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一看了整整一夜的剧本。
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天辰广场顶层公寓,李从一觉得自己踩的不是地板,而是一万一沓的人民币。
同时他也见识到了陈岱川为人到底有多么的穷奢极欲。占地两百多平的地方,他都没舍得留出几十平米设置一个客卧,把空间全给自己安排上了,甚至还有间临时办公室。
现在,这个骄奢淫逸的太子殿下就毫无防备地睡在卧室,李从一却废寝忘食地坐在客厅,看剧本看了一整夜。
清晨六点,睡醒的陈岱川打开卧室门,对上李从一炯炯有神的眼睛,心情有点儿说不上来的复杂。
“你这个剧本不错啊。”李从一说。
陈岱川点点头,去冰箱拿了点牛奶热上,顺便把吐司扔进烤面包机里,才坐到客厅沙发上,与李从一隔几相望。
“都看完了?”
李从一笑:“还看了两遍呢。”
李从一合上剧本,露出《一条大道》四字剧名。
李从一想起什么来,问道:“这个就是你之前说过,三年后留给我的角色?”
“不是。那是另外一个,这单纯就是……”陈岱川斟酌了下措辞,“礼物,生日礼物。”
李从一笑了下,没说感谢的话,但心中仍是感动的。
这部电影剧本,也是双男主,陈岱川在成全他和邰行。
《一条大道》落脚在两个农村青年截然不同的命运,但实际上讲述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农村人在时代浪潮里的命运起伏。
中国最庞大的群体就是农村人,农民曾经支撑起了这个农业大国,但在今天,他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农村开始城市化,这无疑是好事,但任何发展的背后,都有着被裹挟的个体。
故事的两个主角,就是这样的个体。而个体,又隐含着一个群体的病理。
吴明和吴刚是一个村子的,出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生日期正好差一个月,那个时候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还是贫苦落后的,有电就很不错了,自来水还是过了好几年后才通上的。
他们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调皮捣蛋,在赤脚跑过农田的无忧无虑中度过了灰不溜秋的童年,然后在学生时代,嘻嘻哈哈间就走向了不同的人生。
吴明脑子比较好使,学习成绩不错,虽然没怎么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还是稀里糊涂地念下去,考上了好的高中,然后上了个还行的一本大学。
吴刚心思不在念书上,成绩垫底,再加上他父亲有肝病,每月都需要吃药。他高中念了一年,就主动辍学去打工了,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甚至感到很开心,他身边太多人初中就已经退学打工。
这是故事背景。
故事则开端于吴明大四即将毕业那年的春节,吴刚已经在外打工五六年。
大学与工厂,把同样一块土地上长大的孩子,塑造成了两个迥异的人。
吴明斯文、有前途,吴刚粗鲁低俗。尽管吴明还是把吴刚当做很好的兄弟,但有时候很不能认同他的话语和行事方式,甚至觉得幼稚可笑。
这个时候的村子,有了翻天覆地但一路走来润物无声的改变,瓦房变成了自建的两三层小洋房,很多人家装上了空调、太阳能。
一条很宽的柏油大道从镇子上一直通到村里,农村不再是封闭的了,但奇怪的是,却冷清了好多,尽管春节,也越来越没有年味和人气。
但这一年,吴家村很热闹。他们听说要拆迁,政府会给他们补偿一套镇上的房子,还有一笔钱,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是农村人,而是城里人了。
为了庆祝,也为了纪念最后的农村,他们决定拿起好几年没举办过的风俗——舞龙灯。
吴明和吴刚作为家里的年轻劳力,都得要去抬龙灯的,他们在元宵节那天,每人肩头都扛着一节龙骨,里面装着点亮的蜡烛,然后一节节组成长长的龙灯,徒步舞过附近好几个村子,一晚上至少得好几公里的路,累归累,心情依旧畅快。
舞龙灯结束后,吴明和吴刚还有几位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同伴,结伴回家,他们没走大道,走的是河堤小路,一边举着酒瓶喝酒,一边还扛着龙骨侃大山。
其中吴明是他们重点调笑的对象,一口一个大学生,一口一个坐办公室的人才。
却不知吴明也有不能言说的烦恼,即将毕业,他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其实工作倒是好找,难找的是好工作。
吴明有点不能接受自己念了这么多年大学出来,还是拿三四千块的工资,和吴刚他们差不多,实在有点丢人。
变故在这时候发生,其中一个同伴酒喝多了,脚打滑,从河堤上直接滚了下去。
其他人多少也有点醉意,手脚发软,没能第一时间把人拉回来,等救回来,人已经淹死了。
如何处理死去的同伴,成了吴明和其他人的分歧。
吴明知道点法律知识,认为这人的死和他们无关,顶多是出于人道主义赔钱,他们必须赶紧把尸体送回去。
但其他人却惶恐得不行,尤其吴刚还在网上看到新闻说喝酒致死其他人有连带责任,具体的他都不清楚,就开始危言耸听要坐牢,就算不坐牢,赔的钱也不是他们这群打工仔能出得起的。
吴明感到和这群愚昧的同伴无法沟通,还要被指责说他是大学生有出息了,赔得起钱,一点儿都不关心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最后的结果,是势单力薄的吴明进行妥协。
他们决定把同伴尸体再丢回河里,把责任推卸开,回去后一致对外说没和他同路。
死者的家人开始到处寻找死者,连日连夜遍寻不得。
吴明见此不忍心,劝说吴刚等其他同伴失败后,决定自己去暗示死者家人,说那天晚上他看到死者去了河堤,至少指引他们把尸体找到。
然而就在这时,吴明接到了电话,是他年前面试的一家国企,通知他面试通过,但因为是特殊岗位,需要政审。
吴明犹豫了,他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的政审。要是尸体找到,他不知道死者家人会不会报警,他作为最后见过死者的人会不会被怀疑,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也不敢拿他好不容易挣来的前途去赌。
吴明缄默了。
过了几天,死者尸体被找到,他的家人只以为是酒喝多了滑到河里淹死,没多想。
吴明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的时候,那晚的同伴中有个人,得知吴明要政审,拿这件事威胁他,要吴明给他钱,否则他就说出那晚的真相,要坐牢大家一起坐,不能吴明一个人去过升官发财的好日子。
虽然吴明知道自己没杀人,但也算是犯下了抛尸藏尸罪,那一晚他不得不同意把尸体丢进河里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于是现在吴明也不得不给他一笔封口费。
那人本来是吓唬吴明,没想到吴明真的乖乖给钱了,更变本加厉地威胁吴明。
吴明还是个学生,奖学金也都用来交学费,哪能满足得了那人的贪婪。
走投无路的吴明,又想起了他的好朋友吴刚,尽管他不认同吴刚的三观,但到了这种地步,他信任的还是他。
吴刚把吴明和那人约到同伴死的那处河堤,本来打算好好劝劝,这事大家都脱不了干系,让那人适可而止就行了。
没想到那人和吴明言语上起了冲突,那人更是嚣张地捡起石头砸吴明的脑袋,吴明憋屈了好久,此时被砸得头破血流,更是顾不得其他,夺过石头反砸过去,激动之下,吴明把那人给砸死了。
吴刚让吴明去自首,吴明却哭道他不能去自首,坐二十年牢出来,他学的东西都被淘汰了,而他连块田都要没有了,还怎么活下去。
他一方面急于摆脱农村,一方面灵魂依托于土地。
没了土地,他连最后的退路都好像没有了。
吴刚决定帮吴明再抛尸到河里,但村子里短短时日内发生两起溺水案,怎么能不引起怀疑,终于这次死者家人报了警,警察一一排查,开始有线索指明死者死之前和吴明、吴刚有过特别熟络的联系。
吴明以为末日到了。
但这时候,吴刚出来顶罪,把前后两次溺水案都归结到了自己身上,把吴明彻底摘了出去。
吴明不明所以时,吴刚的父亲找到了他,说了一番让他心悸的话。
吴刚的父亲说,吴刚让他藏好一块石头。吴刚坐牢以后,他的父亲就是吴明的父亲,吴明必须好好赡养他,给他治病,每年带他父亲去探监一次吴刚,如果哪一年没去,或者他父亲表示受到了疏忽和虐待,吴刚就会翻供。
那块石头,是吴明杀人的证据,上面有吴明的血和指纹,也有死者的血。
虽然在吴明心中,吴刚愚昧无知、粗鲁自大,但他也是有思想的。他受够了工厂里繁重的活,受够了家里得了肝病、每个月都要花掉他一半工资的的父亲,受够了没有希望的生活,他年纪轻轻,但已经步履蹒跚了。
他后悔没有像吴明那样好好学习,可是农村封闭落后的思想,让他当初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的是什么,时代发展得太快,吴刚已经跟不上了。
当他意识到,一切都晚了,他会被父亲拖垮,找不到媳妇,存不了钱。
而吴明只是运气好而已,他恰好走上了时代走的轨迹,他的未来不是一个已知值,前途无限可能。
吴刚选择了逃避,把自己送进与世隔绝的监狱,把他最沉重的负担丢给吴明。
吴明的余生,可能表面光鲜亮丽,但内里要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没有哪一天睡得踏实。
一条大道,走到尽头,成了绝路。
李从一望着那剧本,回味着里面的故事,一夜没睡依旧还是精神奕奕的。
陈岱川给李从一解释道:“平川以拍商业片为主,但也会留出一些指标,拍不顾忌票房、只为了冲击奖项的文艺片,你手上的那部就是。导演已经定了,是应山,拍摄班子应该还是他原来的那些,他现在正在找合适的拍摄地点,希望方言和普通话差不太多的。你们先熟悉剧本,等明年把地点确定下来,你们去把方言学会,然后拍摄制作怎么着也得一年多,正好赶上大后年四月份的金叶奖评选。”
应山是著名的文艺片导演,金叶奖是华语电影最权威的奖项之一,大后年四月是李从一退圈三年回来的时间。
天时地利人和,陈岱川都送到李从一面前了。
李从一笑:“我演哪个?”
陈岱川似乎有点奇怪李从一问出这个问题来:“吴明啊。”
“邰行演吴刚?”
陈岱川点头。
李从一低下头沉吟片刻,然后直视着陈岱川说:“我想演吴刚。”
陈岱川有些错愕:“你的形象更接近吴明一点。”
“但我觉得,这两个角色的设定,其实和《生物链》有点类似,一个斯文有文化,一个粗俗低学历。”李从一说,“我和邰行大概都不会想,三年后给观众看的还是相似的人设。”
陈岱川了然地笑:“如果你不愿意重复,可以换一个剧本。”
“不不,我不是单纯地不想重复。”李从一展颜道,“我更想挑战一下不同的角色。”
陈岱川收起笑意,认真地看着李从一。
李从一长相清秀精致,因经历离奇曲折,而不管做什么表情总带着风轻云淡的洒脱,有点难以想象这样一张干净的脸庞上出现吴刚那种沾染太多俗尘欲望的世俗和油腻。
李从一问他:“你相信我能做到吗?”
陈岱川笑了:“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