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埃德蒙·唐泰斯(三)

陆有良发了一个预告片,之后就哑了火,自顾自地陷入了回忆里,骆闻舟也不催,顺着堵成一锅粥的内环缓缓地往前蹭,拉下车窗,递给陆局一根烟。

别的不提,骆闻舟感觉自己能有现在这把好耐性,费渡同志居功至伟。

车子以十米的时速蹭过了最堵的一段路,直到骆闻舟终于能把踩着刹车的脚挪一挪的时候,陆有良才叹了口气:“这一阵子辛苦了,往你肩上压得担子太重了吧?”

要是换成别人,怎么也要来一句“为人民服务”客气一下,谁知骆闻舟一点也不谦虚,闻言眼睛一亮:“可不是嘛领导,既然您都看出来了,年终奖赶紧给我涨一点,男人不容易,养家糊口压力大啊!”

“滚蛋。”陆有良满腔的沉重被骆闻舟的脸皮弹回去了,一时间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冷酷无情地说,“为人民服务,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我本来可以靠才华吃饭,组织非得逼着我靠脸,” 骆闻舟为自己“红颜薄命”的命运沉痛地摇了摇头,随后在陆局打算大巴掌削他时主动转回了正题,“您是想跟我说当年顾前辈的事吗?”

“顾钊……顾钊。”陆有良把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念了几遍,继而仰面靠在车座椅背上,仿佛不知该从何说起似的犹豫片刻,“你师父是我师兄,比我高一届,在学校里也是个风云人物,他和你说过吗?”

“怎么没说过,”骆闻舟十分自在地接话,“老杨没事就吹牛,说什么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孩喜欢他,我说不可能,咱们燕公大压根就没有‘好多女孩’,被他打出了办公室。”

骆闻舟这个人,好似天生不知何为拘谨,无论是对长辈还是对上司,陆有良脸上闪过一点稍纵即逝的笑意:“我们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当年想调进市局太难了,既要年轻,又不能太年轻,得在基层锻炼够了,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我们一个个都削尖了脑袋拼成绩、拼资历。那年不知为什么,市局招人的名额特别多,顾钊、我、老张、老潘都是那年进来的——哦,老潘你可能不熟,他早就不在一线干了,现在在燕公大教书,这回的画册计划,他是学校那边的负责人,架子大得很,都不回来看看。”

骆闻舟升起车窗,从陆局的三言两语中,他好像翻开了那张摆在局长办公室的老照片。

“我跟顾钊是同班同学,老潘是从外地调回来的,老张比我们大一点,立了功,被市局点名要来的。那会儿刑侦队里高手和前辈很多,新来的年轻人都得打杂,我们四个刚来的时候,基本就是跑腿、记录、端茶倒水,人都管我们叫‘四大丫鬟’。”

骆闻舟:“……”

这活泼的警队文化。

“再加上一个老杨——老杨是我们的‘丫鬟总管’,那时候他也就刚从莲花山调回来没几个月。”陆局的眼角浮起隐约的笑纹,“我们五个人年纪差不多,又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参加工作的,整天混在一起,见缝插针地跟着前辈们学,一起跑腿、一起整理案卷卷宗……除了老杨早早‘背叛组织’以外,我们还都是大龄单身汉,有时候一个人值班,其他几个没事干,还带着盒饭跑过来‘陪值’。”

“老杨经历最丰富,胆大心细,业务水平最高;老张家里做生意的,手头最宽裕,出去吃饭都他主动买单,他人缘最好,是我们老大哥;老潘最不是东西,脾气最臭,跟我很不对付,我俩三天两头吵架,可是不记仇,吵完一会就好,过一会不定为什么又翻脸了。”

“顾钊年纪最小,当时我们都管他叫‘顾老五’,话不多,很会照顾人,明明自己也穷得叮当响,但只要别人有困难对他开口,他都仗义疏财。人还非常用功,笔记做得最勤,手里离不开书,毕业七八年,还在空闲时间自费回母校深造了一个在职研究生。”

随和、用功、有心、一照相就紧张……陆有良的话渐渐给顾钊的形象染上了颜色,肖海洋描述的夕阳下的“自行车侠”有了血肉,从内网上那个苍白而冰冷的简历中站了起来。

“后来一批前辈退居二线,老五后来居上地成了副队,我们也都很服气,因为确实是谁也没有他用功。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工作也好,玩也好,都觉得自己心里是很安静的,你看着他的眼睛,就觉得自己太浮躁了,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踏实下来。”陆有良顿了顿,“327案是顾钊接手副队之后,处理的第一个大案,曾经轰动一时,解决得也干净漂亮,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卢国盛跑了。”

“你可以想象,因为这个通缉犯一直在逃,327国道周围的老百姓们人心惶惶,一到天黑,那条路都没人敢走。为了抓他,全国通缉,赏金最后提到了十万——那可是十五年前,十万真不算什么小数目了,你知道那会冒着生命危险帮着穿针引线、钓毒贩子的线人,完事也就能拿个三五千,有时候经费还批得不及时。线人们听说这事都疯了,一度有人到卢国盛家的旧址附近蹲点,可是这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就跟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找不着。”

让公家额外拿出十万块钱悬赏,得负责人跑遍关系、磨破嘴皮,可对于魏展鸿、郑凯风之类的人,这又能算什么呢?掉地上都懒得弯腰捡。

可惜,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一年后卢国盛自己喝醉了酒,不慎落下一个指纹。”骆闻舟打破沉默,“陆局,这事当时是怎么个前因后果,能详细说说吗?”

“指纹是下面负责处理酒吧斗殴案的法医检查出来的,当时专案组已经解散了,得知卢国盛竟然还在本地,大伙都兴奋了,我们立刻调取酒吧监控,马不停蹄地走访目击者和线人。老杨小孩生病,情况不太好,正好请年假不在岗,这个事是顾钊负责的。”陆有良说,“那家酒吧经营不正规,监控基本是摆设,我们在附近蹲点蹲了一个多礼拜,顺手抓了俩贩售‘摇头丸’的小团伙,卢国盛的影子都没看见,只好撤了——当时我们猜,卢国盛意外被卷进斗殴事件,惊动了警察,之后应该是害怕了,这个人可能已经逃离燕城了。”

“那不一定,”骆闻舟说,“要跑他早跑了,327后一年多还在本地,肯定是燕城里有什么让他牵挂的东西,还敢去喝酒,说明他有固定收入来源和藏身地点,手头甚至可能比较宽裕——没去查查他曾经供职的运输公司吗?”

“你这推测跟顾钊说得一模一样,他要是还在世,你们俩估计有……”陆有良嘴角笑纹一闪而过,然而说到这里,又沉郁了下去,“我们查过运输公司,但是卢国盛和老板娘偷情的事很隐蔽,如果不是他自己交代,就连跟他一起杀人的亲哥都不知道。”

“那个威胁过他的司机呢?”

“跑了,我估计是听说了327案,知道警察没抓住卢国盛,怕被报复。”陆有良说,“当时我们不知道这里头还有事,没有细查。”

卢国盛的指纹好似惊起千层浪的那块石头,然而只是惊鸿一瞥,旋即失去了踪影,线索断了。

“我们把能想的招都想到了、试过了,可就好比是大海捞针,你单知道水里有,就是找不着。拖了很久,手头又不是没别的事,送到市局的案子哪个不重要?实在没辙,只好撤了。只有顾钊私下里一直没放弃,那段时间,我看他明显是手头很紧,问也不说,别人还当他是谈恋爱了……现在想来,可能是私下里补贴给线人了。”

骆闻舟没插嘴,知道他要说到关键地方。

“我记得那天是我第一次上老丈人家门,跟老头喝了点酒,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快十点了。有点醉,我自己一个人抄近路去坐公交车,路上突然接到老杨电话,说是出事了。我当时都没明白具体出了什么事,就好像冥冥中有什么感觉似的,激灵一下,酒瞬间就醒了。”

“我赶过去的时候,看见老杨正拎着一个人的领子,脖筋爆起老高,就跟要打人似的,旁边一帮兄弟死命拉着他——他手里拖着的那个人我们都认识,代号叫‘老煤渣’,是个职业线人,干这一行四五年了,在市局刑侦队里备过案的,配合过我们好多次行动,一起出生入死过,能算是半个自家兄弟。”

骆闻舟想了想,斟酌着措辞说:“罗浮宫大火,我听说有人逃出去了,指认顾钊是这场大火罪魁祸首的目击证人——就是这个‘老煤渣’吗?”

“是他。老煤渣被老杨一只手拎着,嚎得声俱泪下,说顾钊平时对他不错,他不能这么着,不能说。”陆有良轻声说,“我当时一听这话,再一看老杨的脸色,心都凉了。”

“后来仔细审了几遍,老煤渣终于承认了,说顾钊私下索贿已经不止一次,都是借着查案的名义。让跟他比较熟的几个线人拿着卢国盛的指纹模子,先盯住了一个目标,摸清环境,再把指纹按在人家店里,顾钊假装接到线报上门搜查。直接开单子,不交钱,就说这地方窝藏通缉犯,有指纹有‘证人’,让你生意也做不下去。”

“死无对证,一面之词,”骆闻舟说,“其他证据呢?”

“第一是法医的验尸结论,顾钊死前确实和罗浮宫的负责人发生过肢体冲突,种种细节和目击证人证词对得上。”

“第二,是我们在顾钊值班室的储物柜里找到了一打一样的指纹模子。”

“第三是人证,老煤渣一个人说的,老杨和我们都不信,但我们在火场现场的残骸里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笔记本,是顾钊平时贴身带着的那本,烧掉了大半,上面隐约能辨认出几个地名和人名,人名都是线人的代号,地名则应该是顾钊近期走访过的商户――我们把这些人全都给叫来问了话,只有一个商户老板可能是怕惹麻烦,一问三不知,不肯作证,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招了。”

骆闻舟心里一沉:“证人都是备过案的职业线人?”

线人有很多种,有为了赏金起哄的,有零零散散“打零工”的,有戴罪立功的,还有就是职业线人,这些人在警队里有备案资料,跟警方合作过不止一次,有时候几乎就像警察的卧底,信任度高,关系非常密切。

证据链不够无懈可击,可当事人已经死了,证人又都是这种……

“顾钊生前为人仗义,和线人关系好是出了名的。”陆有良说,“他们的供词,我们不得不慎重。最早出现卢国盛指纹的酒吧监控没拍到卢国盛,酒吧的工作人员对卢国盛没印象,却有一个调酒师指认了老煤渣,老煤渣后来承认,卢国盛的指纹是他伪造的——也就是说,这个失踪一年的通缉犯在燕城出现的事,完全是人为捏造、子虚乌有。”

仔细想想,一个在本地制造了轰动案件的通缉犯,能藏匿一年之久不被发现,还大喇喇地在外面喝酒,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充满疑虑。再加上顾钊对这事非同一般的工作热情和执着,与他独自行动、甚至藏藏掖掖的行为……骆闻舟感觉,单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他已经快被这个结论说服了。

“但是说他索贿,索贿的钱呢?存放地点在哪?用途是什么?”

“钱在他家里,现金,床底下搜出来的,总共有五十多万,数目跟证人说的大体对得上——他母亲得了癌症,老太太自己都不知道,诊断书在那堆钱下面压着,顾钊家境很普通,父母是农业户口,父亲没得早,家里人丁也不兴旺,母亲在他们镇上一个百货公司工作,工作是临时工,公司也不正规,早些年人都没有交保险的意识。一场大病下来,这些钱恐怕都还不够。”

动机明确、物证昭昭,铁打的证人言之凿凿。

别说顾钊死了,就算他还活着,也说不清楚。

“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现在宽松,网络也不发达,市局出了这么大的一桩丑闻,当事人又死了,所以领导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捂住不许再提,现在你去数据库里查,是查不到的……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真相来得太迟了。

骆闻舟沉默了好一会,忽然说:“陆局,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陆有良抬起眼,正对上骆闻舟从后视镜里折出来的目光。

“咱们破案率不是百分之百,总会有些案子是没结果的,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就得按着轻重缓急暂时搁下,但专案组撤了,案子还在,只要不违规、不跟其他工作冲突,相关负责人继续追查,一点问题也没有。”骆闻舟说,“顾钊当时为什么非得独自行动?”

即便他是不想给别的同事增加负担,选择单独调查,但一旦查出些进展或者有新想法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找同事配合——因为按规定,警察私下行动,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是不合规的,拿回来也是仅供参考,没有价值。

陆有良短暂地沉默了下去。

骆闻舟缓缓把车停在路边,车头对准了市局正门,公安标志上硕大的国徽折射着正午的日光。

“陆叔,”骆闻舟低声说,“这里就您和我,该说不该说的,不会流进第三个人的耳朵。”

陆有良垂下眼睛,终于几不可闻地出了声:“对,如果顾钊是冤枉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队伍不干净。”

车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陆有良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

陆有良:“意外发现卢国盛的指纹后,我们在原本的悬赏上又加了五万,公示后,几次三番接到举报电话,说是在某地见过类似的人。不管多快赶过去,都是一无所获——后来这也成为通缉犯一事不实的佐证之一。”

“备案线人的资料都是严格保密的,只有自己人知道他们的身份,”骆闻舟说,“毛贼不可能跑到公安局里偷鸡摸狗,如果顾钊是被陷害的,往他值班室的储物柜里放东西的也只能是自己人——顾钊当时疑心市局有内鬼,所以选择了私下调查,但他也知道规矩,最后查到罗浮宫的时候,为了取证严谨,他一定是在自己信任的人里选了一个作为搭档,而这个人要了他的命。”

陆有良好似瞬间老了十岁。

骆闻舟转头看向他:“陆叔,您还有别的事想告诉我吗?”

他有种感觉,陆有良一定有什么话就在嘴边,然而等了好半天,陆局终于还是避开了他的视线:“没了,我知道的就这些,我们这些老东西都是嫌疑人,这件事只能靠你们了。”

骆闻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开车进了市局院里,周到地把陆有良送到办公室楼下。

直到目送他重新把车开走,陆有良才轻轻地叹了口气,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大衣口袋——那里有一个已经没电了的微型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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