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第一场期中考试，我学习上的缺陷以相当糟糕的方式暴露了出来——严重的偏科。
严重到哪种程度呢。
语文和英语两门接近满分，历史地理政治也尚可入眼，物理化学生物吊在及格线上摇摇欲坠，数学则是凄惨的垫底。
垫的还是全班的底。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因为喜欢上了说唱，在英语上极其下功夫，收效显著；另一方面是对理科实在提不起兴趣，我难以抗拒数学课上阵阵袭来的睡意，物理化学之流背背公式好歹能拿个基础分，而对于号称照猫画虎就能求解的计算题，我是没有一点头绪，选择题连蒙带猜，命中率也是可怜。
我多少有点歉疚，尤其是当夏皆在家长会后回来、反过来安慰我的时候，那种无法回应对方期待的歉疚感更盛。
因为我打心眼儿里不在乎，不在乎成绩不在乎排名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每天塞着耳机做作业，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才是我真正觉得惭愧的。
必须做点儿什么改变这种现状。
单科小测成绩下来的那天，十三岁的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被触发了对人生的思考。
放学后，我和李谦蓝行至护城河上青灰色的石桥，他校服外套搭在肩上，纯白色T恤服帖的勾勒出后背的弧线，他撩起衣服擦了擦脸上的汗，不以为意地，“让你同桌教你啊。”
——哦，差点忘了，年级第三就坐在我旁边。
我并不了解乔馨心这个人。
她肤色很白，穿衣打扮干净讲究，像个一丝不苟精密周转的机器，日常生活里好像没有任何多余的节目，听课，学习，看书，课间会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不跟那些话很多的女生一起结伴上厕所，偶尔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嗓音透着一股病态的空灵。
虽谈不上拒人于千里，不易接近也是肯定的。
可我从小到大有过深入接触的女性也只有我妈而已。
这个岁数的男孩儿女孩儿是很爱起哄的，但凡谁想要搭讪和示好，大家便会对这种心知肚明却不宣于口的“禁忌”表现出一种别扭的期待；若是班里真有那么几对“谈恋爱”的，那就天天都是现场直播，舍己为人地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
所以尽管我想说的是“你能给我补习数学吗”，也像是可笑的告白一样开不了口。
不过很快我发现，我们俩有个难得的共同点，就是在晚自习塞着耳机做题。
这原本是不被允许的，学校曾明令禁止各种电子产品的携带——当然是没用的。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一套条条框框的规矩，但还是能被机智勇敢的同学们钻空子，毕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而晚自习就是大家解放自我的时刻。在老师看不到的地方，聊天的，看课外书的，吃东西的，传纸条的，玩手机的，甚至还有在后排打扑克的，白天在老师面前的一派沉沉死气荡然无存，好像天一黑就现了原形一样。
连乔馨心这样的好学生都会一边听歌一边学习，像她这种教科书般的优等生，已经算是很出格的事情了。
也就是这一天，老师布置了必须要在晚自习结束前完成的作业，并请了课代表去讲桌上坐镇，谁写完谁才能回家。庞大的习题量惹得人心惶惶，聊天的没工夫聊了，打牌的没心情打了，一时间教室里只剩下奋笔疾书的唰唰声，听得人心里发慌。
乔馨心依旧塞着耳机听歌。
然后还是全班第一个交的作业。
在一个我认为正常人难以企及的时间段内，她搁了笔，摘下耳机站起来。
全班人的脑袋都跟向日葵似的围着她转，时不时还听见窃窃私语声，我几乎可以想象到谈论的内容和语气。可我的关注点是她放在摊开的书本上的两只耳机。
黑色的索尼，看上去价格不菲。
由于周围过分安静的缘故，近距离下的我听到喇叭里传出高昂而激烈的破碎声，好像硫酸一样带有某种诡谲的侵蚀性，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乔馨心交了作业从讲台上下来，她伸手把及肩的黑发挽到耳后，面孔清秀，步伐从容。
等到她落座，我想都没想就无比自然地问出口，“你听的是……摇滚吗？”
教室的白炽灯下，她缺乏血色的手伸展开了搭在书页上，闻声微微侧过脸，烟灰色瞳孔落拓的望着我。
我竟然从中看到了一些慑人的冷光，比沉默更惊心动魄。
“是Acid Rock，迷幻摇滚。”她轻声说，“还有黑金属。”
——那之后的许多年，我在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都必定要听听他耳机里的秘密。是情歌还是民谣，是乡村还是朋克，音乐是人心的横截面，剖开他的爱他的痛，他的追求他的过往，他所有不可言说的暴虐与温柔，只有喜欢的歌绝对不会说谎。
我全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