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学年刚一结束，波皮耶尔斯基的女儿——就是当年牵着一条大狗在园林里散步的那位小姐——立即就把她自己的孩子和她那些兄弟的孩子领到了太古。米霞早已给他们准备好了楼上的三个房间，而如果有必要，楼下的一个房间也可归他们使用。于是到了六月末，帕韦乌·博斯基所期望的旅馆便开始完全运转起来。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孙子辈都长得匀称、个头大、活泼好动且闹腾得厉害。与他们的祖父毫无相似之处。就像在许多优秀的家族里一样，他们中都是些男孩子，只有一个小姑娘。照料他们的是个阿姨，每年都是同一个人。阿姨的名字叫苏珊娜。
孩子们整天待在河上一个称为泄水闸的地方，方圆一带的年轻人都到那儿进黑河里游泳。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当年在河里建了这座闸门，用来调节流入池塘的水量。如今池塘已不复存在，但在夏天，内行地操纵闸门，便能造出一个河湾和一米高的瀑布。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多半不曾料到，他为自己的后代弄出了这么一个娱乐的去处。
孩子们回家吃午饭，米霞经常把午饭安排在园子里的栗树下边。午饭后，他们又回到河上去了。晚上苏珊娜招呼他们玩纸牌，玩“国家城市”，或是别的随便什么牌戏，只要他们不吵不闹就行。有时，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维泰克在山后为他们燃起一堆篝火。
每年圣约翰节的夜晚，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孙子们都进入森林，寻找蕨类植物的花① 。这种探险成为节日的一种固定仪式，而有一年的夏天，苏珊娜允许他们自己进入森林。地主的孙子们利用这个机会，瞒着所有的人，到耶什科特莱买了一瓶廉价的葡萄酒。他们拿了夹肉面包、几瓶柠檬汽水、甜食和手电筒。他们坐在屋前的长凳上等待天黑。他们嬉戏着，吵闹着，为藏匿的那瓶葡萄酒而兴高采烈。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孙子们进了森林之后才安静下来。并非他们到了森林里情绪不高，而是因为在黑暗里，森林显得既可怕又强大。他们壮着胆子想要走到沃德尼察去，然而黑暗妨碍了他们愿望的实现。沃德尼察是个闹鬼的地方。他们要去赤杨林。那里生长的蕨类植物最多。他们要在那里喝酒，抽大人禁止他们抽的香烟，就像太古的农民那样。
孩子们排成一排朝河的方向走去，手挽着手，步伐整齐。
天黑得那么厉害，伸出的手掌在黑暗中成了勉强能分辨开的忽隐忽现的斑点。跟包裹在黑暗中的世界相比，只有天空略显明亮——竹筛似的天空漏出的星光，给庄严的世界凿了好些个洞。
森林表现得犹如野兽，不许孩子们进入自己的领地。森林向他们头上抖落露水，派出猫头鹰吓唬他们，命令野兔猝不及防地从他们脚下蹿出来。
孩子们走进了赤杨林，摸索着进行野餐。香烟的火星闪烁。有生以来第一次就着瓶口喝下的葡萄酒给他们增添了勇气。然后，他们分散开来在蕨丛中奔跑，直到他们中有人在蕨丛里发现一个闪光的东西。不安的森林喧闹了起来。发现者召唤其余的人。他非常激动，兴奋不已。
“我大概找到啦！我大概找到啦！”他反复说。
在纠缠在一起的黑莓灌木丛中，在湿漉漉的蕨叶上，有个银色的东西在闪闪发光。孩子们用棍子分开那些硕大的叶片，借助手电筒射出的亮光，他们看到一个闪亮的罐头盒。大失所望的发现者用棍子挑起了它，远远地抛进灌木丛中。
地主的孙子们又坐了片刻，喝光了葡萄酒，然后就回到路上去了。
直到此时，空罐头盒才又神采焕发地散射出神奇的银色光芒。
麦穗儿总是在夏至这一天的夜里采集草药，她见到这离奇的景象，可她已经太老了，也就不想许什么愿，而且她清楚，蕨的花能闹出多少麻烦。于是她远远避开，绕道走了。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时间

“米霞，你干完活儿乐意跟我一起喝杯茶吗？”波皮耶尔斯基夫妇的女儿问，她的身段总像未出嫁时那个模样。
米霞从装满待洗餐具的盆子上伸直了腰，用围裙擦干了手。
“我不喝茶，但我很乐意喝杯咖啡。”
她们端着托盘来到苹果树下，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了下来。莉拉和玛娅一起洗完了那些不干净的餐具。
“你一定非常累，米霞。你每天要做出这么多份午餐，要洗这么多的餐具……为这等辛劳我们非常感激你。假如不是你们，我们真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要知道，这儿是我们的故乡。”
当年的地主小姐，很久很久以前曾带着一群大狗在牧场上奔跑的姑娘，这会儿伤心地发出一声浩叹。
“假如不是你们，我们只靠帕韦乌的薪金是无法过活的。出租房间是我对养家做出的贡献。”
“你可不能这么想，米霞。须知妇女在家里干活儿，生孩子，主持家务，对这些你自己了解得最清楚……”
“但这些不能挣钱养家，不能给家里带回钞票。”
几只黄蜂飞到桌上，轻柔地舔着蜜糖饼干上的巧克力糖衣。米霞对此并不在意，可波皮耶尔斯卡小姐却害怕黄蜂。
“我小的时候，一只黄蜂蜇了我的眼皮。我当时跟父亲在一起，母亲到克拉科夫去了……那可能是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的事。父亲惊慌失措，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冲我大叫大嚷，后来他用小汽车把我送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依稀记得，是送到小镇上的犹太人那儿去了……”
波皮耶尔斯卡小姐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而她的目光则在苹果树和椴树的树叶之间飘游。
“波皮耶尔斯基地主……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米霞说。
波皮耶尔斯卡小姐褐色的眼睛里泪光闪烁，宛如点点甘露。米霞猜到，这是她私人的、内在的时间流正在往回流，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么一种时间流，此刻过往的画面，在树叶之间的空隙里，像放映电影似的一幕幕出现在她眼帘。
波皮耶尔斯基夫妇当年去了克拉科夫，此后便一直受穷受苦，他们只好忍痛割爱，靠出售银器勉强度日。分布在全世界的波皮耶尔斯基庞大的家族亲戚们，为他们的族人提供了一点帮助，尽其所能地送给他们一点美元或黄金。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曾被指控与占领者合作，理由是他曾跟德国人做过木材生意。他蹲了几个月的监狱，但最后考虑到他患有心理障碍而把他释放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贿赂的精神病学家稍许夸大了他的病情——但并不算太过分——这对他得以被提前释放不无帮助。
出狱后的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在萨尔瓦多街狭窄的住宅里来回踱步，他从这面墙走到那面墙，固执地尝试着，在唯一的桌子上摆开自己的游戏。然而妻子以那样一种目光望着他，使他不得不把一切重新装进盒子里，并且重新开始他那没完没了的散步。
时间流逝，地主太太在自己的祷告中留下一点空间，用来对时间表示感激，感谢它在流逝，在运动，从而也为人的生活中带来变化。家族，波皮耶尔斯基的整个家族，重新逐渐集聚起力量，在克拉科夫做起小买卖。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根据家族的不成文协议被分配来监督皮鞋生产，具体地说，是生产鞋底。他监督一个小工厂的工作，工厂里有台从西方引进的液压机，机器会吐出塑料的凉鞋底。开头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并不太想干这份工作，但后来整个事业吸引了他，就像一个地主常有的那样——把他完全卷了进去。令他入迷的是，能为无定形、不确定的物质赋予不同的形状。他甚至开始满怀热情地进行各种实验。他制成了一种完全透明的糊状物，然后赋予它各种颜色和色调。后来，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女鞋流行趋势上，他聪明地感受到了时代精神——他生产的有着闪闪发光的鞋帮和高统的塑料底的哥萨克皮靴卖得就像流水一般。
“父亲甚至建了一个小实验室。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只要着手做某件事，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赋予这件事某种绝对意义。在这一方面，他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看他那股办事的劲头，似乎他的鞋底和哥萨克皮靴具有救世之功。他喜欢上各种试管，蒸馏器，总是在熬制什么，总是在给什么东西加热。
“最后，由于自己的这些化学实验，他终于得了皮肤病。或许是由于烫伤，或许是由于放射性物质作祟。总而言之，他的模样看起来可怕至极。他身上的皮肤大块大块地脱落。医生们说，这是一种皮肤癌。我们把他送到住在法国的亲戚那里，找最好的医生诊治。但皮肤癌无药可治，这里没有，那里同样没有。至少在当时是一种绝症。最奇怪的是，他对待这种——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致命疾病的态度。‘我在蜕皮。’他说，看上去他对自己非常满意，简直是自豪。”
“他是个怪人。”米霞说。
“可他不是疯子。”波皮耶尔斯卡小姐赶紧补充说，“他总是心神不定。我想，是由于这场战争和迁出府邸时受到的冲击惊吓到了他。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死了。他去世前始终神志清醒，泰然自若。那时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以为是由于疼痛使他精神失常。你知道，他非常痛苦。最后癌细胞扩散到全身，而他却像个孩子一样，一再说他只是在蜕皮。”
米霞叹了口气，喝完了最后一滴咖啡。玻璃杯底沉积了一层古铜色的咖啡渣，太阳的反光在上面搜寻着什么。
“他吩咐将那个古怪的盒子跟他一起埋进坟墓，可在操办丧事的忙乱中，我们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为此一直受到可怕的良心谴责，内疚我们没有实现他的遗愿。丧事过后，我跟妈妈一起去看了看那只盒子。你可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那是一块旧亚麻布，一个木头做的色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棋子：有动物的，人的，各种物品的，就像一些儿童玩具。我们还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小书，上面写的全是些无法理解的胡言乱语。我跟妈妈一起把那些东西全倒在桌子上。我们无法相信，那些小小的玩具对于他，竟是如此珍贵！至今我还记得那些玩意儿，好像是昨天才见到的那样：小小的黄铜塑像，有男人和女人、动物、小树木、小房子、小府第、各种微型物品，啊，比方说，只有小指甲大小的小书，带把手的小咖啡磨，红色的邮政信箱，带有水桶的扁担——一切都做得非常精致……”
“你们是怎么处置那些东西的？”米霞问。
“起先，所有的东西都搁在我们放相册的抽屉里。后来孩子们拿出来玩耍。肯定还在家里的什么地方。或许是在积木堆里？我不知道，得问问……我一直感到内疚，没有把这个盒子给父亲放进棺材里。”
波皮耶尔斯卡小姐咬紧嘴唇，她的眼中又是泪光闪烁。
“我理解他。”过了片刻米霞开口说，“当年我也有过自己的抽屉，那里放着所有最重要的东西。”
“可你那时是个孩子。而他却是个成年男子。”
“我们有伊齐多尔……”
“或许每个正常的家庭都必须有这么一个正常状态的安全阀，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能承受所有的疯狂行为，就像我们所承受的这些。”
“伊齐多尔并不是他看上去的这种样子。”米霞说。
“哎呀，我讲这话并无恶意……我父亲也不是个疯子。难道他会是个疯子吗？”
米霞迅速摇头否认。
“我最担心的是，米霞，他的怪癖可能会遗传后代，或许会让我的孩子们中的某一个恰巧给碰上。而我关心他们。他们都在学习英语，我想把他们送到法国的亲戚那儿去，让他们看看世界。我希望他们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到西方的某个大学学习信息学、经济学，学习某种具体的有点前途的专业知识。他们都会游泳，会打网球，都对艺术和文学感兴趣……你自己不妨瞧瞧，他们都是些健康的正常的孩子。”
米霞顺着波皮耶尔斯卡小姐的目光望去，看到地主的孙子们正好从河上回来。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浴衣，手里都拿着潜水用具。这会儿正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地拥进栅栏的小门。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波皮耶尔斯卡小姐说，“如今的世界已不同于昔日。变得更好，更广阔，更光明了。现在有预防各种疾病的疫苗，没有战争，人活得更长久……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米霞看了看残留着咖啡渣的玻璃杯，摇了摇头。

游戏的时间

在“第七世界”里，第一批人类的众多后代漂泊人间，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后来终于来到了一个美得出奇的谷地。“让我们继续干下去，”他们说，“让我们给自己建一座城市和一座直插云霄的通天塔，让我们成为一个民族，而且让上帝也不能将我们驱散。”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建设，他们搬运石头，用焦油取代砂浆。就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诞生了，城市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塔，高得从塔尖可以看到“第八世界”以外的东西。有时，当天空晴朗的时候，那些在最高处工作的人们，为了不让阳光照得他们目眩，他们手遮着眼睛，于是他们看到了上帝的脚掌，以及吞噬时间的巨蟒那巨大躯体的轮廓。
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试图用木棍伸到更高的地方。
上帝不时朝他们瞥上一眼，忧心忡忡地想道：“只要他们仍然是同样的人民，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将来他们就能做到他们脑子想到的一切事情……不行，我得下去把他们的语言搞乱，我得让他们自我封闭起来，使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这样，他们彼此就会反目成仇，而我便会太平无事。”上帝也就这样做了。
人们分散到世界的四面八方，彼此成了仇敌。但他们的记忆仍留下了他们见过的事情，永不磨灭。谁只要见过世界的边界一次，他就会锥心地感受到自己遭受的禁锢。

帕普加娃的时间

斯塔霞·帕普加娃每个礼拜一都去塔舒夫赶集。每到礼拜一，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拥挤，以至于常常绕过森林里的车站，不在那儿停车。于是斯塔霞只好站在路边搭顺风车。起先是美人鱼牌和华沙牌的轿车，然后是大、小菲亚特牌的汽车。她笨手笨脚地爬进轿车里，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同司机攀谈：
“先生可认识帕韦乌·博斯基？”
偶尔会遇上个把司机回答说：认识。
“他是我的兄弟。是位督察员。”
司机每每朝她转过脑袋，满腹狐疑地望着她。于是她又说了一遍：
“我是帕韦乌·博斯基的姐姐。”
司机不大相信。
斯塔霞老来发胖了，也变矮了。她那本来就引人注目的大鼻子变得更大，而眼睛却失去了光彩。她的一双脚总是肿胀的，所以只能穿双男人的便鞋。她那一口漂亮的牙齿也只剩下两颗了。时间对斯塔霞·帕普加娃是无情的，难怪司机不肯相信她是帕韦乌·博斯基的姐姐。
不久前，就在一个热闹的、赶集的礼拜一里，一辆小汽车撞倒了她。她从此失去了听力。在她头脑里，有一种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将世上的声响都淹没了。有时在这一片嗡嗡声中，也出现某种声音，断断续续的音乐，可是斯塔霞分不清它们来自何方——不知是来自外部，还是源于她自身。她一边挂着袜子，或是没完没了地修修改改米霞穿剩的衣物，一边凝神谛听这种声音。
晚上她总喜欢去博斯基夫妇家。尤其是夏天，他们那里很热闹。楼上住着避暑的人们。这些人的孩子和孙子统统来了。他们在果园里，在栗树下边，摆上桌子，喝着酒。帕韦乌从琴盒里拿出小提琴，他的孩子们也立即拿起各自的乐器：安泰克是键盘式手风琴，阿德尔卡在离开之前拉的小提琴，维泰克是低音提琴，莉拉和玛娅是吉他和长笛。帕韦乌用小提琴的弓子打了个信号，所有的演奏者便全都有节奏地活动起手指头，用脚点着地打起拍子。他们总是从《满洲里的山丘》开始。斯塔霞总是根据他们脸上的表情辨认出所演奏的音乐。在演奏《满洲里的山丘》时，米哈乌·涅别斯基会在孩子们的面部表情上显现片刻。“这可能吗？”斯塔霞寻思，“死去的人总能活在自己孙辈们的形象里？”将来她也能活在雅内克的孩子们的脸庞上吗？
斯塔霞思念儿子，他中学毕业后便留在了西里西亚。他很少回家，他像他自己的父亲那样，让斯塔霞在等待中望眼欲穿。初夏，她便给儿子准备好了房间，但他不肯多待一会儿，不肯像帕韦乌的孩子们那样，在家里度过整个暑假。他住了几天就走了，临走时，忘记带走母亲给他做的一整年的果汁。但钱他倒没忘记拿，那是母亲靠卖酒挣来的。
她把他送到凯尔采公路旁的车站。在十字路口躺着一块石头。斯塔霞把石头搬开，请求他说：
“把手放在这儿，留个手印。好让我有点你留下的纪念。”
雅内克不安地环顾四周，然后总算同意让手掌的形状在石头下面的岔道泥土上保留一年。再往后，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从他那儿寄来的信，总是以同一种方式开头：“我在这封信里首先向你禀告，我很健康，也祝妈妈身体健康。”
他的祝愿没有发生效力。多半是他在写信的时候，心里在想别的事情。某个冬日，斯塔霞突然病倒了。在急救车艰难穿过茫茫大雪驶来之前，她已一命呜呼。
雅内克回来晚了，他赶到墓地时，正好碰上人们在往墓穴填土，送葬的人都已散得差不多了。他走进母亲的屋子里，久久察看母亲的遗物。所有那些装满果汁的玻璃瓶、印花布帘、用钩针编织的披肩，用他在节日和命名日寄来的明信片做的小盒子，恐怕对于他全都没有什么价值。外公博斯基留下的家具全都是用斧子砍出来的，粗糙、笨重，与他拥有的光滑漂亮的家具完全不配套。那些瓷茶杯不是缺了边，就是断了耳。雪从门的缝隙里挤进加盖的厢房。雅内克锁上了房门，把锁匙送给舅舅。
“我不要这幢房子，也不要出自太古的任何东西。”他对帕韦乌说。
他沿着官道向车站走去。走到躺着那块大石头的地方，他停住了脚步。犹豫了片刻之后，他做了年年都要做的那件事。这一次，他把手掌深深压进冰凉的、冻得半硬的土地里，在那儿停留了许久许久，直到他的手指冻得发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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