始。这里毕竟不是远东司令部所在的“东京第一大厦”，麦克阿瑟不能主宰这里的政治气氛，更不能继续上演他那精心排练的独角戏，毫无挑战地尽情发挥。“第一大厦”不是民主的舞台，而是麦克阿瑟的帝国，但这里是检验民主的法庭。在参议院听证会期间，他多次使用“历史教导我们”或是“历史表明”这样的语句，似乎只有历史一种教训，而且他是历史的代言人。姑且不说他是不是伟大的国家英雄，麦克阿瑟生平第一次不得不向民主程序鞠躬致敬，接受像他一样强烈、自私自利的人的尖刻提问。
麦克阿瑟作为第一证人接受了三天的质询，表现得绝不像个名家大师，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份远比他的想象要复杂很多的笔录。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挑战麦克阿瑟的思想和行为。他的回答也不是共和党人所需要的。他的事一天比一天站不住脚，他的形象一天不如一天伟岸;而他的敌人，或者说他以往拳头下的沙袋，比如艾奇逊和马歇尔，则越来越有深度，越来越有基础。
麦克阿瑟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不说真话。这个问题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与他打交道的人。只有符合他的要求，有助他的事业的时候，他才会说真话;而在不利于他的时候，他就会胡说八道。因此，真理对一个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他和所有人一样都会犯错误，尽管他拥有无数令人敬佩的优点，而他的错误也许是致命的，因为他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身边到处都是阿谀奉承之徒，不会有人挑战他，因此他的颠倒是非的观点最终会升华为真理，对他的观点的挑战马上就会被看成麦克阿瑟不共戴天之敌的歪曲之词。在国会面前讲述自己为什么被解职时，他厚颜无耻地在一个关键点上撒谎：他一直声称参联会支持他的立场。也许他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支持自己，因为从中国参战到李奇微来到朝鲜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有些参联会成员确实在思考他的提议。但是在李奇微扭转战局时，麦克阿瑟再次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在内心深处一直得意地嘲笑和贬低他们的麦克阿瑟或许现在才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确实支持过自己。或许他认为，老规矩比真理更有力量，因此，一旦军界领导人与文人政客之间出现矛盾，军人会囿于某种制度上的忠诚而支持他，虽然他自己以前并不必然忠于这种制度，这些不如他伟大的人现在依然会忠诚于他。
他错了。他从来就没有尊重过参联会，对他们始终采取鄙夷和蔑视的态度。麦克阿瑟曾无数次地贬低他们，甚至认为参联会从未做出过正确的决定。他曾在私下里极度轻蔑地谈论参联会，还说陆军是世界上只知空谈的地方，而且那帮人也知道他麦克阿瑟私下里是怎么说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他们;让阿尔蒙德指挥第10军充分显示了麦克阿瑟对他们的蔑视。在这个时刻声称参联会支持自己是犯了一个政治性的大错。
但这个问题还不限于参联会。五角大楼也无人愿意提供帮助，尽管某些高层官员还记得麦克阿瑟年轻时的优秀。在接受拉塞尔委员会质询时，马歇尔意味深长地指出，质疑麦克阿瑟肯定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他有辉煌的过去。但很多年轻军官对麦克阿瑟印象不深，他们只记得麦克阿瑟蔑视政府的命令，在中国参战时拒不承担责任，对文人政府进行系统性的挑衅。他们为此感到愤怒。那些把生命留在军隅里和长津湖的人或许都是他们的同龄人，或许恰恰就是他们的朋友，这样的痛苦绝不会因早期麦克阿瑟留给他们的那点美好回忆而有丝毫的淡化。他总是以为规则都是给别人用的，而不适用于他。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他，有时甚至憎恨他。这些更了解那份笔录的五角大楼的年轻军官，正在愉快地引导着参议员及其助理们去发现麦克阿瑟事件中的假信号。
他的光辉一天天地暗淡下去。当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向麦克阿瑟提出更大的指挥权问题——比如说如何应对苏联人时，麦克阿瑟开始向后退缩。这一次，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耀武扬威地进行一番演说，大谈特谈如何消灭亚洲共产主义力量来拯救欧洲(尽管毫不领情的欧洲国家根本就不赞成为了解救他们就必须和中国大打一场)。在问及苏联在欧洲的所作所为时，他只是回答，这不是他的职责，因为他只是战区司令。但这难道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麦克马洪和其他人问。杜鲁门政府必须从全球责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必须考虑来自朝鲜以外的潜在挑战以及比中国更危险的对手。麦克马洪指出，麦克阿瑟很清楚地表明，如果政府听从他的观点，升级与中国的战争，苏联人也不会参战。参议员说，他肯定坚持这些观点。可如果他一旦错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麦克马洪指出，麦克阿瑟不是一直坚信红色中国不会参战吗?他说得对吗?麦克阿瑟承认：“我只是怀疑(中国的参战)。”承认这一点自然会让麦克阿瑟的声望大打折扣，因为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同样可以认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苏联人是否会干预。
麦克马洪继续发问，将军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是否有能力抵抗苏联对西欧的进攻呢?麦克阿瑟回答说：“参议员，我已经多次请你不要把我牵涉到我辖区以外的地方。我的全球防御概念并不是我在这儿作证的主题;我现在也不想把自己伪装成这方面的专家。”这是一个转折点。麦克阿瑟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即使是在讨论把中国人赶出朝鲜这个份内问题时，他也处于守势。当林登·约翰逊继续就这一问题发问时，这位曾把李奇微的战略戏称为“手风琴战略”的将军已经不敢肯定，如果把中国人赶回鸭绿江以北，他们是否会重新打回来。或者说，他们是不是会在那里安心地休养一段时间，然后再展开一场规模更大、更危险甚至是无休止的拉锯战?麦克阿瑟的回答是，他认为中国人不会重新回到朝鲜。这显然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在第三天作证结束时，虽然拉塞尔一直表现得异常优雅，几乎对麦克阿瑟表现出虔诚的景仰，但用古登的话来说，他“把自己说成是眼界狭隘、知识缺乏的指挥官。他再也不能显示他的世界级战略大师的风采了，再也不能说来自‘东京第一大厦’的观点比外交家和其他军事家更出色了”。[11]
随后出席听证会作证的依次是马歇尔、参联会成员和艾奇逊。他们的证词无一不是对麦克阿瑟的致命打击。马歇尔的态度尤为强硬，他坚决反对麦克阿瑟认为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不会导致苏联干预的观点。他认为，他们可以在很多地方对美国发起反击，是美国而不是他们，在后勤方面有许多薄弱之处。此外，麦克阿瑟的主张将割断美国与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拆散美国业已建立并成为国家安全基础的所有盟友。马歇尔强调，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巨大分歧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对峙，相反，他们的矛盾比这要寻常得多，不过是承担有限责任的战区司令和承担更多责任的上司之间的隔阂。
马歇尔指出，这种分歧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每个战区司令都会这么想，都想得到更多的资源，而麦克阿瑟与众不同的是，他一直在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总统政策的反对。参联会成员一再表示，他们始终不支持麦克阿瑟的观点，并向与会人员声明，在总统与将军的冲突中，他们绝对不是麦克阿瑟的盟友。他们详细地阐述了这场战争的不成文规定——坚持有限战争，以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避难所，并认为这个曾被美国右翼和麦克阿瑟批评的规定实际上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尽管日本极易受到攻击，但苏联并没有进攻日本。布莱德雷的发言把听证会推向了高潮，他说如果他们执行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计划，那就会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12]
尽管共和党右翼强烈反对对听证会实行审查，但是他们现在开始为保留这个规定而感到庆幸，因为证词中被删掉的部分恰好包含了对他们最致命的打击——蒋介石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价值。政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战争扩大化问题上，而非大量使用美国军队带来的危险。这就意味着，是否使用蒋介石军队至关重要。麦克阿瑟在听证会上声称，他们是“50万名一流的战士”。他们的能力“绝不亚于和我们交手的红色中国的军队”。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大多数曾在中国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他们真有那么出色，也不可能前些年在大陆输得那么惨。事实证明，他对蒋介石军队的认知完全依赖于他在1950年8月那次对台湾的短暂访问;五角大楼的专业人士均不赞成他的判断。实际上，让这些军队到另一个地方去打仗无异于一场灾难。马歇尔指出，大概就在同一时期，五角大楼曾向台湾派出了一个37人的使团。他们发现，国民党军队的“训练条件和物资准备极其落后，不能指望他们能守住这个孤岛”，更不用说反攻大陆了。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阻止他们重新夺回大陆的妄想，还要保护这个岛屿不被别人占领。
至于说向国民党提供更多的装备问题，他们在内战期间丢失大批军械物资的记录令人震惊，并使参联会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布莱德雷毫不留情地说，所谓的武器丢失实际上是国民党军队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共军投降。此外，他还进一步补充道，只要有一支共产党军队登陆台湾，就足以攻占整个岛屿，因为会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向他们缴械投降。柯林斯接着说：“最让我们怀疑的是，我们从这些中国人那里得到的帮助，到底能比韩国军队好到哪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共产党赶走的那帮人。”[13]这些针对国民党军队的证词反映了大多数军界人士的内心想法。当然，公开谈论一个盟友的军队显然是不适合的。但是，由于这部分内容在已被删节之列，因此蒋介石的军队依然是个秘密，一支50万人的超凡大军，一支可以让美国白用的军队，还是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幻想和期待。
听证会对于让美国人认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是一堂生动无比的课。很多人一直以为华盛顿没有应对共产主义的总体政策，今天他们开始意识到，遏制政策早已成型。但是，这堂痛苦的课显然不是共和党希望看到的，他们渴望更多的血腥味儿。在布莱德雷作证六天后，在参联会的其他成员还将陆续作证的情况下，艾奥瓦州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向拉塞尔提议，听证会持续时间太长，其他三位参谋长无须继续作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共和党希望借此机会展现杜鲁门与军队领袖之间巨大反差的设想落空了，而希肯卢珀的提议也以14比11的投票结果遭到拒绝。于是，听证会继续进行，而麦克阿瑟在政坛上的伟大形象也随之一天天地畸变。
对于杜鲁门政府来说，麦克阿瑟听证会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尽管这算不上整个国家的核心政治事件，但毕竟在历史上写下了一页：一个长期的政治对手还是被部分清除掉了，虽然有点迟。蒋介石的失败、中国军队入朝参战以及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带来了政治损失，从长期来看，杜鲁门可能是最终的赢家，但考虑到此事引起的民众不满情绪，眼下的杜鲁门还是失败者。他也许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历史学家有朝一日会给自己一个不错的评语，但共和党同样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政治公式中这一点更加重要。
即使某些政策经过验证并没有错，但政府最终还是因这些事情(尤其是中国参战)受到伤害。艾奇逊在五年后写给杜鲁门的信中写道，鸭绿江边的失败“破坏了杜鲁门行政当局”。[14]听证会结束后，政府并没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破坏并不全部来自战争、蒋介石的失败和麦克阿瑟的抗命不从，但这些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的原因。现在是民主党离开的时候了。他们已经当政很久了，足足有二十年的时间;他们树敌太多;国家在这段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因为它现在的需要完全不同于艰难而痛苦的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